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

标题: 人性与第一意象：国际政治中的情绪* [打印本页]

作者: dengxi6489 时间: 2009-6-1 16:07
标题: 人性与第一意象：国际政治中的情绪*
作者：[美] 乔纳森·默瑟（Jonathan Mercer）

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6年第12期

【内容提要】分析家们一般将情绪看作非理性的、人性的一部分，并由此认为它是政治学第一意象路径的一部分。然而，情绪是理性的必需，而且第一意象并不等同于人性论。第一意象的解释可以独立于人性，而人性论也可以在不同的分析层次上展开。本文首先探究了情绪与理性之间的关系，进而将关于情绪的研究文献分为四组：作为一种副现象的情绪、作为非理性的来源之一的情绪、作为一种了解战略行动者的工具的情绪以及作为理性的一个必要方面的情绪。在逐步展开情绪的不同研究路径之后，文章探讨了情绪在不同分析层次的三种运用。

【关键词】情绪；人性；理性

【作者简介】乔纳森·默瑟，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政治科学系副教授、博士。

【编者按】西方国际政治认知心理学的理论发展经历了由认知一致理论到社会认知理论研究的转变。自2000年以来，关于情绪在政治与国际政治世界中作用的探讨，成为西方政治心理学研究的前沿，而国内对此问题的探讨还较少见，有鉴于此，编辑部将默瑟教授的新作翻译出来，向中国国关学界推介，以飨读者。

情绪是人性的一部分。它使得生活有价值并影响我们的行为。但情绪对于解释国际政治有多重要呢？多数分析家充其量把情绪看作是一种副现象，或不客气地认为情绪是非理性的一种来源。不管哪种情形，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都认为情绪广泛植根于国际政治分析的第一意象路径当中。[1]我在两个方面对情绪有不同看法。首先，情绪能逐渐侵蚀理性，但理性也依赖于情绪。本文第一部分讨论情绪研究的四种路径：作为一种副现象的情绪、作为非理性的来源之一的情绪、作为一种了解战略行动者的工具的情绪以及作为理性的一个必要方面的情绪。第四种路径学界鲜有探究，但这正是我最感兴趣的。其次，人性路径与第一意象路径并不能划等号。例如，理性选择由于集中于个体理性而可以是一种第一意象的路径，然而它主要是一种规范（而不是一种实证）理论，因此与人性无关。[2]理性选择理论家并不主张去描述人们实际上如何作决定，而是集中论述如果他们想达到理性的结果，应该如何作决定。一个人越是紧密地坚持规范的理想，过程就会越理性，而结果就可能越好。第一意象的路径并不必需依赖于人性，但是，一种依赖于人性的解释就必定是第一意象路径吗？

人性有助于第一、第二或者第三意象路径。“意象”或“层次分析”的路径，是根据解释变量组织理论的一种方式。没有一种层次“优”于另一种层次，且没有一种层次必然比其他层次更简约或通则化。[3]一种“原因”能存在于任何一种分析层次。如何解释美国发动反对伊拉克的预防性战争，我们可以强调布什总统的错误知觉(misperceptions)、国务院和五角大楼之间的官僚政治、或者一种想象的(imagined)美国利益——有权使用军事基地和石油。然而，伊拉克战争并非存在于一种分析层次。通过因变量组织理论是明智的——如关于战争原因的理论或关于独*根源的理论——，但是这些现象并不能定位于某一分析层次。尽管战争的原因可能是在一种分析层次上，但战争不是。一种假定关系的“根据”(evidence)同样也不是只存在于某一分析层次。个体的知觉能揭示一种心理偏见(psychological bias)、国际规范的影响，或者均势变化引起的刺激(incentives)。应用个体心理学解释金融市场的行为时，我们可以使用总体的金融数据作为根据，或者通过把个体的情绪反应作为根据，运用国际规范去解释一个组织的行为。我们不是把情绪仅仅看作是认知的一个结果，而且可以将情绪当作一个原因（比如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 或认同[identity]的原因）、作为一种信仰的一个基本方面，或者作为一些假设关系的根据（如与规范的关系）。本文首先阐述分析家是如何论述情绪及其与理性的关系，进而探讨分析家如何在不同的分析层次运用情绪。

一、情绪分析

很多人将情绪视为理智的对立物——“不要情绪化，要理智。”在我们关于情绪的思考中，存在着一种二元性：激情与理智、情绪与认知、非理性与理性、热与冷、无意识与意识，无意与故意，失控与受控。罗伯特·扎乔克(Robert Zajonc)指出，亚里士多德发展了情绪的感受/理性（pathos/logos）路径[4]，在这种路径中，克服、驯服和和征服难以驾驭的情绪是一种德行；同样，勇气是一种美德，因为它克服了恐惧，谦卑也是一种美德，因为它控制了骄傲。情绪云集于我们的心灵并干涉我们的认知。假设没有情绪，我们就不会关心我们是否活着——世界就不会再有自杀[5]——并且我们不会体验到任何事情。不过，学者们一般认为情绪明显不同于、并完全从属于理性。

