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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压制还是对话——国际政治中的霸权话语分析 [打印本页]

作者: dorm99 时间: 2009-6-1 16:15
标题: 压制还是对话——国际政治中的霸权话语分析
作者：甘均先

文章来源：《国际政治研究》2008年第1期

内容提要　霸权话语是国际政治话语体系中最重要的形式之一。在近代，它主要表现为殖民主义话语如东方主义。在当代，它主要表现为新帝国主义话语，如美国外交中的国家分类学。霸权话语体现了霸权对非霸权的权力关系，霸权话语的目标是压制非霸权话语，使其边缘化，使其沉默无声，但是，霸权话语几乎处处遇到抵抗。当今世界是一个对话多于对抗的世界，霸权话语与非霸权话语需要走出压制与抵抗的恶性循环，在沟通与对话中承认差异，达成共识。

关键词　霸权话语东方主义新帝国主义对话

英国哲学家卡尔·波谱把整个宇宙现象分为三个世界：一为物理实体世界;二为精神状态世界，如意识状态和无意识状态等;三是作为人类精神产物的知识世界。[1]波谱所谓的“知识世界”指的是人类对客观现实世界的精神成果，它们显然与语言和话语紧密相连。俄罗斯文艺理论家巴赫金认为，“语言、话语——几乎是人类生活的一切”[2]。人类世界并不是永恒沉默的寂静世界，而是一个充满声音甚至有些喧嚣的世界。国际政治亦如此，它不仅是一个刀光剑影的战场，也是一个话语的战场。

国际政治领域中充满着形形色色的话语，如美国对恐怖主义的宣战话语，朝鲜伊朗对美国霸权针锋相对的反抗话语，国际社会在印尼海啸后的同情话语，联合国对卢旺达大屠杀的愧疚话语，八国集团对环境问题的敷衍话语等等。在这个庞杂的话语体系中，存在着无数的“大型对话”与“微型对话”[3]，大型对话如西方列强与殖民地的话语论争，微型对话如美国与朝鲜关于核问题的话语交锋。本文主要探讨国际政治中霸权与非霸权的大型话语交锋，并分析霸权话语的权力逻辑和非霸权话语的抵抗策略。

权力与话语

话语始终体现为一种关系，它“是连结我和别人的桥梁，如果它一头系在我这里，那么另一头就系在对话者那里。话语是说话者跟对话者共同的领地。”[4]没有对话者的话语是没有意义的，也不可能得到传播，话语之中始终具有“我”与“他”之间的关系。当然，对话者与说话者之间并不一定是友善的、平等的对话关系，它们几乎时时刻刻处于紧张的权力关系之中。

揭示权力/话语关系的思想家主要是FaGuo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福柯无疑是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主要的学术贡献就是深刻地阐述了权力与话语的关系。在《疯癫与文明》中，福柯通过文艺复兴之后西方社会对疯人的驱逐和隔离来实现理性对非理性的霸权，资产阶级代表理性的声音，而疯人代表非理性的声音，资产阶级对疯人的驱逐导致理性对非理性的话语霸权，非理性的疯人最终归于沉默。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继续沿着这一逻辑考察隐藏在学校、监狱等社会机构中的权力/话语关系，他认为关于学生和犯人的文字档案皆是权力的产物，皆体现出教师和狱警对学生与犯人的话语霸权。在《性史》中，福柯认为中世纪的修道院也是一个权力机构，它逼迫人们在忏悔仪式中说出关于性的话语，而在当代社会中，资产阶级为了维持统治权不得不实施优生优育的政策，从而制造了大量关于性的话语，因此，性话语与性科学也是权力的产物。福柯由此认为法学、教育学、儿童心理学等几乎所有人文学科都是权力制造的产物，它们并不是客观知识的体现。虽然福柯认为权力机构与知识的产生紧密相连，但他并不认为这些机构就是知识的来源。“我并不认为人文科学来自监狱，但是，如果说它们能够形成……那是因为它们是通过一种特殊而新颖的权力渠道而传送的”，所以，福柯事实上把这些规训机构视为知识来源的中介，它们是“权力/知识关系的盔甲”。[5] 由于每一门学科都是权力制造的产物，因此，福柯否定了知识和真理的客观性，他建议，“应该完全抛弃那种传统的想象，即只有在权力关系不发生作用的地方，知识才能存在……相反，我们应该承认，权力制造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6] 话语，作为知识的载体，当然也不可能是客观的，它体现的是社会权力关系。

