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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关于《评南京大学的局长博士生剽窃案》一文的回应 [打印本页]

作者: 入主中原 时间: 2009-9-14 17:35
标题: 关于《评南京大学的局长博士生剽窃案》一文的回应
学术批评网12月2日发表了署名为周贝京（以下简称为“周君”，其文简称为“周文”）的文章，批评本人所著《清代育婴堂的经营实态探析》（以下简称本文）无论是观点、还是史料上都抄袭了台湾梁其姿教授和苏州大学王卫平教授的文章（以下分别简称“梁文”和“王文”）。本人欢迎公平、善意的学术批评和学术争论，抱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之态度，鄙视那种隐射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处心积虑，断章取义的恶意诽谤，对于“周君”断章取义的“学术批评”，本人不敢苟同。姑且不论“周君”是善意批评还是恶意诽谤，本人有必要逐条回应之。

本文与“梁文”、“王文”的不同之处

“周君”所言梁其姿教授和王卫平教授关于清代育婴堂的文章、著作本人曾数度拜读过，“梁文”主要探讨了中国社会处理杀婴和弃婴问题的演变，育婴堂的运作及育婴堂创建的客观条件，中央政策，地方领袖创建育婴堂之动机，论证较为详实。而“王文”则主要探讨江南地区育婴事业的兴起与发展，江南地区育婴事业圈的构成以及育婴事业圈之生成机制。而本文则主要将清代育婴堂与南宋慈幼局、明清养济院及同期西欧的类似机构进行比较，归纳出清代育婴堂的经营特色，探讨其终清一代长盛不衰的主要原因，与“梁文”、“王文”探讨的角度不一样。“周君”认为本人抄袭“梁文”、“王文”的观点从何谈起。

清代育婴堂主要分布在江南地区，与其先进的经济、文化相关，关于育婴堂的资料也主要集中在江南地区的方志中，其中《高邮州志》、《江宁府志》、《江南通志》、《苏州府志》、《松江府志》、《盛湖志》、《两淮盐法志》、《如皋县志》等记载较为全面，详细记录了各地育婴堂的成立经过、日常管理、经费筹措以及兴衰历程，是任何一个研究清代育婴堂必须查阅、引用的一手资料，“梁文”如此，“王文”亦如此，本文引用上述方志中的一手材料怎么变成了抄袭“梁文”、“王文”史料呢？试问“周君”，老祖宗留下的史料，除了“梁、王”二人引用外，其余都算是抄袭二人的吗？

要说最先探讨清代育婴堂的，当首推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夫马进教授，他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即开始研究相关课题，发表了一系列论文，1997年更出版了集成性著作《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本人有幸目睹其日文版，本人不识日语，但该书有中文提要，且有大量中文注释，以上所说的几种记载江南育婴堂的方志，夫马进先生都曾引用过，“梁文”、“王文”所引有关育婴堂的史料都在夫马进先生所引范围内，以“周君”之推理，是不是“梁文”与“王文”也抄袭了夫马进先生的史料呢？如此下结论，岂不荒唐。“周君”根本不了解相关研究动态，就胡乱推理，得出如此荒谬的结论，难道是正常的学术批评吗？

“周君”认为本人43条注释中，有12条与“梁文”相同，是抄袭，本人认为这12条史料是研究清代江南育婴堂的基本史料，其记载既详实又具有典型性，任何研究这一课题的人都无法回避，夫马进先生最先引用，“梁文”、“王文”也大量引用，这与抄袭毫无相干，何况这12条史料是支持本人观点的必备史料。另外“周君”认为，本人的43条注释中，只有11条为习见材料，其余32条注释是不习见资料，是绝大多数高校图书馆没有收藏的清代和民国时期出版的地方志，不知“周君”以何标准区分“习见材料”和“不习见材料”，凭什么说绝大多数图书馆都没有收藏，以本人接触资料而言，一般的综合性大学图书馆都能找到，本文所引资料，南大、南图都能找到，都是习见材料，“周君”故意将本人注释分为习见与非习见材料，其险恶用心就是认为本人所引材料大部分查不到，只能抄袭“梁文”，误导读者，“周君”似乎太孤陋寡闻了，这些常见方志绝大多数综合性大学图书馆都有，或者一些大的综合性地方图书馆也能找到，本人就在受学的南京大学图书馆的古籍部查阅了上述书籍，“周君”之用心可谓良苦，但将极为普通的清代民国初年方志视为“不习见材料”，其无知又多么可笑。

