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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实证主义国际关系研究: 对内部与外部论争的评述 [打印本页]

作者: nicholasxw 时间: 2009-6-1 16:07
标题: 实证主义国际关系研究: 对内部与外部论争的评述
作者：刘丰

文章来源：《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摘要: 实证主义是指导国际关系研究的一种元理论立场, 在国际关系学术界占据主流地位, 其核心特质是主张社会科学研究的客观性、科学的一致性以及经验上可以验证。在实证主义内部, 有不同的分析工具、视角和方法, 这些实现科学研究的不同路径有着各自的优劣长短, 在研究中存在很强的互补性, 可以协同使用来促进研究的完善; 在实证主义外部, 面临着诸多元理论立场的冲击, 这些多样的视角构成后实证主义阵营, 由于存在着根本上互斥的基本假定, 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的争论仍在继续, 将在对立中并存。

关键词: 国际关系研究; 元理论; 实证主义; 后实证主义

作为一门学科, 国际关系的历史演进与当前发展体现了两个重要特征: 首先, 它是一个美国学科,这体现在理论产出的重心、研究议程的设定、学术共同体的发达等多个方面; 其次, 美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是以实证主义为指导的, 这一科学哲学观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主导着学术圈, 体现在美国学者所做的绝大多数理论与经验研究中。简言之,国际关系研究以美国为重心, 而美国国际关系研究又以实证主义为重心。由此看来, 理解实证主义以及围绕它而展开的争论是认识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状况的重要线索。

一、实证主义与国际关系研究

长期以来, 实证主义在国际关系学科中占据主导地位, 但是, 学术界对它的界定和认识并不一致,难以找到简洁而清晰的定义。比如, 史密斯( SteveSmith) 认为,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 实证主义是一种建立在经验主义认识论基础之上的方法论立场[1]( P17)。而尼科尔森( Michael Nicholson) 则认为, 实证主义是一种研究国际关系的认识论路径, 它暗含着对特定方法论或具体方法的合理性的说明[1]( P128)。鉴于这种混乱和矛盾, 一位学者不无抱怨地指出, 在科学( 或社会科学) 哲学中, 诸如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这些概念都有着相对特定的含义、功能和指涉, 而在国际关系领域存在着各种滥用、误解和混淆[2]( P26)。

实证主义到底是认识论还是方法论, 就这一分歧而论, 将二者截然分离是徒劳的。秦亚青认为, 实证主义既有“认识论假说”, 又有“ 方法论内容”[3](P275), 这种表述更加全面地反映了这一概念的内涵。实际上, 实证主义的论断中包含着对主体与客体之间、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关系, 理论的目的、性质与功能,以及如何建立、检验和评估理论等诸多问题的系统性说明, 这些主张规定了在“ 科学”这一特定的知识领域中知识生产和理论创造的规则、程序和标准。正因为它涉及如此众多的问题, 近来的国际关系文献中多把当前争论的性质归结为“ 元理论(Meta- Theory)”之争。所谓“ 元理论”, 简言之, 就是关于如何建立、检验和评估理论的理论, 它涵盖了认识论、本体论、语义学、逻辑、价值论、方法论以及伦理等诸多方面的预设和说明[4]( P6)。

