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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欧洲一体化理论：研究问题、路径与特点 [打印本页]

作者: CampusHR 时间: 2009-6-1 16:17
标题: 欧洲一体化理论：研究问题、路径与特点
文章来源：《国际政治研究》2008年第4期

内容提要　本文从国际关系、比较政治、规范性研究三个角度，对欧洲一体化理论和研究方法进行了系统梳理。国际关系研究视角下的欧洲一体化理论，核心问题是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动力问题，不同理论流派或是把民族国家政府，或是将功能部门，抑或是超国家机构以及制度安排看成是一体化发展的核心变量。比较政治研究视角下的欧洲一体化理论，主要围绕欧盟的政治权力结构、运作程序及其效用而展开，试图回答作为一个政治体系的欧盟，其各司其职的机构设置、各机构运作的原则和规范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互动关系和产生的政治结果和治理水平究竟怎样。而规范研究视角下的欧洲一体化理论，其核心问题是欧盟政治秩序，关心的是欧盟最终向何处去，要建立什么样的政体，其治理的规范原则以及合法性来源如何，以及通过何种路径建构欧洲政治秩序等。欧洲一体化理论是国际关系和政治学主流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始终是在不断的争鸣与融合中向前发展。

关键词　欧洲一体化理论欧盟国际关系比较政治规范性研究

欧盟是当今国际体系中几乎涉及所有领域的一个重要存在。经济上，它是一个堪与美国匹敌的重要行为体；政治上，它代表着西方世界里与美国不同的声音，是多边主义和规则治理的倡导者。追根溯源，欧盟的力量源泉来自于战后 50多年的欧洲一体化建设。为了理解、阐释和预测欧洲一体化的发展， 50多年间出现了各种理论和研究方法，它们构成了欧洲一体化理论的“马赛克 ”。[1] 本文试图从核心问题和研究路径的角度，对各种欧洲一体化理论进行系统梳理和分析，并就欧洲一体化理论与国际关系一般理论的关系等方面，谈谈个人的看法。

一体化发展的动力：国际关系的研究路径

任何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都首先始于一个核心问题。[2] 欧洲一体化的理论，也同样如此。它开始于战后欧洲一体化发展这一新现象所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为什么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会走上一体化道路，其背后的动力是什么 ? 与此相关联的问题是，一体化合作是否会导致民族国家主权向着超国家层面转移，从而产生新的政体 ?

(一 ) 新功能主义与政府间主义

一体化发展的动力问题，始终是欧洲一体化理论探讨的核心问题。新功能主义和政府间主义的分歧主要是围绕着成员国政府究竟在一体化中是否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展开。20世纪 50年代，欧洲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后，开始走上了经济一体化的道路。一体化是从西欧六国的煤钢联营开始的，并迅速扩展，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因此， 20世纪 50年代和 60年代初，一些理论家、特别是新功能主义理论家试图解释这个新的不断扩展的进程。但是，从 20世纪 60年代中期开始到 80年代中期，欧洲一体化进入了一个 20年的相对停滞时期，另一些理论家、特别是政府间主义者开始解释为什么一体化没有像一开始那样进展顺利。可以说，从 20世纪 50年代一直到 90代初，占据主导地位的理论主要围绕着新功能主义和政府间主义展开。

新功能主义重视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尤其将超国家机构如地区组织的“秘书处 ”和参与一体化进程的政治精英看成是推动一体化前进的动力。这一理论认为，市场化带来的相互依赖，推动功能领域的合作不断“外溢 ”，从而带来了一体化向前发展的“非本意 ”结果。在一体化进程中，民族国家政府日益卷入地区事务，权力不断向更大范围的地区层面转移，最终，该地区公民也逐渐将期望越来越多地转向地区层面，从而使最初经济领域的一体化外溢为政治一体化。新功能主义的“功能外溢 ”和“政治外溢 ”等概念的提出，主要是用来解释一体化这个进程是如何向前推进的。新功能主义认为，欧洲一体化是一个从功能领域发展起来、可以通过外溢不断自我持续的并最终在政治上能够实现更紧密联盟的进程。[3]

1966年出现的霍夫曼的政府间主义理论，则是为了解释 1965 年“空椅子危机 ”导致的一体化停滞。政府间主义坚持欧盟成员国政府的守门人作用，强调欧盟的每一步发展，不论是前进还是倒退，都是成员国意愿的反映。一体化停滞主要是成员国政府DIZHI向布鲁塞尔进一步转让国家主权。[4] 随着 20世纪 80年代中期欧共体统一大市场计划启动，欧洲一体化获得了新的发展动力，新功能主义者开始重新积聚力量捍卫新功能主义理论， [5]而政府间主义则在莫劳夫奇克提出的三层解释框架下得以重构。[6] 莫劳夫奇克在其成名作《欧洲的抉择》一书中，对欧盟的发展历史进行了结构性分析，认为欧洲一体化的根本原因是过去半个世纪欧洲大陆面临的一系列共同的经济挑战带来的。当单边和双边政策失败后，民族国家领导人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只好寻求多边方式应对这些经济挑战。[7] 他强调，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是一系列理性选择的产物，特别是经济利益、相对权力、可靠承诺三个因素在国内利益集团之间和欧盟层面的成员国之间博弈的结果。正是由于他的理论从体系层面深刻剖析了一体化的发展动力问题，以至于自由政府间主义成为 20世纪 90年代以后最具影响力的理论之一。

(二 ) 理性制度主义与社会制度主义

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并带来制度上的创新建设，理论界开始提出关于制度在一体化进程中究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和发挥何种作用的问题。这一问题的提出，在一体化发展动力问题上带来了新的思考，开拓了理论发展的新空间。制度变量的引入，和 20世纪 80年代制度主义在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兴起密切相关。关于制度重要性的认识迅速获得普及，并深刻地影响了欧洲一体化理论的研究，从制度角度研究欧盟成了 20世纪 90年代以后欧洲一体化理论最热门的话题。[8] 欧洲一体化进程，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将一体化成果制度化的过程，因此，欧洲一体化的制度化以及欧盟制度的社会化就逐渐成为 90年代以后理论研究的重点。三种制度主义理论，包括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和社会制度主义，帮助塑造了 90年代以自由政府间主义和社会制度主义为代表的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两种方法之间的论战。

制度变量的引入是要解决欧盟制度在一体化进程和决策中的因果作用问题，特别是研究在什么条件下、以什么方式超国家机构能够对欧洲一体化进程发挥独立影响。制度主义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欧洲一体化为什么和怎样形成了自身的制度 ? 欧盟制度在政府间讨价还价过程中是否发挥独立的作用 ? 如果制度发挥作用，它是通过影响国家的偏好，还是通过塑造国家的利益和身份，从而影响一体化的发展 ?

