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

标题: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跨层次分析* [打印本页]

作者: chrisxsy 时间: 2009-6-1 16:15
标题: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跨层次分析*
作者：吴其胜

文章来源：《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摘要: 上个世纪80 年代末以来, 跨层次分析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逐渐兴起, 且主要围绕两种模式展开。一种研究模式强调国内政治如何作为国际体系( 自变量) 与国家行为( 因变量) 之间的中间变量; 另一种则强调国内- 国际政治互动的同时性, 以及这种互动如何塑造了国家的行为方式。这两种跨层次研究在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安全研究两个领域都取得了重要成果。然而, 由于仍面临着诸多困境, 跨层次研究仍未建立起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 跨层次理论的构建将是一个长期的不断积累的过程。

关键词: 跨层次分析; 研究模式; 理论构建

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以来，国际关系学界对不同分析层次进行综合研究的努力备受关注。学者们一方面对占主导地位的体系理论进行了批判，倡导把受到忽视或压制的国内政治研究重新带回到国际关系研究领域[1]；另一方面也强调建立跨层次的分析框架以超越传统的层次分析方法。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这种跨层次研究已经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兴趣，并逐渐成为该学科“最富活力和生机的领域之一”。[2]然而，近些年来,一些学者也冷静地认识到该领域现有研究成果的局限性。与建立在特定层次上的理论特别是体系理论相比，跨层次的研究仍未建立起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正如彼得·古瑞维奇(Peter Gourevitch)所指出的，“我们在单独的国家层次或体系层次上已经建立了强有力的研究传统，但我们还没有提供很好的理论以把握国家与体系之间的互动，……（在这方面的研究中）我们拥有很好的‘隐喻’，但却没有清晰的研究纲领。”[3]

显然，国际关系中现有的跨层次研究向我们提出了以下问题：为何学者们围绕跨层次研究付出了大量的努力，但在构建好的理论上却只取得了有限的进展？或者跨层次研究面临着哪些困境？我们又如何看待跨层次研究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地位？毫无疑问，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关系到我们对跨层次研究本身的认识——即跨层次研究是否可行，还影响到对未来国际关系研究取向的定位——即国际关系的研究是否只能停留在单个的分析层次上。

本文旨在对国际关系领域跨层次研究的主要成果进行梳理和归纳,并通过对现有跨层次研究所面临的几种困境的总结，尝试对第一个问题进行初步回答，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关于第二个问题的看法。文章的第一部分主要对跨层次研究的含义进行界定,并指出国际关系领域主要存在两种跨层次研究模式,即“顺时”分析和“共时”分析。前者强调国内政治如何作为国际体系与国家行为之间的干预变量；而后者强调国内-国际政治互动的同时性，以及这种互动如何塑造了国家的行为方式。文章第二部分则根据对跨层次研究的以上界定，分别对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安全研究两个领域内的主要跨层次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介绍。第三部分对现有跨层次研究所面临的几种困境进行了总结，解释了相对于传统的层次分析，跨层次研究为何仍未建立起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文章总结部分进一步提出了关于如何看待跨层次研究的初步看法。

一、何谓跨层次研究

众所周知，自肯尼思·华尔兹的《人、国家与战争》出版以来，国际关系领域内的众多研究都主要围绕他的三个层次（或“意象”）展开。[4]这种层次分析方法通过对现实的简化，一方面为研究者提供了界定研究变量及变量之间关系的重要工具，极大地促进了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化；[5]另一方面也人为地在不同的层次之间，特别是在体系（国际政治）与单元（国内政治）之间，设置了似乎不可弥合的鸿沟。[6]虽然很少有人否认各层次之间相互联系的事实，但都主要认为在在理论的构建中同时考虑多个或所有层次上的因素是不现实或没有必要的。然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深，经济事务在国际关系中重要性的提升，以及冷战的结束，国际关系理论界开始对传统的层次分析方法提出了质疑，并强调对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中的变量进行综合考虑并加以理论化的必要性。[7]然而，如果说该领域内的学者在关于跨层次分析的必要性上不存在分歧的话，但是对跨层次的具体含义则没有给予太多的重视，跨层次研究的含义似乎不言而喻，无需深究。[8]而本文认为对该概念的清晰界定是梳理和评价现有研究成果的重要前提。

从广义的角度来讲，国际关系中的跨层次研究是指研究不同层次之间（主要是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之间）的相互关系，认为各层次上的因素是相互联系而非孤立的。如果用A、B分别代表国内与国际政治中的两种变量（包括自变量和因变量），则该意义上的跨层次研究将包括以下几种模式：