“周君”认为本文之学术回顾的结论 “同时期西欧的类似机构比较无人提及”的学术总结不正确，而认为“梁文”中已提过。“周君”为达到一已之险恶目的，居然断章取义，取最有利自己的一句话来印证其观点，完全抛弃了该句的前后联系，本文说得很清楚，认为“学界对育婴堂的研究，已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但对育婴堂的经营实态、特点和历史地位缺乏相应的研究，将它与南宋的慈幼局、明清的养济院及同期西欧的类似机构比较更无人提及，值得探讨”。本文明显是指将清代育婴堂与宋代慈幼局、明清养济院及同期西欧的类似机构的综合比较而言，本文决非“周君”所言，否认了“梁文”的记述，相反本文还引用了梁文的关于同期西欧类似机构的材料，见注释38、39两条。怎么说本文忽视了“梁文”呢？

“周君”认为本文所引唐甄《潜书》是受了王卫平教授的论文的启迪才去查看，似乎认为本人不可能知道《潜书》里有大量育婴堂的记载，真是信口雌黄，“王文”发表于《清史研究》2000年1期，本人早在1996年就对这些史料逐一查阅，本文只是本人1997年硕士论文之一节，真是笑话，1997年的文章受2000年文章的启迪。若按“周君”之观点，夫马进先生是最早引用唐甄的《潜书》，“周君”是否也认为王卫平教授看《潜书》是受了夫马进先生的启迪呢？这种荒唐之观点必然受到读者诸君的唾弃。另外本人郑重声明，本人决没有任何贬低梁其姿教授和王卫平教授之意，二人虽至今仍无缘识见，但对二人我是很尊重的，“周君”将其文章拿来攻击我，我只是就事论事，还望二位教授海涵。

“周君”认为本文“行政管理制度化、规范化”抄袭了“梁文”的观点和史料，不错，“梁文”提到了育婴堂行政管理的两种模式——轮流制和董事制，但这绝非“梁文”所独创，在《高邮州志》里对这两种模式都有详细记载，“梁文”主要介绍这两种行政管理模式，而本文则从制度化、规范化来论证这两种模式，除了对这两种模式作简单介绍外，主要是分析了两种模式的优缺点，彼此之间的相互转换以及操作之先进性，指出这两种模式的轮流使用，克服了宋代慈幼局、明清养济院那种人浮于事，胥吏舞弊贪污，时兴时废的弊端，是造成终清一代昌盛不衰的主要原因之一。怎么是抄袭“梁文”的观点和史料呢？再则，“梁文”在探讨清代育婴堂的行政组织时只引用了《高邮州志》里的两则史料，而本人除了这两则外，还引用了5则其他地区的史料来加以论证，抄袭“梁文”的史料从何谈起？

“周君”认为本文“雍正二年开始，不少育婴堂得到官府补助的观点”与梁文“观点相似，不引《世宗宪皇帝实录》里的相关材料，反而去引《光绪大清会典事例》里的相关材料，有抄袭之嫌，不知”周君“查阅过《世宗宪皇帝实录》和《光绪大清会典事例》没有，两书表达的意思并非完全一样，《世宗宪皇帝实录》的记载正如“梁文”所引那样，是与雍正皇帝的呼吁密切相关，强调皇帝个人行为和表率示范作用，而《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则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各地育婴堂可以从政府那里得到补助，虽然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有所走样，并非所有的育婴堂都得到了政府的补助，但至少国家已经立法了。“梁文”主要强调皇帝的表率作用，故用《实录》材料，而本文则强调制度化，故用《会典事例》里的材料，则怎么变成了抄袭“梁文”的观点和史料呢？这未免太牵强附会了，看来“周君”处心积虑，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结果却弄巧成挫。

“周君”认为他宁愿相信“梁文”所载丹徒县育婴堂创建于1731年，而不相信本文所言成立于1733年，并以此作为本人抄袭错误之证据。可怜“周君”，在恶意揣测别人没有查阅原文的同时，你查阅了吗？你没查阅原文凭什么相信“梁文”的论证，实际情况就是成立于1733年，如果你懂得怎么查书，不妨查阅后再发表高论。

“周君”认为本文所论如皋县令利用编审里甲之际，向育婴堂募捐一则史料，与“梁文”一样，但出处不一样，便恶意揣测本文抄“梁文”抄错了。“周君”查阅过《通州直隶州志》吗？显然没有查阅就胡乱揣测，该志卷三明确记载其原文，怎么就视而不见呢？至于为何与《如皋县志》所记完全一样，我们知道，如皋县属通州管辖，其编修方志涉及如皋县的部分史料重合，这是常见现象，省志、府志、县志对同一问题的史料重复多的是，“周君”在没有查阅《通州直隶州志》的情况下，胡乱认为本文抄“梁文”抄错了，这只能说明“周君”之无知，另外“周君”将本文的一个明显笔误“如皋县令”的“如”字打字时漏掉了就上岗上线，这是本人核对不认真造成的，“周君”却以此为借口，以作为本人剽窃的证据之一，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难道“周君”看不出，不是看不出，是恶心所使罢了。