FaGuo社会学家布迪厄受到福柯的影响，进一步揭示了语言与权力的关系。布迪厄话语理论批判的矛头是现代语言学大师索绪尔和乔姆斯基，他认为他们的语言理论忽视了语言产生的社会基础，任何合法语言都是国家体制所担保的某种符号权力的结果。布迪厄以FaGuo大革命期间的语言统一过程来说明，法语上升为官方语言，是通过对其他地方性方言的排斥来实现的，它是社会政治权力运作的结果。[7] 不仅语言的产生与权力紧密相连，语言的推广和传播也是一个权力运作的过程，以国家行政权力为基础的教育制度如词典编撰、考试等都使官方语言合法化并将其向全国推广。更重要的是，布迪厄认为，语言的运用充分体现了权力的运作，人类的每一次语言交流都体现了权力关系，每一次语言的表达都应该视为一次权力行为。布迪厄还借用了一些经济学术语来建构他的语言理论，他认为，人类在交流过程中形成了一个“语言市场”，它具有生产者和消费者，各种话语也具有价格;每一个语言市场都具有一定的规则，它决定着种种话语的价格;在语言市场中，话语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语言交换既是一种经济交换关系，也是一种权力关系;语言市场中也存在着与经济市场类似的大公司吞并小公司的情况，合法语言吞并或支配非主流非合法的边缘语言;与商品市场中的价格波动一样，语言的价格也随着权力关系的变动而变动。福柯与布迪厄的话语理论都遵循着权力机制，他们都认为，没有权力的介入，就没有话语;反过来，每一种话语的产生和传播既体现权力，也加强权力。[8]

福柯与布迪厄的话语理论奠定在对国内政治分析的基础之上，国际政治领域也适合权力/话语分析吗？本文认为，权力/话语理论同样适用甚至更加适用于国际政治领域。原因在于，首先，当代国际政治领域与国内政治领域越来越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尽管现在谈两者界限的消失尚早，但国内政治的理论分析越来越需要国际政治领域的解释，反过来也是如此。其次，国际政治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是一个权力的世界，只不过传统国际政治的权力主要体现在以军事权力为基础的物质权力上，而当代和未来的权力将越来越明显地体现在以话语权力为基础的软权力之上。再次，国际政治领域过去、现在和将来也是一个话语世界，刀光剑影从来就不是国际政治的全部内容，国际社会也有很长时间处于和平交流时期，在这些时期，国际行为体之间相互沟通和对话。最后，国际政治话语体系也适合用市场来描述。准确地说，国内政治话语市场的垄断效应十分明显，而国际政治话语市场的市场效应则更加突出;国内话语市场的霸权话语有时会对非主流话语象征性地屈尊或让步，而国际话语市场的霸权话语对边缘话语的支配更加无情和赤裸。

在形形色色的国际政治话语中，霸权话语最为突出，霸权话语对非霸权话语的支配最引人注目。自地理大发现以来，全球霸权话语主要有被称为“东方主义”的殖民主义话语和当代美国对一些国家的新帝国主义话语， [9]不管是殖民主义话语还是新帝国主义话语，它们都深植于权力逻辑，并对国家间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殖民主义话语：东方主义

赛义德所谓的“东方主义”是指近代以来国际霸权制造的殖民主义话语，它深刻地印证了福柯与布迪厄的权力/话语理论。近代以来，世界历史中一条十分突出的主轴就是霸权的兴衰更替， 16世纪的葡萄牙和西班牙、17世纪的荷兰， 18、19世纪的英法和二战后的美国，但除了英美之外，其他国家都不是全球性霸权，且在诸霸权中，对全世界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也只有英美法三个国家。因此，作为霸权话语的“东方主义”，曾经是由英法控制的，现在则由美国占据这个位置。什么是东方？什么又是东方主义呢？根据赛义德的论述，东方是指“不仅与欧洲相邻，而且也是欧洲最大最古老最富裕的殖民地……是反映欧洲形象的最持久的一个他者镜像”。[10] 可见，赛义德在《东方主义》中所论述的东方是指中东阿拉伯地区，但他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中则将东方扩展到印度、中国等亚洲殖民地。东方主义是指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区分东方与西方的一种思维方式，也是建构东方并控制东方的话语体系。可以说，东方主义至少包括三个方面：东方形象、东方思维和东方话语。

赛义德主要使用了西方近现代的一些文学作品、旅游记录和政治评论等文字来复活西方对殖民地的话语建构。在这个过程中，东方被建构成一种没有理性的、落后的、堕落的、孩子般的异类文化，而西方恰恰是理性的、富有美德的成熟文化。比如，贝尔福在英国下院做关于埃及的演讲时说，“西方国家从进入历史以来就有政府自治的能力……而在东方，你永远找不到自治政府的痕迹”[11];克隆默在《爱丁堡评论》撰文指出，“东方思维不注重精确性……东方人不能从任何简单的前提得出精确结论”，而西方人则十分注重科学与精确性。由此，在每一个劣等的东方之对面就有一个进步的西方，东方成为映射西方伟大的一面镜子，同时，东方也在与西方连接的基础上展开了自己的历史，赛义德引用《埃及叙述》中的一段话来证明对东方的认识如何依赖于西方。“埃及这个国家仅提供伟大的记忆，数不清的纪念碑、寺庙和宫殿，它的最不古老的建筑也是在特洛伊战争时就建成了。荷马、梭伦、柏拉图都去埃及研究科学、宗教和法律;亚历山大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富裕的城市”[12]。从这段话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出作者对埃及的鄙夷，古代埃及“仅仅提供记忆”，现代埃及根本不值一提，即使古代埃及也是在与西方伟大人物的联系中才获得其历史重要性。古代东方并不是与现代东方紧密相连而存在，而是为了映衬西方的一系列价值而存在，“东方帮助西方定义自己的形象、观念、个性与一切的经验”[13]。可见，西方是在对东方的镜像认识之中建构自我、认识自我的，并在这一过程中建立起对东方的心理优势和话语优势。

