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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约翰·赫茨：平衡乌托邦与现实的学者* [打印本页]

作者: chrisxsy 时间: 2009-6-1 16:16
标题: 约翰·赫茨：平衡乌托邦与现实的学者*
作者：[德] 克里斯蒂安·哈克扬娜·普列琳 / 刘丰译

文章来源：《国际政治研究》2008年第1期

内容提要约翰·赫茨的“安全两难”模型在国际关系教科书上广为引用，在国际关系研究者中也已成为一种通行用法。不过他关于国际政治的大量论著鲜有关注。然而，他的著作值得受到实质性的重新评估，理由有如下三项：首先，赫茨对现实主义在20世纪50年代的兴起和发展贡献卓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提出的“现实的自由主义”概念；其次，赫茨的思想发展典型地反映出一位流亡美国的德裔犹太移民的“朝圣之旅”，他见证并研究了几乎整个20世纪（甚至更远）；第三，赫茨是一个先行者，他认识到新的全球挑战无法单靠古典现实主义的手段来解决，以及接受“非现实主义”见解的重要性。

关键词约翰·赫茨国际关系理论安全两难现实主义理想主义

对现实主义在20世纪50年代的兴起和发展，约翰·赫茨（John H. Herz），他与卡尔（E.H. Carr）、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和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等人一道被公认为这一学派的奠基之父。[①]不过相比之下，他还是显得鲜为人知。虽然其“安全两难”模型在教科书上广为引用，在国际关系研究者中也已成为一种通行用法，但是他有关国际政治的大量论著很少受到关注。[②]然而，在重读赫茨的著述后，我们不禁疑惑用“现实主义”这个肤浅的标签来评价其思想的复杂性是否公允。实际上，他的大部分著作对现实主义教条作了相当多的保留。

因此，评估他对国际关系理论的贡献，首先，就这项工作本身而言，值得我们竭力而为；其次，赫茨的思想发展典型地反映了一位见证并研究过几乎整个20世纪（甚至更远）的知识分子的“朝圣之旅”。[③]1908年9月23日，赫茨出生于杜塞尔多夫，当时尚处于德皇统治时期。他原名汉斯·赫尔曼·赫茨（Hans Hermann Herz），是一对富裕的中产阶级犹太夫妇的长子。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成长起来的赫茨于1935年逃离了希特勒德国，迁往日内瓦，并最终在1938年定居美国。2005年12月26日，赫茨卒于纽约州斯卡斯代尔（Scarsdale）市，终年97岁。

终其一生，赫茨致力于国际体系特征的研究，试图从历史经验中推导出一般性的概念和理论。“在自然倾向的理论思维之下”，[④]他希望设计出一种合乎逻辑、兼容并包的框架，能够涵盖和解释整个世界。受理解“是什么最终维系着我们这个世界”[⑤]这一认识论夙愿的驱动，他提出了国际秩序如何出现、如何随着时间流逝而变化以及可能如何被超越等疑问。赫茨从未因受到现实主义观点的影响而望而却步。他坚守改变现状的责任，但又批评一切形式的乌托邦。[⑥]不过，赫茨有时的确高估了改变的能力。或许，这种寻求进步的理想主义诉求，也正是出于他认为世界是一个脆弱、危险之境地的判断。随着他对现状的分析愈发悲观，他提出的方案也就愈加雄心勃勃。有些人可能会说，他甚至对痴心妄想感到歉疚。赫茨或许会回应说，正因为全球威胁积重难返，需要我们激进地加以应对。

赫茨是“两个世界之间的行者”。[⑦]他的思想不仅在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摇摆，而且也在大西洋两岸振荡。尽管美国成为他的学术与政治之家，然而他的欧洲出身继续影响着他的分析——他竭力把“放逐之痛”[⑧]转化成“欧－美综合的优点”。[⑨]与其他犹太难民不同，赫茨仍然与德国保持着密切联系，而且曾作为马堡大学和柏林自由大学的访问学者重返德国。[⑩]由此，反思约翰·赫茨及其著述的第三个理由在于，探寻和记录赫茨以及摩根索、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和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等同辈流亡者们在美国国际关系发展中经久不衰、首开风气的影响。在20世纪30年代知识分子大移民之时，赫茨的著述是美国与欧洲思想碰撞这一扣人心弦的故事当中的重要篇章。[11]

一、从国际法到国际政治

初涉国际政治时，赫茨从研究法律层面入手。1927年至1931年，他在弗莱堡、海德堡、柏林、波恩和科隆等大学学习法律。其研究侧重法律和政治哲学，也包括宪法和国际法。他深受汉斯·凯尔森（Hans Kelsen）的影响，此人在《纯粹法理论》一书中试图把法学理论从一切的宗教、科学、种族、社会和政治因素中解放出来。凯尔森假定，立法者不受基本的道德价值和种族原则的束缚。按照既定程序通过的每部法律都具有约束力，无须进一步加以辩护。根据凯尔森的观点，“实然”与“应然”是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由此也不应将二者混为一谈。由于其规范特征，法律专注于“应然”。[12]凯尔森法理论的缜密思维（到最后相信所有的法律体系可以追溯到一种基本规范[Grundnorm]）理所当然地对赫茨产生了吸引力。赫茨在自传中回忆道，凯尔森“澄清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这个古老的问题”。[13]尽管赫茨自认为是韦伯意义上的价值相对论者，认可任何“应然”在原则上并不源于某种“实然”这一主张，[14]但他毕生保留着对国际秩序的规范维度的兴趣。

