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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文化视角的回归 [打印本页]

作者: dorm99 时间: 2009-6-1 16:02
标题: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文化视角的回归
作者：王　贞

文章来源：《学海》2005年第2期

　　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中,现实主义学派一直占主导地位,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大传统”。他们认为决定国家行为的因素主要是国际政治体系和物质实力① ,政治、军事实力即“硬权力”被人们认为是分析国际关系的重要参考变量。近年来,面对复杂的国际政治和社会现实,占主流地位的现实主义学派一时陷入了“失语”状态,国际关系研究呈现多元状态,新的范式和理论争论层出不穷。其中,文化的重要性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日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并不断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方向②。本文拟就国际关系领域中文化视角回归的背景、文化的概念、特征及功能,以及文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等问题做一浅析。

国际关系文化视角回归的背景

文化在现实人类社会生活中一直就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文明’好像一只无形的巨手,改造着社会,支撑着国家,牵动着、主宰着人类的历史”③。历史中的国际关系自然也毫不例外地受到文化的影响。从学术史角度看,早在一战前后斯宾格勒、汤因比等就从文化形态视角研究历史,只不过二者侧重点不同。斯宾格勒从事的是历史哲学研究,从哲学观念上澄清了“历史”的概念;而汤因比则侧重从史学研究的角度,揭示历史的本性,阐明历史的逻辑———“历史就是文化”。对国际关系研究中文化因素的关注真正兴起于20 世纪四五十年代,当时的研究者主要是二战时期美国的文化人类学家,他们主要关注一国的民族特性,为二战时期的美国提供战略依据,如本尼迪克、米德等。其中本尼迪克的《菊花与刀———日本文化模式研究》最为有名,为美国制定对日政策起了重要作用。但这些只是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潜流,在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占主导地位者却是“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学派”。他们认为国家间政治与国际关系的首要问题是战争与和平研究、外交与政治研究、权力与斗争研究等,即所谓的“高级政治”;而“低级政治”,即非政治、非军事、非外交的文化与心理等领域,往往被置于次要的地位。

自六七十年代起,“低级政治”开始挑战“高级政治”;20 世纪末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文化视角开始复兴、回归。正如美国学者M. J . 麦哲所指出:“文化,是当前研究有关国际关系、国际安全和世界经济等问题的著作中最时髦的概念。”④之所以说是“回归”,是因为目前国际关系领域中对文化因素的关注并不是新的刚刚开始,而是说国际关系中文化变量以前就受到人们的关注,在20 世纪末又重新受到重视。这与冷战结束的历史背景以及国际关系领域中后现代主义的冲击、建构主义学派的崛起等学术背景有密切的联系,从而为文化因素崛起为国际关系中的显性要素起了重要的“揭幕典礼”的作用。

80 年代后期至90 年代初期冷战的结束,对于学科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就国际关系研究领域而言,它对国际关系的传统理论和方法提出了质疑和修正,直接刺激了国际关系领域中文化理论的研究。随着苏联、东欧巨变与国际冲突中民族、宗教、文化等因素表现得日益明显,学界也越来越重视从历史文化、意识形态、民族特性、国家性格等角度研究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约瑟夫•奈指出,冷战结束后一个国家的“硬权力”如军事力量、自然资源和其他有形力量在国家间竞争中的地位在下降,而以文化、知识体系、意识形态等要素组成的“软权力”的地位在明显上升⑤。在西方学术界,首先是1989 年福山发表《历史的终结》以及1992 年出版《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一书在东西方各国引起了巨大反响。其次是塞缪尔•亨廷顿于1993 年发表《文明的冲突》,1996 年又出版《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他认为,由于文化因素在全球秩序中变得越来越重要,整个世界正进入一个“文明的冲突”的历史时期。他的高论无疑是继福山之后又一场学术大地震,尤其是在美国国内以及东亚地区引起了巨大争论⑥。再有是小约瑟夫•奈在《注定领导:变化中的美国权力》一书中首次提出了相对于“硬权力”的“软权力”概念及其理论。他认为,21世纪的力量将依赖于有形和无形这两种力量源泉的结合。这三次学术大论争突出了文化作为国际社会关系中一种决定性力量的极端重要性。于是,文化模式与因素逐渐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中一个重要的理论维度。

