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逻辑与双重博弈：评《战争与国家形成：先秦中国与早期近代欧洲的比较》

dorm99

作者：徐 进

文章来源：《国际政治科学》2006年第4期

为什么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能由***走向统一，而欧洲自中世纪起就一直保持***（也就是多国体系）状态？为什么在中国国家权力始终占有绝对优势，社会却极度萎缩，而欧洲国家却能在国家与社会之间达成平衡，从而最终发育出市民社会以及宪政结构？这两个问题是既有国际关系理论和比较政治学理论所无法解决的问题。许田波的《战争与国家形成：先秦中国与早期近代欧洲的比较》试图通过一个理论－世界政治的动力理论（A Dynamic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来解决这两个未解这谜。[1]世界政治的动态理论认为，主导的逻辑(Logic of Domination)与制衡的逻辑（Logic of Balacing）在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相互竞争，其结果既将导致国际体系的变化，也将导致国家－社会关系的变化。

一、主导还是制衡：理论与历史的差异

我们首先可以从国际关系层面来探讨国家之间的主导与制衡逻辑。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当一国实力迅速强大并有觊觎霸权之心后，必然遭到反霸力量的制衡以及不断高涨的扩张成本。一番争斗之后，国际体系将再度回到均势状态。因此，制衡的逻辑是国际体系的基本逻辑。均势状态就类似于经济学中的均衡点，任何偏离都导致纠偏力量的出现。[2]华尔兹似乎认为均势政治是一种普适性的规律，他声称“均势政治的存在只需要两个条件：秩序处于无政府状态，秩序下居住着希望生存的单元。”[3]均势理论能够比较好地解释近现代以来欧美国际关系史的发展，[4]但在解释中国历史时就遇到了问题。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多国体系，但奇怪的是，均势逻辑没有在这个多国体系中“扎下根来”，先秦时的多国体系最终在公元前221年归于统一。事实上，华尔兹曾经注意到中国的战国时代，他认为，“国家所处的世界，要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更为古老……让我们的目光放得更远一些，例如，在中国的战国时期或印度的考提拉时期，各种类型的政治实体自由竞争，而其本质和行为方式的特征却没有多大变化”。[5]显然，他在写这段话时没有想到，中国先秦时代的历史事实是：主导的逻辑压倒了制衡的逻辑。

怎么解释现实主义理论与中国历史之间的差异呢？许田波认为，当谋霸国出现时，反霸国（联盟）也随之出现，但主导和均势这两股力量谁能最终胜出并不确定，关键要看战争中双方的实力对比。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通过一场战争来终结多国体系，并实现统一。在数百年的时段内，大国之间有可能爆发成十上百场战争。一个国家要想在多数战争中获胜、攫取霸权进而统一各国取决于两个决定性因素：谋略和实力。

谋略主要用于争取与国、瓦解反霸联盟。谋霸国有可能面临强大的反制力量，而反霸国总是面临集体行动的困难。这一点在先秦和近代欧洲都一样，但中国人却比欧洲人谋高一筹。秦国在崛起、称霸和统一过程中使用了大量马基雅维利式的阴谋诡计，多次成功地瓦解了敌对联盟，同时增加反霸国的集体行动成本，从而在竞争中始终处于优势。而欧洲人好像对马基雅维利的教诲不感兴趣，在谋略方面他们显得比较“迟钝”。两相比较，中国人在战略思维上明显占有优势。

