在有关民族主义林林总总的学说中，我们不妨暂取英国已故著名社会学家盖尔纳（Ernest Gellner）的平实的描述性定义，视之为一种“文化和政体合一”（the convergence of culture and polity）的观念、诉求和历史运动。这一过程起源于近代欧洲，随资本主义生产、市场、专业化分工、社会流动和社会组织、个人自由、印刷文化和大众媒体的兴起而产生。尽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它所带来的现代性的种种属性本身超越地域和文化的“特殊性”，但一种普遍的历史力量要成为具体生活现实，却要落实于活生生的人群，从而不得不寻找并最终落座于长期形成的语言，习俗、共同记忆、集体经验和集体心理等等“文化”范畴。从经济决定论的角度看，民族国家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和市场的基本单位，其作用是在这个单位内部（作为国内市场，国内劳动力资源总体，等等）清扫传统农业社会的地方主义（关税壁垒，货币和度量衡的不统一，诸侯割据、军阀混战，等等）；对外则以国家手段，保护本国工商业，通过贸易、战争、文化、宣传等手段向外海外拓展发展空间，同其他资本主民族国家竞争。这种作为“客观社会存在”的民族主义必定伴随着为其辩护的、作为“社会意识存在”的民族主义。后者往往将民族国家的人为体制本体化、神话化，强调种族、文化等方面的优越性和纯粹性，强调国家意志和个人对集体意志的服从。现实需要神话，神话加强了现实，最后两者难解难分，这就是现代民族主义的历史。这部历史充满了血与火，更有法西斯主义的黑暗时刻。但另一方面，又不能不看到，整个世界近代史，也就是一系列伟大的民族国家生长、发育、和成熟的历史。
在一封流传颇广的学术通信中，甘阳曾明确地说他把他自己的基本问题意识 称为“全球西方化时代的中国文明主体性危机”，而其中核心问题之一则是“中 国学术主体性的危机”。他同时以欧洲文化人克里斯泰娃（ Julia Kristeva）的《欧洲主体的危机》（Crisis of European Subject）等著作为例指出，现在的欧洲人同样非常自觉地具有这种危机意识。他们的问题是在全球化时代怎么做欧洲人，在后现代条件下如何言称“欧传统洲”，谈论“欧 洲” 是否还有任何意义，等等。我深信，甘阳之所以常常能鲜明有力地重新廓定中国知识界讨论的议题、思路和走向，或许正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更自觉地把自己置于现代中国人的“历史挫折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