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研究：一种“多元主义”视角——巴瑞·布赞安全研究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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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先武

文章来源：《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4期

内容提要　布赞的安全研究采用“多元主义”学术视角,将新现实主义等物质主义与“英国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和社会建构主义等社会学方法结合起来,把历史主义和国际政治经济学方法融入其中。其重要成果是他的“新综合安全分析框架”和“区域安全复合体理论”。前者强调安全的多层次、多领域、多元行为主体和极性与认同互动的分析;后者强调由安全相互依存、善意/敌意模式和权力结构构成的“安全复合体”在国际安全中的核心位置。布赞的理论观点对当代安全研究尤其是安全理论的综合化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巴瑞·布赞　多元主义　安全研究　新综合安全分析框架 区域安全复合体理论

巴瑞·布赞(Barry Buzan)作为西方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大师级人物”,他在诸多领域都有建树:在肯尼斯·沃尔兹新现实主义理论基础上对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重塑; [1]通过国际关系理论与世界历史相结合对国际体系理论的再建构; [2]在“英国学派”国际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对“世界社会”理论的全面阐释等; [3]采用物质主义和社会学方法混合的方法对21世纪世界政治结构的重绘等。[4]但他所取得的最引人注目的成就还是在安全研究领域。可以说,安全研究在他的学术生涯中处于核心位置。

布赞的安全研究最显著的特点是他所采用的“多元主义”视角,即将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等物质主义与“英国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和社会建构主义等社会学方法结合起来,并融入传统的历史主义和新兴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方法。实际上,这是一种多种理论和方法的“综合化”。在布赞这一独特的学术视角下,产生了两个系统而理论化、颇具特色和影响的成果,即他的“新综合安全分析框架”和“区域安全复合体理论”。这些研究成果对国际安全的综合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剖析布赞“多元主义”学术视角的具体内涵出发,对其上述两个安全研究的核心成果加以阐述,并试着进一步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一、学术视角:“理论上的多元主义”

由于布赞著作颇丰,研究领域广泛,且有相当比重的代表作系与其他学者合作完成,所以,长期以来关于其学术流派的归属一直存在不同看法。不少学者称他为新现实主义者,也有不少学者把他划归“英国学派”。在安全研究方面,人们则习惯于将他归入“哥本哈根学派”。其实,布赞一直是理论多元主义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最近几年,随着学术思想的日臻成熟和两部独著的出版,其学术流派的总体归属也最终明朗化。2004年,他在其新著《美国与诸大国》中公开表示:“我的观点本质上是一种理论多元主义。我不拘泥于囊括‘真理’的任何单一方法,而是被任何适合于为国际体系如何运作提供专业和系统观点的方法所吸引。”[5]2005年,他在《千禧年》杂志就其新著《从国际社会到世界社会》举办的“论坛”中再次申明:“我热衷于总体叙述、比较历史和宽容的研究项目。”他强调:“与新现实主义的长期结合使我喜欢结构方法”,而“这种方法也在布尔那里存在,并与温特的研究联系起来”;而且,“我为维夫的安全化理论所吸引,愿意接受话语分析以及沉积的话语是构筑社会结构的主要材料的观点。”[6]那么,布赞的“多元主义”学术视角是如何形成的? 其具体内涵又是什么?

布赞“多元主义”学术视角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最初,他将新现实主义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出发点,又通过融入其他理论流派的观点来超越新现实主义。他在接受沃尔兹新现实主义关于国际体系无政府结构的核心假定、国家作为国际体系最重要的单元、政治领域的优先性、体系—单元(国家)的层次分析的同时,对其静态的结构观点、无差别的单元、政治的单纬度、非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和经验主义的认识论提出了批评。[7] 他试图用“成熟无政府状态”概念、“弱国”与“强国”的区分和增加“区域”这个“中间层次”等三个相互联系的主题来超越新现实主义。他受赫德利·布尔提出的“无政府社会”概念的启发,认为“无政府状态是以不成熟标签为一端、以成熟为另一端的光谱”。“不成熟无政府状态”是一个接近于骚*的体系。在这里,没有形成抑制政治分散化影响的任何形式的国际社会,体系内成员之间没有规范、规则或惯例,他们之间的关系由恐惧、怀疑、蔑视、仇恨、妒忌和冷漠等所支配。这种体系的特征就是适者生存,所以,其秩序只能表明顺从于最强大的行为体。“成熟无政府状态”表明,各国在强化自身的同时开始承认和接受彼此的合法性。在这里,国家的领土及其制度已发育成熟,并走向稳定。以此为基础,一个国际社会开始形成。他强调,“成熟无政府状态”是由成熟的国家组成的,因为只有国家在自身框架内建立了良好而稳定的秩序,才能产生和支持作为整体的体系所需要的强大的共同规范。所以,国家以自身发展为轴心、从“弱国”走向“强国”是国际体系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前提条件。然而,布赞对全球性国际体系从“不成熟”走向“成熟”持怀疑态度。这样,他在吸收新自由主义相互依存观的基础上,在国际体系和国家之间插入“区域”这样一个“中间层次”。这种主要由相互依存来界定的“安全复合体”(国际次体系)是实现“成熟无政府状态”的最适当规模,因而是体系结构分析的一种“替代性方法”。[8]

