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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国际关系的语言转向与建构主义理论发展研究:以语言游戏为例 [打印本页]

作者: dorm99 时间: 2009-6-1 16:09
标题: 国际关系的语言转向与建构主义理论发展研究:以语言游戏为例
作者：孙吉胜

文章来源：《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摘要: 19 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的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对西方思想文化的很多领域都产生过并仍在产生着重大影响, 这次语言转向使人们更加意识到语言具有一定的本体地位, 具有行事功能和社会功能, 同时产生意义的主体间性。另一方面, 语言在国际关系的很多理论中被简约掉, 国际关系的语言转向研究也相对比较迟缓, 主要集中在建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本文主要以语言游戏为例, 从规则的建立、遵守和转变来分析语言转向对建构主义理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语言建构规则, 规则塑造语境, 语境决定意义、意义限制行为, 而语言在整个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 语言转向; 语言游戏; 规则; 建构主义

西方哲学在整个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本体论、认识论和语言哲学三个阶段。在不同的阶段, 哲学家们关心和研究的重点也有所不同: 三个阶段的重点分别是客体、主体及主客体之间的语言。语言哲学（1）在诞生后对西方哲学的影响很大, 由此人们开始重新认识语言的意义和作用, 有人把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称为是哲学领域内“哥白尼式的革命”[1](P28)。人们从全力关注知识的起源、认识的能力和限度、主体在认识活动中的作用转而研究语言的意义、理解和交流及语言的本质等问题。这次语言转向不仅影响了哲学本身, 对西方思想文化的几乎所有领域都产生过并仍在产生着重大的影响[2](P16)。另一方面, 就国际关系而言, 语言在很多理论中被简约掉, 国际关系的语言转向研究也相对比较迟缓。但是, 社会建构理论从一开始还是受到很多语言哲学思想的影响, 尤其是言语行为理论( Speech A ct Theory) 和语言游戏论(Language G am es)。准确地讲, 国际关系的语言转向研究始于20 世纪80 年代的后实证主义主义( Post Positivism ) , 主要集中在建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 PostStructuralism ) 。本文旨在大致地梳理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语言转向, 并以语言转向过程中的语言游戏为例, 来分析语言转向对建构主义理论的影响, 使我们对语言建构主义的发展能有一个大致的认识。

一、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与意义

( 一) 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

19世纪末20世纪初, 西方哲学出现了重要的语言转向, 人们关注的中心问题由认识论转向了语言。“ 现代语言的转向” 始自维特根斯坦( Ludwig Wittgenstein) （2）, 这次语言转向被认为是西方哲学发展史中的一件大事。从此, 人们开始研究语言的本质、功能、特征和形式, 以及和语言的交际性密切相关的问题, 语言哲学从此诞生。在西方语言哲学的发展过程中, 人们通常把西方语言哲学分为逻辑分析学派和日常语言分析学派（3）。而弗雷格(G .Frege )、罗素(B . R ussell) 和维特根斯坦( 前期) （4）则被认为是分析哲学的创始人和重要代表[2](P18)。从语言角度来看, 逻辑分析学派主要是对语词和语句进行逻辑分析, 更侧重语义。维特根斯坦在后期的《哲学研究》( PhilosophicalInvestigation) 中提出了“语言游戏论”, 开始强调语言的应用功能, 即要在语言的日常使用中来研究语言。也强调语言可以行事, 并以此开辟了日常语言学派。以奥斯丁和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和语用逻辑, 日常语言学派创立了语言哲学的语用学派, 强调词句的意义在于它在语言中的使用。我们不仅要进行语形和语义分析, 还要进行语用分析。日常语言学派的这些观点深深地影响了社会建构理论, 特别是语言建构主义。

( 二) 西方哲学语言转向的意

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对整个社会科学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主要体现在人们对语言的地位、语言产生的意义以及语言的交际性和行为性等的重新认识, 语言建构主义也从中受到了很多启迪。

