铲除黑社会保护伞

岸上的猪

　　扫黑
　　文强落马，与6月份以来开展的轰轰烈烈打黑除恶专项行动息息相关。
　　这一行动开展背景，是薄熙来在去年5月提出了建设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健康重庆五大目标，以此为重庆的扩大开放提供优良的软硬环境，同时提升市民生活品质，增强幸福感。
　　据一位政界人士称，促使重庆决意整顿黑恶势力最直接的原因，是去年的出租车罢运事件及民营公交收编改革——政府在推行有关政策时，感受到来自黑恶利益集团的强烈阻力，政令不能畅通。
　　2008年11月3日，重庆市发生8000辆出租车集体罢市事件。出租车司机主要诉求称，出租车公司收取高昂的规费，导致司机受到严重盘剥。重庆市委市政府随后做出了妥善处理，很快平息了事件。
　　作为主要善后措施，重庆市政府要求主城区出租车公司每辆车降低50元“板板钱”。但在一些出租车公司，该项措施却受到强力阻挠。“一辆车每天50元，一个月每辆出租车的营运损失就是1500元，这就触及很多利益，执行遇到相当大阻力。”上述政界人士称。
　　而此后的民营公交收编事件，则使地方恶势力对政府政令的DIZHI态度更加明显----因民营公司经营的“7字头”公交车管理散乱，事故频发，多次改革不见成效，市政府终于决定在今年5月31日前，将全市380多辆“7字头”收归为国有，而“民营公交公司提出的收购要价达到1亿多元，与政府谈判时的态度非常强硬”。
　　在此背景下，重庆市的打黑行动开始迅猛进行。重庆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周波在13日表示，这次行动系“根据市委市政府和公安部的整体部署”。空降重庆的王立军是这次打黑的领军人物。
　　王立军上任后重拳不断。去年7月10日至9月30日期间，他领导警方进行了重庆市历年来规模最大“夏季社会治安综合整治行动”。行动开展期间，全市日均破案258起，日均逮捕犯罪嫌疑人93人，一时监狱人满为患。
　　此外，王还在今年1月，部署了“灭枪治暴”专项行动，出动上千名公安特警、刑警和武警官兵，乘专列突袭渝、湘、黔交界区，清剿围捕了一批地下兵工厂及制枪窝点。
　　一位警界人士对记者称，两次行动，都意在“扫黑”，“这一步是将上面浮漂的部分打去，为下一步深入清理黑势力打下基础。”
　　今年6月，“打黑除恶”专项行动正式拉开序幕，重庆警方说将对“恶势力进行拉网式的全天候密集打击”。
　　此后，一批黑恶势力头目相继落网，其中不乏如渝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黎强这样有影响、有身份的亿万富翁。有警方人士透露，这位从事公交运输的民企老板，与文强交往甚密。
　　随着行动的深入，打黑也指向了警方内部。知情人士称，多位有“保护伞”嫌疑的警界官员，相继被查或被逮捕。
　　知情人士透露，这些警界人士有的是自动暴露，如黎强被捕后半个小时内，其手机不断有警示其逃跑的短信，发信者多是警方内部人士；而有的则是在侦办过程被牵涉进来，一位办理刑事案件多年、与警方接触较为密切的律师对记者说，几位熟知的警方人士，最近手机都莫名停机了。
　　迹象显示，重庆的打黑除恶专项活动还在持续深入中，7月15日，王立军兼任武警重庆市总队第一政委、第一书记。如此一来，重庆武警系统也将被纳入打黑行动的统一调配中。
　　重庆一位资深律师分析说，最后所有的焦点都会指向文强，因为他负责全市的刑事、治安管理11年之久，对此难脱其咎。
　　保护伞
　　“文强的落马，最令人震惊的是，掀开了警界与黑恶势力勾结谋取非法利益的盖子。”该市一位政协委员对记者称。
　　“据我的了解，重庆黑社会的发展，跟拥有保护伞不无关系。”重庆某大学教授王力(化名)说。王力1994年就开始潜心研究黑社会，并深入黑社会组织进行调查。
　　而在7月31日该市一次通报会上，王立军亦表示，重庆涉黑案件的总体特点是时间长、跨度大、背景深、人数多、质量高、影响恶劣，特别是一些黑恶组织已有“合法”外衣，以商养“黑”，以“黑”富商。
　　根据王力对各地黑社会的调查发现，部分成型的黑社会组织与保护伞之间，是相辅相成，互相发展的过程。
　　王力说，“有些组织一开始并不是黑社会，只是与官员有某种关系，如亲属、同事、朋友、战友、老乡、邻居中，并利用这样一个靠山，不断发展，后来才形成黑社会；有的官员，则靠着黑社会的钱往上爬，比如买官。随着他的升迁，周围聚的集团，利益越来越多，他自然也就成为这个利益体的保护伞。而过去的团伙，随着他升迁，发展越来越大，也逐渐形成了黑社会。”

