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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搁置历史”还是“出卖历史”？——从“对日新思维”看中国的国民性和外交哲学 [打印本页]

作者: dulidiyijun 时间: 2009-9-14 17:35
标题: “搁置历史”还是“出卖历史”？——从“对日新思维”看中国的国民性和外交哲学
“那些正在为伸张正义而孤军奋战的战争罪行幸存者及其支持者们，本来就是以微弱的民间自发力量去对抗日方由政府、法院、资本财团和右翼势力联合组成的庞然大物在进行一场实力悬殊的殊死搏斗，不料却被这些唱着“搁置历史、着眼未来”高调的本国“战略家”们在背后捅了一刀，这就使有正义感的人更觉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他们呐喊助威。所以我决定不再沉默。”

“我呼吁一切曾经身受日本暴行残害的中国人和他们的亲属后人，用你们力所能及的方式说出你们的痛苦绝望；我呼吁一切良知尚存的史学工作者、文学工作者和艺术工作者用你们各自擅长的方式，再现那兽性吞噬人性的悲剧；我呼吁一切有民族认同感的教育工作者，告诉你的学生们为什么日本的认罪问题还没解决、为什么历史问题不能“搁置”；我还呼吁一切有正义感的法律工作者都以王选、苏向祥为榜样，不畏艰难地为受害同胞讨回公道。三千五百万中国人不能白死，我们决不能忘记，要让全世界都知道！”

                                       　　一

去年年底，马立诚在《战略与管理》上著文提出“对日关系新思维”，主张“日本道歉问题已经解决”，“对日本不必过于苛刻”，“对于日本要成为政治和军事大国的诉求,…我们也不必大惊小怪。”[1]今年四月，时殷弘也在同一刊物上提出对日“外交革命”的所谓“迂回战略”，主张中国为改善中日关系单方面、无条件地对日方做出五条让步，即搁置历史问题争端，帮助日本增加对华出口及投资，对日本军事力量扩充采取“足够大度”的政策，支持日本以大国地位参与东亚安全、政治、经济事务，以及积极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2]这两则“石破天惊”的言论一时激起舆论的强烈反应，引发了一场关于中日关系和中国对外战略的大辩论。

对这场讨论，我本来无意介入，因为第一，事实和道理是明摆着的，而且已经被不少作者说得很透彻了，没有赘述的必要。第二，马立诚一不懂日本、二不懂国际，忽然到日本走马观花了一圈回来就信口开河、天方夜谭一番，同这样的对手辩论无异于对牛弹琴、白费工夫；时殷弘虽为学者，但其宏论中也充斥着国际政治里的常识性错误（例如想让自助的国际体系中的两个国家“避免安全两难”，就如同想让地球上的物体避免重力作用一样异想天开），难以与之进行专业水准的对话。后来才发现，有这种想法的不止我一个。据《南方周末》记者苏亚菲今年6月的报道，“对目前掀起的‘对日新思维’思潮，绝大部分接受采访的日本问题专家”都认为“是一厢情愿，是既不知己，也不知彼的表现”；而且“人民网日本版主编唐晖…原想请一些日本研究方面的学者来就此进行探讨，但找了不少学者，都不愿意出面讨论此事。有学者甚至直言不讳地表示：时文不值一驳，因而不想就此卷入争端中。”[3]

然而这些天有两件事使我改变初衷。一是北京一份权威的国际问题报刊的编辑在发给包括我在内的一批作者的电邮中号召大家“多多参与”有关中日关系的讨论，这本是好事，可是他给出的理由却是因为“目前民众中对中日关系问题仍有不少非理性的情绪和态度”（需要消除）。现在且不说他所指的民众情绪和态度是否真是“非理性”，作为版面编辑和论坛主持出面下此结论似乎对这派意见有失公平。本来，在一个开放竞争的环境中，一家报纸代表的只是一家之言，所以编辑或报纸有自己的倾向性也无可厚非。但在当前国内的环境中，官方/主流媒体享有国家控制造成的垄断优势，这时媒体的倾向性就成问题了。因为第一，官方/主流媒体享有与国家/政府相联系的权威，这对相当一部分公众还是很有影响力的；第二，官方/主流媒体享有独占的发言权。这样一来，对其他不同意见来说就没有公平竞争可言了。事实上，现在亲日言论可以在官方/主流媒体上大行其道而反对意见只能在境外媒体或互联网上发布一事本身就是国内官方/主流媒体这种偏见的体现和后果。这件事提醒了我，让我意识到在我们的官方/主流媒体上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所发表的几乎都是一面倒的观点，为对公众负责起见应该让他们听到不同声音，以正视听。在此我愿呼吁我们的国际问题特别是日本问题专家积极参与讨论，不要因洁身自好而置身事外，否则容易给公众和决策者造成没有不同意见的假象。否则，套用一句老话，舆论的阵地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不去占领，它们的对立面就会去占领。