实力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基本要素。长期的战争迫使国家进行政治经济和军事改革，以提高国家的行政管理能力、资源汲取能力，并建立切合战争实际的军事制度。在这一点上，中欧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这种路径差异最终导致结果的不同。秦国实行了自我增强型改革（Self-Strengthening Reforms），这种改革极度扩大了国家的行政管理能力（郡县制）、资源汲取能力（统一税制）和军事作战能力（普遍义务兵役制），从而保证了秦国不但为战争提供了充足的人力和物质资源，而且解决了扩张过程中面临的成本上升问题。[6]在早期近代欧洲，哈布斯堡帝国和FaGuo实行的是自我弱化型改革（Self-Weaking Reforms），采取了包括出售公职、借贷和大量使用雇佣兵等措施。这种改革只能解决短期内的资源汲取问题，而从长期来看存在极大缺陷，不能有效支撑长期的争霸战争。因此，哈布斯堡帝国和FaGuo都在争霸中失败了。反观英国，由于实行了自我增强型改革，英国国力迅速上升，最终为其称霸海上，建立大英帝国打下了基础。FaGuo直到拿破仑时代才实施了自我增强型改革，而拿破仑亦借此几乎称霸欧陆。但由于其改革并不彻底，历史遗留问题较多，拿破仑亦因此在霸权触手可及之时跌落。[7]

总之，如果一国，正如秦国，能够将谋略和实力完美地结合起来，那么他就能够摆脱制衡力量的控制，进而统一整个国际体系。至此，主导与制衡在国际关系层面的博弈问题得到解决。下面转入这两种逻辑在比较政治学层面的博弈，其表现就是政府力量与社会力量的博弈与平衡。

二、政府与社会：另一轮主导与制衡的博弈

如果说某个国家能够摆脱制衡逻辑的困扰，那么这个国家在能力上必定有其非凡之处。这种非凡的国家能力从何而来呢？具体到中国和欧洲，为什么秦国拥有比早期欧洲时代的强国，例如FaGuo、英国或哈布斯堡帝国更强大的国力呢？

在一个国家内部，政府、社会和个人是三种势力。政府总是希望将社会和个人的权力和资源最大限度地集中到自己手中，为此，它会压制一切社会和个人的反抗；个人是原子式的单位，作为个人是无力与政府对抗的，他要想保留自己的自由与空间，必须寄望于社会的充分发育；社会是作为政府与个人的中间缓冲层存在的，一个发育良好的社会能够有力地抵挡政府力量的无限向下延伸。如果政府、社会和个人三种势力能够达到并保持一种综合平衡，这就是宪政结构的权力实质。因此，宪政的建立有赖于市民社会的充分发育。[8]许田波发现，在中国的先秦时期和早期近代欧洲，社会以及宪政结构都有初始程度的发育，但其后却发生了分道扬镳的现象。[9]中国变成了一个高度的君主专制国家，而欧洲发展出了市民社会和****制度。导致中、欧走上不同国家发展路径的秘密就在于国际战争。上文提到，一个国家要想在长期的国际战争中获胜就必须进行全面改革，以便政府能够快速有效地动员和汲取国内资源。[10]但改革是一个权力和利益再分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必须与掌握资源的实体，也就是个人和社会进行多轮谈判和博弈。对于政府来说，最理想的是实现对个人的绝对统治，即主导逻辑的胜出；对个人来说，他必须利用社会来对政府的这种主导意愿予以DIZHI，所以政府和社会的博弈也就等于主导逻辑和制衡逻辑的较量。

在秦国，以商鞅变法为代表的自我增强型改革使政府力量占据了绝对优势。为汲取国内资源，秦国政府通过授地予民、军功封爵等措施换取人民的臣服，同时取消了贵族阶层的特权，为长期执行“耕战”政策打下了基础。商鞅变法为秦国缔造了一个强大到极点的政府、一个萎缩到极点的社会，以及一群沉默到极点的个人。在秦统一中国后，这种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极度失衡导致政府欲望和力量的迅速失控。由于政府长时间地、无限制地动员和汲取国内资源，致使管理成本急剧上升。当沉默的大多数不再选择沉默时，武功隆盛的秦朝亦在内外交困中归于覆灭。随后的汉朝吸取了秦朝的教训，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国家与社会的紧张关系。但总的来说，在中国，政府相比于社会更加强大，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中国的王朝统治者们惯于用少量经济福利来换取人民的臣服，而不是象近代欧洲那样给予人民公民权（pp.178-190; pp.216-223）。[11]