布赞对新现实主义的明显超越首先见于他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该理论与沃尔兹所代表的新现实主义的重要差别在于:一是它采用更综合的和开放的结构概念,以便将其适用于政治以外的其他领域,认为无政府结构和以安全为核心并不总是产生权力政治的逻辑,而是包含着探寻国际互动本质的多领域的方法;二是它不将结构视作运行中的唯一的体系层次因素,互动的核心成分也有体系的特征,这些成分会明显地影响结构的发展及其结果;三是它不依赖于适用沃尔兹理论的微观经济学的实证主义类比,而是更多地采用语言学的方法,即将语言当作一种权力。[9] 具体而言,这种“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包括三个核心内容:一是领域分析。它将国际体系的特殊领域界定为国际政治、军事、社会和经济等多个纬度。二是层次分析。主要有两个层次,即结构(含体系和次体系)层次和单元层次。结构层次包含由组织化原则和单元的功能性差异组成的深层结构和表明单元属性分配的体系形态的能力分配结构。单元层次包括单元之间行动—反应关系的进程模式(战争、联盟、均势、军备竞赛、安全困境、安全复合体、国际社会、国际机制等)和解释单元属性和行为的属性分析。三是互动能力分析。体系的能力包括相对能力(极性或权力控制)和绝对能力(技术、共有规范和组织) 。历史的视角表明,国际体系的互动能力越高,该体系的控制力就会越强,控制范围就会越广;相反,该体系的控制力就越弱,控制范围就越小。互动能力分析是从新现实主义走上“结构现实主义”的主要步骤。[10] 该理论以新现实主义为基础,又明显吸收了“英国学派”(强调国家间体系与社会、政治与社会结构的结合、制度与规范建设以及历史主义方法等)和新自由主义(强调相互依存、国际合作、制度与规范建设以及霸权稳定等)等理论,并将其融入国际政治经济学(强调政治与经济互动等)的框架之内。

90年代末之后,布赞吸纳亚历山大·温特和“哥本哈根学派”的建构主义与社会学观点,开始提出将物质主义与建构主义社会学方法结合起来理解世界政治,纽带就是极性和认同的互动。“极性”是物质主义的概念,它假定能力的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体系内行为体的行为如何展开;“认同”是建构主义的概念,它假定行为体思考他们是谁、他们如何建构彼此联系的认同,并塑造来自能力分配的独立的行为。他以两者结合的方法,将“极性”定位于社会的框架之内。具体的做法是,假定存在一个拥有自己的规则、规范和制度的国家社会,该社会本身对变化开放。这种国家社会是一个储存器,能力分配和权力政治的逻辑在其内部运行。社会结构有时与权力政治的逻辑相一致,并强化这种逻辑;有时会削弱权力政治的逻辑。为更好地描述世界政治的发展进程,他采用了温特关于敌人、对手和朋友关系的安排,认为国家间社会结构主要是由权力构成的,并将其联结成理解国家间社会的新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英国学派”的模式,其结论是,极性结构只能以将它们包容起来的社会结构的类型为基础来理解和解释。[11] 这种明晰的物质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结合的理论综合方法,标志着他的“多元主义”学术视角最终走向成熟。

二、总体研究:“新综合安全分析框架”