东方形象在最初的殖民冒险中通过一些旅游者的游记和小说家的小说被制造出来，这些意象随着英法两国实力的增强和海外扩张活动的扩展得到传播和强化。在东方形象的传播过程中，除了英法经济军事实力作为必备的基础之外，文本的作用也是异常强大的，因为对于遥远的异类的东方文化，绝大多数西方人只能采取“文本主义”的态度。由于这些文本是西方人按照他们自己的喜好来描述的，因此“文本提供的知识大多是为了证明西方扩张的正当性”[14]。一般来说，需要去东方的殖民主义者和商人们首先通过东方主义作品来了解和认识东方，因此他们对东方的初始意象来自于充满偏见的文本;对于那些不需要去东方但又对东方感兴趣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首先接触的仍然是文本，他们的东方研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东方主义作品对他们思维的限制;对于那些在殖民母国服务的行政官员，他们的殖民地政策也需要参阅东方主义文本;对于西方国家的大众，他们也只能根据东方主义文本去理解东方。种种情形皆表明，文本在传播和强化东方形象的过程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它甚至“享有比它本身所描述的东方现实更大的权威”[15]。更重要的是，这些文本不仅能够创造关于东方的知识，还能制造虚拟的现实，这些知识与现实结合在一起制造出福柯所谓的话语。赛义德通过阅读《黑暗的心》、《曼斯菲尔德庄园》、《吉姆》等与殖民主义活动有关的小说发现， 19世纪的英国小说与英国殖民主义是相互扶持的，缺少任何一方都是不可想象的。小说参与政治，小说加强对东方认识的形成，在小说里，远方的世界被看做是附属的、被统治的。[16]

以往传播东方形象的工具主要是小说、游记等文学作品，现在则主要靠电视电影报纸杂志等大众传媒，此外，一些重要的学术机构、政府机构、教育机构等也参与了东方形象的传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学术研究使东方主义从一种西方的意识变为一种科学。就像国际政治研究总是从摩根索、华尔兹、基欧汉等权威那里引用观点一样，东方研究者总是从这个领域的权威那里吸取养分。这个过程是东方主义学者一次又一次地重写先前文本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东方被构建出来，但它不是真实的东方，而是戴着有色眼镜所看到的东方，因此，有人认为“东方研究不是建立在客观基础上的科学活动，而是一种帝国的责任”[17]就不足为奇了;同样，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一种“模式”的东方形象也被固定下来。赛义德认为，在东方主义的早期传播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个人，如旅行者、作家等，而在后期传播过程中，一些重要的机构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如大学和殖民事务部门等。当东方形象被固定下来后，东方主义就沾染上生物决定论的种族主义色彩，任何一个想要了解东方的人差不多已经认定东方是落后的和野蛮的，作为一个非白种人，“从本体论上来说就意味着几乎在所有的方面都是不幸的。命中注定最坏是个疯子，最好也是一个侍从，一个如奈保尔所说的，会使用，但永远不可能发明电话的懒惰的消费者”[18]。

东方形象的稳固不仅仅是西方权力单方面作用的结果，它还是东方的沉默甚至顺从的结果。在所有关于东方的讨论中，几乎只能听见西方的论述，而东方却失语了。“从1800年到1950年，大约有6万本关于近东问题的书籍”[19]，绝大部分是在西方国家出版的;“美国有几十个研究阿拉伯地区的学术机构，而东方自己却没有一家研究美国的机构”[20]。在赛义德眼里，东方的知识界把西方提供的价值观如现代化模式、政治观念、文化价值等转接过来，然后再向东方的大众推广，而东方知识分子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得毫无批判性。东方知识分子的沉默是西方殖民话语如此疯狂、如此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赛义德甚至认为，当今阿拉伯只是美国的一个政治、文化和学术的卫星地区，“没有一个阿拉伯学者能够承受忽略美国和欧洲的学术期刊、机构和大学的代价，而反过来却不是”[21]。可见，西方特别是美国文化和学术上的优势使西方垄断了话语权，东方只有从西方那里借来话语才可以表述世界政治的现实，东方只有借助西方的眼睛才能辨认自我。