莫劳夫奇克的自由政府间主义认为，欧盟层面的制度发展取决于成员国的偏好，而成员国的偏好是独立于欧洲一体化进程之外的，也不受欧洲层面制度的影响。也就是说，欧洲一体化的制度化是成员国政府偏好选择的结果，既不是功能领域合作的产物，也不是社会精英的推动。当成员国的偏好确定之后，超国家层面的谈判主要受成员国之间不对称相互依赖关系的影响，权力在谈判中成为影响结果的核心变量。成员国最终决定汇集或委托主权也主要是出于摆脱不确定性和降低成本的利益需求。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同莫劳夫奇克一样，也关注欧洲一体化制度形成的原因。当然，它的主要研究兴趣在于欧盟制度的运作问题，主要是欧盟行政、立法、司法的权力分配、运作方式和政策结果情况，这一部分我们放在后面讨论欧盟政治体系时再予涉及，这里主要围绕着一体化进程的动力问题展开讨论。在这个问题上，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关注的是一体化制度的形成动力问题，提出的核心问题是一体化为什么以及是怎样被制度化的 ?[9]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通常运用委托 —代理分析框架，关注两类具体问题：一类是为什么以及在什么条件下，欧盟各成员国领导人(委托人 )愿意将权力委托给诸如欧盟委员会、欧洲央行或者欧洲法院这样的超国家机构 (代理人 ) ? 另一类则是如果超国家机构的行为背离了成员国的偏好，那么应该怎么办 ?[10] 前者仍然关注的是成员国转让国家主权的动机问题，后者则注重超国家机构自主性与成员国监控机制之间的关系。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认为，作为理性行为体，成员国委托权力主要是为了降低决策成本，承诺遵守国际条约的目的在于降低不确定性，并从超国家行为体那里获得相关的收益。当超国家机构获得主权委托之后，成员国政府通过布鲁塞尔的各种专家委员会对超国家机构实施监督和控制。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研究遭到了很多批评。除了经验验证不足之外，主要是委托 —代理模式不能解释为什么成员国政府在一些领域愿意将主权委托给欧盟机构，而在另一些领域即使成本降低也不愿意。[11] 另外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也不关注制度如何随着时间流逝而不断演化，以及制度如何塑造影响一体化进程的政治结果。它通常会忽略一个事实，即“欧洲一体化是一个随着时间流逝而展开的进程，这个进程发展常常是先前令欧盟创始成员国难以控制或者推翻的一体化决策带来的非本意的结果 ”[12]。

应该说，历史制度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假定制度一成不变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不足。它提出的核心问题是：在什么条件下，制度能够或者不能锁定像欧洲一体化这样的政治发展进程，以及导致政治发展进程的路径依赖。也就是说，在什么条件下早期的制度选择后果会限制或影响欧盟成员国的下一步选择，在什么条件下制度的锁定效应和路径依赖进程最有可能发生，或者在什么条件下早期的制度选择容易被推翻。[13] 大量历史制度主义的经验研究表明，不同的欧盟政策和制度在稳定性和路径依赖特征上是存在差异的，由于不同问题领域的制度规则不同，政策锁定和路径依赖的程度也就不同。

自由政府间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单一的理性主义研究议程[14]：它们都假定行为体偏好外生于一体化进程，并按照后果性逻辑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从这个同样的基本假定出发，它们都寻求检验行为体、制度与欧洲一体化之间的因果关系。而上个世纪末兴起的建构主义研究热潮，包括社会制度主义和语言建构主义，则从社会本体论的角度出发，认为行为体和制度本身都不是独立于一体化进程的外生因素，它们与一体化之间并非单纯的因果关系，而是还存在着一种相互建构的关系。欧盟制度最根本的效应在于其对成员国偏好和身份的再造。因而，它们从社会本体论出发，寻求解释的是一体化进程中行为体与制度之间以及行为体和制度与一体化之间的相互建构关系。欧盟研究中的社会制度主义，强调的就是欧盟制度不仅仅影响了个体和成员国的行为，它们还从根本上塑造着它们的偏好和身份。

毫无疑问，社会制度主义主要受建构主义的影响。建构主义思想于 20 世纪90年代进入欧盟研究，按照托马斯里斯的说法， [15]建构主义深刻影响欧盟研究的转折点发生在 1999年，这一年《欧洲公共政策》杂志推出了“欧洲的社会建构 ”专辑，几位重要的代表人物如托马斯克里斯蒂安森、克诺特埃里克约根森和安特耶维纳在共同发表的“欧洲的社会建构 ”一文中，表达了欧盟重新塑造了成员国国家身份和偏好的核心观点。[16] 此后建构主义理论在欧洲一体化研究中迅速发展， [17]并引起了理性主义学者的强烈回应。[18] 由于双方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重大差异，社会制度主义与先前所述的自由政府间主义和理性制度主义构成了整个 20世纪 90年代至今理论上的大辩论和大争鸣。

建构主义坚持认为，人类不能脱离社会环境及其文化而存在。我们身居其中的社会环境界定了我们是谁，以及我们作为社会存在的身份。因此，行为体的偏好不能被看成是外生的，或者是从给定的物质结构中推断出来的，而应被看成是“社会构成的 ”。为了解释行为体的偏好，就必须关注行为体的身份以及规范结构。社会结构与能动者之间是一种相互构成 ( constitutiveness)的关系。[19] 这种与理性主义不同的本体论，带给欧盟制度研究一种全新的社会认识视角。正是在建构主义的影响下，欧盟研究中的社会制度主义关注的是欧盟制度如何影响或界定了成员国的社会认同，并进而影响了其对自身利益的看法。