早期近代欧洲的情况正好与中国的先秦时代相反。由于实行的是自我弱化型改革，当时欧洲国家的政府力量相当有限，而社会和个人力量较为强大。在面临资源匮乏问题时，他们不得不与中间资源持有者（Intermediate Resource Holders，指银行家、贸易商和雇佣兵头目等）进行谈判，以开放政治、经济权利的方式换取进行战争的资源。在这一博弈过程中，双方更多地是以妥协而告终，市民社会和宪政结构由此产生并发展起来。[12]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一个欧洲国家能象秦国那样由政府掌握绝对的政治权力，从而有能力为进行争霸战争进行长期地、无限制地国内动员。也就是说，各国政府力量的孱弱是欧洲能够保持多国体系的深层原因。


三、结构选择与单元能动

许田波试图用一个理论来解决两大专业领域中存在的问题，这的确是一个大胆的、高风险的尝试。对于国际关系理论而言，自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出版后，国际关系学界基本笼罩在结构或曰体系的强大话语力量之中，单元的能动作用自是不显。在华尔兹的世界中，结构具有自主的反复再生能力，因此，华尔兹的结构世界是静态的，具有一种现状偏好（Status-Quo Bias），缺乏一种转型的逻辑和路径。[13]在这个静态世界中，单元（国家）的作用是被动的，完全受制于结构。但近一步的研究发现，国际关系史并不完全支持华尔兹对国家行为的主张。虽然面对体系权力分配结构的限制，但国家仍有采取不同应对战略的自主性。例如，在面临谋霸者时，各大国既可以采取制衡战略，也可以采取诸如疏离（Detaching）、跟随（Bandwagoning）、搭车（Freeriding）、绥靖（Appeasing）、隐藏（Hiding）和推卸责任（Buckpassing）等其它战略。[14]这说明，在结构条件限制下的国家仍有发挥能动性的空间。为此，国际关系学界开始重新审视单元的能动作用，新古典现实主义因之而兴起。[15]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单元的能动作用的空间到底有多大？实际上，新古典现实主义者们仍然坚持结构对单元行为的塑造作用是不可突破的，他们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有些国家对结构性因素视而不见，或者理解错误。[16]

比较而言，许田波的步子更大一些。她认为单元可以突破结构力量（均势逻辑）的限制，而能不能突破在于单元本身的能力和战略。历史上不是没有国家打破均势，但他们都不能在通向霸权之路上长期坚持下去，这是因为他们在能力和战略上都存在问题。一旦解决了这两个问题，路径依赖在单元突破均势逻辑的过程中将开始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国家之间在战略和能力上的初始差别有可能通过某种路径而得到持续地放大和增强，从而不断强化统治逻辑的效用。[17]行文至此，我们不禁对华尔兹采取微观经济学中市场与企业的关系来模拟国际关系中体系与国家的关系产生一点疑问：微观经济学并未排除某个企业通过自由竞争最终垄断市场的可能性（假设不存在政府干预），为什么华尔兹在建构新现实主义理论大厦时将这一点排除在外呢？

那么，一个能够突破结构限制的国家是如何拥有其能力的呢？这就让我们必须再次转入国家形成问题，考察不同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安排。欧洲从中世纪封建国家向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是国家理论研究的老课题。在这一研究领域中大致存在三种解释模式：战争、制度变迁和宗教改革。[18]以查尔斯·梯利（Charles Tilly）为代表的战争中心主义者（Bellocentrist）认为， 随着火药在军事上的应用，15－16世纪的欧洲战争变得越发昂贵，这迫使欧洲的君主们进行政治经济改革，以动员和汲取更多的资源。一个中央集权式的国家要比处于封建式地***状态具有更大的规模优势。因此，战争催生了欧洲近代民族国家（War-Making-State），反过来，新的国家形态又使这些国家能够动员更多的资源去进行更大规模的战争（State-Making-War），这种互相加强的过程最终使民族国家模式推广到全欧洲。[19]显然，许田波采纳了梯利的战争中心主义观点。