凯尔森后来担任了赫茨博士论文——《国家的特性》——的指导老师，这篇论文讨论了在革命和领土变迁情况下的国家特性，而且已经将国际法与政治学的某些方面结合起来。[15]与凯尔森以及“维也纳学派”的既有观点不同，赫茨并没有把国家等同于在其主导之下创立的法律秩序。他把国家看做是一种社会现象，其建立和维持法律秩序的目标使其区别于诸如民族或宗教等其他组织。因此，赫茨的兴趣在早期已经开始从“纯粹”法律分析转向法律的社会和政治基础。1931年，他在科隆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33年，由于犹太出身而被解除雇员公职后，他被迫踏上背井离乡之路。

他追随凯尔森到了瑞士的日内瓦，在日内瓦国际问题研究院从事国际关系方面的博士后研究。在这里，赫茨第一次感受到了真正的国际环境。当时，国际联盟建立的集体安全体系正面临着决定性检验案例的考验：墨索里尼入侵埃塞俄比亚。他的研究自然而然地也受此影响。赫茨估计，如果西方大国挫败了这个独*者，而不是持盲目绥靖的态度，“国联将会……被证明是一个行之有效的集体安全体系，甚至希特勒之后在对国联的某一成员国发起进攻时也会有所忌惮”。[16]对于国联集体安全体系，赫茨并没有持古典现实主义那种全然怀疑的态度，而是相信依据时间和环境变化这一体系会有成功的机会。[17]

随着赫茨逐渐意识到战争变得不可避免，用凯尔森意义上的国际法进行解释似乎愈加荒谬：“做学问不再是‘纯粹的’研究；它必须成为致力于警示致命危险、指明必要行动路线的研究”。[18]我们不必是心理学家就能理解，赫茨当时的紧迫感（表现在他对变革的呼吁中）根植于他在20世纪30年代的个人经历。在日内瓦，他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著作——《国家社会主义的国际法学说》，为了保护其仍在德国的家人，此书以爱德华·布里斯特尔（Eduard Bristler）的笔名出版。[19]这本书对国家社会主义提出和推崇的主宰世界的理念作了开创性的、猛烈尖锐的批评。赫茨分析了纳粹“学者”在国际法、组织和外交政策等问题上的看法，提醒人们注意那些仍然将纳粹政策涂上和平色彩的理论的欺骗伎俩。赫茨对西方大国的绥靖态度深为忧虑，并且为“大多数德国学者（包括卡尔·斯密特等著名学者）令人羞耻的因循守旧”[20]感到震惊，他号召人们奋起抵抗。不让自己仅仅作为旁观者，而是积极参与到人类事务之中，奋力追求进步，这些成为赫茨的毕生承诺，一直指导着他的生活和工作。[21]在回顾自己在日内瓦的时光时，赫茨写道，“我在年少之时便对政治产生兴趣，在当时就下定决心，为改善世界的境况尽我所能，即便只是如此微薄之力”。[22]

二、缓解“安全两难”

国联的失败、法西斯国家的极端民族扩张主义以及斯大林主义的恐惧，这三个巨大挫折陪伴着赫茨的赴美之旅：“我怀着对世界的困顿意象来到这个新的国家。尽管我有着模糊的信念，相信法西斯独*统治****后会建立一种更好的国际秩序，但我对国际关系的大致感受是，在一个基本处于无政府状态的世界上，单元为了权力而努力和竞争。轴心国的权力政治以及此后其他大国仍然奉行的绥靖政策（以及美国的孤立主义）让我产生了这一印象”。[23]赫茨对泛滥的“‘法律主义’和‘道德主义’的妄想”深表怀疑，这些“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被视为国际关系研究，在美国尤为如此”。[24]美国学术界甚嚣尘上的乌托邦的、世界联邦式的理想主义显然忽视了国际政治的驱动力量。

从1939年至1941年，赫茨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担任爱德华·厄尔（Edward M. Earle）的研究助手，其间有机会研究无政府的现代国家体系。在普林斯顿的时光是一段深刻影响个人发展的经历：他开始接触美国式的学术生活，[25]在温伯格（Albert Weinberg，《天定命运论》的作者）等厄尔的研讨班成员的引导下，他对当时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关键历史思想和趋势了然于胸。

赫茨当时负责对英国的均势体系进行一项历史分析。对于这个体系作为一项组织原则表现出的有效性，赫茨感到赞叹不已，但他的结论认为这种体系无法适用于当前的环境。在《权力政治和世界组织》一文中，[26]他强调指出，乌托邦的幻想常常提出建立在痴心妄想的流沙之上的和平计划，因而极有可能以失败告终。在战后的世界里，主权国家仍然不会为更高的权威所取代，只能是以国家权力和国家利益为行动的指导原则：“这是因为，如果体系中的任何一个成员想要彻底根除权力政治，代之以人道主义或类似的漠视权力的理想，这只会让它的竞争者玩弄于股掌之中，由此削弱甚至最终毁灭自身”。[27]不过，赫茨也指出，国联之前无组织的均势体系会引发更多的全球战争，因为没有某个大国能够独立地扮演全球警察的角色，强制实行全面安全。

他进而提出了一种改进的集体安全体系——介于世界政府和纯粹的无政府之间，作为战后世界的组织原则。这一核心改进并不具有某种组织性或制度性。相反，赫茨号召人们重申和强化对集体安全思想的承诺。这一承诺不是出于一种共同（乌托邦的）理想，而是对参与各方的国家利益冷静分析的结果。在赫茨看来，国联的失败应归咎于缺少一种基于利益的承诺。