针对理性主义学者关于社会建构主义没有发展出明确的可证伪的假设并验证这些假设的批评，社会制度主义者开始深入到制度规范的社会化、规范传播、欧盟集体偏好和集体身份构成等具体领域，提出了一系列可验证的假设，并通过定量或定性分析对大量案例进行了检验，出现了一批深具影响力的研究作品。例如，切克尔等人关于欧盟制度社会化和欧洲公民身份规范的研究， [20]托马斯里斯和詹姆士卡波拉索等人关于欧洲化 ( Europeanization)的研究， [21]以及关于欧盟集体偏好构成的研究[22]等等。尽管大量的经验研究表明，在欧洲地区制度的社会化程度要远比该理论所预期的低得多，规范传播更主要受理性主义的因果逻辑支配， [23]但总体上说这些研究推动了社会制度主义的发展，包括政策网络、语言分析、欧盟治理等一体化理论和方法，都在一定意义上深受建构主义思想的影响。

总之，欧洲一体化发展的动力问题与国际关系理论联系最为紧密。或者应该说，大多数学者主要是研究国际关系的，而并不认为欧洲一体化是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需要运用独特的方法。不论是秉持功能主义，还是政府间主义，抑或是各种制度主义，他们都试图解释欧洲一体化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也就是一体化的根本动力。

二、欧盟政治体系及其治理方式：比较政治学研究路径欧洲一体化不仅是一个过程，它在几十年的建设中还不断产生政策结果。因此，除了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探讨欧洲一体化的动力之外，还有更多的学者从比较政治学角度关注欧盟政治建设问题。

欧盟在一体化进程中进行了广泛的制度创新，其政体建设在人类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尽管欧盟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但是它确实具有立法、行政和司法制度，颁布和实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公共政策，并在一些政策领域对欧洲社会的价值分配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应该说，欧盟在形式、内容和过程三个维度上都表现出政治的本质特征。正因为如此，一些学者认为，欧盟可以被看成是与国内政治体系相似的一个研究对象，并可运用政治系统理论或者运用政府、决策的一般理论工具和方法对其进行研究。[24] 这样，欧盟研究除了关注一体化的进程之外，还关注一体化的结果，也就是欧盟的政治体系和不同的政策领域。

正是基于这一点，越来越多的比较政治学者进入了欧盟研究领域。他们试图从不同的角度把握欧盟这个新鲜事物，这个所谓的“未来政体 ”(would be polity) [25]、“多层 ”体系 ( system of“multi-level”) [26]，或者是“政策网络 ”( policy network) [27]、“在网络中的治理 ”[28]，甚至有人更形象地提出要探寻欧盟“这个怪兽的本质 ”[29]。

本质上，他们关注的核心问题主要围绕着欧盟的政治权力结构、运作程序及其效用而展开。他们试图回答欧盟作为一个政治体系，其各司其职的机构设置、机构运作的原则和规范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互动关系和产生的政治结果究竟怎样。具体来说，这一类研究试图回答欧盟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其内部权力在水平和垂直两个向度上是如何分离的，其政策效果也就是治理能力如何。下面，我们从比较政治分析的角度讨论欧盟政体运作以及欧盟治理这样两类研究。这里的比较政治分析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民族国家政体之间的比较研究，一是欧盟的治理类型与民族国家治理类型的比较研究。

(一 ) 国内政治结构的分析方法

从传统的比较政治学的意义上，许多学者认为欧盟政治体系更类似于国内政治结构，而不是一个国际组织，这是因为欧盟在三个方面比国际组织走得要远：第一，它具有更为成熟、发达和复杂的制度结构，远远超越了其他国际组织所拥有的永久性秘书处以及附属代表团那样的制度安排；第二，它比其他国际组织有更为广泛的政策责任和政策领域；第三，“欧盟的发展远远超出了绝大多数国际组织所具有的基本的政府间性质，将许多超国家特性融入了它的结构和运行之中。”[30]正是因为这些明显的不同，许多学者拒绝国际组织或者国际制度的研究方法，而是将欧盟的制度比作国内政治制度，运用分析国内政治的方法来研究欧盟的制度安排。他们把欧盟看成是一种类似三权分立的制度安排，这三种权力分别是：由欧盟理事会和欧盟议会分享的立法权力，主要由欧盟委员会、成员国政府分享的行政权力，以及由欧盟法院和成员国法院分享的司法权力。每一种权力的运作方式和演变趋势，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都是研究的重点所在。

在欧盟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的研究中，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者也是主力军，并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研究成果。[31] 从立法行为和立法组织理论获得启发，立法政治研究者的重点主要在于追踪欧盟理事会和议会在立法决策进程中二者权力关系的变化、投票权重对立法结果的影响、ouzhouyihui议员的投票行为模式以及欧盟理事会和欧盟议会共同决策程序对欧盟立法进程是否会向两院制演变的影响等问题上。[32]关于行政权力，理性选择制度主义重点研究的是超国家机构偏好与成员国偏好相背离时应该怎么办。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看来，由于成员国在布鲁塞尔所设立的常设代表委员会和专家委员会的主要功能是用来监督超国家代理机构执行欧盟法情况的，因此，这类研究大都集中在专家委员会及其作用 ( comitology)上，并认为委员会以咨询、管理和监督三种形式存在不同程度影响政策结果的效用。在司法权力方面，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也同样认为，欧洲法院作为成员国政府的委托代理机构，其司法裁决不可能违背最大成员国的偏好。面对欧洲出现的法律一体化，特别是欧洲法院判例常常超越成员国政府集体偏好的现象，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基本从成本收益的角度予以解释，认为主要是由于成员国政府否决或者不遵守法院裁决需要承担高昂成本，再加上成员国法院和诉讼人往往是欧洲法院的强大盟友，因而欧洲法院在欧洲一体化中所发挥的作用往往超出人们的想象。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运用委托 —代理模式分析欧盟政治体系，总体上说是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理性主义分析方法，关注的是成员国政府与超国家机构之间的关系，对超国家机构代理人所具有的独立性持怀疑态度。这一研究方法受到了研究欧盟治理的学者的深刻质疑。