布赞安全研究最重要的一个成果就是所谓“新综合安全分析框架”。这一分析框架主要源于他关于安全概念的整体( holistic)观点。该观点从对安全概念的重新解释开始,并聚焦于两个相互关联的核心问题,即什么是安全的指涉对象和安全所必须的条件? 布赞通过引入层次分析,探索了安全的指涉对象。最初,他采用沃尔兹聚焦于个体、国家和国际体系三个层次分析的观点,指出安全的指涉对象是个体、国家和体系;在个体与国家之间存在次国家和跨国组织,在国家和作为整体的国际体系之间存在跨国家和非国家集体延伸的“灰色区”。[12] 不过,在现代国家体系中,“安全”的标准单元是主权国家,即国家仍然是安全最主要的指涉对象。[13]层次分析不仅将个体安全与国家安全联系起来,而且将国家安全与国际体系结合在一起。他试图用国家与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体系的紧密关系,来建立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的相互依存。他认为,国家的本质特征定义了国际政治体系的本质,国际政治体系的本质特征则反映着国家的本质。比如,如果单元是主权,它们联合的体系势必是无政府状态。国际经济体系通过重商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种不同的形态表现出来。这两种不同的选择可以导致不同类型的国际体系。这不但影响到经济安全变化的特征,也影响到作为整体的国家安全问题的特征。[14] 布赞通过引入领域分析,揭示了安全威胁的不同类型,即“人类集体安全主要受到五个领域的影响: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15]

布赞从上述观点出发探索了实现安全的途径。它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建立在受威胁的国家基础上的国家安全战略;二是依赖于国家间关系调整的国际安全战略。在他看来,从弱国走上强国是实现国家安全的重要途径。“创造更强大的国家是个体和国家安全的必要条件”,即使不是充分条件。然而,国家安全战略必须与国际安全战略结合起来。这就要求采用一种涉及各个层次的“多层级方法”。这可以从国家层次的领土防御战略开始,以确保个体和地方单元加入国家安全战略之中。其顶层是建立在旨在解决国家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领域脆弱性的自助措施的谋划之上的国家安全政策。而跨越它们的是国家集团之间的各种类型的安全安排,包括联盟、防御共同体、区域化的安全共同体与和平区、军备控制协定、冲突解决程序、军备生产和交易协定等。在全球层次的顶端有一种像联合国这样的组织,它可以提供讨论和谈判的永久性论坛, 一种产生国际法、冲突解决、国际检查、国际军备与信息服务等更成熟体系的机构。[16] 这样,这种整体的安全观就将聚焦于武力运用或威胁的战略研究,把它当作“国际安全研究”和更大的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分支。在这里,“安全的概念落在战略研究的工具与国际研究的工具之间”。[17] 总之,只有将各个领域和各个层次的安全问题结合起来,才会有助于“走向一个更成熟、更稳定、更安全的国家间社会”。[18] 可见,布赞开始用不同层次和不同领域之间的互动分析、指涉对象的多样化以及多途径实现安全等来重新审视安全概念,从而导致对安全的“建设性的再定义”。[19]

90年代末,随着他的“多元主义”学术视角迅速成长,他开始真正超越原有的新现实主义的安全观。第一个重大超越是采用明确的社会建构主义方法来理解当代安全问题。他吸收了“哥本哈根学派”的核心人物奥利·维夫的“安全化”理论,将安全视作一种社会建构,即安全的实现主要是通过支配性安全话语的社会化进程来完成的。[20] 同时,他又吸收了维夫“社会安全”的理论,承认国家和社会安全的双重性。前者将主权作为最后的标准,而后者由对认同的关注联合起来。[21] 这样,布赞将“安全指涉对象”明确为“有限集体”,它包括国家、民族、文明等。[22] 这代表着布赞的安全观“开始明显脱离他原来所采用的‘国家中心’的本体论和客观主义认识论的基础”, [23]标志着他“从物质主义的主流传统向认知结构性方法转变,从安全的国家主体向人的主体转变”。[24] 第二个重要超越是对安全的宽泛领域进行开放式研究,将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五个领域的安全视为特殊类型的互动。他强调,尽管五种安全领域确实有独特的逻辑,但它们实际上是不能被分开的。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动力实际上彼此处于紧密的联系之中:贸易和金融要求政治秩序;国家结构依赖于对稳定的认同,也容易对现在的认同构成挑战;文化与政治既影响经济活动,也为经济活动所影响等。这种联系在经济领域尤其明显。在这里,看起来是经济安全的东西实际上是关于政治稳定、军事力量或文化保护的。这种联系也适用于环境领域,因为许多环境问题有力地与经济(如污染控制成本)和社会(如景区和认同)联系在一起。[25] 这就是著名的“安全领域分析方法”。

这种融入新现实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的“多元主义”学术视角,包括安全的多层次、多领域和多元行为主体的互动分析,便是布赞“新综合安全分析框架”的主要内涵。

三、核心观点:“区域安全复合体理论”