① A→B ②A←B ③A〓B ④A←→B

其中，第1种模式考察的是国内因素如何造成了国际后果，包括国家的行为与行为模式，它属于典型的“第二意象”研究范畴；[9]第2种模式属于“颠倒的第二意象”的研究范畴，主要考察国际体系因素如何影响了国内政治。[10]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两种模式都不能算作国际关系中的跨层次研究。首先，第1种研究模式建立在传统的层次分析方法之上，即从单个层次上寻找变量来解释国家行为和国际政治的规律，而这种研究逻辑正是跨层次分析所反对和超越的对象。其次，“颠倒的第二意象”研究最终关注的是国内政治后果，主要被应用于比较政治学中，以解释国内联盟的形成和国内政治变迁；[11]而国际关系研究最终要解释的还是国际后果，如特定的国际事件、国家的行为、世界政治经济的特征，等等。[12]因此，国际关系中的跨层次研究应该是对以上两种模式的综合，即通过结合国内、国际层次上的变量来解释国际结果。

上图中的第3 、4种模式则分别代表了这种结合的两种努力。其中第3种模式在前两种研究的基础上加入了“反馈”机制，主要分析国内或国际层次上的变量如何通过对方发挥作。在解释国家的对外政策时，该模式遵循着“国际政治→国内政治→国际政治（对外政策）”的研究路径，即把国内政治当作国际体系与国家行为之间的干预变量。由于这种研究模式关注的是国内-国际互动的顺时性(sequentially)，因此本文暂且称之为跨层次的“顺时”分析。第4种研究模式与第3种研究模式一样，都认为国内-国际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但与前者不同，该研究模式强调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之间的互动是同时(simultaneously)进行的，认为在解释国际现象时应该同时考虑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压力。与前面的“顺时”分析相对应，本文暂且将其称之为“共时”分析。[13]以下将分别按照这两种分析模式，对国际关系中跨层次研究所取得的主要成果进行简要梳理和介绍。

二、主要研究成果

跨层次研究的以上两种模式广泛存在于国际关系的研究当中，但归纳起来，主要集中于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安全研究两个领域。在前一个领域，跨层次研究主要被用来解释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以及国家之间的经济谈判与合作；在安全研究领域，跨层次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国家的战略行为，以及国家追求权力和安全的行为方式。这两个领域内的跨层次研究成果可以用下表加以概括：

--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安全研究领域
顺时分析Ⅰ国际政治经济如何通过塑造国内行为体偏好而影响对外经济政策Milner 1988; Rogowski 1989; Frieden 1991; Ikenberry et al 1988; etc.Ⅱ 体系压力如何通过“第一、二意象”影响国家行为Wohlforth 1993; Taliaferro 2004; Snyder 1991; Zakaria 1998; etc.
共时分析Ⅲ 国际协议取决于谈判者（政府首脑）在国内、国际两个“棋盘”上的博弈[14]Putnam 1988; Evans et al 1993；Mo 1994,1995; Milner 1997; etc.Ⅳ 处于不同国内/国际结构压力下的国家官员如何利用国际/国内战略实现国内/国际目标Mastanduno et al, 1989.

按照对国内行为体的不同界定，方框Ⅰ又可以被划分为两个主要流派，即多元主义和国家主义。[15]其中，多元主义理论强调社会行为体在连接国际经济与国家对外经济政策中的作用，认为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导致了国内社会行为体政策偏好的变化，而这些社会行为体通过参与政策进程而影响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一些学者运用经济学的理论模型，对国际经济、国内行为体偏好、对外经济政策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演绎分析，取得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尤其体现在贸易领域。例如，海伦·米尔纳(Helen V. Milner)以美国和FaGuo为例，考察了逐渐增加的经济相互依赖如何在两国内部催生了反对保护主义的政策偏好，而这种政策偏好的存在则解释了在面临严重国际经济危机的情况下，两国仍坚持了较为开放的贸易政策；[16]罗纳德·罗戈斯基(Ronald Rogowski)运用了斯托珀-萨缪尔森(Stolper-Samuelson)的贸易模型,着重考察了贸易如何塑造了不同要素持有者的政策偏好与国内政治联盟，指出从自由贸易中受损的稀缺要素持有者将支持保护主义的政策，而从贸易中受益的丰富要素持有者则偏好自由的贸易政策；[17]杰弗里·弗雷登(Jeffry Frieden)运用了李嘉图-维纳(Ricardo-Viner)的贸易理论，强调技术与地理环境阻碍了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使得要素与特定的部门相联系，而部门的贸易政策偏好则取决于其在国际市场上是否具有相对竞争力。[18]虽然没有明确指出，但以上研究成果都暗含了国内行为体（无论是企业、要素持有者或部门）的偏好能够直接转化为政策结果的逻辑。在之后的研究当中，该领域内的研究者更加强调了国内制度在行为体偏好与政策结果之间的作用。[19]