(二 ) 欧盟治理分析

研究欧盟治理的学者不满意于传统的比较政治分析、特别是委托 —代理模式对欧盟政治体系的研究，认为这种方法限制了学者们对欧盟政治体系复杂性的认识。首先，从政府的角度分析欧盟政治体系，将形形色色的非政府行为体排除在外，忽视了欧盟治理的社会层面。其次，欧盟存在着不同合作水平的政策领域，这是欧盟制度的独特性所致。三权分立式的分析角度难以捕捉制度在不同政策领域的差异。第三，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存在着诸多软性制度规范，被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所忽视。而这些软性规范的存在，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成员国对偏好和身份的认识，从而影响了政策结果。例如，在许多欧盟法学者看来，共同体法律规则，不仅仅是一套共享的程序，它们还是“一套超国家机构层面的法官和民族国家层面的法官之间进行对话的机制 ”[33]，这些对话促进了共同认识和一定程度的共同身份。没有对这些软性规范的了解，不可能全面理解欧盟政策结果的形成。总之，关于欧盟政治体系的研究需要运用不同于国内政治的语言和分析框架来重新进行诠释。[34]

从这个意义上说，治理学派的研究对象从政府转向了治理本身，从系统层面转向了次系统层面，研究重点从政府的权力结构转向了治理过程。这类研究不像新功能主义和自由政府间主义那样关注欧盟历史上的重大条约以及成员国为达成这些条约进行的讨价还价谈判，而是关注欧盟的日常政策塑造过程。在这里，“政治行为体将解决问题看做是政治的本质 ”，政策制定环境受到高度组织化的社会次系统存在的限定。[35] 治理研究提出的核心问题是，在没有政府的情况下，如何在一个政治体系中进行治理 ? 相关的具体问题包括：在欧盟这样多层而又不是等级结构的体系中，治理是以何种方式进行的 ? 制度规范、特别是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相对忽视的非正式规范在欧盟治理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 各成员国的治理方式在与欧盟层面的互动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

关注欧盟治理的学者相信，欧盟是超越民族国家的一种全新而独特的治理试验。与传统的主权国家所具有的那种集中的等级制的治理模式不同，欧盟的制度是一种围绕着不同问题领域形成的包含有民族国家政府、欧盟机构、利益集团代表、各种非政府组织甚至个人等多种力量共同参与形成的各种规则群，不同的问题领域有着不同的决策模式和决策进程。因此，欧盟可以看成是一个多层网状的制度体系，是各种“政策网络 ”或“政策共同体 ”的集合，欧盟的治理是在网络中的治理。

关注网络治理的学者相信，政策网络可能因网络成员的稳定性、排他性及其对资源的依赖程度三个变量而表现出不同的类型，从联系相对紧密的政策共同体到相对松散的议题网络不等，这样，它们对欧盟政策结果的影响也就程度不同。[36] 政策网络的互动，往往遵循的是那些非正式的制度规范，如设定多种政策选项、沟通意见、深度协商、寻求共识、去政治化、去安全化等等。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专业技术性，使得拥有共同专业知识背景的专家能够彼此相互理解，并“结合 ”成网络，寻求沟通、协商、达成共识，从而解决各种具体的政策问题。正是由于政策网络的这些“软性规范 ”的存在，才使欧洲一体化更像是一个协商参与的超国家主义进程(process of deliberative supranationalism ) 。[37]

政策网络也是一种制度，是一种活跃在多层体系“缝隙 ”[38]间的制度。它是日常的、开放的、灵活多样的、没有等级的，某种程度上还是自组织的。欧盟的治理不仅仅是那些里程碑式的条约，也不完全是那种三权分立式的结构运作，它还植根于自下而上的各种各样的政策网络中。在这些网络化的制度中，人们不仅仅是在讨价还价，还在沟通中相互说服和影响，并逐渐形成一种共同体感。在治理学派看来，这些网络的日常实践，恰恰是欧盟政治实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制度建设成果从共时性上说共有三种类型，从历时性上看存在着三个阶段。第一种类型是超国家机构建设，大约从 20世纪 50年代到 80年代中期，这个阶段是通过建设超国家机构进行一体化的阶段；第二种类型为“欧洲化 ”建设，也就是对国内制度进行适应欧盟制度的调整，时间从 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这个阶段特别与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同步；第三种类型则是政治化建设，是一个从水平到垂直两个向度上涉及社会、法律、政治文化、制度等各个方面更为复杂、全面的适应性调整过程。[39] 有人将这一进程也称为宪法化进程。[40] 这个进程从 90年代初“马约 ”以后开始，一直是欧盟制度建设的重点所在，也是本文第三种研究视角下所讨论的欧盟政治规范问题。

三、欧盟政治秩序及其走向：规范分析路径

欧盟最终要向何处去 ? 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体 ? 将边界扩展到何方 ? 其治理的规范原则是什么 ? 合法性水平如何以及合法性从何而来 ? 通过何种路径建构欧洲政治秩序 ? 所有这些问题随着冷战结束后欧盟不断扩大带来的一体化共识困境而凸显出来。它们既是经验层面的问题，与欧盟制度、机构和治理能力相关，同时也是规范性问题，与欧盟治理的合法性相关，包括欧盟的民主政治、公民身份与公民权利、共同价值体系以及欧洲认同等问题。在欧洲一体化发展的节骨眼上，这些规范性问题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以至于有学者认为欧洲研究出现了新的“规范性转向 ”[41]。欧盟的规范性研究不仅要诊断病症，包括欧盟政治体系运作过程中的“民主赤字 ”、民众参与和认同程度低、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所带来的问题等，更重要的是需要解决方案，需要新的发展思路，需要对现有制度进行适应性调整。正因为此，欧洲一体化理论自 20世纪 90年代进入了所谓“建构欧盟 ”阶段，而不是过去的“解释一体化 ”和“分析治理 ”的阶段。[42]

规范性研究的核心话题之一仍然是围绕着欧盟政治秩序的基本宪法形式问题。欧盟政体究竟应该是邦联式或联邦式的，还是一种网络结构，或者它根本上就应该是一种独特的政治秩序 ? 如果建立联邦或者邦联式的欧盟政治体系，像所有其他联邦体系一样，作为中央政府的欧盟超国家机构与成员国的权力应该如何分割 ? 如何避免可能带来的过度集中或者过度分散 ? 以及如何保证欧盟机构的民主化和成员国地位的平等性 ?

