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

标题: 国际关系理论的国家性 [打印本页]

作者: 入主中原 时间: 2009-9-14 17:10
标题: 国际关系理论的国家性
The United States is unique in the world: The world is
here! If it’s good for America, it’s good for the world.
——美国谚语

【内容提要】本文首先提出了评判国际关系理论的三个层面：“作者性—国家性—时代性”，并在此基础上，着重分析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国家性层面。二战结束以来，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国家性突出地表现为美国性，即美国不仅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主体，而且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客体；美国不仅主导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方法论、价值论，而且主导了其本体论、认识论，导致所谓国际关系理论的美国话语霸权现象。文章无意批驳这种现象或强化类似认识，而旨在考察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国家性根源，即美国人的思维方式、政治文化、国家使命与国家性格如何塑造其国际关系理论的内涵与外延？文章从这一个案出发进而思考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性问题。认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化必须另立门户，提出全新的体系/学说。
关键词：国际关系理论/国家性/美国话语霸权

一  问题的提出

马克斯·韦伯曾断言：“社会科学总是为某特定的观点而述”[1] 。考克斯进一步解释说：“理论总是为某些人和某些目的服务”[2] 。国际关系理论也不例外。

自从摩根索奠定美国式国际关系理论大厦根基以来，国际关系理论的话语霸权为美国所掌握，国际关系理论被说成是只有八十余年历史的年轻学科。在此既定前提假设下，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美国的学问，学界对此早有觉察。早在1977年，国际关系理论大师斯坦利·霍夫曼便直言“国际关系学是一种美国式社会科学”，“正是在美国，国际关系才变成一门学科”[3] 。霍夫曼的文章提到，国际关系学科在美国的发展是源于三个因素的汇合：智力禀性（intellectual predispositions）、政治环境（political circumstances）和制度性机会（institutional opportunities）。不过，这既有炫耀美国优越性之嫌，在认识论上也有溯因法的缺憾（倒过来解释存在的合理性）；更重要的是，这些因素只是美国国际关系学产生的充分条件而非一般国际关系理论产生的必要条件，即他未能说明这些因素是否为国际关系理论国家化所必需的条件。

我国学者也曾深入分析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美国重心现象，指出美国学者构成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主体，是他们提出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各学派，而美国刊物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甚至垄断性刊物，还分析了这一现象的历史渊源与制度原因[4] 。但这些论述忽视了美国更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客体这一事实，亦即美国本身成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对象，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问题大多是由美国给出或围绕美国的国际行为带给世界的影响而引发的，如新帝国、伊拉克战争后的国际秩序等。美国不仅主导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方法论、价值论，而且主导了其本体论、认识论，以至于“连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问题都要从美国引进”[5] ，更不用说如何研究了；而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又被批判理论指责为“问题导向研究”（question-oriented studies）或“问题解决理论”（problem-solving theory）[6] 。最近的典型说法是将国际矛盾简单归结为“美国力量的悖论”（约瑟夫·奈）[7] 。

学者们的论述从不同角度涉及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与美国外交政策、社会结构、国家属性等的关系，但对其作用机理则语焉不详。事实上，国际关系理论之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美国式理论，其产生的原动力与美国的国际地位密切相关，而其建构形态和所蕴涵观念则与美国的民族经历、政治文化和思维方式等大有关联。前者是必要条件——国际关系理论的国家性要呈现出来，必须具备像美国一样的国际条件，即实现国家性与世界性的统一；而后者则是充分条件。如何从理论自身演绎律来理解国际关系理论所体现的美国国家性问题，又如何从这一个案出发，思考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本土化问题，乃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

尽管国际关系理论有真理性的一面，学者们主观上也大多本着追求真理的良好愿望进行科学探索，但是客观上仍难以超越美国利益、美国观念的制约，逃脱经世致用的诱惑。因此，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亟需打破其纯“科学”的神话，撩开“价值中立”的面纱，还它以身为国家学说而非仅仅学者之学说的真面目，探讨理论的“作者性－国家性－时代性”内涵。这是对社会科学主体性问题的探讨在国际关系学科中的体现[8] 。

二  作者性—国家性—时代性：一种分析框架

社会科学理论通常由其思维载体——人、思维对象——物、思维环境——景三部分组成；对于国际关系理论来说，思维载体指理论的提出者。提出者的科学学识对理论本质具有深刻影响，但是影响更大的却是提出者本人的个性，包括其思维习惯、思维方式等。而且，理论还流露出提出者对国际关系的某种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许多国际关系理论与其说是理论不如说是“假说”(hypothesis)、“言论”（argument）或“视角”（perspective）、“方法”（approach）。国际关系理论由于其研究对象的包容性和学科交叉性还往往受科学发展大气候的影响，如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等人科学哲学思想的影响，并且往往拾历史社会学、行为主义革命之牙慧，缺乏本学科独立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其在20世纪的勃兴也是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充分发展密不可分的。社会科学家的观点是由历史背景塑造出来的，所以不同文化历史背景下的理论提出者其思维范式各有特点。

国际关系理论的思维对象包罗万千，包括各个国家，各种国际关系。但美国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国际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国际关系理论的思维对象首推美国，这就产生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美国性问题，即美国式的国际关系理论无不思美国之所想，忧美国之所虑——不只是由于美国强大，故有可能进行理论创造；而且因为美国领先，美国意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代意志与世界矛盾，如全球化、全球问题等。