第一, 语言逐渐被提升到本体地位。在哲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阶段, 语言只是人们认识世界、表达意识和描述世界的工具。在19世纪以前, 哲学家们把语言归结于意识, 在某些领域, 人们经常把对思维的研究和对语言的研究等同起来, 甚至认为对思维的研究可以代替对语言的研究, 不必要专门研究语言。在西方哲学发生语言转向初期、现代语言学产生后, 人们开始注重语言的逻辑特征和工具功能。海德格尔( H eidegger) 把人的思想归为说话, 显然使语言的作用大大提高。而罗素认为人类的语言和其他动物语言的区别是, 人类的语言除了表达和传达功能外, 最重要的是可以表达思想, 可以使我们用符号来处理与外界的关系[2](P18)。维特根斯坦在早期也强调语言能够向人们展示世界、标示世界、呈现图像, 这种图像论观点也影响了实证主义的发展。但是后期的维特根斯坦语言观发生了重大变化, 他在《哲学研究》中提出了“ 语言游戏”论观点, 指出语言的使用是运用符号的游戏, 语言游戏可以通过规则来建构社会现实。人们所面对的世界是通过语言展示建构出来的, 人类的全部精神财富都是通过语言并以语言的形式保存下来, 语言因此从简单的工具地位被提升到了本体地位。所以, 我们不能只研究抽象的语言理论, 还要关注语言在日常实践中是如何被使用的, 以及规则如何通过语言赋予实践意义。这种观点强调要更加关注语言的语用研究和语境分析。进而, 如果语言具有本体作用,语言就理应成为一个研究重点, 就需要考察语言实践中的大量的具体案例, 研究语言的具体使用[3](P3)。在国际关系的语言转向研究过程中, 这一点也得到了体现, 以语言的本体作用为基础, 语言游戏论推动了语言建构主义的发展。

第二, 语言在交际中具有行为功能和社会功能。人类最根本的交往就是语言交际, 正是由于语言的交际性才产生了语言的社会功能。20 世纪以来, 语言的交际性特征创立了语言哲学的语用学派。语用学派强调可以充分利用语言的建构功能,在交际中, 可以对语言进行有目的的使用, 以言行事。语言的意义就在于可以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以特定的方式来使用它。语言的交际性研究引起了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研究的巨大变革, 同时也进一步丰富了语言哲学的研究内容, 例如语言游戏理论、言语行为理论、结构语言学、语义学、语用学及言语交际学都是在这个时期先后产生发展起来的。国际关系的语言转向也受到了这些理论的影响, 尤其是塞尔和奥斯丁的言语行为理论。他们认为语言最基本的功能是执行行为, 整个言语活动是一个完整的交际过程。奥斯丁把言语行为划分为以言指事(Locutionary Act)、以言行事(Illocutionary Act)和以言取效(Perlocutionary A ct)。塞尔则认为人的言语活动都受规则控制, 主要受指令性(D irective)、指导性(Instructive) 和承诺性(Com issive) 言语行为的限制。语言建构主义对言语行为理论进一步加以深化。尼古拉斯·奥努弗以言语行为理论为核心发展了规则建构主义, 认为言语行为可以演绎出社会规则, 由此把“建构主义”引入国际关系学界[4]。克拉托赫维也借用言语行为发展出了规范建构主义[5]。

第三, 语言交往过程中产生意义的约定性。由于语言形式多种多样, 语言可以产生的意义也多种多样, 但是语言意义存在着约定性。约定性体现在有一些意义可以在特定的人群中约定俗成, 有一些则要人为规定。人们如果想交流, 就必须对意义达成一致。语言意义的约定性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如亚里士多德认为语词是因为约定俗成而有意义。语言不是因为作为工具而有意义, 而是因为约定而有意义。洛克也认为语言之所以有表示作用, 乃是由于人们随意赋予它们一种意义[6](P30-33)。语言所产生的意义受两种因素的制约: 一是语境, 一是说话者和听话者之间存在的共同习俗和相互认可。维特根斯坦正是基于这种约定性而引出了规则, 并发展出了语言游戏论。一旦某种意义被约定了它的表现形式, 它还会外延出很多其他意义和规则, 最后人们会下意识地承认和遵守这些规则。在意义的约定性过程中, 行为体具有主动性, 可以强迫对方接受自己的约定意义, 使其客观化。