后现代主义的兴起无疑也影响到了国际关系领域,进而引起了人们对国际关系中文化变量的重视。后现代主义是一个十分不确定的、模糊的、有争议的概念,它的形成与米歇尔•福柯、雅克•德里达、海登•怀特、罗兰•巴尔特等的作品有关。这些作品致力于消解近现代各种世界观念中的统一性、普遍性和整体性,反对各种中心主义、本质主义,反对实证和经验的方法,关注边缘问题、偶然事件等,对社会科学产生了强大的冲击波,国际关系学也在影响之列。他们认为,人类社会不同于自然界,人有思想、观念等,研究自然世界的方法不完全适用于研究社会世界;反对把复杂多变的国际关系简约为几条“普遍法则”,追求多元解释;对传统意义上对许多现象和范畴之间的二元对立分析模式提出了质疑,如观念世界和物质世界、理性与暴力、主体与客体等关系根本就是互为依存和互为建构的,观念、知识、表象和意识形态在建构社会现实和政治现实方面意义不可低估。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对后来国际关系文化视角的转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首先,它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国际政治的主流理论的霸权地位,指出了其狭隘性与偏见性。国际政治的主流理论在方法论上强调实证主义,本体论上注重物质主义,认识论上依赖实在论,认为国际关系学是建立在主权、民族国家、权力、结构、外交等核心概念基础上的自成体系的学科等等。其次,国际政治的主流理论的霸权地位被打破,客观上为理论的多元发展奠定了基础。生态政治学、历史社会学、女权主义、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等涉及文化因素的理论或方法不断对国际关系理论产生影响。除此之外,新现实主义在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清算与批判中不断反省,将过去忽视的文化因素纳入理论建设之中,试图提出新的比较有力的解释理论,如亨廷顿提出的“文化冲突论”、奈的“软权力”理论等。

20 世纪90 年代,建构主义理论在西方国家关系学术界中脱颖而出,为国际关系文化研究推波助澜。在国际关系领域,建构主义之所以越来越受到研究人员的重视,与国际政治领域中出现的社会学转向密切相关。“国际社会”理论主要是由“英国学派”所创造和发展的,如马丁•怀特、汉迪•布尔等,此外还有以雷蒙德•阿隆为首的FaGuo历史社会学派。90 年代才真正开始出现了国际关系的“建构主义转向”。他们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国际关系,重视国际关系中难以量化的非物质性的观念因素。该理论认为国际关系有物质和观念两个层面,物质层面是基础,但更强调物质层面的意义和理念(而新现实主义更多地强调物质因素,把国际关系格局与体系定义为该体系中主要国家的物质实力的分布) ;强调文化、规范和认同等社会文化因素在调整国家之间行为及利益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建构主义理论吸收批判理论的“文化认同政治”的多元研究视角,指出国家的安全环境,除了有赖于物质的方面外,还包括文化的和制度性的内容。如果将国际间的战争/ 冲突、和平/合作作为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内容,那么,文化作为群体思维、情感和信仰的方式、抽象和实际行为的方式、标准化的认知取向、对行为进行规范性调控的机制,也是国际关系研究中不可缺少的内容⑦。由彼特•卡赞斯坦主编的《国家安全的文化:世界政治的规范和认同》一书反映了这一汲取和互动过程,该书的作者包括建构主义理论的骨干分子亚历山大•温特、江忆恩、托马斯•锐生卡朋、罗纳德•捷帕森等。建构主义并非是研究国际关系文化的专门理论(建构主义依托的是社会学,是米德的符号互动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伯格和勒克曼的社会建构说) ,但建构主义以全新的概念、独特的视角对国际关系进行重新解读,为国际关系文化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营养。