当代关于情绪的观点具有一个众所周知的血统。柏拉图、笛卡儿以及康德都认为情绪与理智是相抵触的。例如，笛卡儿区分了身体状态（情绪）和心灵状态（理智）；思维独立于身体而存在。激情必须得到控制，然而如何控制却并不清楚。托马斯·霍布斯提出了一个利维坦(Leviathan)，培根和斯宾诺莎建议让情绪互相竞争以控制情绪。亚当·斯密建议将激情置于贪恋和贪婪等强有力的情绪下，他认为这些情绪对社会有利。[6]斯密将人类纷杂的情绪简化为一种——对经济财富的追求。斯密用利益和好处替代了情绪和恶习。由此，基于自身利益而行动——实质上它定义了当代对于理性的理解——根源于用个人的激情（贪婪和贪欲）驯服所有其他激情。正如艾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7]以及霍尔(Hall)[8]指出的那样，从激情到对利益一种的狭义理解的语义转变，与资本主义的兴起相一致：“一旦赚钱披上了‘利益’的外衣，并且在此伪装下重新展开与其他情绪的竞争，结果必然是突然宣称，甚至是认为那些先前不怎么可谴责的情绪，现在也应该加以控制。”尽管情绪是利己主义的确定品质，尽管我们一般将理性定义为促进自身利益有效行为，情绪通常仍认为是非理性的。

过去五年中，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神经科学以及政治科学对情绪及其与理性的关系的兴趣日渐复苏。政治科学家研究情绪的路径不一。[9]我将集中论述情绪与理性的关系，并将文献分为四组：作为一种副现象的情绪、作为非理性的来源之一的情绪、作为了解战略行动者的一种工具的情绪以及作为理性的一个必要方面的情绪。不同路径解释力的优劣，则视特定问题而定。

（一）作为副现象的情绪

国际关系理论中最为常见的路径将情绪看作一种副现象。在这种观点看来，情绪基本上是一种结果，很少是一种原因。例如，在解释人们为什么会认同群体时，你可能会认为情绪是这种解释的重要部分，但拉塞尔·哈丁(Russell Hardin)认为理性选择可以解释群体行为的个体动机，诸如从个体加入国际象棋俱乐部到进行种族灭绝。[10]哈丁的理性定义如下：“具有严密(narrowly)利己主义的意图……如果你按认为符合自己利益的方式行事，那么你的行为就是理性的。”[11]哈丁指出，一种理性论断正确与否，关键不在于个体的信念(beliefs)是否理性，而在于在这些信念的指导下，个体是否理性地行动。无论何时，只要个体的意图不为个体或群体的利益服务，那么其行为是非理性的；不计个人的成本与收益，只为群体的个体行为是“最大化理性的”(extra-rational)。[12]

在哈丁的分析中，情绪占有一席之地。只要偏好是外生的(exogenous)，并且目标理性，那么由爱、恨、嫉妒或者贪婪驱动的个人就可以说是理性行事。笛卡儿持同样的观点——尽管人们的目标经常建立在激情（而不是真理）的基础上，我们应该根据他们追求这些目标的效果，来判断他们灵魂的力量。[13]然而，哈丁同样认为群体中的情绪充其量不过是各种刺激结构的产物，或不客气地说是一种余兴表演(side-show)，由此导致了以解释为代价的描述（或者导致了诸如误认为是原始种族仇恨的解释）。人们认同并加入群体，因为他们认为群体成员身份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最佳途径：“总之，个体对诸如种族群体的认同，不是原始的或某种方式的基于群体支配个体利益的最大化理性，而是理性的。个体认同这种群体，这是按他们利益行事的结果。[14]哈丁必须将利益界定为促进个人经济利益的行动，或者冒着同义反复的风险，认为个体为了促进自己利益而加入群体，并且加入群体后，无论什么样的利益都得到了增加。规范的理性模型排除了情绪，因为，就如《星际旅行》(Star Trek)中的人物斯波克(Spock)先生一样，逻辑主宰生活而情绪只是绊脚石：“于我而言，情绪是天外之物。我是一名科学家。”