东方迷失在西方制造的话语体系中，这样一种事实意味着什么呢？是否如西方话语所叙述的——东方的落后与卑贱是一种永恒的命运呢？如果考察东方形象形成的过程，我们可以发现至少在18世纪以前，东方主义并不是西方解释东方的主流话语，东方形象是在18世纪以后形成并稳固下来的。18世纪以前，当西方人首次真正与东方相遇时，他们大多带着敬畏的眼光看待东方，他们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莫卧儿王朝和中国清朝初年的印象异常深刻，他们不仅称赞“不可能找到一个比土耳其更好的地方”，还称赞康熙“如此伟大，人间几乎不可能有这样的君主，因为他是一个神一般的凡人”[22]，凡此种种无不表明东方并不是殖民主义话语所叙述的那样卑贱与落后。相反，在西方人开拓殖民地的早期，东方人倒是十分瞧不起西方人，展现了一套没有得到传播但又与东方主义话语类似的“西方主义”话语体系。1666年，土耳其首相对FaGuo大使叫嚷道，“难道我不知道你，你是一个邪教徒，是一头猪、一条狗、一个吃粪的东西吗”？当葡萄牙人到达锡兰时，他们被科伦坡的官员描述为，“在我们的科伦坡港口，来了一些皮肤白但长相不难看的人;他们戴铁帽、穿铁衣……他们吃大块的石头(硬饼干) ，喝血(葡萄酒) ”。1616年，一个印度人对英国牧师特里说，“基督教是魔鬼的宗教，基督徒时常酗酒，基督徒时常干坏事，基督徒时常打人，基督徒时常辱骂别人”。当教皇克雷芒十一世1715年禁止基督徒参加尊孔的仪式后，康熙说，“西方人，像他们那样愚蠢的人，怎么能反对中国的伟大学说呢？”[23]等等。这些话语遵循了东方主义话语一样的逻辑，它们都以对方作为镜像来认识自我，都以打压对方来确立自我的优越性。这些事实至少提醒了人们，真实的东方并不如殖民话语所叙述的那样永远落后于西方，同时也揭示出东方主义话语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而是在与“西方主义”话语的对抗中逐渐取得了话语霸权。从殖民早期西方对东方的赞扬到18、19世纪西方对东方的贬抑这个转折还可以看出，东方主义话语霸权的形成事实上依赖于另一个与此密切相关的历史进程，即西方在工业革命后对东方各民族肉体上与事实上的征服，用汤因比的话说，是“西方的铁”[24]刺入了东方的灵魂，它表达的是西方工业文明对东方农业文明的征服，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历史进程，东方主义话语不可能产生。

新帝国主义话语：国家分类学

美国在冷战后的十余年迅速成长为一个首屈一指的超级霸权，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最大敌人苏联的崩溃，而其他的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尚不具备挑战美国的实力;二是美国经济持续108个月的强劲增长;三是美国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取得的巨大胜利使美国获得了空前的自信。冷战后的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实力对比极其悬殊，美国的超级霸权不是一种幻觉，而是一个事实。时刻感受着巨大霸权力量的美国，几乎情不自禁地创造出大量的霸权话语，主要表现在冷战后美国为不符合西方规范的国家创造了一门国家分类学。冷战中，除了把苏联命名为“邪恶帝国”外，美国很少对其他国家进行分类，冷战后，国家分类成为美国外交中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美国给予自己不相容的国家贴上歧视性的标签，其使用之频繁成为冷战后美国外交中十分独特的一道风景。世界各国媒体不断地传播这些新奇怪异的词语，世界各国知识分子也在热烈地讨论这些词语，甚至有学者戏谑地称美国开了一家“帽子工厂”。美国在后冷战时代的霸权话语主要体现在它为一些它不喜欢的国家制造了四顶帽子：“失败国家”、“无赖国家”、“邪恶轴心”和“暴政前哨”。

1. “失败国家”

“失败国家”是一个体现美国话语霸权的十分重要的词汇。冷战结束前，这个词汇从来没有在国际政治话语中出现过，但冷战结束后，这个词汇在新帝国主义的霸权语境中很快被制造出来。赫尔曼和拉特勒于1994年发表在外交杂志上的论文《挽救失败国家》是最早阐述“失败国家”现象的文献之一， [25]此后不久，应副总统戈尔的要求，中央情报局任命的相关机构组织了对国家失败的讨论，专门研究国家失败与国际冲突的相关性。[26] 从2005年起，与电影票房排行或歌曲打榜一样，美国和平基金会和《外交政策》杂志开始公布失败国家的年度排行。什么国家算是失败国家呢？哈佛大学教授罗特伯格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在其基本职能方面失败了，那么就是失败国家，这些职能包括安全、法制、政治参与、国内基础设施、政府合法性、经济发展和教育质量等。[27] 在美国眼中，满足这些标准的失败国家不是极少数，而是一大批，并且还有一大批国家正在滑向失败的深渊。根据美国和平基金会公布的失败国家排行，失败指数超过90 并处于红色警戒线以内的失败国家2005年高达33个， 2006年下降为28个， 2007年又重新增长为32个;苏丹于2006年和2007年连续两年位居第一;在10个最失败的国家中，非洲国家占了大部分，而且名额还在增长，从2006年的6个增加到2007年的8个。[28]