触动我的另一件事是上周起凤凰卫视播放了一部名为“万家诉讼”的系列记录片，再现了当年侵华日军骇人听闻的暴行和中国平民横遭屠杀、虐待、强奸、苦役的惨状以及他们的正义和权利至今一直未能得到伸张的困境。血淋淋的事实重新激起我对已遇难和尚幸存的同胞以及对我们整个民族（自外者除外）的强烈责任感。特别是那些正在为伸张正义而孤军奋战的战争罪行幸存者及其支持者们，本来就是以微弱的民间自发力量去对抗日方由政府、法院、资本财团和右翼势力联合组成的庞然大物在进行一场实力悬殊的殊死搏斗，不料却被这些唱着“搁置历史、着眼未来”高调的本国“战略家”们在背后捅了一刀，这就使有正义感的人更觉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他们呐喊助威。所以我决定不再沉默。

                                          二

前面说过，“对日新思维”的荒谬，网上已有不少犀利、深刻的批判（包括最近一段时期一些日本问题专家也开始发言），没有重复的必要。在这里我只想把我见到的精辟言论作一简单综述，一来可以为没有时间广作涉猎的读者提供集中的资讯，二来也是作为研究常规的必备成分即文献回顾，以便确定进一步研究的新起点。

不管立场如何，争论各方对中日关系发展受阻的症结在于历史问题（既日本对战争罪责的认罪、道歉和赔偿）这一点均无异议。分歧在于，“对日新思维”论认为“道歉问题已经解决”，历史问题应当搁置，中日关系的障碍在于中国民间对日本“过于苛刻”；而反对者却列举了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日本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从未干脆、彻底地承认过去的战争罪行，也从未真诚、无保留地对中国人民道歉、忏悔，更谈不上对受害者给予赔偿，所以责任毫无疑问地在日本方面。日本问题专家冯昭奎说：“我不同意马立诚所说的，历史问题已经解决，也不同意时殷弘所说的，先把历史问题撇在一边，…我认为，首先历史问题并没有解决，其次，历史问题也不可能撇在一边不提。”[4]人民网特约评论员林治波指出，“这个问题的要害，不是中国方面没完没了地提出谢罪的要求，而是日本方面有人没完没了地闹翻案，不断挑衅、刺激和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道歉和谢罪问题没有解决，这不是形式问题，而是实质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不取决于中国，而取决于日本。”“解铃还需系铃人。在改善中日关系方面，日本要做的事情比中国更多，因为许多阻碍中日关系的症结不在中方，而在日方。”[5]

“对日新思维”无视日本方面歪曲历史、逃避罪责的恶劣行经，却把恶化中日关系的罪名推到中国人民和所谓“极端民族主义”头上这种倒打一耙、为虎作伥的作法，激起许多作者的愤慨和抗议。据苏亚菲报道，日本问题专家金熙德认为“‘对日新思维’完全忽视了中国对日政策不能脱离中国国民感情这一重大前提。‘好像日本的国民感情应当尊重，中国的国民感情就可以靠政府强行压住似的。’实际上近年来中国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克制态度，是包括日本有识之士在内的世人有目共睹的”。[6]林治波也针锋相对地指出，“中国并不存在什么极端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狂热。”“在当今这个并不太平的世界上，在超级大国大搞霸权主义的世界上，我们的民族精神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不是太强，而是太弱，不应受到批判和遏制，而应大力提倡和加以培育。”他还一针见血地揭示，“如今一些人，自奉为优越、文雅、高人一等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在他们的眼中，民族主义犹如洪水猛兽，一有机会就口诛笔伐，恨不能铲干除净。他们忘记了自己的民族和国籍，忘记了自己应有的立场”。[7]

“对日新思维”出笼后，在数以千计的中文互联网论坛上立即成了过街老鼠，招来一片喊打声浪，“而一些在日本工作和学习多年的中国人在谈起马文和时文时，则是一脸的鄙夷不屑”。[8]在日本学习和工作长达8年、曾在日本靖国神社抗议日本政要一再参拜战犯的冯锦华说，“马和时根本就不了解日本，他们没有资格谈论日本。”[9]“对日新思维”论者及其同类当然可以把所有这些反对意见一概归于“极端民族主义”甚至贴上“愤青”、“爱国贼”等恶毒标签置之不理，那么就让我们来听听那些精通日本、深思熟虑的专家们是如何评价的吧。据刘小彪介绍，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蒋立峰“转述中国日本学界一位元老、与一些日本政界显达私交颇深的老‘日本通’的话说，马文和时文‘没有历史根据，没有看到事物的本质，从中反映出他们对日本缺乏认识，只会信口开河，让人感到莫名其妙’”。蒋本人也评论说，“如果不具备准确认识日本这一前提条件，就难免得出偏颇的结论。”[10]

