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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建构主义：思想渊源、理论流派与学术理念 [打印本页]

作者: haohao2046_2 时间: 2009-6-1 16:07
标题: 建构主义：思想渊源、理论流派与学术理念
作者：秦亚青

文章来源：《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3期

内容提要　建构主义是近年来兴起的国际关系理论,吸收了诸多学科的营养,主要是社会学、语言哲学和其他国际关系理论,其中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尤其影响到建构主义的发展。建构主义内部流派纷繁,即便是在主流建构主义阵营之中,也存在贴近实证主义的温和建构主义和诠释成分较高的语言建构主义。但同时,建构主义又有着三个鲜明的共同特征:认为主体间互动建构社会意义,强调施动者和结构互动建构身份和认同,突出观念在塑造行为方面的作用。建构主义彰显的是人的能动性、文化的力量和社会性关系在世界政治中的重要作用,所以能够在国外和国内的国际关系研究领域迅速发展起来。

关键词　主流建构主义　思想渊源　理论流派　学术理念

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1980年代兴起的。当时,冷战已近结束,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辩论的强劲势头已经过去,国际关系主流理论之间的论争也达到了难以出新的地步。到1980年末,虽然自由主义的复兴和两大学派的竞争带动了国际关系学术界的进步,产生了许多对这两大流派理论进行经验性验证的学术著述,但新的思想却不多见,研究议程越来越集中,观点交锋越来越缓钝。而在国际关系的真实世界里,东欧巨变和冷战结束,无疑使得人们反思国际关系主流理论的解释能力。所以说,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兴起也就似乎是正逢其时了。

我国从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介绍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其后,发展势头强劲,出现了一批译著、专著和论文。但研究重点集中在温特的建构主义上面。一方面,这大概是因为温特建构主义在西方也是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话和交锋最频繁的理论。另一方面,其他建构主义理论,尤其是偏向语言学和后现代的建构主义理论,往往难以产生可以操作的研究议程,难以进行实证性验证。虽然这些理论的分析十分深刻,学术价值也很高,但比较偏向后现代理论,可操作性较低,应用性较弱,所以,人们的关注度就比较低。在西方如此,在中国也是如此。

如果要比较全面地了解主流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就需要勾勒一个比较完整的图谱。这个图谱可能至少要包括奥努弗、克拉托赫维尔、温特、鲁杰、卡赞斯坦和江忆恩等。所谓主流,是指承认社会理论可以解释社会事实和理解社会意义的理论,是以“立”为主的理论。[1]如果使用鲁杰的分类方法,主要包括新古典建构主义和自然建构主义。[2]比如奥努弗,他是第一个将建构主义这一术语引入国际关系理论界的,他的著作《我们建构的世界》也是建构主义的重要著作,他的规则建构主义是从语言学角度了解世界政治的重要途径。再如克拉托赫维尔,他的规范建构主义理论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问题,对于国际社会的建构与运作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当然,要想更加全面地了解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还需要研究批判建构主义和后现代建构主义。批判建构主义和后现代建构主义理论的影响是十分重大的,主流建构主义也在许多重要方面借鉴了批判理论和后现代建构主义的思想。像阿什利、德里安等人的论述,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的批判是十分深刻的。[3] 本文重点在主流建构主义,所以没有讨论这两个建构主义的流派。

一、建构主义的思想渊源

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作为一种思想理念,有着悠久的思想渊源。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学、语言哲学和国际关系学本身。

1. 社会学

社会学对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可能是最直接的,也是最重要的。如果说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是从经济学吸取营养,那么,建构主义则主要是从社会学得到启迪。一般来说,社会学是研究人的社会性活动的科学,包括社会互动、人群生活、社会结构、社会秩序等等。[4] 如果我们将世界视为一个社会,那么,社会学的概念、范畴和研究内容就与国际关系高度相关。简单地说,社会学思想在以下几个方面影响了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1) 社会世界与自然世界的差异

鲁杰认为,建构主义的思想渊源在于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和马克斯·韦伯。[5] 对于他们来说,社会世界是否等同于自然世界? 社会科学是否等同于自然科学? 这是两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实际上,社会科学领域一直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一元论,认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同属科学,所以其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是一致的。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以发现规律为目的。所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从根本上说没有区别。第二种是二元论,认为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其根本不同就在于社会科学研究的主体和客体都是人。既然是人做研究,就不可能完全价值无涉。所以,自然科学研究的目的是发现自然界的规律,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是发现社会世界的规律和理解社会世界的意义。[6]后一种目的是自然科学所没有的。

虽然涂尔干比较偏向一元论,但他对观念的重视却使他的社会科学观点与纯粹的自然科学派不尽相同。他认为观念因素有着自我的完整性,不能被化约为其他因素,社会世界的核心概念是观念。并且,他将社会事实定义为人通过实践活动的社会性建构,强调了社会规则的重要作用,这些都反映了他重视社会因素的基本思想。[7] 同时,他又试图将道德观念和其他社会性因素引入研究设计而不破坏科学的客观性。既注重观念和社会事实的人为建构,又试图保持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涂尔干的这种思想对后来的建构主义国际关系学者,尤其是温特等具有自然主义倾向的建构主义学者,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韦伯更倾向于二元论,认为社会科学可以独立成为体系。人具有赋予世界以意义的特殊能力,这是自然界所没有的。“意义”成为韦伯理论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我们是文化动物,我们有着对世界采取某种特定态度和赋予世界以意义的能力和意愿。” [ 8]在对社会世界的研究之中,首先需要知道的是人的行动的社会意义,而意义是观念范畴的内容。自然科学以客观的物质存在为本体,以发现客观世界的规律为目的,以“说明”( explanation)为基本的认知方法。社会科学却没有这样清晰。社会科学包含了无法回避的主观存在,发现规律和理解意义都是社会科学的目的,其方法就不仅仅是“说明”,而且还必然需要“理解”( understanding) 。并且,在很多时候,理解是社会科学的主要方式, 诠释( interpretation)是重要的理解形式,因为社会事实本身就是社会实践的产物。[9] 无论理解还是诠释,都加入了人的主观能动,而非单纯地发现和解释客观现象和现象之间的线性因果关系。大多数建构主义学者都接受了韦伯的这些思想。

因此,对于建构主义来说,理解社会世界的意义就成为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建构主义学者常常使用温特所举的例子:对于美国来说,英国拥有核武器并不构成威胁,但朝鲜拥有核武器就是极大的威胁。原因很简单,虽然核武器作为物质的本身没有区别,但美国和英国是朋友,英国核武器的意义一定会在康德文化的表象体系中产生;而美国和朝鲜是敌人,朝鲜核武器的意义一定会在霍布斯文化的表象系统中产生。

