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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外交政策中的非物质诉求——国家声誉研究 [打印本页]

作者: okyok 时间: 2007-8-25 13:58
标题: 外交政策中的非物质诉求——国家声誉研究
外交政策中的非物质诉求——国家声誉研究

作者：王学东文章来源：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更新时间：2007-8-17

摘　要：国家声誉属于外交政策中的非物质性诉求当中一个重要因素.本文主要围绕国家声誉的本体实在、认识层次、前提假设以及作用条件展开论述.本文首先阐明国家声誉的理性基础是知识理性,然后对国家声誉因素展开本体论、认识论的分析,并指出声誉因素起作用的边界条件.文章最后就国家声誉在实践中的运用做了案例分析.

关键词：非物质性诉求;国家声誉;贝叶斯理性;知识理性

国家外交政策的目标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一种是诸如经济收益、安全优势等物质性的诉求( material end) , 另一种就是国家的声誉、威望或者形象等非物质性诉求( non- material end) 。国际政治的主流理论对于国家的安全利益、经济贸易、地缘战略等的探讨比较多, 而对于国家的威望等非物质性诉求的研究涉足较少。目前, 国际政治中的国家声誉、威望以及形象等非物质性因素重新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①。本文主要研究非物质诉求诸因素中的国家声誉因素, 力图对国家声誉本质、作用等进行比较系统、深入的探讨。

一、非物质性诉求研究的知识谱系

国际政治理论中, 对国家的非物质性诉求的研究可以说是源远流长。无论是国际政治的实践还是经典理论著作, 对国家非物质性诉求的探讨与研究总是不时浮现。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 修昔底德( Thucydides) 就曾经论述过非物质因素给雅典人与米兰人之间的战争带来的影响。修昔底德在描述雅典人试图扩展和保护他们的帝国时写道,“我们没有什么过分之举, 之所以这样做, 无非是追求安全、荣誉( honor) 与利益”。不仅如此, 修昔底德还试图运用上述三个概念来解释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内在推动力[1]。作为现实主义者, 马基雅维利( NicoloMachiavelli) 在《君王论》以及其他作品中曾经谈到, 人们受到的伤害无非是财产、流血或者荣誉( honor) 三个方面。霍布斯( Thomas Hobbes) 也提出“ 从人的本质出发, 我们不难推导出纷争的三大基本原因: 竞争、差异以及荣耀。竞争促使人们为获得收益而进攻, 差异激励人们为安全而斗争, 而荣耀引诱人们为声誉( reputation) 而拼搏⋯⋯ 人们永恒地追求权力, 富裕、知识以及荣誉等只不过是权力的分支⋯⋯ 权力的声誉也是权力。” 卢梭也承认,“至少在我们的世界中, 人们之所以拿起武器, 不外乎解决三个问题, 即: 实力、财富或威望( prestige)”。总之, 从上述几位哲学家的论述中不难看出, 无论是个体层面还是国际层面, 非物质性因素始终是冲突产生的根本动机之一。不过, 需要注意的问题是: 无论国际政治的大师先哲, 还是普通的研究学者, 都在不同程度上交替地使用威望、声誉、荣耀以及形象等词语, 词语的运用都存在相当模糊性, 缺乏理论的深度与清晰度。

一直以来, 声誉因素的研究吸引了众多的国际政治学者。二战以后, 研究安全问题和威慑论的战略学家们给予声誉问题更多的关注。托马斯·谢林( Thomas Schelling) 在《武器及其影响》中认为, 声誉是值得国家为之而战的为数不多的因素之一; 他还在《冲突的战略》中多次谈到行为体的声誉问题[2]。赫曼·卡恩( Herman Kahn) 在《热核战争》一书中谈及声誉因素时直言不讳地说, 美国时常表现出不惜诉诸于战争, 从而为自己赢得坚定的声誉, 以提高在讨价还价中的地位[3](P2)。威慑理论常常假设行为体知道自己的特性( 通常分为坚定和软弱两种) ,但此类信息是不可观察或者无法传递的; 非对称信息情况下, 软弱的主体也可能模仿坚定主体的行为, 以此来迷惑观察者。因为特性、禀赋以及意图等因素都是不可直接观测的, 而行为是可以直接观测到的。国际政治学者往往研究运用观测到的行为来推演主体的特性与意图。而威慑理论主要侧重于坚定声誉的建立和效用①。麦尔瑟( Jonathan Mercer) 的著作《声誉与国际政治》旁征博引, 系统地考察了国际政治中的声誉问题, 但总体而言, 作者力图借用社会心理学的方法, 试图解决的是威慑论的核心问题, 即试图考察处于危机关头国家如何决策, 始终追逐坚定的声誉是否能够真正奏效[3]。安德鲁·凯德( Andrew Kydd) 的论文《为何寻求安全没有导致互相进攻》虽然没有使用声誉的概念, 但运用比喻“ 披着羊皮的狼”来形容非现状国家伪装成现状国家, 以此避免遭受遏制和围堵。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即使是真心安于现状的国家也难以使别人相信自己的真实意图。应该说, 凯德的文章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因为本文认真探讨了非对称信息对国家特性的影响, 并且把其原因归结为无政府状态所固有的结构性原因。