与多元主义不同，国家主义理论强调相对于社会的国家在连接体系与政策中所扮演的角色。在国家主义者看来，国家并非只是社会利益集团斗争的场所或裁判者，作为国家行为体的国家官员——即负责外交事务的行政官员，其政策偏好来源于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压力，是对国家整体利益的考虑，且在本质上不同于社会利益集团和其他政府官员的狭隘利益目标。更重要的是，国家官员能够通过各种手段影响和操控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过程，如重新把经济政策界定为外交政策议题、动员潜在的社会支持者、利用自身独特优势建立跨国联盟以对国内政策过程施加压力、利用历史机遇转变政策制定的制度环境等。[20]国家主义的这种跨层次分析被广泛地应用于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分析当中，如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D. Krasner)和约翰·艾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对美国对外原材料投资政策的分析；[21] 戴维·莱克(David A. Lake)、斯蒂芬·哈格德(Stephan Haggard)和迈克尔·马斯坦多诺(Michael Mastanduno)对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分析；[22]等等。需要指出的是，国家主义者一开始就注重制度分析。[23]但与多元主义者所使用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不同，国家主义者所采用的是历史制度主义。[24]在这种历史制度主义的研究路径下，国家被界定为是在各种历史力量相互作用下形成的、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主导观念的制度结构(institutional structure)。这种制度结构能够通过塑造和限制政策参与者的偏好和所能够利用的政策资源，来影响政策的选择范围，并调节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压力和国内政治反应之间的关系。[25]朱迪斯·戈尔茨坦(Judith Goldstein)将这种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应用到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研究当中，并通过详尽的数据分析证明了反映不同观念的制度框架如何影响了利益集团寻求保护主义政策的偏好和能力。[26]

方框Ⅱ是代表了安全研究领域内的顺时分析，其重要代表就是近些年来逐渐兴起的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虽然与结构现实主义一样强调权力分配的重要性，但新古典现实主义者认为“这种权力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是间接和复杂的，因为体系压力必须通过单位层次上的干预变量被加以转化”。[27]在具体的研究当中，新古典现实主义者分别围绕“第一意象”和“第二意象”上的两组干预变量展开，前者包括“诸如情绪、群体内/外的区分、感知、社会认同理论、个性和对冒险的厌恶”，后者则包括“国家制度、政党和利益集团”等。[28]例如，在“第一意象”上，威廉·沃尔福斯(William C. Wohlforth)认为国家的行为是由相对权力和领导人对权力的认知共同决定的，相应地，美国、苏联领导人对双方实力的评估塑造了两国在冷战期间的行为；[29]乔纳森·默瑟(Jonathan Mercer) 运用了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对国家的身份作出了社会心理学的解释，从社会心理而非体系结构的角度解释和支持了新现实主义关于自助和相对受益的假定；[30]丹尼尔·拜伊曼(Daniel Byman)和肯尼思·波拉克(Kenneth Pollack) 倡导对领导者的个性和能力给予新的关注，以解释国家为何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采取了更具进攻性的对外政策；[31]杰弗里·塔利亚夫洛(Jeffrey W. Taliaferro) 在防御现实主义和预期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关于外交政策的“冒险平衡”(balance-of-risk )理论，指出国家领导者由于不希望国家的相对权力、国际地位或威望的衰落，而经常不惜付出惨重代价在那些对本国没有直接威胁的边缘地区采取冒险的外交和军事干预政策。[32]在“第二意象”上，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 通过强调国内利益集团的“卡特尔化”(cartelization)来解释为何大国过度扩张的现象是如此常见；[33]托马斯·柯庆生(Thomas J. Christensen) 指出中美两国在冷战初期动员国内公众支持各自安全战略的努力，进一步激化了根源于无政府体系的双边敌对关系；[34]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 认为，由于缺乏一个能够从社会有效汲取资源的国家机器，美国崛起为世界大国的时间被延迟了。[35]

倡导对国际-国内的互动进行一般均衡分析的努力最早出现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方框Ⅲ），其代表成果是由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 Putnam)提出的“双层博弈”(two-level games)概念。该分析框架假设在国际谈判中，谈判者或政府首脑同时面临国际、国内两个“棋盘”。在国际层次上，谈判者之间相互博弈以达成对各自国家最有利的临时协议；在国内层次上，谈判者面临着追求自身利益的社会集团的压力，因而必须建立联盟基础使协议得以批准。决定谈判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由国内社会集团的偏好、联盟、国内制度以及国际层次上谈判者的策略所共同决定的“获胜集合”，即一组能够被国内选民批准的国际协议。一国国内“获胜集合”的大小不仅决定着谈判的成败，还影响着该国在国际谈判中讨价还价的能力。[36]“双层博弈”分析的提出极大地推动了学界对国内政治与国际谈判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热情，研究者不仅尝试对该概念进行修正和完善，还逐渐把它应用安全等其他领域。例如，在《双面外交：国际谈判与国内政治》一书中，作者们通过对11个案例的考察，对“双层博弈”最初所暗含的几种假设给予了更深入地讨论；[37]杰弗里·诺弗(Jeffrey W. Knopf)通过加入第三个层次上的博弈——“联盟伙伴”，以及通过区分三种国内-国际互动方式——跨政府、跨国和跨层次，建立了所谓的“3-3”分析框架 (three-and-three framework)；[38]伦纳德·斯考帕(Leonard J. Schoppa)等人分别探讨了谈判者成功运用“协同增效战略” (synergistic strategies)和有效利用国内限制以增加国际谈判优势的条件；[39]彼得·杜姆勃(Peter F. Trumbore) 着重考察了公共舆论对国际谈判的影响；[40]凯苏克·艾伊达( Keisuke Iida)、米尔纳等分别考察了信息不对称和国内偏好分布对谈判结果的影响；[41]等等。