第四, 随着语言哲学的产生, 人们改变了意义是先验的观点, 认为意义是在互动的语境中产生的,是一种主体间事物。语言是一种主观理解, 主观理解的基础是语境, 尤其是文化和政治语境。如涉及到不同文化对“ 地震”一词的理解, 有的文化会简单地把它理解为一个自然现象, 而有的文化会认为这是上帝的发怒[7](P24)。而对于一些社会现象, 意义的理解区别就更大。在这种情况下, 对意义的理解取决于先前的实践, 如对很多民族的图腾的理解。意义并不是事先存在, 而是在实践中被逐渐建构出来。人们对语言的使用具有相当的刻意性, 由此, 我们对世界的理解—— 我们认为它是什么样子和希望它是什么样子—— 就会影响这个世界[8]。所以, 语言没有统一的意义, 语言所产生的意义更多是一个相对概念, 这种意义产生于人们的实践交往过程。语言是具有表像力的( R epresentation Force) , 可以强化某个意义, 也同样可以使之弱化, 甚至使之彻底消失。同时, 意义受人们交际语境的制约, 语境赋予行为体、物质和行动以特殊的意义, 建构了一个意义框架。而规则对塑造语境起关键作用, 具有很强的主体间性。人们只有在多种多样的实际用法中才能把握语言的意义。我们不能再简单地把主体和客体、客体之间、或是主体之间简单地分立开来, 不但要关注语言所产生意义的主体间性, 也要关注对社会环境的研究。

( 三) 国际关系研究的语言转向

在国际关系领域, 经过三次理论论战, 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确立了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主导地位（5）。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对语言的关注一直处于边缘化地位。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都认为语言对国际关系并不重要, 语言只是用来实现国家利益的工具, 其研究议程也基本没有涵盖对语言的研究（6）。建构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兴起后, 在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前提下, 以温特为代表的结构建构主义把观念引入国际关系理论建构, 虽然他们也强调行为体间互动的重要性, 但把行为体假定是不说话的,即对语言忽略不计。尽管以上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没有把对语言的研究纳入研究日程, 但是这并不表示国际关系学界可以彻底忽略语言。国际关系具有很强的社会性, 有别于自然科学, 而社会性在一定程度上是靠语言来实现的, 如果我们把国际关系作为一种社会关系来研究, 就不能忽略对建构社会的基本单位人和与之相关的语言、文化、宗教等社会现象的研究, 这也正体现了国际关系的人文情怀[9](P145)。

在20世纪80年代, 后实证主义开始对语言发生兴趣, 把语言及语言的应用和分析引入到国际关系学界, 并开始了一系列相关的研究, 如对文化的重新认识、施动性的建构、身份的意义、社会网络的发展、性别的研究等[10](P ix)。这些研究开始重新认识语言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作用和意义。总的看法是,语言是国际政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对于塑造全球政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国际关系的语言转向研究主要集中在建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建构主义强调语言的规范性对社会事实的建构, 而后结构主义更注重对国际关系文本的解构。事实上语言学转向在20世纪70年代已经影响了很多人文、社会学科, 如文学、文化研究、建筑、社会学、哲学、宗教等。而国际关系学界的语言转向直到1989年才出现了一个研究高潮, 即“1989精神”( 1989 Spirit) [10](P3), 这主要得益于相关著作集中发表: 奥努弗的《我们造就的世界:

国际关系与社会世界中的规则与统治》、克拉托赫维尔的《规则、规范和决定》、德里安(Jam es D erD erian)和夏皮罗(M ichael Shapiro)的《国际( 文本间) 关系》(International/IntertextualR elations)。随后,1990年《国际研究季刊》又专门出了一期特刊, 使国际关系研究的语言转向进一步走向深入。1989年可以说是国际关系语言转向研究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我们造就的世界》出版后, 奥努弗和同事温都尔卡·库芭科娃等人在佛罗里达国际大学和迈阿密大学成立了“ 迈阿密国际关系研究小组”( Miami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Group) , 对奥努弗的规则建构主义进行更加细化的研究和发展。以奥努弗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以研究言语行为为核心, 而菲尔克等则主要借鉴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论, 继续对规则建构主义进行补充。自问世以来, 规则建构主义的研究成果一直颇丰, 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出现了继1989年后的又一个高潮, 从1998年开始出版名为“ 建构世界中的国际关系”研究丛书系列。规则建构主义不但对语言转向后的建构主义理论本身进行了发展和完善, 而且把它们应用到国际关系中的具体案例分析之中, 展开了深入的经验性和概念性研究, 显示出语言建构主义的巨大活力（7）。

在文章的以下部分, 作者将主要以语言游戏论对语言建构主义理论的影响为例来看语言转向与建构主义理论的发展。

二、国际关系中的语言游戏建构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 虽然建构主义被概括起来以区分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 但是建构主义内部实际上存在很大的理论分歧, 不同理论之间具体理论内涵不同, 研究的重点也不同。如在温特、卡赞斯坦、费丽莫等人的建构主义理论中就很难看到语言哲学的影响, 而有些建构主义则体现出浓重的语言哲学印记。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菲尔克, 他主要是受维特根斯坦哲学理论中关于语言游戏规则的影响, 从语言游戏角度来分析国际关系中的变化。