20世纪80年代以来, 受经济学研究的影响, 国际政治学界对声誉问题的关注逐渐超越传统的安全、威慑等研究话题, 向其他问题领域扩展开来。学者们开始运用声誉因素的工具, 分析国际信贷协定、国际合作、国际组织、地区一体化等一系列问题。克瑞普斯( David Kreps) 、威尔逊( Pobert Wilson) 和奥德斯胡克( Peter Ordeshook) 指出, 声誉因素可以用来分析国际政治问题, 而斯考特( John Scott) 探求通过建构声誉来威慑、阻吓恐怖主义的途径[4](P257- 268)。瓦戈纳( R. Harrison Wagner) 在《威慑理论中的理性与错觉》一文中, 运用序贯均衡模型来分析声誉问题。这篇文章被学界频繁引用, 以此来论证声誉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性。新自由主义学派对于国际制度的研究也时常突出声誉因素。但是主要侧重于声誉因素如何促进国家间的合作问题。这方面的代表作主要有基欧汉的《霸权之后》、阿尔特( James Alt) 、卡尔佛( Randall Calvert) 和休默( BrianHumes) 的文章《声誉因素与霸权稳定》等[5][6]。基欧汉指出, 在不对称信息的情况下, 声誉因素能够促进国际之间合作, 因为除了其他原因, 自利的政府为了顾及声誉问题, 即使受到短视的诱惑, 也最终会遵守国际机制的规则与准则。但是又认为, 声誉是一种靠不住的因素, 有时甚至会阻止国家之间达成有益的协定[7](P82- 83,105- 106,108)。米德福特( Paul Ian Midford) 的博士论文:《扭转消极声誉: 日本与俄罗斯东亚大战略的对比研究》( Making The Best Of A Bad Reputation:Japanese And Russian Grand Strategies In East Asia) 则成功运用声誉问题来解释国家战略问题。

国家的非物质诉求当中, 声誉、威望和形象都是观念性的, 是社会中互动行为体对主体的反映, 并非是行为体本身固有的东西。对于声誉、威望与形象的追求, 并非总能为行为主体带来直接的最优物质收益; 相反, 在很多情况下, 建立与维持非物质诉求需要付出相应代价与成本。

需要指出的是, 由于缺乏对学术概念明确和系统的界定, 在国际政治的理论与实践中, 人们经常把声誉( reputation) 、威望( prestige) 、形象( image) 以及信誉( credibility) 等相近或者同义的词互换使用, 因此,关于国家的非物质诉求研究中自然存在着不少分歧。通过概念辨析以及学术研究可以得知, 国家威望( prestige) 就是行为体相对地位的反映, 是其在国际体系结构中的权力的写照。对于威望的关注就是对于国家权力本身的关注, 因而并不是一种虚幻的诉求,其内涵仍然是物质的①。国际政治学界对于形象( image) 问题的研究尤其为偏好心理学路径的学者所注重, 侧重心理的认知与建构, 特别应用于决策过程、公众外交以及新闻媒体等方面的研究②。

二、国家声誉的研究

尽管许多学者把非物质性诉求的某个因素作为变量来解决问题, 但是, 对于声誉的本体指涉、认识基础、支撑条件、应用范围等具体问题, 学者们基本上只有一个模糊的认识, 对于声誉如何形成并没有进行本体论、认识论层面上的讨论。因此, 系统、完整的分析就非常必要③。

( 一) 声誉因素的理论基础

任何理论概念都要有其明示的或者暗含的前提假设, 国家声誉分析框架的前提是: 国际体系中存在着信息不完全( incomplete information) 问题, 行为体之间的信息是非对称的( asymmetric information) ,获取信息需要相当的成本。一般地讲, 在互动进程中, 行为体自身的性质、特征等信息是不对称的, 行为体知道自身的特征, 而其他行为体却无法完全知道。如果信息是对称的, 或者获取信息的成本非常低的话, 对某个行为体未来的判断和预测就没有必要, 所谓声誉问题就无从谈起。