文化概念的界定、特征及其功能

在上述各种历史、学术背景的影响下,人们对文化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已达成普遍共识。然而,围绕文化概念的普遍争论,使得今天仍然无法得出一种关于文化的“确切的”定义。尽管随着近现代世界历史的发展以及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汉语中的“文化”与西方的“Cul2ture”的词义越来越趋同,但二者还是有区别的。“Culture”一词所蕴涵的客观对象性,有一个从原来的人对自然本身的照管、驯化,逐渐引申为对人自身本能状态的教化、培养和“修身”以及对人际关系培养的转变过程;而汉语中“文”指文德,即社会伦理道德,“化”指教化,经教育而使人转化,因而“文化”一词较偏重于人们的精神活动和精神产品⑧。

一般说来,文化的涵义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指人类社会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如19 世纪英国著名人类学家泰勒将文化定义为“复杂的集合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理论、法律、风俗及人们作为社会成员所拥有的其他任何能力和信仰”⑨。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指出:“文化是指那一群传统的器物、货品、技术、思想、习惯及价值而言的,这概念实包容及调节着一切社会科学。”⑩由于这种宽泛的广义上的文化不具可操作性、解释力不强,因而受到人们的普遍质疑。狭义上的文化即“观念型”定义受到欢迎,即指知识、规范、行为准则、价值观念等,实质上指人类社会生活的精神方面和精神过程。如人类学家古迪纳夫明确指出,文化是人们心智和观念的存在。FaGuo结构人类学家列维2斯特劳斯也把文化理解为一种观念性的存在,认为文化是一种人们共享的符号系统。当代文化人类学大师格尔兹认为文化存在于人们之间,是“文本的汇聚”,“有序排列的意义的符号丛”。他不仅界定了“观念型”文化内涵的规定性,而且从多角度分析了文化与人类行为模式的关系,从而把文化视为人类行为的最宽广和深厚的场景lv 。此外,英国文化社会学家雷蒙德•威廉斯认为文化有三种定义,即“观念型”定义、“文献式”定义和“社会”定义lw。殷海光先生曾结合美国人类学家克鲁伯和克罗孔的著作《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的检讨》lx列举了六种文化的定义:即记述的定义、历史的定义、规范性的定义、心理的定义、结构的定义以及发生的定义ly。哈德森综合比较各种有影响的文化定义后,将文化概括分为三类:文化是有意义的组织;文化是“价值喜好”;文化是“人类计谋的模板”,并从这三方面探讨文化对对外决策的影响lz 。

尽管关于文化的内涵五花八门,分歧极大,但具体到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所谓的文化主要指狭义的即观念性的文化,而且还具有一些清晰可辨的基本特征。

第一,复杂性、隐晦性。由于文化极具复杂性,缺乏像自然科学研究那样的可操作性,所以,在整个20 世纪中文化因素几乎被抛弃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之外。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警告说:“‘文化’这个词意义实在含混得很,使用起来非得万分小心不可。”l{罗威勒在谈到文化时说:“我被托付一项困难的工作,就是谈文化。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别的东西比文化更难捉摸。我们不能分析它,因为它的成分无穷无尽;我们不能叙述它,因为它没有固定形状。我们想用字来范围它的意义,这正像要把空气抓在手里似的;当着我们去寻找文化是什么,它除了不在我们手里以外,它无所不在。”l|

第二,间接性、无形性、非强制性。文化与政治、军事、经济等因素不同,它的作用是间接的、无形的、潜移默化的,它对事物的影响并非不可抗拒,这一影响不一定是必然的因果关系,可能只是一种密切相关性,被人们视为一种“软”力量。正如内森和罗斯所言:“对连续性和变化都起作用的一个媒体则是文化。行为习惯、态度和信念以及往事的记忆,影响着现今的举止,但这一影响并非不可抗拒,也不是预先确定不变的。文化是一种保留节目,既不规定连续性,也不妨碍变化。如同历史一样,文化包含多多少少与某一特定问题有关的许多可能性,它们加在一起,为社会角色所选择的几乎任何一种活动模式提供一系列先例。”l}