思维环境尤其体现在时代性。典型的说法是，之所以没有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是由于中国不够强大的缘故，只有到了“中国意志非得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不可的地步，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才会产生”[9] 。可是远的不说，近代的大英帝国也曾为当时世界首强，为什么没有提出系统的国际关系理论[10] ？这说明，除国家性外，国际关系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还与时代性有关。可以说，国际关系理论的国家（美国）性有一定的偶然性，即美国恰巧执全球化之牛耳，在20世纪实现了美国性与世界性的统一。国际关系理论的历次论战，既受学科发展的推动，更有时代发展的大背景；而时代矛盾又经常以美国霸权兴衰的方式演绎。摩根索的经典现实主义大厦于二战结束后不久的建立，是美国作为世界性大国权力接近巅峰时期的学理表达，其以GNP为主要衡量指标的物质力量约占世界的一半[11] 。进入冷战时期，遏制、威慑、理性选择理论及行为主义大行其道，除了周边学科发展的渗透外，很大程度是服务于美国与苏联争霸的时代需要。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80年代以来，由石油危机引发的美国经济滞胀，使美国在物质世界的优势地位迅速下滑，而国际机制作用日益增强，新自由主义即是准确地抓住这一时代矛盾，为打造美国机制霸权服务；新现实主义也以强调国际社会的结构因素而超越了经典现实主义。及至冷战终结前后，随着敌对力量的削弱，美国国际关系学者抓住历史性时机大力塑造整个西方和人类文明的身份与认同，进一步确立其“话语霸权”地位。于是强调主观世界的建构主义迅速崛起，自由主义欢呼雀跃而精彩纷呈，美国式的“天定命运观”转化为“历史的终结”等学说，“美国例外论”则以“文明冲突论”等折射其悲观性内涵。近年来，为应对以恐怖主义为代表的非对称性威胁和以中国崛起为主要表征的传统威胁对美国霸权的挑战，以赢得他国人心为宗旨的公共外交理论重新披挂上阵，自由主义发展成为“整合论”，主张基于能力而非意图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也迅速抬头迎合了美国的政治保守主义思潮。

国际关系理论演绎的作者性、国家性、时代性，有相互交叉的一面，但可分别从认识发生学、元理论、宏理论等角度加以论述。本文集中探讨国际关系理论的国家性，是评判国际关系理论三步曲“作者性—国家性—时代性”的首篇。

三  国际关系理论国家性的表现

以往对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过于集中在学派·论战·理论层面[12] ，即过分强调其差异性，而忽视了其同一性；而国家性或曰美国性，即是其同一性的最重要表现。正如伊多·奥伦（Ido Oren）在其新著《美国和美国的敌人》一书中指出的，“美国的政治学（当然包括国际政治学——作者注）非但不是一个固定的‘主义’，而是经常改头换面，不但不僵硬和一以贯之，而是随着争论和分歧摇摆。但是，在反反复复的变幻中暗藏着一个永恒的潜流：美国。”[13]

国家性不单单指社会制度等国家属性，而特别指国际关系理论的国家情结、国家使命与国家关怀。国际关系理论可定义为国际关系的思维范式，这样，讨论国际关系理论的国家性（美国性）的表现，也是为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美国式的国际关系理论如何建构出来？下文主要以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所呈现出的总体印象论述之。

在以前的文章中[14] ，笔者曾提出国际关系的“二律背反”现象，对应三种矛盾律：状态律——无序与有序、力量律——分与合（平衡与失衡）、意志律——同化与异化；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由此具有时间－空间－自身三维度，分别对应理论的解释、描述、预测/规范功能，并呈现出理论的三种层次：理论形态、理论结构与理论观念。这是与人类认知一般规律——思维起点、思维过程、思维结果——相吻合的。以下按照这一思路阐述国际关系理论的国家性表现。

（一）时间维度特指思维的纵向演绎，其涵义包括历史主义的实证分析，解释国际关系演绎的历史、现状与未来，着眼于探讨国际社会的有序－无序矛盾，国家性方面尤其体现于国际关系理论形态的思维原点与终极关怀。

时间维度一、国际关系理论的思维原点：美国经历与美国威胁观

美国经历，尤其是其“西进运动”历史，带来美国式的进取心与乐观思维。欧洲只有大国纵横捭阖的国际关系史，没有发展成为系统的国际关系理论（E·H·卡尔《二十年危机》一书阐释了现实主义理念却没有发展成为现实主义理论，就是很好的例证）。个中原因，据从欧洲移民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奠基者摩根索分析，根植于近代欧洲盛行的哲学观点——直到拿破仑战争结束时为止，国家间关系被认为是人类能力不能改变的自然规律，是历史事实和自然状态，是人的本性使然[15] 。只有在去掉了历史与陈旧观念的羁绊而勇于进取的美国，由于世界性大国客观实践的需要，才诞生了国际关系理论。对此，斯坦利·霍夫曼评述道，“摩根索是自取灭亡的欧洲中的一个难民，他带着传教士般的动力，向新的世界强国讲授所有直到那时它仍然可以忽视却不再能够拒绝的教训”[16] 。

美国作为一年轻的国家，国际关系理论在美国的勃兴又恰逢美国的世界地位蒸蒸日上，成为超级大国之际。这一点深刻影响到美国式国际关系理论形态与理念，如轻历史，轻社会，不拘泥于过程而注重结果，现代性、实用主义味道较浓，兼之美国的**、清教传统，而与欧洲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相区别。后者重视对国际关系的秩序、伦理、平等问题的探讨，倾向于从公共领域（国际社会）与后现代视角探讨国际关系的本质，注重历史因素，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至今仍清晰可见（而美国更多在其国际政治经济学中才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哈贝马斯与罗尔斯关于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哲学理念分歧很大程度上即是这种差异的写照。