(2) 社会结构与施动者的关系

建构主义进入国际关系领域的第一个突破口就是结构与施动者的关系问题。1987年,在奥努弗的著作问世之前,建构主义一词虽然还没有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术语,但温特发表了颇具影响的论文《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结构———施动者问题》,将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核心动力(施动者与结构互构)引入了学理辩论的行列。1989年德斯勒的论文《施动者———结构论战的实质意义》继续讨论这一问题。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吉登斯的社会结构理论对建构主义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一般采用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论。比如,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在温特的分类图谱里面,他把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置于个体主义范畴,但画上了一条趋向整体主义的箭头线和一个问号,表明结构现实主义有着整体主义的趋向和部分整体主义的思想。[10 ] 但是从根本上说,华尔兹理论是个体主义的,因为它假定个体单位是先于整体结构的:体系单位的互动形成了体系结构。之后,体系结构才具有了自在的身份。反之,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则恰恰相反,它假定体系的先在性,认为资本主义体系定义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国家。[11 ]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对国际关系的建构主义学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2 ] 他批评了社会结构和社会单元的二元论观点,并试图以二元性克服二元论,即社会结构和施动者不是相互独立的两个因素,不是互为“外在”,因而在本体上也没有先后之分。结构是一种资源和制度的组合,结构和施动者之间是一种相互构成的关系。结构既是施动者实践活动的结果,也是这类活动的中介和转换体系;既使得施动者的行动成为可能,又制约着施动者的行动。同时,施动者的行动又不断地产生新的结构。[13 ] 吉登斯的二元性概念是他的理论核心,结构与施动者互构又是二元性理论的核心。二元性实际上表述了一种结构和施动者互相建构的关系,而不是理性主义理论所探求的因果关系。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正是从这里得到了启迪,提出了结构和施动者互构的观点,以反驳结构和行为体相互独立的理性主义观点。

(3) 社会互动过程的意义

米德、布鲁默的符号互动论是建构主义借鉴的另外一个重要思想来源,其核心是自我和他者的有意义互动(或曰“符号互动”)造就了自我的身份和利益。所谓符号互动,就是有意识、有意图、有意义的互动。比如,一个人下意识地挥挥手,只能称为“非符号”行动,因为其中不具任何有意图的内涵。但如果他意识到别人向他一拳挥来,然后挥手抵挡他人的进攻,这样的挥手,则成为有意图和意义的“符号互动”。米德在讨论人的心灵的时候,区别了人与动物的不同。动物只有本能的冲动,而人却有着反思性的理智。所以,人组成的社会与自然界有着本质的不同。

自我和他者是社会互动的基本内容,社会则是人创造的和使用的符号的总和。社会存在,既不是唯心主义所认为的主观臆造,也不是物质主义所认为的物质事实。社会存在是实在的,但又是可变的,是由人的实践活动不断地创造出来,由各种符号互动表现出来的。[14 ] 自我的身份和利益是在与他者的互动过程中得以建构、产生意义并逐步发展起来的。温特认为,对建构主义感兴趣的身份和利益形成问题,符号互动论提供了有益的帮助,而理性主义者虽然也关心互动,比如博弈论也是分析互动的,但却只注重利益层面的权衡和战略性行动选择,无视互动对身份和利益的建构作用。[15 ]

所以,涂尔干和韦伯的社会学思想为从社会角度研究国际关系提供了可能,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提供了结构和施动者互构的理论,米德、布鲁默的符号互动理论说明了自我和他者通过符号互动过程产生和造就有意义的身份和利益。这些对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有着直接的影响,对温特、德斯勒等人的结构建构主义来说,尤其如此。[16]

2. 语言哲学

语言哲学是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另外一个主要思想源泉。社会学理论虽然为建构主义提供了丰富的营养,但正如塞尔所说的那样,这些理论缺乏“关于言语行为、述行、意象、集体意象或是规则指导下的行动等方面的成熟理论⋯⋯” [17 ]而语言本身就具有建构社会事实的功能,包含构成性的规则,所以,哲学出现语言学转向之后,语言哲学就直接影响到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如果说建构主义在本体论上接近反思主义、与后现代理论有相似之处的话,深层的原因是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为这些理论提供了共同的本体论基础。对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影响最大的可能是言语行动理论,其中,后期维特根斯坦、奥斯丁和塞尔等语言哲学家留下的印记尤为明显。

(1) 语言的本体地位

西方哲学在20世纪初出现的语言学转向,其中重要的一环就是语言的本体地位与传统语言学出现了重大的差异。从笛卡尔到黑格尔,哲学重视认识论,研究的主要问题是语言的逻辑特征和工具功能。由于语言被定义为描述实在和表达思想的工具,研究的内容也就是语言是如何再现已有的存在,语言本身在描述的时候具有多大的逻辑上的精确性和描述上的真实性。比如,罗素强调语言的严密逻辑结构,认为数学语言是最完美的语言,因为它最严谨地表达了理性的思维。早期维特根斯坦的主要理论贡献是图像论,认为一个描述事物的句子一定是一个现实的图像,亦即语言是表现现实的,语言结构等同于世界的结构。在这种将语言视作叙述和表述工具的框架中,语言被视为后在于事实和思想的东西,或者说,事实和思想都是先于语言存在的。

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标志着从重视语言的逻辑性和工具性转向重视对于语言“意义”的研究。索绪尔质疑了语言和客观世界之间具有自然指涉关系的观点,认为能指和所指是有实质差异的。[18 ] 海德格尔“语言是存在的家园”的著名论断提升了语言的本体地位。[19 ] 于是,在后来的语言学研究中,语言逐渐被视为具有创造力量的因素:不仅仅是表达思想和描述事实的工具,更重要的是建构社会事实、建构思想、甚至建构人的身份。比如,塞尔将有些事实定义为“制度性事实”,也就是在人们共识的基础上建构的社会事实。他强调了语言在社会事实建构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认为语言对于社会事实具有先在性,亦即是先于社会事实存在的。[20 ] 语言属于制度范畴。语言建构社会事实,也就是制度建构社会事实。[21 ] 制度建构社会事实的论断对后来的建构主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不仅在奥努弗和克拉托赫维尔那里,而且也在温特、芬尼莫尔等诸多建构主义学者的理论中得到了明显的反映。

(2) 语言的实践意义

后期维特根斯坦从日常语言开始,从语言的使用开始,质疑为一个词语找到一个对应实体的观点。他将语言使用视为一种游戏。既然是游戏,离开了两种因素,语言就毫无意义。这两种因素是:游戏参与者与游戏规则。离开了游戏参与者,就不存在有意义的语言,比如对一个不懂弈棋的人说“马走斜,象走方”是没有意义的。离开了规则,也就没有了游戏。在不同的规则中,同样的语言可以产生不同的意义。对于语言来说,规则就是语法;对于社会来说,社会规则具有同样的功能。可以看出,后期维特根斯坦将语言视为行动(游戏) ,强调语言的意义在使用中产生,这样便将语言的意义、语言参与者、语言的规则这三者密切联系在一起。离开了任何一方,另外一方都不可能存在,自然也都不会具有意义。[22 ]

英国语言哲学家奥斯丁更加重视语言的实践意义。在他的言语行动理论中,言语是作为交际过程中的话语存在的,认为“言语即行事”。[23] 他曾经将话语分为“行为式说话方式”和“记叙性说话方式”两大类,指出记叙性说话方式有真假之分,而行为式说话方式则只有得体与不得体之分,没有真假之分。这就出现了真实性和恰当性的两种不同的标准。进而,如果说话的方式属于第一类,则必然与说话者的身份联系在一起。奥斯丁将交际过程中的行为分为三类:以言指事、以言行事、以言取效。对于他来说,任何言语都是行为。指事属于记叙行为,行事是指言语超出了单纯的言语记叙,其本身就是在做事情,就是采取某种行动。而以言取效则是指听话者在听到某种话语之后采取的行动回应。在这样一个实践过程中,言语不仅是主体的单方行动,也不仅仅是主体对客体的行动,而是行为体之间的相互行动;言语的意义也不仅仅是表达某种思想或是作为交流的工具,而是本身就包含着内容、自身就具有意义的行动。由于这是一个交际过程的行动,行动的环境就成为重要的因素,因此,语境在奥斯丁那里也就成为一个核心概念。言语的意义和效果都是在特定的语境之中才能够发生。在语境之中,恰当性和真实性标准也就共同存在。[24 ]