规范性研究的另一个话题是与之相关的欧盟政治秩序的价值与目标问题。这也不是什么新问题，但是随着欧盟制定和批准宪法条约进程的开始，这个问题又为人们普遍关心和讨论，因为它涉及欧盟宪政秩序的文化基础问题。促进民主、自由、人权、和平、福祉、社会公正和团结等等，都是欧盟倡导的核心价值，也没有什么争议，关键是如何实现。继续通过推进经济和市场建设 ? 或者进一步加强政治民主 ? 还是通过建构欧洲公民身份，解决欧洲认同这样的根本性问题 ? 解决欧洲认同问题的路径是什么 ? 鉴于欧盟一体化建设在社会领域的严重缺失，社会福利体系仍然牢牢地掌握在民族国家手中，其所导致的经济市场化与福利国家化的***局面，使欧盟面对权力是应该更加向上 (超国家 ) 还是向下 (成员国 ) 移动的问题[43]。向上移动，也就是通过建设超国家层面的“欧洲社会模式 ”或者“社会欧洲 ”体系，使欧盟更加“贴近人民 ”，促进欧洲公民对欧盟的认同和信心。但迄今社会政策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成就最少的领域，也是最为困难的领域。随着欧盟的扩大，诸如社会公正、团结和平衡发展等欧盟核心价值的维护，因不同地区和国家生活水平的巨大差距而变得更加困难。因而，如何建设“社会欧洲 ”或者如何建设后现代福利国家体系，实际上不仅仅是个欧盟政治问题，它已经成为欧洲一体化建设的核心问题。

规范性研究的第三个方面，是如何建构欧盟政治秩序的协商场所，建设欧洲公共领域， [44]并使制度化的协商与公共辩论相互作用和影响。其中引起广泛讨论的问题是，公共政治协商进程如何才能影响欧洲公民的基本偏好 ? 相应的，改变人们偏好的协商或者讨论进程是应该首先在拥有权威的制度层面展开，还是应该在公民社会中展开 ? 在欧洲公共领域和欧洲政党体系都发育不完善的情况下，占据主体地位的欧洲公民身份建设的路径是什么 ? 由于培养欧洲层面的协商民主是一个长期的进程，如何脚踏实地地从推进欧盟现有制度的透明度、负责任和公正公平做起，也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选择。[45]

面对这些规范性问题，欧洲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止。核心问题似乎没有什么变化：在最终政体形式上，究竟是建设一个欧洲联邦或欧洲合众国，还是一个民族国家的联盟或者一种多层网状的治理结构 ? 在政治基础上，是建设一种价值共同体，还是一个利益共同体 ? 在实现方式上，是在交往逻辑下平等真实的协商 ( arguing) ? 还是在后果逻辑下以利益交换为基础的讨价还价 ( bargaining) ? 应该说，虽然所有这些问题从欧洲一体化建设一开始就被提了出来，但显然重点已经完全不同。50年前，规范性研究关注的是地区一体化和超国家制度建设。今天的规范性研究重点是政治一体化条件下的民主合法性问题。这些讨论，毫无疑问会影响欧洲一体化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四、欧洲一体化理论的几个特点

以上从三个方面对欧洲一体化理论进行了梳理，这种梳理仍然是粗线条和挂一漏万的，例如欧洲一体化理论的性别视角就没有涉及，这并非因为它的研究不重要，而是因为它很难进入我们的分类。从这个梳理过程中，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发现，欧洲一体化理论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 ) 并不存在一个关于欧洲一体化的宏理论

当我们讨论欧洲一体化理论时，似乎在某种意义上存在着一个关于欧洲一体化的统一理论解释框架，但事实上这样的东西并不存在。安特耶维纳和托马斯迪兹主编的《欧洲一体化理论》一书，将一体化理论形象地比喻为“马赛克 ”拼图，也是意在强调这一点。如前所述，欧洲一体化包括了进程和结果两个方面，从理论上将这两个方面进行整合，尽管曾经有人做出过努力，但并没有成功。问题主要在于这两个方面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完全不同，运用的方法自然也就不可能相同。前者要解决的是动态的一体化进程问题，后者则要解决静态的政治体系结构及其运作问题，二者很难统合在一个分析框架之下。像欧盟政治体系问题，运用一种研究方法也是不可能把握全貌的。欧洲一体化理论中包含一些中层理论，它们解决的是某一类或某一问题领域的问题。

不同的理论具有不同的解释力。从总体上说，新功能主义和自由政府间主义最具有宏观色彩，它们致力于在体系层面解释一体化的产生以及一体化制度化的动力，因而它们并不能解释微观层面制度在欧盟政治中的作用以及如何影响政策结果的情况。制度主义的三种理论擅长后者，却因为其本质上属于中层理论，关注的是作为干预变量的制度在欧盟政治中的作用，因而不能对一体化的根本动力提供答案。

(二 ) 欧洲一体化理论具有非常强的实践性，理论研究与政治实践关联紧密欧洲一体化理论几乎与其历史发展同步，正是一体化实践不断推动一体化理论的发展。20世纪 50年代初的煤钢联营催生了新功能主义理论； 1965年的空椅子危机和 20世纪 70年代一体化因经济危机停滞，则导致哈斯 1976年宣布新功能主义地区一体化理论过时。[46] 80年代末随着欧洲一体化形势好转，又导致新功能主义复兴，这一新功能主义理论的演变历程非常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特点。历经 50年发展的欧洲一体化，不仅在实践意义上是一个新生事物，在学术意义上更是一个需要把握的新知识，需要不断地进行概念化和理论化。与此同时，理论的发展对一体化实践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冷战结束和欧盟不断扩大以后，欧洲一体化发展进入了所谓“政治化 ”或者“建构欧盟 ”阶段，欧盟政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所有规范性问题的讨论与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直接关联。欧盟的民主赤字、治理能力、公民身份以及制度调整等，都既是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需要二者高度互动和相互影响。

(三 ) 并不存在一个独特的欧洲一体化理论研究方法

在欧洲一体化研究中，始终有人认为欧洲一体化是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应该使用自身独特的研究方法。但是，从本质上说，很难把欧洲一体化作为具有独特性质、需要使用独特研究方法来看待的领域。实际上，欧洲一体化各种理论始终伴随国际关系理论和比较政治学理论的发展而发展，因而它们是主流国际关系和政治学理论的一部分，它们的发展丰富着国际关系和政治学理论，为检验这些主流理论提供了丰厚的试验场所。例如，欧洲一体化可以从本质上看成是国家之间的合作问题，可以运用国际关系理论不同流派的前提假设和验证方法来进行研究；而对于欧盟政治体系研究来说，政治学的各种方法可以为解决相关的各种研究问题提供适当的分析工具。当然，治理流派的发展既丰富了国际关系学的建构主义思想，也为比较政治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开辟了不同治理类型的比较分析。