《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对美国式的思维方式如何匹配自由主义而排斥现实主义作了精彩的论述：“美国人基本上是乐观主义者。无论是国家抑或国际层面的进步，他们都视为既可遇亦可求。正如法国作家托克维尔很久以前所言，美国人相信‘人被赋予一种不确定的改善本能’。相比而言，现实主义对国际政治的观点是悲观的，它把世界描绘为充满安全竞争和战争的场所，认为‘不论采取何种措施，都难以逃避邪恶的权力’。这种悲观主义与美国强有力的信念相矛盾。美国人的信念是，假以时日和努力，理智的个人可以联合起来解决重要的社会问题。自由主义对世界政治抱有更大的希望，美国人认为它比现实主义所刻画的恐怖幽灵更具吸引力”[17] 。不过由于美国是“说一套、做一套”的，对内说的是自由主义那套（为了与以自由主义为本质的政治文化相吻合），对外按现实主义原则行事（因为外部世界是无政府状态的），因而我们感觉到的情形是现实主义在学界和政府都大行其道。

美国经历还影响到国际关系理论的思维逻辑。例如，基于英国的经验，考虑到美国两面靠洋的独特地理位置，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极力提倡美国应扮演“离岸平衡手”（offshore balancer）的角色；又基于美国的经验，认为崛起后的中国定会提出亚洲版本的“门罗主义”。这一思维的本质是，美国代表了世界的未来，美国经验可推广全球，美国的过去、现在就是其他国家的未来。沃尔弗斯的“单极稳定论”也是基于美国扩张至两面靠洋、南北皆为弱邻这一安全环境得出的结论[18] 。所谓“单极”不是一般的霸权国家，而特指美国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全球化时代美国全方位的权力优势；如果是中国成为世界的单极，恐怕沃尔弗斯不见得认定是稳定的，因而其理论是变个花样为美国霸权合理性辩护。非现实主义也是这样。美国在历史上成功推行大国达成“华盛顿共识”，便深刻鼓舞了后来的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理论主张。

伊多·奥伦认为，美国政治学是美国的生存意志，是美国面对主要敌手塑造自我认同的学说。国际关系理论也具有这种美国式的“政治正确性”。建构主义提出“朋友－敌人”的转化，勿庸赘言，即便现实主义也仍然是美国威胁观的不自觉流露。海权论之父——马汉不遗余力地鼓吹英国同美国合作，“既出于政治传统，又出于同一血统，只有我们才是亲戚，别的都是外人”[19] 。而英国只是在实现其霸权向美国转移（因而不成为美国的威胁）后才成为美国的天然盟友的。作为自由主义的“民主和平论”其实也是美国威胁观在新时代条件下的反映：“自独立革命以来，美国一直在谋求向世界输出****的革命理念。它们认为，如果被采取与本国不同体制的敌对国家包围，那么美国的生存就将受到威胁”[20] 。

随着美国从独立国家、地区大国到世界大国的角色转变，其威胁观也越来越从生存层面上升到对美国力量与地位的担忧和世界矛盾的一般看法，外交政策也从孤立主义演变到门户开放、势力均衡乃至软、硬霸权。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日益脱离北美经验与欧洲传统，常常以反映世界矛盾与全球意志的面目出现，呈现出进攻性与隐蔽性的特征来。美国的威胁观还影响到其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形态和进程：美国面临的威胁越强大越迫切，外交理论与实践就越优先于并影响到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如冷战时期的威慑理论、遏制政策）；反之，国际关系理论将获得优先发展，而且学理性强于操作性。这种现象，解释了“9·11”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滞后和“先发制人”战略的风光；这些观念反过来也影响到国际关系理论形态。此外，美国在面临主要威胁时，现实主义理论就更有市场；而现实主义的重新崛起也常常提醒美国未来敌人的存在，进攻性现实主义所警示的“中国威胁论”，即是明证。

时间维度二、国际关系理论的终极关怀：美国霸权与天定命运观

我们常说，国际关系学是门年轻的学科，自诞生至今才八十余年的历史。其实，国际关系理论早就存在，尽管不太系统，只是美国取代大英帝国霸权后才宣告“国际关系学”的诞生。基于这种定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一开始就带有挥之不去的美国情结。实际上，“美国化”（Americanization）[21] 只是国际关系理论进化的一个阶段性产物，有其偶然性。国际关系理论诞生后，去掉历史演绎的偶然性，把它说成是必然的、科学的选择，不是很常见吗？对此，2001年出版的一部论文集《国际关系：仍然是一美国社会科学吗？》指出，“二战后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轨迹并不能代表作为一门独特的美国社会科学能遵循的唯一方向”[22] 。

毫不夸张地说，国际关系理论已经成为美国霸权的象征，成为美国为维护霸权地位而提供给世界的公共产品。美国的种种国际关系理论，无不体现美国霸权的合理性、合法性及合目的性诉求[23] 。

笔者曾提出“为什么没有国际关系理论革命”这一命题[24] ，指出国际关系理论有论战而鲜有革命，是国际关系理论本身的保守性使然，也体现了对美国霸权合理性的追求。其实，美国的政治文化中始终存在“向善的力量”与反革命的传统；“占统治地位的美国人对社会革命是极其反感的”[25] 。美国人欣赏的革命是独立与自由的斗争，这个它已经完成，其余的革命一概反对，然后就是将美国经验推广全球。“霸权稳定论”、“单极稳定论”就是这一观念的极好表白。

美国式的国际关系理论始终追求对西方文明的合法继承——尤其是古希腊理性传统与古罗马法的精神。美国不时有学者动辄就称美国是人类历史上继罗马帝国以来最强大的国家，代表西方正统，其所谓“历史终结论”、“民主和平论”即是这一心态的集中体现；其“民主”尽管以西方为幌子，实则是美式民主。“软权力”理论则更隐蔽地为打造美国霸权合法性服务。