布赞安全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成果是专门用于区域安全分析的“区域安全复合体理论”。以整体的安全观为起点,以综合的安全分析框架为工具,以区域安全分析为落点,是布赞安全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用他自己的话说:“综合的安全分析需要对审视区域层次如何在国家和作为整体的国际体系互动中进行调节予以特别关注。”[26]这就是他所强调的“区域第一逻辑”。[27] 而“区域安全复合体理论”就是其区域安全分析的核心理论工具。

布赞的“区域安全复合体理论”建立在物质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混合的分析方法之上。他强调,这种方法最适合于对多领域环境中区域安全的分析。[28] 具体而言,该理论包括六个方面:一是四大变量构成的基本结构。(1) 边界,它将一个“区域安全复合体”与其邻居区别开来,依据就是地理接近性、友善—敌意关系和安全相互依存模式。(2) 无政府结构,即一个“区域安全复合体”必须由两个或更多的自主单元组成。(3) 极性,又称物质结构,它由单元之间的权力分配构成,通过全球层次的超级大国与大国和区域层次的区域国家来界定。(4) 社会结构,它依赖于敌人、对手和朋友等各种角色由强制(外部力量) 、利益(得失考量)和对合作的信任(对正误、善恶的理解)内部化的程度。布赞特别强调,所有这些结构都是社会建构的;无政府状态也是一种社会结构;权力结构可以影响但不能决定安全关系的特征。[29]

二是四大变体组成的主要类型。( 1) “标准区域安全复合体”包括两个或更多的国家,它的极完全由其内部的区域大国来决定,所以,其内部主要的安全关系是这些区域大国之间的关系;它可以是单极或多极。(2) “中心区域安全复合体”是单极的,它主要有四种形式,即超级大国、大国、区域国家和制度一体化的区域等。(3) “大国区域安全复合体”,它的极由其内部的两个或更多的全球层次的大国来定义;它是全球和区域两个层次的合成。( 4) “超复合体”,就是大国权力外溢到比邻区域而形成的安全动力的强有力的区域间层次。[30]

三是四层互动的安全集合( security constellation) 。这种“安全集合”意味着“区域安全复合体”的安全动力是由国内、区域、区域间和全球四个互动层次组成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国内层次主要指区域内国家自身产生的代表国家强弱的脆弱性。区域层次主要是国家间的关系。区域间层次指该区域与相邻区域之间的安全互动。全球层次主要指全球性大国在该区域中的作用,即全球与区域安全结构之间的互动。这种四层互动模式不但提供了将区域内国家内部因素、单元间关系、区域间关系、区域动力与全球性行为体互动等联系起来的可能性,而且表明了“区域安全复合体”的形成主要是自下而上(或由内及外)的进程,但也可以是自上而下(或由外及里)的进程的结果。[31]

四是五大领域互动的安全议题,即“安全领域分析方法”。就它们与地理接近性的关系而言,军事、政治、社会和环境领域表现最为强烈、最为明显,在经济领域表现则欠连贯。[32]

五是结构变化的“安全连续统一体”( security continuum) 。在上述四层互动安全动力的作用下,“安全复合体”基本结构的变化可以从“冲突形态”经由“安全机制”到“安全共同体”。这意味着在它的消极末端存在着“冲突形式”,即其内部的相互依存产生于恐惧、竞争和对威胁的共同感知;在中间,存在着不同形式的“安全机制”,即其内部的国家仍然把彼此看作潜在的威胁,但它们之间为消除安全困境作了再保证安排;在其积极的末端,存在着一个“多元安全共同体”,即其内部的国家不期望或准备在彼此的关系中使用武力。该理论进一步认为,如果区域一体化进程推动一个“多元安全共同体”转变为一个自主的单一行为体,那么,该复合体就不复存在,因为其成员间的一体化已经将无政府结构转变为等级制的政治结构。[33]

六是“1 + 4 +区域”的国际安全新结构。他采用理论、历史与现实结合的区域比较方法,剖析了不同的国家形态及其遗产与区域安全复合体结构变化的内在关系。在“前现代国家”占主导的区域(包括下撒哈拉非洲、中亚) ,弱国家的特征使其处于低水平的社会、政治内聚力和欠发达的政府结构,这些区域的安全结构总体上尚处于“冲突形态”;“现代国家”占主导的区域(包括中东、南亚、东亚、南美和东欧) ,其拥有控制社会的强大的政府和独立而自立的实体,这些区域的安全结构是“冲突形态”和“安全机制”的混合;“后现代国家”占主导的区域(包括西欧和北美) ,强国的特征使其不再由传统的军事安全关注所驱动,这些国家是多元主义、统一的,公民社会行为体和国家一样可以在国家的框架内自由地展开跨边界的行动,这些区域的安全结构正从成熟的“安全机制”走向“安全共同体”乃至一体化的政治实体。[34] 这些遍布全球的“区域安全复合体”及其不断变化的安全结构,使区域在国际安全乃至世界政治中的作用日益上升,以致开始形成一种“强烈的、区域构成的全球性世界秩序”[35]和一种“1 + 4 +区域”(“1”代表超级大国美国、“4”代表欧盟、中国、日本和俄罗斯等大国、“区域”表示前述各区域)的区域化国际安全新结构。[36]