（二）作为一种过失的情绪

第二种情绪研究路径中的学者，认为情绪可以是结果性的(consequential)，但主要是作为错误知觉的一种来源，或者是对背离理性底线的解释。譬如，乘心理学认知革命的东风，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在他1970年代中期的经典著作《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15]中，汲取了各种心理学理论，强调预期、信仰、欲望和失调因素在决策者错误知觉来源机制中的作用。德博拉·拉森(Deborah Larson)[16]在关于冷战起源的研究中，运用认知理论解释美国决策者行为的原因。拉森重点强调认知偏见(cognitive biases)——有时导致过失——并且部分地以简约性为理由，否认情绪的重要性。与杰维斯和拉森着重突出认知因素相反，欧文·贾尼斯(Irving Janis)与利昂·曼(Leon Mann)[17]强调决策中情绪的作用。他们认为，由于决策者是人，而人有情绪，其中一些情绪——诸如压力、焦虑和恐惧等情绪——能搅乱理性决策。理查德·内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18]广泛汲取和应用认知和动机（或者情绪）偏见，分析国际危机中错误知觉的来源。勒博指出[19]，杰维斯的认知路径和贾尼斯、曼的动机路径，是“背离理性决策的具体形式”这一问题的两种竞争性解释。情绪导致错误；它很少防止错误产生。

乔恩·埃尔斯托(Jon Elster)同样属于第二种路径。与哈丁不同的是，埃尔斯托认为情绪是重要的，因为它们鼓动我们行动。情绪具有激发的能力；单单情绪就使得生活就变得有意义。但是我们应辩证地看问题。埃尔斯托认为情绪会破坏理性，并且提出，任何能够激发动力的情绪，同时必然会扭曲我们的理性能力：“情绪赋予生活以意义和方向感，但它们也妨碍我们平稳地奔向那个方向。”[20]这是一个尴尬的论证。情绪妨碍理性，但若没有情绪，我们将既无动机，也无方向感和创造力。一个理性十足的人愿意选择拥有情绪，这就意味着一个人愿意理性地选择成为非理性的。如果成为非理性是理性的话，那么非理性将不再是非理性，而是理性。

政治科学家和心理学家认为，一般而言心理学、具体地说情绪只有助于解释理性的背离。情绪要么是因为不重要而不被提及和受到忽视，要么是被用来解释一种过失（但是很少用来防止过失）。蓬勃发展中的行为（或心理）经济学在解释过失时，承继了这种运用一般意义的心理学和具体而言的情绪来解释过失的传统。[21]行为金融学(behavioural finance)——通过让投资者意识到，并利用市场心理学来帮助他们利用这些过失，可以看作是情绪的第二种或第三种路径的一部分。一位笃信行为金融学的共有基金(mutual fund)经理指出：“行为金融学告诉我们，人的心理影响投资决策。非理性行为导致市场无能，我们的投资过程就是试图利用这些无能和缺陷。”[22]恐惧、贪婪以及一种前景理论家(prospect theorists)所称的“损失规避”(loss aversion)能影响金融市场，聪明的投资者就会利用对这种影响的理解，在市场中击败对手。方兴未艾的神经经济学(neuroeconomics)学科，主要通过探讨脑科学中的新近发展，通过比较说明，对情绪如何系统地影响经济选择更难进行归类。我们可以用它来解释过失（如在行为金融学中），或者解释理性。[23]

（三）作为战略的情绪

第三种路径将有些情绪看作是战略性的，因此也是理性的。从这种视角来看，有些情绪不利于追求短期物质私利（所以这是非理性的），却能促进我们的长久利益（因此是理性的）。激情(passion)可以是理性的。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注意到“非理性的理性”，并且指出有时不理性地行动的好处。[24]尼克松总统让北越认为他是个疯子，会不惜一切代价赢得战争的胜利，很明显，这是试图伪装成非理性。[25]

一些经济学家已经超出了对情绪有意识的工具使用，他们认为长远观之，诸如愤怒、内疚和爱等情绪，是让我们能更好地竞争物质财富的进化调整(evolutionary adaptations)。例如，杰克·赫希莱菲(Jack Hirshleifer)认为情绪是内在的冲动，由此导致虽不符合我们眼前的物质利益，但体现长远利益的行为。[26]我们的物质目标，有时在我们不去追求它们时能够最好地达到，这是自然的诡计(nature’s trick)：“利他的动机延续下来，并成为人类心智的组成要素，这是因为至少可论证地说，在某种深层次上，他们确实与最终的进化利己主义相一致。”[27]情绪是获取物质利益的有效手段(efficient cause)，因此是理性的。

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同样把情绪看作是矛盾解决的一种方案，这种矛盾即：有时有意识地追求私利，结果却适得其反。[28]弗兰克运用情绪去解释为什么人们在明知以后会与他们的物质私利相冲突的情况下，仍会做出可信的承诺。情绪能解决承诺问题——包括信任、威慑以及婚姻等诸多问题——因为它们预先安排我们的行为方式时，经常不是基于我们的短期利益（如因不诚实而感到内疚），而是基于我们的长远利益（如因诚实而获得声誉）。这些情绪上的倾向——例如经常在骗子身上发生的报应——只有在它们以某种方式能被观测的情况下才起作用。弗兰克引证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以及保罗·埃克曼 (Paul Ekman)支持他的观点：人们的面部表情揭示了他们的性格。

