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

标题: 试论约翰·拉格“内嵌的自由主义” [打印本页]

作者: chrisxsy 时间: 2009-6-1 16:05
标题: 试论约翰·拉格“内嵌的自由主义”
作者：宋　伟

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2期

【内容提要】　作者从拉格实力和社会意志并重的国际机制观入手,深入分析了“内嵌的自由主义妥协”的概念,认为其本质是市场利益和社会价值之间达成的一个妥协,内容是将自由主义的机制内嵌入合理的社会目标之中,方式是社会各群体(包括从自由化中受益或者受损的各部分)之间达成一个妥协,共同承担自由化和全球化带来的负面效应,其手段是国家和社会达成一个含蓄的交易(或者说契约) ,即公众支持自由化的国际机制和国际经济政策,而国家通过财政和社会福利政策给那些受到损害的群体以补偿和支持。而当前的全球契约运动则是将内嵌的自由主义推行全球的一个尝试。

【关键词】　内嵌的自由主义;国际机制;社会保护;全球契约

　在国际关系学界对国际机制的讨论中,“embedded liberalism”一词常常出现,但对这一概念的准确含义以及它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的相关论述并不多见。目前,相对通行的译法是“深嵌的自由主义”。这一译法比较形象生动,却容易误导人们产生这样一种理解,即自由主义对二战后的国际机制进行了深深的内化。[1] 这样一个观点本身是没有错的。对于二战后国际机制的自由化定性,许多重要的新现实主义学者和新自由主义学者都给予相当的肯定。例如,在斯蒂芬·克莱斯纳的《结构性冲突:第三世界对抗自由主义》这本名著的书名中,自由主义指的就是二战以后美国建立起来的一系列重要的国际资源分配和经济运行机制。 [2] 约瑟夫·奈从20世纪80年代出版《注定领导》以来,直至近年的新著《软实力》里,观察美国力量变化的一个基本点就是“软实力( soft power) ”,也就是渗透了美国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国际机制的重要性。[3] 因此,虽然对国际机制作用的公益性程度看法不一,但对于二战后国际机制的性质及其之于美国霸权护持的作用,主流国际关系学者之间有着相当一致的看法。[4]

问题在于,“embedded liberalism”的含义或者说主要含义并不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共识。就如笔者在下面将仔细介绍到的,这一概念具有非常独特的理论意义,揭示了国际体系如何依赖于国内政治的一个关键联系。[5] “embedded liberalism”在二战以来一直是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国际经济政策的指导原则。最近一段时期以来,针对全球市场与民族国家的关系,新自由主义者和新干涉主义者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对于“embedded liberalism”的评价处于这一争论的核心。[6] 由于这个概念的提出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翰·拉格(John G. Ruggie)曾担任联合国助理秘书长,也是联合国“全球契约( global compact) ”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全球契约”运动的核心理念就是“embedded liberalism”思想扩展的结果。因此,这一概念也具有非常重大的实践意义。

一　“Embedded Liberalism”与国际机制

　　二战后自由化的国际机制是如何形成和变化的?对此,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色彩很浓”的建构主义者拉格做出了不同的理解。[7] 1982年,约翰·拉格在《国际组织》杂志上著文,对国际机制的形成进行了非常独特的分析。[8] 在我们深入“内嵌的自由主义”这个概念之前,首先有必要澄清拉格对“国际机制( international regimes) ”所做的宽泛定义。拉格指出,“国际机制是某个特定国际关系领域中一系列的社会制度,围绕着这些社会制度,行为体的期望趋于一致”。具体说来,国际机制包括4个组成部分:原则(princip les) 、规范( norms) 、规则( rules)和程序(procedures) 。[9] 因此,拉格所谈的国际机制与罗伯特·基欧汉所谈的国际制度( institutions)很近似,不同的地方在于“国际制度”概念还包括实体性的国际组织。[10] 二战后主要国际组织的宪章以及各项规则都深刻地渗透了自由主义的精神。例如,世界贸易组织的核心使命就是推动自由贸易、减少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长期致力于资本流动的自由化和金融体系稳定。所以,谈论“二战后自由化的国际机制”是合适的,但“二战后自由化的国际制度”的提法就不太准确,因为国际组织诸如联合国的某些机构有可能是很不****的。[11]

