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当国家的生死存亡同它所坚持的意识形态发生冲突时，意识形态往往退居次要地位。所以在拿破仑战争中，资产阶级的英国会同欧洲大陆的封建君主国们结成反法联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资本主义的英国、法国、美国会同封建君主制的俄国结成同盟，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的美国同社会主义的中国结成同盟。当意识形态同国家生存利益一致时，与对手的冲突将会加倍地不可调和。俄国历史学者叶· 维·塔尔列写道：“马拉用来包缠自己头部的红头巾，对于欧洲统治者说来，比拿破仑的金色王冠还要可怕。1815年他们认为拿破仑正是要使‘马拉复活’来进行总的斗争。拿破仑不但不打算这样做，而且最怕这样做，但是，维也纳、伦敦、柏林和彼得堡都觉得他会这样做。而这更增加了他们对这位征服者的不可调和的敌意。”（叶·维·塔尔列：《拿破仑传》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364页） [2] 奥斯曼土耳其与威尼斯除了东地中海的商业利益冲突外，还包括伊斯兰教与基督教意识形态的冲突，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一致终于导致1571年的勒颁多海战。 [3] 西、英除了在海上贸易发生利益冲突外，还存在不可调和的意识形态冲突，西班牙代表罗马的旧教，英国代表新教，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两个因素终于触发了1588年的阿马达海战，西班牙无敌舰队战败，英国从此逐渐成为海洋强国。 [4] 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普鲁士（包括后来统一后的德国）同法国因领土争端和意识形态的对立而成为世仇，经历了普法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5] 欧盟国家也有核武器，综合国力强大，但因意识形态、国家制度、价值观念相同便产生了心理上的认同与亲和，美国虽然同欧盟有矛盾，但没有产生敌意。可见意识形态对敌意产生加剧的重要作用。拿破仑战争之所以空前激烈，就在于交战双方的国家生存利益同意识形态空前一致（英国是个特例，它在外交上所持的价值观是国家利益大于意识形态）。 [6] 1938年,英国首相张伯伦曾把“一揽子解决问题”的“慕尼黑协定”称做“我们一代人的和平”，但由于英德两国没有真正威胁到他们利益的共同敌人，希特勒德国没有一揽子解决问题的诚意，将英国人捉弄了一回。 [7]（俄）乌特金：《下个世纪的美国战略》载《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00年第2期） [8] 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前，中日经济交流也达到了相当的规模，由于甲午战争以来，两国积怨太深，中国反日情绪经常导致DIZHI日货运动，对日本国内经济形成较大的冲击，从而加剧了政治、军事冲突的力度。中国的抗日战争验证了C沃尔茨等人的观点。 [9] 朱镕基总理最近在清华大学管理学院的讲话时说：“有人说，中国要靠美国，因为美国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去年对 美国顺差五百亿美元，对欧洲顺差二三百亿美元，对东南亚逆差二百亿美元，对台湾逆差二百亿美元，对韩国逆差一百二十个亿美元。我认为，如果美国停止与中国贸易，他们的通货膨胀率马上就要上升两个百分点。他们需要我们的产品，因为我们有劳动力密集的优势，这是哪个国家也比不上的。一双名牌运动鞋，在中国成本12个美元，其中两个美元给了工资，他们拿到美国去马上卖120美元。如果没有中国，他们能以这样的价钱买到货物么？有人说，你现在在美国购买那么多的国债，如果他们一冻结，怎么办？我说，买美国国债利率最高，年初利率为6.5％，现在降到4％，但还是最高的，我每年可以拿回七八十亿美元的利息，有什么不好？美国敢冻结么，除非发生中美大战，世界大战。那时候我们在国外的外汇是三千个亿，但是外国在我国的投资是五千个亿。”而美国有关经济专家却认为：只要稍微增加些运费，美国给中国的货单在东南亚照样能发得掉。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声称：“即使我们主张与中国经济往来，中国仍然是亚太地区稳定的一个潜在威胁，”主张“合作是要进行的，但当两国的利益发生冲突时，美国决不应害怕与中国对抗。”（见赖斯《促进美国国家利益》，载《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3期）。可见双方都认为即使发生军事冲突，经济上也不见得会吃亏。