( 一) 语言游戏

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观点, 语言的运用可以看作是“ 语言游戏”, 即由语言以及语言交织于其中的行为组成的整体, 每种语言游戏都是对语言的一种使用, 包括听话者和说话者, 还涉及到双方的背景知识。语言游戏强调要在语言的运用过程中来理解语言, 强调语言对社会规则和语境的依赖: 语言建构规则, 规则塑造语境, 语境决定意义, 意义限制行为。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 语言游戏必须有规则, 规则是游戏的关键。任何游戏都必定有它的规则。规则一方面建构游戏, 决定意义, 赋予行为体身份及物质和行动以特殊的意义[11]; 另一方面, 规则约束行为体的行为,即所有的游戏都要在规则所制定的范围内进行。规则构成一种主体间语境, 没有规则, 人们就无法相互交流, 游戏也无法继续。规则具有社会性, 和意义密不可分。这也正体现了语言的社会性和主体间性。其他行为体要了解这些相关意义也要理解这些相关规则。一个人在观看别人下棋时, 如果不懂相关的规则, 整个游戏对他会豪无意义。正是由于有了规则, 人们才知道在特殊的语境里, 如何走下一步, 人们在游戏中感受到规则的存在, 并遵守规则。

其次, 语言游戏具有多样性和随意性。不同的语言游戏可能会相互转化, 这样就产生了从一种游戏向另一种游戏转变的可能性, 主要取决于针对规则的实践。人们可以遵守规则也可以改变甚至违背规则。语言的使用者在语言面前是具有主动性的, 可以通过语言的变化来建构不同的游戏。正是由于维特根斯坦以语言游戏论代替了图像论, 我们看到的世界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平面, 而是立体的, 包含多个层次、多种活动。在棋类、牌类等游戏和数学及逻辑的演绎体系中, 各种规则非常明确, 人们根据规则就知道应该怎样做。而在政治和社会环境下的语言游戏比下棋要复杂得多, 在国际关系中, 游戏的多样性更明显, 几种语言游戏可以同时进行, 如里根在20世纪80年代就是在同时玩两种不同意义的游戏, 一方面和前苏联进行削减核武器谈判, 一方面继续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 以便更好地威慑苏联[7](P24)。语言游戏的多样性对于分析国际关系的变化非常有意义,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世界和话语的关系。另一方面, 虽然遵守规则对语言游戏非常重要, 但是语言规则也有随意性, 因为语言规则是由人制定的, 况且规则也没有对语言游戏中的各种活动做出十分严格的规定[3](P23), 只是限定了一个框架和范围。

再次, 语言游戏具有目的性, 语言游戏者可以主动地改变规则, 建构规则。维特根斯坦后期尤其强调对语言的使用本身也是一种行动, 人们在玩任何一种语言游戏时总是有一定的目的, 不同的语言游戏通常目的也不同, 人们对语言的使用与人们在不同场合下所具有的意图、需要等心理因素有关[3](P23)。所以, 语言的使用者除了遵守规则外, 还可以通过战略性地使用语言来有目的地塑造语境（8）。例如, 面对一个新事件, 把它定义在何种语境中会决定行为体随后可以采取的相关行动。另一方面, 行为体可以通过建立适合的语境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参与语言交际的人之所以能够正确理解对方讲话的意义,就在于存在能够相互理解的共同语境, 使语言游戏在规则的作用下得以进行。但是行为体共有的语言也会对行为体的行为产生限制, 限制对语言战略性使用的范围。在变化语境的过程中, 身份和利益也会通过规则的变化而变化, 彼此的认知和互动也会随之改变。

( 二) 国际关系中的语言游戏

国际关系中的语言游戏的多样性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解释变化中的国际关系, 解释众多的游戏如何竞争、如何转化, 把国际关系中的游戏变化进一步理论化, 强调身份和利益是通过游戏者的互动建构而来的。语言游戏虽然强调规则, 但重点分析规则间的变化。这也正是温特和奥努弗等人的建构主义所欠缺的。尽管温特在他的理论中提到国家间通过互动可以建构出康德文化、洛克文化和霍布斯文化, 但没能解释清楚这些不同模式变化的动因[12](P340)。奥努弗认为政治社会由于不同规则的比重不同而分为霸权统治( H egem ony) 、等级统治(H ierarchy) 和他治(H eteronom y), 但也没有阐明不同统治形式的转化。而菲尔克认为语言游戏恰好能够对不同游戏间的转化做出解释。菲尔克认为语言既然能够建构规则,能够建构出多种可能性, 这些游戏的语言就应该成为我们分析的重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规则的确立与游戏的建构