有组织地集体使用或者威胁使用武力，是一种可以选择用来预防和制止单边诉诸武力的手段。在此意义上，集体安全并非乌托邦，而是“意味着让均势原则适应当代的环境”。[28]在这个世界上，安全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不再泾渭分明，对侵略者加以安抚或让自身置身事外也不再是可行之道，采取一种更为理性的国际关系架构似乎势在必行，而且也切合实际。[29]赫茨的思想的核心特征变得清晰明了：他相信这确实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而且也不牵涉到让它们服从于集体安全的规则。赫茨对词语的选择引人入胜，与此同时也显得模棱两可。通过借用成员国利益的说法，赫茨用一个现实主义词汇来支持一种显而易见的理想主义思想。

离开普林斯顿之后，赫茨受拉尔夫·邦奇（Ralph Bunche）的聘任到了华盛顿的霍华德大学。他是少数能在黑人学院和大学谋得教职的犹太裔学者之一。由于珍珠港事件，赫茨决定放下他在理论上的抱负，转而投身到活跃的政治活动中。他追随令他非常敬佩的邦奇，为战略情报局（OSS）的中欧处工作。他与赫伯特·马库斯（Herbert Marcuse）、弗朗茨·诺伊曼（Franz Neumann）和奥托·基希海默尔（Otto Kirchheimer）等德国移民一道参与到了战败德国的战后重建准备工作中。在战略情报局工作期间，他也曾参与纽伦堡战犯审判，加入了美国首席检察官罗伯特·杰克逊（Robert H. Jackson）的参谋团队中，并且参加了对威廉·弗里克（Wilhelm Frick）的审判。[30]在战略情报局的工作表明他对故乡的情结难以割舍。不过，赫茨还是在沮丧之中离开了国务院，他不无抱怨地觉得，铲除纳粹化的所有努力最多不过是敷衍了事。[31]之后，他没有回到政府任职，而是于1948年返回霍华德大学，从1952年至1977年退休，赫茨一直担任纽约市立学院教授。

《权力政治与世界组织》一文为后来更加严谨一致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路径打下了基础。尽管早在普林斯顿时，赫茨已经开始构思自己的第一部英文著作——《政治现实主义与政治理想主义》，而且在“二战”结束时已经完稿，但是此书直到1951年才告付梓出版。在《政治现实主义与政治理想主义》中，通过把政治现实主义和政治理想主义这两个通常认为彼此排斥的思想学派结合起来，赫茨审视了权力在人类事务中的作用。[32]尽管此书对外交事务尤为关注，不过其指出的政治态度的基本类型在原则上适用于所有层次的政治互动。与摩根索和卡尔一样，赫茨强调了权力和权力政治在现代国家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既不同于摩根索基于人类天生的权力欲望的现实主义，也不同于尼布尔建立在人类尊严的原罪之上的现实主义，[33]赫茨对人类学[34]和神学这两种基础都拒而远之。“安全两难”这个被他视为所有理论探索起点的社会政治集合成为他对国际关系研究最为人称道的贡献。赫茨本人对“安全两难”概念作了最好的解释：“政治上活跃的组织和个人担心他们自身的安全遭受来自其他组织和个人的攻击，受制于人，或者被消灭。因此他们竭力保持安全免受这种攻击，然而在一个由竞争性单元构成的世界上，永远无法获得完全的安全感，为了摆脱其他组织和个人权力优势的影响，他们被迫为自己谋取越来越多的权力”。[35]为了确保生存，竞争性的政治单元不得不玩权力游戏，不论他们愿意与否。在国际无政府的背景之下，国家无法依靠一个更高的权威来获得保护和生存，而必须求助于自身的谋略。为了谋求安全，国家总是试图增加自身的权力。敌人和对手也会作出类似的反应，由此引发了猜疑和反猜疑、权力竞争、军备竞赛、最终走向战争的恶性循环。

与摩根索不同，赫茨并没有假设人天生就是“邪恶的”。[36]安全两难是一种结构性的环境，即使在没有进攻或类似因素的情况下亦然。赫茨的研究路径将关注点从个体转向社会领域，决定性因素不再是独立单元的构成，而是单元所承受的社会压力。[37]就较少关注个体、更多关注国际体系的结构这一点而言，赫茨的思想似乎与沃尔兹（Kenneth Waltz）而非与摩根索更为接近。摩根索主要关注国家利益，赫茨和沃尔兹则一致认为，国家的首要需求是安全。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赫茨和沃尔兹都强调安全层面，他们对两极世界的影响所作的判断却大相径庭：沃尔兹强调体系的稳定性，赫茨则不遗余力地警告这种体系尤为脆弱。[38]安全两难迫使国家等组织“防患于未然”，即便在承诺维持现状并且互不具有敌意或者侵略意图的情况下也要如此。[39]“因此，在赫茨的概念中，安全两难有一种宿命意味的必然性”。[40]

另一方面，在国际合作的可行性方面，摩根索和赫茨也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摩根索从卡尔·施密特的敌友二分法中获得启示，强调国际事务中冲突和对抗的必然性，赫茨则认为可以通过建立一种改进的集体安全体系[41]创造和增强安全感来缓解“安全两难”。

“安全两难”的主要贡献在于，它可以解释战争反复发生的现象，即使并不存在明显的征服目标。不过，赫茨对国家利益的分析是单向度的，假定所有国家在维持它们的安全方面拥有共同利益。尽管对于心满意足的维持现状大国而言可能如此，但赫茨低估了扩张主义、霸权和民族主义等倾向在国际政治中的驱动力。[42]