强调对国内-国际互动进行一般均衡分析的学者并不限于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它同样存在于现实主义学派关于国家对外战略行为的研究当中（方框Ⅳ）。在帕特南的“双层博弈”概念提出不久，马斯坦多诺等学者就在原有国家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关于国内-国际互动的现实主义分析框架。他们着重考察了国家官员如何通过国际战略（或国内战略）来实现国内目标（或国际目标）。例如，国家官员为在国际体系中追求权力与财富，而在国内进行动员，干预经济以刺激和促进社会整体福利的增长，或者从社会汲取资源用于军事开支、对外援助、宣传等；国家官员同样可以通过在国外汲取资源(external extraction)或获得外部合法性(external validation)等方式,实现在国内寻求对资源的控制和保持自身合法性等国内目标。更为重要的是, 马斯坦多诺等学者把现有的国内结构理论和国际结构理论加以融合,提出了国家官员在面对不同的国内结构（包括“硬”国家与“软”国家）和国际结构（包括“强”国家与“弱”国家）的压力下会采取何种战略的几种假设。[42]

三、面临的困境

如果说国际关系学界关于什么是理论仍未达成一致意见的话，那么关于什么是好的理论的界定则有许多共同之处。总的来看，一个好的理论不仅要界定清晰，还应该用尽量少的变量对普遍存在的现象进行准确地解释和预测。[43]首先，好的理论要求对变量以及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清晰的界定，并提出可验证的假设，这也是建立理论的基础；其次，一种理论的构建不仅要追求较强的解释力，还要避免使用过多的变量，因此好的理论还要求在准确性、普遍性和简洁性之间寻求平衡。虽然能够同时满足这些要求的理论少之又少，且多数的国际关系理论只是在不同程度上满足了以上标准，但与国际关系中的其他研究领域相比，跨层次研究领域内的研究成果与这些标准的距离更加明显。现有的跨层次理论不仅在处理解释力和简洁性之间的关系上存在局限，更重要的是在选择和界定研究变量（特别是国内层次上的研究变量）时仍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关于各层次变量之间的关系也无法提出较为系统的、可验证的假设。例如，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跨层次研究对体系变量与国内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仍缺乏系统的界定，正如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在对现实主义理论的一篇总结性文章中指出，新古典现实主义“几乎完全依赖于他人提出的理论观点，自身仍未提出一套独特的解释假设。……并为了获得描述的精确性和政策价值而放弃了一般性和预测能力”；[44]被认为最具潜力和开创性的双层博弈研究不仅很难界定所有博弈者的偏好，而且也未能对国内-国际的互动进行清晰地预测和检验；[45]建立在经济学理论基础之上的跨层次研究提出了关于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的较为精确的假设，但却局限于贸易领域；[46]等等。总的看来，跨层次研究仍面临着以下困境，这些困境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现有研究成果的局限性。