第三,独立性、稳定性、滞后性。文化中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是数千年文化积淀的结果,是文化中最抽象、最稳定、最持久的核心内容。经济基础的变化可以引起政治制度的变革,但其文化传统不一定发生变化。其基本内涵与价值观念以及与文化因素紧密相关的思维方式、风俗习惯等具有相对独立性,其变化是缓慢的、隐蔽的,具有超时代、超阶级的特点。从文化视角研究国际关系,文化功能是其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中,主要包括文化的价值规范功能、身份建构与认同整合功能、导向过滤功能以及合理化功能。

1 价值规范功能。一个文化系统中,对文化分子的思想、行为,甚至情感,规定其应当或不应当,善或恶等等预规或应迫, 就是文化规范特征l~ 。建构主义认为,行为规范、信仰等不仅影响和规定着国际政治中国家行为体的具体行为、利益、优先选择以及实现对外政策目标的工具,而且可以帮助行为体理解什么是重要的或有价值的以及如何运用合法手段去获取它们。因此, “社会规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们创造出行为模式”。建构主义不是根据行为体背后起作用的实力分配和权力结构来看待国际关系的变化的,而是认为“在决定行为体的行为方面,社会规范、法则、认同等与物质现实同样重要,同样有影响”mu 。

2 认同整合、建构身份功能。文化具有强大的亲合力,相同/ 相似文化的人具有共同/ 相似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伦理道理、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它们就像黏合剂一样把他们整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向心的、排他的力量。文化的特点还直接影响着个体身份的塑造与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国际社会上,各个国家的身份区别在物质层面上是有形的军事、经济力量,在观念上是国家所具有的无形的权威和身份地位,并且在物质力量与观念相互作用的情况下,物质力量才能够产生它所具有的作用mv 。文化能促成自我认同,有助于人们归属感的形成,是国家认同的重要工具。

3 导向、过滤功能。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文化通过内在的价值喜好影响人们的行为选择。一个人或一个国家往往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以其文化观念作为行为选择的坐标,文化为他们提供了独特的价值取向,限制了他们对国际事务的表达方式与态度倾向。不同的行为者会透过由不同的文化观念构成的过滤器来看待问题、解决问题。正如林顿所言:“个人在面对新的情况的时候倾向于效法他所经历的社会文化背景,然后根据已有的经验调整这种环境意识以适应个人的需要”mw。

4 合理化功能。文化的合理化功能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文化自觉的合理化功能,即自己主动地对外交政策做出令人合乎逻辑的解释。二是被动地使外交政策合理化。由于不愿意暴露自己的真实意图,就借助文化、意识形态进行伪装,即为其真实意图披上文化、意识形态等神圣的外衣,使其外交政策显得合理、显得正义。这时文化就成了一种策略、战术和手段,马克思称其为“虚假意识”,卡尔•曼海姆称之为“特指的意识形态”。

文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美国学者M. J . 麦哲曾概括过文化影响国际关系的几种模式:文化是决定国家、民族和个人经济命运的关键因素;文化透镜和信仰体系长期强烈地、既个体又集体地影响着国际领导人理解政策问题的方式,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的选择;文化可用来设计关于社会、经济和军事的结构与机构的宏伟蓝图;文化是国际关系的主要构架,是国际事务中国家行为的重要基础,以及国际冲突与合作的原因mx。结合麦哲的几种模式,笔者侧重从文化与外交风格、决策精英的决策行为以及文化对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确定的影响等三方面浅析文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首先,文化传统、价值观念与国家的外交理念密切关联。

