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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军事力量观的嬗变与大国崛起 [打印本页]

作者: chrisxsy 时间: 2009-6-1 16:04
标题: 军事力量观的嬗变与大国崛起
作者：封永平

文章来源：《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7期

[内容提要]在现实主义理论视野中,军事力量具有权力与安全的双重属性,大国对权力和安全的追求在军事力量层面取得高度一致,这一点在大国崛起的实践中得到了充分证实。军事力量成为大国崛起的重要变量,也成为理解大国崛起的关键。二战特别是冷战后,军事力量在权力与安全中的效用发生了变化,导致人们的军事力量观发生转变,军事力量不再被简单地视作权力与安全的化身,出现了忽视、弱化军事力量的倾向。但战争和冲突的根源尚未消除,军事力量依然是保障大国权力与安全的重要工具。

[关键词]军事力量　大国崛起　权力　安全

　　大国崛起是国家体系诞生以来常见的国际政治现象,从近代以来崛起的世界大国所选择的路径、手段、目标来看,军事力量往往成为大国崛起的战略支柱,军事力量的兴衰同大国崛起的成败密不可分。本文拟从军事力量视角,从理论和历史两个方面,剖析军事力量与大国崛起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军事力量观的嬗变,对新军事力量观提出质疑,以便更加准确地认识冷战后军事安全形势的新发展。

一、军事力量客观性的现实主义理论诠释及其历史考察

　　鉴于有史以来国际政治无间断的军事冲突的本质和现实,一位哲人曾说过,与其说战争是和平的交替,倒不如说和平是战争的间隙。尽管存在着林林总总的学派和理论,但就军事力量本身而言,冷战前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无疑对此具有更令人信服的解释力和说服力。

在大多数现实主义理论家的视野中,军事力量是权力(Power) [1] 的基础,几近成为权力的同义语。权力和军事力量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权力通常被定义为控制或影响他人的能力,或者是“对他人产生预期效果的能力”。[2] 而军事力量则是国家必备的、有形的物质强制力量,属于权力的资源要素或潜在权力。二者之所以联系在一起,主要是由于权力易于体验却难以定义或衡量。[3]而权力资源相对来说比较具体和容易衡量,于是枚举权力得以行使的基础或资源来衡量国家所拥有的权力大小就成了测度权力的通常做法。尽管权力的资源多种多样,但在现实主义看来,军事力量是最重要的权力资源。[4]

对于军事力量在国际政治权力中的重要作用,古往今来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们多给予充分肯定和推崇。恩格斯有句名言:没有暴力和冷酷无情,历史也就不会取得任何成就。[5]爱德华·卡尔明确指出了军事力量的权力意义。他说, “军事力量之所以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是因为国际关系中权力的最终手段是战争”。“潜在战争是国际政治中的主导因素,军事力量也就因之成为公认的政治价值标准”。[6]肯尼斯·沃尔兹也持同样观点:在政治领域,武力被视为终极手段。而在国际政治中武力不仅是终极手段,而且是首选和常用手段。[7]汉斯·摩根索虽然在其名著《国家间政治》一书中试图对权力与武力在使用意义上予以区分, [8] 但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言,“战争不过是政治的另一种形式的继续”,在军事力量使用背后必然存在着政治的功能,也可以说是政治权力。米尔斯海默直接将权力视同于军事力量。他认为“在国际政治中,一国的有效权力是指它的军事力量所能发挥的最大作用,以及与对手的军事实力对比的情况”。他自己也承认:“我主要从军事角度来定义权力,因为进攻性现实主义把这种力量看成国际政治的最后手段”[9]。