首先，在研究模式或研究路径的选择上。如何在“顺时”分析与“共时”分析两条路径之间进行选择是跨层次研究首先遇到的难题。两种分析路径各有优点，却也都有自身的局限。“顺时”分析从国际政治或经济体系的特征出发，考察体系的压力如何通过各种国内干预变量转化为国家的对外政策。由于存在明确的研究出发点，所以与强调同时着眼于国际体系和国内政治的“共时”分析相比，该方法具有更强的操作性。特别是在对外经济政策的研究中，学者们利用的较为坚实的经济学理论工具演绎出国际经济压力下的国内行为体利益和政策偏好的分布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利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分析工具，建立了较为成熟的分析框架。然而，如一些学者指出的，该研究模式过于优先考虑体系层次的影响，而只把国内政治作为解释“剩余变化”(residual variance)的变量加以考虑，从而“倾向于鼓励临时性的解释，而非建立关于国内与国际政治之间互动的明确理论。……没有一个宽泛的理论框架，研究者们关于应该强调哪种国内因素仍无法达成一致”。[47]“共时”分析方法由于强调了国内-国际互动的同时性和相互性，因而有利于更为全面、真实地把握两个层次之间的关系。然而该研究模式在实际应用中的可行性同样受到质疑。正如詹姆斯·卡波拉索(James A. Caporaso)在评价双层博弈研究时所指出的，寻求对国内-国际的互动进行全面和完整的理解并不必然建立在一般均衡分析之上，“虽然诸如‘互动’、‘协同效应’和‘同时性’等术语具有明确的意义，他们周围同样环绕着具有不可分析的含义的光环”，其他分析方法，如在局部均衡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完整地的模型，比这种“一开始就强调全面性的模型更加实际可行”。[48]他同时也指出，经济学意义上的一般均衡分析主要适用于平行的专业化市场环境，其中，商品、服务和要素市场之间的关系上没有明显的等级原则。但是政治不仅仅只是平等实体之间的交换行为，社会和政治理论也不同于有关市场行为的理论，相应地，“如果政治生活意味着等级——不仅仅是精确意义上的权力关系，还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社会组织原则，那么一般均衡分析的重要性就大打折扣了。”[49]也正是以上两种研究模式局限性的存在，导致了现有的跨层次研究要么缺乏对国内变量进行整合的理论框架，要么过于追求经济学意义上的一般均衡分析而脱离了政治分析的本质。

其次，在理论的解释力与简洁性之间的平衡上。正如所有跨层次研究的支持者所认为的，单独的体系和单元层次上的研究都是不完整的，要更为准确地解释国际现象，必须既要考虑国际因素，也要考虑国内因素。然而，对准确性的追求不仅加大了理论整合的难度，更对理论的简洁性提出了挑战。正如斯蒂芬·范埃弗拉指出的，理论的解释力与简洁性并不是互补的，“简洁的获得通常是以部分地牺牲解释力为代价的。……倘若是要解释世界，我们就可能需要容忍某种程度的复杂”。[50]这就要求跨层次研究者在两者之间保持平衡，即实现“更加有限但却更精确的归纳”。[51]这一目标不仅要求要尽可能多地考察不同层次上的变量以保证解释的精确性，同时还要求能够整合这些变量并作出一般性的归纳，而不至于变成对现象的纯粹描述。然而，在具体的研究中保持这种平衡却并非易事。一方面，有些跨层次研究过于追求简化而使理论的解释力受到了削弱。例如，多元主义理论和国家主义理论对国内行为体及其偏好都作了简单的界定，前者忽视了或贬低了国家官员的相对独立的政策偏好，而后者则过于强调了国家相对于社会的独立性，从两种理论都只是对现实的片面归纳。另一方面，为了使理论更具解释力，跨层次研究者不断加入新的研究变量或对原有的假设进行更多的限制，使分析模型更加细化和复杂化。如本文第二部分所介绍的，在国际谈判的研究中，学者们通过加入信息的不确定性、谈判者的政策目标与国内选民偏好的差异、国内舆论等变量，使双层博弈理论的解释力更加精确，但是却增加了理论整合的难度。因此，如何在理论的精确性和简洁性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无疑跨层次分析所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52]

最后，在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之间关系的处理上。关于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之间关系的处理，虽然并不直接导致理论的“好”与“差”，但关乎跨层次研究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如果过多地关注其中一种分析层次，则必然会弱化跨层次研究的必要性。如果单个层次上的自变量在导致因变量的过程中起主导地位的话，则考虑其他层次上的变量的必要性就大打折扣。倡导对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互动进行研究的学者，无论是把国内政治作为干预变量的研究，还是对两者进行一般均衡分析，都强调既要考虑体系因素，也要考虑单元层次上的国内因素，以超越原有的层次分析。然而，在实际的分析当中，两个层次之间平衡关系的处理并不简单。研究者要么侧重于国内政治的分析，要么不自觉地回到了体系理论的假设当中。例如，在关于对外经济政策的分析当中，早期的多元主义和国家主义理论都暗含了国际体系决定国家行为的假设，无论是国内社会集团还是国家官员，他们在对外经济政策过程中的政策偏好都来自于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并且两种理论都强调这些行为体的偏好都能反映到具体的政策当中。[53]与此相反，新古典现实主义者的研究则由于过度关注国内政治，而被批评为回到纯粹的“内部政治”(Innenpolitik)研究传统，[54]或者退化为自由主义者。[55]同样，杰弗里·弗里登和莉莎·马丁也指出，大部分关于双层博弈的研究成果都集中关注国内利益、制度和信息对国际层次上谈判与合作的影响。[56]