不过，许田波通过对中、欧改革措施的比较，认为欧洲国家的改革力度不如战国诸国的改革力度大，所以她称欧洲国家的改革为自称削弱型改革，而战国诸国的改革为自我增强型改革。但是，许田波没有深入分析两种改革的路径差异从何而来。我想，这里面的原因可能是两个体系当时的生产技术条件制约了国家的改革路径选择。秦国当时是一个农业社会，资源多来自土地和农民，因此秦国政府必须建立一种能够直接管理到农民个人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以最大限度地汲取资源。而在早期近代欧洲，对外贸易和金融业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金融集团和贸易集团（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手中握有大量资金。从短期来看，政府直接向金融集团和贸易集团融资比较容易，更能解决战争时期的资金周转问题，而要想象秦国那样，建立一套从土地和农民手中直接汲取资源的制度还面临与贵族阶层的博弈，从成本－收益角度而言，这个办法显得费时费力，成本太高。但金融和贸易集团并不如单个的农民那样容易应付，政府在求助于他们的同时，也要满足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官职、选举权和税收）。由于政府直接控制的资源实在有限，因此在长期的战争中不得不反复求助于他们，这些集团亦借此不断取得更多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在这种反复博弈过程中，社会力量得到成长，政府和社会达成一种平衡，相关的法律和制度建立起来，并保证了市民社会和宪政体制的日后发展。

最后，许田波一书留下了一个颇有意思的问题有待解决：从FaGuo大革命开始，欧洲国家开始了真正的自我增强型改革，可是其后，不论是拿破仑、威廉二世，还是希特勒，这些谋霸者均功亏一篑，而均势联盟总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如果说，这些谋霸者实力不成问题的话，那就是谋略出了差错。中国有句话，叫做“谋事在人，成事在天”，那么欧洲的***和中国的统一到底是历史的宿命，还是历史的偶然，我们尚不得而知。

在本文即将刊出之际，偶然得知《战争与国家形成：先秦中国与早期近代欧洲的比较》获得了2005年度埃德加·福尼斯图书奖（Edgar Furniss Book Award）。该奖是由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默什恩国际安全研究中心（Mersho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评出，奖给深具学术潜力的青年学者，获奖书籍一般是这些学者的第一部著作。以前的获奖者包括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熟知的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和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20]获奖这一事实表明，本书的学术水平和许田波的学术潜力已经获得了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的认同。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江忆恩的评价是：“许田波可能是仅有的能够驾驭这么复杂的中、欧历史比较研究的国际关系学者。其书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在国家建设领域中的战略非道德性、残酷性和资源动员方式的极富挑战性的观点，以及为什么中国先秦时代的国家能够在这些方面超越欧洲国家。”[21]

作了一个来自中国香港的华人学者，许田波的成功或许也为正在探索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发展路径的国内学者提供了一条可资借鉴的研究路径：利用中国丰富的本土历史资源，通过比较研究等方式，来推进、完善或证伪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理论是从近、现代欧洲外交实践当中提炼出来的。国际关系学者大多关注的是欧美国际政治的实践和经验。对于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来说，由于条件的限制，我们难以象美欧学者那样方便而娴熟地运用西方的外交材料来进行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外交史料虽然极为丰富，但迄今只有极少数国际关系学者系统地运用这些史料来进行国际关系的学术研究。[22]除客观的语言条件限制外，主要原因可能还在于国际关系学界对国际关系理论这样一个植根于欧美历史经验的理论能否应用于古代中国抱有疑虑。现在，许田波的成功为国内学者利用本土史料进行国际关系研究、为国内学者如何才能“扬长避短”提供了一个范例。

注释：

[1] Victoria Tin-bor Hui, Wa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Ancient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2]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Knopf, 1973);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achusetts: Addison-Wesley, 1979);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 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胡少华、王红樱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5页。

[4] 保罗·施罗德（Paul Schroeder）对此持不同意见。他认为不同国家在面对霸权挑战时并不一定都采取制衡战略，结构现实主义对国家行为的预期不完全正确。Paul Schroeder, “Historical Reality vs. Neo-realist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9, No.1, 1994, pp108-148.