概括起来,新现实主义的国际机制论主要着眼于实力分配格局的基础性作用。而对于这种实力和机制的因果联系,“最简单的一种形式就是:如果经济能力是如此集中,以至于存在一个霸权国,就像19世纪后期的英国和二战后的美国,那么就会形成某种‘开放’和‘自由’的国际经济秩序”。[12] 相应地,如果霸权国的实力走向衰落,那么自由化的秩序就可能瓦解,旧的机制随之弱化。对于这样一种“霸权机制论”,新自由主义认为过于粗糙( crude)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霸权表现出许多明显的衰落特征,但二战后的国际机制却基本上得以延续。新自由主义将这种现象归因于机制本身的种种作用。罗伯特·基欧汉对国际机制所做的功能主义解释早已为学术界耳熟能详,在此就不赘述。

在约翰·拉格看来,国际秩序具有3个集中的特点。第一个是政治权威国际化的结构(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political authority) 。不管政治权威采取何种制度形式,它都是追求合理的社会目标的各种力量的结合。因此,如果将国际化的权威仅仅看做实力的产物,必然忽略掉社会意志所发挥的作用。他断言,实力能决定国际秩序的形式,却不能预期其内容。例如,荷兰是17世纪的霸权国,但它的对外政策却是重商主义的。[13] 另外一个例子是英国治下的霸权秩序和美国治下的霸权秩序的差异。前者是放任自流的自由主义( laissez - faire liberalism) ,后者则不然。因此,拉格指出,如果想要如实地讨论国际秩序的内容以及为这种秩序服务的机制,就必须探究实力和合理的社会目标是如何融合在一起将政治权威投射到国际体系之中的。[14]具体到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拉格采用了“内嵌的自由主义”这样一个概念。

拉格的第二个观点集中于国际经济机制和部门发展之间的关系。这里的发展尤其着重于民间交流层次。拉格认为,在跨国经济活动中,之所以出现一些特定部门的进展,至少部分地源于它们对贸易和货币机制所起的重要作用。机制本身既不是决定性的,也不是无关紧要的。它们为理解跨国化过程的特点提供了部分背景。

拉格对二战后国际机制第三个特点的概括围绕着机制变化这一主题。既然机制的形成受制于实力与社会目标两个因素,而这两者的变化不总是同步的,那么机制的变化就不一定与实力的变动存在某种一一对应的关系。如果形成某项国际经济机制的社会目标继续存在,那么即使国际结构发生了变化,该机制的规范框架仍会保留下来。换句话说,规则和程序可能发生变化,但原则和规范不会。具体到20世纪70年代国际经济机制中的一些变革,拉格认为,它们并不意味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或者贸然转向重商主义,而是在美国经济实力相对衰落条件下对自由主义原则的新适用。[15]

因此,拉格的国际机制观是一种将国际结构和国内社会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实力地位决定了国际机制的统治形式,而大国尤其是霸权国的国内社会目标则影响到国际机制的内容。用拉格自己的话来说,国际权威是“实力和合理的社会目标的融合”。拉格对“内嵌的自由主义”的理解就基于这一论断之上。与泛泛而谈地认为西方国家是国际经济一体化、全球化受益者的看法不同,他认为,经济自由化必然造成国内不同经济群体的失衡,受到良好教育、在国际竞争中具有优势的部分和阶层将从自由化中受惠,而技术陈旧、竞争力不强的部分和阶层将承担自由化的代价。拉格同意许多经济学家的观点,认为发达国家的工人是全球化的受害者,因为资本流向劳动成本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因此,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对于自由的国际经济秩序,除了面临可支持的实力资源的考验,更大的挑战来源于政府能否在经济发展失衡的情况下整合各种***的社会意志,争取不同群体对自由机制的长久支持。[16] 二战结束以来,虽然经历了美国霸权的衰落,但新的国际经济机制是基于一种“内嵌的自由主义妥协( embedded liberalism compromise) ”之上的。这种新的自由主义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民族主义不同,它具有多边主义性质;与金本位制和自由贸易的自由主义不同,它的多边主义基于国内干预的基础之上。[17]可以看出,所谓的“妥协”,其实就是经济发展和社会保护之间达成的一个折中,国家通过财政政策、福利政策等缓和自由化对弱势群体的冲击,从而保障自由市场机制的稳定运行。那么“内嵌”的意思指的就是自由主义的机制根植于国内合理的社会目标得到满足之中。一旦没有了后者,自由的国际经济机制也就如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了。