(3) 语言的人文特性

自笛卡尔以来,近代西方的传统哲学是以理性为核心的。具有严格逻辑规则的语言和科学的语言成为标准的语言,理性主义的语言也成为西方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主导语言。人们将美与真分离开来,因而也就将艺术与哲学分离开来,同时,也将哲学与科学更为密切地结合起来。这一分一合奠定了哲学上的理性统治,理性也就自然而然地被奉为神圣。逻各斯的希腊文原意是谈话,而在哲学中则用来说明理性和规律。理性的绝对化以及理性在数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巨大成就,使理性的话语主导地位日益得以巩固。理性被“当作一种普遍有效的尺度和万能的工具,似乎一切都可以而且应当由理性来建立,一切都可以而且应当以理性来判决,任何科学都由理性概念构成,都以是否符合理性的要求为真伪标准,任何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也都应由理性来认识和解决。社会秩序应该是理性秩序,理想的社会只能是理性社会,而一切思想和文化体系也同样应当是理性体系”。[25 ] 从哲学角度来看,理性主义的重要假定是主客、心物、思有之间的二元分立。从某种意义上讲,理性的主宰标志着人的部分失能。

当西方哲学从近代走向现代的时候,人们开始质疑理性主义传统,试图克服二元分立思维,人文精神开始复兴。人的本真存在、活动意义成为哲学研究的核心。同时,人与人之间、人与环境之间也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主体间性代替了单纯的主体性,主客互动代替了主客分立。[26] 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正是这种整体思维转向的一个重要表现。

哲学发生语言学转向,理性的主宰也就失去了往日的风范。语言更多地被认为是在日常生活中产生了意义,语言本身的逻辑性和理性不再具有认识论阶段的超然性和绝对性,语言的意义只有在人的使用之中才能产生。所以,语言学转向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将可以独立于人存在的纯逻辑语言转向只有在人的使用之中才有生命的实践性语言;将人和语言可以分立的假定转化为人与语言的互动和互构。这样,语言的意义更多成为一个社会性概念,因为它是主体间理解产生的,是在人群的互动实践中形成的。

建构主义学者意识到这个问题,便从语言学的角度讨论规则与规范等重要社会概念,像奥努弗、克拉托赫维尔等就深受语言学的影响。以奥努弗为例,他的建构主义理论可以称为规则建构主义,其中,规则是社会生活中至关重要的因素。而规则正是来自言语行为。言语行为是通过言语的方式促使其他人采取相应行为的做法。如果相同效果的言语行为频繁重复,人们的行为就会形成惯例。如果惯例使得施动者认为他们应当依此行事,那么,惯例就成为规则。规则与施动者通过言语行为进行互构,规则制约行为,建构身份、形成统治。[27 ]

3. 国际关系理论

建构主义也直接从国际关系理论中吸取营养,其主要的理论借鉴是英国学派、新功能主义和交流沟通理论。

(1) 英国学派

英国学派的核心理论是国际社会。温特在为国际关系理论分类的时候,指出英国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将国际体系作为由共同规范管理的社会,认为邓恩将英国学派视为现代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先驱的观点是令人信服的。[28 ] 这是因为英国学派的三个重要内容为后来的建构主义提供了直接的思想源泉。第一,英国学派将国家组成的体系不仅仅视为国际体系,而且也视为国际社会。建构主义是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国际关系的,其重要理论来源是社会学理论思想,所以,建构主义的重要预设也正是英国学派的理论核心———国际社会。国际体系以社会的形式呈现出来,才可能以社会学的方式加以研究。因此,英国学派和现代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英国学派对建构主义的影响也主要是围绕着国际社会这一根本的国际政治概念。

第二,在本体论上,英国学派与建构主义也有相似的地方。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概念继承了格老秀斯传统,其理论在本体论上也属于重视理念作用的弱式物质主义。英国学派早期重要学者曼宁认为,国际社会不是一种经验存在,而主要是一种观念的实体。[29 ] 因为它虽然强调国家作为国际社会基本单位的重要性,但同时也强调国际法、国际规范和制度对国家的制约作用。邓恩在总结英国学派的时候说,国际社会的一些主要规则和制度,比如主权和不干涉内政等,是国际社会的成员在不断的实践互动中建构起来的。[30 ] 另外,在方法论上,英国学派赞成整体主义;在认识论上,历史的发展和传统的演进都是英国学派所重视的研究内容。这些主张显然对现代建构主义产生了影响。

第三,英国学派的研究议程。英国学派的重要学者布尔对国际社会的定义是:“如果一群国家意识到它们具有共同利益和价值观念,也就是说,这些国家认为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受到一套共同规则的制约,而且它们构建共同制度,那么,国家社会(或国际社会)就出现了。” [31 ]布尔认为,由共同利益和价值观念、共同文化和文明基础组成的国家群体可以称为国际社会。如果承认不仅存在一个国际体系,而且存在一个国际社会,社会因素的重要性就会凸现出来,维持国际社会的诸多因素也就成为研究议程上的重点问题,比如,英国学派的理论中至少有三个重要的社会因素:国际制度、国际规范和国际规则。这些恰恰也是建构主义研究的核心内容。

(2) 功能主义和新功能主义

功能主义理论强调社会性交往,因此也对现代建构主义产生了影响。功能主义的第一个重要贡献在于对社会化过程的细致研究。在早期功能主义的论述中,功能性合作被视为克服国际冲突的重要条件。一旦功能性合作在一个领域发生,其效应就会扩展,从一个领域扩展到更多的领域,形成跨国家的合作网络,并且,这种合作是一种学习过程和社会化过程,最终使得合作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32 ] 对于功能主义理论家密特拉尼来说,这种功能性合作的过程实际上是一种社会互动的过程,行为体在社会性互动实践中界定了相互的角色。

新功能主义将功能主义的合作行为和学习过程从低政治领域扩展到高政治领域,尤其是将政治精英的态度视为区域一体化的根本要素。新功能主义代表人物哈斯认为,行为体要取得各自的利益,需要进行功能领域的合作,比如欧洲的煤钢共同体。但是,仅仅功能性合作是远远不够的。政治精英和政治领袖的态度和支持是一体化成败的关键。在后来的研究中,哈斯越来越感到,仅仅凭借共同利益的合作难以持久,也不会稳定。更深层次的信念和价值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在哈斯的著述中,社会性因素进一步加强,学习和互动过程产生的外溢效应以及持久合作中观念的作用,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强调。[33 ]

约瑟夫·奈是20世纪70年代试图复兴和发展新功能主义的重要学者。他的政治精英社会化观点和认同吸引力对后来的建构主义也产生了影响。奈的新功能主义理论主要沿袭了自由主义的传统,但其中对社会性因素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比如政治精英的认同感和社会化。[34] 后来,奈提出的软权力等概念,则更是强调了非物质和非结构因素对国际关系的重要意义。[35 ] 虽然奈本人主要是从利益角度考虑对功能主义的重构,但功能主义内涵的社会性因素是任何功能主义学者都无法回避的内容。