2. “无赖国家”

“无赖国家”这个词语在20世纪70年代便开始出现，但并没有在官方场合使用和传播。1987年，参议员斯达克( Pete Stark)在《国会记录》(CongressionalRecord)中首次把伊朗称为“无赖国家”[29]，到了90年代，这个词汇在美国外交中变得十分流行。克林顿政府执政时期，“无赖国家”成为制定外交政策时经常使用的一个词语，在克林顿政府执政的最后6个月，这个词语被换成“受关注的国家”( states of concern) ，但到了“9·11”恐怖袭击时当政的布什政府，这个词语又被改成“邪恶轴心”，但不管怎么改换，这个词语已经扩散开来，不仅美国政府和知识分子使用它，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也开始使用这个词语。“无赖国家”最常用的标准是图谋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支持恐怖主义。在整个90年代，被美国政府认为是“无赖国家”的有朝鲜、巴基斯坦、伊拉克、伊朗、阿富汗和利比亚，“9·11”之后，由于巴基斯坦跟美国形成了反恐盟友关系，伊拉克在2003年的战争中战败并被占领，利比亚放弃了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计划，它们从这个名单中逐一被剔除，剩下的三个“无赖国家”被布什政府称为更加具有讨伐意味的“邪恶轴心”。

3. “邪恶轴心”

“邪恶轴心”这个词语是布什总统在2002年的国情咨文中首先提出的，他在咨文中称朝鲜、伊朗和伊拉克为“邪恶轴心”。跟无赖国家类似，这些构成“邪恶轴心”的国家“试图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它们的政权给世界和平制造了越来越严重的威胁。他们还能够将武器提供给恐怖分子，他们既能攻击我们的盟国也能敲诈美国”。[30] 此后，邪恶轴心还得到扩展。2002年5月6日，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的博尔顿发表了一篇名为“超越邪恶轴心”的演讲，这篇演讲被视为布什阐述的邪恶轴心的扩大。博尔顿在演讲中又增加了三个名额，利比亚、叙利亚和古巴，它们的罪名是“支持恐怖主义、谋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者违背国际条约义务”[31]。

4. “暴政前哨”

当“邪恶轴心”受到广泛DIZHI并失去吸引力后，另外的新词又被制造出来。2005年1月18日，候任的美国国务卿赖斯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确认提名听证会上，把朝鲜、伊朗、白俄罗斯、缅甸、古巴和津巴布韦称为“暴政前哨”。与“邪恶轴心”的国际语境不同，这个词语主要用于国内语境，它指的是那些压迫性政府掌权的国家、不尊重民主的国家和践踏人权的国家。赖斯使用的标准是纳坦·沙朗斯基(Natan Sharansky)发明的“广场实验”，即一个人不能自由地在城市广场发表意见，那么这个国家的人民就生活在不自由的社会中， [32]这个国家就可以被称之为“暴政前哨”。在赖斯制造这个词汇之后，《华盛顿邮报》刊发了一系列的关于6个“暴政前哨”国家的辩论和访谈。

这些词汇走马灯似的登上国际传媒的主要版面，尽管它们受到普遍的批评，但它们的生命力很强。仅以“无赖国家”这个词语为例，从1993年5月到1998年12月，有266个文件提到“无赖”或“贱货”，其中64条源于美国国务院文件， 102条源于白宫文件。[33] 通过调查美国、英国、FaGuo和德国各自发行量最大的两份杂志发现，美国最紧密的盟国英国晚于美国一年(1993年)在主流媒体上使用这个词语，德国于1996年、FaGuo于1998年开始在主流媒体上使用，德国在“9·11”后的使用频率甚至超过了美国，但德国和FaGuo使用这个词语时大多带着批判性的态度从英美报刊中引用。[34] 美国主流的学术期刊和报纸杂志经常刊发关于“失败国家”、“无赖国家”、“邪恶轴心”和“暴政前哨”的评论文章，如《外交政策》2002年度专门有一期讨论失败国家，《外交政策》与和平基金会从2005年起开始对失败国家进行排行以及《华盛顿邮报》刊发的关于6个“暴政前哨”国家的辩论和访谈等。这些话语的膨胀，再加上其他国家的学术界和新闻界的引用，它们对非西方国家形成一种猛烈的话语攻势。不管赞成还是反对，世界各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无法不从美国提供的词汇库中使用这些词语，从根本上说，它体现的是美国的话语霸权。冷战后美国的这些霸权话语执行了一种区隔的功能，它把美国看不顺眼的国家以种种名义像隔离病毒一样隔离开来。美国代表着国际社会的正义和文明，而被隔离的国家代表了非正义和不文明，美国从这种区隔中获得了改造不文明世界的道德使命感，进而又在各方面加强了美国的霸权及其合法性。