自19世纪FaGuo哲学家孔德( August Comte) 最早提出“ 实证主义”这一概念以来, 这种哲学思想流衍百年, 先后经历了逻辑实证主义、朴素证伪主义和精致证伪主义等几个阶段, 其发展目前已日臻成熟和完善。今天,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占据主导的是温和意义上的实证主义。综合一些学者的论述, 它的核心特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首先, 强调社会科学研究具有客观性[1]( P16) [3]( P276)。社会研究的客观性有两层含义, 一方面, 其研究对象是客观世界, 从人类活动中积淀下来的社会事实和过程是客观存在的, 并不因为个人的意志和偏好而改变, 比如国际关系中的战争、结盟、均势的反复和霸权的兴替等现象; 另一方面, 研究主体在观察和研究过程要力图消除或者减小个人偏好和是非判断对研究的影响, 做到事实与价值相分离; 其次, 认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是统一的[1]( P16) [5]( P9)。从内容和对象上来看, 自然科学与社会研究当然存在很大的差异, 但是, 科学的统一体现在对规律性现象的认识以及推理方法和规则的一致性, 无论对于自然现象还是社会现象, 研究的核心在于揭示规律性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其因果机制; 再次, 主张知识在经验上可以验证[1]( P16) [3]( P277)。科学的理论必须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 我们可以通过观察、试验或准试验等手段获取数据或证据, 依靠这些来对知识加以证实或证伪。经验证据是社会科学最重要的评判标准, 当然,理论假说与经验证据的不符并不意味着理论立即被完全推倒, 一方面, 这种对照和检验应该是反复来回的, 另一方面, 理论家可能利用经验证据对理论进行修正和限制[6](P13- 14)[7]。

在具体研究过程中, 实证主义主张有一套严格的研究设计来体现, 概言之, 要求具有明确的经验问题, 就此提出相应的理论假设, 对其中的核心变量进行操作化, 利用经验证据进行假设检验等[3]( P277- 281) 。科学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释疑解惑, 其基本性质是解释性的, 即揭示变量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 并且对其中暗含的因果机制( 链条) 做出说明, 在解释的基础上, 理论对现实也具有一定的预测性和指导性, 从理论中可以延伸出对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和对策建议。

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 实证主义被引入国际关系研究中。在此之前, 这个领域基本上处于前科学阶段, 尽管在许多学者的著述中反映出独立学科的自主性意识和诉求, 但在研究方法上主要受到历史、哲学和法律等学科的影响。五六十年代, 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科学中出现了行为主义革命和科学化浪潮, 其影响自然而然地延伸到政治学以及作为其分支学科的国际关系领域。经过传统主义与科学方法之间的论战之后, 科学方法逐渐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主流, 正如一位学者所言, 在当今的国际关系研究中, 实证理论与科学理论几乎是同义语[2](P30)。

实证主义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滥觞对学科发展产生了重大意义和积极影响: 首先, 推动了国际关系学科的独立和科学化进程。20世纪中期正是学科分化发展的时代, 无论在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中, 知识领域和学科分工都在向微观和细化的方向发展, 在这一背景下, 实证主义的盛行极大地满足了国际关系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学科( 或子学科) 的合理性需求。二战之后, 对科学的共识巩固了学科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有助于学科的专业化进程; 其次, 催生了一系列重大理论突破和实证研究, 有助于知识的积累和增长。在实证主义指导下,新一代的国际关系研究者们抛弃了传统理论中那些无法进行经验检验的命题( 比如对人性的假定) , 对这些理论进行了科学的改造和重塑, 一方面出现了像结构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等简约而精致的理论, 另一方面涌现出更多有关经验问题的实证分析以及对理论命题的实证检验。实证知识不像传统方法和激进方法那样基于个人的体验和领悟, 它从逻辑一致性和经验有效性两方面强化了知识的可比较、可操作和可传授, 由此可以形成累积性的知识; 最后, 产生了许多应用性成果, 有助于对国际关系现实的认识和改造。实证研究的客观性要求和价值中立的态度并不意味着回避社会责任和现实关怀, 许多研究是政策导向的, 具有指导意义。在冷战时期, 关于威慑、遏制和军备控制的大量成果影响着两极状态下国家的战略选择和外交政策, 当前, 对国家的军事与经济战略、国际维和、斡旋、谈判等问题的实证研究仍然在国际关系实践中发挥作用。

二、实证研究的内部论争: 如何走向科学?