与多数中国人的反应绝然相反的是，“自马立诚、时殷弘发表了有关‘对日新思维’方面的文章后，日本方面如获至宝，认为这种思维战略和他们的历史观相吻合，是发展符合日本人利益的新机会，于是利用舆论，极力引述两篇文章的言论，宣扬‘对日新思维’”。[11]时殷弘也因此受日本外务省力邀，于5月到日本进行短期访问。[12]日本人为什么要如此青睐“对日新思维”呢？研究中日关系的新加坡学者卓南生道出其中奥妙：“日本和美国结成同盟以来，一直利用美国壮大其军事力量，达到其成为政治军事大国的目的。中国是日美的一个潜在对手，而‘对日新思维’轻易赞成日本的军事诉求，支持其进入安理会常任理事会，正好掉进了日本的战略陷阱。” [13]

“对日新思维”的毛病究竟出在哪里？金熙德的看法是，“对日新思维”的最大缺陷就是脱离当前日本的现实以及中日关系的实际，“大大低估了日美同盟的牢固性，低估了美国控制日本的能力和日本追随美国的意志，低估了日本对华防范心理，低估了日本鹰派势力的能量，低估了历史问题的复杂性。”“据金分析，如果基于这些低估之上而放弃一切原有对日政策，无条件迎合日本的一切要求而不必要求日本的回报，其结果只会造成战略被动，最终能否出现“中日接近”局面，十分令人怀疑。”[14]中国旅美学者薛涌也认为，“把日本送入联合国安理会，其实就是等于多了美国的一票而已。考察战后的历史，日本没有在一件大事上和美国在国际上翻过脸。…要想在日美关系的框架之外发展中日关系，无异于痴人说梦。”[15]

“对日新思维”助纣为虐、严重丧失民族立场的恶劣性质遭到了严厉的批判和谴责。林治波总结道，“所谓‘对日关系新思维’之所以不能成立，就在于它既罔顾历史，又无视现实，既不讲原则，又混淆是非，既缺乏论证，又逻辑混乱。…与其说这是什么‘新思维’，倒不如说是新绥靖主义”。[16]薛涌则表示，“笔者对这一亲日论的评价是：在道德和文化上堕落，在世界时局上无知，在国际政治上投机。”[17]曾以实际行动为维护中华民族利益同日本反动势力进行坚决斗争的冯锦华大声疾呼：“忘记历史，就是背叛”！[18]

                                    　　三

上面的综述显示，近两个月来随着讨论的逐渐展开，已经有不少专家学者对“对日新思维”进行了相当全面的批判。然而我还想从一些被人们忽略的角度做些分析，权当补白。

首先，是关于“非理性”问题。“对日新思维”及其支持者认为，追究日本的历史罪责只是“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无谓之举，应当让位于着眼于现实战略利益的理性计算。更多的人在所谓“舆论精英”的误导下也相信中国民众对日本逃避战争罪责的行径表示强烈愤慨和抗议是“非理性的情绪和态度”，须加克服。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在中国的社会价值观中，在公共事务上任何感情或情绪的表露，诸如爱憎分明、嫉恶如仇、不平则鸣、拍案而起、喜笑怒骂、呐喊怒吼、慷慨激昂、血气方刚…都被等同于“感情用事”和“情绪化”，成了“非理性”的“偏激”和“盲动”，必欲除之而后快；而在不太遥远的过去曾被社会推崇的对崇高和美好的热爱和追求、对罪恶和黑暗的愤恨和斗争，或已成为“幼稚”的笑柄，或已成为“狭隘”的缺失。流行的观点是，在对待公共事务特别是外交事务时，一切感情因素都应当被压抑、剔除，只剩下纯粹的利益计算，才是值得提倡的理性行为。在“新思潮”的引领和制度安排的制约下，“没脾气”已经成为今日中国社会认同的“美德”和行为规范。

其实，这纯粹是价值的迷失。“喜怒哀乐，人之情也”，情感是人性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情感的流露是人性最自然的体现。缺少了情感，人不成其为人，民族也不成其为民族。事实上，把情感和理性对立起来是毫无道理的。毛**说过，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19]正常人的情感及其宣泄自有其内在的逻辑，情感的背后是原则和理性，爱憎分明实际上就是对是与非、善与恶的界定和取舍。可以说，爱憎分明是一切社会正义的起点，很难想象一个对罪恶无动于衷、对受害者冷漠无情的社会会有任何正义可言。

