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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结构自由主义的西方秩序观 [打印本页]

作者: chrisxsy 时间: 2009-6-1 16:04
标题: 结构自由主义的西方秩序观
作者：宋伟

文章来源：《欧洲研究》2005年第3期

内容提要:结构自由主义着眼于总结和解释战后西方的政治秩序,对冷战以来西方大国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许多独特的看法。结构自由主义认为,战后西方政治秩序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安全绑定实践;美国霸权的可渗透性和互惠性;半主权的、不完整的大国德国和日本;经济的开放性;独特的西方公民认同。对于这些特点,结构自由主义提出了两个层次的解释:作为深层结构的工业主义和作为直接原因的美国霸权。战后西方秩序是一种开放的、互惠的政治经济秩序,美国是其中的领导者而不是统治者。由于决定西方秩序的那些因素在冷战后依然存在,所以,西方大国并不会回复到旧的权力政治斗争中去,美国也不会走向一种帝国式的统治。

关键词:结构自由主义　战后西方秩序　新现实主义　自由主义　帝国

一　结构自由主义概述

结构自由主义( Structural Liberalism)在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中还没有自成一派,对中国的许多国际问题研究者来说可能也颇为陌生。[1] 它主要是由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约翰·G·艾肯伯瑞(John G. Ikenberry)教授提出的。艾肯伯瑞在1996年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学系的丹尼尔·德优尼(DanielDeudney)教授合著的“结构自由主义:战后西方政治秩序的本质和根源”一文中对结构自由主义做了简明而又系统的论述。[2] 伊拉克战争后,围绕着美国是否正在向一个帝国转变的问题,美国国际关系学界展开了大量热烈的争论。艾肯伯瑞教授也是其中积极的参与者。他在2004年第2期(3 - 4月)的《外交事务》上所发表的总结性的“帝国的迷思:定义新的美国秩序”一文其实对帝国论进行了批判,捍卫了他一直坚持的自由主义秩序观。[3] 虽然他倾向于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对英美霸权所做的积极、乐观的评价,但他并不认为美国是一个帝国。[4]

结构自由主义这个名称看起来容易使人迷惑,因为它好像是结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综合。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包括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三大主流理论以及批判理论、新马克思主义等其他许多非主流理论的综合体系。由于不同的学者对相同概念的把握不同,所以名称的使用并不规范。就以结构为例,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N. Waltz)所做的清晰定义(无政府状态下单个国家之间的力量分配)虽然已经得到广泛承认,但对结构的不同理解依然存在。[5] 不过,这种不同理解并不仅仅是名称意义上的,它也关系着建构在该理论基础上的逻辑体系能否成立或者说服力大小的问题。罗伯特·科克斯(Robert Cox)所提的“历史结构”就认为结构现实主义的结构过于虚拟、超历史了,忽略了社会、生产这些因素。[6] 那么,对于结构自由主义来说,它所指的结构( structures)同样不是“单个国家之间的力量分配”,相反,在艾肯伯瑞教授看来,结构主要指的是一系列的机制、规范或者说制度,不仅如此,还包括了霸权国家的内部政治体制。因此,结构自由主义的本质,就如艾肯伯瑞教授的论文标题所示,其中心是秩序问题,而且是战后的西方政治秩序。

结构自由主义开门见山所提的问题是:为什么冷战结束之后,西方主要大国之间没有回复到以前的权力政治斗争中去? 按照艾肯伯瑞教授的观点,现实主义主要分为“势力均衡”和“霸权稳定”两个流派,并对这一问题做出了悲观的回答。支持势力均衡理论的学者认为,苏联威胁的消失将很快导致其他西方大国联合起来制衡美国;而主张霸权稳定理论的学者则认为,美国霸权的衰落必将来临,对旧秩序的挑战重新出现,到时候国际关系又将回复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状态:经济竞争;安全困境;军备竞赛;极端民族主义;联盟制衡,最终而来的是战争威胁。艾肯伯瑞教授把自由主义分成民主和平论(也被称为共和自由主义) 、多元安全共同体论(地区一体化理论的一支) 、复合相互依赖理论(自由制度主义的前身,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最初试图融合结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努力[7])和贸易国家论(也被称为贸易和平论,或者经济自由主义)等流派。与现实主义相比,自由主义的预测则要乐观得多。