美国的霸权诉求在多大程度上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事业相吻合？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以人类文明的合理代表自居，目的是获得美国霸权的合目的性。正如“国际制度和平论”所表现的那样。面对美国霸权在新形势下的困惑，公共外交理论开始受宠，也是因为它旨在解决美国霸权的合目的性问题，其最终目标仍是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信息时代下一次大的革命应该发生在外交领域”[26] 。公共外交的勃兴正是这一革命的产物，是信息时代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外交实践。1999年由美国主管防御、控制、通信和情报的助理国务卿办公室（OASD/C3I）发起并由兰德公司国防研究院承担研究的一份报告，提出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建立“心灵政治”（Noopolitik）新范式的必要，明确提醒美国应从单纯提防“电子珍珠港事件”（electronic Pearl Harbor）转为追求信息时代由美国激发的“天定命运论”，以从中受益，并提出“正义出力量”（right makes for might）的口号[27] 。公共外交、心灵政治继承了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终极关怀，即美国的国际地位和世界战争与和平问题。公共外交理论突出表现为确保美国扮演信息时代“仁慈霸主”（benevolent hegemon）的角色，并证明这一角色的合法性与正确性。它是信息时代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使命，也流露出美国传统的危机意识。心灵政治则折射了美国——作为既有国际秩序的最大受益者——主导信息时代下国际秩序的能力和承担责任所面临的挑战。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服务于实现美国“信息帝国主义”的宏伟目标。同时，公共外交理论与实践还是美国优越感在新时代条件下的又一明显体现：美国不改变自身的霸权行为而试图改变他国人民对美国的观念或印象，让世界接受美国而很少考虑美国怎么接受世界，其潜台词是美国总是正确，世界需要接受美国的国家形象[28] 。

（二）空间维度特指思维的横向演绎，其涵义是指从权力的自由度、国际格局、国际力量结构与国际秩序等出发来描述国际力量的分与合，着眼于全球化的矛盾，侧重于政治、经济、军事层面的规范分析，国家性方面尤其体现于国际关系理论结构的现实诉求与国家性格印记。

空间维度一、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性：源自美国外交政策的需要

国际关系理论的“美国中心”现象，更表现于客观实践。马克思之后，韦伯、福柯、哈贝马斯、萨义德等人深入揭示了政治与学术的关系。《美国和美国的敌人》对政治与政治学关系的分析入木三分——“美国的政治学是服务于美国的政权而非民主政治本身”[29] 。

马丁·怀特在“为什么没有国际关系理论”一文中强调，国际领域不同于国内领域，国内是线性发展和进化的场所，而国际领域却全无这些特征，呈现出循环往复的现象。因此从国际上看，只有外交学，而无国际关系理论。他进而指出“国际理论与外交实践的张力可以追溯到国际理论实质本身”[30] 。

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不是一般性地阐释各国的外交政策，而是特别顾及美国的外交政策与国际地位。从大国兴衰论、软权力理论、文明冲突论、大战过时论、民主和平论、单极稳定论……无一不是忧美国所忧、思美国所思，为美国辩护，为其国际行为与战略找“说法”。正如曾在杜鲁门－艾奇逊政府参与制订美国外交政策的国际关系理论大师摩根索指出的，“建立一种有关美国外交政策的理论，使已经确立的政策得到合理的支持，这种做法只不过是一种在知识方面的再次确认”[31] 。赫德利·布尔举现实主义的例子解释说，“在美国的国际关系讨论带有浓重意识形态色彩的时期，现实主义理论好像提供了锐利的批判武器；而当美国为自己的行动寻求指南时，它又为美国提供了方向；对急需治国方略的美国读者而言，现实主义理论好像提供了一个便利的欧洲外交智慧的宝库；在大学校园里，现实主义更有说服力，因为它经常是用略带德国口音的语言加以阐述的”[32] 。

总之，美国内政与外交的高度融合、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相辅相成，使国际关系理论既服务于、从属于又推动着美国外交政策的发展。

空间维度二、国际关系理论与美国的国家性格

人们经常说，美国是一多元化社会，没有什么国家性或国家性淡薄。“事实上，美国社会是通过同化消化差异，它一直为此感到自豪”[33]  。同化的过程就是美国化，结果就是塑造了美国的“国家性格”，即美国独有的历史、地理环境所塑造的民族心理。美国的国家性格也在其国际关系理论中得到充分体现。

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是美国对世界看法的学理抽象，而美国对世界的看法除了美国例外论与天定命运观之外，还有以下特征：一、美国人习惯按照看国内政治的视角看待国际政治，其国际关系理论从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开始就深深打下了美国国内政治的烙印[34] 。美国国内政治中有一种超越无政府状态的信念，故而国际关系理论中自由主义学派精彩纷呈，而现实主义鞭笞之。二、由童年经历塑造的孤立主义对美国而言是一种本能的冲动，而美国走向世界后又形成浓重的普世主义情结并在基督新教信仰中找到支点，这一点影响到了它的国际关系理论。比如，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倡导美国扮演“离岸平衡手”角色，建议美国在亚太地区收缩驻军，恢复本地区的平衡机制，既受英国经验的鼓舞，更是美国传统的孤立主义冲动在作祟。而普世主义在跨国主义、国际制度学派等自由主义思想中标记鲜明。三、美国一方面继承了不少欧洲（尤其是古希腊/罗马）的经验与智慧，另一方面又要有别于“老欧洲”，塑造全新的国家形象。比如美国有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传统，美国人是“帝国梦的不热情的做梦者”（小阿瑟·施莱辛格语），但又不断有国际关系理论为推行“新帝国”路线与“新美国世纪计划”造势。和孤立主义一样，这与美国例外论也有关联。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流派的论战是又一明显例证。前者更多是建立在欧洲经验基础上的，尤其是德国的权力政治（Realpolitik），带有较强的悲观色彩，而后者更能反映美国国民的乐观心态与使命感，带有浓重的美国经验。