规则是在人的互动过程中通过语言建立的, 规则建构语言游戏, 包括游戏者、语境和相关的行动。在这个过程中也会涉及很多语言的特点。例如比较常见的命名( N am ing) 。命名本身就确立了一种游戏规则。随着规则的建立, 命名不仅简单地为某个事件或现象提供了一个标签( Label) , 也建构了随后的相关行为。如9·11后美国政府需要对突来的事件做出恰当的反应。一开始有些人把它说成是“ 西方基督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冲突”, 但是后来改为“ 恐怖袭击”。这种命名的变化对于建构袭击的性质和美国政府随后可以采取的行动非常重要。文明冲突的命名有可能建构出在整个西方和穆斯林们的对抗, 而称为恐怖袭击不但以避免出现两种文明的对立, 还可以为政府采取的各种行动提供正当的理由[12](P342-343)。如果某个命名被不断重复, 它会逐渐强化人们对该意义的理解, 语言的规范性随之加强, 最后把人为的事物客观化。人们一旦把它内化后会自觉地遵守与之相关的规则, 甚至达到一种无意识遵守状态。

另一种比较常见的语言现象是比喻( M etaphor) ,是以一种人们较为熟悉的日常经历来解释另外一种经历[7](P32)。它不但丰富语言, 还可以帮助人们理解抽象、复杂的事物。对于国际关系也同样如此。通过比喻, 人们可以把很多概念和现象具体化、形象化。政治行为体也经常用比喻来交流语境的意义, 这本身就是一个建构的过程。例如把国家比喻成经济人, 把两国关系比喻成囚徒困境、战略伙伴, 把国际关系比喻成一种结构等。采用某个比喻也是一个用语言来命名的过程。但它不仅是语言层次的问题,还为人们理解抽象的事物提供一个范围和意义基础。由此, 对于同一事物采用不同的比喻会外延出不同的意义结果。例如, 我们可以用婚姻、蜜月期或是求婚等一系列和家庭特征相关的比喻来描述两国的密切关系, 但是这些不同的比喻建构出的潜在关系就可能不一样。“ 婚姻”建构出的盟友关系会是一种比较稳定和固定的伙伴关系, 内涵包括共同防御、共同承担责任等, 如冷战期间的英美关系。而“ 求婚”给人的感觉是双方的关系也许还会发生变化, 容易让人想起欧洲古典均势时期各盟友间的关系。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在国际关系中, 不同的文化差异也会对同一个比喻产生不同的理解。例如英语中的“ 房子”( H ouse) 和俄语中的“ 房子“( G om )含义就不同。前者是指一家居住, 通常只有一个入口, 而后者是指由几个公寓组合在一起的, 有多个入口。尽管戈尔巴乔夫和西方国家都是用“ 房子”来形容欧洲的安全结构, 戈尔巴乔夫强调的是东西方可以继续保留自己的特点, 而西方理解的是俄罗斯要把整个欧洲纳入到自己的体系内, 这样在行为体之间就会产生对语言意义理解的偏差。

2. 游戏的继续与规则的遵守

按照语言游戏理论, 规则塑造语境, 语境决定意义和行为。当语境清楚时, 涉及该语境的规则直接决定意义, 产生的意义相对稳定, 不需要主观的理解( Interpretation) 。行为体是在无意识地自觉遵守相关的规则, 规则已经内化于行为体。在冷战期间,国际体系的格局非常清晰, 国家间的游戏规则非常清楚, 行为体不需要对所处的语境做出判断, 基本是按照两极格局的逻辑行事, 或者成为美国的盟友、苏联的敌人, 或是反之。