所以,“embedded liberalism”本身并没有“深深”嵌入的意思。自由化国际机制在二战后发达国家社会内部所得到支持和理解的程度不一。即便是美国,也由于各种原因时不时具有重商主义、奉行战略贸易政策的倾向。虽然“内嵌的自由主义”认为二战后的国际经济机制具有自由主义性质,但并不是说自由主义精神对机制本身的渗透,而是说经济自由主义必须内嵌入社会共同体的意志之中。但是,正如拉格所言,这种“内嵌”过程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西方国家经历了一个学习如何调和市场有效性和社会均衡发展的过程。[18]

二　全球化、国内失衡与国内契约

　　19世纪后期由于国际经济自由化、一体化的程度很高,因而也被许多国际关系学者称为全球化的黄金时期。全球化的浪潮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面前遭受了顿挫,直至二战后卷土重来。虽然全球化的形式依然大同小异,但其密度( density)和内容却差距很大。原因何在? 按照拉格和其他许多经济学家的观点,英国霸权实行的是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而美国霸权下的国际机制实施的是内嵌的自由主义,因而表现出不同的特色。

拉格同意查尔斯·金德尔伯格的观点,国际经济的稳定需要有一个霸权国。在英国国力强盛的年代,它“提供了商品进口的自由市场,维持了投资流动,并作为最后贷款人”充当着保险公司的角色。[19] 用罗伯特·吉尔平的话说,霸权国家提供了稳定国际经济体系的公共物品。[20] 当时国际经济秩序的核心是金本位制,这一机制的良好运行需要国家政策的配合。拉格转述纳克斯的话说,“为了这一目标,国家不应该通过各种深思熟虑的措施来控制收支。这一要求在那个自由放任的时代基本上做到了”。[21] 也就是说,在19 世纪,政府基本上不管理国内经济,市场在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社会共同体的整体价值无足轻重。按照前面所谈到的国际机制形成的理论,英国霸权实施的这种自由放任的国际经济政策应该与英国的国内社会和国内政治有很大关系。事实也的确如此。当时的英国社会偏爱市场力量,限制政府干预自我调节( self - regulating)的商品、货币和劳动力市场的能力。虽然FaGuo和德国的国内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与英国不同,但它们在英国霸权的驱使下都加入到这种自由放任的国际市场经济之中。[22] 因而, 19世纪的放任自由主义无论在国际层面还是各国国内都大行其道,这其中潜伏着巨大的社会不稳定。

随着1929年经济大危机的到来,国家、社会和市场的关系发生了“大转变( great transformation) ”,各国政府纷纷干预社会经济甚至采取“以邻为壑”的政策以稳定价格和就业,保护本国经济免受外部混乱的冲击,原有的自由经济秩序***为若干个相互竞争的货币和贸易集团。结果,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的国际货币和贸易政策越来越屈从于国内的社会和经济目标。这与以前恰好相反,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英国也无力(再)提供维持自由国际经济秩序所需要的公共物品,例如充裕的商品市场和资本供给。从经济民族主义的浪潮开始,在经济自由化中遭受工资降低、失业等处境的弱势群体的长期不满爆发出来。种族主义、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等激进的意识形态开始在各国政治生活中抬头,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二战以后,在美国的领导下,国际经济领域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其他管理机制,呈现出“内嵌的自由主义”特色。之所以说二战后国际机制是内嵌的自由主义,一方面是因为国际机制本身依然倡导自由贸易、资本自由流动和开放的市场;另一方面,在拉格看来,这些机制所体现的权威关系体现了美国国内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平衡,而后者建立于国家对市场的统治和市场对社会的从属关系之上。也就是说,国家在不牺牲经济开放性所具有的好处的同时,直接承当起缓冲民族经济外部干扰的责任。[23] 市场本身不再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相反,它从属于社会的共同、全面的发展。拉格认为,二战后国际经济自由化所取得的突出成就根源于国家和社会之间所达成的一个国内契约( domestic compact) ,即社会支持自由化的国际经济政策,而国家通过安全网( safety nets)等建设减轻这个政策所带来的有害的国内经济效应。其中一个有效的手段就是通过税收和财政支出计划调节自由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财富在不同社会群体中的不均衡分配。这一契约在不同国家采取不同的形式,在美国是新政或者说凯恩斯主义,在欧洲是社会民主主义或者社会市场经济。