在国际关系领域, 坚持科学立场的学者在他们的研究中不同程度地遵循着实证主义的核心特质。但是, 对于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化程度以及实现科学的途径等问题, 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认识。学者们对实证主义原则的理解有强弱之分, 他们的立场并非铁板一块, 而是类似于一段连续的光谱, 不同学者在其中所处的位置不同[8](P161- 165)。在这一学科中,实证主义内部争论的实质是如何实现国际关系的科学研究。当然, 学者们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并不是停留在抽象的哲学层面上, 作为一套指导理论研究的原则, 实证主义体现在具体的研究技巧、分析工具和操作方法中, 这些方面的差别使得争论更多围绕着技术层面的问题而展开。

在传统的国际关系文献中, 实证主义内部争论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研究过程中, 数量分析( Quantitative Analyses) 与非数量分析( NonquantitativeAnalyses) 两种工具孰优孰劣; 在理论建构中, 是采用归纳法还是演绎法; 在理论检验中, 是选择少数案例的深度研究还是大量案例的系统考察等等。近来来, 许多方法论方面的研究文献更倾向于将实证研究内部的分野归纳为三种, 分别是以案例研究为主的非数量分析方法、以统计分析为主的数量分析方法以及以数学建模为主的形式理论( Formal Theory) [9](P345- 478)[10](P1- 14)。传统上有争议的那些问题在这三种主要分析工具之间的争论中仍然有所体现。

案例研究是国际关系研究中最传统和常用的,无论是传统主义、科学主义还是后现代和诠释学派, 都会运用这种方法。在实证科学研究中, 案例研究主要运用于理论假说的推导、厘清或检验。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案例一般而言是具体的国际事件, 但是与历史学家对事件的关注不同, 社会科学研究的是某一事件( 案例) 相对于其所属的样本总体的意义, 即特定案例的一般意义。比如, 古巴导弹危机可以看作国家间冲突和外交危机这类事件中的一个案例, 研究它的目的是考察国家在冲突和危机中的决策模式和行为方式。案例研究需要考察历史事件, 但并不局限于事件本身, 而是其中的某一方面以及其中的变量与变量之间的关系[10](P20- 21)。

统计分析是量化研究的主要方法, 其主要目的是, 在收集大量数据的基础上, 利用相应的数学工具分析考察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 并且根据概率法则作出因果推论。其中, 统计分析中涉及到的数学工具主要有回归分析和概率论等。在国际关系研究中, 统计分析的应用相当普遍, 这一方法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相关的数据库, 国际关系领域已经建立了许多规模庞大、时间跨度长、涵盖面广的数据库, 内容涉及国际冲突、国家实力、政权类型、贸易、联盟行为、国际组织等国家间交往的主要方面。

形式理论又称数理形式理论或形式化建模(Formal Modeling), 其主要内容是利用形式化(Formalization)的方法将理论要素转化为数学语言中的符号, 由此构建出一套公理系统。形式理论也是一种数学方法, 与统计分析不同之处在于, 前者运用演绎法, 从一套公理系统中推导出结果; 后者则采用的是归纳法, 收集数据建立起相关关系。形式理论的基础是理性选择理论, 假定个体具有外生的偏好, 个人的决策是根据这些偏好排序而作出的, 目标导向的理性是进行形式化建模的前提。倾向于形式化建模的学者通常认为, 数学语言优于日常语言, 这是因为日常语言是含混不清的, 而数学语言简洁明晰, 因此利用数学语言建立的理论更加简明和准确、保证逻辑上的严密和一致。

以上三种方法都倡导研究的科学性, 但是实现科学的路径是不同的。乔治( Alexander George) 和贝内特( Andrew Bennett) 就指出, 三者在认识论的逻辑上是一致的, 都试图建立逻辑上一致的模型或理论, 从这些理论中导出可观察的内容, 并且用经验观察或测量来检验这些内容, 进而利用检验结果来推导如何对理论作出修正。但是在方法论上, 三种方法在一些基本问题上所采用的推理是不同的, 包括案例选择、变量的操作化以及对归纳和演绎两种逻辑的使用等[11](P6)。由于它们在方法论上的差异, 三者可能用于不同的研究目的、或者在研究过程的不同环节中起到的作用有所不同, 各有其优劣得失。根据相关论述, 表1简要梳理了3种方法在研究中的特点与优劣:

研究方法分析工具相对优势相对弱势
案例研究案例(cases)发现新的变量和假说；因果关系和因果机制的明晰；内部有效性和经验有效性变量繁杂；案例选择的非随机性；案例的代表性；缺乏一般推理；外部有效性
统计分析数据(numbers)发现变量之间规律性的联系，以及相关关系的方向和强弱程度；对因果关系和假说的系统检验对数据的可获性和可靠性的依赖度较大；缺乏对因果机制的明晰
形式理论模型(models)高度简约；逻辑一致性；内部有效性模型与现实之间的贴合；经验有效性

参考文献: Brecher and Harvey,eds., Millennial Reflections 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pp. 345- 478; Sprinz and Wolinsky- Nahmias, eds., Models, Numbers, and Cases: Methods for Study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George and Bennett, Case Studies and Theory Developm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 Chapter 1.

尽管上述3种方法都属于科学研究的范畴, 在不同程度上遵循着实证主义的基本要求, 追求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化和严密性, 但是, 不同方法的支持者常常会采取彼此贬低、批评和排斥的态度, 往往会强调自身方法的合理性, 而攻击对方的弱点。甚至说, 这种争执不仅体现在学术观点上, 还包含在学术资源的获取、学术成果的出版机会、职称评定等各个方面。比如, 各种方法的出版机会呈现出不平衡的状况, 总体而言, 在美国的学术刊物上, 以案例研究为主的非数量方法明显处于劣势, 青睐数量分析和数学模型是当今美国国际关系学术界比较突出的方法论倾向。公允而论, 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并不以数学/非数学、计量/非计量、少案例/多案例(Small- N vs. Large- N)或者归纳/ 演绎等方法的使用作为区分科学与否的标准, 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一致的, 无论采取何种方法都旨在揭示规律性现象并对其中的因果关系加以解释[5](P3- 6)。

这些实证方法之间争论的前景如何呢? 近来的讨论表明, 大多数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们日渐形成这样的共识: 案例研究、统计分析和形式理论三者并非相互排斥, 各有其优势和局限。每一种方法的选择与研究的目的与议题有关, 同时, 这些方法在理论研究的不同环节( 比如理论建构、检验和修正等环节) 所起的作用有所差别, 因此, 在一个研究项目中反复或者协同使用不同的方法比单纯使用一种方法更加有利于研究的完善。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各种研究手段和分析工具都臻于完善和精致, 这也为多方法、跨方法研究提供了可能, 对研究的科学化程度的追求是不断提高、永无止境的过程, 取长补短、相互借鉴也是为了使研究更加科学和严密。当然, 综合这些不同方法的前提是, 要对每一种方法本身的优劣长短、取舍得失有清醒地认识, 并且具备在不同方法之间驾轻就熟地进行转换的能力。这也意味着, 综合和协同建立在方法论的自觉和严格训练基础上。

三、反实证主义的冲击: 对科学的质疑

毋庸置疑, 实证主义研究的盛行对国际关系学科发展起到的积极作用, 但它的主导性地位也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比如客观上造成了研究议程狭窄、对那些难以纳入科学研究的议题的忽视以及强烈的美国中心色彩等。正因为如此, 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 一批学者不满于实证主义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占据的绝对主导地位, 对学科中元理论立场的单一性提出了强烈的批评, 许多观点甚至是颠覆性的挑战, 这场针对实证主义的论战被称为“ 第三次辩论”[12]或“第四次辩论”[13]。