约翰·米尔斯海默把赫茨解读为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倡导者，这实际上误解了赫茨的“安全两难”观以及他从中得出的政策建议。[43]进攻性现实主义主张谋取权力最大化，赫茨的理论则是抑制、削弱以及控制（国家）权力的一种尝试。在赫茨看来，“政治现实主义”意味着“洞察‘安全两难’的意义，并且明晓这一概念所带来的避免持久冲突的困难”。[44]但是赫茨并未停留于此：“毕竟，政治现实主义是一种终极智慧、最高智慧么？”[45]赫茨的回答是否定的。他的目标是建立一种“现实的理想主义”或者理想的现实主义，介于强硬的现实主义和乌托邦理想主义之间，寻求在外交政策上的折冲樽俎之道，而又不至于滑向乌托邦的思维。他承认“现实主义”的事实与洞见是所有政治行动的基础，“一切政治行动的指明星应该驱使人们设法向一个不同的方向推动发展”。[46]

在自由主义－个体主义－人道主义的理想与价值无涉的政治现实主义之间，“现实的理想主义”无疑更偏爱前者，因而表现出对所偏好价值的明确选择。[47]在承认权力作用的同时，国际关系学者有责任探求进步。为了找到某种“第三条道路”，赫茨综合了现实主义原则与理想主义目标。由此，他展示出几乎近于杂技般的艺术才能——把坚定不移的现实主义与乌托邦理想主义两个极端握在一起，同时又能聚焦于可以付诸实现的理想。调和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理论抱负必然遭遇严峻的困难。有些矛盾的是，“现实的理想主义”在提出道德要求的同时，又试图调和与达成目标相悖的事实与趋势。但是他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又显得合情合理，因为它力图在当前形势所允许的范围内实现理想。尽管这个主张是值得称赞和富有勇气的，赫茨本人却怀疑其付诸实施的可能性。他坦陈：“当前历史阶段（1951年！）的大势似乎与这样一种抱负相背离，即便排除了传统上阻碍自由主义理想的现实主义权力因素”。[48]回首过去的55年，这种怀疑不无道理。

尽管《政治现实主义与政治理想主义》获得了美国政治学会的年度伍德罗·威尔逊奖，然而它并未受到多少关注，只是赫茨的“智力难题”。[49]与赫茨的大多数著述一样，此书有些晦涩难懂。它是哲学的、抽象的、分析性的；我们甚至可以说，它典型地代表了一位德国教授的闭门潜心研习之作。[50]依学术标准而言，赫茨的第二部著作《核时代的国际政治》却成了一本畅销之作，为他赢得了极高的学术赞誉。[51]

三、保障人类生存：从现实主义到普世主义

尽管《政治现实主义与政治理想主义》立足于传统的国际体系，但是核武器的发明以及两极世界的出现使得赫茨的世界观为之动摇。在1959年出版的《核时代的国际政治》中，赫茨对这些发展所带来的影响作了反思。他开篇的假设是，在“安全两难”之上，一种更关乎存亡的两难掩盖了传统上民族国家为权力和安全而竞争的问题——随着核时代的到来，人类生存突然变得危如累卵。[52]核打击的潜在可能性挑战了对国家的古老定义——作为一种保护性的单元，其建立是为了保护其人民的生命，有一层可防御的“硬壳”[53]包裹着。由于已经丧失了提供安全（不仅仅是军事意义上）的能力，领土性不再是界定国家的特征。这些发展引起了国际政治结构的深远变化，这个体系突然变得脆弱不堪：两个超级大国都可以在一场终结战中结束彼此的存在。由于绝对暴露在毁灭性的渗透之下产生了绝对的不安全，两极集团体系使得“安全两难”似乎到达了一个初始临界点。[54]

赫茨是最早认识到民族国家硬壳所面临的这种新的可渗透性及后果的学者之一。因此，如果把这种新状况解释为历史在更高层次上重复自身的例证，无视新出现的关乎存亡的威胁，任何分析都将是失败的。尽管赫茨仍然相信和平是不可分割的——这是他在20世纪40年代初提出的集体安全概念的根本思想，他也意识到两极和核武器的毁灭性已经破坏了集体安全的理念。在美苏之间争夺权力以及在安理会施展影响之下，联合国处于瘫痪境地。两大集团之间权力的平等分割致使集体安全无法实现，因为它排除了处于压倒优势的大国使用武力来反对孤立无援的侵略者。

因为相信一个新的国际政治时代已经开始，赫茨提出了一种“普世主义的”[55]方案。这种方案假定，即便在缺乏集体安全的情况下，如果两个集团表现出最低限度的理性、遵循生存的意愿，也能够使冲突得以减少，“安全两难”得到缓解。他把态度和政策上的根本变化视为最终拯救世界于灾难之中的唯一途径。面对着全球性的核毁灭，以及在汉斯·乔纳斯（Hans Jonas）的《责任的命令》和京特·安德斯（Günter Anders）的《守旧之人》影响下，赫茨提出，在作为整体的人类生存面临威胁的情况下，关注于诸如民族和国家利益等传统上范围狭隘的利害关系无疑是短视的。从这种观点来看，关注共同利益以避免全球毁灭的普世主义是确保生存的唯一有效途径，而且它与乌托邦相去甚远：“直到近来……鼓吹建立在国际主义而非权力政治之上、用遵守普遍利益取代符合国家利益的政策被认为是乌托邦的，而且这也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在一个权力完全相互渗透的时代，‘理想’注定要作为极具吸引力的‘利益’本身呈现出来“。[56]