在结构自由主义看来,无论是结构现实主义,还是已有的自由主义都没有完整、准确地理解战后西方的政治秩序。结构现实主义过于重视实力变迁所带来的影响,却没有注意到战后西方秩序的兴起与力量格局的变迁并不是同步的。艾肯伯瑞和德优尼指出,战后西方政治秩序先于冷战出现,并在冷战的过程中至少是半独立地发展和制度化。[8] 从现实来讲,西方大国关系在冷战结束后并没有陷入势力均衡的泥淖中去。而已有的自由主义理论,虽然或多或少注意到了现存西方政治秩序中的一些因素,但很不全面,例如不能解释西方大国之间的“绑定安全实践”、美国霸权特有的开放性和独特的公民政治认同这些特点。[9]因此,对于结构自由主义来说,首先所要完成的一项任务就是完整地界定战后西方政治秩序,或者说“自由主义的实践与结构”;其次,结构自由主义要对这种“独特的政治秩序”做出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不同的解释;在这两个基础上,结构自由主义审视了冷战结束以来所发生的重要事件和进展,从而说明自己的预测更符合客观的历史趋势,虽然由于时间太短不能做出定论。总体来讲,结构自由主义的秩序理论是清晰、完整和可以自圆其说的。但是,艾肯伯瑞和德优尼对现实主义的理论存在一些误解,在建构理论的过程中也没有注意到分析层次的问题。本文先逐一论述结构自由主义秩序理论的观点,而后加以简要评论。

二　战后西方秩序的本质

结构自由主义认为,战后西方体系具有五个显著特征:安全绑定实践;美国霸权的可渗透性和互惠性;半主权的、不完整的大国德国和日本;经济的开放性;以及独特的西方公民认同。

安全绑定实践艾肯伯瑞和德优尼在论文中指出,“在将体系结构应用于单元层次实践时,新现实主义坚持的一个观点是:无政府体系中的国家将遵循一种势力均衡的战略。”[10]也就是说,实力越大,给其他国家造成的威胁也就越大,因此二流国家可能倾向于形成一个临时的反对霸权的联盟。结构自由主义认为,新现实主义的这种预测明显不符合战后西方秩序的特点,因为后者的安全实践体现为一套共同遵守的约束制度。而在霸权和帝国秩序下,约束本身是不对称的。安全绑定实践减轻了无政府状态下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为潜在的具有威胁的国家确定了可预期的、有限度的行为模式。大国之间不再需要通过制衡来保证自己的安全了。在结构自由主义看来,战后西方秩序中的安全绑定实践主要是美国和欧洲自由国家成立的北约机制。尽管苏联的威胁是北约形成的重要动力,但北约一开始就着眼于另外的目标:西欧国家之间的相互约束和把美国栓在欧洲。[11] 北约机制本身也超越了传统的防御概念范畴。它已经发展出一整套精巧的组织机构,其中包括联合武装力量计划、国际军事指挥机构,并建立了一个复杂的、跨政府的政治和军事决策过程。[12] 不仅如此,结构自由主义还认为,克服无政府状态下情势变化不测的努力还导致了从欧洲煤钢共同体发端的经济上的绑定议程。总之,安全绑定实践是介于无政府和等级制之间的一种自由秩序结构,它成功地缓解了西方国家之间的无政府状态。

可渗透的霸权在结构自由主义者看来,美国霸权的开放性是战后西方政治秩序的又一重要特征。他们认为,现实主义的霸权理论并不能很好地适用于美国。对于这个问题的阐述,艾肯伯瑞和德优尼是从势力均衡理论和霸权稳定理论之间的逻辑矛盾入手的:前者强调力量的集中会招来DIZHI的行为,后者则强调秩序来自于力量的集中。因此,势力均衡理论向霸权理论提出了一个基本的问题:为什么霸权体系内的二流国家没有联合起来制衡霸权国家?[13] 在结构自由主义者看来,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考察美国霸权本身的特点。艾肯伯瑞和德优尼认为,战后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秩序是一种互惠的、合法性很强的国际秩序,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等级制关系。这种秩序本身具有很多特点,如透明性、权力的扩散、决策的开放性,使西欧国家和日本可以参与到整个西方体系的决策中去。或者用盖尔·隆德斯塔(Geir Lundstad)的话说,美国是一个“受邀请的帝国”。[14]