　　“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这个时期的社会特征，就是黑社会成长迅速，并有条件迅速集聚资本，增强实力，这样一个过程中，他们从过去暴力为主，转向以更高层次的经济犯罪为主，治安案件反而大为减少，但危害性更大，更深层次危害社会肌体。”王力认为，而这个过程也是黑社会与保护伞相互作用的过程。
　　“没有保护伞，黑社会难以长期生存和发展，两者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王力说，“黑社会本质上是市场经济的伴随物，它本身是‘经济动物’，它本质是追求非法的经济利益，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不断向政府浸透，寻求靠山和地域控制力，以维持这种关系。”
　　王力表示，文强的发展轨迹，也不会脱离上述规律，更为严重的是，“一个公安局局长如果涉入黑恶势力，他自然不会事事亲为，就会牵连各部门、派出所、民警”。
　　2000年发生的重庆“白云湖事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当时有王渝男等十多人合资在璧山县白云湖度假村开设“百家乐”地下赌场，长期聚众赌博，非法敛取钱财——案发后，原重庆市公安局治安总队总队长李某等四名警员被一同抓捕，罪名为“利用职务之便，为王渝男等提供保护，甚至通风报信”。
　　法院的判决书称，上述警察最后“致使王渝男、董理等人以白云湖为依托，长期非法聚敛钱财未被查禁，并发展成为非法持有枪支、弹药，实施故意杀人等犯罪行为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据知情人士透露，作为保护伞，李某获得利益惊人——不仅每月可按时领取5万利钱，并可随时调取300万元以下现金。
　　王力称，“在这样巨资的诱惑下，有些官员是很难抵抗的，也就被金钱牢牢拴在了贼船上。”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本身就是黑恶势力层出不穷的时期，就像犯罪一样不可能消灭。”长期从事城市平安建设的重庆市社科院研究员孙元明称，“一个地方黑社会存在，除了全局性背景，有其强烈的区域特性，必须要针对性地采取措施。”
　　孙元明认为，“过去对黑恶势力也在打击，但更多满足于治安层面的一次次运动式出击，基本没有触及社会经济层上的本质的矛盾。所以收效不大，而薄熙来现在提的平安重庆，是以治安为突破口，强调社会经济发展的文化，经济良性安全，跟以往扫黑的概念大有不同，也会大大减少文强这样的现象”。
　　据重庆市公安部门8月12日公开的数据，今年1到7月，警方破获积案13867起，其中命案积案303起，超过前5年破命案积案的总和。
　　对于重庆这次扫荡式的扫黑专项活动，重庆民众普遍持欢迎态度。
　　舆论表示，治安形势的彻底好转不能寄望于某一次严打活动，而应该从制度层面着手，切断黑恶势力向社会各阶层渗透的可能，并断绝其和保护伞之间的关联。而这有待于重庆政府的更进一步努力。  
　　但往事并非如烟，有关于文强的那些故事和传说，注定将会成为这一个民生战役中最核心的段落。
　　2001年5月，张君案一审宣判后，文强接受一家杂志专访，聊到他的退休后的生活，当时44岁的他表示，要写一本关于张君的书，“张君是一个复杂的人，不能从单一的角度去看，其实最要命的就是把人的简单化。”
　　他自己的故事，注定不会简单。(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木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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