但是国际关系中往往会出现一些很难对语境定性的情况。由于对所处语境的特点缺乏清楚的认识, 行为体之间也缺少共识, 应该遵守什么样的规则就会存有疑问。不同人的不同视角会产生不同的理解, 造成理解的非单一性。不同理解之间也存在竞争。但当规则不清楚时, 理解不完全是一个主观意识的问题, 也需要基于一定的规则。人们也需要对语境进行命名。人们在进行语境分析的时候, 首先要进行语法( G ram m ar) 分析。语法分析是指人们研究一个现象的各种可能性, 语法可以告诉我们某个物体为何物, 语法把具有家族相似( Fam ily R esem -blance) 性的游戏联系在一起, 每个语法都可以构成一个与之相关的语域( Language R egion) [7](P46-47)。语言存在语法, 语言之外的事物同样也存在语法。例如国际关系、科学和神学都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语法。国际关系依赖的语法主要有主权、均势、正义战争等;原*子DAN的语法包括相关的一系列行动: 发展、部署、谈判、裁军等; 冷战结束后的语法包括和平、冷战再爆发或是爆发热战。语法涉及的每种可能性都是一个语言游戏。语言游戏是依赖一个大的语法或语域内, 与一个特定的语境相关的所有语言和活动。在语法的基础上, 人们知道如何在相关的语法范围内去建构某种观点和行为。因此, 语法为人们分析变动的过程提供了一个分析起点, 而语言游戏更具体, 和语境的关系更为密切。行为体在语法面前可以有多个选择, 但是随着互动的进行, 选择也会发生变化, 行为体的选择和具体的行动主要受所处语境的制约, 一是事物的状态, 比如对于某种结构是继续保持下去, 还是去改变。比如冷战初期美苏之间是在建立一种结构, 而70、80年代就是在保持这种结构。二是由行为体在语境中的角色决定的。如果行为体认为某种结构符合自己的利益, 他就会去极力维护, 反之他会努力去破坏。每个行为体都会根据自己在整个游戏中的角色来选择行动。

在分析语法的基础上, 人们需要进行类比( A nalogy), 即把自己现在所处的语境和过去类似的特点做比较。通过类比把自己所处的语境定位于和过去相似的语境中, 并以过去的经验为基础建立并遵守与之相适应的语言游戏, 按照过去相关的规则行事。当类比的结果出现多种理解时, 这些不同的理解之间也存在竞争。当某种理解不仅被某个个体所接受, 而且被公众所接受时, 它就会从一种理解转化为一个规则, 从而建构出一个特定的语言游戏。这种规则会和过去的类似规则构成一种家族相似。如针对冷战后南斯拉夫的情况, 美国政府是把它理解为一战、二战、越战, 还是海湾战争, 类比的结果将直接影响到美国可以采取的行动。如果类比的结果是越战, 就应该避免介入; 如果是海湾战争就应该空中打击; 如果是二战就应该干预。一旦把语境定位, 人们就会想当然地遵守与之相匹配的规则,从而建构出特殊的社会现实。

3. 游戏的转化和规则的变化

尽管用语言游戏来分析国际关系非常形象, 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 国际关系中的游戏并不像打球或下棋等游戏那么简单。游戏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增强。语言的使用者一方面处于一个语境当中, 受制于相关的规则, 同时又可以通过自己的行动和选择来改变游戏规则, 重新塑造语境。规则建构国家间相互的身份和行动模式。一旦规则和语境发生变化, 整个游戏也将改变, 包括物质力量的意义、行为体的身份和行动的意义。规则成为我们理解社会互动和物质世界的基础, 也为行为体的行动提供了指南和框架。例如, 美国针对它所定义的所谓“无赖国家”和针对友好国家的规则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要改变游戏, 就需要改变游戏的语言, 改变规则。改变游戏的策略之一是“ 以弱取胜”( Besting), 即处于弱势的行为体通过采取有别于主导游戏的规则, 改变规则, 进而改变自己在游戏中的身份, 迫使对手重新考虑自己的利益。具体而言, 当弱者在一个游戏中没有什么优势时, 如果继续按照原有的游戏规则进行游戏, 只能强化有益于对手的规则。可以采取的策略之一就是改变这些规则, 建立自己的游戏, 迫使对方对自己的规则做出反应, 赢得自己在游戏中的主动地位[11] (P403)。在这种情况下,弱者可以以弱取胜或是转败为胜, 由被动遵守规则转为主动改变规则。如冷战结束后, 在西方游戏规则的主导下, 俄罗斯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取胜。于是,在面临北约东扩的压力下及时改变了二者间的游戏规则, 采取了有效的以弱取胜的策略, 一改长期以来的冷战零和博弈思维, 突然宣布自己要加入北约, 迫使北约在东扩的大背景下不得不考虑俄罗斯的利益。由此可见, 在语言游戏中, 以弱取胜的关键是不要盲目地对主导游戏者的行动被动地接受, 而是要主动采取行动让对方来对自己的行动做出反应。这是一种公开、策略性的举动。有时弱者的类似行动会使对方措手不及。