话虽这么说，但由此也应看到两国避免战争的可行途径，力争两国经济互补程度越过消除战争的临界点，以致两国发生再大的争执也不会考虑战争的可能性，使两国以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对立、经济上的合作来维持和平局面。雷蒙?阿隆曾在20世纪50年代指出，阿拉伯国家同西欧国家的性质是政治对立，经济密不可分（见雷蒙·阿隆《论战争》第三章“外交领域的传统与变化”，美利坚大学英文版）。现在看来，阿拉伯世界与西方这种政治对立、经济互补的关系之所以能维持一个相当长的和平，原因是经济互补的程度越过了消除战争的临界点。阿拉伯世界同欧洲政治对立、经济互补这一和平模式也许给未来的中美关系提供了一个努力的方向。 [10] 笔者当时回答：一、中国将来不干什么，好好过日子；二、中国自己也不知道将来干什么，因为你们美国100年前也不知道今天要干什么；三、中国将来干什么要根据美国将来干什么而定。 [11] 美国前国防部长威廉姆·佩里和助理国防部长艾什顿·卡特最近提出“预防性防御”的战略观点，这种正在实施的战略观点基于如下的考虑：“美国奉行‘正常状态’和孤立主义的政策，结果反倒被拖进一场全面战争，承担起打赢战争的重任。由于美国事先既未能阻止一个危险对手的崛起，事后又未能制止它的侵略，结果为了打败德国被迫二度参战。”（见《预防性防御——一项美国新安全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9页），美国正是从这些痛苦的经验中酝酿出遏制中国的念头。 [12] 国家不是物质生产的需要而诞生的，是战争的产物，是人类个人之间和群体之间双重敌对的需要的产物，因此，没有敌人的国家是不符合逻辑的，也是危险的，所以“居安思危”，在和平环境里，每一个健康国家的下意识里，都有寻找敌人的倾向。具体来说，没有假想敌人，国家庞大的军事机器就会因没有目标而费弛松懈，毫无战斗力。历史上的中国经常因为没有对手而变得没有战斗力，被弱小民族打败。 [13] 近年来美国实行是“遏制加接触”，但接触是为了更好地遏制，最终服从于遏制这一战略目标。 [14] 所以，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同美国打交道时应创造条件，力求使美国认清：如果美国卷入台海冲突，它的损失远大于所得。 [15] 现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认为：“……但总的来说贸易能打开中国的经济，最终也能打开中国的政治。这一观点要求我们相信市场与经济自由带动政治变革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已为世界各地的经验所证实。”（见赖斯“促进美国国家利益”《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3期） [16] 笔者前年曾撰文指出：“……但是事态不会按俄国人的意志发展，主动权握在美国人手里，美国必须在“守信”和“丧失良机”之间进行选择，假如美国既遵从俄国的意志，又遵守《反弹道导弹条约》，就意味着在能够摆脱“互为核人质”、不受任何拘束的时刻，丧失了机会，而这样的机会对美国来说，历史可能只提供一次，这种机会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有着无法抗拒的诱惑力。任何条约同一个强国根本利益发生严重冲突之日，也就是条约约束力开始失效之时。可以断言，美国会不顾一切去争取历史赐于它的千载良机。”（见《剑与盔甲——评美国修改‘反弹道导弹条约’》《南方周末》1999.10.29） [17]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最近访华时表示：“President Bush believes, and I believe of course, that a constru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s in the interest of the American and Chinese peoples, in the interest of our allies and friends in Asia, and in the world's interest.”