美国的新帝国主义霸权话语与东方主义殖民霸权话语遵循同样的逻辑吗？它们有何区别呢？根据前述分析，它们的相似之处在于，它们都依赖于先进的物质文明。不管是15世纪至17世纪东方对西方的“西方主义”话语，还是西方在征服东方过程中展现出的东方主义话语，还是美国在傲视全球时展示的新帝国主义话语，背后都有先进的物质文明作为支撑。但仅仅拥有发达的物质文明是不够的，霸权还需要建构一种霸权文化去证明自身的优越性与合法性。西方霸权文化的内容主要包括西方的工业产品、西方式的民主与自由、西方式的道德与规范、西方式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这一整套的霸权文化都是建立在对非霸权的镜像认识之上。此外，美国的新帝国主义霸权话语与东方主义殖民霸权话语的相似之处还在于它们都体现出霸权权力的傲慢。代表发达物质文明的霸权总是产生权力的傲慢，总是催生自我陶醉的帝国幻觉，总是目空一切。它表现在对非霸权谴责的随意性与侮辱性上，不管是近代殖民主义话语中使用的“猪”、“狗”、“笨蛋”、“下等人”等词语，还是当代新帝国主义话语中使用的“流氓”、“无赖”、“失败者”等词汇，都体现出霸权的权力傲慢。

两种霸权话语的不同之处在于，东方主义话语带有强烈的种族特征，很大程度上，它是在西方人对东方人的人种优越性的基础上建立其话语霸权的，它更多的反映了东方与西方在宗教信仰、传统文化和生活习惯等方面的种族文化冲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称其为种族霸权话语。而当代美国的话语霸权更多体现为政治意识形态的霸权，从美国对“失败国家”、“流氓国家”、“邪恶轴心”等词语的界定上可以看出，美国霸权话语反映的是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民主与专制、自由与不自由、安全与混乱、尊重人权与违反人权等问题领域的意识形态冲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美国外交中的国家分类学是意识形态霸权话语，或者道德霸权话语。

霸权话语的后果与非霸权话语的策略

国际政治中的霸权话语至少造成了三个重要的后果。第一个后果是假象替代真实。话语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虚拟事实，比如说，作为殖民主义话语的东方主义把东方建构成无知的、卤莽的、野蛮的、落后的地区。但东方真的如此不可救药吗？当然不是。东方主义话语的危险性就在于它割裂了历史，把东方锁定在近代以来的东方，并用近代东方代替东方的全部历史，否定了东方几千年的智慧和东方大多数时候的富足;此外，它的危害性还在于它潜在地暗示了东方灰暗的未来，由于东方人的非理性和缺乏求知的精神，东方在未来也将是落后的，并将继续从属于西方。霸权话语的第二个后果是制造等级。东方主义话语使西方优于东方，西方文化优于东方文化，西方人优于东方人，西方是第一等级，东方是第二或第三等级。新帝国主义的美国霸权话语同样把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分为三六九等，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处于后现代时期，属于第一等级，一些转型国家处于现代时期，属于第二等级，一些不发达国家或者失败国家处于前现代时期，属于第三或者更低的等级。总之，各个国家及其人民生活在不同的时代，属于不同的等级。霸权话语带来的第三个重要后果是制造幻觉。这种幻觉指的是西方对东方、发达国家对失败国家等的优越感和征服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美国的“天定命运”是最适合用来描述这种幻觉的词汇之一。赛义德指出，帝国主义话语在英国人、FaGuo人、比利时人、日本人、俄国人的头脑中制造了幻觉，现在轮到了美国人，因为，他们认为，“我们是老大，我们注定要领导别人，我们代表着自由与秩序，等等。没有美国人能逃脱这种感觉体系。”[35]