当然，这并不是要否认欧洲一体化研究自身所具有的特性。应该说，欧洲的学术传统和地域特点对于欧洲一体化研究的问题和方法有着深刻的影响。欧洲一体化的体系理论，如新功能主义和自由政府间主义主要是美国学者发展起来的，这一点颇具讽刺意味。欧洲学者将这一现象理解为美国学者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主导地位所致。[47] 的确，在美国学者眼中，欧洲一体化不过是检验一般理论的试验场，而不是什么自成体系的独特事物。但是，欧洲的学术传统历来重视历史和规范性研究，因此，早期的一体化研究主要集中在一体化历史和某些特定政策的细致经验研究方面，欧洲一体化实际上被看成了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应该说，到了 20世纪 80年代以后，欧洲一体化理论才日益与国际关系、政治学和法律研究的一般理论联系紧密，成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尽管他们中有许多人宣称自己与美国社会科学研究重视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不同，他们更多地重视社会视角。不仅学术传统对于欧洲一体化研究有影响，欧洲一体化理论研究还体现出一定的地域特点。例如，关于欧盟研究的话语分析方法，总的说来是从斯堪的纳维亚语境中产生的。相反，关于观念和欧洲治理的两类研究则最早产生于德国。也就是说，一些特别的视角，通常是有地区“中心 ”特色的。[48]

(四 ) 欧洲一体化理论是在不断的争鸣与融合中向前发展的

新功能主义与政府间主义之间的理论争鸣，塑造了 20世纪 50年代到 70年代欧洲一体化理论的发展轨迹，特别是推动了自由政府间主义的诞生。而自由政府间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与社会制度主义之间的辩论，则主导了整个 90年代至今欧洲一体化理论的发展。一方面，欧洲一体化的制度化发展以及制度功能与决策机制的演变，形成了需要广泛和深入研究的各项议程。另一方面，欧盟制度对成员国行为的影响深入到各个具体的政策领域，形成了各个政策领域的“欧洲化 ”研究议程，在欧盟制度规范对于成员国偏好和集体身份的塑造方面，研究议程也日益深入，出现了大量优秀的经验研究成果。尽管经验研究结果并没有达到理论假设的预期，但是它们并没有弱化社会制度主义理论的发展势头，反而促使这一理论寻求新的研究议程、发展出更具操作性的假设与验证方法。也就是说，这种理论争鸣在不断推动着欧洲一体化研究的扩展和深入。

在理论争鸣的同时，欧洲一体化理论的融合趋势也非常明显。这种融合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研究方法的融合；二是国际关系研究与比较政治学的融合。理性主义的前提假定是行为体 (国家、个体或者超国家组织 )具有外生的给定偏好，它们采取系统行动在欧盟制度框架内最大化自身的偏好。社会建构主义否认偏好是外生给定的，认为欧盟制度与行为体在互动进程中不仅可以重塑其偏好，而且还可以再造其身份。两种理论在辩论过程中，前者批判后者缺乏过硬的经验验证，后者则抨击前者沉醉于理论的简约和形式模型。但是，最近几年，这两种方法出现了积极的对话和融合趋势。继芬尼莫尔和辛金克提出“战略性社会建构 ”的概念之后， [49]切克尔更在其主编的《欧洲的国际制度与社会化》一书中，在社会建构与工具理性之间架起了桥梁，提出了欧盟制度社会化进程的三种机制，将体现理性主义逻辑的战略算计与体现适当性逻辑的角色扮演、规范性劝说联系在一起，用以解释欧盟制度的社会化现象。[50] 这种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的融合在本书中也多有体现。

欧洲一体化理论的融合还体现在国际关系和比较政治学两种研究路径的结合上。应该说，这一发展趋势从冷战结束后的 90年代就已经开始。全球化进程速度加快，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导致国际和国内互动频率空前提高。国际关系研究从新现实主义重视体系结构开始回落到单位层次的国内政治，以及国际国内两个层次的结合。欧盟研究同样反映了这一新的发展趋势。过去，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被认为是欧盟研究的两大方法，寻求解释的是不同的问题 (本文在某种意义上坚持这一分类 ) 。前者关注的是共时性的日常“政治 ”，后者则是历时性的“一体化 ”。按照希克斯的说法，它们是了解欧盟及其发展的“不同的但却同等重要 ”的两种方法。[51] 近年来，希克斯教授的这一区分受到了很多人的批评，认为这种国内与国际政治的割裂是对欧洲一体化研究的“错误引导 ”[52]，单纯的比较政治方法和单纯的国际体系研究方法都可能错失对国内和国际层次互动的关注，从而导致一体化理论的解释力问题。因此，需要重新认识彼得古勒维奇“颠倒的第二意象 ”和罗伯特普特南的“双层博弈 ”理论，重新在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53] 近年来，欧洲一体化理论中“欧洲化 ”的研究热潮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复兴，可以看做是国际关系与比较政治研究融合的一个具体表现。

冷战结束以后，欧洲一体化理论始终在争鸣与融合中向前发展，这一特点基本上是与国际关系主流理论的争鸣与融合同步的， [54]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欧洲一体化理论是主流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在欧洲一体化理论之外，欧盟研究还包含大量的政策领域和欧盟发展特定方面的经验研究，这些往往被认为是欧盟研究的特殊性所在，因而也就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朱立群 ,外交学院教授。 (北京 100037)
**本文是为即将出版的由安特耶维纳和托马斯迪兹主编的《欧洲一体化理论》一书中译本所撰写的译者前言 ,在此发表时有所删减。本文的写作受益于博士生在我的“欧盟研究 ”课程上的讨论 ,在此向他们表示感谢。作者也感谢秦亚青教授对本文初稿提出的宝贵意见。

注释：
[1] Antje Wiener and Thomas Diez， “Introducing the Mosaic of Integration Theory”， in Antje Wiener andThomas Diez， eds. ， European Integration The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1.

[2] 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中国社会科学》2005 年第 3 期，第 167页。

[3] Ernst B. Hass， The Uniting of Europe： Polit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Forces 1950—1957， Stanford 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4] Stanley Hoffmann， “Obstinate or Obsolete? The fate of the nation-state and the case of W estern Europe”，Daedalus， Vol. 95， No. 3， Summer 1966， pp.862—915.