赫茨的思想并不是由达到某种预期理想的企图，而是由世界面临生死挑战这一令他殚精竭虑的当务之急所塑造的。我们无法摆脱这样一种印象，即赫茨试图用一副理想主义药方解决一个现实主义问题——“核安全两难”。正如它看起来是理想主义和乌托邦的，对赫茨而言，这剂药方是确保生存的唯一机会，因此即便从现实主义的视角观之，也是唯一的行动路线，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最终，他希望能够建立一个真正的超国家权威，并且为了最终消灭所有的核武器而掌握这些武器。[57]但赫茨并非没有意识到，在1959年之时，这样的普世主义政策的时代还没有来到。[58]因此，他提出了一个能够让人们停下脚步来进行反思的过渡期。在北约在1967年《哈梅尔报告》（Harmel Report）作出“威慑”和“缓和”的表态之前许多年，赫茨就已经在呼吁暂时中止军备竞赛，对其影响进行反思。缓和，相互克制，诸如军控、划定两大集团的势力范围、防止核扩散等双边努力，以及降低共产主义和**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东西方关系中的作用，这些都将有助于缓解紧张的国际形势。[59]由于缓和只能起到维持现状的作用，赫茨希望有朝一日他的“普世主义”方案能够获得更广泛的支持。因此，赫茨设想的是一种“两步走”的方案，在成功完成冷却期之后再实现他的普世主义理想。赫茨对普世主义“实施细则”的描绘仍显粗糙。这或许是因为他了解“普世主义”是一种经过“启蒙过程”之后才会被接受的心理状态。据赫茨的猜想，一旦完成这个过程，那么有助于取得全球和平的政策将为人们所采纳。

在《核时代的国际政治》中，赫茨关于核武器对国际体系影响的理解富有远见。不过，他的分析不只停留在军事安全之类的“硬”议题上。就承认新的全球挑战的深远影响而言，他是一位先行者，而这一点始终被大多数政治现实主义者所忽视，而且他对此所作的分析比起同时代的人来说更为准确和超前。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他的学术焦点便转向科技加速发展所带来的后果之上。他相信这一现象及其所带来的问题（任何一个都不可能被限定在国家疆域之内）会强化通向“普世主义”的趋势。他是最先对人类未来所面临的非军事威胁提出严肃警告的人之一，这些危险包括人口过剩导致的毁灭风险、重要资源的过度使用和破坏、大范围的环境恶化等。[60]

随着年岁渐高，赫茨对这个世界的未来愈发感到忧虑。他对20世纪的评价是消极的——他称之为“错失良机”的世纪：[61]历史上曾经有三次，“新的世界秩序”唾手可得，分别是1919年国际联盟建立、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联合国建立以及1989年冷战结束之后——然而历史总是拐向了错误的方向。他眼中的21世纪也并不令人欣慰。主要大国不愿遵章行事，除了传统的敌对和结盟，冲突只能诉诸权力和以武力相威胁来解决。防务预算的增加、军火贸易的繁荣、新的核国家的出现、联合国的无能为力以及对国际法的漠视，这些让他深感沮丧。

并不令人惊讶的是，赫茨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日渐失望。终其一生，赫茨把自己的角色视为对美国外交政策中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特征之间持久斗争的中和，只要在美国政府过分追求狭隘的国家利益时，赫茨都会抨击其传教士色彩，与此同时又在提醒美国的伟大理想和责任。对于乔治·W.·布什政府在2001年9月11日恐怖主义袭击之后的外交政策，赫茨认为这反映了美国外交政策中令人遗憾的革命性变化，这种变化是危险的和自我毁灭的：“的确， ‘9·11事件’之后一切都变得截然不同，但这并非由于恐怖主义袭击本身，而是因为它们被滥用为一种借口，来宣称个人和犯罪集团使用武力是一种‘战争行为’，并且在完全违背所有国际法传统理念的原则之上发动战争”。[62]“布什主义”意味着完全抹杀传统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现在，一方可以仅仅在未被证明的推测基础上宣布一场‘全球性的’反恐战争，而‘恐怖主义’这个概念自始至终都有待清楚界定”。[63]赫茨尤其批评了伊拉克战争，他认为这简直是一场灾难。与之前所有的历届政府不同，布什政府采取的是一种侵略性的政策，这与国际法的核心原则相违背，并且拒绝与其他任何国家一切形式的合作。赫茨确信这样一种霸道的单边主义政策最终会导致人类的衰败。[64]

然而，赫茨始终拒绝放弃希望：“如果尚存转变的一丝期望，我相信，我们仍然值得去探索‘更新与更好’的本质和条件。那么，我们就这么干吧！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能够让它变为现实”。[65]

直至生命的终点，他仍在为大逆转而奔走呼告——各国在态度和政策上发生剧烈转变，通过国际制度和组织进行合作，共同采取措施。他最为关心的莫过于让年轻一代意识到他们将要面对的全球性挑战。在退休之后，他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推动一种新的跨学科研究方法之中，他认为应该称之为“生存研究”，[66]而且应该跨越社会科学和应用科学。

四、约翰·赫茨——一位现实主义者？

作为一个思想学派，现实主义源于欧洲学者们的思想，他们在摩根索的学术引领之下提倡一种更加立足现实的国际关系观。他们把源于欧洲历史的悲剧感引入美国政治学，试图对当时已经在美国流行的乌托邦主义和道德主义提出一种批判性的答案。[67]他们提出了一种根植于对国际现实的冷静分析、并且承认权力在追求国家利益中的重要性的理论。约翰·赫茨就是这些现实主义者中的一员，他终其一生在原则上都拥护这些观点。就其早期著作赋予结构和体系相对于政治家的动机和行动具有优先性而言，[68]赫茨可归为“结构现实主义者”[69]。不过，这样一种评价对其思想只有部分得当。此外我们也不应低估，赫茨与如今所谓的“美国现实主义”渐行渐远：“后者主张赫茨是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的现实主义传统中的一部分，就此而言，或许遗漏了赫茨最有见地的思想”。[70]尽管赫茨的确是一位先行者，正如他发现了“安全两难”并且参与塑造了现实主义在学科中的形象，但他的研究路径远远超出了现实主义范畴，反映了一种规范的转向：“我自认为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有时会得出悲观的结论，但是从不放弃寻求解决之道，不论其如何艰难”。[71]虽然赫茨承认权力的核心地位，但他也强调国际政治不仅是对权力的求取。相反，他赞成E·H·卡尔的评价——“纯粹的现实主义除了赤裸裸地追求权力之外空洞无物”，[72]“任何合理的政治思想必须基于乌托邦和现实两个方面”。[73]其“现实的自由主义”是在国际政治中贯彻可以付诸实现的理想的尝试。