霸权话语将非霸权话语驱逐到世界边缘，并对之进行隔离、征服、改造，面对如此强势的霸权话语，非霸权话语该如何反应呢？从福柯的研究中可以看出，霸权话语的最终目标不是与非霸权话语对话而是自己独白，霸权话语通过对非霸权话语的驱逐、压制，最终摧毁非霸权话语的反抗力，使非霸权话语归于沉默。福柯所揭示的理性话语对非理性话语的独白或者精神病医生对精神病人的独白在国际政治中同样存在。比如，针对美国的失败国家排名，巴基斯坦信息部长杜拉里认为这个排名“是虚假的，不符合事实的”[36]，苏丹外交部发言人萨迪克称不会对美国的排名“太当真”[37]，但是除了巴基斯坦和苏丹等极少数国家表达过愤怒和无奈之外，绝大多数被命名为“失败国家”的国家保持着沉默，特别是那些最贫穷的非洲国家，它们一言不发。这难道不等于美国的独白! 但是独白只是国际政治话语体系中的一种极端形式，更多的话语表现为霸权与非霸权之间的对抗。美国与它所谓的“无赖国家”、“邪恶轴心”和“暴政前哨”就发生了一场话语交锋，有时甚至表现为可笑的谩骂。在布什2002年称伊拉克、伊朗和朝鲜为“邪恶轴心”后，前伊拉克副总统拉马丹认为，美国人对伊斯兰和穆斯林的敌意已昭然若揭;伊朗高级军官警告美国，“如果美国胆敢侵略伊朗……波斯湾地区将变成美国士兵的坟墓”;朝鲜认为布什的讲话等于宣战，朝鲜将“毫不留情地消灭侵略者”[38]。美国国务卿赖斯2005年在开始亚洲外交之前发表讲话称朝鲜为“暴政前哨”，朝鲜官员多次要求赖斯收回她说过的侮辱性言论，并将此作为重返六方会谈的条件。朝鲜驻联合国副代表韩成烈指出，“为了重开六方会谈，我们需要名分和条件，而这个条件必然包括美国要就其‘朝鲜为暴政前哨’的发言向朝鲜做出明确的道歉”。[39] 但赖斯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表示，“我不觉得这一说法有什么疑问，你知道，我说了实话”。[40] 这些话语交锋表明，非霸权话语不会心甘情愿地接受霸权话语的主宰，霸权话语总是处处激起非霸权话语的强烈反抗。

除了让霸权话语独白和强烈反抗霸权话语之外，非霸权话语还可以采取第三条道路，即要求沟通与对话。对话可以分为多种，激烈的对话与温和的对话，平等的对话与不平等的对话，互相理解互相包容的平等对话与反复抗争后的平等对话等等。根据对话双方的不同关系，也可以把对话分为福柯型、哈贝马斯型与巴赫金型，福柯代表抗争型对话，哈贝马斯代表沟通型对话，而巴赫金则代表诗意型对话。对于一个发展不平衡的世界而言，当前的对话主要是福柯型和哈贝马斯型，而巴赫金阐述的那种平等的、富于诗意的和谐对话大多发生在解读文本时的作者与读者的关系之中，在国际政治的现实中还很难形成。不可否认，福柯的抵抗型对话对于霸权话语的瓦解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抵抗不是目的，真正的目标还在于和解与沟通，要做到这一点，国际社会就需要沟通型对话。何谓沟通型对话呢？哈贝马斯认为，沟通型对话指的是对话双方在平等的基础上为了解决彼此的问题而相互交流，在沟通型对话中，一个行为体必须做到，“所作陈述是真实的;与一个规范语境相关的言语行为是正确的;言语者所表现出来的意向必须言出心声”， [41]也就是沟通语言的真理性、正当性与真诚性。哈贝马斯还认为在沟通型对话中，应该遵守三个话语伦理原则：每一个有言语行为能力的主体都应被允许参与对话;每一个参与对话的主体都应被允许在对话中提出疑问和任何主张，并允许其表明态度和要求;不允许以任何内在或外在的强迫方式阻止言说者的上述两条所规定的权利。[42] 从哈贝马斯的沟通理论中可以看出，行为体在沟通时的主要目标在于表达意见和达成共识，并且拒绝欺骗和被欺骗。

但是哈贝马斯的沟通型对话何以成为可能？怎样才能让国际政治行为体做到正确和真诚？怎么才能做到让每一个行为体参与对话？怎么才能做到每一个行为体在表达自我时得到尊重？在当今国际社会，要实现这种平等似乎很艰难，它要么依赖于非霸权话语的反抗，要么依赖于霸权话语的自律。哈贝马斯的沟通伦理强烈地依赖于霸权话语的自律，在他提出的三条话语伦理原则中，哈贝马斯使用的一个关键词语“被允许”表明了他的沟通伦理建立在霸权话语适度退让的基础之上。比较恰当的例子就是克林顿政府执政的最后6个月，“无赖国家”这个词语被换成“受关注的国家”，但可惜的是霸权话语的这种退让姿态没有继续保持下去。霸权话语必须主动退让的原因在于，如果霸权话语主动让出空间并与非霸权话语进行对话，非霸权话语才有可能放弃或降低抵抗的姿态，霸权话语与非霸权话语才可能摆脱压制与抵抗的恶性循环。

国际政治中的霸权话语始终深深地包裹在权力机制中，只有对话，才能有效地降低霸权的权力效应。对于当今的国际政治来说，武力的作用正在明显减弱，尽管武力还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它的作用似乎还会不可避免地继续减弱，因为很明显，一个以武力为主要交往手段的世界将只能有一条出路，那就是自我毁灭，因此对话才是国际社会交往的主流。当今国际社会的对话平台较之以前已经增加了不少，比如联合国的多边对话、各种地区组织中的安全对话、中美之间的战略经济对话、关于朝鲜核问题的六方对话等等。在这些对话平台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对话地位是不平等的，因此在对话过程中，更多地需要西方或美国放下霸权的身段，积极主动地与第三世界国家展开对话，并放弃以傲慢的口吻威胁一些遇到困难的国家和感觉不安全的国家。只有发达国家善意地、真诚地与发展中国家对话，而且要温和地、理性地对话，才会有更多的有意义的声音说出来，传出来，被听见，被重视，各个民族与各个国家才会有和谐共处的可能性。

注释：

* 作者感谢倪世雄老师对本文的启发,他对美国外交词汇使用的看法激发了作者对话语问题的进一步思考。本文观点与文字由本人负责。

[1] K. Popper and John Eccles, The Self and Its B rain, Sp ringer, 1977, p. 38.