总之,布赞的“区域安全复合体理论”不但融合了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社会建构主义和“英国学派”的理论观点,而且自身具有鲜明的理论特色。这种被布赞等人称之为“现存唯一的区域安全理论”, [37]既是布赞“理论上多元主义”的集中体现,也是他的“新综合安全分析框架”的具体运用。

四、几点评价:布赞“多元主义”安全观的意义

20世纪80年代初,长期占支配地位的现实主义安全研究开始受到国际关系学界的强烈批评。这种批评最初来自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内部,而布赞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关于“安全”概念的新的解释,成为直接与二战以来在战略研究中流行的军事主导地位相对抗的最早的也是“最重要的声音”, [38]标志着“安全概念及其是非曲直在学术争论的重大转变的开始”。[39] 具体而言,布赞对安全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他提出的“新综合安全分析框架”超越了安全研究中的一些重大争论,为当代安全研究提供了一种有力的综合分析模式。

近20年来尤其是冷战结束后,安全研究围绕“拓宽安全”(即安全议题的拓宽)和“延伸安全”(即安全层次的延伸)这两个核心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其结果便形成了所谓“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新安全) ”,“军事安全”与“综合安全”、“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人的安全”、“全球安全(世界安全) ”等各自不同的研究。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学者担心安全的盲目“拓宽”与“延伸”会产生“安全概念缺乏内聚性”的风险, [40]甚至导致安全研究“变成研究每一件事、实际什么都没有”。[41] 而布赞通过安全的多层次和有限的安全议题的互动分析,不但保留了国家和军事—政治议题的重要地位,还给予非国家行为体以及经济、社会和环境等议题相当的重视,“首次真正给予先前被排斥的行为体和议题以相关性”。[42] 这样,他既达到了“拓宽”和“延伸”安全概念的目的,也保留了安全研究的知识连贯性和整体性。

布赞关于安全中各个角色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弱国”、“强国”与安全之间关系的诸多观点,为其他学者“提出替代性的观点提供了出发点”。[43] 比如,“批判安全研究”的代表人物肯·布斯有关“人的安全”的观点和对安全议题的拓宽与延伸[44]就被认为具有“布赞研究的特征”。[45] 穆哈米德·阿约伯(Mohammed Ayoob)等人将布赞“弱国”的观点适用于第三世界,开始探索“国家建设”与第三世界国家安全之间的紧密关系。[46] 他关于安全的层次分析跨越了不同的安全指涉对象之间的争论,从而为安全理论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分析框架。戴维·莱克(David A. Lake)和帕特里克·摩根( Patrick M. Morgan)认为,安全的多层次分析通过强调国家、区域和国际体系的协同作用而成为当代安全研究中“一种大有可为的研究议程”,可以作为冷战后安全的“替代性方法”。[47] 值得强调的是,布赞和他的合作者们将现实主义安全观有机地融入其“新综合安全分析框架”之中,明显超越了所谓“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等争论的鸿沟,不仅使其观点为传统的战略研究、业界人士所接受,而且引发更多学者对安全进行新的深入的思考,从而成为“安全多纬度定义的出发点”。[48] 当代国际安全研究中显赫的“哥本哈根学派”由此诞生。斯蒂文·史密斯( Steve Smith)认为,该学派通过其“清晰的研究规程完成了比该领域其他主题中任何事情都要多得多的创新”,成为“当代安全研究中最有意义的发展之一”。[49]