通过倡导一种“最低的生存道德”，[74]赫茨克服了传统现实主义在道德与权力之间的分离。他相信人类所面临的危险如此之大，迫使他们将所有人高于一切的长远利益置于直接的个人利益之上。因此，他不遗余力地呼吁在态度和政策上作根本的变化，把注意力从个人和组织的利益中转移出来，以创造一种对人类生存需求的自觉意识。在生命临近结束之际，赫茨问道：“我真的陷入了理想主义的乌托邦之中了么？”[75]有些迹象表明，他的确如此。依照米尔斯海默的标准，[76]赫茨肯定应该算得上一个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们相信，改变世界势在必行，并且希望把世界变成一个巨大的“安全共同体”，[77]在其中，国家依据道德行事，遵守国际法，也彼此尊重对方。他们的论点是，一切政治行动的指向不应是国家，而是个人或者作为整体的人类。然而，赫茨坚持认为可付诸现实的理想有别于乌托邦式的痴心妄想：“我始终为乌托邦式的前景而奋斗，但认为可以实现的议程与政治现实主义是一致的。一种现实的理想主义能够推动进步和人道主义的理想，也可以实现生存目标”。[78]他也并非唯一具有理想主义见解的现实主义者。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这位标志性的现实主义者也曾写道，“当前，我们的世界面临着两种前所未有的空前危险。其中之一并不仅仅是核战争的危险，而是所有工业强国之间发生任何战争的危险——现代技术使得这一举动无疑自取灭亡。另一个则是现代工业化以及相对于世界自然环境而言的人口过剩带来的毁灭效应……我们需要优先考虑如何规避这两种最大的危险，除了道德之外，完全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国家利益的基础”。[79]

赫茨的学术朝圣之旅是一位现实的自由主义者应对接连而来的危机并且由此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欧－美”视角的编年史：“他的道路始于研究规范的逻辑体系，继而是他对国家性质（其不可渗透性以及当前的可渗透性）以及核外交政策复杂性的洞见，直至他对超越人类生存面临的大量威胁的研究”。[80]在他的征途中，赫茨把权力最大化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化和人道主义化了；他赋予了现实主义以热情和自我批判的反省意识，这通常是其他作者所缺乏的。赫茨很早就意识到，新的全球挑战是无法单靠古典现实主义的均势和国家利益工具来克服的，并且一直接受“非现实主义”见解的重要性。这是他最伟大的成就之所在，而且这为他赢得了经久不衰的赞誉，尤其是在那些现实主义的批评者之中，他们也赞许赫茨的学术工作始终充满了强烈的道德动机。不无遗憾的是，由于他在生命的最后20多年里视力欠佳，赫茨无法一直追踪国际关系学科的最新发展。不过，他肯定会为不同的思想学派（在很大程度上含蓄而非明确地）利用并且进一步发展他的理论路径而欣慰不已。[81]其1959年发表的有关国家“硬壳”脆弱性的论文自那时起一直得到证明，2001年的“9·11事件”再次予以肯定。

反思赫茨的学术生涯，我们不得不承认，历史已经证实了他的许多悲观预测。同样，赫茨的救世之道——普世主义的方案——在决策制定者之中应者寥寥。一些人将此视为赫茨对他常常批评的那种痴心妄想感到负疚的表现。更适当而言，它表明这个世界仍在逃避当前面临的许多最根本性的问题。

注释：

﹡克里斯蒂安·哈克（Christian Hacke），德国波恩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扬娜·普列琳（Jana Puglierin），德国波恩大学助理教授。

*﹡ 本文原载于英国《国际关系》杂志2007年9月号（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1, No. 3, pp. 367-382），感谢作者和英国Sage出版社（http://www.sagepub.com/）授权译者翻译此文。原作者对《国际关系》杂志主编肯·布思（Ken Booth）以及几位匿名评阅人的建议表示感谢；并且感谢汤姆·凯里斯（Tom Karis），作为约翰·赫茨教授长期的同事和朋友，他对本文初稿作了深思熟虑的评论。

[①] See e.g. Anette Freyberg-Inan, What Moves Man:The Realist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ts Judgement of Human Nature,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4, p. 67. 尽管迈克尔·史密斯（Michael J. Smith）没有把赫茨收入他为著名现实主义者画像的文集中，他在序言中提到，“我们还可以加上约翰·赫茨”。See Michael J. Smith, Realist Thought from Weber to Kissinger,Baton Rouge, LA: Louis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2.

[②] 有一篇佳作是值得称赞的例外：Peter Stirk, “John H. Herz: Realism and the Fragility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31(2), 2005, pp. 285–306. 赫茨的学术兴趣几乎可以在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理论和分析之间平等划分。

[③] See John H. Herz, The Nation State and the Crisis of World Politics,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D. McKay, 1976, p. 3. 对这一朝圣之旅的简评，参见Christian Hacke, “Ein Rückblier ant John Herz: Assenpolitischer Realismus Mit idealistischen Zügen”, Neue Zuricher Zeitung, 14 February 2006, p. 5.

[④] John H. Herz, “An Internationalist’s Journey through the Century”, in Joseph Kruzel and J. Rosenau, eds., Journeys through World Politics: Reflections of Thirty-four Academic Travellers, Lexington, MA: Lexington Books, 1989, p. 249.