[2] 巴赫金:《文本·对话与人文》，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22页。

[3] 巴赫金:《文本·对话与人文》，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53页。

[4] 巴赫金:《周边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36页。

[5]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年版，第350页。

[6]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9页。

[7] 皮埃尔·布尔迪厄:《言语意味着什么》，楮思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0—23页。

[8] SaraMills, M ichel Foucault,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 55.

[9] 霸权话语处处可见，它既可以是全球性的，也可以是地区性的，或者是国家间的。本文主要选取全球性国际体系形成以来的大型霸权话语，而这种大型的霸权话语需要全球性霸权作为支撑， 18、19世纪的FaGuo、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是最具有全球性影响的霸权，因此，本文使用英法殖民主义时期制造的东方主义话语和当代美国外交中发明的新帝国主义话语作为案例进行分析。

[10] E. W. Said, Orientalism ,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8, p. 1.

[11] E. W. Said, Orientalism ,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8, p. 32.

[12] Ibid. , p. 84.

[13] Leela Gandhi, Postcolonial Theory: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73.

[14] Peter Childs and R. J. Patrick Williams, An Introductory Guide to Post2colonial Theory, New York: Prentice Hall, 1997, p. 100.

[15] E. W. Said, Orientalism , p. 93.

[16] 爱德华·赛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03页。

[17] E. W. Said, Orientalism , p. 214.

[18] 爱德华·赛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第433页。

[19] E. W. Said, Orientalism , p. 204.

[20] Ibid. , p. 324.

[21] E. W. Said, Orientalism , p. 323.

[22] 转引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230—234页。

[23] 同上。

[24] 同上，第434页。

[25] Gerald B. Helman and Steven R. Ratner, “Saving Fail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Issue. 89, Winter 1993, pp. 3—19.

[26] Daniel Lambach, “The Peril ofWeakness: Failed States and Percep tions of Threat in Europe and Australia”, paper for p resentation at the conference“New SecurityAgendas: Europe and Australia Perspectives”, http: / / www. staff. uni2marburg. de /～lambach /discourse2004. pdf.

[27] Robert I. Rotberg, “The Failure and Collap se of Nation2states: Breakdown, Prevention, and Repair”, in Robert I. Rotberg, ed. , When S tates Fail: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Princeton, 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 1—20.

[28] Formore information, to visit: http: / /www. fundforpeace. org/web / index. php.

[29] Elizabeth N. Saunders, “Setting Boundaries: Can International Society Exclude‘Rogue States’？”International S tudies Review, Vol18, Issue11, 2006, p. 26.

[30] GeorgeW. Bush, “2002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http: / /www. state. gov/ r/pa / ei/wh / rem /7672. htm.

[31] To visit: http: / / en. wikipedia. org/wiki/Axis_of_Evil.

[32] Condoleezza Rice, “Confirmation Hearing Opening Statement” http: / / foreign. senate. gov/ testimony/ 2005 /RiceTestimony050118. pdf.

[33] PaulD. Hoyt, “Rogue Stat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Association 40 th Annual Convention, February 16—20, 1999, http: / /www. Ciaonet. Org/ isa /hop01.

[34] Elizabeth N. Saunders, “Setting Boundaries: Can International Society Exclude ‘Rogue States’？” pp. 46—47.

[35] 爱德华·赛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第10页。

[36] Ameen Izzadeen, “SriLanka is not a failed state yet but⋯”, http: / /www. khaleejtimes. com /Disp layArticleNew. asp？ xfile = data /op inion /2006 /May/op inion_May56. xml&section = op inion&col =.

[37] OpheeraMcdoom, “Sudan a failed state？ DependsWhere you live”, Reuters, June 19, 2007.

[38] 王宏纬:《关于“邪恶轴心”论的一点思考》，《当代亚太》2002年第4期，第22页。

[39] 朝鲜要求美国就暴政前哨言论道歉，否则拒绝谈判， http: / /news. sina. com. cn /w /2005204201 /09525524732 s. shtml.

[40] 赖斯拒绝就“暴政前哨”向朝鲜道歉， http: / /www. ce. cn /xwzx/gjss/gdxw /200503 /13 / t20050313 _3308889. shtml.

[41] 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0页。

[42] Habermas, Moralbewusstsein und Komm unikatives Handeln, Frankfurt, 1983, p.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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