赫希莱菲和弗兰克将情绪并入理性选择的框架，以加深我们对理性的理解。例如，弗兰克把情绪看作嗜好或偏好：他的模型认为“只有当一种利他的偏好表现出与物质世界的竞争性生存能力相一致时，这种偏好才会认为具有效用功能(utility function)。”[29]然而，这一路径有它的问题：性格并不一定通过情绪揭示，并不是所有的情绪都能被看作是工具性的（例如，欣赏美妙音乐而体验到的喜悦），情绪可能是信仰的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信仰的附加物。此外，自然的诡计未必能说明为什么是这些情绪，而不是其他。然而，战略的路径认为情绪是一种问题解决的途径，而不仅仅只是引发问题，这是这一路径的优点。

（四）作为理性的情绪

第四种路径将情绪看作是理性的本质要素。情绪不仅仅是刺激的产物，它建构利益并引起行为。情绪远不只是一种副现象，它使得理性成为可能。正如哲学家罗纳德·德·苏泽(Ronald de Sousa)论述的那样：一个没有情绪的人“将是一个笨蛋，比布里丹(Buridan)笔下死于面对两根等距的胡萝卜而无法抉择的蠢驴更不幸。”[30]对于理性而言，情绪必不可少，这已为神经科学家所证实。神经科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发现，“情绪和感情的某些方面是理性所不可或缺的。乐观而言，在决策中，感情为我们指引正确的方向，并将我们带到合适的地方，在这种地方我们就能正确使用逻辑工具。”[31]达马西奥记录了一些病人的情况，这些大脑前叶已遭损害的病人，仍具有记忆、语言和其他认知技能，但是失去了“感受”能力或已无情绪。他们能够“认知却无法感受。”[32]他们失去了有效地进行选择的能力。由于没有情绪，当他们被要求做一些微不足道的决定时，就陷入了一种永无止境的成本-收益分析之中。[33]情绪的缺失使得人们成了非理性。正如一位人工智能研究者马文·明斯基(Marvin Minsky)指出的那样：“问题的关键不是智能机器能否拥有一些情绪，而是机器在缺少情绪的情况下，是否还是智能的。”[34]

一些学者采取了一种扩大的情绪观，认为情绪驱使所有的行为。这种扩大的观点也被标记为情绪的“黑洞”(black hole)路径。这面镜子的另一面，或者说镜像(mirror image)就是认为理性选择能解释从婚姻到债券市场的一切事情。两位社会学家，西奥多·肯珀(Theodore Kemper) 和兰德尔·科林斯 (Randall Collins)，将情绪看作是行为背后的驱使力量。肯珀认为权宜的（或理性的）行动“仅仅是另一种基于情绪的价值选择”，并且认为理性选择“情绪负荷过量”。[35]例如，在囚徒困境中，他将情绪看作是主导权衡手段与目的的力量：“促使一个囚徒背叛同伴的因素，只能是以下一种或几种情绪：对长期监禁的可能的恐惧、焦虑、厌恶以及极端厌恶；对可能背叛而因之获释的可恶同伴的嫉妒和憎恨……或许甚至是对他或她的仇恨。”[36]金钱交换监禁期也不是什么稀罕事，因此肯珀将增加诸如贪婪和嗜好竞争这样的情绪。

情绪（广义）包含理性（狭义）。理性可以被看作是情绪中的一种。尽管在许多情境中，一般认为，贪婪具有社会学意义上的适当性（由于受如此尊敬，它们不再认为是情绪了），而在其他情境中，被认为适当性的情绪不一（如军事单位具有团体精神[esprit ed corps]或者团体为正义而战）。狭义而言的理性并不能解释战士在战场上的牺牲行为。宽泛定义的理性能解释任何事情，只要在行为的基础上设定一种偏好（或嗜好），然后通过设定的偏好来解释这种行为。同理，情绪路径也会走向不归路，由此不能证伪。例如，在科林斯提供的决策理论中，情绪不仅决定选择，而且决定所有物质生产。[37]