上述学者关于军事力量权力属性的解释,实际上都影射了这样一个观点:作为潜在权力的军事力量可以直接转化为实际权力。因此,权力明显具有的军事力量特征使得“国际政治权力= 国力= 军事力量的公式长期以来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10]除了军事力量所具有的权力属性外,军事力量还被赋予了安全属性。军事力量的最高表现形式是战争,但军事力量并不必然表现为战争,它只是一种手段而非终极目的。用奥尔特加·加希特的话说,限制武力作为政治领域的终极手段意味着“使武力服从于理性手段”。[11]从某种意义上讲,在国际政治层面军事力量的作用类似于罢工在劳资谈判中所起的作用。罢工的代价使罢工很少真正发生,但可能性却始终存在。

所有现实主义理论流派都建立在一个最基本而有效的命题上: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中。[12]无政府状态是与暴力的发生联系在一起的,由于没有任何超级权威阻止国家之间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自助便成为无政府状态下的必然行为准则。[13]这样,安全就成了国际体系中最为稀缺的资源,军事力量便成为国家自我保护的唯一可依赖的力量。正如英国学者F. S. 诺森奇所说,世界的现实生活使人们不得不承认,国家对自己的防卫最后还得靠自身的实力。[14] 在一个始终存在安全竞争和战争危险的世界里,军事力量一直具有现实性和必要性,没有哪个国家敢于放弃军事安全考虑。而国家对安全的追求无法通过对自身的内省而获得,只能通过与其邻国相比才能获得。出于安全和自保,国家要求自身发展得比邻国更为强大,以邻国的弱化为代价来扩大自身的权势。[15]正如卡尔所指出的,一个国家所进行的最重大的战争是为了加强本国的军事实力,在更多的情况下,是为了防止另外一个国家加强军事实力。[16]因此,国家只有崛起成为国际体系中拥有超强军事力量的国家才能确保自身安全,或者说,一个国家获取安全的最佳办法就是成为体系中的最强大国家。

从上文探讨的军事力量与权力和安全的关系看,国家对安全和权力最大化的追求在军事力量层面上取得了高度一致,军事力量因而成为大国崛起的核心构成和象征。

在英文中,大国和权力是同一个单词( Power) ,大国必须是军事强国似乎不言自明。[17] 从历史上看,先后崛起的世界大国都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在16 世纪欧洲王朝的竞争中崛起的西班牙,其军事力量在陆上超过FaGuo,在海上超过英国。训练有素的西班牙步兵团是欧洲战场上战斗力最强的作战队伍。[18] 由大型战舰组成的“无敌舰队”雄霸海上,保证了西班牙成为当时欧洲的第一号军事强国。17世纪崛起的荷兰拥有庞大舰队,确保了其“海上马车夫”地位。仅1644 年,荷兰即拥有1000 余艘战舰用来保护商业,其舰船总数几乎超过英法两国海军总和的一倍。[19] 路易十四时期崛起的FaGuo的强盛建立在其固有的军事力量上,到1710 年FaGuo军队人数已从过去微不足道的3 万人激增至35 万人, [20] 规模雄踞欧洲榜首。拿破仑战争期间,FaGuo更是缔造了一支令人生畏的强大军队,几乎征服了欧洲大陆。从16 世纪开始,经过三百多年时间,欧洲岛国英国一如西班牙、荷兰那样靠强大的海军确立了海上霸权地位。19 世纪末,英国终于建立起史无前例的、地跨五大洲的殖民帝国。对此,阿尔弗雷德·马汉一语中的:多少世纪以来,英国商业的发展,领土的完整,富裕帝国的存在和世界大国的地位,都可以直接追溯到英国海上力量的崛起。[21] 美国真正成为世界性强国是在其军事力量走向世界之后。19 世纪末经济已实现起飞的美国国际影响力极为有限,仅仅被视为国际体系中的二流国家。[22]而二战结束时,美国建起了庞大的军事力量,一跃成为世界头号军事强国。与此相适应,美国的影响力空前壮大,权力触角遍及全球,成为无可争议的世界霸主。