文化传统及其民族性是一个民族国家区别于其他国家的象征之一,它为人们观察世界、认识世界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不同文化的国家对自身的定位是有差异的,进而影响一国的外交方式和手段,使其形成自己独特的外交理念与风格。比如以美国为例,“美国国务卿看待周围世界的眼光,会在性质上不同于伊朗国王看待世界的眼光”,其差异“部分地来自他们不同的个人偏好和意识形态,部分地来自他们各自扎根于几千年来不同的文明世界里”my。在美国的历史中,自始至终贯穿着一种“救世主”和“天定命运”精神。这种源于清教的“上帝的选民”、“天定命运”等观念使美国将自己定位为“上帝的选民”,认为自己是生活在“上帝新选择的土地上”,负有“拯救世界”、教化世界,把所谓的美国的自由与民主的“福祉”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的使命。所以,美国的外交政策无不带有其文化价值观的深刻烙印,为其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披上一层温柔的面纱。正如美国学者指出:“欧洲民主国家中不曾有哪个国家把在世界范围内促进民主视为其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们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山巅之城’,而对于我们则不同,我们在世界上有特殊的意义和政策使命。我们已习惯于这样的认识和行动”mz 。由此可见,“文化具有民族特性,表现为特定的语言、传统、意识、伦理、性格、宗教、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它赋予国家对外行为以民族特色”m{ 。

其次,文化与决策精英的决策行为是互为建构的,即文化价值观规范、限制了决策人的行为选择,反过来,决策人的决策行为反映、宣扬了其文化价值观,从而使各届政府的外交理念具有连续性。

诚如麦哲所言:“文化透镜和信仰体系长期强烈地、既个体又集体地影响着国家领导人理解政策问题的方式,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的选择”m| 。影响决策人选择信息的决策体系非常复杂,其中社会文化传统和政治文化环境就是一个重要的决策背景。马克斯•韦伯曾形象地指出,人是悬在由他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m} 。每个决策者也毕竟生活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该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政治信仰和风俗习惯对他的影响和制约是潜移默化的,文化价值观念为他们的决策行为提供了观察问题的“透镜”,成为他们“心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决策人的外交决策的选择和制定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价值取向。所以,研究大国外交政策必须考虑到该民族国家的政治传统、价值观念乃至广义上的文化。反之, “国家只有通过其内部结构培育出来的代表国家利益的精英人物才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与影响,这些活跃于国际舞台上的人物是在特定的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他们之所以成为一个国家的杰出人物,显然是因为他们的言论或行为符合了国家的民族精神,体现出了反映本民族特征的文化模式。这样,他们在指定或执行政策过程中,必然有意或无意地把存在于他们意识深层中的文化价值体现出来,给本国的对外政策打上明显的烙印”m~ 。尽管一国各届政府的决策精英及其智囊团不同,尽管决策人的个人外交风格与倾向不同,但其外交政策和外交理念具有连续性,只是在不同时期、不同政府因当时的客观环境与形势变化的需要,而表现出不同的形式而已,如美国外交文化中的理想主义传统与现实主义哲学的相互交织,其实质都是为了体现和宣扬美国文化价值观念中的“救世主”和“天定命运”精神,为自身谋求利益。

再次,文化传统为确定与别的国家的关系提供认同基础,同时,文化作为是一种可资利用的外交资源,相似文化传统的国家之间又保持双方的双赢关系而创造各种有利条件来维系和发掘这种文化纽带。

各国之间的身份认同差异,除了其地理环境、自然资源等物质因素外,还有本国的历史传统、种族、语言、宗教信仰等社会文化因素nu 。“每一种身份都是一种脚本或图式,在不同程度上由文化形式构成,涉及在某种情景中,我们是谁和我们应该做什么等问题”nv ,“国家把文化作为‘大脑’中的参考框架,以此确定自己的身份、利益、思维方式”nw。当一个国家寻求与外界发生联系、与别国确定关系的过程中,文化提供了认同基础。威胁一般不会产生于同自己有共同的语言、宗教、价值、体制和文化的国家,所以大多数国际组织一般都倾向于选择与彼此有相似文化和历史背景的国家作成员国。文化的认同功能能够产生强大的内聚力、亲和力、向心力,这些成为同质文化国家构筑联盟和推进国际合作的纽带。