沿着情绪是理性的中心的观点，一些学者认为情绪在分析和进化上优先于认知。[38]其他一些学者对何者为先的问题兴趣不大，他们更关注认知与情感之间的互动。例如，自从亨利·塔杰菲尔(Henri Tajfel)[39]对偏见的早期研究后，认知一直主导着心理学家对歧视和刻板印象的研究。分析家们对这些信仰的情感成分的兴趣大增。保罗·斯奈德曼 (Paul Sniderman) 等指出情绪在决策中具有核心作用。[40]他们认为决策过程中，认知和情感发挥着相互依赖的作用。类似地，在黛安娜·麦克(Diane Mackie )和大卫·汉密尔顿(David Hamilton)看来，情感和认知并不相互排斥和彼此反对，而是“一种更为宽大系统的互动组成部分……感情激发动机或目标形态，而这又反过来影响将来过程的程度和本质。”[41]对于这一研究传统的学者而言，情绪和认知是互补的过程，而不是相互竞争的关系。[42]

第四种情绪路径的价值在于它的大胆主张，即情绪不是副现象，也不是偶尔用以解决问题，而是理性的必要部分并对于理解群体关系很重要。国际关系理论家正开始探究作为解决问题方法而不是作为原因的情绪。因为这一路径还是如此新颖，或者是因为这一主题是如此巨大，所以关于如何运用情绪的问题尚未达成共识。例如，麦克德莫特(McDermott)[43] 和罗斯 (Rosen)[44]强调从神经科学和进化心理学获得的价值，而克劳福德(Crawford)强调情绪在当今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中所发挥的作用[45]。

二、情绪运用

分析家们可以运用情绪来解释理性决策（此处理性的意思为运用最佳的手段达到既定目的），或者解决理论问题。例如，分析者可以运用情绪更好地理解行为体如何框架信息(frame information)。一个更好的理解框架，对于前景理论这种政治学的第一意向路径而言至关重要。分析家同样可以把情绪当作第二意象路径的一个部分而运用。情绪是群体认同的核心，由此分析家可以运用这种理解，将情绪从个体提升至群体层次，从而有助于解释群体间关系。最后，国际规范可以建立于情绪基础之上。在这种情形下，分析家可以运用情绪作为第三意象路径的一部分，确定规范的存在并证明其影响。接下来我将逐一分析。

（一）情绪与前景理论

前景理论是一种建立于人性基础之上的第一意象理论，它具有系统、高度概括以及简约的特点。同样它也是社会科学中最有影响的行为选择理论。[46]分析家已经运用它来解释一系列问题，诸如争夺自然资源的冲突[47]、贸易政策[48]、我们使用威胁或承诺影响对手的最佳时刻是什么[49]。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 和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 这两位社会心理学家发现，在损失的领域中，人们更倾向于接受风险，以及在获益的领域中，人们倾向于规避风险[50]。当面临的问题相同，但框架不同时，人们系统地表现出这种风险接受或风险规避的偏见。尽管心理学家在实验室里能设立一种主题领域，并控制框架，但现实中操作起来并非易事。前景理论依赖于正确地辨别行动者如何可能框架一种情境，而情绪可能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

芭芭拉·法纳姆(Barbara Farnham)论证说，我们如何感受事物能导致我们重新形成选择，如此反过来又导致我们倒转偏好。[51]例如，罗斯福总统不喜欢欧洲的战争，但是战争并未直接影响美国，因此他反对美国干预。当1938年慕尼黑危机凸显时，罗斯福的观点依然没有变化。他期待战争，并期望同盟国获胜。危机并未提供关于德国意图、欧洲危险或者美国风险的新信息。在危机的中期阶段，罗斯福意识到战争爆发不再是非常可能，而是确定无疑时，他开始情绪性地陷入了这场危机：“当总统日益受到来自欧洲的信息的情绪影响后，他开始意识到战争的前景将是一种损失。”[52]受那种欧洲迫近战争的疯狂而又充满情绪的信息轰炸之后，罗斯福开始对战争的有了一种不同的感觉，并且突然重新认为战争于美国而言，是一种损失。法纳姆确证了一般的心理学洞见，即通常偏好不是优先于选择，而是在选择过程中被建构。[53]我们在前进中不断领会到我们的偏好，这意味着偏好既不是固定的，也不是分等级的。在罗斯福总统的个案中，并不是抽象的观点、干巴巴的信息或者启发式灵感解释了他的活动范围，而是感觉、心境以及关于迫近的战争的洋溢着情感的报告。

大卫·韦尔奇(David Welch)发现了另外一些事实[54]，表明感觉影响着我们如何框架我们的前景。在他的著作中，尽管韦尔奇使用的是不道义而不是损失规避来解释风险行为，但他的分析路径提供了一些关于行动者如何形成他们的选择的线索。韦尔奇论辩道，不道义的感觉——被定义为一种权利与收益之间的感觉差异——解释为什么政策制定者为了边际收益而冒巨大风险。一种不道义的知觉赋予了“强大的激情，这种激情具有系列的效应，如增加需求的高呼(stridency)，强化了不妥协的态度，减少了对于威胁和价值平衡的敏感性，增加了冒险的决心，增加了极端行为的可能性。”[55]例如，FaGuo人从未适应归于德国的阿尔萨斯的损失，但而德国人从未顺应相应的收益，因为他们从未感觉对它拥有权利。阿尔萨斯的丢失并未在德国人当中引发出一种不公正的感觉；这并没有将他们带入一种损失的领域。行为经济学[56]、行为博弈论[57]以及组织理论[58]的研究支持如下观点，即道义感可预测地、系统地并通过重要的方式，例行公事般地影响人们。