有人说，“哀而不怨”、“怨而不怒”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先贤教诲的复苏。可是，提倡中庸之道的孔老夫子不是也说过“乡原，德之贼也”吗？又有人说，让人打了左脸再打右脸的宽容和“大国风度”是西方人文精神的引进和世界潮流的大势所趋。然而这也是那些食洋不化、对西方只知其一的“自由派”文人的杜撰。只要看看被他们奉为圭臬的美国在9?11之后如何对被怀疑为元凶的组织和个人务必赶尽杀绝而后快的例子，就知道引领世界潮流的美国人所相信的，不是“姑息养奸”而是“除恶务尽”。事实上，对罪恶、特别是对侵犯自己家人和同胞的犯罪是否怀有强烈的仇恨和愤怒一直是美国人判断一个人素质的重要标准。在1988年美国总统选举的一次辩论中，反对死刑的民主党候选人杜卡基斯就是因为在回答“假如你的妻子被强奸杀害，你是否还会反对将罪犯处死？”的假设问题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义愤而遭受舆论的严厉抨击，终因其“冷静克制”的“理性”态度而付出了支持率大幅下降的沉重代价。[20]

大概是出于类似的考虑，网上有人提出请马、时等对日新思维论者公开回答诸如“假如被日军掳去天天遭兽兵轮奸的是你的母亲妻女，假如先被日军强迫感染烈性传染病而后又被当成实验动物遭受活体解剖的是你的父兄子弟，假如…，你还会心平气和地主张‘道歉问题已经解决’、‘历史问题应当搁置’吗？” 之类的问题。提问者的用意是想把对日新思维论者置于一个两难境地：如果他们回答“不会”，那么根据“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逻辑，他们就不能要求别人这样做；如果他们回答“会”，那就会因怯懦、背叛和出卖在国人面前身败名裂。然而提问者们过于乐观了—他们高估了这一诘难的杀伤力而低估了“恕道”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影响力。在美国形同政治自杀的回答在中国反倒可能给逆来顺受者带来“忍辱负重”、“理性宽容”、“顾全大局”的美名，足见两种文化的巨大反差。所以，“对日新思维”所反映出来的问题，不只在个别人的思想和人格，而是我们整个社会和文化的特质以及整个民族的思想方式和民族性。

中国这个民族真是太古老了，老得已经丧失了激QING、不见了脾气—这在许多国人看来是“理性”修炼臻于成熟的完美境界。多少年来道统的束缚、说教的误导加上社会规范的压铸，使我们这个民族早就“缺少慷慨悲歌的英雄和抚尸号哭的勇士”（鲁迅语），到如今更有太多的国人变成了失去情感能力的阉人、惟利是图的冷血动物和逆来顺受的懦夫。其结果，就是中国人作为一个整体已不知愤怒为何物；而一个不知愤怒的民族就是一个人人得而欺之而不必顾虑后果的民族。两年前林治波有一篇文章叫“中国人，你为什么不愤怒？”，写的就是这个问题；而他那篇文章又是受台湾作家龙应台同名文章的启发而成，说明这个问题超越了时空、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文化痼疾。

今天我们正在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民族要复兴，首先要改造我们的民族性。一个没有血性和豪气的民族、一个不敢愤怒和斗争的民族，不管它变得多么富有，也只能是任人欺凌的弱者，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四

如果情感是理性的道义原则的强烈表现，那么在压抑情感的主张背后也自有一套哲理。不许中国人民对日本的历史罪行及其逃避罪责的新罪行表示愤慨的“对日新思维”，就代表了一种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而且至今在中国人和海外华人中间很有市场的处世哲学，那就是：胆小怕事、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委曲求全。可悲的是，正是这一以“忍让”为核心的行为准则，使中国人成了世界上最受欺负的民族；更可悲的是，大多数中国人对自己这一处境的根源还浑然不知，甚至以为是忍让得还不够，还要进一步开拓忍让的“新思维”。