长久以来存在的将军事力量视同大国权力与安全的倾向,实际上暗含着大国崛起的战争转化逻辑,以至于大国被定义为有能力在战争中取胜的国家。[23] 卡尔也持同样观点:一个国家之所以被承认为大国,往往因为它是大规模战争的战胜国。[24]这一点似乎在大国崛起的实践中找到了证据。

过去5 个世纪的大国崛起基本上都是通过战争来实现的。荷兰在抗击西班牙人战争的胜利之后赢得了独立,并由此奠定了领先国家的地位。FaGuo通过三十年战争及其后1657 年和1667 年的两次对西战争,得以取代西班牙崛起为欧洲头号陆上强权。英国的崛起始于16 世纪末的伊丽莎白时代,到19世纪初击败拿破仑帝国而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其间,英国先后向当时的海上及欧洲霸权国发起挑战。1588 年,英国海军先是在大西洋一举击溃西班牙“无敌舰队”,继而从1652 年开始,又三次向荷兰开战,彻底摧毁了荷兰殖民及海上优势。18 世纪英国又开始同仅有的劲敌FaGuo展开激烈的霸权争夺,1689 - 1815 年先后与FaGuo进行了7 次重大战争。特别是1805 年英国在特拉法加海战中的胜利,标志着英国在海上彻底战胜FaGuo,确立起长达百余年的海上霸主地位。[25] 德国的崛起始于普法战争,而日本则在日俄战争中击败俄国后获得了大国地位。美国的世界大国之旅始于1898 年的美西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则最终正式确立了它的全球性超级大国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上崛起大国的地位既靠军事力量的使用而赢得,也因它而丧失。西班牙被英国和FaGuo从海上和陆上击败后,从此一蹶不振,再也没有作为大国东山再起。德日两国由战争起家而崛起,又由二次大战而衰落。

二、军事力量观的嬗变与大国崛起

二战后,世界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军事力量长久以来在国际政治权力中所占据的主导地位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开始动摇,非军事因素的作用在增强,军事力量作为权力资源的有效性在下降。[26]人们的军事力量观念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枪杆子里并非一定出权力和安全。世界上开始流行军事力量不再重要的倾向,甚至出现了军事力量无用论。[27]

军事力量观的变化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从单一到多元。从权力主体来说,在过去,国家一直是军事力量最基本的主体。而现在,主体不仅包括国家,而且向下延伸到了个体,向上延伸到了国际社会(包括国际组织、超国家联盟) 。正如约瑟夫·奈所说,在跨越边界和跨国关系层次上,权力是极其分散的,行为体五花八门。[28] 世界级的跨国公司富可敌国,投机家个人可以搅起一国乃至数国的金融风暴,电脑黑客可以令当今世界最强大的美国军事机器顷刻间陷入瘫痪。[29] 技术的扩散使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甚至核生化武器有可能掌握在拥有雄厚财力的企业、宗教团体、贩毒集团或恐怖组织手中。个人、群体或组织与国家之间爆发一定规模的非对称战争已不再仅仅是一种偶然和可能。

第二,从动态到静态。从军事力量使用的态势来看,国家军事力量的使用正经历着由动态到静态的转变。[30] 这一转变破坏了军事力量与权力和安全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核武器出现以前,很难想象一个国家会有过多的力量,以致在政治上无法有效地使用它。实力(军事力量) 增长的每一部分都在政治上———至少在理论上———是有效的。”[31] 大国难以把巨大的摧毁能力转化为实际权力。在代价高昂和后果惨重的战争压力和人道化的国际背景下,依靠战争或动用军事力量来解决争端的方式正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叶德里安·古尔克断言:“从根本上说,国家已不再把武力或武力威胁作为迫使其他国家服从自己要求的现实工具。”[32]