因此,二战后的自由化国际机制与英国霸权时期的自由国际经济秩序的不同在于,前者建立在对社会共同体价值的保护上,例如防止两极分化、减少失业和消灭赤贫等等。国家通过干预市场、实施各种财政政策和公共政策,在国际机制和社会利益的调和上扮演着关键角色。因此,二战后的自由化国际机制本质上说是经济发展和社会保护之间的一个妥协,或者说折中。不仅如此,二战后国际机制本身就体现了一种发展和价值之间的均衡。虽然多边主义和关税削减的原则得到了确认,但同时也顾及了保护国家收支平衡和许多国内社会政策目标的方面。例如,关贸总协定确立了最惠国待遇规则,但同时允许特惠安排和形成自由贸易区。[24] 因此,二战后的自由市场机制既不是完全的自由放任,也不是回到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民族主义。

在约翰·拉格看来,美国学会这种“内嵌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经历了一个“三部曲”的过程:从罗斯福的新政,然后到凯恩斯主义的国际化,也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再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府所推行的“伟大社会( great society) ”计划。但是,在全球化的广度和深度都以几何级数推进的时代,经济发展和社会保护之间失衡的危险也加剧了。正如美国前劳工部长罗伯特·莱克所说的,技术进步和全球经济一体化“正在倾向于奖赏那些受到最好教育的人和惩罚那些受教育和技能最差的人”, [25]而政府却没有对这种新的经济现实给予有效的政策应对。拉格对此进行了审视。[26]他认为,由于全球化造成的国家治理能力的削弱,国家和社会之间含蓄的契约( imp licit compact) 也受到忽视,这样公众将丧失对自由国际经济秩序的支持。因此,二战以来的“内嵌的自由主义”机制正面临着深刻的挑战。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全球化过程中新兴工业国家的竞争和国内经济政策的失败造成了发达国家工人工资水平增长缓慢。经济学家伍德(Adrian Wood)认为,北方国家中不熟练工人工资的相对下降根源于同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南方国家的贸易。[27] 另外一位经济学家罗德里克(Dani Rodrik)指出,在不流动的劳动力和流动的资本所进行的讨价还价中,全球化正在使得许多工人所提供的服务越来越容易被其他国家工人的服务所替代。因此,发达国家的工人可能不得不接受更差的收入水平和更长的工作时间。[28] 拉格指出,如果包括美国拥有的在国外进行生产和贸易的跨国企业,美国在世界贸易份额中的竞争力和地位并没有恶化,问题在于,贸易的盈余并不属于“整个美国”。[29] 具体说来,在全球化中得益的是跨国资本,而不是不能流动的劳动力。拉格总结说,全球化至少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发达国家工薪阶层现在所面临的困境。

第二,从间接的影响来说,全球化削弱了国家充当自由市场和社会利益之间调和角色的能力。拉格指出,加拿大的工业比美国更国际化,但是它的工资增长不比美国缓慢,收入分布与美国相比则更为平衡。理查德·哈里斯(Richard Harris)将之归因于两国在公共政策方面的差异。[30] 但是,拉格的洞见并不止于此。他反问道:“那些关键性的政策工具自身的效用有没有受到全球化力量的损害呢?” [31]在考察了全球化对于国家的金融、生产和贸易政策的影响之后,拉格断言,在全球化的条件下,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为了相互竞争,不得不采取“去民族化( denationalized) ”的经济政策,从而为跨国资本提供了一个友好的环境。[32] 因此,在描述国家的困境时,他采用了一位英国学者“残缺的国家( the residual state) ”的提法。[33]

总之,在拉格看来,二战后的国际经济秩序基于一个宏大的国内交易之上:社会被要求忍受自由化所带来的变革和紊乱,国家则许诺通过它新近获得的国内经济和社会政策角色缓冲这些影响。这个国内契约是自由化国际经济机制的根基。在这个契约的基础上,自由化的国际机制被“内嵌”入合理的社会目标之中,赢得公众的支持,从而达成一个市场利益和社会价值的妥协。所以,二战后的自由主义被拉格称为“内嵌的自由主义”。这种新的自由主义促进了全球化潮流在二战后高速扩展,为“人类有史以来时间最长和最公正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34]