[⑤] 此段引语出自赫茨自己对歌德《浮士德》的引用。See John H. Herz, Vom Überleben. Wie ein Weltbild entstand, Düsseldorf: Droste, 1984, p. 48.

[⑥] See Herz, Political Realism and Political Idealism: A Study in Theories and Realitie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1, pp. 43–128. 在赫茨看来，乌托邦是一种把所有问题归结为单一原因的世界观合乎逻辑的结果，这种世界观忽视了现实主义的洞见，比如安全两难。本着这种认识，他否定了早期布尔斯维克认为阶级社会能够创造一个由和平共处的国家构成的世界的思想。See also Herz, Vom Überleben, p. 162 et seq.

[⑦] Herz, Vom Überleben, p. 9.

[⑧] John H. Herz, Staatenwelt und Weltpolitik. Aufsätze zur internationalen Politik im Nuklearzeitalter , Hamburg: Hoffmann and Campe, 1974, p. 9.

[⑨] Herz, Staatenwelt und Weltpolitik.

[⑩] 赫茨长于德国政府与政治。比如他曾合著了一本教科书： Gwendolen M. Carter and John H. Herz, Major Foreign Powers: The Governments of Great Britain, France, Germany, and the Soviet Union, 3rd ed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 1957.

[11] See e.g. Alfons Söllner, “From Public Law to Political Science? The Emigration of German Scholars after 1933 and Their Influence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a Discipline”, in Mitchell G. Ash and Alfons Söllner, eds., Forced Migration and Scientific Change: Émigré German-Speaking Scientists and Scholars after 1933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12] See Hans Kelsen, Hauptprobleme der Staatsrechtslehre (Aalen: Scientia Verlag, 1960) and Reine Rechtslehre, 2nd edn (Aalen: Scientia Verlag, 1994).

[13] Herz, Vom Überleben, p. 96.

[14] See John H. Herz, “Technology, Eth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ocial Research, 43(1), 1976, pp. 107–108. See also Herz, Vom Überleben, p. 80.

[15] Hans Herz [John H. Herz], Die Identität des Staates, Düsseldorf: n.p., 1931.

[16] Herz, Die Identität des Staates.

[17] See Herz, Die Identität des Staates, pp. 6–7 (fn 7). 对于古典现实主义的观点，可参见Hans J. Morgenthau, Proceedings, 68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Washington DC: n.p., 1975, p. 332.

[18] Herz, The Nation State and the Crisis of World Politics, p. 6.

[19] Eduard Bristler (John H. Herz), Die Völkerrechtslehre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Zürich: Europaverlag, 1938.

[20] Herz, “An Internationalist’s Journey through the Century”, p. 248. 赫茨晚近对施密特的评价，参见John H. Herz, “Looking at Carl Schmitt from the Vantage Point of the 1990s”, Interpretation, 19, 1992, p. 308。

[21] See John H. Herz, “Ossip K. Flechtheim (1909–1998). Wissenschaftler und Aktivist”, in Kurt Düwell et al. eds., Vertreibung jüdischer Künstler und Wissenschaftler aus Düsseldorf 1933–1945, Düsseldorf: Droste, 1998, p. 158.

[22] John H. Herz, “Reflections on my Century”, in Ralph Bunche Institute on the United Nations, ed., Occasional Paper Series, Special Issue 1998, pp. 1–15, at p. 1.

[23] Herz, “An Internationalist’s Journey through the Century”, p. 249.

[24] John H. Herz, “Political Realism Revisit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5(2), 1981, p. 183.

[25] 赫茨在2005年2月27日致彼得·戈达德（Peter Goddard）教授（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主任）的一封信中所指出的。（此信由作者保管）

[26] John H. Herz, “Power Politics and World Organiz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36(6), 1942, pp. 1039–1052.

[27] Herz, “Power Politics and World Organization”, p. 1040.

[28] Herz, “Power Politics and World Organization”, p. 1047.

[29] See Herz, “Power Politics and World Organization”, p. 1049.

[30] See Herz, Vom Überleben, pp. 140–142. 威廉·弗里克这位臭名昭著的纳粹政客和前内务部长被判处死刑，赫茨曾在法庭上对其提出质询。

[31] Herz, “Internationalist’s Journey”, p. 252. 这种沮丧促使赫茨发表了下面这篇文章： John H. Herz, “The Fiasco of Denazification”,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63(4), 1948, pp. 569–594.

[32] Herz, Political Realism and Political Idealism.

[33]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48, and Reinhold Niebuhr, 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 A Study in Ethics and Politic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32.

[34] “由权力竞争的普遍现象得出实际存在与生俱来的‘权力本能’的结论是错误的”。Herz, Political Realism and Political Idealism, p. 4.

[35] Herz, Political Realism and Political Idealism, p. 14.

[36] See Herz, Political Realism and Political Idealism.

[37] Herz, “Power Politics and World Organization”, p. 1040:“对这一体系进行改革的任何提案，应该从实现其对每个成员施加强制力着手，而且其对每个独立单元的政策具有难以回避的影响力”。

[38] See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 McGraw-Hill, 1979. 下文引用了赫茨的看法。

[39] See the forthcoming book by Ken Booth and Nicholas J. Wheeler, The Security Dilemma: Fear, Cooperation and Trust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p. 4 of the draft version. 拜他们所赐，作者有幸得以阅读书稿。

[40] Booth and Wheeler, The Security Dilemma, p. 5.

[41] 关于这些改进的确切性质，参见Booth and Wheeler, The Security Dilemma, p. 6。

[42] 正如肯·布思和尼克·惠勒（Nick Wheeler）在他们即将出版的关于安全两难的著作中指出的，20世纪50年代末，赫茨扩展了其对安全两难所作的解释，调和了诸如扩张和野心等动机：“这一举动意义深远，其论证与其对安全两难的最初直觉相去甚远”。See Booth and Wheeler, The Security Dilemma, p. 25.