除了西方秩序本身的开放性以外,结构自由主义还提出了两点非常深刻的洞见:美国的国家结构和跨国关系的盛行。美国是一个分散、多元的联邦制国家,其他国家可以通过很多渠道和机制影响美国的国内政治,进而使美国的决策过程打上自己的利益烙印,而跨国关系的盛行又使得这种参与成为可能。许许多多的公共或私人机构,如七国集团、OECD、北约理事会、大西洋理事会、对外关系委员会和三边委员会,构成了广泛的社会、经济和通讯网络。通过这些交流机制,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就不仅仅是单向的、从中心到边缘的关系,而是一种双向互动的互惠秩序。因此,其他国家并不会感到自己处在某个庞大帝国的统治之下,而是努力将自己融入现存的秩序以谋求更多利益。艾肯伯瑞和德优尼指出,“要点在于,美国开放的国内结构并不仅仅是一种反常的国内现象,相反,它是整个西方体系运作不可缺少的一部分。”[15]

半主权的、不完整的大国结构自由主义认为,现实主义所设想的以主权国家体制为基础的威斯特伐利亚秩序背离了战后西方政治秩序的现实。原因在于,战后西方体系中的两个重要国家,德国和日本,它们所追求的不是传统的大国地位。在结构自由主义看来,德日两国在战后都寻求获得完整的主权能力,但它们在许多方面进行了自我的约束,避开了传统大国角色的某些方面。因此,德日在法律上是主权国家( juridical sovereignty) ,但事实上是半主权的国家。自我约束包括两个层次:自我施加的、牢固的宪政制约和融入更广泛的政治、安全、经济制度。它们奉行防御性的军事方针,主动放弃取得核武器,在维持国际和平和建立国际制度方面表现积极。不过,在艾肯伯瑞和德优尼看来,德国的改造比日本更全面,对西方政治秩序的融入也就更彻底,而日本还保留了一个经济管治能力强大的国家。

经济的开放性战后西方是否存在一个开放的经济秩序,对此现实主义、传统自由主义[16]和结构自由主义者都有着共识。不过,艾肯伯瑞和德优尼对开放的经济秩序做出了不同的解释。现实主义认为,自由开放的经济秩序得益于霸权提供的公共产品或者两极结构下的西方同盟关系。[17] 这两者都减轻了无政府状态带来的安全困境,使得国家不再过多地担心相对收益的分配情况。传统自由主义认为,维持一个开放的国际经济环境是西方国家实现国内的社会福利和社会稳定目标的需要。[18] 而结构自由主义则认为,自由经济所可能带来的收益促使国家之间发展出来共同遵守的制度。此外,工业资本主义经济所带来的复杂性致使难以计算各国之间、国内各部门之间的绝对收益与相对收益的分配情况,以及在较长时期里两种收益的波动情况。结构自由主义的这两种解释与自由制度主义的核心逻辑是完全一致的。[19]

公民认同结构自由主义将战后西方政治秩序的第五个特征总结为共同的公民认同。这种认同表现为两者相互联系、彼此加强的形式:其一,以自由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为中心的相似的国内认同,如今在所有西方国家中都居于主导地位;其二,体系共有的政治认同,主要集中于精英之间,不那么具有主导性。[20]在结构自由主义看来,政治认同和结构是相互依赖的。西方的“精神”,包括共同的规范、公众观念和政治认同,使战后西方的政治秩序更加稳固。艾肯伯瑞和德优尼批判了坚持民族认同以及这种认同来自国家间战争的新现实主义理论。他们认为,西方共同公民认同的产生,首先来自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渗透,包括市场交易、消费方式,其次来自于精英和教育交流的同质化效应。世俗化的公民和资本主义认同在加强,而传统的、狭隘的种族和民族认同在走向衰落。在结构自由主义者看来,这一发展趋势和新现实主义理论的预测同样背道而驰。

三　战后西方秩序的根源

战后西方政治秩序为什么会表现出这些特点? 艾肯伯瑞和德优尼在文中指出,战后西方体系的存续部分根源于不同实践和制度之间的相互加强,但更主要地来源于另外两个方面:首先,工业主义的深层力量及其所激发的政治反应;其次,二战后创建了国际秩序的那些关键行为体它们所面临的机会、制约和偏好。前者是战后西方秩序出现的根本原因,后者则是直接的原因。

