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户开放政策的明确内涵和历史作用以及它在国际间广泛的实施,甚至使“门户开放”(Open Door)这个英文词也逐步演变成“平等互利”、“相互尊重,消除歧视”这些基本价值的代名词。早在1939年,在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1804 -1865。最早的自由平等贸易倡导者、英国十九世纪著名政治家,注:科布登晚年致力于英国与FaGuo之间的公平自由贸易,他主张贸易往来中的“任何一国都不能强行反对其他国家的进出口的禁令,任何一国的进出口的禁令对其他国家都无效”。他的这一观念被列入英法贸易协议中的“最惠国”条款并在后来被写进英国与其他许多国家的贸易协议。科布登公平自由贸易的理念虽然在他死后被科布登俱乐部(Cobden Club)所继承并努力发扬,但却持续受到国际间的普遍忽略和践踏(参阅《大英百科全书》英文版相关条款)。世界上最早主动接受并努力实践这一理念的是美国,最典型的例证就是美国在华实施的早期门户开放政策。)纪念协会在伦敦召开的国际会议上,中国驻巴黎大使顾维钧(Wellington Koo)博士就在他著名的题为“门户开放政策与世界和平”(“the Open Door Policy and World Pea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New York, Toronto, 1939.)的演讲中指出:“自由贸易原则的逻辑就是门户开放主义(Open Door Doctrine)。”门户开放主义“的意思就是在商业、航海业和投资业中平等相待,并暗示在这些领域里同样的机会将对所有国家开放而没有歧视。”。他认为:门户开放与殖民地时期宗主国对殖民地的剥削相反,它是一个承担责任的现代性概念。它的在长远利益上机会平等的原则使得殖民地人民同样受惠。而关门主义只能导致民族主义的产生和民族帝国的永久抗拒,甚至导致更多的殖民扩张并演发为政治敌对。“门户开放在经济相互依赖的世界中可以减轻某些尖锐的矛盾冲突。”这个评价不仅总结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前殖民时期的贸易史,而且被后来的历史所证明。
1899年3月16日,门户开放政策出台的半年前,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Milton Hay)给一位担忧美国在华利益的纽约编辑保罗达纳(Paul Dana)写了一封机密信件。信的内容在九年以后被公开披露,显示出美国对华贸易问题上与在华列强全然不同的思路:“……我们当然反对肢解那个帝国(指中国),而且我们也不认为美国的公众舆论将会支持这个政府(指美国政府)加入目前正在进行的惊人的掠夺游戏。同时我们意识到了保护我们在那个帝国的巨大商业利益的重要性……。”(引自“The Life and Letters of John Hay”by William Roscoe Thayer, 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in Company, 1915. )
事实上,门户开放政策的精神其来有自。至今一个不为中国当代的读者所知的事实是:1899年8月,当美国国务卿海要求他的助手罗克希尔(W. W. Rockhill)为他起草给六国的的条子时,罗克西尔采纳了英国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司长希皮斯利(A. E. Hippisley)的建议。这位英国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负责人一度是赫德(Robert Hart)的亲密同事和助手。赫德是英国驻北京的关税稽查总管。这位总管在中国关税稽查问题上,采取与大英帝国官方不同的立场和政策。他代表了一些英国官员私下与当时的英国官方不同的对华贸易立场。他的立场和与之相应的主张是:在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的各国中采取平等税收,平等交易机会的原则。所以,门户开放政策最初是英国的非官方贸易见解。由于它符合美国的多边贸易平等互惠原则,所以被美国官方采纳了。
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在论及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演化时指出:这一政策的第二度通告(照会)“是针对俄国已经迅速占取满州,从而违反列强在华利益这一事实而作出的”。(引自“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by John King Fairbank, Fourth Edition, England.1976;)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的情况同样令人怵惕:列强在联军在登陆天津进兵北京前就对中国各怀野心。俄国首当其冲,其他各国紧步后尘。联军刚刚攻陷天津,俄国就召集各国高级军官开会,成立天津临时政府,并企图自任首脑。在其他国家反对下,俄、日、英(后来加上德国)成立了联合天津行政首脑机构。无独有偶的是,这几国都是过去和不远的将来要瓜分中国的恶主。俄国同时还抢先占领了天津海河东岸地区,并将那里擅自划为俄国租界。这一破坏门户开放政策一度照会精神的做法,立即引发了自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各国再度瓜分中国的竞赛:英、德、日眼红俄国扩大自己的租界,要求也扩大他们的租界;而其他在天津没有租界的国家如奥匈帝国、意大利和比利时则要求建立自己的租界。
“借助现代外交策略……,海使世界习惯于接受‘门户开放’这个为中国而采纳的唯一高尚的政策。没有一个于此有关的(西方)政府乐于接受它,它们都在已经到手的盘剥中为自己盯着更多的利益并且乐于进行更多的争夺;但是在海宣布门户开放政策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于公然反对它。”(引自“The Life and Letters od John Hay”by William Roscoe Thayer, 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in Company, 1915.)当敌视西方文明和反抗西方剥削的民族主义在中国大地以暴民政治的形式讨还公道时,由于美国的介入,由于门户开放政策的颁布和实施,在那些“外国鬼子”中,不仅出现了自律的音符,而且出现了为中国利益叫阵的鼓手。无论如何,各国列强开始调整自己的行为,接受门户开放的约束。这哪怕仅仅为了与别国步调一致,也是一种历史的进步。纵览过往的国际交往历史,这是首次实力强大的多国殖民集团面对一个弱国,而且是一个违反国际协约的弱国,承诺接受道义原则的束缚。
事实诚如美国中国问题学者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先生早在他的《美国与中国》(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一书中指出的:“1900年7月的二度通告对于中国的领土与行政管理的完整性表现出更为积极的态度和更多的支持。”他认为,美国的“门户开放说法发展了两个原则”:除了“所有在华国家的平等待遇”,另一个原则就是“中国的完整性”。在中国孤立无援,国难当头的时候,美国是国际上唯一一个为中国说话的国家,门户开放政策是避免中国重蹈类似非洲那样的被列强瓜分干净之厄运的唯一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