三　全球化、国际失衡与全球契约

　　如前所述,国家在调节因为自由化和全球化所带来的国内失衡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市场利益和社会价值的妥协是通过国家和社会的契约,或者说社会各群体的妥协来完成的。国家看到了自由市场经济在长期所具有的巨大好处,社会群体则会因为短期的阵痛而陷入***。因此,简而言之,国家的作用就是保留市场的好处,补偿受到损害的群体,从而赢取大多数公众对于自由化国际机制的支持。但是,全球化所带来的失衡不仅仅包括国内层面,更包括国际层面。发展中国家,更确切地说,发展中世界的大多数人们享受不到自由化和全球化所提供的消除贫困和可持续发展的机会。拉格引述安南的话说:“我们的挑战在于,在全球范围内创造一个相似的契约来支持新的全球经济。⋯⋯如果不这样做,在后冷战世界的各种‘主义’———保护主义、民粹主义(populism) 、民族主义、民族沙文主义、狂热主义和恐怖主义面前,全球经济将显得非常脆弱。” [35]

与国内层面不同,在全球层次上,没有一个中央政府来代表公共利益,而国际制度由于过于弱小不能完全弥补这一真空。因此,拉格在担任联合国助理秘书长期间,力主“全球契约”的概念,试图减轻国际体系在自由化过程中的两极分化程度。但是,与国内契约不同,全球契约着眼的不是国家,而是公民社会、企业和公共部门在形成共同社会责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方面的作用。[36] 这一思想已经被联合国秘书长安南采用并正式付诸实践。[37]

在谈到反全球化运动的根源时,拉格指出,全球化的收益分布很不平等,发展中国家和低收入阶层的经济状况并没有得到多大改善,甚至可能变得更坏。推行新自由主义(或者说“新自由放任主义”)的政府缩减了社会公共支出,减少对市场的干预,以保障本国经济的竞争力。全球化引发对抗的第二个原因在于全球规则制定中的失衡。支持全球市场扩展的规则(诸如知识产权原则)强健有力,而那些促进合理社会目标的规则(例如人权、环境保护和劳工标准)的制定工作落在了后面。[38] 反全球化的第三个原因在于它使个人和发展中国家变得更为脆弱和容易受到伤害。即使在发达国家,人们也担心自己会失业,不得不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变化所带来的种种文化和认同冲击。拉格认为,正是出于对全球化的种种焦虑,导致公民社会率先起来消除全球化的负面效应,而不是等待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行动。

拉格指出,全球层面正在出现一些显著的制度性发展,其中包括全球公共领域( global public domain)的出现。在这个领域中,人们围绕全球规则的制定进行对话、论战和采取行动。它是一个跨越国家的空间,允许人们在其中直接(不通过国家)表达和追求人类利益。它的驱动力来源于公民社会不断扩展的角色和公民社会与全球企业的互动。[39] 这些公民社会组织包括诸如大赦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它们推动全球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这也就是全球契约的核心内容。跨国企业从自由化的国际机制中得益,可是却不承担什么义务。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与国家相比,跨国企业的全球到达和行动能力更胜一筹。因此,在弥补因为全球化所造成的全球性失衡方面,它们可以发挥非常积极的作用。举例来说,这些企业的社会和环境表现的改善将直接使它们所雇的员工及其所在的社区受惠。[40] 因此,全球契约的核心是公民社会和跨国企业之间达成的一个妥协,或者说契约,它是经济发展和社会保护在全球层面得到协调的途径。