在信息不完全的前提下, 我们假定行为体具备“ 知识理性”( rationality of knowledge) ④。“ 知识理性”是指行为体能够最大限度地根据可以获得的知识来形成判断的能力。知识理性有两层含义: 第一,交易者最大限度地利用可获得的知识形成自己的信念; 强调序贯决策中人们的信念更新能力, 通常指“ 贝叶斯理性”; 第二, 决策者努力获知关于其他个体特征的知识, 也就是获得的高阶知识( 信念)方面的能力, 因此又被称为“ 交互理性”( interactiverationality) 。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 任何一个行为都有许多可能的结果。一般地, 互动进程中的行为体所具有的“ 知识理性”也就是“ 贝叶斯理性”,“ 知识理性”的模型等价于贝叶斯更新。其基本特征是:行为体对具有不完全信息、不确定性的事物, 具有某种特定的或者共同的“ 事前概率”判断, 这种判断属于主观性的( subjective) ; 行为体依据这种事前概率来分析、判断与决策。在动态进程中, 行为体会根据逐步获得的新信息, 利用条件概率的贝叶斯公式, 对事前概率进行调整与更新, 做出事后概率判断并实施决策与抉择。

“交互理性”指涉的情形是, 当个体利益与他人行动相关时, 个体追求自身利益的意识或能力。交互理性说明每个个体的“ 自我”必须涉及到他人,因为, 信息不完全、不充分的情况存在, 决定了行为体决策的正确性与最终结果, 不仅要取决于行为体是否具有主观理性, 也不仅仅取决于客观条件, 还取决于行为体在不确定条件下所具备的“ 知识理性”能力; 因此, 知识理性是分析、研究在不完全信息情形下行为体决策的重要理性工具。与理性选择不同的是, 声誉问题考虑的是不完全信息的博弈过程; 理性选择一直潜在地假定博弈当中的每个参与者对所有参与者的偏好( 利益定位) 有完全了解,并且属于所有参与者的共同知识。但是在不完全信息的博弈中, 也就是说, 当参与者并不完全知道其他参与者的偏好或者利益定位的时候, 引入贝叶斯理性就显得非常必要了, 因为参与者可以通过观测其他参与者的行动来修正信念或者推断后者的类型。比如在解释国家之间如何展开合作的问题上,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与自助原则属于公共知识,因此, 参与者赋予其他参与者( 是否合作类型) 的初始概率比较低( 大于或者等于零) , 但是通过博弈, 参与者可以不断修正对于其他参与者的信念,根据某些参与者的行为, 赋予其相应的类型概率。从根本上讲, 这是一种归纳法, 归纳法尽管在逻辑上是存在谬误与悖论的, 但是在生活中是通行的①。或者有研究者会质疑, 如何说个体行为者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形下所具有的知识理性, 何以能反映到国家的外交层面当中去? 外交政策的诉求所反映的主体是组织化了的个体, 没有人就没有国家的外交政策, 实质上, 国家也是人[8]。因此可以假设, 国家这一行为体也具有知识理性。

( 二) 国家声誉的哲学本体研究

国家声誉是否真正起作用? 声誉因素是否是外交政策中的诉求? 对于此类问题答案的关键在于,声誉本身是否的确存在? 如果存在的话, 声誉的本体究竟是物质的还是观念的?

我们把国家的声誉做如下界定: 一个国家的声誉, 就是国际体系中的其他行为体, 对于这个国家的持久特征或特性的一种信念与判断。声誉的主要功能就是利用国家过去的行为来预测、解释其未来行为②。从概念中不难看出, 声誉是国家之间的认知, 是在行为体的互动过程中建构的; 声誉不属于国家自身的东西, 即国家的声誉不能等同于国家自身的本质特征。一个国家的声誉仅仅是国际体系中其他的行为体, 对于这个国家过去的行为所传递的信号的主观判断, 与其本身的特征可能会一致, 也完全有可能不一致。既然声誉是一种信念与判断,那么其本身是观念的、而非物质的东西。问题在于,如果偏重声誉的认知性质, 那么, 按照科学解释与理解标准的分歧, 国家声誉因具有不可观测性, 从而导致对于国家声誉在外交政策中的作用, 是否只能诉诸于理解( understanding) 的路径而非科学的解释( explaining) ③ ? 如果我们可以运用国家声誉因素来解释外交政策诉求的话, 是否会导致以一种作为主体的内部状态的感觉经验为中介去规定作为客观实在的物质, 在逻辑上是否必然要引向无法肯定感觉经验之外的存在的不可知论? 因为, 如果“外交政策声誉诉求” 仅仅是个体的理解与主观判断,如果不能确定我们所说的“ 国家声誉内含于外交政策的诉求”是真实的, 就必须先对这个命题提供存在的理由, 而不可以直接对此事态做出科学解释。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需要先回答“ 作为观念存在的声誉因素是否可以被客观认识”这个问题, 这就涉及到了国家声誉的本体论与认识论的问题。任何认识论都是以一定的本体论为前提或基础的, 而任何本体论都明示、或者暗含了认识论的意义。