（二）情绪与认同

将群体认同作为一种第二意象解释的一个组成部分运用时，随即面临着一个层次分析法的问题。除非我们把群体具体化为一个群体的心灵，或者将群体还原为个体的心灵，否则如何将心理学用作群体层次解释的部分，并不总是很清楚。如果我们理解不同的时期在不同的抽象层次上，人们拥有多种认同，那么上述层次分析法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当人们认同一个群体时，群体就作为个体的部分而存在。”[59]这种认同的转化——当以群体的利益来定义个体的利益时——解决了还原主义的困境，即为什么群体的行为并不总是基于个体的最佳利益。分析者可以运用心理学去理解起源于群体认同并且不能还原为个体偏好的行为。

认同是一种感情。大约50年前，卡尔·多伊奇 (Karl Deutsch) 等写到，一种“我们”(we-ness)的感情是认同的基础。对于引发行为的认同而言，情绪必不可少。其他一些变量也有助于认同，但是，即使在观念或物质利益的情形中，也是一种与群体的情绪联系赋予认同力量。只要认同是物质结构、观念或制度的产物，那么认同就成为了一种外生因素的产物，而不是行为的激发者。一种没有情绪的“观念”，如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所言：“就是一种智识知觉(intellectual perception)的冷淡和中立形态。”[60]没有情绪的观念只会产生旁观者，而不是行动者。例如，群体产生承载情绪的民族主义，而这种民族主义既引发问题，又能解决问题。高度的群体内认同能产生对群体的爱。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认为，民族主义更多激发的是爱、诗情和音乐，而不是仇恨或恐惧。他评述道：“令人惊讶的是，即使是曾被殖民的人民，他们有各种理由对他们的帝国主义统治者恨之入骨，在民族感情的表达中，仇恨的成分是多么无关紧要。”[61]然而，瓦密克·沃尔康(Vamik Volkan)[62]强调人们如何为他们的祖国奋杀，以及以此杀戮的决心彰显仇恨的存在，安德森指出，更多的人是被杀，而不是杀死别人，并且把这种牺牲归结为爱国情结。民族主义部分地是工具性的，但是同样也是情感的。[63]如果分析者从总体上将情绪从群体行为中剥去，具体而言将情绪从民族主义中剥去，那么我们剩下的只是冰冷的、干巴巴的、不鼓舞人的以及一点都不感人的认知。正如安德森所理解的，认同中的情绪解决问题。例如，通过将情绪带回诸如信任等概念之中，我们就可能运用认同和信任中的情绪去解决集体行动问题。[64]

（三）情绪与规范

如果国际规范解释行为，进而如果规范依赖于情绪，那么分析者就可以把情绪作为行为的第三意象分析路径而运用。规范是共有信仰的集合，它规定或禁止某类行为。情绪似乎能部分解释人们为何遵守规范。达马西奥探讨了一些病人的行为，这些丧失了“感受”能力但仍保留认知技能的病人，不再遵循社会规范。他们违反规范要么是因为并不在意——他们并不因此感到难堪或骄傲——要么是因为他们无法想象如果他们被一种违背诸如公平这样的社会规范所对待时人们的感受。[65]情绪维持着规范的存在，当然违反规范会引发情绪反应。无论谁有意违反一种规范，都会感到难堪、内疚或者羞耻，而遵守的人则会感到愤怒或愤慨。[66]正如弗兰克所指出：“在一个人能够对别人的行为做出情绪反应之前，他必须对社会规则了如指掌。”[67]承认规范依赖于情绪，或许有助于评述现实主义者与建构主义者之间关于国际规范影响的辩论。现实主义者把无政府状态想象成****的，并且否认国际规范的重要性；建构主义者则认为无政府状态具有社会性，并且有丰富的规范。