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受欺负的民族一点都不夸张。环顾全球，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在世界各国非但是犯罪分子摧残戕害的首选目标，也是政府官员（如海关、移民、警察等部门）刁难骚扰的主要受害者，而且还是服务业（如航空公司、旅馆饭店等）肆无忌惮加以歧视的对象。中国渔民在公海甚至在本国领海内都常遭邻国海军的缉捕羁押甚至杀害，而东南亚国家的华侨则屡屡成为大规模排外种族暴行的牺牲。不错，各国犯罪和歧视的受害者中也有其他族裔的人，但如此集中而且频繁地发生在中国人身上，就不是偶然的了。况且中国人受欺负还有两个特点堪称举世无双：一是大国受小国欺负，如在南海欺负中国渔民的都是周边的小国。在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中，大国欺负小国原是国际关系的正常秩序，这样的事几乎天天都在上演，但象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不但常受大国如美国的打压，还不断遭受象菲律宾这等小国的欺侮，而且还总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可谓世界一绝。二是在本国土地上受外国人欺负，见诸于媒体上此起彼伏、不绝于耳的有关外国流氓公然在中国大街上侮辱妇女、行凶打人（甚至在派出所里还敢打警察）却总能逍遥法外的报道。中国人在外国是少数，所以受欺负；中国人在中国是绝对多数，也还照样受欺负。这样的现象难道还不发人深省：中国这个民族究竟出了什么毛病？

中国人到底招谁惹谁了，竟遭此厄运？答案是，不是因为中国人招谁惹谁了，而是因为中国人谁都不招不惹，连欺负自己、虐待自己的恶人都不敢招不敢惹，结果就招来天下人都来欺负中国人。

数年前，美国旧金山警方破获了一个专门入户抢劫、强奸、杀人的犯罪团伙。该团伙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即其受害人无一例外地全都是华人。在种族关系高度敏感的美国，人们立刻怀疑罪犯是否有种族主义的动机。调查的结果却发现，这批罪犯根本与种族主义无涉，他们之所以锁定华人作案，其原因只有一个，而且特别简单，那就是：没有反抗、没有后果。据罪犯供述，华人在遇袭时反应最温顺：乖乖就缚、忍痛交出钱财、默默忍受侵犯；而且事后不报警，警方调查时也不提供证词，更不用说出庭作证了。其结果就是罪犯得以逍遥法外，继续为害。据报载，类似的悲剧在美国其他地方、在法国、俄国、日本、澳大利亚…都在不断重演。

没有后果！这就是全部答案！没有后果就意味着歹徒和罪犯不必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任何代价，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能鼓励犯罪呢？要保卫自己不受侵犯就必须让侵犯者付出巨大的代价,只有当这代价大到超过了侵犯者从侵犯行为中得到的好处时，才能有效地消除侵犯动机。这一简单的生存之道是自然的法则，连许多低等动物都本能地深明此道。蜜蜂对侵犯蜂巢者必定群起而攻之，甚至不惜为此牺牲自己的生命（工蜂蜇刺后即亡）。对于每个工蜂而言，这是一种非常“不理性”的行为，但对于整个蜂群的生存乃至蜜蜂这一物种的延续，却体现出自保的最高理性。

在人类社会中，特别在国际政治的丛林世界里，生物界的这一生存自保之道被弱小者借来作为抵御强大者的威慑武器。美国开国之初，面对实力悬殊的强敌英国，不是俯首称臣、乞求和平，而是以“不自由毋宁死”的誓死决心对英国的非分之想加以阻吓。当时南方一些州的州旗上镶有一幅图案，画的是一条昂首吐信、随时准备攻击的响尾蛇（尾部画有13个响环以喻美国十三州），下面还有一行字“别踩我”（Don’t Tread on Me.）。如今时过境迁，美国在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国家可害怕了，可是这一图案却成了流行的招贴画，因为它表达了美国人普遍接受的一种社会价值观。二百多年来，让侵害者付出难以承受之代价这一信条成为美利坚民族的有效护身符，使美国成为遭受侵犯最少的国家之一。

中国人向以中华文明中的圣贤之道自傲于世，但中国的先贤圣哲却从未把这一生死存亡之道教会国人，这也是近代以来中国国运式微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传统价值观把“和”作为追求的最高境界：“万事和为贵”，而为了“和”，就必须遵循“温良恭俭让”的行为准则，不独不能主动争斗，即使被动地反抗侵害也在禁忌之列，而须代之以宽宏大量、不计前嫌的恕道。这种处世哲学和行为准则在大家都信奉同样理念的文化圈内倒未必行不通，但当它一旦遭遇信奉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以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为规范的近代国际社会，便立即显出其软弱无能的劣势败下阵来。中国人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彻底屏弃软弱无能的处世哲学—体现在外交上就是外交哲学。否则，如果继续一味以“和道”、“恕道”同异族打交道，中华民族恐怕无法改变“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命运。