由此可见，跨层次研究面临的以上困境对在该领域内理论的构建提出了很大的挑战。这些困境或两难解释了，虽然不是全部，为何该领域内的研究仍未能提出较为系统的理论框架。

四、总结：如何看待跨层次分析

跨层次研究成果的局限性及跨层次研究本身面临的以上困境，无疑使得国际关系学界对跨层次研究的合理性产生了怀疑。然而，要客观地对待跨层次分析，还要认识到该方法产生的必然性，以及它对国际关系研究所具有的意义。正如任何新的研究努力的出现都有其现实和理论背景一样，跨层次分析的产生也有其产生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如果说冷战的现实压力和行为主义的方法论革命为国际关系中的层次分析提供了产生的背景，经济相互依赖的加强和冷战的结束，以及跨学科研究的兴起[57]，则为跨层次分析提供了重要的现实依据和学理基础。跨层次分析的产生不仅是因为国际事务与国内事务之间联系逐渐密切的现实，还因为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忽视或无法把握这种现实。特别是当体系理论无法解释特定国家的行为，而现有的外交政策研究又忽视了国际体系作用的情况下，跨层次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

同样不能忽视的是，在过去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许多学科——如经济学、历史社会学、心理学、传记学等——的研究方法被用来分析国内-国际之间的互动，并取得了许多具体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不仅加深了我们对国际关系的理解，也在很大程度上对主导国际关系研究的层次分析方法（特别是体系层次的研究方法）进行了修正和完善，从而使跨层次研究成为推动国际关系研究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议程，跨层次分析已经并将继续吸引着大批的学者的研究兴趣，他们分别围绕对外经济政策、国际谈判、合作、冲突等议题不断拓展跨层次分析的应用范围。因此，仅从激发学者研究热情的角度来说，跨层次分析已经取得很大成功。[58]

总之，客观地评价跨层次研究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地位，不仅要求我们要严肃地面对该方法所面临的困境，还要认识到其产生的必然性以及对国际关系研究所具有的意义。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之间的联系和互动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通过建立一种理论模型而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一问题是不现实的。因此，跨层次分析在未来的进展将是一种渐进的、不断积累的过程。[59]

注释：

*本文为2007 年5 月提交给在南开大学举行的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第二届博士生论坛”发言论文。论文得到了袁正清、胡宗山两位老师以及其他与会老师和同学的批评与指正, 任晓教授对论文的修改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 在此一并表示感谢。作者也要特别感谢匿名审稿人对论文所作的细致入微的修改。当然, 作者本人对文中的谬误之处负全部责任。

[1] 关于国内政治研究的回归, 复旦大学的李巍博士生和北京大学的王勇副教授等对此作了精彩的总结和分析。参见李巍、王勇:《国际关系研究层次的回落》,《国际政治科学》, 2006 年第3 期, 第112- 142 页。

[2] 这种跨层次分析的努力尤其体现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参见苏长和：《跨国关系与国内政治：比较政治与国际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的国际关系研究》，载《美国研究》，2003年第4期，第111-125页；曲博：《国内政治、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载《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2期，第62-72页。

[3] Peter Gourevitch,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Walter Carlsnaes, Thomas Risse, and Beth A. Simmon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2, p. 321. 关于类似观点，还请参见Jeffry A. Frieden, and Lisa L. Mart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Global and Domestic Interactions,” in Ira Katznelson, and Helen V. Milner, eds., Political Science: 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2002, p. 120.

[4] [美]肯尼思·N·华尔兹著，倪世雄等译：《人、国家与战争：一种理论分析》，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

[5] 秦亚青：《层次分析法与国际关系研究》，载《欧洲》，1998年第3期，第8页。

[6] James A. Caporaso, “Across the Great Divide: Integrating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1, No. 4, December 1997, p. 564.

[7] Robert Pahre, and Paul A. Papayoanou, “Using Game Theory to Link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1, No. 1, February 1997, p. 4; Ian Clark, Glob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5-32.

[8] 在英语文献中，跨层次分析(cross-level analysis)有诸多表达方式，如links between /interaction between /connection between /interdependence of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politics, 等等。

[9] 参见Graham T. Allison, 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Boston: Little, Brown, 1971; Peter J. Katzenstein, ed., Between Power and Plenty: Foreign Economic Policies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tate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8.

[10] 参见Peter Gourevitch, “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 the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Domestic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2, No. 4, Autumn 1978, pp. 881-912; Peter J. Katzenstein, Small States in World Markets: Industrial Policy in Europ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11] 例如，古瑞维奇在它的一篇具有开拓性的文章中指出，“一个比较政治学者主要是对一国国内结构的产生、发展以及与其他国家的国内结构之间的区别……等问题寻求解释。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国际体系本身可以成为一种解释变量。”参见Peter Gourevitch, “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 pp. 881-882.