[5] J. Tranholm-Mikkelson，“Neo-functionalism： Obstinate or Obsolete? A reappraisal in light of the new dyna2m ism of the EC”， Millennium ， Vol. 20， 1991， pp.1—21.

[6] Andrew Moravcsik， “Preferences and Power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A liberal intergovernmentalist approach”，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31， 1993， pp.473—524； Andrew Moravcsik， The Choice for Europe： Social Purpose and State Power from Messina to Maastrich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此书中译本已于 2008年 5月出版，见〔美〕安德鲁莫劳夫奇克：《欧洲的抉择 ———社会目标和政府权力：从墨西拿到马斯特里赫特》(上、下册 ) ，赵晨、陈志瑞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年版。

[7] 〔美〕安德鲁莫劳夫奇克：《欧洲的抉择 ———社会目标和政府权力：从墨西拿到马斯特里赫特》，上册，第 4—5页。

[8] Ben Rosamond， Theory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New York： St. Martin ’s Press， 2000， pp.113—122；Mark A. Pollack，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s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in Antje Wiener and Thomas Diez， eds. ，European Integration Theory， pp.137—158； James G. March and Johan P. Olsen， Rediscovering Institution： The Organizational Basis of Politics， New York： Free Press， 1989.

[9] Geoffrey Garrett and George Tsebelis， “An Institutional Critique of Intergovernmentalism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0， 1996， pp.269—299； Mark A. Pollack， The Engines of Integration： Delegation， Agency and Agenda Setting in the European Un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Mark A. Pollack， “Theoretical and Comparative Insights into EU Policy-making”， in Helen Wallace， William Wallace， Mark A. Pollack， eds. ，Policy-Making in the European Un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10] 首先运用委托 —代理分析框架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是本书第七章作者马克波拉克 (Mark A. Pol2lack) 。参见 Mark A. Pollack， The Engine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另见 Roger Scully， “Rational Institutionalism and Liberal Intergovernmentalism ”， in Michelle Cini and Angela K. Bourne， eds. ， Palgrave Advances in European Union Studies， New York： Palgrave， 2006， pp.19—34.

[11] Roger Scully， “Rational Institutionalism and Liberal Intergovernmentalism ”， p.27.

[12] Mark A. Pollack，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s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p.148.

[13] 这方面的优秀研究成果见： Paul Pierson， “The Path to European Integration： A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t Analysi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29， 1996， pp.123—163； Paul Pierson， “Increasing Returns， Path Dependence，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 Vol. 94， 2000， pp.251—267； Derek Beach， The Dynamic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Why and When EU Institutions Matter， New York： Palgrave， 2005.

[14] 自由政府间主义也被称为理性制度主义，见本书第四章“自由政府间主义 ”。

[15] Thomas Risse， “Social Constructivism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in Antje Wiener and Thomas Diez，eds. ， European Integration Theory， p.159.

[16] Thomas Christiansen， Knud Erik Jorgensen， and Antje Weiner，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Europe”，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 6， 1999， pp.528—544.

[17] 这方面的优秀成果主要有： Wayne Sandholtz， “Membership Matters： Lim its of the functional app roach to European institutions”，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34， 1996， pp， 403—429； Knud Erik Jorgensen，“Introduction： Approaching European governance”， in Knud E. Jorgensen， ed. ， Reflective Approaches to European Governanc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7， pp.1—12； Jeffrey Lewis， “Is the ‘Hard Bargaining’ Image of the Council M is leading? The Committee of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s and the Local Elections Directive”，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36， 1998， pp.479—504； Jeffrey Lewis，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 and Everyday EU Decision Making： Rationalist or Constructivist?”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36， 2003， pp.97—124；Thomas Risse， Transforming Europe： Europeanization and Domestic Chang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 Liesbet Hooghe and Gary Marks， Multi-Level Governance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Lanham， MD： Rowman & L ittlefield，2001； Liesbet Hooghe，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and the Integration of Europ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Hooghe， “Several Roads Lead to International Norm s， But Few V ia 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9， 2005， pp.861—898.

[18] Jeffery T. Checkel and Andrew Moravcsik， “A Constructivist Research Program in EU Studies? European Union Politics， Vol. 2， 2001， pp.219—249.

[19] 〔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关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178—237、289—290页。

[20] 如切克尔等人关于欧盟制度社会化的研究，见 Jeffrey T. Checkel， ed. ，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ocialization in Europ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关于欧洲公民身份规范，见 Jeffery T.Checkel， “Norms， Institutions，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Contemporary Europ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 43， 1999， pp.83—114. 关于欧盟委员会推广欧盟规范及其效用的有影响力的研究，见 Liesbet Hooghe，The European Commission and the Integration of Europ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21] 欧洲化研究从对超国家层次的研究转向对国内层次的研究，主要关注在欧盟制度作用下成员国或候选国如何接受和适应欧盟制度和规范，并将自身偏好反馈欧盟层面的双向互动进程。这方面的优秀研究成果有： James Caporaso， Thomas Risse， and Maria Green Cowles， eds. ， Transforming Europe： Europeanization and Domestic Change， Ithaca， N. Y.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0； J. P. Olsen， “The Many Faces of Europeanization”，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50， No. 5， 2002； Kevin Featherstone and Claudio M. Radaelli，eds. ， The Politics of Europeaniz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22] David Howarth and Jacob Torfing， eds. ， Discourse Theory in European Politics： Identity， Policy and Governance， New York： Palgrave， 2005.

[23] Jeffrey T. Checkel， ed. ，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ocialization in Europ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reface”， p.viii.

[24] Simon H ix，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the European Union， London： Palgrave， 1999， p.2； S. H ix， “The Study of the European Union II： The ‘New Governance’ agenda and its rival”，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Vol. 5， 1998， pp.38—65.

[25] Leon N. Lindberg and S. A. Scheingold， Europe’s Would Be Polity： Patterns of Change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70.

[26] Gary Marks， Liesbet Hooghe， and Kerm it B lank， “European Integration from the 1980 s： State Centric v. Multi-Level Governance”，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34. No. 3， September 1996， pp.341—378.

[27] Thomas Risse Kappen， “Exploring the Nature of the Bea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Comparative Policy Analysis Meet the European Union”，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34， No. 1， 1996， pp.53—79.

