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廷帝国存在的一千余年中，其疆域从来没有扩及到中亚。请问，中亚在哪里？这几句话可能是任教授根据苏联某书的材料（如《苏联百科词典》）翻译和引伸的，但他却译错了。如该“词典”写道：“Завоевания 7 – сер. 9 вв. Арабов,
славян, лангобардов свели ее
территорию в основном к части
Балканского полуострова и Малой Азии ...” [试译为：“7世纪—9世纪中叶，阿拉伯人、斯拉夫人、伦巴第人的夺占（土地）使得拜占廷的领土基本上只限于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的部分地区”]
我们在《文选》（古俄语版）的“介绍”中读到：《文选》选录了“拜占廷教父著作的片断”（“отрывки из сочинений византийских
отцов церкви”） 。例如早期基督教神学家、希腊教父哲学家、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约翰·克里索斯托（John Chrysostom，约350—407年；在斯拉夫—俄罗斯文献中他以“金口约翰”——“Иоанн Златоуст”闻名，东正教有他的“纪念日”）的文章片断。《文选》中录入的是“拜占廷教父哲学”的文章片断，但任光宣先生却说“录入拜占廷的经院哲学文章。”这究竟是根据什么材料和哲学历史事实？
（1）所谓“库兹马·英基科普洛夫的《基督教测地学》”——俄译名是“Христианская топография Козмы Индикоплова”，它的英译名是The Christian Topography of Cosmas Indicopleutes。有人译为“科斯马斯的《基督教国家风土记》”。它是公元6世纪拜占廷航海商人科斯马斯所著，其中记述自己在红海、印度洋各地游历经商时的所见所闻，作者据此证明大地是扁平的。俄语古文献中还为此著作配有插图：“Изображение небесных светил из
Христианской топографии”——“《基督教国家风土记》中的各天体图”。英语词Topography和俄语词топография均来自希腊语，原意为“地区描绘”。在双语词典中汉语译解大同小异：英语的译为“1、风土记；地志；2、地形学，地形测量”等；俄语的译为“地形测量学，测地学；地形”。但无论如何，这部作品不是罗斯的科学著作。
任光宣教授大言不惭地声称：“我倒是要提醒一句，我在自己的专著里任何地方也没有把历史人物‘传记’……都将之看作‘使徒传’作品” 。为了让读者了解什么是“文过饰非”，什么叫“赖账”，同时也为了让任某重温一下自己所写的内容，兹摘抄若干如下：“在基辅罗斯时期最著名的使徒传作品是《鲍利斯和格列勃的传记》和《费奥多西·别切尔斯基传》”（第57页）；但任又写成《鲍利斯和格列勃使徒传》（第10页），《费奥多西·别切尔斯基使徒传》（第63页）；“在13—15世纪还有一些其他的使徒传作品，如……《俄国沙皇德米特里·顿斯科依大公生死传》”（第70页。任的乱译——莫名其妙的“生死传”——原文是“……的生平和临终情形”）；“大司祭阿瓦库姆的《使徒传》”（第76页等）；“修士叶比法尼写的自传体《使徒传》”（第80页）；“捷克的《柳德米拉和维亚切斯拉夫使徒传》”（第10页。笔者注：古罗斯译有捷克的《圣柳德米拉、圣瓦茨拉夫传说》）；“拜占廷使徒传（如《大安托尼使徒行传》、《阿列克塞使徒传》）（第54页——这两部作品本文下面将再分析）等等。任在其《俄罗斯艺术史》 中同样把“житие”译成“使徒传”，把“житийный”译成“使徒的”、“使徒传人物的”等。如他写道：“莫斯科的圣像画《鲍利斯和格列勃与使徒传》”（第35页。此画的俄语名是《Борис и Глеб с житием》，任把“с житием”译成“与使徒传”，完全是乱译。这幅画在俄语中亦称“Житийная икона《Борис и Глеб》”，译为“有圣徙生平主要场面的圣像画《鲍利斯和格列勃》”）。再如他写道：“……《先知伊里亚》（13世纪末……）大概是罗斯圣像画中最早具有使徒印记的作品”（第35页）。
什么叫“使徒印记”？原来任是从俄语词组“житийные клейма”翻译过来的。由于他不懂这词组的意思，所以只能把“житийные”译成“使徒的”，而把“клейма”按词典中词的“首义”解释成“印记”。其实这种“画”（画旧约“先知”的）与新约的“使徒”毫不相关）。“клейма”是“клеймо”的复数，表示“印记”、“印痕”的意义。古罗斯的这种圣像画绘制在木板上，在“中心圣像画”的上下左右四周“刻成”或“烙成”一个个方格（квадратные клемма，约16—20个），每个方格内绘有圣者生平的主要场面。在此，我倒要向任光宣教授提醒一句：阁下不仅在所谓的“专著”《俄国文学与宗教》中乱用“使徒”、“使徒传”等名称，而且在所谓“佳作”《俄罗斯艺术史》中也乱用“使徒”、“使徒传”等名称。这一切能否认吗？
任光宣教授在“使徒传作品”一节重点介绍了历史人物、17世纪俄国教会***派首领之一的大司祭阿瓦库姆及其在狱中写的“Житие”——俄语古文献称“Житие, им самим написанное”（“他自己写的生平”），即“自传”（可译为《我的生平》）。后来被外来词“автобиография”（自传）代替。但任在第77—88页上每页都写成“阿瓦库姆的《使徒传》”。请问自称懂得古代俄国文学和东正教的任教授：被沙皇政府处决的大司祭阿瓦库姆何时被何人“封圣”了？或者死后“平反昭雪”追谥 “为圣”了？他何受何人之“遣”去何地传播福音了？