此外，更广泛的美国社会性质与社会精神也塑造着国际关系的理论模式。美国是开放的社会，具有两面靠洋的独特地理位置，所以“拒绝接受势力范围的传统，不能容忍社会革命，不肯尊重与我们根本不同的文化模式，这已成为美国的价目标签”[35] 。遏制理论、霸权理论（反对地区霸权，而自己称霸世界）等都可以由此得到解释。美国的社会多元化与创新精神，反对革命和崇尚改良的传统和美国的民族主义，也解释了国际关系各理论流派不断论战而无革命的特点。当然，美国的国家性格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美国的威胁观、美国对自身地位与世界挑战看法的变化，美国的国家性格也在异化，进而导致其国际关系理论的异化。

（三）自身维度特指思维的意志层面，其涵义是每一种国际关系现象都有其自身的演绎律，比如战争，从作为经济矛盾的延续、作为政治手段的继续到文化层面的矛盾反映（“文明冲突论”所揭示的），一直到人们认为战争在过时（“大战过时论”所揭示的），战争规律在不断变化，体现出作为一种“生命力”的含义来[36] 。又比如“克隆人”虽然受到各国法律制约（空间维度）和人类伦理道德的束缚（时间维度），但科学研究自身规律及科学家的研究兴趣与好奇心（自身维度）终究要冲破前两者的樊篱，迟早要克隆出真正的人来。在国家性方面，自身维度特指国际关系理论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与价值论。

自身维度：国家性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表现

·本体论——国际关系理论的无政府状态情结

布赞和利特尔在两人合著的《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重塑国际关系学》一书中认为，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有五大弱点：当前主义（Presentism）、非历史主义（ Ahistoricism）、欧洲中心主义（ Eurocentrism）、无政府主义（ Anarchophilia）、国家中心主义（ State-centrism）。其中，无政府主义总是在无政府状态的前提下考察国际体系，忽视了历史上曾长期和广泛存在的等级状态[37] 。亚当·沃森进一步指出，过去5000年的国际史大多数时期不是无政府状态的，而是在无政府状态（anarchy）、帝国（empire）为两端所组成的范围内摇摆，霸权（hegemony）、藩属（suzerainty）、支配（dominion）介于其间。而且，他认为，无政府状态与帝国是极端条件，其天然的不稳定性倾向于驱使规则向范围的中间部分摆动。我们不容易挣脱这一无政府主义的桎梏，因为我们的预设前提认为国际体系是无政府状态的[38] 。英国学者的论述，是对以无政府状态为本体论的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批驳。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演绎史、各学派的论战，都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对“无政府状态”的同化、异化与原教旨化[39] 。美国式国际关系理论死抱无政府状态本体论不放，或者只是在物质层面向主观层面过渡来理解国际社会的存在本体，很少去，不愿去或认为不必去关心美国之外国家的内政问题，致使没有哪个国际关系理论能准确预测或解释苏联的突然崩溃。这体现出美国式理论的偏执。

·认识论——国际关系理论是美国（西方）思维方式的记录或反映

国际关系理论逻辑处处折射出古希腊的理性传统与古罗马的法的精神，而尤其洋溢着西方中心论与种族优越感[40] 。随着国际关系理论本体论研究从客观物质世界向主观观念世界的转变，西方中心论与种族优越感体现得越来越浓，也越来越隐蔽了[41] 。

伊多·奥伦指出，“现在的国际关系学者经常设想自己是百年甚至千年前某‘传统’的一部分。现实主义经常举出诸如修昔底德、马基雅弗利与霍布斯作为它们‘传统’的主要思想家。而就更‘自由’或乐观主义的方面来说，有格劳修斯、洛克、康德、科布登（但就他所知，没有古希腊/罗马思想家）。”他还特别指出，所谓的传统是“一个建构的传统”，或只是一个“神话”[42] 。的确，这些都是西方文明的传统，为什么没有东方的？布鲁斯·麦斯基塔（Bruce Bueno de Mesquita）在国际研究协会（ISA）2000年年会的主席致辞中追溯国际关系理论史时提到的东方先哲只有印度的寇蒂利亚（Kautilya）和中国的孙子[43] 。其实孙子对中国文化和现实主义传统影响更多的是策略层面，思想层面远不及孔子或韩非子。

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有选择地“神话”了西方传统，尤其是欧洲思想家修昔底德与康德哲学传统所代表的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理论渊源，并分别被美国的汉密尔顿与杰弗逊所继承，发展为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两派，以现实主义铸其骨骼，以自由主义成其血液。其中基本上没有东方思想传统的影响。所谓“文明冲突论”或“民主和平论”仍是古希腊/罗马之蛮族、另类观念的现代延伸，同时又受到进化论思想的影响。进化论的思想还塑造了国际关系理论中最核心概念之一—“权力”的达尔文式定义[44] 。

国际关系理论的盎格鲁－撒克逊思维[45] 是带有西方传统的美国思维方式的更集中的体现。当然，这种思维方式某种程度上也有其普适性。比如，国际关系理论也存在某种类似于“求同存异”的意境：现实主义本质上求同，各国行为的逻辑相同，故而大国政治是一种悲剧式的循环；自由主义存异，但最终求大同；建构主义以异求同，试图通过社会建构实现敌人－对手－朋友三种角色的转换。