[5] 罗伯特•基欧汉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郭树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1页。

[6] Victoria Tin-bor Hui, Wa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Ancient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pp.79-99, 178-190.

[7] Ibid., pp.109-149, pp.190-195.

[8] 刘军宁、王焱、贺卫方：《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25页。

[9] Victoria Tin-bor Hui, Wa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Ancient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pp.195-205.

[10] 在这个问题上，许田波借鉴了查尔斯·梯利的研究成果。梯利认为，在近代欧洲，频繁的战争迫使各个国家不断改革自己的国内政治、经济和军事制度，以应付多轮战争对国家资源和能力提出的要求。所以，国际战争对近代欧洲国家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形成起到决定性的作用。Charles Tilly,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990-1992 (Cambridge, MA: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0).

[11] Victoria Tin-bor Hui, Wa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Ancient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pp.178-190, 216-223.

[12] 当然，这只是市民社会和宪政结构产生和发展的物质性环境，其精神资源当从文艺复兴带来的罗马法复兴以及欧洲中世纪宪政传统等因素中寻找，但这已超出本书的研究范围。

[13] 关于现状偏好，请参见Randall L. Schweller, “Neorealism’s Status-Quo Bias: What Security Dilemma,” Security Studies, Vol.5, No.3, Spring 1996, pp.91-121.

[14] Paul Schroeder, “Historical Reality vs. Neo-realist Theory”; Randall L.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9, No.1, Summer1994, pp72-107; Thomas J. Christensen and Jack L. Snyder, “Chain Gangs and Passed Bucks: Predicting Alliance Pattern in Multipolar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4, No.2, 1990, pp.137-168.

[15] 关于新古典现实主义及相关著作，可参见Gideon Rose,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vol.51. No.1, 1998, pp.144-172.

[16] Jack L. Snyder,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Fareed Zakaria, From Wealth to Power: The Unusal Origi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17] 在这一点上，许田波借鉴了经济学和社会学关于路径依赖问题的研究，以及罗伯特·杰维斯关于国际关系中体系效应问题的研究。James Mahoney, “Path Dependence and Historical Sociology,”Theory and Society, Vol.29, 2000, pp.507-548; Douglas C. North, Institu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aul Pierson, “Path Dependence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94, No.2, 2000, pp.251-267; Robert Jervis, System Effects: Complexity in Political and Social life (Pri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tiy press, 1997).

[18] Daniel H. Nexon, Sovereignty, Religion and the Fate of Empires in Early Modern Europe, Ph.D.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2004, pp.114-115, pp.151-153.

[19] Charles Tilly,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2.限于篇幅，本文无法讨论制度变迁和宗教改革对欧洲近代民族国家的影响，有兴趣者可分别参见：Douglas C. North and Robert P. Thomas,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Daniel Philpott, Revolutions in Sovereignty: How Ideas Shaped 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tiy press, 2001).

[20] 关于埃德加·福尼斯图书奖的介绍和以前的获奖学者，请参见下述网页链接：mershoncenter.osu.edu/about/furniss/furniss.htm; mershoncenter.osu.edu/about/furniss/previous.htm.

[21] al.nd.edu/about-arts-and-letters/news/political-scientist-wins-award-for-first-book.江忆恩的原话是：“Victoria Hui is perhaps the only person in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ield capable of writing such a sophisticated comparativ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and European state systems. The result is a provocative argument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strategic amorality, ruthlessness, and resource mobilization in state building, and about why ancient Chinese states outperformed European states in these areas.”

[22] 江忆恩是少有的例外。请参见Alastair Ian Joston, Culture Realism—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