文化作为一种可以利用的外交资源,充分发掘国家间的文化共同性作为信任资源,可以促进国家间的合作。英美“特殊关系”能形成,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英美两国充分挖掘了两国之间的共同的历史文化渊源,充分利用共同的文化资源为其联盟的外交政策摇旗呐喊。阿拉伯国家联盟也是以文化的共同性作为信任资源的,把伊斯兰文化和习俗作为号召阿拉伯民族国家团结对外的旗号。毫无疑问,这又一次促进和加深了相互之间的文化认同。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文化上有共性的联盟国家并非完全步调一致,只是具有相似文化和体制的国家较容易看到彼此之间的共同利益,即使有矛盾和冲突也较容易化解。如英美关系虽然特殊,但并非事事、时时完全一致,也还会有矛盾存在。不过,在化解矛盾上更容易一些。因此,也可以说“特殊关系”也意味着更容易合作和更容易解决矛盾。

尽管文化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日益明显,越来越多的学者承认或认识到文化是最基本、最关键的变量之一,但应当明确,文化是一种起间接作用的因素,其作用发挥机制比较复杂。在影响国家外交政策的因素中,文化并不是惟一的变量,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文化很难单独与外交政策建立必然的因果关系,它只能与其他的因素,如政治、经济、军事等互为补充。但无论如何,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文化视角的回归给我们研究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

　①参见Hans J . Morgenthau , Politics A mong Nations : TheSt ruggle f or Power and Peace , New York : Knopf , 1985 ; Ken2neth Waltz ,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New York :Random House , 1979.

　②参见国外研究成果:Martin M. Sampson ,“Cultural Influenceson Foreign Policy”, in Charles Hermann et al. eds. , New Di2rections i n the St udy of Foreign Policy , Boston : Allen & Un2win , 1987 ; Valerie M. Hudson , ed. , Cult ure & ForeignPolicy , Boulder , Colorado :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 1997.国内研究成果:王晓德《美国文化与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 年版;计秋枫、冯梁等《英国文化与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年版。　③陈乐民:《拓宽国际政治研究的领域(代序言) 》,载王辑思主编《文明与国际政治———中国学者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4 页。　④mxm|麦哲:《文化和国际关系:基本理论述评》(上) ,载《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7 年第4 期。　⑤Joseph Nye , Bound to Lead , the Changi ng Nat ure of A meri2can Power , Basic Books , 1990 ,pp. 2 —10.

　⑥关于中国学者的反响参见王辑思主编《文明与国际政治———中国学者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⑦秦亚青:《世界政治的文化理论———文化结构、文化单位与文化力》,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 年第4 期。

　⑧lv 参见韦森《文化与制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9 —11 、15 —23 页。

　⑨Martin M. Sampson ,“Cultural Influences on Foreign Policy”,in Charles Hermann et al. eds. , New Di rections i n the St udyof Foreign Policy , Boston : Allen & Unwin , 1987 , p. 385.

　⑩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费孝通译,中国民间艺术出版社1987 年版,第2 页。

　lw参见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第125 —126 页。

　lx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 年版,第409 页。

　lyl| l~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上海三联出版社2002 年版,第28 —38 、26 、59 页。

　lzValerie M. Hudson , ed. , Cult ure & Foreign Policy , Boulder ,Colorado :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 1997 , p. 5.

　l{洪堡特:《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姚小平译,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 年版,第89 页。

　l}安德鲁•内森、罗伯特•罗斯:《长城与空城计———中国对安全的寻求》,新华出版社1997 年版,第26 页。

　mu引自刘永涛《西方新现实主义理论与建构主义批评》,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 年第11 期。

　mv nv nw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第141 、288 、345 页。

　mwRalph Linton , The Cult ural Background of Personality , NewYork : Appleton Century Crofts , p. 104.　myAi A. Mazrui , Cult ural Forces i n Worl d Politics , New Hamp2

shire :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Inc. , 1990 , p. 7.

　mzIvring Kristol ,“Defining our National Interest”, in Owen Har2ries , ed. A merican Purpose : New V isions of U. S . ForeignPolicy , San Farancisco , 1991 , p. 60.

　m{俞正梁:《当代国际关系学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第79 页。

　m}引自克利福特•格尔茨《文化的解释》,译林出版社1999 年版,第5 页。

　m~王晓德:《美国文化与外交》,第2 —3 页。

　nu参见David Cambell , Writi ng Security : United States Foreign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 Minneapolis : University ofMinnesota Press ,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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