(3) 沟通交往理论

多伊奇的安全共同体理论是建构主义另外一个重要的思想源泉。安全共同体的概念首先是瓦杰尼(Richard Van Wagene)在1950 年代早期提出的,多伊奇在1957年与合作者研究欧洲一体化的著作《政治共同体与北大西洋地区》对安全共同体做出了明确的界定和深入的分析,并且提出了系统的安全共同体理论。[36 ] 他们将安全共同体定义为不会以战争解决争端的高度融合的人群。安全共同体分为两种,一种是整合型( amalgamated) , 是由多个实体组合成的国家,比如美国。另外一种是多元型( pluralistic) ,即彼此独立的民族国家组成的共同体,比如欧盟。从根本上说,安全共同体是一个社会概念,是不同国家的人们产生和培养认同的结果。

对于安全共同体来说,其核心就是多伊奇所说的交往沟通。交往沟通是社会活动,所以交往沟通的理论是研究一体化问题的最具社会意义的理论,它的核心概念是认同感。多伊奇认为沟通是共同体建立的必要条件。“沟通是维系组织存在的粘合剂。沟通本身就能使一个团体拥有共同的思想、观点和行动。” [37 ]人们之间的沟通,可以产生不同的身份定位,可以形成相互的认同。通过不同形式的沟通和交往,比如旅游、文教、贸易等等,人们可以结成社会性网络,培养“信任、相互关心、在自我意识和利益方面的部分认同、相互之间能够准确地预测行为⋯⋯”。 [38 ]沟通的感受可以作为符号保留下来,对以后的交往产生影响。虽然多伊奇没有直接受到社会交往理论和符号互动论的影响,但他对欧洲一体化的实证研究却将这些重要的社会性因素挖掘出来,并形成了国际关系的理论体系。所以,艾德勒和巴尼特认为,“大多数国际关系理论使用物质性力量、权力的语言和十分单薄的社会理论去理解国家间的状况,而多伊奇的理论使用的却是共有知识、观念因素和厚重的规范环境等概念。” [39 ]

当然,建构主义从诸多理论和思想那里得到启迪,其借鉴远远不只以上几种。比如,建构主义从批判理论那里汲取了不少营养,像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对意义性运动的阐述,因为这类行动是以理解为目的、以语言或符号为媒介的。[40 ] 同时也从后现代理论那里得到了重要的启迪,比如建构主义的本体论在很大程度上与后现代理论相似:在建构主义中,观念的作用要超过物质性因素。[41 ] 另外,后现代思潮的兴起,打破了西方几百年来的现代化单一话语,强调了人的能动性和社会的多元性,这在建构主义理论那里有着明显的反映,较为激进的后现代建构主义流派尤其如此。另外,建构主义从国际法研究中也借鉴了很多东西,比如法律的形成、内涵和作用。但总体上说,社会学是建构主义的主要学术思想源泉,语言学和国际关系理论则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和促使建构主义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

二、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流派

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一个包容面很广的概念,其中有着不同的派别。由于建构主义内部的这一特色,所以有着不同的分类方法。有位中国学者总结了11种,包括霍普夫(Hopf)的传统派和批判派,鲁杰的新古典派、后现代派和自然主义派,温特的现代主义派、后现代主义派和女性主义派,卡赞斯坦、基欧汉和克拉斯纳的传统派、批判派和后现代派等等。[42 ] 后来,巴尔金还将建构主义分为现实主义的建构主义理论和自由主义的建构主义理论。[43]

这些分类大都是取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某些方面作为标准的。但是,对于建构主义来说,不同的建构主义流派之所以共处建构主义这一阵营,主要是它们在本体论上与理性主义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形成了对垒。主流建构主义在本体论上偏重理念作用,认为社会世界包含物质和理念两个方面的内容,但物质本身是没有社会意义的,只有在施动者的社会互动之中,才能产生社会性意义。这是它不同于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最明显标志,也是所有带有建构主义标识的理论的共同之处。此外,建构主义在认识论上说明( explaining)和理解( understanding) 兼有,在方法论上实证(positivism)与解释( interpretation) 并用,这与韦伯的融合观点近似。但总的来说,建构主义越是向后者偏重,也就越接近后现代主义。

我用主流建构主义的标签涵盖了卡赞斯坦的安全文化理论、江忆恩的战略文化理论,鲁杰的体系演进理论、温特的身份建构主义、克拉托赫维尔的规范建构主义、奥努弗的规则建构主义。从本体论角度,所有这些都是建构主义理论,都强调理念的作用和施动者实践活动的意义,当然强弱程度有所不同。从认识论角度,温特、卡赞斯坦和江忆恩都是说明与理解兼而有之:既有说明变量关系的成分,也有理解社会意义的内容。克拉托赫维尔和奥努弗则更多地是从理解意义的角度入手,分析施动者行动的社会意义。从方法论角度,温特的理论容易推导出可以实证的假设,卡赞斯坦和江忆恩较多地采用了实证的方法,比如卡赞斯坦对日本战后文化的研究。而克拉托赫维尔和奥努弗则更多地使用语言学和法学的理解式推理,诠释施动者在社会语境中的活动和意义。所以说,温特建构主义应该是最靠近理性主义的理论了,而奥努弗的规则建构主义则是最靠近后现代主义的。鲁杰将自己与奥努弗和克拉托赫维尔归为一类,称为新古典建构主义,但从三个角度来看,他似应居于温特和奥努弗之间较为合适。

我曾在一篇论文中用过一幅图谱,表示国际关系理论根据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分类状况。[44 ] 下面的图是将那幅图谱加以修改,以便说明不同建构主义流派在这一分类图谱上的位置。

图中虚线标出的方框是本文所讨论的建构主义理论的位置。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卡赞斯坦和江忆恩应在与温特同样的位置上。另外一些建构主义学者,如马莎·芬尼莫尔(Martha Finnemore) 、凯瑟琳·斯金克(Kathryn Sikkink) 、玛格丽特·凯克(Margret Keck)等,大约也处在这个位置上。

还有一种简单的分类方法,就是将本体论作为基本分类标志。基欧汉曾经将国际关系理论分为两大类:理性主义和反思主义。[45 ] 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以行为体“理性”为基本假定,亦即行为体的行动是在所处的客观环境中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利益,重视物质条件的作用。反思主义则强调人对世界政治实质的反思,重视观念的作用。所以,理性主义的实质是物质主义本体论,反思主义的本质是理念主义本体论。根据对观念因素的重视程度,可以用一个连续统( continuum)来表示诸建构主义理论在与理性主义比较情况下的大致定位[46 ]:

当然,这样的定位只是为了使读者对建构主义内部的派别有一个比较全面的把握。其中无法包含诸多细微的区别。比如,江忆恩主要是单位层次的建构主义学者,而温特的研究重心则是放在体系层面等等。

三、建构主义的基本学术理念

建构主义内部派别纷繁,即便是我所定义的主流建构主义,也有不同的观点和不同的逻辑推理。比如,在对理念的强调程度上、在确定主要国际关系行为体方面、在是否坚持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等等方面,建构主义的不同派别都有不同的认识。但是,既然可以归类于建构主义,这类国际关系理论也有一些明显的相同之处。以下主要是讨论建构主义作为一个国际关系理论的派别所具有的共同特点,或者说,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学术思想。