四　结　语

　　在开头我们提到了正在进行中的新自由主义和新干预主义的争论。这两派学者都对二战后的“内嵌的自由主义”提出了批评。新自由主义者偏爱不受阻碍的全球化,认为由国家来掌舵的“内嵌的自由主义”是没有效率的。他们怀念19世纪的自由放任政策所带来的经济高速增长,支持市场重新占据统治地位并认为这是确保长期充分就业的根本办法。新干预主义者则强调19世纪的放任自由主义带来的社会代价,偏重于对市场进行政治控制以确保经济发展和社会保护两不误。这一争论的核心问题是,市场与国家在长期的社会保护和经济表现方面哪一个更为有效。“内嵌的自由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妥协:既坚持自由贸易和经济的开放性,又不能脱离社会的整体价值而发展。这样一种妥协的存在为二战后自由的国际经济秩序提供了稳固的根基。但是,在全球化的冲击下,生产和交换的组织全球化了,而国家干预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却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所谓的“内嵌的自由主义”的妥协,其本质是市场利益和社会价值之间达成的一个妥协,内容是将自由主义的机制内嵌入合理的社会目标之中,方式是社会各群体之间达成一个妥协,对社会和国家通过公共机构所应该追求的合理目标抱有共识,共同承担自由化和全球化带来的负面效应,其手段是国家和社会达成一个含蓄的交易(或者说契约) ,即公众支持自由化的国际机制和国际经济政策,而国家通过社会安全网的建设等财政和福利政策给那些受到损害的群体以补偿。拉格认为,霸权本身并不意味着自由秩序,二战后的自由秩序根植于美国国内社会对这一机制的支持。在全球层面,由于没有一个中央政权来充当政府在国内的角色,正在兴起的全球契约运动是通过公民社会组织的压力和跨国企业的自愿行动而展开的,联合国在其中充当了领导角色。不管是国内契约还是全球契约,它们的目标都是减轻自由市场和全球化给弱势群体带来的不利冲击。这里说的弱势群体,既包括收入和就业日益变得不稳定的个体,也包括发展中国家。拉格呼吁,“为了美国和世界的利益,需要一个新的内嵌的自由主义的妥协,将国际经济稳定和国内社会稳定的两种需求结合起来”。[41]

“内嵌的自由主义”思想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首先,它是结合不同理论阐述某一个问题领域( issue area)的典范。它既带有现实主义的色彩,即国际机制的效率和稳定依赖于美国霸权的支持程度;也吸收了自由主义世界政治理论的要素,即美国霸权本身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理性行为体,分化的社会阶层和集团利益影响着美国的对外政策。其次,它也是结合不同层次论述某一个问题领域的典范。理论本身必须割裂社会现实进行分析,但是解释某个具体的现实问题则必须从多个层次来看。自由化的国际机制国际体系层面的变量,它不仅依赖于实力分布这样的体系结构因素,还依赖于各国国内尤其是霸权国国内社会政治过程。因此,与霸权稳定理论和自由制度主义相比,内嵌的自由主义更能全面地把握二战后西方国际经济秩序的起源。最后,它也是结合不同学科领域知识论述某一个问题领域的典范。它既涉及放任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的自由主义的经济学争论,又涉及全球化理论和相关的国际经济史的内容。因此,这一提法不仅对于国际问题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注释：

[1]参见陈东晓:《试论国际制度的本质特征及其与美国霸权的互动关系》,载《国际问题论坛》, 2004年夏季号; http: / /www.internationalrelations.cn /Article /poly/200411 /799. html。

[2]Stephen D. Krasner, Structural Conflict: The Third World against Global L iber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p. 60 - 65.

[3]Joseph S. Nye,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1; Joseph S. Nye,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 lo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Joseph S. Nye,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4]持同样看法的另一位重要学者是约翰·艾肯伯瑞,他将二战后西方秩序定义为“结构自由主义”。Daniel Deudney and John G. Ikenberry, “Structural Liberalism: The Nature and Sources of Postwar Western Political Order, ”Brown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ay 1996, http: / /www.ciaonet.org/wps/ded01 /ded01. html。

[5]有意思的是,罗伯特·基欧汉等学者从相反的角度考察了国际化对国内政治的影响,并成功地将其理论化。Robert O. Keohane and Helen V. Milner,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Domestic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6]Salvatore Pitruzzello, “Trade Globalization,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Social Protection: 19 th - century British Laissez - Faire and Post – World War II U. S. Embedded Liberalism, ”http: / /www. econ. ku. dk / okokj/ conferencepapers/Pitruzzello - Trade%20Globalization. pdf.

[7]对于拉格究竟应该归入何种学派,国内学者的看法不一,得到认同比较多的是将其划入“现代性的建构主义学者”或者“自由色彩很浓”的建构主义者。笔者比较认同后者。参见郭树勇:《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批评史上的里程碑》,载《美国研究》, 2003 年第1期, http: / /www. mgyj. com / american_studies/2003 / first/ first09. htm。

[8]John G. Ruggie, “ International Regimes, Transactions, and Change: 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6, Issue 2, Sp ring 1982, pp. 379 - 415.

[9]John G. Ruggie, “ International Regimes, Transactions, and Change: 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 ”p. 380. [10]Robert O. Keohane, “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wo App roach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2, No. 4, December 1988, p. 382.