我们认为, 尽管声誉本身是理念性的, 但国家声誉的建构却是一类客观的实践活动, 是人类的主观能动性的客观再现。如果我们对研究对象、现实、感性等问题, 仅仅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 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 就成为了机械唯物主义。如果我们不仅从受动的方面、客体的方面去理解世界; 而且同时从主体方面去理解, 从感性的人的活动、从实践上去理解, 即从主客体的统一上去理解物, 就可以把人的实践活动本身理解为一种客观的活动、客观的存在。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物的活动’和人类的‘ 现象的活动’相符合, 即人类的实践不仅具有休谟主义和康德主义所说的现象的意义, 而且还具有客观实在的意义”①。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国家声誉的建构作为人类的一种主观能动性活动, 不仅具有通过理论认识可能性, 而且还可以通过实践活动参加到绝对物中去; 这样, 作为一种人类活动, 外交政策中的声誉因素就获得了一种使它可以同科学解释的理论相并驾齐驱的价值和尊严。国家声誉在我们的物质概念的基础上体现了本体论或存在论与认识论的统一②。认识客观性的保障不在于主观性的彻底消解, 而在于对认识结果客观性甄别手段的存在; 历史解释的心理学并不能掩盖历史解释中的逻辑[9](P184- 185)。这样, 我们就可以把国家声誉的非物质性, 转化为国家声誉作为国家外交政策过程中的实在客观性存在而论证, 从而可以运用声誉因素来解释外交政策。

国家声誉产生于行为体的互动层面, 不能还原带到个体层次。因为声誉是一个关系型的概念( relational concept) , 而不是私有或属性概念( propertyconcept) 。借用贝雷的话说,“ 一个人的声誉并不是它拥有的品质, 而是其他人对他的看法”③。但必须注意的是, 行为体的行为客观上反映自身的特征。任何观察都是以理论为导向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观察是由理论决定的。因此, 声誉并不是纯粹的主观猜测, 而是有根据的判断。声誉之所以重要, 也正是因为它包含了关于行为体未来战略抉择的信息。行为体之间的互动造就了声誉, 同时也包含着声誉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就本体论而言, 声誉是一种观念的东西, 是非物质的; 但是这种以观念为基础的声誉仍然具有客观性性质[8](P65- 95)。从本体论角度来看, 声誉不能独立于认知实践而存在, 是由国家之间互动建构而成的; 从认识论角度来看, 国家的声誉是可以被其他国家记录、观察到的。

国家的声誉虽然不可能是唯一的或者完全统一的, 但具有相当的一致性。声誉问题反映的是, 国际体系中其他行为体对某个国家特性的判断。不同的行为体收集的数据不同, 收集数据与信息的方式也有差别, 因此, 完全有可能导致不一样的评价。但是总体上讲, 国际社会中某个国家的声誉是高度集中的( converged reputation) , 如果声誉不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那么有多少行为体就会有多少种判断, 研究声誉问题也就没有意义。

三、外交政策中的声誉诉求

前面是对国家声誉的理性基础、本体论以及认识论层面的探讨, 接下来的问题是, 在外交政策的实践中, 国家如何追求声誉及其应用条件。

任何科学的解释框架都必须有界限、限定条件,不可能试图解释一切事物。如果把声誉因素作为一种分析外交诉求的角度, 必须解决的问题是: 国家的哪些外交政策属于追求声誉类型的非物质需求?在什么条件下会追求声誉? 与安全、富裕相比较, 声誉因素什么时候作用更加突出? 在什么情况下不会追求声誉?