让侵害者承担后果、付出代价的前提是清算罪行、追究责任。然而这正是“对日新思维” 论者竭力反对的。中华民族之所以成为世界上最受欺负的民族，恐怕同我们这个民族有太多这样的思想家、战略家不无关系。中国人要改变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就必须改弦更张，扬弃传统思维方式，接受新思想、新观念，效法成功民族的榜样。

这个榜样不是别人，就是与中华民族同为二战中受害最烈者的犹太民族。日本对自己的战争罪行究竟要怎样做才能让中国人满意？许多中国人都举出德国作为真诚悔罪的例子。但多数中国人并不知道或没有意识到，德国的真诚悔罪并非全出自自发，而主要是通过全世界犹太人全力以赴、不屈不挠的斗争才争来的。从二战结束迄今，犹太人一刻都未曾停止过对纳粹罪行的揭露、控诉、索赔以及对纳粹罪犯的追缉。这一努力波及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久、力度之大、成效之高，都令人叹为观止。犹太人决心让全世界都知道纳粹犯下的种族灭绝罪行：知道得越详细、越具体越好，知道的人越多越好。为此，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所有文化载体上，从小说诗歌到电影戏剧，从报章杂志到教科书，对纳粹罪行的揭露控诉已经到了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地步，其效果则到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程度。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中，任何为纳粹翻案的企图都会激起公愤。几年前一个否认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holocaust）曾经发生的英国历史学家应邀前往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演讲，却终因学生团体的强烈抗议和示*警戒而未能进入校园。伯克利是美国言论自由运动的发祥地，素以包容各种异端言论著称，亲纳粹言论在言论自由圣地尚且成为禁忌，可见犹太人反纳粹宣传的威力之大。直到今天，二战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犹太人还在不断推出“辛德勒名单”这样的电影而让全世界继续为犹太人流泪，他们还在把漏网逃亡的纳粹罪犯捉拿归案、交付审判，他们还在世界各国的法庭上控告德国政府或公司以获得巨额赔款。他们从未厌倦过，也从不敢懈怠，因为他们知道这事关犹太民族的生死存亡。

对比之下，中华民族在清算日本战争罪行方面的作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无所作为当使每一个中国人汗颜。中国在二战中的伤亡人数约3，500万，是犹太人被害人数约600万的六倍，可是中国人对侵略者暴行的揭露和控诉却不及犹太人努力的百分之一。中国从来没有对日本在华战争罪行进行过系统、全面、彻底的调查，以致时至今日还有许多日军暴行未被曝光，许多暴行虽有记载也不够详尽确凿。更严重的是，中国人从未象犹太人对纳粹那样利用一切可能的形式和手段将中国受害者的悲惨遭遇和日本兽行的残暴有效地曝露于世人面前，以致世界上大部分人，甚至包括相当一部分中国年轻一代，对此都不甚了了。随着亲身经历那场灾难的一代人逐渐逝去，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将在大白于天下之前就被湮没、被淡忘了。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还能指望日人认罪、服罪？因此，我呼吁一切曾经身受日本暴行残害的中国人和他们的亲属后人，用你们力所能及的方式说出你们的痛苦绝望；我呼吁一切良知尚存的史学工作者、文学工作者和艺术工作者用你们各自擅长的方式，再现那兽性吞噬人性的悲剧；我呼吁一切有民族认同感的教育工作者，告诉你的学生们为什么日本的认罪问题还没解决、为什么历史问题不能“搁置”；我还呼吁一切有正义感的法律工作者都以王选、苏向祥为榜样，不畏艰难地为受害同胞讨回公道。三千五百万中国人不能白死，我们决不能忘记，要让全世界都知道！

有人会说，日本侵华罪行是个老伤疤了，何苦再去揭它？这个比方打得好。要知道，正是因为这个伤口从未得到有效清理，所以尽管老伤疤的表面可能已经结痂，但里面却还在发炎化脓。这样的伤口永远无法真正愈合。要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方法是彻底清创，也就是彻底清算日本的历史罪行，迫使日本认罪服罪、道歉赔偿。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彻底清算而不是“新思维”所主张的绥靖退让，才是真正从根本上维护中日关系大局，才是真正从长远出发，着眼于未来的明智之举。

可以肯定,那些貌似公允、假装崇高的民族虚无主义者们决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来攻击被他们冠以“狭隘”、“极端”、“非理性”的“民族主义”。事实上，中国人之所以半个多世纪来未能彻底清算日本的历史罪行，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这些“理想主义”的“世界公民”们对中国人中本来就很微弱的民族主义的无情围剿。现在该是为民族主义正名的时候了。其实说白了，民族主义无非两层含义，一是民族认同，例如中国人自认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而不是想当“一夜美国人”—或日本人；一是爱我同胞，而不是对内狠对外亲。从民族主义的本义中是绝对推不出那些强加于它的罪名的，如“排外”、“仇外”、“闭关自守”或“扩张侵略”等等。用极端民族主义的罪恶来抹黑民族主义是拙劣而又幼稚的偷换概念把戏：世界上有什么好事的前面加上“极端”二字能不变坏的呢？

