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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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权力”说的由来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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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nicholasxw
时间:
2009-6-1 16:00
标题:
“软权力”说的由来与发展
作者：刘德斌(吉林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文章来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4期
最近一、二年来,我们看到有两件事几乎是按照同一个时间表在发展。
一是小布什政府在伊拉克问题上一意孤行并在推翻萨达姆政权后陷入困境,严重地败坏了美国的声誉和形象;美国军队令人发指的虐俘行为,更使美国的国际声誉降到了最低点,美国的“软权力”(或曰“软力量”、“软实力”)遭到沉重打击。在批评小布什政府一意孤行的著名人士中,就包括“软权力”说的倡导者约瑟夫·奈(ＪｏｓｅｐｈＮｙｅ)。他认为“软权力”是美国取得反恐战争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而布什政府中的许多人恰恰忽略了它。
一是中国学者对“软权力”说的兴趣急剧增长,讨论和涉及“软权力”的论文大幅度增加。有学者甚至把中国“软权力”的构建提升到中国能否成功崛起的高度。可以说,中国学者对“软权力”的关注和重视程度超过了任何一个其他国家,包括美国。笔者曾在2001年撰文讨论美国的“软权力”问题,并把美国“软权力”划分成低、中、高三种形态。[1]本文则想对“软权力”这种新的、在西方学术界尚未得到多数人认可的国际关系学说的由来和发展进行一番梳理,对国际关系理论界对“软权力”说的质疑和“软权力”研究在中国的兴起进行简要的评价和分析,以期对中国的“软权力”研究有所裨益。
一、“软权力”:概念的提出与发展
最早明确提出“软权力”概念的是美国著名学者、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夫·奈。此公曾任克林顿政府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国防部助理国防部长,在美国政界和学界都有广泛影响。他是在与20世纪80年代风行一时的美国“衰落论”的辩论中提出“软权力”这一概念的。在那场辩论中,以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ＰａｕｌＫｅｎｎｅｄｙ)1987年出版的《大国的兴衰》为代表的“衰落论”无疑占有主流地位。但约瑟夫·奈却认为美国的力量并没有衰落,而是其本质和构成正在发生变化。1990年,他分别在《政治学季刊》(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和《外交政策》(Ｆｏｒ 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等杂志上发表了《变化中的世界力量的本质》和《软权力》(ＳｏｆｔＰｏｗｅｒ)等一系列论文,并出版了一本书,题为《注定领导:变化中的美国力量的本质》(ＢｏｕｎｄｔｏＬｅａｄ: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ｏｗｅｒ),明确提出了“软权力”概念。这本书的中译本题为《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1992年由我国军事译文出版社出版,但在我国的影响远不及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大国的兴衰》在我国被好几家出版社翻译出版,保罗·肯尼迪也由此在中国学术界名声大噪。而当时约瑟夫·奈及其观点却鲜为人知。这说明我国学术界更倾向于保罗·肯尼迪的观点,相信美国正在重蹈历史上霸权国的覆辙,已经被过度的军事扩张耗尽了精力,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了。[2]
顾名思义,“软权力”(ＳｏｆｔＰｏｗｅｒ)是相对于“硬权力”(ＨａｒｄＰｏｗｅｒ)而言的(Ｐｏｗｅｒ也可中译为“力量”、“实力”)。奈认为,冷战后国际政治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世界权力的变革”和“权力性质的变化”。过去,对一个大国的考验是其在战争中的实力,而今天,实力的界定不再强调军事力量和征服,技术、教育和经济增长等因素在国际权力中正变得日益重要。[3]在冷战时期,东西方对抗的轴心是“硬权力”(军事机器、核威慑力等),特别是大国使用军事力量来平衡国际体系的实力地位。现实主义强调的也是“硬权力”的作用。而现在,随着两个超级大国全球军事对抗的消失,经济、文化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在世界变革的情况下,“所有国家,包括美国,要学会通过新的权力源泉来实现其目标:操作全球相互依存,管理国际体系结构,共享人类文化价值”[4]。奈认为这种新的权力源泉就叫做“软权力”。“软权力”的新形式正在出现,特别是在文化、教育和大众媒介方面,“软权力”的性质是无法用传统的地缘政治学来解释和评估的。[3]