结构自由主义认为,工业革命促进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使人类控制和利用自然环境的力量成倍增长。在20世纪,工业主义的轨迹达到了它最成熟的时期,并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艾肯伯瑞和德优尼将工业主义和西方政治秩序之间的关系确定为功能主义的,也就是说,西方政治结构是适应工业主义所造成的经济和社会现实的结果。工业革命所造成的深刻变革体现在五个方面:暴力能力;经济生产规模;互动的密度;复杂性和范围。这五个方面与战后西方政治秩序的五个特点相对应。从这个意义上讲,结构自由主义与结构现实主义和自由制度主义一样,都是物质主义的理论。[21]

首先来看暴力能力。工业革命是科学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广泛应用,这种应用必然随之带来军事技术和军事装备的革新。从重机枪、坦克,到飞机、潜艇,再到弹道导弹和具有毁灭力的核武器,人类所拥有的暴力摧毁能力越来越高。战争的毁灭性使其可能带来的绝对损失远远超过了战争获胜所能取得的收益。因此,传统的势力均衡政治已经不再适用,各国都倾向于通过自我约束、共同遵守的安全机制来减轻无政府状态所导致的不确定性(这里针对的是安全绑定实践)。工业主义的第二个特点是经济生产规模的急剧扩张。随着工业革命的延伸,市场、企业组织、资本集结和劳动力的数量等等都变得越来越庞大,经济生活的边界和传统的国家领土边界已经不适应了。封闭的经济集团、闭关自守和独*政治所带来的经济成本也越来越高。经济开放是工业化生产的必然要求(这里针对的是经济的开放性) 。

工业主义的又一个特点是,工业革命带来了通讯和交通工具的现代化,使跨边界的人员、资本和信息流动日趋稠密。个人、社团和国家之间大量、频繁的交往,已经成为工业社会在国内外的一个显著特征。[22] 各国之间在经济上高度相互依赖,必须常常就范围广泛的各种议题展开多边谈判和协商。因此,为了适应这样一种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的局面,就必须建立自由的政治体系,以使各个行为体能彼此参与对方的决策过程(这里主要针对的是美国霸权的可渗透性) 。工业主义的第四个特点是高度的复杂性。工业化大生产要求越来越细的角色分工、专业的技术阶层以及各种不同的运作部门。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很难再对如此复杂的社会情况做出有效的反应,而多元民主体制则适应了工业化的这一趋势。在多元民主社会中,存在许许多多的半自治的行为体,它们能够自主、高效地处理不同专业领域的问题(这里主要针对多元民主的半主权大国即德国和日本) 。

最后来看看工业主义的第五个特点:范围的扩大。这里所说的范围,主要是指参与全球互动的人类群体的范围。工业化和全球化的大潮席卷世界,将不同的种族、民族群体都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基于原有的地方性的、排外的种族和民族身份所建构起来的政治合法性、认同已经不适应这种大范围的交往需要了。相应地,建立在更具普遍性的公民认同基础上的政治权威更有利于促进交流和限制冲突(这里主要针对的是西方共同的公民认同) 。

在结构自由主义看来,工业主义—政治秩序是结构—功能的解释方式,可以说明为什么某种秩序会出现,却不能说明一些比较具体的现象,如为什么美国成为力量中心或者秩序出现的时间选择这样的问题。为了完成对战后西方政治秩序根源的解释,艾肯伯瑞和德优尼提出了更具历史色彩的第二个层次。这一层次包括四个关键因素:原有国际秩序被战争破坏的程度;战胜国之间实力的集中程度;主导大国的目标和偏好;主导大国所持有的政治秩序观念以及它们从先前体系崩溃中所得到的教训。[23]

对于前两个因素,结构自由主义认为,无论是旧秩序的破坏程度,还是战胜国之间的实力集中程度,两者都是前所未见的。20世纪30年代经济、安全秩序的崩溃,使人们对传统的势力均衡、意识形态彻底失去了信心,德日的无条件投降又为进行深入的民主、自由改革提供了条件。美国在战争中表现出来的巨大实力和在同盟国中所处的领导地位,使其有能力和号召力来创建一种新的西方政治秩序。