[11]事实上,基欧汉在他的代表作《霸权之后》中谈到了国际制度的价值取向问题。当然,他的反思并不仅仅限于谁控制了国际组织的问题,也包含对自由化本身的价值取向判断。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chapter 11。

[12]Robert O. Keohane, “The Theory of Hegemonic Stability and Change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gimes, 1967 - 1977, ”in Ole Holsti, et al. , eds. , Change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Boulder, Col. : Westview Press, 1980.

[13]John G. Ruggie, “ International Regimes, Transactions, and Change: 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 ”p. 382.

[14]John G. Ruggie, “ International Regimes, Transactions, and Change: 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 ”p. 382.

[15]John G. Ruggie, “ International Regimes, Transactions, and Change: 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 ”pp. 383 - 384.

[16]Robert Gilp in,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Understanding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17]John G. Ruggie, “ International Regimes, Transactions, and Change: 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 ”p. 393.

[18]John G. Ruggie, “ International Regimes, Transactions, and Change: 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 ”pp. 388 -39

[19]Charles P. 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 - 193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esp. chap ter 1.

[20]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369 - 375.

[21]John G. Ruggie, “ International Regimes, Transactions, and Change: 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 ”p. 390.

[22]Robert Gilp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23]John G. Ruggie, “Trade, Protectionism, and the Future of Welfare Capitalis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48, No. 1, 1984, pp. 1 - 11.

[24]John G. Ruggie, “ International Regimes, Transactions, and Change: 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 ”p. 397.

[25]Quoted in David E. Sanger,“A Last World from the Last Liberal, ”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anuary 10, 1997, p. 3

[26]John G. Ruggie, “Globalization and the Embedded Liberalism Comp romise: The End of an Era?” http: / /www. mp i - fg - koeln. mpg. de / pu /workpap /wp97 - 1 /wp97 - 1. html.

[27]Adrian Wood, North - South Trade, Employm ent and Inequality: Changing Fortunes in a Skill - D riven Worl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4.

[28]转引自: John G. Ruggie, “Globalization and the Embedded Liberalism Comp romise: The End of an Era?”http: / /www. mp i - fg - koeln. mpg. de /pu /workpap /wp97 - 1 /wp97 - 1. html。

[29]J. Steven Landefeld, Obie G. Whichard, and Jeffrey H. Lowe, “Alternative Frameworks for U. S. 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s, ”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 http: / /www. bea.gov/bea / articles/ internat/bpa /1993 / 1293 iid. pdf, December 1993, p. 50.

[30]Richard G. Harris, “Globalization, Trade, and Incom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 ics, Vol. 26, No. 4, November 1993, pp. 755 - 776.

[31]John G. Ruggie, “Globalization and the Embedded Liberalism Compromise: The End of an Era?” http: / /www. mp i - fg - koeln. mpg. de / pu /workpap /wp97 - 1 /wp97 - 1. html.

[32]John G. Ruggie, “Globalization and the Embedded Liberalism Comp romise: The End of an Era?” http: / /www. mp i - fg - koeln. mpg. de / pu /workpap /wp97 - 1 /wp97 - 1. html.

[33]Philip G. Cerny, “Globalization and the Changing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International O rganization, Vol. 49, No. 4, Autumn 1995,p. 619.

[34]John G. Ruggie, “Taking Embedded Liberalism Global: The Corporate Connection, ”in David Held andMathias Koenig - Archibugi, eds. , Taming Globalization: Frontiers of Governan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3.

[35]John G. Ruggie, “Taking Embedded Liberalism Global: The Corporate Connection, ”2003.

[36]John G. Ruggie, “Taking Embedded Liberalism Global: The Corporate Connection, ”2003.

[37]http: / /www. unglobalcompact. org.

[38]P. J. Simmons and Chantal de Jonge Oudraat, eds. , Managing Global Issues, Washington, D. C. : Carnegie Endowment, 2001; John Braithwaite and Peter Drahos, Global Business Regul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39]Daniel Drache, ed., The Market or the Public Domain: Global Governance and the Asymmetry of Power, London: Routledge, 2001.

[40]John G. Ruggie, “Taking Embedded Liberalism Global: The Corporate Connection, ”2003.

[41]John G. Ruggie, “Globalization and the Embedded Liberalism Compromise: The End of an Era?”http: / /www. mp i - fg - koeln. mpg. de / pu /workpap /wp97 - 1 /wp97 - 1.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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