首先,社会世界是施动者在客观环境中建构的世界。这一假定包含了两个重要的因素:客观事实和社会意义。主流建构主义不否定客观事实,比如,原*子DAN就是原*子DAN,不论在什么地方,这种事实是无法改变的。在这一点上,主流建构主义与后现代建构主义是有着本质的不同的。温特在说明自己的理论的时候,称其为“弱式物质主义”。他在批判了庸俗或称为还原性物质主义之后,却要维护一种“弱式”物质主义。这种物质主义反对认为单纯物质力量对国际政治没有独立作用的比较激进的建构主义观点。在国际生活中,观念不可能无所不在。[47] 所以,主流建构主义强调观念的作用,强调非物质性因素的意义,但并不否认物质性因素的存在和作用。这里借用艾德勒和巴尼特的话加以说明:“⋯⋯应当清楚地将建构主义与非科学和后结构的理论区别开来。建构主义者绝非否认物质世界的现实,建构主义者的观点是,物质世界如何塑造、改变和影响人的行为,如何受到人的行为的影响,取决于对物质世界的认知性和规范性诠释,这类诠释是更为重要的,也是在不断变化的。” [48 ]

当然,主流建构主义在承认客观存在的物质因素的同时,十分突出地强调了社会意义的概念。这是与理性主义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最大的不同,也是主流建构主义的标志性特征。就此而言,主流建构主义有着两个相互关联的假定。第一,客观事实本身的社会意义是有限的。即便是绝对的物质性存在也只有通过社会施动者的实践活动和表象体系才能获得意义。上面我们举过核武器的例子。对于美国来说,朝鲜拥有核武器是威胁,英国拥有核武器是帮助。核武器这一客观事实是不变的,变的是它所产生的社会意义因为施动者的互动实践而发生了变化。第二,社会事实是可以建构的。塞尔、伯格和勒克曼等哲学家都对这个问题做过详细的阐述。[49 ] 卡尔在《20年危机》中也曾经说过,社会事实是大部分人相信的东西。[50 ] 比如,奴隶制曾经是社会事实,但是,后来反对的人多了,这个社会事实就被改变了。妇女地位、种族隔离等也都是如此。同理,主权、无政府状态等国际制度等等都是施动者在互动实践中建构起来的事实。这类事实所具有的意义是主体间意义,是社会施动者的共有知识。也就是说,人的社会实践互动使社会事实具有意义。所以,建构主义在本体论上表现出两层重要含义:客观存在的物质性因素因为人的互动性实践活动获得社会意义,社会事实因为人的互动性实践活动得以造就和确立。从这个意义上讲,“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社会世界也是“我们造就的世界”。

所以,建构主义的本体论不是唯心主义—唯物主义、主观—客观这个哲学两分图式可以完全概括的。如果使用一个概念,那就是主体间性。如果非要沿用主客体的说法,就是主客整合一体,主体客体同时存在,主体客体互为主客:它们是相互联系、相互建构、相互转化和相互依托的。在这一方面,德国法理学家阿图尔·考夫曼有一段精辟的论述:“当人们奉守主体、客体图式时,认识中的客体与主体是严格分开的。⋯⋯在取向于意义内涵的知性科学(不同于解释因果关系的自然科学)中,主体、客体图式原则上不起什么作用。”“一个想要理解某种意义的人完全必然地持先入之见,从而也首先将其自我带进理解过程。这样一种理解并不是对象性的(因为意义并非实质) ,但也不是主观性的(而是反射的和取向于传统的,如同取向于情景一样) 。相反,它始终是‘主体—客体’同时并存。任何一种要把知性科学中的唯理性和知性个性分离开来的尝试,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51 ]换言之,如果我们总是以非此即彼的对立思维来理解建构主义,就会出现很大的误读和误解。

第二,施动者和结构是互构的,任何一方都没有本体优先性。主体间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施动者—结构理论。建构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兴起首先是从批判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施动者—结构说开始的。自华尔兹开始,体系层面的国际关系理论兴盛起来,结构又是体系层面的重要因素。由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主要采用了微观经济学的理论构建方法,所以,其个体主义色彩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施动者的先在性,亦即本体优先性。比如,华尔兹的理论虽然强调的是体系结构对施动者的影响,但华尔兹结构是施动者的实力地位排列形成的,施动者在先,结构在后。[52 ]基欧汉的新自由制度主义把重点置于国际体系层面的国际制度,但是,制度的产生是施动者根据个人利益的计算和权衡而制定的。[53 ]虽然结构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都给予体系层面因素以独立的本体地位,但这种本体地位是在施动者本体地位之后产生的。这类似于微观经济学中的市场逻辑:先有买卖的双方,后有市场。

建构主义的施动者—结构是互构的。也就是说,结构和施动者同时产生、相依相存,没有本体上的先后。比如奴隶、奴隶主和奴隶制。奴隶制是结构性因素,奴隶和奴隶主是施动者。没有任何一方,其他两方也就不复存在。再如弈棋,规则是结构性因素,而甲乙两方是施动者,三个因素,缺任何一个都无以成棋局。鲁杰对体系演化的研究说明了结构和施动者互动的双向关系对国际体系的演化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国际体系行为体之间的交往力度又直接促成了国际体系的演化。奥努弗对规则与施动者的互构、克拉托赫维尔对规范与施动者的互构、温特对无政府文化结构与施动者的互构都遵循了这种基本的假定。

所以,建构主义的施动者—结构观受到社会学的影响极大。一旦将这种互构性引入国际关系领域,就形成了重要的突破,产生了新的研究议程。这是建构主义的一大贡献。我们来看看主流建构主义的主要研究议程。温特的结构建构主义的核心观点是:国家身份不是先验存在的,是在国际社会的互动中产生的,身份产生之后,才有了对利益的界定。[54 ]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由于确定了国家的先在身份,所以国家利益也就是既定的。实现国家利益也就是如何适应国际体系的实力结构或是如何适应国际体系的制度结构了。但是,结构建构主义首先认定的就是身份不是既定的,所以,国家利益的确定是根据身份的变化而变化的。比如现在的德国和希特勒时期的德国,由于在国际体系中身份的改变,两个时期德国的国家利益也全然不同。再如奥努弗的规则建构主义。鲁杰曾经将规则分为限制性规则和构成性规则两类,前者制约行为体行动,后者建构行为体身份。[55 ]但是,奥努弗认为所有规则都兼有两种功能。只要有社会,就会有规则,规则的两种功能表明,社会施动者的身份与规则是不可分割的。[56 ]这进一步说明,规则是结构性因素,规则和施动者的身份和行为都是联系在一起的。

这样一来,国际关系的研究空间就被扩大了。原来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起点成为建构主义研究探索的问题。国际关系学发生的社会学转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出现的。