                                    　　五

时殷弘的“外交革命”主张，“为中国自己至关紧要的利益”即 “优化自己的有关战略和态势”，中国必须“促进大幅度改善中日关系”，而要做到这一点，对日外交就“必须由过去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历史问题，转到以战略为中心上来。”[21] 换言之，应当以纯粹的利益计算取代原则和情感作为战略筹划的依据。如是，时先生的战略筹划肯定是沉着冷静、深谋远虑、利析秋毫了。可是，果真如此吗？

时文为对日外交开出的战略处方主张中国单方面、无条件地对日本做出五点让步，并称“所有上述五大方面的作为并不代表中国付出真正大的实际代价，更谈不上损伤中国的根本利益。”[22]其实大谬不然。

时文主张的五条让步措施中，除第一条是有关搁置历史问题已在前文予以批判外，其余四条或是有助于加强日本的经济实力，或是有助于提高日本的政治、军事地位。照此办理，则中国的战略地位将遭严重削弱，中国的根本利益将受极大的损伤。这可以从两方面看出。其一，国际政治的常识告诉我们，实力地位（即实力对比）和政治权力都是相对的概念，一国地位和权力的增长必然意味着另一国地位和权利的相对下降，就是说，地位和权力的消长只能是零和游戏而不可能出现双赢局面。对天然处于竞争性地缘政治关系中的中、日两国而言，就尤其如此。中日两国间的这种竞争关系已经在初露端倪的对东亚政治经济主导权的角逐中显现。时文的主张将全面加强日本而削弱中国的地位和影响，这将是日本全赢中国全输的结局，哪里谈得到什么“双赢”？中国有一万条理由不希望见到这一局面的出现而没有一条理由去促成它。

时文倒是为此找到了一条理由：即然“有些事情可以很肯定地预料你终究根本挡不住，如果试图阻挡，就会迟早成为失败者，并且不必要地得罪日本民心”，[23]那就不如主动送上门去。这又是无稽之谈。日本的经济复苏是人家的内部事务，中国原没有阻挡的理由，但更没有理由去做“大有助于日本缓解经济长期衰退”的事。不加阻挡与主动帮助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这也应该是常识。至于在日本成为政治、军事大国的诉求上，中国就更没有理由拱手相让了。日本的政治、军事地位受到限制是战后国际秩序的既定安排，兹事体大，不是日本一家可以随意突破的。军事方面，日本固然可以一意孤行地重新武装、突破“和平宪法”的制约，但那将使之在国际上完全失去合法性，是日本不愿看到的局面。这可以由日本近年来一直小心翼翼地抓住每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如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小步推进而没有卤莽行事的事实得到佐证。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立场举足轻重；没有中国的首肯，日本不可能获得正常军事大国地位的合法性。在让日本取得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和在东亚事务中发挥大国作用上，中国更有一票否决的权力。怎么能说中国束手无策、无能为力？

在中国还握有影响甚至左右局势发展的权力的情况下单方面、无条件地主动放弃自己的正当权益，听任甚至帮助一个历史上劣迹斑斑而不知悔改的近邻东山再起，必将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态势和政治地位造成严重后果。日本在经济实力、科学技术和人员素质方面都遥遥领先中国，一旦任其放手发展，中国将很快面对一支至少在质量上居于优势的庞大军事力量。而中国在联合国和东亚的本来就有限的政治影响，都将由于日本新获得的地位和可能性极大的日美联手制约而遭到极大的削弱。

其二，时文主张的五条让步措施将导致损害的另一中国根本利益或将导致中国付出的另一巨大代价是中国的国家威望。如果中国果真按照时殷宏的主张去做，即不仅把一场空前的民族浩劫轻易地一笔勾销，而且还向不肯认罪的夙敌主动送上一顿丰盛的战略大餐，那么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不但将背负怯懦无用的恶名，而且还会因战略失算的愚蠢而遭世人蔑视。薛涌说得好，“中国人一天不懂得捍卫死去的同胞，中国就一天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民族国家。”[24]国将不国，何谈威望？毋庸讳言，中国和中国人目前在世界上处境不佳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威望和声誉的缺损引起的。我们实在经不起再作践自己了。