第二,他提出的“区域安全复合体理论”对冷战后的区域安全研究和兴起中的安全区域主义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该理论凸显了区域层次在国际安全中的重要地位,形成安全研究的“区域主义视角”。[50] 他所界定的“安全复合体”“显示出区域化真正的起点”, [51]已成为安全区域主义研究的“独立变量”, [52]从而“为区域安全分析提供了更有力和更具体的工具”[53]。最为重要的是,他的关于社会建构的区域安全结构变化的“连续统一体”观点,打破了永恒的无政府状态下“安全困境”的困惑,为兴起中的安全区域主义实践指出了一条可选择的发展道路。目前,不仅越来越多的学者基本认同布赞的观点,而且从不同的学术视角将其运用于对安全区域化和安全区域主义的分析。并且,如何在“安全复合体”中建构理想的区域安全秩序成了学者们理论探索的基本目标,这也是安全区域主义研究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比如,比约恩·赫特纳(BjÊrn Hettne)将“安全区域主义”定义为“在特定地理范围内——一个建设中的区域,将包含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冲突关系的安全复合体转变为包含对外合作关系和内部和平的安全共同体的努力”。也就是说,安全区域主义的发展进程是从“安全复合体”开始,通过有效的区域安全管理或安全秩序建构,逐步走向“安全共同体”。[54] 莱克和摩根等人以“区域安全复合体”为基点总结出不可分离的、梯级递升的区域安全秩序的“五种范例”,即权力抑制(包括霸权、均势、联盟等) 、大国协调、集体安全、多元安全共同体和一体化(或合并安全共同体)等。[55]这样,从“安全复合体”(而不是传统上的“安全困境”)到“安全共同体”已成为安全区域主义公认的理论上的发展进程。

第三,他在“多元主义”学术视角内把理论、历史和比较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为安全的综合化研究提供了一种重要的途径。

早在1988年,约瑟夫·奈和林恩—琼斯( Sean Lynn2Jones)就指出:“国际安全不是一个学科的,而是一个问题”,并认为“该领域必须是学科间的”。他们声称:“只要地球的命运依赖于各国如何陈述安全议题,重视经济、社会、历史、物理、人类、心理和法律等其他学科做出的潜在贡献就仍然是必需的。”[56]时至今日,随着新自由主义、社会建构主义、“批判理论”以及国内政治经济方法相继介入,安全研究已走出原来单一的政治学和客观主义方法,向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学方法转变,并表现出“国际安全多层次研究”的“综合化”趋势。[57] 布赞正是这种趋势最早的、也是最重要的推动者之一。他的多层次、多领域和多学科的安全研究无不体现出这种趋势。比尔·迈克斯威尼(B illMcSweeney)认为:“布赞的国际安全的政治经济学展示出比沃尔兹和政治学家的国家安全更复杂的世界,他通过引入无政府状态和国家的可变性来反对新现实主义者模式的固定性,可以被认为是后来关于国家学习进程的先声。”[58]

布赞对安全研究的“综合化”的最重要贡献当属他提出的“理论多元主义”。这种学术视角受到“英国学派”的影响,但又不同于“英国学派”的观点,因为该学派极力倡导的“多元主义”只是用不同的理论传统分析其理论中的三个核心概念:国家本体论、实证主义与“国际体系”,国家本体论、解释主义与“国际社会”,人的本体论、批判理论与“世界社会”,显示出其“本体论的不连续性和认识论的差异性”。[59] 而布赞致力于用一种“理论综合”来解释安全和世界政治。这种方法在形成一种类似于一些学者所描述的以物质主义(包括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为底端、以社会学观点(包括建构主义、批判理论)为顶端的“理论连续统一体”。[60]这种转变不但“标志着一种与传统的英国学派的学术成果可喜的背离”,而且“为未来的综合研究打开了一个宝贵的空间”。[61]

布赞安全综合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特色是,他把理论、历史和经验的比较研究融入自己的“多元主义”学术视角之中。比如,其核心观点——国际体系从“不成熟”到“成熟”的无政府状态的变化和区域安全结构变化的“连续统一体”——明显体现着上述“理论连续统一体”,是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安全体系历史演变进程的有机统一体。而且,布赞在检验这一理论与历史的“有机统一体”时,采用了比个案研究更有说服力的比较研究方法。不同于比较研究惯常所采用的案例简单并置和处于同一时段的对比,他的方法是将各种典型的案例融入自己整体的分析框架之内,并置于宏大的历史进程中分阶段地进行对比,从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历史特征中找寻共同的或相似的历史发展进程,最终验证自己所提出的整体的综合理论。这一方法在对其始终追求的“区域第一逻辑”的检验中有大量运用,比如对国家的历史形态与区域安全结构演变进程关系的分析。正如索德尔伯姆( Fredrik SÊderbaum)在谈及区域主义研究时所强调的,因为“理论必须依赖于一些归纳,比较分析是理论建设的关键”,但“如果不将比较的框架置于合适的历史框架之中,许多比较就是误导的,甚至是非常有害的”。[62]