第三,从绝对到相对。从安全角度看,传统观点认为,国家安全取决于自身的实力尤其是军事力量。也就是说,安全系数与国家的军事实力成正比,绝对的军事力量支撑绝对的国家安全。但随着全球化及各国相互依存度的加深,军事力量难以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确保自身安全。军事力量无法在诸如恐怖袭击、电脑黑客攻击以及其他非接触作战、防区外打击等不对称攻击面前取得成效。这就像多伊奇所形容的:“疯狂的大象可以推倒一棵参天大树,却不能左右一枚细小的针。”[33]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巨大的军事力量不能代替其他潜在力量,缺乏可替代性的弱点使得任何绝对的军事优势及安全都不复存在,而只能是相对的。

第四,从有形到无形。传统的军事力量观将军事力量视为影响和决定国家力量或权力的主导因素,认为军事实力主导着其他类型的力量,拥有最强大军事实力的国家支配着世界事务。然而,权力赖以产生的资源现在已经变得越来越复杂了。[34] 军事力量的作用正在发生着从有形到无形的变化,这突出表现在作为有形硬实力因素的军事力量的地位出现下降趋势,而科技、文化等软实力因素的作用在上升。软实力因素在国家军事力量中所发挥的作用和意义从没有像今天这么大。现今冲突虽然还在发生,但性质发生了变化。过去大国追求军事力量导致的“硬”冲突或战争在逐步减少,军事力量日益从前台走向幕后,软实力成了国家间竞争的重要内容。布热津斯基指出:“一些与领土无关的因素更能决定一个国家国际地位的高低或国际影响的大小。”[35]

同上述军事力量观念的变化相适应,20 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的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对此进行了理论上的论证,较之现实主义更好地反映了这一变化趋势。

同现实主义的“冲突”理论相比,新自由主义是一种合作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复合相互依赖模式下,军事力量起着次要的作用。[36] 作为理性自我行为体的国家不再关注在国际系统中的相对权力地位,对绝对收益的寻求迫使国家放弃各自的帕累托最优战略,通过合作取得集体的最佳结果,而国际制度是保证国际合作的有效途径,正如基欧汉的研究结论认为的,当我们思考霸权后合作的时候,我们必须思考制度。[37]通过制度所提供的协调机制,国家就可以通过交易与权衡而使整个合作达到一种稳定的结果。因此,大多数自由主义者相信,国家可以通过国际制度来降低对彼此意图的不确定程度,稳定人们对和平的预期,从而缓解安全困境。[38] 由此,国家透过制度的合作框架,实现非零和式崛起是可能的。事实上,大西洋联盟和欧洲共同体两个国际制度以及美日合作机制的存在,使得德日的再崛起并没有引起国际体系的动荡和战争。

以温特为代表的建构主义认为安全困境是国家造就的。国家既可以建构霍布斯文化中的安全困境,也可以建构康德文化中的安全共同体。这样,国际体系的结构就不仅仅是现实主义所强调的物质结构,而是一种观念分配所致的社会结构。经过观念分配所形成的共有文化或观念对国际政治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因此,作为纯粹物质性因素的军事力量虽然在结构中客观存在,但它本身的意义十分有限,物质力量只有在与观念相互作用的情况下,才能够产生它所具有的作用。

观念对权力与安全具有建构意义。崛起国家应重视作为物质力量背后的观念性因素,将崛起的目标从建设拥有超强军事力量的强国转向重视建构自己康德文化的集体身份。这种文化话语中的内容和意义通过国家间互动的实践进程不断强化,一国的崛起才不会被他国视为威胁,从而有助于规避大国崛起的负效应。现今仍有许多国家把这种旧式“强国梦”作为自己崇高和长远的目标。这一强国权力———实为物质性暴力的不懈追求正是造成血雨腥风式大国崛起剧情上演的原因。在人类经历了无数的霸权战争摧残之后,以人道、非暴力原则为主要内容的康德文化中的崛起观念也应逐步为国际社会所接受。这就意味着,只要通过共有观念在世界范围内建构起康德文化,那么在当今世界体系内大国的崛起就不再会引起战争。