第三,观念的力量是巨大的。建构主义重申了观念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重要作用并对观念因素做出了新的解读。在经典国际关系理论中,观念一直是理论家关注的因素。比如,在现实主义奠基者卡尔的《20年危机》中,观念是他讨论的核心概念之一。他认为权力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军事实力,第二种是经济实力,第三种是支配舆论的力量。[57] 支配舆论的力量是观念范畴的事情,是维护或是改变人们观念和意愿的能力。卡尔明确指出:“政治学领域的研究是与人的行为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不存在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客观事实。⋯⋯如果研究人员在思维中已经存在改变事实的愿望,并通过他的研究使其他人也接受这种愿望,那么,一旦接受的人达到足够的数目,事实就会得到改变。” [58 ]也就是说,共有观念可以改变社会事实、创造社会事实。摩根索的古典现实主义也对观念的作用予以足够的重视。在《国家间政治》第十六章一开头,他就声明:“对于国际道德的讨论,必须防止两种极端观点,一是过高地估计道德对于国际政治的影响,二是低估这种影响,认为政治家和外交家采取行动的时候,除了物质性权力之外不会考虑其他因素。” [59]但是,到了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之中,对硬科学的追求使新现实主义者压低了观念的作用。到华尔兹那里,国际体系结构这种单纯的物质性因素成为决定国家行为的首要因素。为了突出这种因素的作用,华尔兹将观念的作用“抽象”到微乎其微的地步。

新自由主义学者是意识到观念的重要作用的。在《观念与外交政策》一书中,戈尔茨坦和基欧汉开章明义:“观念常常是政府政策的重要决定性因素。我们的论点是,观念以下述方式影响政策:观念所体现出的原则化和因果性的信念为行为者提供了路线图,使其对目标或目的—手段关系更加明确⋯⋯” [60 ]他们还提出了三种类型的观念:世界观、原则化信念和因果信念,认为这三种观念对人的行为有着重大的影响。尤其是在不存在唯一可能的政策选择的时候,观念能够决定人们的最终选择,这就是“观念是路线图”的论点。

建构主义在两个方面突出了观念的作用。第一,建构主义认为观念确实可以起到因果作用。这也就是新自由主义的基本观点。在一个行为体身份已经确定的情况下,观念起到引导行为体选择何种政策,采取何种行动的作用。也就是说,观念与物质性因素并列作为行为的原因。但是,第二个观点是更为重要的,也是建构主义的核心观点。这就是:观念不仅是指导行动的路线图,观念还具有建构功能,可以建构行为体的身份,从而确定行为体的利益。这就将观念视为国际关系中的首要因素。这样,观念就不仅仅是因果关系中的原因因素,而且是建构关系中的建构因素。正如温特所说:“我提出的第二种方式是社会建构方式,它研究的问题是:观念在多大程度上首先建构了看上去属于‘物质’范畴的原因。正因为物质性原因是由观念建构的,所以,如果把观念视为与其他原因并列的变量,就不能充分理解观念的作用。” [61 ]因此,观念建构身份,身份决定利益。

当然,建构主义的观念是共有观念,也就是文化。当一种观念成为共有观念的时候,它的力量就是巨大的。芬尼莫尔在《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一书中,使用了三个案例,说明国际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红十字会和世界银行)在传播观念方面的重要作用。正是这些观念在被行为体接受、形成共有观念之后,行为体的身份、认同和利益都得到了重新的界定。[62 ]再比如联合国。作为国际组织,联合国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传播观念。和平是联合国倡导的第一观念。《联合国宪章》开篇明义:“我联合国人民,同兹决心,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发展是联合国倡导的另一个重要观念。二战后的世界完成了去殖民化的使命,但是也面临严峻的发展问题。联合国提出,所有社会和国家需要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社会福利。经济社会发展逐渐成为联合国的重要理念,为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还有一个观念是人的安全和人的发展。在联合国今日倡导的理念话语中,和平、发展、权利已经不再是分立的领域,而是越来越多地结合在一起,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当下,和平、发展和人的权利已经成为联合国的三大支柱性理念。但联合国还是一个构建观念的平台和传播思想的网络。和平、发展、人的权利——一旦这些观念被国际社会广为接受,就会成为人的自觉行动和国际社会的事实。回到卡尔的观点,就是当这些观念被足够多的国际社会成员接受的时候,它们就会成为国际社会的事实。

四、建构主义在西方和中国的发展

建构主义在西方的迅速发展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不少学者都对此做出了评论。比如,新现实主义对冷战结束和结束之后国际关系现实的解释乏力, [63 ]主流理性主义理论研究议程和核心假定的趋同, [64 ]学术领域的社会学转向和语言学转向[65]等。这些都是重要的原因。但我认为,建构主义之所以在十多年的时间里成为最有活力的国际关系理论之一,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人对“意义”的哲学追求,或者说思想界出现了“意义转向”的趋势。[66]

西方的哲学从巴门尼德开始,就重点思考“存在”问题,“能否思想”逐渐成为“是否存在”的判定标准。能否思想的根本是一个理性问题,因为理性是人的专利,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标志。笛卡尔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思想,“我思故我在”将“我”的理性思维视为存在的基础,自我和理性成为具有优先性的主体和主体行为。康德将理性视为既是思想自身的认识能力和活动,也是实践的能力和活动。这样,理性既与思想、也与实践结合在一起。到了黑格尔,理性已经成为西方哲学思想中的核心因素和主导理念,“人是能思的存在,思想(人的理性)是人的本质规定和存在方式,是人征服自然之本,亦是统摄万物之主,因此,哲学的最高发现就是理性的确定性。” [67 ]

黑格尔之后的现代哲学需要超越“能否思想”的范畴。因为在能否思想的界限之内,人的主要任务就是如何运用理性去获得知识,发现自然界存在的规律,从而或是适应自然或是征服自然而更好地生活。在国际关系领域,华尔兹的理论可以说是最接近这种“理性”的理论建构。但在自然规律的绝对统治之中,人的能动作用就仅仅限于发现已有的规律,人的创造力也就丧失了,人的生活意义因此也就无从谈起。如果说哲学的最高目的是追求人生的终极目标,那么,极端的理性主义思想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人的障碍。所以,尼采强调人创造了意义的思想就得到了极大的关注。

于是,哲学开始向寻求人的“意义”转向。意识是人独有的,意义是人在社会中创造的。坚持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二元论观点的人都将意义视为人学的核心。意义既是人的有目的、有意识的生命创造活动,也是人在社会世界中通过互动性的实践活动产生的知识。如果这样理解社会和人,那么,存在的本质就是意义的结构。哲学的意义转向包含了诸多的转向,上面讨论的语言学转向也可以视为其中的一种。国际关系学受到哲学意义转向的影响,也开始思考国际关系这个社会世界的意义问题。从根本上说,这已经不在华尔兹和基欧汉等理性主义学者的思考范畴之内,因为他们的思考仍然是行为体/国家如何使用理性,在国际无政府体系的客观环境中(无论是结构还是进程)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而建构主义考虑的是国际体系和世界政治中的社会意义。所以,建构主义是希望把人带回到国际关系理论中来,把人的意义作为国际关系的核心研究议题。

冷战的结束和主流理论的趋同,开拓了新的学理空间,为在国际关系领域设立这样的议程创造了条件,使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能够引起很大的共鸣。但是,即使没有这样的条件,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也会以某种方式发展起来,因为人是不能容忍将自己物化为“非人”的,人的能动作用是人的意义中极其重要的成分,人的意义是在社会互动中产生的。人的意义就是人的存在。所以说,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一种近于必然的发展趋势。