前两个因素为新秩序的建立提供了具体条件,后面两个因素则比较具体地说明了战后西方秩序五大特点的根源。

对于第一个特点,安全绑定实践,艾肯伯瑞和德优尼认为,美国长期以来就厌倦势力均衡政治和现实政治外交。原因在于,均衡政治势必要求创造一个强势国家,这和美国有限宪政政府的传统背道而驰。[24] 因此,美国或者奉行孤立主义,或者寻求建立共同遵守的国际制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是国际联盟,二战之后是更具约束力的国际安全机制。

对于西方体系中的第二个特点——美国霸权的可渗透性和第三个特点——半主权的德日两国,结构自由主义认为,这两者同样根源于美国的政治体制。美国的政府结构是相对分散、透明的,存在着多个决策的机制以及各种影响决策的途径。正因为美国是一个宪政民主国家,所以它在处理和其他国家的关系时同样避免帝国式的强制方法。因此,对于德国和日本来说,它们的半主权地位是可以接受的。

之所以西方体系会具有第四个特点,经济的开放性,结构自由主义指出,一方面这是因为美国希望能为它的资本提供更广阔的市场,获得更多的资源,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希望加强民主和提升主要工业国家之间的政治凝聚力。不仅如此,在美国人看来, 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衰退中以邻为壑的行为,是二战爆发的深层原因。[25]

至于第五个特点,公民认同,则深深植根于美国的政治传统之中,并由于轴心国的毁灭而更具吸引力。1941年的《大西洋宪章》提出了普世主义的人权原则。二战结束后,人权、自由、民主等公民认同取代了种族、民族认同在西方联盟中居于主导地位。霸权国美国所持有的公民认同,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条件,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反过来加强了这种认同;在西欧,公民认同有助于半主权的德国摆脱民族主义的憎恨,并促进了欧洲的整合和统一。

综合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对于战后西方政治秩序出现的直接原因,结构自由主义主要是从美国霸权的偏好和二战的经验这两方面来说明的。因此,结构自由主义是一种结构主义和历史主义相结合的方法。

四　结构自由主义评价

由于结构自由主义直接针对的是战后西方的政治秩序,所以它所涉及的重大争论很多,包括20世纪90年代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对冷战后西方秩序的辩论,以及伊拉克战争以来在美国国内围绕美国是否正在走向一个帝国的大讨论。1996年,当艾肯伯瑞和德优尼发表关于结构自由主义的这篇论文时,美国正处在克林顿执政时期,在外交政策中倾向于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北约和美日联盟以及开放的经济秩序等都得到了加强。这与现实主义的势力均衡理论或者霸权理论的预测都大相径庭。一般来说,现实主义对战后西方大国的关系持比较悲观的看法,认为苏联威胁的消退会导致旧的权力角逐重新出现。[26] 艾肯伯瑞和德优尼审视了冷战以来的主要趋势。他们指出,虽然时间很短,这些趋势符合的是结构自由主义而不是新现实主义的预期。例如,FaGuo重新回到了北约,德国和日本的半主权地位依然持续,关贸总协定转变为在维护自由贸易方面作用更大的世贸组织,右翼民族主义并没有成为主流。之所以这些发展趋势与结构自由主义的预测相一致,艾肯伯瑞和德优尼指出,是因为冷战后结构自由主义所基于的那些要素(工业主义、美国霸权等)依然存在。他们认为,结构自由主义的西方秩序观有三大贡献:其一,完整地抓住了战后西方独特的政治秩序的五大特征;其二,结构自由主义为这种秩序提供了一种双层次(功能层面和历史层面)的解释;第三,这种解释是可以和新现实主义国际制度理论竞争的自由主义制度理论。

小布什政府上台以后,特别是“9. 11”事件以来,美国的对外政策呈现出比较强烈的单边主义倾向,所以在美国国际关系学界,“关于帝国的争论又回来了”。这一争论的核心就是美国与它所创造的战后政治秩序的关系问题。反对美国帝国倾向的一方认为美国对外穷兵黩武、蔑视主权、过度扩张,正在走上旧帝国的不归路;支持美国帝国倾向的另一方则认为美国的自由帝国主义行为不是多了,而是少了,美国应该采取强有力的手段将其他国家整合到自由秩序之中。[27] 艾肯伯瑞教授的观点与两者都有所不同。他仍然是从结构自由主义秩序观的角度出发的。他认为,美国并不是一个帝国,因为美国虽然对边缘国家采取帝国式的政策,但它和其他大国的关系并不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而且,他指出,帝国论是建立在对美国实力的空想之上的,没有意识到合作、规则和合法性的重要。美国的公众也不可能支持美国成为一个帝国。美国所创立的战后西方秩序依然深入人心。[28]