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 后实证主义这个阵营松散而纷杂, 其中主要有批判理论、历史社会学、规范理论、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几种视角[14]。尽管其中的观点大相径庭、相互之间的立场也很难调和,它们还是存在一些共性: 首先, 质疑社会世界的客观性, 认为包括国际关系在内的社会事实并非客观的, 而是由人的活动所参与建构的。从这个意义上讲, 事实与价值根本不可能分离, 这也意味着实证主义所主张的知识的客观性、价值中立的研究立场是无法企及的; 其次, 正因为国际关系是人参与建构的, 人的观念、信仰和活动在其中起作用, 后实证主义主张诠释性理论, 而非解释性理论, 他们反对解释而主张理解[15]; 再次, 秉持反基要主义( Anti- Fundamentalist) 的认识论立场, 认为不存在客观中立的基础来对知识或真理进行评估。实证主义的认识论立场是基要主义的, 认为有客观的标准来对真理判断作出评价, 这一标准就是经验事实。而后实证主义认为, 每种理论各自有其特定的有关事实、真理和知识的界定, 所谓的事实并不是外在的、客观的, 因此也就没有中立的立场来作评判[14](P274)。当然, 这些视角又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实证研究进行质疑和批判。由于这些观点比较繁杂, 而且中国学者近年来有专门的关注和评介, 在此不对其一一赘述[16]。

后实证主义的出现开启了国际关系领域的元理论之争, 至此, 原有国际关系理论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都成为被质疑的对象。学术争鸣与辩论是学术发展的生命力所在, 国际关系学科的历史就是由一系列大辩论串联起来的。后实证主义的兴起及其对实证主义立场的挑战所引发的辩论对于学科发展有重要价值, 其中核心的一点就是打破学科中的话语霸权、开拓新的研究议程。对此,霍尔斯蒂( K. J. Holsti) 评论道,“ 寻求一种单一的、独断的理论或认识论立场, 对于国际关系这一研究领域获取可靠的知识是没有裨益的。”[17](P255)上文已经指出, 实证主义这一元理论立场仅适用于“ 科学”这一特定的知识领域, 而科学只是知识的一种形态, 它所能涵盖的范围是有限的, 实际上, 科学研究的倡导者们也应该对自身的有限性和局限性有清醒的认知。在国际关系实践中, 毕竟还有许多科学研究无法涵盖的领域, 不能通过简化为变量与变量之间的关系来解释的现象, 对于这些领域和现象, 就需要有其他的视角来认识和思考, 比如人文的或者规范的, 不能因为主张科学而否定其他知识存在的合理性[3](P363- 373)。

当前, 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之间的争论仍在继续, 而这场争论的前景如何呢? 借用库恩关于范式之间可通约性( Commensurability) 和可比较性( Comparability) 的论述来看, 从当前的辩论中可以归纳出两种典型的立场, 分别是可通约、可比较和不可通约、不可比较。是否可通约主要涉及竞争性的范式之间是否遵循着共同的客观标准, 而是否可比较则涉及到这些竞争性的范式之间能否进行评价和比较[18](P21- 32)。实证主义学者通常持前一种观点,即认为理论之间是可通约和可比较的, 因为在他们看来, 评价和比较知识的客观基础是经验事实。一些学者就指出, 后实证主义要对国际关系学科的知识积累产生贡献, 也必须提供具有经验意涵的命题, 并且将之付诸于现实检验。比如, 基欧汉就曾呼吁这些后实证的学者提出具有经验内容的假设和命题, 以便于比较和检验。另一位自由主义理论家莫拉弗斯克( Andrew Moravcsik) 也主张在经验基础上进行理论之间的对话与综合, 不过这一主张意味着后实证主义的妥协[19]。许多后实证主义学者则坚持理论的不可通约和不可比较, 因为他们反对以所谓的“ 客观的”经验事实作为判定知识合理性的标准。史密斯就非常明确地指出, 实证与后实证立场之间存在彼此排斥的基本假定, 如果用经验的客观标准来要求后实证研究, 则无疑又落入了实证主义的窠臼, 要求二者进行对话只不过是强化了实证主义的正统地位而已。对话都不可能, 遑论合流( Synthesis) 呢[20]?