国家威望（prestige）或国家名声（reputation）是指一个国家过去的所作所为给国际社会留下的关于该国的意志、决心和能力的印象；国际社会中的其他国家正是根据这一印象来回归该国的行为公式并籍此预测其未来行为，特别是在战略搏弈中以此作为预期和反应的依据。例如对素无捍卫民族利益斗志的国家采取予取予求、得寸进尺的威吓策略，而对素有“寸土必争”、“以眼还眼”的强硬名声的国家则采取“莫惹睡狗”、息事宁人的安抚策略。一个有着高度威望的国家往往很少被卷入国际争端，即使卷入后也多能按照自己的意志迫使对方就范。国家威望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实实在在地对国家命运有极大的影响，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无形资产，而且是一笔巨大的战略无形资产。

西方国际关系学者对此早有精辟论述。E. H. 卡尔说过，国家威望“极其重要”，因为“如果你的力量得到承认，一般来说你可以达到你的目的而不必使用力量。”吉尔平则说，“威望，而不是实力，才是国际关系的通货”（先有现实主义箴言称“实力是国际关系的通货”）。这话的意思是，正是因为在国际争端中的双方都认识到谈判桌上的僵局最终会在战场上解决（基辛格语），所以实际上在国际关系中很少需要真的动用武力，甚至连公开威胁使用武力都不太用得着。[25]可见，一个国家的名声或威望是可以用来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软实力，是其战略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是核心国家利益。正因如此，托马斯. 谢林才会断言“声誉（即名声，下同—笔者注）是值得国家为之而战的为数不多的因素之一”，而赫曼. 卡恩则告诉人们，“美国时常表现出不惜诉诸有限战争，以此来赢得坚定的声誉，以提高自身在讨价还价中的地位。”[26]

其他大国是为了名声或威望不惜一战，时殷宏的主张却会让中国自毁名声。难道这就是所谓的“代价并不高昂的‘外交革命’”与“冷静、求实” 和 “真正创新性的国策思维”？

当然，平心而论，时文提出的五条中，除第一条（即搁置历史或更准确地说是出卖历史）不容讨论外（任何人都无权出卖3，500万伤亡同胞和仍在为讨还公道而斗争的幸存者），其他诸条在历史问题得到妥善解决的前提下都是可以谈判的。国际政治，如同一切政治一样，是一个“给予”和“取得”（give and take）的过程。关键在于有回报才值得付出。根据时氏“外交革命”的设计，中国将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可是得到的回报是什么呢？除了希望能籍此取悦日本民心以“实现中日接近”，并因此“显著改善”“中国对美外交和战略地位”的一相情愿外，居然没有向日本方面要求任何具体承诺。这种把本国所有外交资源和盘托出、拱手相让却不要求任何回报的做法，在正常人看来实在匪夷所思，其离谱的程度，连时本人也承认会“远超出日本政府和公众（乃至所有其他国家和世界舆论）关于中国的可能有的预期”。[27]查遍古今中外的外交史，这种稳赔不赚的赔本买卖绝无仅有。大概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时殷弘的“外交革命”才能称得上“革命”。

注释：
[1] 马立诚：“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6期。

[2] 时殷弘：“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2期。
[3] 孙亚菲: “对日需不需要“新思维”？《南方周末》2003年6月12日。
[4] 刘小彪“中日关系走向何方—学者的观察与民间的忧思”，人民网转自《外滩画报》， www.people.com.cn/GB/guandian/1033/2015200.html
[5] 林治波：“‘对日关系新思维’质疑”，士柏咨询网转自人民网，http://www.pen123.net.cn
[6] 同注3。
[7] 同注5。
[8] 同注4。
[9] 同注4。
[10] 同注4。
[11] 孙亚菲引长期研究中日关系的新加坡学者卓南生语，出处同注3。
[12] 同注3。
[13] 同注11。
[14] 同注3。
[15] 薛涌：“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国民——论亲日外交”，士柏咨询网http://www.pen123.net.cn
[16] 同注5。
[17] 同注15。
[18] 同注4。
[19]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版，第827页.
[20] 当时美国一家主要媒体的评论写道，杜卡基斯回答这个问题时的神态竟然象在回答关于国际海洋法的问题一样毫无表情！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因为在美国人看来，一个对捍卫家庭以至国家缺乏激QING的人是不够格的男人，绝不能把国家交给这样的人去领导。
[21] 同注2及注3。
[22] 同注2。
[23] 同注2。
[24] 同注15。
[25] 引语均出于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31
[26] 转引自王学东：“国家声誉与国际制度”，《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7期。
[27] 同注2。

（本文经删节后发表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2期）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转发 2003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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