由于情绪建构规范并且加强了规范的力量，因此情绪成为国际政治第三意象分析路径的一个基本部分。在这种情况下，规范成为一种情绪信仰，正如信任是一种情绪信仰一样。[68]我们同样可以将情绪作为规范与行为之间假设关系的根据。如此而言，评估规范的存在与影响的一种方式就是寻求情绪；二者只见其一的情况，对于分析者而言似乎不太可能。如果规范在国家间关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那么当规范被违反时，分析者应该能观察到情绪的存在。例如，正如弗里德里希·克拉托赫维尔(Friedrich Kratochwil)和托马斯·谢林指出的那样，承诺有一种制度品性。一个承诺就是一种自愿接受的义务；它彰显意图并限制行为选择，诸如将来改变主意等。当一个国家的言辞不再为其他国家信任时，就会发现进行合作困难重重，而其安全也难以为继。谢林，以及克拉托赫维尔提出“承诺的需要不仅仅是偶然的；它具有自身的制度重要性。”[69]当承诺已成为一种制度时，信守一种承诺的动力来源于对适当性的认识，因而违背诺言的行动者应感到内疚或羞耻，而国际体系中的信守者会感到愤怒（即使承诺的食言并未直接危害它们）。情绪的私人表达暗示着规范的存在。工具性地看待的（或由结果）规范几乎不带有情感。然而，当另一国违反一种规范时，现实主义者不会期待遵守者会有情绪反映，而建构主义者则预期这样的一种反应。

三、结论

分析者着手分析情绪时应格外小心，避免陷入一些陷阱，如把情绪看作只是导致非理性的东西、只是结果而非原因，或者认为情绪只适合第一意象的分析路径。情绪既可以是异质的(idiosyncratic)，也可以是系统的；它既能损害理性，但甚至同时是理性的必需；情绪可以成为第一意象路径的一部分，但第二或第三意象的路径也可以运用情绪来解释行为或解决问题。总之，情绪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对那些有志于更好地理解以下主题——如个体如何框架信息、认同的角色、以及国际规范的影响——之士而言，值得进一步的研究。正如罗德尼·布鲁斯·霍尔(Rodney Bruce Hall)指出，更好的理解人们是如何成为自身的（而不是我们希望他们如何）会强化我们的政治学理论。[70]在国际关系学中，分析者运用情绪分析重要的经验和理论问题取得了多大程度的成功，这一问题因时间太早而无法评述，但已有足够的事实表明这种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尹继武、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陈高华译）

* 本文原载于《国际关系与发展杂志》2006年第19卷第3期(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Vol.9, No.3, 2006, pp.288-303.)，读者可在http//:www.palgrave-journals.com/jird/index.html网址上查阅该英文全文。感谢《国际关系与发展杂志》授予本刊中文免费独家刊载权，也感谢译者尹继武在其中所做的联络工作。

[1] Kenneth Waltz, Man, the State, and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2] Jon Elster, “Introduction”, in Jon Elster ed., Rational Choic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1-33.

[3] Jonathan Mercer, “Rationality and Psycholog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9, No.1, 2005, pp.77-106.

[4] Robert Zajonc, “Emotions”, in Daniel T. Gilbert, Susan T. Fiske and Gardner Lindzey, eds., The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New York: McGraw-Hill, 1998, pp.591-632.

[5] Jon Elster, Nuts and Bolt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6] Albert O. Hirschman, 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 Political Arguments for Capitalism before Its Triumph,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7] Albert Hirschman, 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 Political Arguments for Capitalism before Its Triumph, pp.41-42.

[8] Rodney Hall, “Human Nature as Behaviour and Action in Econom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Vol.9, No.3, 2006, pp.269-287.

[9] Hayward Alker, Rediscoveries and Reformulations: Humanistic Methodologi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Neta Crawford, “The Passion of World Politics: Propositions on Emotion and Emotional Relationships”,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4, No.4, 2000, pp.116-156; George E. Marcus, “Emotions in Politics”, in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3, 2000, pp.221-250; Martha Nussbaum, Upheavals of Thoughts: The Intelligence of Emo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Rose Mcdermott, “The Feeling of Rationality: The Meaning of Neuroscientific Advances for Political Science”, in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2, No.4, 2004, pp.691-706; Stephen Rosen, War and Human Natur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10] Russell Hardin, One for All: The Logic of Group Conflic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11] Russell Hardin, One for All: The Logic of Group Conflict, p.46.

[12] Ibid.

[13] René Descartes, “The Passions of the Soul”, in translators, John Cottingham, Robert Stoothoff and Dugald Murdoch, The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Descartes, Vol.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649/1984, p.347.

[14] Russell Hardin, One for All: The Logic of Group Conflict, p.70.

[15]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16] Deborah Larson, Origins of Containment: A Psychological Explan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17] Irving Janis and Leon Mann, Decision Making: A Psychological Analysis of Conflict, Choice, and Commitment, New York: Free Press, 1977.

[18] Richard Ned Lebow, Between Peace and War: Th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Crisis,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1.

[19] Richard Ned Lebow, Between Peace and War: Th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Crisis, p.112.