[12] 正如研究变量并不仅仅是因变量一样，国际关系的研究对象并不等于国际关系研究所要解释的对象，前者的外延明显大于后者。国际关系的研究对象可以包括利益集团、政治家个人、政党、官僚机构等国内因素，但这些因素主要还是被当作自变量或中间变量，不可能是“主假设”中的因变量。关于研究变量、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参见[美]斯蒂芬?范埃弗拉著，陈琪译：《政治学研究方法指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1页。

[13] 在国际关系研究当中，这种分析方法又被称之为经济学意义上“一般均衡分析”。参见Robert D. Putnam, “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2, No. 3, Summer 1988, p. 430.

[14] 正如下文将要介绍的，这种“双层博弈”的研究最早产生于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用于分析国经济谈判，但随后逐渐被应用到安全等研究领域。

[15] 一般认为，IPE领域内的国内政治研究包括多元主义、国家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三种理论流派，而本文主要考察了前两种，它们分别是作为一般性理论的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在国内政治层次上的具体研究纲领。参见[美]彼得·卡赞斯坦等：《〈国际组织〉杂志与世界政治研究》，载[美]彼得·卡赞斯坦等编，秦亚青等译，《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24页。

[16] Helen Milner, “Resisting the Protectionist Temptation: Industry and the Making of Trade Policy in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1970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1, No. 4, Autumn 1987, pp. 639-665.

[17] Ronald Rogowski, Commerce and Coalitions: How Trade Affects Domestic Political Alignment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18] Jeffry A. Frieden, Deb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Modern Political Economy and Latin America, 1965-1985,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19] 参见Helen V. Milner, Interests, Institutions, and Information: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Ronald Rogowski, “Institutions as Constraints on Strategic Choice,” in David A. Lake, and Robert Powell eds., Strategic Choi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15-136;

[20] G. John Ikenberry et al, “Introduction: Approaches to Explaining American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2, No. 1, Winter 1988, pp. 12-13.

[21] Stephen D. Krasner, Defend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Raw Materials Investments and U.S.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G. John Ikenberry, “Market Solutions for State Problems: th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Politics of American Oil Decontro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2, No. 1, Winter 1988, pp. 151-177.

[22] David A. Lake, “The State and American Trade Strategy in the Pre-Hegemonic Er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2, No. 1, Winter 1988, pp. 33-58; Stephan Haggard,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Hegemony: Explaining the Reciprocal Trade Agreements Act of 1934,”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2, No. 1, Winter 1988, pp. 91-119; Michael Mastanduno, “Trade as a Strategic Weapon: American and Alliance Export Control Policy in the Early Postwar Perio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2, No. 1, Winter 1988, pp. 121-150.

[23] 在美国政治学界，国家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复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以制度主义的形式出现的。参见Peter A. Hall, Rosemary C. R. Taylor,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s,” Political Studies, Vol. XLIV, 1996, pp. 937-938.

[24] 其中，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关注制度相对于互动的理性行为体所具有的功能，而历史制度主义则强调制度的“粘性”和“路径依赖”。前者更适用于多元主义的分析，而后者更靠近国家主义理论。参见朱天飚：《比较政治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9-159页。

[25] G. John Ikenberry, “Conclusion: An Institutional Approach to American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2, No. 1, Winter 1988, pp. 219-243.

[26] Judith Goldstein, “Ideas, Institutions, and American Trade Polic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2, No. 1, Winter 1988, pp. 179-217; Ideas, Institutions, and American Trade Polic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27] Gideon Rose,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Vol. 51, No. 1, October 1998, p. 146, 转引自Jeffrey W. Taliaferro, “Security-Seeking under Anarchy: Defensive Realism Revisite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3, Winter 2000-2001, p. 134.

[28] Jennifer Sterling-Folker, “Organizing the Inter-National: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 Third Image Reverse,” Paper delivered to the Fifth Pan-European Meeting of the European Consortium for Political Research, The Hague, the Netherlands, September 9-11, 2004, p.1.

[29] William C. Wohlforth, “Realism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Winter 1994-1995, pp. 91-129; The Elusive Balance: Power and Perceptions During the Cold Wa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30] Jonathan Mercer, “Anarchy and Ident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 49, No. 2, Spring 1995, pp. 229-252.

[31] Daniel L. Byman, and Kenneth M. Pollack, “Let Us Now Praise Great Men: Bringing the Statesman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4, Spring 2001, pp.107-146.

[32] Jeffrey W. Taliaferro, “Power Politics and the Balance of Risk: Hypotheses on Great Power Intervention in the Periphery,”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25, No. 2, April 2004, pp. 177-211; Balancing Risks: Great Power Intervention in the Peripher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2004.

[33] Jack Snyder,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34] Thomas J. Christensen, Useful Adversaries: Grand Strategy, Domestic Mobilization, and Sino-American Conflict, 1947-1958,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35] Fareed Zakaria, From Wealth to Power: the Unusual Origi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36] Robert D. Putnam, “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 pp. 427-460.

