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大家都在说办好学校教师是关键,这好比说优秀的工人是办好企业的关键。仔细想想,比第一线的工人——教师更重要的“关键”因素恐怕还不止一个。历任的北大领导似乎都胜任,又多数不令人满意,因此,在“谁有资格上讲台”问题的上面,还有一个“谁有资格充祭酒”的问题。不然,为何“我们都希望再出个蔡元培”?(北大新闻网 pkunews.pku.edu.cn/newsshow.php?id=15610) 此外,为什么同级、同班毕业,跑到国外大学的纷纷拿诺贝尔奖,留在国内的则默默无闻而终?为什么许多文、史、哲大师,前半生名震天下,后半生基本无成就,等到改革开放,其人也年老体衰,只能徒唤奈何?这里有高校体制的外部环境问题,也有高校体制和管理本身的问题,“善治”与“恶治”(good or bad governance)的问题。教育部和学校内的现有管理机构虽迭经“机构改革”,仍然叠床架屋,占用了大量资源不说,还无端生出许多事,并且政出多门,这“工程”那“建设”,申报立项,中期和期终检查验收,评奖,数不清的会议、报表,竞相让院系所行政和教员围着它们转。为什么不能分清主管部委和学校自身的职与能,让高教事务也能“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