l 方法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美国范式

美国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通常沿着“问题－文献综述－分析框架－假设－理论分析与历史验证－个案分析－政策启示”展开。这一思路较能得到中国学者的认同，其实这种程式化研究隐含着陷阱。2002年夏，笔者在巴黎政治大学（Sciences-Po.）访问期间拜会了法国社会科学高等学院（EHESS）裴天士（Thierry Pairault）教授。他对此批评道——先概述研究主题，然后回顾此主题已有的研究成果、理论范式，从而确立自己的分析框架，推翻、补充或验证某一观点或理论，思维容易为该主题已有研究成果所潜藏的观念和理论范式束缚，不自觉会取舍事实；实际上应该从问题本身入手，看看这一问题在世界上的联系及与之相关的种种矛盾，尝试去理清、解决这些矛盾，再看看已有理论成果对解决这些矛盾的贡献，借助或批判已有理论，进而创新理论，最终是为解决问题。这说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要返璞归真！如果按照美国人设计的方法论推进，往往落入其套路。世界各地移民美国的学者或希望在美国主流刊物发表论文的，都按照美国的这种思路分析，最终被纳入美国的学术轨道。这就应了斯蒂夫·史密斯教授的话——美国人的“统治”主要还不在于人数、刊物、资金或影响面等“量”的指标上，它更重要的是表现在“研究范式的支配性”（paradigm dominance）上面[46] 。

从“道”的层面分析，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基本上是先提出美国关心的问题或以国际矛盾表现的美国问题，问题的提法往往带有浓重的美国味，如独*国家为什么好战呀等，是典型美国观念的流露，思维起点基本就规范了其思维结果，因而国际关系理论者也是概念制造者（image-makers）。接着，概述对此问题的研究成果（基本上也是美国的），提出既有研究之不足。随后展开论证――基本上是对某问题不同侧面的强调或对历史的不同解读（历史也主要是欧洲史或美国史[47] ）：先是从美英经验形成，然后又用它来验证、修剪其他国家的历史。斯蒂夫·史密斯对此批评道，“主流美国国际关系学以如此狭隘的方式界定研究国际关系的相应方法以至于限制了对其他文化与理性观点的理解。……国际关系学科从来不能逃避规范分析；研究与教学内容不可避免地要规范化；主张分离现实与价值的实证方法是无法持久的；美国对国际关系的研究通过采纳对利益与身份关系的一基本的理性选择解释，包含着不能理解其他文化与身份的危险性，因而变成为越来越美国化的学科，这种势头远未消失而去考虑世界其他地区”[48] 。

从“器”的层面看，一个较明显的现象是，与许多发达国家的学者相比，美国人更重视“精密科学”的作用。故而美国国际关系研究方法论中对行为主义始终推崇备至[49] 。

l 价值论——国际关系理论的理念：美国例外论与美国使命感、普世主义的完美结合

笔者曾著文揭示即便最不强调国家属性的美国式现实主义在实践中仍难以超越“美国例外”（American Exceptionalism）情结[50] 。另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乔治·凯南这位外交政策专家，他曾透露自己的“现实主义”是如何同盎格鲁－撒克逊的民族使命感深深结合在一起的[51] 。

美国例外论、天定命运观在历史上曾帮助塑造美国的身份与认同，鼓励美国对外扩张，促进美国从地区大国向世界大国的转变。两次世界大战孕育和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的诞生和体系塑造，造就了美国性与世界性的完美结合，产生了所谓“美国的世界主义”：凡是世界的事务都与美国有关；凡是美国的好东西，都是世界可适用的（The United States is unique in the world: The world is here! If it’s good for America, it’s good for the world！）。所谓“霸权稳定论”、“单极稳定论”、“大国的兴衰”、“大国政治的悲剧”，表面上讲的是霸权、单极、大国，其实更多的是美国——这就是国际关系理论的“主体隐化”现象，因此很少有“美国学派”的提法而只有英国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对主流理论的批判或补充。当然，为什么美英之外的国家对国际关系理论贡献不大或其贡献没有被充分认知和承认？为什么英国学派、哥本哈根学派难以对美国国际关系理论构成实质性严重挑战？为什么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能吸收欧洲思想和各学科之所长并创新不断？人们通常认为是美国式国际关系理论的生命力使然，但实乃美国的理论霸权（话语霸权）所致。

安全与发展本是生活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追求的两大基本目标，但最强大的国家常常将其国际行为说成是为了世界的和平与繁荣。经过这番包装后，国际关系理论就被异化了。因而，国际关系理论难逃其国家性，而且是以最强大国家的国家性来表达，是被包装的美国外交意志或意识形态。

四  国际关系理论国家性的启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化

国际关系理论现在已发展成为一个大家庭，流派纷呈。以上论述当然是就其整体，将国家性独立出来，但不应过分强调或泛化之，其它社会科学的国家性就不见得如此突出。国际关系理论问题也不能全部归结为美国的，许多倾向（如问题导向研究）与美国没有必然联系。国际关系理论有其自身的演绎律，有普适性意义。如果不是美国恰巧执全球化之牛耳，因而在全球化时代方能形成的国际关系理论一方面有反映全球化时代特征的层面，另一方面就会显示另一国家的国家性。因而论文标题也可改为“国际关系理论的美国性”。为论证国际关系理论的国家性，文章主要考察了主流的美国国际关系理论，或曰国际关系理论国家性的总体表现，而无意高估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优势地位。

必须指出的是，“一个理论越是复杂细致，就越来越反省并超越它自己的视角；但是，最初的视角总是包含于理论之中，并对它的阐述起到重要影响”[52] 。如上所述，国际关系理论的美国视角，即美国性，就是经常以西方性、世界性超越它们的视角，而最初的美国性却始终包含其中。只是我们注意到，国际关系理论的国家性常常以所谓的西方性表现出来，即所谓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正如法国前国防部长让·皮埃尔·舍韦纳芒指出的，“‘西方’一词往往掩饰的是接受对美国的某种隶属关系”[53] 。学者们坦陈国际关系理论的美国性、西方性的同时，也流露出与非西方世界隔阂的担忧——“如果适用的理论几乎仅仅来自西方，从西方的角度出发，那么我们能够充分理解非西方居于统治地位的世界政治体系吗？”[54]  对此，霍夫曼建议道，“由于国际关系学科建立并发展于美国，因此它处于批评的中心。美国需要三倍于现在的距离。具体来说，它应该远离当代，转向过去；远离超级强国的观点（更保守的观点），转向弱国和革命国家的观点，也就是远离不可能实现的、对稳定的追求；从向政治科学的滑动，回到通向传统政治哲学引起的问题所代表的顶峰的险峻斜坡上”[55] 。