对于结构自由主义的秩序理论,笔者做两点简单的评论。第一,艾肯伯瑞和德优尼对现实主义理论存有误解,且明显体现在对势力均衡理论的理解上。结构自由主义将肯尼思·沃尔兹归入其中是一个常见的错误。原因在于,沃尔兹虽然认为在不均衡的力量结构下,弱国有可能联合起来对付强国,但这仅仅是一个可能,并不排斥另外一种国际政治的运作方式“见风使舵”。而且,沃尔兹并不简单地认为势力均衡是最好的维护国际体系稳定的方法。他所论证的是:拥有核武器的两极均势能保证大国关系的明晰、减少不确定性和对外政策的失误。再者,在结构现实主义看来,势力均衡局面的出现,最根本的并不是因为国家的联盟行为,而是由于社会化的结果。也就是说,在无政府状态下,各国为了生存,都必须向在关键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部门做得最好的国家学习,从而使大国之间在国家管理、技术发展方面表现出明显的相似性。这样,面积、资源差不多的大国最终会趋向实力的均衡。[29] 因此,肯尼思·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和后来的霸权稳定理论并不矛盾;相反,前者还是后者的基础。

第二,艾肯伯瑞和德优尼对战后西方政治秩序的总结和解释是具有洞察力的、全面的,但是他们没有澄清自己和自由制度主义的关系,也颇少注意到层次分析的问题。从结构自由主义对战后西方秩序的论述来看,其分析框架和自由制度主义颇多类似,在对安全机制、经济机制和公民认同做功能主义分析时尤其如此。两者的不同在于,自由制度主义是一种清晰的体系理论,而结构自由主义则有点把自己变成了单元层次和体系层次相混合的东西。结构自由主义这样做有助于解释更多的具体现象,但它同时引起了一个严重的后果:很大程度上结构自由主义秩序理论本身已经不能算是一种理论了。例如,在艾肯伯瑞和德优尼对战后西方政治秩序的五点归纳中,美国霸权的可渗透性和德日的部分大国地位都属于单元层次的东西,虽然它们和体系的运作密不可分(问题是,在现实中,世界本来就是密不可分的,所以理论本身就是对现实的一种割裂) 。而在解释这些特点的历史层次里,主要的决定因素就是美国的政治体制和政治观念。因此,总而言之,艾肯伯瑞和德优尼对战后西方秩序的考察更倾向于一种具体的解释,而不是理论的建构。从这个角度讲,结构自由主义并没有超越自由制度主义,提出一种和新现实主义制度理论并驾齐驱的、有说服力的制度理论。

结构自由主义对最新的国际秩序趋势的看法是有道理的。虽然单极世界里美国有了更多的行动自由,但原有的制约因素依然存在,有的还在进一步加深,如核武器的威慑、相互依赖以及国际制度本身的独立性和活力。另外,根据一些美国学者的研究,小布什政府在政治和军事领域虽然倾向于单边主义,但是在经济和贸易领域却倾向于多边主义,尊重世界贸易组织的权威。[30] 美国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来建立一个所谓的大帝国。这一趋势从“新帝国主义”讨论的兴衰中可以看得很清楚。现在,已经很少有美国的学者或者政界精英提这个词了。但是,艾肯伯瑞和德优尼对德日将继续保持其半主权地位的论述并不一定符合客观的发展趋势,对于日本来说尤其如此。两者虽然都有和平宪法、国内民主体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会放弃传统大国的追求和通过军事手段来维护本国利益的决心。

注释：

[1]值得一提的是,王逸舟先生在《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中专辟“结构自由主义”一章,对该理论进行了介绍。

[2]See Daniel Deudney and John G. Ikenberry, “Structural Liberalism: The Nature and Sources of Postwar Western Political Order”, Brown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ay 1996, at http: / /www. ciaonet.org/wps/ded01 /ded01. html. 这篇论文最早是提交给1995年12月哈佛大学“冷战后的现实主义与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的。

[3]See John G. Ikenberry, “Illusions of Empire: Defining the New American Order”, in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04, also at http: / /www. ciaonet. org/olj/ fa / fa_marapr04 / ikg01. html.