[20] Jon Elster, Nuts and Bolt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p.70.

[21] 这方面的研究综述见：Matthew Rabin, “A Perspective on Psychology and Economics”, In European Economics Review, Vol.46, No.4, 2002, pp.657-685; Esther-Mirjam Sent, “Behavioral Economics: How Psychology Made its (Limited) Way Back into Economics”, in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36, No.4, 2004, pp.735-760.

[22] Conrad De Aenlle, “Making Money When the Market is Mistaken”, in The New York Times, 10 April, 2005, section 3, p.6.

[23] 这方面的研究综述见：Colin F. Camerer et al., “Neuroeconomics: Why Economics Needs Brains”, in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106, No.3, 2004, pp.555-579; Aldo Rustichini, “Neuroeconomics: Present and Future”, in Games and Economics Behavior, Vol.52, No.2, 2005, pp.201-212.

[24] Thomas Schelling,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reprint edi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25] Seymour Hersh, The Price of Power: Kissinger in the Nixon White House, New York: Summit Books, 1983.

[26] Jack Hirshleifer, “The Affections and the Passions: Theirs Economics Logics”, in Rationality and Society, Vol.5, No.2, 1993, pp.185-202.

[27] Jack Hirshleifer, “The Affections and the Passions: Theirs Economics Logics”, p.186.

[28] Robert Frank, Passions within Reason: the Strategic Role of the Emotions, New York: Norton, 1988, p.ⅹ.

[29] Robert Frank, “The Strategic Role of the Emotions: Reconciling Over- and Undersocialized Accounts of Behavior”, in Rationality and Society, Vol.5, No.2, 1993, p.181.

[30] Ronald de Sousa, The Rationality of Emot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7, p.15.

[31] Antonio Damasio, Descartes’ Error: Emotion, Reason, and the Human Brain, New York: Putnam, 1994, p.ⅷ.

[32] Antonio Damasio, Descartes’ Error: Emotion, Reason, and the Human Brain, p.45.

[33] Antonio Damasio, Descartes’ Error: Emotion, Reason, and the Human Brain, pp.193-194.

[34] 转引自：Lynn Smithe-Lovin, “Can Emotionality and Rationality be Reconciled?”, in Rationality and Society, Vol.5, No.2, 1993, p. 291.

[35] Theodore Kemper, “Reason in Emotions or Emotions in Reason”, in Rationality and Society, Vol.5, No.2, 1993, p. 277.

[36] Theodore Kemper, “Reason in Emotions or Emotions in Reason”, p.276.

[37] Randall Collins, “Emotional Energy as the Common Denominator of Rational Action”, in Rationality and Society, Vol.5, No.2, 1993, pp.203-230.

[38] 巴克(Buck)试图解决罗伯特·扎乔克和里查德·拉扎勒斯(Richard Lazarus)之间关于感情和认知何者为先的问题。Ross Buck, “William James, the Nature of Knowledge, and Current Issues in Emotion, Cogni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Vol.16, No.4, 1990, pp.612-615.关于感情第一并影响认知及其他变量，请参阅：Antonio Damasio, Descartes’ Error: Emotion, Reason, and the Human Brain.进一步了解进化心理学，请参阅：Jennifer Sterling-Folker, “Lamarckian with a Vengeance: Human Nature and Americ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Vol.9, No.3, 2006, pp.227-246; Stephen Rosen, War and Human Nature.

[39] Henri Tajfel, “Cognitive Aspects of Prejudice”, i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Vol.25, No.4, 1969, pp.79-97.

[40] Paul Sniderman et al., Reasoning and Choice: Explorations in Political Psych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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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Rose Mcdermott, “The Feeling of Rationality: The Meaning of Neuroscientific Advances for Political Science”.

[44] Stephen Rosen, War and Human Nature.

[45] Neta Crawford, “The Passion of World Politics: Propositions on Emotion and Emotional Relationships”.

[46] 文献综述与评估，请参阅：Jonathan Mercer, “Prospect Theory and Political Science”, in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Review, Vol.8, 2005, pp.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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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David Welch, Justice and the Genesis of War, 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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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Vamik Volkan, “The Need to Have Enemies and Allies: A Developmental Approach”, in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6, No.2, 1985, p.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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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Jonathan Mercer, “Rationality and Psycholog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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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Robert Frank, “The Strategic Role of the Emotions: Reconciling Over- and Undersocialized Accounts of Behavior”, p.168.

[68] Jonathan Mercer, “Rationality and Psycholog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69] Thomas Schelling,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p. 43; Friedrich Kratochwil, Rules, Norms, and Decisions: On the Conditions of Practical and Legal Reason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omestic Affai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70] Rodney Hall, “Human Nature as Behaviour and Action in Econom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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