由于不同的语言游戏有着不同的规则和内部逻辑, 如果规则发生变化, 整个游戏涉及的相关行动和后果也会完全不同。例如谈判( N egotiation) 和对话(D ialogue) 两个不同的游戏, 是由不同的规则建构出来的[7](P135)。两个不同的游戏建构的结果是完全不同的。谈判会更加强化“ 我们”( W e) 和“ 他们”(They) 的区别, 双方更容易坚持自己的立场, 更容易一分为二。谈判更容易使人想到拒绝或退让, 或是被迫妥协。而对话则更容易使双方重新认识自己和对方, 双方会尽力去消除彼此间的障碍, 对立程度大大减弱。在对话过程中行为体更容易自发地做出一些调整, 改变某些立场, 强调内化的影响。例如,有些学者认为冷战的结束是由于里根和戈尔巴乔夫改变了两国间长时间的军事谈判, 能够作为真正的人面对面地坐下来对话, 不是西方通过迫使苏联发生了内部的变革, 而是由于双方改变了了游戏规则。

三、国际关系语言转向的评价与启示

( 一) 国际关系语言转向的启示

国际关系作为一门社会学科, 在一定程度上, 其社会性是通过人使用语言来体现的。国际关系的语言转向研究无疑是对以往国际关系研究的一大补充, 更好地体现了国际关系作为一门社会学科的特点, 更加贴近事实。通过对语言的关注, 我们可以从一个新的视角来审视国际关系, 人们可以更好地研究, 作为一种社会关系, 国际关系是如何通过语言、规则建构起来的。言语行为分析能够较好地解释规则的形成、统治的特点。语言游戏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不同国际关系的转化, 即不同游戏之间的变化。如冷战的结束[7], 欧盟和北约的扩大等[13](P721-742)。这是很多国际关系理论所欠缺的。人们通过语言游戏论把对国际关系的研究从一种静态分析变为动态分析, 从简单地分析原因结果, 转向过程分析, 更好地体现了国际关系不断变化的特点。

国际关系的语言转向研究很自然把语言的使用者—— 个人置于重要地位, 强调个人和社会环境的互构。关注的首要对象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动形成的社会关系, 并以此为基础来研究言语行为、规则、实践和社会。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从整体看还是主要以国家为中心, 个人在很多理论中或是被简约掉,或是被彻底忽略不计, 人的施动性被彻底弱化。但是在实际的国际关系运作过程中, 最后的外交决策还是要回落到个人。语言分析能够更好地解释人与人之间、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所以如果从实践角度看, 国际关系的语言转向研究在分析实践方面具有较好的前景, 可以在以往的主流理论和外交实践之间架起一做桥梁, 也更能体现现代思想的人文精神。像实证主义那样把社会非人性化( D ehum anization) , 把人完全客观化( O bjectification)的研究方法是远远不够的。

此外, 国际关系的语言转向研究可以更好地促进学科的交叉发展。国际关系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不断向其他学科借鉴, 例如沃尔兹的新现实主义大量借鉴了微观经济学理论; 温特的结构建构主义也受到很多哲学和社会学思想的影响; 杰维斯借鉴了心理学等等。可见, 任何学科的成长不仅需要在各自的学科内部深入发展, 更需要各学科的交叉和融合。21世纪将是学科交叉和综合发展的时代, 在学科的交叉和边缘地带, 或是通过学科综合的方法会出现更多的新的成果[2](P26)。国际关系的语言转向有助于国际关系学界更多地借鉴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尤其是语义和语用分析。语言学从整体的发展来看已经相当细化, 如语用学、语义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句法学等等。问题的研究也越来越具体,如专门研究言语行为、意义与表述的关系等。所以,积极借鉴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势必会推动国际关系语言建构主义的继续发展。