[4]尼尔·弗格森的观点参见: Niall Ferguson, Colossus: The Price of America’s Empire,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04.

[5]See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hapter 5“Political Structure”, Reading, Mass. : Addison2Wesley, 1979.

[6]See Robert W. Cox, “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s: 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0, No. 2, 1981, pp. 126 - 155.

[7]基欧汉和奈在该书中提到的“总体力量结构模式”明显属于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而国际组织模式则已经接近于后来的自由制度主义理论了。See Robert O. Keohane & Joseph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Company, 1977.

[8]See Daniel Deudney and John G. Ikenberry, “Structural Liberalism: The Nature and Sources of Postwar Western Political Order”.

[9]Ibid. .

[10]See Daniel Deudney and John G. Ikenberry, “Structural Liberalism: The Nature and Sources of Postwar Western Political Order”.

[11]See Mary Hamp ton, “NATO at the Creation: U. S. Foreign Policy, West Germany and the Wilsonian Impulse”, Security Studies, No. 3 ( Sp ring 1995) , pp. 610 - 656.

[12]See Martin H. Folly, “Breaking the Vicious Circle: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Genesis of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Diplomatic History, Vol. 12, 1988, pp. 59 - 77.

[13]艾肯伯瑞和德优尼所引述的这个问题,其实有许多国际关系学者进行了思考,如克里斯托弗·莱恩(Christopher Layne) 、斯蒂芬·沃尔特( Stephen Walt) 。沃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提出的“见风使舵”(Bandwagoning)行为模式也直接涉及这一问题。

[14]See Geir Lanstad, “Emp ire by Invita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Europe, 1945 - 1952”, in Charles Maier ed. , The Cold War in Europe: Era of a Divided Continent, New York: Wiener, 1991, pp. 143 - 168.

[15]See Daniel Deudney and John G. Ikenberry, “Structural Liberalism: The Nature and Sources of Postwar Western Political Order”.

[16]我在这里使用“传统自由主义”一词,是因为艾肯伯瑞和德优尼所提到的自由主义理论,并不包括80年代后期以来罗伯特·基欧汉所发展出来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相反,结构自由主义和自由制度主义存在着很大程度上的相似性。对于这一点,我在后面的评述中将做进一步的说明。

[17]霸权理论主要参见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和罗伯特·吉尔平等人的论述。See Charles P. Kindleberger, “Dominance and Leadership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Exploitation, Public Goods, and Free Rider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No. 25, 1981, pp. 242 - 254; Robert Gilbin, The Challenge of Global Capitalism: The World Economy in The 21st Centu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关于同盟和自由贸易的关系,参见Joanne Gowa, Allies, Adversarie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18]See John G. Ruggie, “International Regimes, Transactions, and Change: 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 in Stephen D. Krasner ed. , International Regime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19]See 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20]See Daniel Deudney and John G. Ikenberry, “Structural Liberalism: The Nature and Sources of Postwar Western Political Order”.

[21]物质主义,秦亚青先生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作此翻译。其实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唯物主义。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结构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都可以归入到唯物主义中去。国际关系的唯物主义理论主要特点在于,它们认为决定国际体系的主要因素是物质性的。

[22]See Karl Deutsh, Tides among Nations, New York: Free Press, 1979.

[23]See Daniel Deudney and John G. Ikenberry, “Structural Liberalism: The Nature and Sources of Postwar Western Political Order”.

[24]See Daniel H. Deudney, “Bingding Sovereigns: Authority, Structure, and Geopolitics in Philadelphian Systems”, in Thomas Biersteiker and Cynthia Weber eds. , State Sovereignty as Social Construc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25]See Robert Pollard, Economic Securit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1945 - 195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5.

[26]其中比较著名的如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的观点。See John Mearsheimer,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of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ummer/1990, pp. 5 - 57.

[27]See Niall Ferguson, Colossus: The Price of America’s Empire.

[28]See John G. Ikenberry, “Illusions of Emp ire: Defining the New American Order”.

[29]See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hapter 6“Anarchy and Balance of Power”.

[30]See Fareed Zakaria, “Bush’s Quiet Multilateralism”, at http: / /www.fareedzakaria.com/ articles/newsweek /051004.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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