[37] Peter B. Evans et al, eds., Double-edged Diplomacy: International Bargaining and Domestic Polit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38] Jeffrey W. Knopf, “Beyond Two-Level Games: Domestic-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 in the Intermediate-Range Nuclear Forces Negoti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7, No. 4, Autumn 1993, pp. 599-628.

[39] Leonard J. Schoppa, “Two-Level Games and Bargaining Outcomes: Why Gaiatsu Succeeds in Japan in Some Cases but not Othe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7, No. 3, Summer 1993, pp. 353-386; Frederick W. Mayer, “Managing Domestic Differences in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s: the Strategic Use of Internal Side-payment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 4, Autumn 1992, pp. 793-818; Jongryn Mo, “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 with Endogenous Domestic Coalitions,”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38, No. 3, September 1994, pp. 402-422; “Domestic Institutions and International Bargaining: The Role of Agent Veto in Two-Level Game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9, No. 4, December 1995, pp. 914-924.

[40] Peter F. Trumbore, “Public Opinion as a Domestic Constraint in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s: Two-Level Games in the Anglo-Irish Peace Proces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2, No. 3, September 1998, pp. 545-565.

[41] Keisuke Iida, “When and How Do Domestic Constraints Matter? Two-Level Games with Uncertainty,”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37, No. 3, September 1993, pp. 403-426; Helen V. Milner, Interests, Institutions, and Information, pp. 67-98.

[42] Michael Mastanduno et al, “Toward a Realist Theory of State Ac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3, No. 4, December 1989, pp. 457-474.

[43] 参见[美]斯蒂芬?范埃弗拉著，陈琪译：《政治学研究方法指南》，第16-20页；[美]W. 菲利普斯·夏夫利著，新知译：《政治科学研究方法》（第六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18-20页。

[44] Stephen M. Walt, “The Enduring Relevance of the Realist Tradition,” in Ira Katznelson, and Helen V. Milner, eds., Political Science: 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p. 211.

[45] Peter Gourevitch,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321-322.

[46] Jeffry A. Frieden, and Lisa L. Mart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pp. 125-126.

[47] Andrew Moravcsik, “Introduction: Integrating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Bargaining,” p. 14.

[48] James A. Caporaso, “Across the Great Divide,” pp. 573.

[49] Ibid., pp. 574-575.

[50] [美]斯蒂芬·范埃弗拉著，陈琪译：《政治学研究方法指南》，第17页。

[51] Fareed Zakaria, “Realism and Domestic Politics,” pp. 178-179.

[52] 关于跨层次理论在简洁性和解释力方面所面临的困境，还请参见李巍、王勇：《国际关系研究层次的回落》，载《国际政治科学》，2006年第3期，第140-141页。

[53] 值得一提的是，国家主义的两个重要代表人物——克拉斯纳、莱克——的早期成果都是典型的体系理论。参见: Stephen D. Krasner, “State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 Jeffry A. Frieden, and David A. Lak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s on Global Power and Wealth,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0, pp. 19-36(北京大学出版社影印版); David A. Lak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tructures and American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1887-1934,” World Politics, Vol. 35, No. 4, July 1983, pp. 517-543. 即使多元主义者在之后的研究中更加注重制度的作用，但仍认为制度相对于行为体的偏好是处于第二位的。正如米尔纳在分析国内制度在国际合作的作用时指出的，“总的结论是，制度是重要的，但（行为体的）偏好则是原生的(primordial)，因为它们约束了制度影响结果的程度”。参见: Helen V. Milner, Interests, Institutions, and Information, p. 19.

[54] Fareed Zakaria, “Realism and Domestic Politics: a Re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7, No. 1, Summer 1992, pp. 177-198.

[55] Andrew Moravcsik, “Introduction,” p. 13; Jeffrey W. Legro, Andrew Moravcsik, “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2, Autumn 1999, pp. 5-55.

[56] Jeffry A. Frieden, and Lisa L. Mart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pp. 123-125.

[57] 特别是政治学、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研究的融合。参见: Helen V. Milner, “Rationalizing Politics: The Emerging Synthesis of International, American,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2, No. 4, Autumn 1998, pp. 759-786.

[58] 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特别强调了把这种启发性能力作为选择不同范式的一个重要标准。参见: Thoma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chap. 12, 转引自Stephen D. Krasner, “Approaches to the State: Alternative Conceptions and Historical Dynamics,”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16, No. 2, 1984, January 1984, p. 245.

[59] 关于如何对待现有的跨层次分析，杰弗里·弗里登在给笔者的来信中也曾指出，“我对能够‘解决’像这样如此困难的问题有点怀疑。然而，认为通过跨层次分析不能建立好的理论的观点将是愚蠢的，我认为，政治科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我所认为的是，对试图一次性地解决这些重要的、包容一切的、‘大思想”(big-think)问题给予太多的关注是一个错误。在我看来，社会科学是一个积累的过程，我们通过一步一步的方式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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