近年来, 学界还出现了许多替代性的或者称之为“ 中间立场”的元理论主张, 试图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 在本体论和认识论等方面进行调和与折中, 这些方案主要包括科学实在论( Scientific Realism) [21], 批判实在论( Critical Realism)[22]以及实用主义( Pragmatism) [8]等。尽管这些立场也有不少支持者, 然而也遭到来自不同阵营的DIZHI和抨击。比如, 温特利用科学实在论对建构主义进行了改造, 形成了温和建构主义这条“ 中间道路”。在建构主义阵营的学者看来, 这就是对实证主义的妥协, 他们要么认为科学实在论是实证主义的“ 近亲”[23](P236), 要么认为科学实在论与建构主义的结合是一场失败的联姻[24](P94), 还有学者评论主流建构主义打上了强烈的美国社会科学的色彩[25]。实证主义学者则认为, 尽管温和建构主义主张折中, 也不排斥科学研究方法, 但是他们对于方法的使用是不严谨的, 比如在使用案例研究方法时, 对于案例的选择就不规范、缺乏对选择标准的说明, 这会带来研究的随意性以及产生研究结果的歪曲[26](P111)。其他持实在论立场的学者则认为, 温特对实在论的运用是选择性的, 存在着扭曲和误解[22](P213- 214)。因此, 在这些学者看来, 很难说温特的中间立场就代表了学术研究的正确方向, 也难以成为积聚学术共识的桥梁。

总体而言, 无论是实证与非实证二者的对立、还是各种试图在二者之间架起桥梁的中间立场, 彼此之间的差异还是如此之大, 以至于这几者之间难有共同接受的基础, 来进行对话或者综合。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学术研究陷入了困境, 因为争论并不一定要以找到某种最终的解决方案而收场, 折中和调和不一定是优秀的学术研究应该秉持的立场。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对待理论上的争论有利于学术的良性发展, 但并不意味着要把各种不同甚至对立的立场糅合在一起。不同类型的知识、不同目的的理论有不同的建构路径和评价标准, 各种立场的支持者都能够在自己所从事和坚持的学术领域中产生优秀的成果, 作出重要的理论创造。

四、结语

实证主义是一种指导科学研究的元理论立场,它强调社会科学研究的客观性、科学性以及经验上可以检验。由于这种立场追求特定的知识类型, 有着比较严格的研究设计要求, 在研究议程上显得单一, 而且其在学科中长期所处主导地位, 客观上造成了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实证主义话语霸权的存在,其他的研究路径和认知取向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压抑。后实证主义的质疑和挑战开启了学科中又一场大辩论, 对学科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当前, 在实证主义内部, 存在着不同的方法论工具之间的优劣长短之争, 这一论争的性质是如何使国际关系研究更加科学。尽管不乏有学者固守自己所使用的研究方法的优越性而排斥其他方法的适当性, 不过, 不少学者也强调科学方法的共性, 主张三种方法在研究中协同使用或者不同方法立场的学者之间进行合作, 综合与协调是实证主义内部方法论之争的发展前景。在实证主义外部, 则存在各种反对实证主义的元理论立场, 这一论争的性质是社会研究是否能够成为科学。尽管也有许多学者强调在对立的元理论立场之间进行对话与综合, 然而, 无论是实证主义与反实证主义还是诸多中间立场, 彼此之间仍然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和相互排斥的基本假定, 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在对立**存。

实证主义的内部分野与外部对立充分表明, 多元与争论是学术生态的基本格局, 多种话语的存在对于学术的健康成长大有裨益, 过分地强调一方的合理性而排斥、否定和试图DADAO对方只能导致学术的窒息, 我们应该以包容的心态对待学科中多种学派、理论和方法的存在。不同的学者依据自身研究的志趣、目的和性质来选择合适的元理论立场、具体的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 从而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偏好。因此, 在学术讨论和争辩中, 对自身所持立场的适用范围、条件要有清醒地认知, 而不是盲目地否定其他研究路径存在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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