黑格尔所言“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广受人诟病，但“存在的总有其合理性”大概不会有异议。本文探讨国际关系理论国家性的目的，并非在一般意义上揭示国际关系理论的美国性，而是探讨这种现象存在的合理性，尤其是其演变根源与机理，从而反思一个更重要、紧迫和我们关心的话题——国际关系理论何时、如何实现中国性？也就是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或中国学派的未来这一问题。

国际关系理论范式不可能超越国家，恰如自己不能将自己举起来。不存在脱离国家视角的纯客观的国际关系理论，所以其科学性总是相对的，而国家性是普遍的、绝对的。因此，不能机械照办美国式的国际关系理论来解决中国的问题，盲目的“拿来主义”是有害的；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化必须另立门户，提出全新的体系/学说。在既有美国话语霸权范式下创立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并非不可能，但有一定难度——既要立足于中国自身面临的问题与思维原点，又要超越问题与思维的局限性，反映时代矛盾而具有一般意义。探讨国际关系理论美国性的目的，正在于清醒认识到其国家性因素，借鉴其一般性，以早日实现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性。

注释:
[1] Max Weber, Objectivity in Social Science and Social
Policy. In Weber,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
Edward Shils and Henry Finch (trans. and ed.). New York:
Free Press, 1949. Cited in Ido Oren, Our Enemies and US:
America's Rivalries and the Making of Political Science.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5.
[2]  Robert Cox, 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
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Robert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207.
[3]  Stanley Hoffmann, An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aedalus, 106 (3) (Summer 1977), pp.41－60.
[4]  参见王逸舟：《试析国际政治学的美国重心》，《美国研究》1998年第1期。
[5]  任晓：《国际问题研究断想》，《国际观察》1998年第4期。
[6]  Robert Cox, 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
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 208.
[7]  Joseph S. Nye, Jr.,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8]  这一想法最近尤其受到翻译《美国和美国的敌人》一书的鼓励。该书深入揭示了政治学的美国性问题，以详细的历史事例指出“美国的政治学是美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学说”。见该书导言“American Social Science as Ideology”。
[9]  参见王义桅、倪世雄：《论比较国际关系学及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开放时代》2002年第5期。
[10]  当然，英国学派的“哲学－历史”研究方法是对大英帝国历史遗产的继承。只是在以美国式社会科学占主流的情形下地位不突出，或者正如下文指出的，这本身就是美国国际关系理论话语霸权的表现。
[11]  参见刘绪贻主编《战后美国史：1945-2000》（《美国通史》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1－12页。
[12]  倪世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学派·论战·理论》，《复旦学报》1999年第1期。
[13]  Ido Oren, Our Enemies and US: America's Rivalries and
the Making of Political Science, p. 16.
[14]  参见王义桅、倪世雄：《均势与国际秩序：后冷战时代的思索》，《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2期。
[15]  Hans Morgenthau, The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Functions of Theory (1970).In James Der Derian (ed),
International Theory: Critical Investigat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5. p.41.
[16]  斯坦利·霍夫曼，《美国社会科学：国际关系学（1977年）》，詹姆斯·代元主编，秦治来译，《国际关系理论批判》，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33页。
[17]  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3页。
[18]  William C. Wohlforth, 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4, No.1 (Summer 1999), pp.5-41.
[19]  迈克尔·亨特：《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楮律元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84页。
[20]  松村昌广，《伊拉克战争与国际秩序》，日本《世界周报》2003年4月1日。
[21]  所谓“美国化”，首先表现在对确定性的追求（以科学化为目标的），实证主义成为有效的“工具箱”。其次，关于现状的研究占据学科研究的统治地位。最后，深层次的“美国话语霸权体系”主导着国际关系学的发展脉络。《国际关系理论批判》论文集是揭示、分析国际关系学“美国化”现象的较好著作。参见代元主编《国际关系理论批判》，秦治来译序。
[22]  Molly Cochran, What Does It Mean to Be an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A Pragmatist Case for Divers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Robert M. A. Crawford and
Darryl S. L. Jarvis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ill an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2001, p.53.
[23] “合目的性”借助了康德历史哲学的提法：“构成康德历史哲学的中心线索的是历史的两重性，即历史的合目的性与历史的合规律性；亦即人类的历史在两重意义上是有道理（理性）可以籀绎的：（一）它是根据一个合理的而又可以为人类理解的计划而展开的，（二）它同时又是朝着一个为理性所裁可的目标前进的。就其当然而论，人类历史就是合目的的；就其实然而论，人类历史就是合规律的。”（康德著、何兆武译：《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译序）。
[24]  参见王义桅：《在科学与艺术之间：质疑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9期。
[25]  参见迈克尔·亨特：《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第20、125页。
[26]  Ronfeldt and Arquilla, What if there is a Revolution
in Diplomatic Affairs?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25 February 1999. http://www.usip.org/virtualdiplomacy/publications/
reports/ronarqISA99.html.
[27]  John Arquilla and David Ronfeldt, Emergence of
Noopolitik Toward an American Information Strategy.
Santa Monica, CA: RAND, 1999.
[28]  See Newt Gingrich, Rogue State Department.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03.
[29]  Ido Oren, Our Enemies and US: America's Rivalries
and the Making of Political Science, p.5.
[30]  Martin Wight, Why is there no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H. Butterfield and M. Wright (eds.), Diplomatic
Investigation: Essay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66, pp.17－34.
[31]  代元主编《国际关系理论批判》，第53页。
[32]  代元主编《国际关系理论批判》，第207页。
[33]  J·斯帕尼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外交政策》，段若石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3页。该书成功地以“国家体系”（即“国际体系”，主要指“均势”）和“国家风格”（美国的政治价值观、经历及其历史）两条线索分析二战后美国的外交政策。
[34]  在1918年1月发表的“十四点和平纲领”（该纲领奠定了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理想主义的基础）讲话中，威尔逊向世界保证，美国没有自私的目的，它所要求的是使这个世界“适合于在其中安全地生活；特别是使它对于每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成为安全的，这些国家，像我们自己的国家一样，希望过自己的生活，决定自己的制度，在反对武力和自私的侵略中，确保能得到世界其他各国人民公正和公平的对待。”纳尔逊·曼弗雷德·布莱克：《美国社会生活与思想史》下册，许季鸿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92页。
[35]  迈克尔·亨特：《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第191页。
[36]  参见拙文“战争原因的‘生命力假说’——大战过时论及其它”，《国际观察》2003年第5期（特稿）。
[37]  Barry Buzan & Richard Little, International System