罗马帝国的京城于公元330年由罗马东迁至拜占廷城之后最早出现的两位史学家，同时也是传记作者，是（凯撒里亚的）尤西比乌斯（Eusebius of Caesarea，260—330/340年），其代表作是《君士坦丁大帝传》；另一位是（亚历山大里亚的）阿纳斯塔修斯（英译名Anastasios，4世纪，俄译名为“Афанасий Александрийский”），其代表作是《安东尼传》（英译名是antony the Great，俄译名是Житие Антония Великого）。严格说，这两种“传记”不能称为“拜占廷的”传记文学，它们只是作者开创了拜占廷传记文学的写作方式和创作风格的先河。
古罗斯传记文学深受拜占廷文学的影响。古罗斯传记文学作品大多数为“翻译的传记文学”作品（“переводная житий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主要译自拜占廷希腊语，其次译自罗马拉丁语或其他语言。19世纪古代罗斯文学研究的奠基者之一、著名的圣彼得堡大学校长И·И·斯列兹涅夫斯基编纂的《古代俄语词典材料》（三卷本）第一卷的“文献索引”中列出了89部《传记》、《传略》、《生平故事》等 。在此我们仅略举一二。如《金口约翰传》（Житие Иоанна Златоуста）、《阿索斯山修道院圣彼得传》（Житие св. Петра Афонского）、《摩拉维亚总主教美多迪传》（Житие Мефодия, архиепископа Моравского）、《圣西米昂传》（Житие св. Симеона，译自捷克语Zivot sv. Symeona）、《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传》（Житие Александра Македонского）等等。以上五部“传”（“传记”，俄语为“житие”）中哪部可以译成“使徒传”？他们中有谁可称之为“使徒”？
这部作品的俄语译名通常写成Житие Алексея человека божия——任光宣教授只译了这名称的前一半“Житие Алексея”——《阿列克塞使徒传》（再次把“житие”译为“使徒传” ）。为什么任某不把“человека божия”译出？是不懂而不敢下笔？但他在另一本书上，却把一幅古罗斯圣像画的画名（此画也是绘阿列克塞像的）：《人神阿列克塞》（Алексей человек божий）中的俄语词译成“人神”，从而与“человек-бог”混淆一起。“Человек божий”应译为“神的（或上帝的）仆人”。古俄语中，“человек”（人）有“仆人”（слуга），奴仆（раб）意义（如“раб божий”）。自称懂得基督教-东正教的任先生是否知道按基督教教义教规，什么“人”才能称为“人神”或者“神人”？
俄国东正教教历（“Православный календарь”）上都有纪念圣安东尼和圣阿列克塞的节日。例如每年3月30日纪念“神的仆人阿列克塞”。1998年3月30日俄国“正教教历”上写道：“圣阿列克塞生活的榜样告诉我们：如果你富有，那就成为扶危济困的善人；如果你高尚，那就利用你崇高的地位去庇护和帮助弱者和受欺压的人。这样，你就将成为神的仆人”（最后一句的俄语原文是：“... будешь Человеком Божим”）。
前面已指出，不能认为佛提乌是什么经院哲学家。但任光宣教授连普通的俄语“时间表示法”也不懂，以致把“90-е гг. 9 в.”（9世纪90年代）译成990？（尽管后面用了个“？”代替“年”字）。作为北大的俄语系教授，犯这类幼稚的语法翻译错误，恐怕是极不应该的。可惜任竟然连起码的逻辑都不顾，怎么也不想想：此人生于810或820年，死于990（？）年，这岂不是说，他活了170－180岁！？世上有这样的老“寿星”吗？
任光宣教授把““90-е гг. 9 в.”译成“990”是典型的乱译。此外，既然这个牧首生于“约810年或820年”，这就是说，他生于“9世纪初”或“9世纪初一、二十年”。但任却写道：“早在公元9世纪初，……佛提乌就把古希腊罗马文化介绍到罗斯”——这是任的又一胡说。试想，一个（在“９世纪初”）刚出世（甚至可能尚未出世）的襁褓婴儿怎么可能“把古希腊罗马文化介绍到罗斯”？世上有这样的“神童”吗？
五、评所谓“几百年的古希腊拜占廷的演就词”
任先生用了几页篇幅来谈古罗斯11世纪上半期由神职人员伊拉里昂（Иларион）创作的《法与神赐说》（Слово о законе и благодати，又译为《法律与神恩讲话》或《论律法与神恩》等）。任光宣说“这是一部优美的宗教赞歌”（第53页）。但也有学者认为这作品是一篇“政治宗教论文”（“Политчески-религиозный трактат”）。任先生写道：这篇作品是“以拜占廷为榜样，……符合拜占廷演讲文的种种要求”，“完全是拜占廷式的宗教演说文的固定程式”（第53页）等。任教授又在这里“买空卖空”，因为没有列出一部“拜占廷演讲文”作为范例，以便读者了解其“种种要求”和所谓“固定程式”；同时也没有从这篇作品中列出几段文学来表现其“符合拜占廷演讲文的种种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