[28] 〔德〕贝亚特科勒 —科赫、托马斯康策尔曼、米歇勒克诺特：《欧洲一体化与欧盟治理》，刘立群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年版，第 177页。

[29] 托马斯里斯将欧盟称为“怪兽 ”的说法被广泛引用。见 Thomas Risse Kappen， “Exploring the Nature of the Bea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Comparative Policy Analysis Meet the European Union”.

[30] N. Nugent， 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the European Union，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4. 转引自Brian White， Understanding Europe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Palgrave， 2001， p.21.

[31] George Tsebelis， “The Power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s a Conditional Agenda Sette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 Vol. 88， 1994， pp.129—142； George Tsebelis， “Decision making inside the European Parlia2ment”， in Barry Eichengreen， Jeffry Frieden， Jurgen von Hagen， eds. ， Politics and Institutions in an Integrated Eu2rope， Heidelberg， Sp ringer， 2005； George Tsebelis， “More o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s a Conditional Agenda setter： Response to Mose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0， 1996， pp.839—844； George Tsebelis and Geoffrey Garrett， “Legislative Politics in The European Union”， European Union Politics， Vol. 1， 2000， pp.9—36；Fritz Scharpf， Governing in Europe： Democratic and Effectiv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Geoffrey Garrett，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Institutional Choice： The European Community’s Internal Marke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1992， pp.533—560； Geoffrey Garrett and George Tsebelis， “An Institutional Critique of Intergovernmentalism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0， 1996， pp.269—299； Mark A. Pollack， “Theoretical and Comparative Insights into EU Policy making”， in Helen Wallace， William Wallace， Mark A. Pollack，eds. ， Policy Making in the European Union.

[32] 在这方面有影响的研究还包括： Amie Kreppel，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Supranational Party System ： A Study in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Simon H ix，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the European Union，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Mark A. Pollack， “Theorizing the European Un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Domestic Polity or Experiment in New Governanc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8， 2005， pp.357—398.

[33] Sweet A. Stone， “Constitutional Dialogues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in Anne Marie Slaughter， Sweet A. Stone， and Joseph Weiler， The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 and National Courts： Doctrine and Jurisprudence Legal Change in Its Social Context， Oxford： Hart Publishing， 1998， p.305.

[34] 〔德〕贝亚特科勒 —科赫、托马斯康策尔曼、米歇勒克诺特：《欧洲一体化与欧盟治理》，第176—192页。另见 Rainer Eising， ed. ，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ance in the European Union， London： Routledge， 1999； Simon H ix， “The Study of the European Union II： The ‘New Governance’ agenda and its rival”.

[35] Beate Kohler Koch and Rainer Eising， “Introduction： Network Governance in the European Union”， in Rainer Eising， ed. ，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ance in the European Union， p.5.

[36] John Peterson， “Policy Network”， in Antje Wiener and Thomas Diez， eds. ， European Integration Theory，pp.120—121.

[37] Erik O. Eriksen， “The Question of Deliberative Supra-nationalism in the EU ”， ARENA Working Paper，WP99 /4， http://www. arena. uio. no /publications/wp99_4. htm.

[38] John Peterson， “Policy Network”， p.121.

[39] Antje Wiener，“Constructivism and Sociolog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Michelle Cini and Angela K. Bourne，eds. ， Palgrave Advances in European Union Studies， pp.47—48.

[40] 尤尔根哈贝马斯：《欧洲是否需要一部宪法》，载曹卫东编：《欧洲为何需要一部宪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第 41—49页。

[41] Richard Bellamy and Dario Castiglione， “Legitimizing the Euro Polity and Its Regime： The Normative Turn in EU Studie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Theory， Vol. 2， No. 1， 2003， pp.7—34.

[42] Thomas Diez and Antje Wiener， “Introducing the Mosaic of Integration Theory”， p.7.

[43] 周弘：《福利国家向何处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 Fritz Scharpf， Governing in Europe： Democratic and Effectiv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27.

[44] 尤尔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译，北京：学林出版社 1999年版； John Erik Fossum and Philip Schlesinger， eds. ，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Public Sphere， London： Routledge， 2007； “EU Democratization： The Conditions of Success of a Public Debate on the Future of Europe”， Europe 2020， Executive Draft， April 2001， http: / /www. europe2020. org/ fr/ activities/ kleber_2001. html.

[45] I. Dobson， “Conception of Freedom and the European Constitution”， in I. Dobson and A. Follesdal，eds. ， Political Theory and the European Constitu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4.

[46] Ernst B. Haas， “Turbulent Fields and the Theory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 30， 1976， pp.173—212.

[47] Ole Waever， “The Sociology of a Not So International Discipline： American and European Development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2， No. 4， 1998， pp.687—727.

[48] Thomas Diez and Antje Wiener， “Introducing the Mosaic of Integration Theory”， p.15.

[49] 马莎芬尼莫尔、凯瑟琳斯金克：《国际规范的动力与政治变革》，载〔美〕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斯蒂芬克拉斯纳编：《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秦亚青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第 321页。

[50] Jeffrey T. Checkel， ed. ，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ocialization in Europ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10—14.

[51] Simon Hix， “The Study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 The Challenge to Comparative Politics”， W EST European Politics， Vol. 17， No. 1， 1994， pp.1—30. 转引自 Joseph Jupille， “Knowing Europe： Metatheory and methodology in EU studies”， in Michelle Cini and Angela K. Bourne， eds. ， Palgrave Guide to European Union Studies，p.221.

[52] Joseph Jupille， “Knowing Europe： Metatheory and methodology in EU studies”， p1221.

[53] James Caporaso， “Across the Great Divide： Integrating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2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1， No. 4， 1997， pp.563—592.

[54] 秦亚青教授在为《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中译本所写的译者前言中，深入总结了 1999年以来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突出特点，特别是不同理论范式、同一理论不同流派之间的辩论，以及各种理论在研究议程、核心信仰方面的趋同情况。见秦亚青，“译者前言：国际关系理论的争鸣、融合与创新 ”，载〔美〕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斯蒂芬克拉斯纳编：《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第 11—18页。

作者: sure777 时间: 2009-6-25 03:11
谢谢

作者: wfratn 时间: 2009-6-30 1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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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Huister 时间: 2009-8-9 16:24
这个研究不错，我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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