“周君”以为“梁文”用了不同版本的方志来论证通州育婴堂的经费在创建之初，经济上只依赖当地的士绅商人，而本文只用了一句话论证的语言来概括，以此来证明本人没有阅读《通州直隶州志》，又作为抄袭之证据，“周君”又以小人之心度他人之腹了。本人正是认真研读该志后才找出一句概括性的语言来论证，本文为了论证地方士绅对育婴堂的劝募活动，除了使用通州史料外，还使用了其他5则史料来论证，包括杭州、丹徒、苏州、湖南会同，浙江乌青镇育婴堂经费筹捐过程中地方士绅所起的作用，大都为“梁文”所没有，怎么是抄袭梁文呢？

“周君”在谈到江南最早成立的三所育婴堂时，认为本人误将高邮县的史料出自《两准盐法志》，以此又作为本人抄袭之一证据。“周君”自以为高明，以为又抓住了一个把柄，岂知又暴露了“周君”之无知，说明“周君”根本就没看过《两淮盐法志》，该志不仅记录了高邮县育婴堂情况，而且还记录了江都县育婴堂情况，至于“周君”以为本人引用前后矛盾，何从谈起，高邮州育婴堂的行政管理模式记载于《高邮州志》，育婴堂的成立《两淮盐法志》、《高邮州志》均有记载，怎么会前后矛盾。

“周君”认为本人抄袭了“王文”的两则史料，“周君”请注意，“王A文”发表于2000年1期，“王B文”发表于1997年3期，至少是1997年6月以后。而本文当时是硕士论文的一部分，1997年5月初就答辩了。以后由于忙于他事，一直到2003年才有时间修改投寄，“周君”若有意，本人硕士论文原件具在，看了就会知道“王文”所引史料，本人早在1996、97年就已经关注、引用了。抄袭“王文”史料，受“王文”启迪，从何而起？
至于“周君”所说《潜书》1955年版为何是中华书局本。这是本人之一失误，盖因当时本人只将《潜书》里关于育婴堂的史料复印出来，没有注明出版社，时过境迁，只看复印件引用材料，最后核稿时，只在网上查阅，结果张冠李戴，将两个版本搞混。此为本人之失误，以后当谨慎。

“周君”通篇之论，大都认为本人并未查阅相关史料，缺乏坐冷板凳之功夫。凭什么断言本人没有查阅原文呢？纯粹是恶意揣测。本人早在1996年左右就将这些相关方志、史籍看过，并大量摘抄、复印，空说“周君”未必相信，幸好大学图书馆古籍部有查阅登记簿，能详细记录某人某时所看何书，“周君”如若感兴趣，可以到图书馆查阅，“周君”若怕差费之贵，本人乐意免费提供之。

至于“周君”所提本人一稿多投，“周君”批评很对，本人也深感内疚，颇感无奈，本人也作出了努力。“周君”既然在学术圈里混，也深知各编辑部投稿三个月不用可自行处理之规矩，本文投到《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3个月还未见动静，才转投《理论与改革》，该刊很快就通知我刊用。哪知在不知任何消息的情况下，突然收到《经济体制改革》邮寄的采用刊物。本人连忙发电子邮件和写信给《理论与改革》，但为时已晚，《理论与改革》已印刷出刊，没法撤稿。“周君”如若不信，可到该刊核实，我是否既发邮件又写信告诉其别再采用我的稿件，或者问问《经济体制改革》是否告之我刊用信息不就清楚了，这种情况在学术界决非个案，说不定“周君”也曾遇到此类情况。

最后，“周君”认为本文所归纳的几个特点有剽窃“梁文”之嫌，“周君”只是断章取义，任取其中一句来印证自己之观点，完全忽略了本文的上下联系及与“梁文”不同之处，对宋代慈幼局和明清养济院状况不是本文论述之重点，对其结论性观点，本人在第1条注释里就明确表明主要参考和引用了哪些人的材料，怎么会是抄袭呢？

又如“梁文”的观点，凡本人引用的均有注释，分见于注释15、34、36、38、39共5条，“周君”怎么视而不见，胡乱断章取义地恶意乱打一气呢？

至于“周君”最后所发的一系列感慨，所述本人情况完全与事实不符，更主要的是，已经完全超出了学术批评的范围，不值一驳，但至少可以说明两点：一则“周君”“酸”气太重，吃不了葡萄称葡萄酸，“周君”若有机会，又有能力去做局长的话，则想法恐怕又大不一样了，二则“周君”恶意断章取义，妄自菲薄，其人品、道德也值得怀疑。

以上是本人对“周文”的正面回应。本人再次重申，本人欢迎善意、公平、公正的学术批评和学术争论，鄙视恶意之诽谤，“周君”若有不清楚和还需本人说明的地方，可以互相探讨，本人随时奉陪，如果恶意诋毁，本人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感谢万朝林先生惠寄)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首发 2004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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