三、超越大国崛起的困境———新军事力量观的质疑

　　如上所述,军事力量地位下降的趋势使国际制度和观念建构日益成为大国崛起考量的新要素。但这一新趋向是否意味着可以由此摆脱困扰人类数千年的战争噩梦而走出大国崛起的冲突困境? 是否意味着军事力量的终结? 笔者认为,新的军事力量观存在着难以逾越的理论和现实困境。

新的军事力量观强调软实力在国际关系和大国崛起中的地位和作用。但不容忽视的是,硬实力的存在是软实力实施的前提,离开硬实力,软实力的效力就要大打折扣。塞缪尔·亨廷顿说得很明白:“物质上的成功使文化和意识形态具有吸引力,而经济和军事上的失败则导致自我怀疑和认同危机。”[39]新的主流观点倾向认为,在相互依赖和核时代,克劳塞维茨所谓“战争是政治另一种形式的继续”的观点已经过时。战则皆灭,和则共生。国家之间不再是零和博弈,而是双赢、多赢、共赢的局面。实际上, 零和游戏依然在发生作用,相互依赖并没有消除战争根源。如进行有限核战争、常规战争、地区战争及核威慑等仍能达到政治目的。从冷战时期和冷战结束以后的国际关系看,在许多情况下,美国通过战争和军事威慑同样达到了政治目的。

新自由制度主义者相信国际制度可以帮助国家缓解冲突困境的乐观看法,实际上是“低估了国家在合作中所需克服的危险和不确定性”[40]。对绝对收益的关注忽视了别国可能利用获得的相对优势威胁本国的安全。制度在提供信息降低不确定性方面的作用受限于各国安全领域绝对机密信息的封锁,国家不可能根据国际制度提供的信息来把握别国当前和未来的意图。在国际社会中,基于制度基础的共同利益的存在只是国家之间合作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 [41]因而大国之间的合作是有限度的。在涉及诸如领土之争的根本利益分歧时,各国的妥协与合作就更加困难,冲突的危险依然存在。

建构主义强调共有观念对超越安全困境乃至建构安全共同体有着巨大作用。但观念的建构作用对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的影响并不十分确定。一厢情愿的所谓“友好”让步并不一定换来他国的完全信任和善意行为。温特承认, “行为自身不能说明所包含的意义”[42]。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无法始终如一地按照这一利他方式行动,这就阻碍了国家间良性互动乃至共有观念的产生。而发达国家与一些边缘化发展中国家之间跨越物质鸿沟建构起共有观念的日子则更为遥远。

新的军事力量观在某种程度上适应了时代变化,表现出善良的目的和良好的愿望,但国际关系现实表明,军事力量的使用仍然是世界政治的普遍特点, [43]现实世界仍深深陷入安全困境之中。

表现之一,全球军备竞赛进一步加剧。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军事因素在经过前一时期的沉寂之后,其影响日益加强,各主要国家开始加强军事力量,军备竞赛加剧,国际间增加军费开支和加快高科技武器的研制都是不争的事实。[44] 在美国取消其低当量核武器研制禁令后,新一轮核军备竞赛已经开始。[45] 从全球角度看,世界军费开支自1998 年以来一直呈上升趋势。2003 年世界军事开支猛增11 % ,达到创纪录的8790 亿美元。仅美国一国军费开支就占全球军费总额的47 % ,超过世界所有大国军费的总和。[46]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跟踪研究,世界各主要大国均保持较高军事开支数额。美、日、俄、英、法等国一直位居全球军事开支前十名。这说明,军事开支与大国战略和权力诉求有着正相关的关系。

表现之二,战争威胁和地区冲突连绵不断。冷战结束后,大国之间虽未发生战争,但战争危险依然存在,地区冲突更是此起彼伏。据统计,冷战结束以后,每年全球有几十起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发生。[47]进入新世纪,中东、南亚、东北亚等地的地区冲突和紧张局势不仅没有缓和迹象,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值得注意的是,大国特别是霸权国家在世界上展开军事行动的制约因素在减少而不是增加。当代电子信息技术使远距离精确打击能力得到了飞跃式发展。从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到反恐战争,美国付出的人员伤亡微乎其微。这就使美国的战略决策者们在发动军事打击时的顾虑大大减少。只要霸权存在,只要各种安全威胁存在,战争的危险就存在。[48]