（见Distributed by the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Programs, U.S. Department of State. Web site: http://usinfo.state.gov。抄件由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7月30日转发）。对华强硬态度比先前有所缓和，目前有个共识，美国每届新政府上台，对中国总是始争后和。我以为这一现象根本上源于美国的两种恐惧和对中国未来走向不明，而在表面呈现为国内各种政治、经济利益集团借中美关系此种性质牟取各自的利益。 [18] 从1899年开始，德国参谋总长阿·冯·史利芬就开始制定东西两面作战中，首先击溃法国的作战计划，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的25年中，德国曾对此计划进行了反复修改和演练。 [19] 阿庇安：《罗马史》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第244页。 [20] 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的敌意是否绝对不可化解？虽然是个历史之谜，但在逻辑的世界中仍是有答案的，第一次布匿战争后，罗马并非一定要消灭迦太基。由于迦太基内部政治动荡，迦太基元老院对掌握兵权的汉尼拔家族的政治****日益明显，汉尼拔权衡再三认定，只有把自己的国家带入战争，他的家族才能获得安全，于是他下决心破坏本国与罗马签订的和约，越过挨布尔河进攻罗马的盟邦萨干坦部落，导致第二次布匿战争的爆发。至此，罗马对迦太基的不守信用、反复无常留下深深的成见和恐惧，促使罗马在赢得第二次布匿战争的胜利后不久，下决心彻底毁灭迦太基。（见阿庇安罗马史》上卷 ，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47页） [21] 许多人认为：经济建设是中国当前的主要任务，外交事务应以此为原则。表面上看没什么大问题。但在理论上还是比较模糊。“经济建设为中心”事实上是“最小代价实现现代化强国”原则的手段之一，因为经济强盛带动综合国力、包括军事力量的强盛，一旦达到这一目标，国际事务中一些原先的麻烦会自动消失，没有达到综合国力的强盛，即使花很大代价也不一定解决问题，甚至出现灾难性后果，如台湾、南中国海等。笔者注意到1999年10月1日，中国举行的阅兵式上首次出现了空中加油飞机，此后，菲律宾政府在南沙群岛问题上的态度明显缓和多了。因为空中加油技术表明，中国空军具备了南沙上空持续作战的能力。 [22] 今后中国外交一个较大的问题是，如何在保持必要的尊严的前提下，争取到一个较长的和平环境。由于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百年欺凌给中国民众心理带来严重的扭曲，加之以这段历史为主的几十年的爱国主义思想的灌输，使得中国在处理外部冲突时，外交上难以把握“合理的、必要的让步”和“摇尾乞怜、屈膝求和”之间的差别。这种因羞愤而严重扭曲的心理经常会影响外交策略的正确选择。
以国民政府抗战前的外交为例，在收回租界、关税等问题上，不知英、美、日在中国的长远利益的差别，被对英美交涉的成功而冲昏头脑，以没有国家实力（主要是军事力量）为前提的强硬姿态对日交涉，由于国家实力同所持强硬态度和预期目标存在极大距离，刺激、诱发了日本国内强硬派的上台，不仅没有收回失地，反被占了东北，此时方知这是一场真正的实力较量，不是开会、游*、呼口号所能替代的，于是发现争取时间，增强国力才是当务之急，所以在“九一八事件”时采取“不抵抗政策。”但却难向因充满爱国激QING而失去理智的民众作出交代，被视作“***行为”，陷于内外被动的困境。笔者以为；当时情况下外交思路、策略得当的话，纵然日本侵略中国之心不死，中日战争不可避免，但争取20年的准备时间还是有可能的，20年或更长时间后，在综合国力提高的情况下，中国抗战形势显然会有利的多。需要声明一点，笔者绝无为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径开脱之意，只是为了探讨当时在弱势对强势的情况下，弱势的中国是否在外交政策、策略上做到了最佳、最明智的选择？以便今天在同样是弱势对强势的中美格局中，提供一种经验和启示。历史的教训是：若把必要的妥协、暂时的让步在爱国主义情绪支配下等同于“屈膝投降”，将会招致国家利益更大的损失，并带来更大的屈辱。保持实力与强硬态度之间的合理平衡是外交艺术的核心问题，但国家内部政治派别斗争激烈的情况下，一项合理的外交政策很难达成共识和付诸实施，并经常被歪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