需要强调的是,布赞这种“理论综合”给国际关系理论的对话乃至走向综合化,点明了一个重要的“出发点”,那就是从“本体论”寻求契机。有学者指出,国际关系理论方法之间的分歧“势必触及基本的本体论假定”,如果不能找到一个共同的“本体”,对立的流派之间只能是“聋子的对话”。所以,“只有找到一个共同的本体论基础,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看似矛盾的方法之间理论上的联合才能实现。”[63]显然,布赞找到了这样的“本体”,即民族国家和客观主义。他以此为“底线”,在新现实主义等物质主义与强调“开放的本体论”和主客观主义结合的社会建构主义等理论之间建立了一种“共生关系”,从而创造了一种安全研究的“第三条道路”。[64] 另外,布赞之所以能够将物质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混合”起来,还得益于他的结构主义与历史主义的结合,因为“如果没有一定程度的现实主义的结构主义,建构主义就会真正陷入弗莱德·豪利德所说的‘现在主义(任何事都是新的) ’的危险,而如果没有一定程度的建构主义的历史主义,现实主义看来就会成为‘自鸣得意的超历史主义(没有任何事是新的) ’的牺牲品”。[65] 所以,布赞的研究成为“迄今将建构主义与物质主义模式综合起来的最成功的努力之一。……他也播撒了一些新的国际关系的理论的种子”。[66]

总之,布赞这种“多元主义”的学术视角,为安全研究、区域研究乃至宏观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建设和综合化指明了一个重要的方向,那就是理论、历史与比较研究的紧密结合。

注释：

*本文系国家“985工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南京大学“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

1. 参见Barry Buzan, Charles Jones and Richard Little, The Logic of Anarchy: From N eo2Realism to S tructural Realism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2. 参见Barry Buzan, and Richard Little, International System s in theWorld History: Rem aking the S 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3. 参见Barry Buzan, From International toW orld Society? English School Theory and the Social S tructure of Glob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4. 参见Barry Buzan, The United S tates and the Great Powers: W orld Politics in the Twenty2First Century, Cambridge: Polity, 2004。

5. 参见Barry Buzan, The United S tates and the Great Powers: World Politics in the Twenty2First Century, Cambridge: Polity, 2004, pp. viii—ix.

6. 参见: Barry Buzan, “Not Hanging Separately: Responses to Dunne and Adler”, M 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 tudies, vol. 34, no. 1, 2005, pp. 183—194。布尔(HedleyBull) 、温特(AlexanderWendt)和维夫(OleW· ver)分别是“英国学派”、主流建构主义和“哥本哈根学派”公认的核心人物。

7. Barry Buzan et al. , The Logic of Anarchy, pp. 1—17.

8. Barry Buzan, People, S tates and Fear: The N ational Security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3, pp. 96—98, 105.

9. Barry Buzan et al. , The Logic of Anarchy, pp. 11—12.

10. Barry Buzan et al. , The Logic of Anarchy, pp. 29—80.

11. Barry Buzan, The United S tates and the Great Powers, pp. 3—5.

12. Barry Buzan, People, S tates and Fear, 1983, pp. 13—14.

13. Barry Buzan, People, S tates and Fear: 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 tudies in the Post2Cold War Era, 2nd ed. , Boulder: Lynne Rienner, 1991, p. 106.

14. Barry Buzan, People, S tates and Fear, 1983, pp. 93—94, 128—149.

15. Barry Buzan, “New Patterns of Global Security in the Twenty2Fir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67, no. 3, 1991, p. 433.

16. Barry Buzan, People, S tates and Fear, 1983, pp. 218, 254, 106.

17. Barry Buzan, An Introduction to S trategic S tudies: M ilitary Technolog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Macmillan, 1987.

18. Barry Buzan, People, S tates and Fear, 1983, p. 257.

19. Lloyd Pettiford and Melissa Curley, Changing Security Agendas and the Third World, London: Pinter, 1999, p. 48.

20. Barry Buzan et al. , Security: A N ew Fram ework for Analysis, Boulder: Lynne Rienner, 1998, pp. 23— 31.

21. Barry Buzan et al. , Identity, M igration and the N ew Security Agenda in Europe, London: Pinter, 1993, pp. 23—25.


22. Barry Buzan et al. , Security: A N ew Fram ework forAnalysis, pp. 36—42.

23. RichardWyn Jones, Security, S trategy, and Critical Theory, Boulder: Lynne Rienner, 1999, p. 104.

24. BillMcSweeney, Security, Identity and Interests: A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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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Barry Buzan and Ole W· ver, Regions and Powers: The S 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53, 49—50.