建构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个案。回顾这一过程可以发现,在借鉴和移植国际关系理论并试图使之本土化方面,中国学者的努力是巨大的。正如薛力的调查显示, 1998年中国学术期刊首次刊登了建构主义的评介文章。从1998年到2004年, 7年的时间里中国出版了建构主义的专著5部,译著4部; 13种中国主要国际关系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建构主义的论文72篇。而且,中国学者的研究基本与国际上建构主义的研究发展保持了同步。[68] 研究建构主义的学者队伍也从无到有,目前已有40多人,其中绝大部分是40岁以下的中青年学者,这些学者年富力强,正处在思维活跃和创作旺盛的时期。所以,建构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后劲还是很大的。

为什么建构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如此迅速?“意义转向”当然也同样是至关重要的原因。但除此之外,还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本体论上与中国的思维方式有着相通之处。如上文所说,建构主义与其他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根本区别是本体论的区别。建构主义本体论是一种弱化物质主义的实践本体论。其社会性本质决定了建构主义更加注重社会关系、注重价值规范、注重互动过程、注重观念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和文化理念在本体论上也不过分地强调物质主义。中国传统思想强调的是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过程,强调道德观念和社会制度是维持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的根本。以礼制原则为例。礼制不是霍布斯无政府文化的原则,而是中国特有的历史经验和文化建构。这种原则无法用西方的二元对立的结构性话语来表述,也难以在西方表象体系中得以再现。中国社会的理想模式是和谐大同,它的维持秩序的手段是礼制,以礼制施行治理则为礼治。世界秩序是国内儒家礼制体系的放大、延展和投射。[69 ]秩序依靠礼治,而礼治在一般意义上可以被视为是一种制度治理和规范治理的结合,因为“礼”可以解释为指导政治与社会行为的规范体系和制度体系。礼治的核心是“仁”,仁又是道德范畴的概念,所以,礼治的根本在道德。这是与现实主义秩序观的一个重要的不同,但在某种程度上接近鲁杰的观点:维系社会的是道德观念和规则制度。[70]加上中国历来多采用一种整体主义的思维方式,也与建构主义有着相似之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正如自由主义和科学主义在美国有着天然的土壤一样,建构主义在中国有着很好的发展条件。

第二,建构主义适应了中国巨大社会变化的需求。建构主义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另一个重大不同是承认客观事物的可变性。理性主义的基本概念是社会事实也是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东西。比如无政府性、国际体系的自助特征等等。建构主义观察世界的基本角度是社会事实大部分是人的实践活动建构起来的。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不是客观存在的不变事实。[71]主权制度、权力政治等也是如此。既然是人们自己造就的东西,就可以发生变化。人们可以重构无政府性,将其重构为非丛林状态,甚至将其构建为以友好和友谊为基础的安全共同体。中国人的思维是“易者衡也”。变化是常态,不变是相对的。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变化成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社会变革和转型。在国际关系领域也是如此。中国不希望以传统大国的方式扩张发展和暴力崛起,中国希望走一条新的自身发展和在世界上崛起的道路。科克斯曾经将主流理论定义为解决问题的理论。[72 ]中国150年来面临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相对于国际体系的认同困境, [73 ]认同问题恰恰是建构主义的核心议程。面对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面对我们自身的迅速发展,怎样解决这个困扰了国人150年的问题? 试想,如果按照现实主义理论,中国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首先在地区称霸,然后在全球称霸。在这一过程中,必然要与先是日本后是美国发生冲突乃至战争。因此,和平发展是不可能的。[74 ] 这是现实主义展示的“客观”规律,有人甚至称其为国际关系的“铁律”。但是,如果按照建构主义的预测,这在很大程度上既要取决于中日、中美、中国与国际环境的互动,也要取决于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进程。也就是说,中国相对于国际社会和国际行为体的身份定位以及中国自身的身份建构是至关重要的事情。这是一个可变的过程,是一个人们可以发挥能动作用的过程。据此推理,和平发展是完全可能的。所以,就现实意义来说,建构主义在某种程度上适应了中国在社会大转型时期的国际关系需求。如果考虑到社会理论从来难以价值无涉,在选择研究问题和选择理论的时候,就已经包含了研究人员的价值取向,那么,建构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就更具深远意义了。

第三,中国国际关系学人的刻苦努力。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在国际关系学科建设方面做着认真的探索和艰苦的努力。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通过翻译国际关系经典著作促进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成长。第一个翻译系列是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的《国际政治学汉译名著》系列,包含了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基欧汉和奈的《权力与相互依赖》、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吉尔平的《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等重要著作。90年代中后期,国际关系理论翻译出现了高潮,上海人民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等先后策划了四套国际关系经典著作的翻译,共出版经典著作50余部,现在仍在继续。其中,建构主义的著作被引入中国学术界,有意识地在国内学术界建立起一个国际关系理论辩论和理论派系竞争的学理平台。《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文化规范与国家安全》、《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建构安全共同体》、《文化和认同》、《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等著作的中文版已经出版。另外,《国家安全文化》、《地区构成的世界》等著作也在翻译之中。第二,中国学者自己的研究成果也不断出现。虽然这些成果以评介为多,理论创新方面存在不足,但这些评介不仅使更多的莘莘学子知道了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而且本身就带有中国学者的思想和中国人的视角。同时,经验性研究成果也在不断出现。所以,中国学者有意识地自觉研究和发展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这一理论在中国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先天的条件、现实的需求和中国学人的努力是否能够产生创新的理论? 比如说,是否可以产生中国的建构主义学派? 目前,这仍然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但是,如果说认同困境仍然是困惑中国的重大问题,那么,理论创新就可能围绕这个问题发生和发展。我们不仅有这种创新的可能,而且可能性是很大的。其间,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会提供一种有意义的理论视角和方法论参照。

注释：

* 本文系作者为《文化与国际社会: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一书所写的序言,现稍加修改后发表。

1. 对于什么是“主流”建构主义,可能会有许多不同观点。这里只设定一个标准,就是承认社会理论具有基本的物质基础,具有说明和理解作用,并试图建立这样的理论。这就将批判建构主义和后现代建构主义排除在外,因为前者的目的不是说明和理解社会世界,而是要改造社会世界,后者则不承认一个基本的物质基础,认为一切全是人的建构。

2. 鲁杰将建构主义分为三类:新古典建构主义( neo-classical constructivism) ;自然建构主义( naturalistic constructivism) ;后现代建构主义(post-modernist constructivism) 。第一类包括奥努弗、克拉托赫维尔、鲁杰、卡赞斯坦、芬尼莫尔等;第二类包括温特、德斯勒,江忆恩也应属于这一类;第三类有阿什利、德里安、沃克等。主流建构主义包含第一类和第二类。参见约翰·鲁杰:《什么因素将世界维系在一起? 新功利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的挑战》,载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斯蒂芬·克拉斯纳主编:《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秦亚青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3—285页。

3. 参见: Richard Ashley, “The Poverty of Neore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8, 1984, pp. 225—286; “Untying the Sovereign State”, Millennium, vol. 17, 1987, pp. 227—262; James Der Derian, “A Reinterpretation of Realism: Genealogy, Semiology, Dromology”, in James Der Derian, ed. , International Theory: Critical Investigat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363—396。

4. 杨善华主编:《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5. 鲁杰:《什么因素将世界维系在一起? 新功利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的挑战》,第257—263页。