新军事力量观本身存在的理论和现实困境从反面说明了军事力量在21 世纪国家崛起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对依旧面临很多传统威胁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确保国家的主权与发展仍是这些国家实现崛起的首要问题。因此,在这些利害攸关、难以妥协的问题上,各国不可能轻易放弃保障其崛起利益的终极军事手段。虽然人类相互依赖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军事力量作为手段的有效性,但大国间零和博弈状况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未来爆发战略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没有任何人向任何国家保证类似的事件不会再发生。在和平时代忽视军事安全的作用,就如同忘记了氧气对呼吸的重要性。[49] 爱德华·卡尔在《二十年危机》中曾提醒道:“在19 世纪自由主义构想的秩序井然的世界中,强权以微妙的形式出现,有效地掩饰了政治权力持续不断但又无声无息的作用,使那些不谙世事的人无法予以辨认。这种掩饰至今仍然有着一定的效力。”[50]这段话至今看来,仍旧不无警示作用,发人深思。

总而言之,在当今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大国有放弃军事力量的考虑。即使通过谈判、协商等和平手段解决争端和分歧,很多情况下也是以军事力量为后盾的。“武力作为一种权力的源泉在幕后起了作用。”[51] 笔者认为,军事力量观念的变化是非常有意义的,它提出了走出大国崛起传统路径的新思路,告诉我们未来世界和国家发展的方向和趋势,但决不能因此而忽视军事力量在大国崛起中的战略保障作用。古人云: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52] 在大国兴衰仍是基本内容的国际关系中,军事力量不再重要、不再需要的那一天离我们还十分遥远。

注释：

[1]学界对“Power”的解释多有争议。笔者认为,许多西方学者尤其是现实主义者之所以将权力与国力、实力、军事力量在不同语义程度上加以混用,并不是他们没有注意其中的区别,而是他们认为,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国家间的权力关系很大程度上就是基于国家之间的实力对比,而国家间的实力关系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军事力量的分配。国际政治学界存在的这一普遍现象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军事力量的权力属性。

[2][美]丹尼斯·朗著,陆震纶等译:《权力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年版,第3、6 页。

[3]Joseph S. Nye , Bound to Lead :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 New York : Basic Books Publishers , 1990 , p. 25 ; Soft Power :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 New York : Public Affairs , 2004 , p. 1.

[4][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著,门洪华译:《权力与相互依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321 页。

[5]Marx and Engels , Works ( Russian ed. ) , vii , p. 212 , inferred from E. H. Carr , Twenty Years Crisis , 1919 - 1939 :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Houndmills , Hampshiire : Palgrave , 2001 ,p. 97.

[6]E. H. Carr , Twenty Years Crisis , 1919 - 1939 :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p. 102.

[7]Kenneth N. Waltz ,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Reading ,Mass. : Addison - Wesley Pub. Co. , 1979 , p. 113.

[8]汉斯·摩根索著,徐昕等译:《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 年版,第190 页。

[9][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等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人民出版社,第79 页。

[10][日]星野昭吉著,刘小林等译:《变动中的世界政治》,新华出版社1999 年版,第294 页。

[11]Chalmers A. Johnson , Revolutionary Change , Boston : Little ,Brown , 1966 , p. 13.

[12]Inis L. Claude , Sword into Plowshares : The Problem and Progres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 4th ed. , New York : Random House , 1971 ,p. 14.

[13]Kenneth N. Waltz ,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p. 111.

[14][英]F. S. 诺森奇:《国际关系中实力的使用》,1974 年版,第12 页。转引自金应忠、倪世雄:《国际关系理论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139 页。

[15]F. H. Hinsley , Power and the Pursuit of Peace ,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63 , pp. 50 - 51.