30. Barry Buzan and Ole W· ver, Regions and Powers: The S 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55—62.

31. Barry Buzan et al. , Security: A N ew Fram ework forAnalysis, pp. 197—201; Barry Buzan et al. , Regions and Powers, p. 72.

32. Barry Buzan, “The Logic of Regional Security in the Post2ColdWarWorld”, pp. 1—25.

33. Barry Buzan et al. , Security: A N ew Fram ework for Analysis, p. 12; Barry Buzan et al. , Regions and Powers, pp. 53—58.

34. Barry Buzan et al. , Regions and Powers, pp. 20—27, 93—442.

35. Ibid. , p. 20.

36. Ibid. , pp. 43—42; Barry Buzan, The United S tates and the Great Powers, pp. 86—106.

37. Barry Buzan et al. , Regions and Powers, p. 83.

38. 戴维·穆提默:《超越战略:批评性思考与新安全研究》,载〔澳〕克雷格·A·斯奈德等(编) :《当代安全与战略》,徐纬地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7—99页。

39. BillMcSweeney, Security, Identity and Interests, pp. 52—53.

40. StephenM. Walt, “The Renaissance of Security of Studies”, International S tudies Quarterly, vol. 35, no12, 1991, p. 213.

41. RichardWyn Jones, Security, S trategy, and Critical Theory, p. 126.

42. Lloyd Pettiford et al. , Changing Security Agendas and the Third World, p. 48.

43. Ibid. , p. 50.

44. 参见Ken Booth, “Security and Emancipa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 tudies, vol. 17, no14, 1991, pp. 313—326。

45. Lloyd Pettiford et al. , Changing Security Agendas and the Third World, p. 49.

46. 参见Mohammed Ayoob, The ThirdWorld Security Predicam ent: S tateMaking, Regional Conflict,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 Boulder: Lynne Rienner, 1995.

47. David A. Lake and PatrickM. Morgan, “The New Regionalism in SecurityAffairs”, in David A. Lake et al. , eds. , Regional O rders: B uilding Security in a N ew World, University Park: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14.

48. 戴维·穆提默,《超越战略:批评性思考与新安全研究》,第98—100页。

49. Steve Smith, “The Increasing Insecurity of Security Studies: Concep tualizing Security in the Last Twenty Years”, in Stuart Croft and Terry Terriff, eds. ,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Security and Change, London: Frank Cass Publishers, 2000, pp. 86—89.

50. Barry Buzan et al. , Regions and Powers, pp. 11, 83.

51. BjÊrn Hettne and Fredrik SÊderbaum, “Theorising the Rise of Regionness”, in Shaun Breslin et al. , eds. , N ew Regionalism s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 y, London: Routledge, 2002, p. 40.

52. David A. Lake et al. , “The New Regionalism in Security Affairs”, p. 11.

53. Amitav Acharya, “The Periphery as the Core: The Third World and Security Studies”, in Keith Krause and Michael C. Williams, eds. , Critical Security S tudies: Concepts and Cases, Minneapolic: University ofMinnesota Press, 1997, p. 308.

54. BjÊrn Hettne, “Regionalism,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BjÊrn Hettne et al. , eds. , Com paring Regionalism: Im plications for Global Developm ent, Basingstoke: Palgrave, 2001, p. 13.

55. 参见David A. Lake et al. , eds. , Regional O rders: B uilding Security in a N ew World。

56. Joseph Nye, and Sean Lynn2Jon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A Report of a Conference on the State of the Fie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2, no. 4, 1988, p. 6.

57. David Baldwin, “The Concep t of Securit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1, 1997, pp. 5—26.

58. BillMcSweeney, Security, Identity and Interests, pp. 66—67.

59. Barry Buzan, From International toWorld Society, pp. 22—23.

60. Ronald L. Jepperson et al. , “Norms, Identity, and Culture in National Security ”, 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 , The Culture of N ational Security: N orm 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3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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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Fredrik SÊderbaum, “Rethinking the New Regionalism”, paper for the XIII Nordic Science Association Meeting, Aalbog, 15—17 August, 2002, p. 18.

63. Jennifer Sterling2Folker, “Realism and the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Rejecting, Reconstructing or Reading”, International S tudies Review, vol. 4, no. 1, 2002, pp. 74—75.

64. Stuart Croft, “Book Reviews”, M 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 tudies, vol. 34, no. 3, 2005, p. 833.

65. Jennifer Sterling2Folker, “Realism and the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p. 74.

66. EmanuelAdler, “Barry BuzanÄs Use of Constructivism to Reconstruct the English School: ‘Not All the Way Down’”, M 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 tudies, vol. 34, no. 1, 2005, p. 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