6. 顾忠华:《韦伯学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8—150页。

7. 鲁杰:《什么因素将世界维系在一起? 新功利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的挑战》,第258—259页。

8. 鲁杰:《什么因素将世界维系在一起? 新功利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的挑战》,第256页。

9. 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 1919—1939) :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 年版。另参见Hayward A. Alker, Rediscoveries and Reformulations: Humanistic Methodologi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10.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页。

11. 参见哈里·古尔德:《行为体—结构论战的实质意义》,载温都尔卡·库芭科娃等主编:《建构世界中的国际关系》,肖锋译,张志洲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4—119页。

12. 参见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猛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

13. 哈里·古尔德:《行为体—结构论战的实质意义》,第113页。

14. 参见侯均生主编:《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2页。

15. 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13—214页。

16. 参见: Alexander Wendt, “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1, 1987, pp. 335—370; David Dessler, “What’s at the Stake in the Agent-Structure Debat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3, 1989, pp. 441—473。

17. 转引自鲁杰:《什么因素将世界维系在一起? 新功利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的挑战》,第262—263页。

18. 参见韩震、董立河:《论西方历史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载《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年第5期,第50页。

19. 朴金波:《西方哲学“语言学转向”的哲学史意义》,载《吉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1期,第83—86页。

20. John Searle,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Fact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5, pp. 59—60.

21. 语言是一种社会制度。塞尔认为语言可以建构社会事实,亦即制度性事实。因为: (1) 任何社会事实都首先需要语言(哪怕是最原始的语言) ,然后才会确立诸如货币、婚姻等社会事实; ( 2) 任何社会事实中都含有语言的成分。这就确立了语言在本体上先于社会存在的地位。参见Searle, p. 60。

22. 比较温特关于身份建构的例子:奴隶、奴隶主和奴隶制三者之间是相互建构的,缺少任何一项,另外两项便不存在。也就是说,建构主义不预设任何一项的先在性,亦即本体上的优先性。参见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102—107、281—292页。

23. 奥斯丁的主要著作的书名就是《如何以词行事》(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参见王健平:《语言哲学》,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版,第201—221页。

24. 实际上,建构主义多是考虑适当性的问题,亦即行为的得体与否,而新现实主义等主流理论则强调真假问题,亦即行为体的行为是否可能发生、在多大程度上可能发生等。鲁杰提出的两种不同规则也与之相关:构成性规则更侧重于恰当性原则(什么身份做什么事情) ,而限制性规则更侧重于真实性原则(在条件X下出现行为Y是更真实的事情) 。参见Martha Finnemore, National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但在奥努弗那里,这两种规则被结合在一起,相互不可分离,所以,适当性与真实性也就是相互关联的。参见Nicholas Onuf, World of Our Making: Rules and Rule in Soci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lumbia, South Carolina: South Carolina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51。

25. 刘放桐等编著:《新编现代西方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

26. 刘放桐等编著:《新编现代西方哲学》,第17—18页。

27. 尼古拉斯·奥努弗:《建构主义:应用指南》,载温都尔卡·库芭科娃等主编:《建构世界中的国际关系》,第75—82页。

28. 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7页。

29. 参见方长平:《英国学派与建构主义:一种比较分析》,载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主编:《国际前沿问题研究》,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5年版,第302—303页。

30. Timothy Dunne, Inventing International Society, Hound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 and London: Macmilan, 1998, p. 187.

31. 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张小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0—11页。

32. 参见David Mitrany, A Working Peace System , London: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43。

33. 参见Eernst Haas, The Uniting of Europ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Beyond the Nation Stat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34. 参见Joseph Nye, Peace in Parts, Boston: Little Brown, 1971。

35. Joseph Nye,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36. Karl Deustch et al, 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37. 这是多伊奇借用的观点。Karl Deutsch, The Nerves of Government, New York: Free Press, 1964, p. 77, 转引自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 ,阎学通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558页。亦参见卡尔·多伊奇:《国际关系分析》,周启朋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334—338页。

38. 转引自Emannuel Adler and Michael Barnett, Security Commun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7。

39. Adler and Barnett, Security Community, p. 8.

40. 参见尤根·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洪佩玉等译,重庆出版社1996年版。

41. 需要指出的是,有人认为建构主义就是唯心主义,这是不全面的,甚至是一种误读。当然,后现代建构主义另当别论。参见下面第四节的讨论。

42. 袁正清:《国际政治理论的社会学转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7—42页。

43. Samuel Barkin, “Realist Constructiv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5, 2003, pp. 325—342; “Realist Constructivism and Realist Constructivism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6, 2004, pp. 349—352.

44. 秦亚青:《国际关系研究中科学与人文的契合》, 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第78—82页。

45. 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Boulder: Westview, 1989, pp. 160—162.

46. 在诸建构主义理论中,温特大概是最接近理性主义的。Steve Smith甚至认为,温特不属于反思主义阵营,而是一个理性主义者。参见Steve Smith, “New App 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John Bailis and Steve Smith, eds. , 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86。

47. 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139页。

48. Adler and Barnett, Security Community, pp. 12—13.

49. 参见Searle,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ality; Peter Berger and Thomas Luckman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66。

50. 卡尔:《20年危机》,第3页。

51. 转引自蔡守秋:《论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法学理论》,载《新华文摘》2006年第3期,第11页。

52. 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53. 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4. 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143—166、281—292页。

55. 鲁杰:《什么因素将世界维系在一起? 新功利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的挑战》,第272—276页。

56. Onuf, World of Our Making: Rules and Rule in Soci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50—51.

57. 卡尔:《20年危机》,第120—130页。

58. 同上书,第3页。

59.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3 rd ed. ,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1, p. 233.

60. 朱迪斯·戈尔茨坦、罗伯特·基欧汉主编:《观念与外交政策》,刘东国、于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61. 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121页。

62. 参见Finnemore, National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63. 卡赞斯坦、基欧汉、克拉斯纳主编:《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第33页。

64. Ole Waever,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Inter-Paradigm Debate”, in Steve Smith, Ken Booth, and Mayysia Zalewski, eds. , International Theory: Positivism and Beyo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49—185.

65. Ted Hopf, “The Promise of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1, 1998, pp. 171—200; Jeffrey Checkel, “The Constructivist Tur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orld Politics, vol. 50, 1998, pp. 324—348.

66. 这是借鉴韩秋红、高扬的说法。哲学层面的转向是最根本的转向,所以,语言学转向、社会学转向等都可以视为哲学转向的表现。参见韩秋红、高扬:《从“能否思想”到“有无意义”》,载《新华文摘》2006年第3期,第38—40页。以下讨论主要受到这种观点的启发。

67. 韩秋红、高扬:《从“能否思想”到“有无意义”》,第38—39页。

68. 参见薛力:《中国的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研究》,未刊稿。

69. 费孝通:《系维着私人的道德》,《家族》,《礼治秩序》,载《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2005 年版,第41—50、51—59、68—76页。

70. 鲁杰:《什么因素将世界维系在一起? 新功利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的挑战》,第255—256页。

71.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1992, pp. 391—425.

72. 罗伯特·科克斯:《社会力量、国家与世界秩序:超越国际关系理论》,载罗伯特·基欧汉主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郭树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7—231页。

73. 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可能和必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 年第3 期,第7—13页。

74. 参见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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