in World History: Remaking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21.
[38]  Cited in Buzan & Little, op.cit. See Adam Watson,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1992; The Limits of Independence: Relations
between States in Modern World. London: Routledge, 1997.
[39]  总体说来，现实主义着眼于客观世界，肯定（同化）无政府状态，而且还把理想主义斥之为“乌托邦主义”（E·H·卡尔的《二十年危机》即是典型）；自由主义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着眼于人化世界，将理想主义的理念发展成为一门可与现实主义相对的学派，以各种渠道（国际制度、国际组织、经济相互依存等）修订（异化）国际无政府状态前提，使国际社会有序化；建构主义进一步指出“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成的”（温特语），否定了通过外在力量修订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思路，而强调回到建构国家行为本身（原教旨化），并设计了无政府状态从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康德文化三层次演绎的前景。
[40]  关于“西方中心论”与“种族优越论”的论述，可分别参见“在科学与艺术之间”、《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第三章“种族等级观念”。我国古希腊史专家黄洋教授认为，“现代西方所谓的民主政体实际上更类似于罗马共和政体，而同古代希腊的民主政体相差甚远。事实上，美国宪法的制订者也是回到罗马而不是古代希腊寻找榜样和模式的”，见黄洋，《民主政治诞生2500周年？》，《历史研究》2002年第6期。关于美国如何继承古希腊/罗马遗产及美国国父们如何受古希腊/罗马思想影响的论述，参见Meyer Reinhold, Classica Americana: The
Greek and Roman Heritage in the United States. Detroit,
1984; Carl J. Richard, The Founders and Classic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41]  对强烈的建构主义种族优越感批评，参见Jef Huysmans, Revisiting Copenhagen:
Or, On the Creative Development of a Security Studies
Agenda in Europ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4 (4), 1998, pp.479—505.
[42]  关于国际关系学者如何寻求“表明支持大多数当今国际关系文献观念的知识与历史根源”的很好资料书有Mark V. Kauppi and Paul R. Viotti, The Global
Philosophers: World Politics in Western Thought.
New York: Lexington Books, 1992. 此书的一半篇幅阐述各个古希腊与古罗马思想家。 ——引言及解释均取自伊多·奥伦（Ido Oren）回答我有关“古希腊/罗马思维传统如何影响国际关系理论建构”的来信。
[43]  布鲁斯·麦斯基塔：《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6期。
[44] 在西方政治学中，“‘权力’基本上是指一个行为者或机构影响其他行为者或机构的态度和行为的能力”，参见《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594页。这一定义受达尔文思想影响，主要是从权力施予方（权力主体）给出，没有考虑权力接受方（权力受体）的感受。实际上，权力的最终效果不仅要考虑权力主体的能力，而且要考量权力受体对此权力的接受程度。这是古代东方朝贡国际体系与近代欧洲国际体系权力法则的重大区别。顺便指出，比较美国在二战结束后与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地位，也应该兼顾权力主体与权力受体两方面。公共外交即是美国着眼于权力受体的重大努力。
[45]  Steve Smith 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ritish
and American Perspectiv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Inc., 1985.
[46]  Steve Smith, Paradigm Dominan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a Social Science. In Hugh C. Dyer and Lean Mangasarian
(eds.),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State
of the Art. The Macmillan Press, 1989, pp. 3-27.
[47]  最近发表的文章再次提醒国际关系学界非欧洲历史的重要性，参见David C. Kang, Getting Asia Wrong: The Need for New Analytical
Framework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4 (Spring 2003), pp. 57-85. 文中特别强调将亚洲（中国）历史纳入国际关系分析框架的必要性。
[48]  Steve Sm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Disciplin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EGEMONIC COUNTRY,
HEGEMONIC DISCIPLINE”.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4, Issue 2 (Summer 2002), pp. 67-68.
[49]  详细论述，参见王逸舟：《试析国际政治学的美国重心》，《美国研究》1998年第1期。
[50]  王义桅、唐小松：《大国政治的悲剧与国际关系理论的悲剧》，《学术界》2003年第6期。
[51]  迈克尔·亨特：《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第174页。
[52]  Robert Cox, 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
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 207.
[53]  郑若麟，《走向一个重新平衡的世界——访法国前国防部长让·彼埃尔·舍韦纳芒》，《文汇报》2003年5月15日。
[54]  赫德利·布尔：《1919－1969年的国际政治理论》，代元主编《国际关系理论批判》，第224页。
[55]  代元主编《国际关系理论批判》，第257页。

(《美国研究》2003年第4期)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发布 2003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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