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理论的创造,说到底其实是理解、解释国际关系历史以及现实的“话语”世界的创造,其中,概念、范畴、术语当是第一位的。我的同事张小明教授在其文章《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几点思考》,(《欧洲》2001年第6期)也指出了这一点。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目前盛行的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的“术语”主要是欧美学者所创造的“话语”。在我们翻译这些学术术语时,如何使得所翻译的术语既比较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又使得英文和中文的指称相同,便是我们参与国际关系理论“话语”世界构造时的当务之急。比如,在新近兴起的建构主义中,有一个核心英文词“inter-subjective",在“主体间性”、“主体互动性”、“主体相互性”三者之间选择哪一个,对于中文的国际关系理论话语世界是很重要的。如选择“主体间性”,中文似乎不通,如选择“主体互动性”和“主体相互性”符合中文习惯,但放在建构主义的知识背景中,似乎选择“主体互动性”较好。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unthinking”一词的翻译中,我记得有学者将沃勒斯坦教授的“unthinkingsocialscience”中的“unthinking”翻译成“否定”或“否思”,如翻译成“否思”,中文似乎不通,如翻译成“否定”似乎既不能表达其“remove from what is conditioned”英文原义,如翻译成“从社会科学中走出来”,虽然比较长,但既符合英文原义,又符合中文表达习惯。这里不存在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我们在创造“话语世界”时面临的一个语言哲学上的难题:语言翻译是否有不可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