我们在分析语言时, 也必须面对一些问题。首先, 语言在国际关系中的本体地位能够达到何种程度? 在语言游戏的建构过程中语言的效度如何体现? 语言和权力的关系在国际关系的实际运作中具有怎样的联系? 应该说不同的行为体的施动能力( A gency) 是不同的, 在实践过程中行为体的施动能力与其实力、地位和角色有关。不同行为体的语言规范力及产生的建构效果是有区别的, 在建构语言游戏的潜力方面也不一样。在这背后是否存在权力的运作? 语言的建构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语言可以产生规范, 语言所产生的规范和权力的关系是怎样的? 这些都是语言建构主义所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其次, 如果说规则是在互动过程中形成的, 那么按照这种逻辑, 如何解释单方面的意愿? 如果对方不接受, 就很难达成一种共有规则, 这样就很难塑造出共同的语境, 游戏就无法继续。所以如果按照语言游戏的逻辑, 还应该把这种分析继续下去, 即需要具体研究行为体和规则的关系, 尤其是当行为体希望改变规则的时候。就如同两个人在下棋时,假如一方想改变规则, 那么结果会是三种, 一种是另一方接受建议, 采用新规则; 一种是另一方决不同意, 那么游戏可能无法继续; 一种是另一方不同意, 双方不得不继续原来的游戏规则。而在第二种情况下, 国际关系中的语言游戏同样可以继续。所以关于规则的改变的研究还应该更具体, 这样才会更有说服力。

四、结语

国际关系的语言转向研究虽然相对较晚, 但是在国际关系理论的第三次论战的大背景下, 在国际关系理发展相对滞缓的情况下, 这次转向为学者们所开辟的一个新的研究路径, 为很多主流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提较有较有说服力的分析。值得一提的是, 在奥努弗把建构主义引入到国际关系学界后,建构主义在理论界迅速发展。尽管语言建构主义还存在一定的缺陷, 但是它还是为国际关系理论, 尤其是90年代社会建构理论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目前, 中国学者对国际关系的语言研究关注很少, 该领域的研究空间还比较宽阔, 理应引起国际关系研究者们的重视。

注释：

（1）语言哲学被定义为一门以语言为研究对象的学科, 它的首要任务在于通过语言分析, 澄清语词和语句的意义,使我们能够以适当的、准确的方式使用语言, 从而有效地表达我们的思想。涂纪亮:《现代西方语言哲学比较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第5页。转引自王健平:《语言哲学》, 北京: **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3年11月版, 第3页。

（2）维特根斯坦的两部重要著作《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被认为是其语言转向的代表作。

（3）对语言哲学另外两种分类方法: 第一种是分为英美语言哲学流派和欧洲大陆语言哲学流派, 前者主要侧重于运用语言分析方法对语言的意义理论、指称理论、真理理论进行分析和描述, 而后者侧重于语言的结构、功能和语言的人文特征研究。第二种是把西方语言哲学的发展归为三条发展线索: 逻辑实证主义线索、言语行为理论线索和生成语言学线索。参见王健平:《语言哲学》, 第51-53页。

（4）维特根斯坦前期的思想主要是在他的《逻辑哲学论》中展现出来的, 强调语言的“ 图像论”作用, 即语言起呈现世界的作用。

（5）也有人认为是四次论战, 第一次是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 第二次是现实主义和行为主义, 第三次是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 第四次是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参见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斯蒂芬·克拉斯纳编, 秦亚青等译:《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第2-18页。

（6）现实主义也有过对语言的关注, 参见Francis Beer and H arim an M ichaeleds., Post-realism : The R hetorical Turn in International R elations, East Lansing: M ichigan State U niversity, 该著作试图弥补现实主义对国际关系中语言的作用和地位的忽视。

（7）主要作品有Fierke, Changing G am es, Changing Strategies; V endulka K ubalkova, N icholas G . O nuf, Paul K owert, eds., International R elations in a Constructed W orld, N ew Y ork: M .E . Sharp, 1998; R alph Pettm an, Com m onsense Constructivism , or the M aking of the W orld A ffairs, N ew Y ork : M .E . Sharp, 2000; K arin M . Fierke and K nud Eric Jorgensen, eds.,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R elations: the N ext G eneration, N ew Y ork: M .E . Sharp, 2001; V endulka K ubalkova, ed., Foreign Policy in a Constructed W orld,N ewY ork:M .E .Sharp,2001,etc.;D anielM .G reen ed., Constructivism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N Y :M .E .Sharp,2002; Francois D ebris ed., Language, A gency and Politics in a Constructed W orld. N Y : M .E . Sharp, 2003; M ahm ood M onshipouri, N eil Englehart, A ndrew J. N athan, and K avita Philip, eds, Constructing H um an R ights in the A ge ofG lobalization,N Y :M .E .Sharp,2003.

（8）语境主要指一句话的前言后语, 在语言游戏论中语言和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也叫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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