[16]E. H. Carr , Twenty Years Crisis , 1919 - 1939 :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p. 104.

[17][英]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年版,第161 页。

[18][美]保罗·肯尼迪著,王保存等译:《大国的兴衰———1500 -2000 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求实出版社1988 年版,第53 - 54页。

[19]丁一平等主编:《世界海军史》,海潮出版社2000 年版,第185 - 187 页。

[20]保罗·肯尼迪著:《大国的兴衰》,第104 页。

[21]转引自彭澎主编:《和平崛起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42 页。

[22]Ernest May , Imperial Democracy : The Emergence of America as a Great Power , New York : Harcourt , Brace and World , 1961 , p. 3 - 6.

[23][美]约瑟夫·奈著,张小明译:《理解国际冲突: 理论与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第14 页。

[24]E. H. Carr , Twenty Years Crisis , 1919 - 1939 :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p. 102.

[25]丁一平等主编:《世界海军史》,第257 - 258 页。

[26]David A. Baldwin , “Power Analysis and World Politics : New Trends versus Old Tendencies”, World Politics 31 , January 1979 , pp. 169 ,181.

[27]Klaus Knorr , On the Uses of Military Power in the Nuclear Age ,Princeton : Princeton Univ. Press , 1966 , pp. 3 - 16.

[28]约瑟夫·奈著:《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第334 页。

[29]参见王逸舟主编:《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安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85 页。

[30]这里强调军事力量的静态性,并不否认军事力量的动态性,军事力量使用的态势是动态与静态的统一。但从总体上讲,静态代表了当前和未来的一种趋势和方向。

[31][美]亨利·A·基辛格著:《美国外交政策》,1977 年版,第59- 60 页,转引自金应忠、倪世雄:《国际关系理论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149 页。

[32][英]F. S. 诺森奇著:《国际关系中实力的使用》,第100 页,转引自金应忠、倪世雄:《国际关系理论比较研究》,第148 - 149 页。

[33]Deutsch , Karl W. ,“On the Concepts of Politics and Power”, in Farrel , John C. and Asa P. Smith , eds. , Theory and Real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1967 , p. 56.

[34]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著:《权力与相互依赖》,第11页。

[35][美]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第51 页。

[36]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著:《权力与相互依赖》,第25 -31 页。

[37]Keohane O. Robert , After Hegemony :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s Economy , Princeton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84 ,p. 246.

[38]Robert Keohane ,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 Boulder , Colo. : Westview Press ,1989 , p. 108.

[39]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in the Information Age”, Foreign Affairs , Setember/ October 1998.

[40]Joseph M. Grieco ,“Anarchy and the Limits of Cooperation : A Realist Critique of the Newest 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in David Baldwin ed. ,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1993 , p. 131.

[41]Andreas Hasenclever , et al . ,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7 , p. 31.

[42]Alexander Wendt ,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9 , p. 330.

[43]Joseph M. Grieco ,“Anarchy and the Limits of Cooperation : A Realist Critigue of the Newest 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in David A. Baldwin ed. ,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 p. 120.

[44]李慎明、王逸舟主编:《2003 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版,第7 页。

[45]参见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国际战略与安全形势评估2003/ 2004》,时事出版社2004 年版,第174 - 181 页。

[46]“Recent trends in military expenditure”, http :/ / www. sipri . org/contents/ milap/ milex/ mex-trends. html .

[47]张万年主编:《当代世界军事和中国国防》,军事科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45 页。

[48]黄仁伟:《中国崛起的时间和空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 年版,第113 页。

[49]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著:《权力与相互依赖》,中文版序言,第41 页。

[50]E. H. Carr , Twenty Years Crisis , 1919 - 1939 :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p. 97.

[51]约瑟夫·奈著:《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第297 页。

[52]《清世祖实录》(第179 卷) ,中华书局1992 年版,第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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