[43] See John J. Mearsheimer,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2001, p. 36, and Glenn H. Snyder’s critique “Mearsheimer’s World,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Struggle for Security: A Re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7(1), 2002, p. 156. 米尔斯海默近来再次表示，他与赫茨并无太大分歧。See Ken Booth, Nicholas J. Wheeler and Michael Williams, “Conversatio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view with John J. Mearsheimer (Part I)”,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1), 2006, p. 122.

[44] Herz, The Nation State and the Crisis of World Politics, p. 10.

[45] Herz, Political Realism and Political Idealism, p. 131.

[46] Herz, Political Realism and Political Idealism.

[47] See Herz, Political Realism and Political Idealism, pp. 146f.

[48] Herz, Political Realism and Political Idealism, pp. 228f.

[49] Herz, Vom Überleben, p. 168.“intellektuelles Schmerzenskind”是一个典型的德语构词，大致可以译为“智力难题”（intellectual problem child），问题不在于书中核心的学术概念，而在于此书所获得的学术关注有限。

[50] 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是他的学术自传——《幸免于难》，此书用其母语德语写作，通俗易懂，引人入胜，间或极具抒情色彩。

[51] 此书获得成功至少部分应归功于其非常令人瞩目的序言，在其中，赫茨把自己排除在美国社会科学中数量化和概念化的主流趋势之外，坚定地呼吁回归传统的科学方法。赫茨写道：“这是本因循守旧的书。它既不是协力完成的结果，也不是任何类似于小组研究或集体调查之产物。它不是一次讨论会的结果，也不是作者充当报道员的研讨会议的产物。它并不是从一个系列演讲中产生出来的，也不是建立在一次实地考察旅行或者任何目标宽泛的旅行基础上。在此书准备过程中，作者不曾用到任何一种IBM的设备，也没有为此作任何访谈（不论深入与否）。没有任何民意测验，也没有分发问卷。事实上，此书没有一个表格、图表、图片、图形或者统计数字。它只是用任何可以利用的聪明才智来解决手头上的问题和主题的结果”。John H. Herz,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Atomic Ag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p. v.

[52] See John H. Herz, “Foreign Policy and Human Survival”, in George Schwab, ed.,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t the Crossroads, Westport, CT: Greenwood, 1982, p. 166.

[53] Herz,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Atomic Age, pp. 49–61.

[54] See Herz,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Atomic Age, pp. 231–243.

[55] Herz,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Atomic Age, p. 12.

[56] Herz,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Atomic Age, p. 311.

[57] Herz,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Atomic Age, p. 309.

[58] 在1984年写作时，赫茨重新作了估计，认为真正的普世主义政策的时机尚未到来。实际上，回顾《核时代的国际政治》一书出版之时，赫茨说自己这个“老牌的悲观主义者”有那么一点“乐观主义者”的味道。See Herz, Vom Überleben, p. 184.

[59] See Herz,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Atomic Age, pp. 244–299.

[60] 从20世纪40年代起，他在讲述国际政治时，总是从介绍“我们时代的伟大变革”开始，其中对这些作了强调。See Herz, The Nation State and the Crisis of World Politics, p. 4 (fn 3).

[61] John H. Herz, “Reflections on my Century”, pp. 1–15.

[62] 见赫茨2002年1月2日致克里斯蒂安·哈克的信（此信由作者保管）。

[63] Letter to Hacke, 2 January 2002.

[64] See John H. Herz,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ackground and Present Problem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7(4), 2003, pp. 414f.

[65] Herz,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Atomic Age, p. 305.

[66] John H. Herz, “On Human Survival: Reflections on Survival Research and Survival Policies”, in Ervin Lazlo and Peter Seidel, eds., Global Survival: The Challeng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inking and Acting, New York: Select Books, 2006, p. 15.

[67] 正如一位评阅人正确指出的那样，这种批评并不完全专指欧洲。实际上，乔治·凯南作为一个美国人对这些思想尤为不满，他的遏制政策建立在现实主义假定之上。

[68] Herz,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Atomic Age, pp. 7–8.

[69] So does Jack Donnelly,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1 (尽管他也把赫茨归为“有保留的现实主义者”，p. 12).

[70] Stirk, “John H. Herz: Realism and the Fragility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p. 288.

[71] John H. Herz, “Reflections on my Century”, p. 1.

[72] E.H. Carr,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nd edn ,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1, p. 87.

[73] Carr,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74] Herz, “Technology, Eth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107f.

[75] John H. Herz, “Letter to the Morgenthau Conference”, in Christian Hacke, Gottfried-Karl Kindermann and Kai Schellhorn, eds,, The Heritage, Challenge, and Future of Realism: In Memoriam Hans Morgenthau (1904–1980), Bonn: Bonn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27.

[76] See John J. Mearsheimer, “E. H. Carr vs. Idealism: The Battle Rages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6(2), 2005, pp. 139–152.

[77] See Karl W. Deutsch et al., 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n the Light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78] Herz, “On Human Survival”, p. 24. See also Christian Hacke, “John H. Herz, A Remembranc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28(2), 2006, pp. 155–158.

[79] George F. Kennan,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 64(2), 1985/6, p. 216.

[80] Kenneth Thompson, Masters of International Thought, Baton Rouge, LA: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112.

[81] See especially Ken Booth, “Security in Anarchy: Utopian Realism in Theory and Practice”, International Affairs, 67(3), 1991, pp. 527–545, and the forthcoming book by Booth and Wheeler, The Security Dile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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