按照麦尔瑟的说法, 国家声誉起作用的前提条件有两个: 一个是, 观察者认为被观察者的行为是自身特性倾向的函数; 另外一个是, 观察者运用对方的声誉来预测并解释其行为[3](P7)。其中的第一种情形指的是, 行为体所处的决策环境可以有多重选择的机遇, 而非唯一路径。也就是说, 假设国家在某种条件下可以实施的策略不是唯一的, 那么, 如何选择与选择何种类型的策略就会被其他行为体观察到, 其他行为体会运用声誉归因理论来考察这个国家的类型, 并因此推测其预期行为, 以便进行对策抉择; 同样地, 如果这个国家试图通过自己的行为向其他国家传递某种信号, 以塑造、更改或者维持某种声誉的话, 他自然依据交互理性来考虑自己的战略步骤。下面我们以目前美国的对伊政策为例来做说明。

目前, 美国在伊拉克的处境比较尴尬: 虽然美国军事实力强劲, 但在政治问题上处处碰壁。对美国政府而言, 尤为痛苦的是, 美国已在伊拉克境内陷入了经久、严重和难以拖延对付的军事和政治困难; 对伊拉克大规模、持久的军事占领, 严重制约着美国处理世界其他地方如伊朗核问题、朝鲜核问题等危机的资源和精力。由美国前国务卿贝克和民主党议员汉密尔顿领导的“ 伊拉克问题小组”经过调查, 认为美国在伊拉克并没有获胜, 并因此呼吁美国政府调整对伊政策, 安排撤军。以美国总统为首的政府人士在承认现行政策不太好的同时, 却绝不轻言失败、绝不轻言撤军。就连被美国政界誉为相当务实、且被两党同时寄予厚望的新防长盖茨身上, 也表现得相当突出。美国总统布什在中期选举失利之后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 还不忘警告敌手不要高兴过早, 不要错把美国的民主运行模式当作是美国缺乏意志的信号[10]。其实, 在伊拉克政策问题上, 美国政府领导人物所贯穿的思想逻辑与当初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表现是高度一致的。越南战争中, 美国的行为突出地反映了国家声誉的突出考虑: 维持自身力量的可信性。这是美国坚持在越南这样一个小国家投入大量兵力的源泉。1965年3月下旬, 麦克瑙顿直言不讳地说, 美国在越南的目的70%是避免丢脸的失败, 20%是使越南及其邻近地区“ 不落入中国人之手”, 10%是要让越南人享有“ 较好、较自由的生活方式”[11](P585)。四个月后, 约翰逊在同高级幕僚们讨论是否增派10万美军、从而接过地面战争的主要责任时, 透露他们的一大考虑:若不如此, 世界各地就会说美国是只纸老虎, 最终其威望将会受到无可挽救的打击。在美国人看来,他们强大可靠的声誉是世界秩序的支柱, 但是这一威望又被下意识地认为是如此脆弱, 以至于经不起在越南的失败。尼克松和基辛格都认为, 越南战争是对美国“ 意志”和“ 信誉”的严重考验, 如果美国简单地从越南“ 一走了之”, 那将意味着“ 放弃南越”和“ 承认失败”。为了体面地结束战争, 尽管美国不想以取得军事胜利为目标, 起码也要使美军的撤离不至于引起南越政权迅速****, 否则将使美国对其他国家所承担的义务的可信度受到无可挽回的损害[11][12](P611)。

国家声誉因素之所以起作用, 是由于国际交往互动过程中信息的不完全性; 在无法确知先前主体行为的情况下, 行为体往往会诉诸于声誉来预测其行为[13](P659- 679)。但是, 对理性行为体的国家来说, 追求声誉所带来的收益必须高于建立、维持声誉的成本[14](P515- 641)。因此, 声誉因素不起作用的条件有两种情形: 第一是情势作用( positional situation) , 在此情形下, 国家别无选择。另外一个是追求声誉的预期成本过大, 超过预期收益; 也就是说, 付出的成本不能大于预期收益。

四、结语

国家政治的交往互动过程往往是信息不完全的, 对非物质性的声誉的诉求也因此是实在的。声誉因素之所以起作用, 并不必然假定某一主体自身与其他主体有什么不同。主体选择的行为带来了不同的结果, 其他主体就以此来判断主体的自身特征[15]。国家外交政策的目的、手段以及路径是复杂的, 而理论分析的框架是简单的。波普尔说过,科学是由尝试性的、假设的、猜测的理论所组成, 这是科学的基本原则; 科学理论都是暂时性的猜测,永远都是试探性假说[16](P57- 62)。外交政策的非物质性解释也是一种试探性的假说。本文侧重以国家的声誉因素探讨外交政策中的非物质诉求, 并不是想夸大非物质性诉求的因素与视角; 相反, 非物质性因素根本不可能回答、解决国际政治中的一切问题,甚至是大多数问题。可以确定的一点是, 在外交决策过程中, 非物质性因素的解释框架至少是一种有意义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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