约瑟夫·奈“软权力”的概念是受著名政治学家彼得·巴克莱奇(ＰｅｔｅｒＢａｃｈｒａｃｈ)和摩尔顿·拜拉茨(ＭｏｒｔｏｎＢａｒａｔｚ)文章的启发提出来的。他们在60年代提出了“权力的第二张面孔”(ｓｅｃ ｏｎｄｆａｃｅｏｆｐｏｗｅｒ)的思想。这两位政治学家于1962年在美国的《政治学评论》(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ｖｉｅｗ)发表了《权力的两张面孔》[5],1963年又在同一家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决定与非决定:一种分析框架》[6],提出和分析了权力的“同化”(ｃｏ ｏｐｔｉｖｅ)属性问题。
那么具体而论,什么是约瑟夫·奈所说的“软权力”?应该如何为其下一个明确的定义?“硬权力”和“软权力”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综观约瑟夫·奈1990年以来的文章和著作,人们会发现他本人的观点也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在《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一书中,约瑟夫·奈认为,美国在当今世界上不仅拥有经济和军事等“硬权力”优势,而且还有文化、价值观和国民凝聚力等“软权力”优势。“硬权力”是通过经济胡萝卜或军事大棒威胁利诱别人去干他们不想干的事情;“软权力”是通过精神和道德诉求,影响、诱惑和说服别人相信和同意某些行为准则、价值观念和制度安排,以产生拥有“软权力”一方所希望的过程和结果。归根结底,“软权力”是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同化力与规制力。[7]这里,约瑟夫·奈比较完整地阐释了“软权力”的内涵以及“软权力”与“硬权力”的关系,但他似乎把经济实力归于“硬权力”的范畴,是有形力量。这和他以后有关“软权力”的论述不尽相同。
冷战的终结,美国实力的膨胀,似乎使80年代美国是否衰落的辩论有了一个结果,风行一时的美国“衰落论”衰落了,但约瑟夫·奈仍然不断发表文章,强调“软权力”的重要性,特别强调“软权力”在信息化时代的重要战略意义。他把“软权力”与当今国际社会的标准、制度和冷战的终结,美国实力的膨胀,似乎使80年代美国是否衰落的辩论有了一个结果,风行一时的美国“衰落论”衰落了,但约瑟夫·奈仍然不断发表文章,强调“软权力”的重要性,特别强调“软权力”在信息化时代的重要战略意义。他把“软权力”与当今国际社会的标准、制度和
2002年,约瑟夫·奈发表了《美国霸权的悖论———为什么美国不能独断专行》(ＴｈｅＰａｒａｄｏｘ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ｏｗｅｒ,中译本译为《美国霸权的困惑》)一书,进一步集中讨论了“软权力”问题。对比10年之前,无论是美国还是这个世界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在对美国“单边主义、傲慢自大和鼠目寸光的外交政策提出警告”[10](Ｐ7)的同时,奈在这本书里进一步阐释了他的“软权力”说。他说:“软实力并不是什么新事物,美国也不是第一个力图用自己的文化创造软实力的国家。在普法战争失败后,FaGuo试图通过1883年创造的法兰西联盟来推广它的语言和文学,以修复其被毁坏的威信。‘在海外推广FaGuo文化因而成为FaGuo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意大利、德国等国很快加以仿效。20世纪20年代无线电广播的出现,使许多国家进入了外语广播的时代,到了30年代,纳粹德国把电影宣传片推向了极点。美国政府很晚才想到要利用美国的文化为外交服务。……随着二战和冷战的展开,美国政府在这方面更加积极,其官方的举措包括美国新闻署、美国之音、富布莱特计划、各地的美国图书馆以及各种讲座项目。但是,许多软实力来自政府控制以外的社会力量。甚至在冷战前,‘美国公司和广告业的经营者、好莱坞电影公司的老板们,就在不仅向世界其他国家销售他们的产品,而且也推销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10](Ｐ73)关于“软权力”与政府的关系,约瑟夫·奈认为:“和硬实力不同,软实力不仅仅属于政府。……与此相反,许多软实力不属于美国政府,只是部分地与美国政府的目标相呼应”[10](Ｐ12)。“政府有时感到控制和使用软实力很困难。像爱情一样,软实力很难测量和把握,不触及任何人,但这并不降低它的重要性。”[10](Ｐ10)换言之,“软实力部分是由政府创造的,部分与政府无关”[10](Ｐ73—74)。
关于“软权力”与“硬权力”的关系,他在该书第一章的一个注释中专门作了这样的解释:两者都是通过影响他人行为以达到目的的能力的方面。命令性权力(Ｃｏｍｍａｎｄｐｏｗｅｒ)———改变他人行为的能力———可以建立在强制和引诱的基础之上。同化性权力(Ｃｏ ｏｐｔｉｖｅｐｏｗｅｒ)———塑造他人行为的能力———可以建立在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的基础之上,或建立在某种使行为者不能表达意向,因为他们看起来太不现实的操控政治选择议程能力的基础之上。命令性权力和同化性权力之间的行为方式按一个系列排列:命令性权力,强制,引诱,议程设定,吸引力,同化性权力。“软权力”资源倾向于与同化性权力联系在一起,而“硬权力”资源则与命令性行为联系在一起。但这种关系是不完整的。例如,一些国家可以被具有无敌神话的其他国家的命令性权力所吸引,而且命令性权力有时也可以用来建立后来被认为是合法的制度。[10](Ｐ187)在该书的正文里,他还特殊强调“硬权力”和“软权力”的相互作用和加强,认为“软权力”并不仅仅是“硬权力”的反映,并认为冷战期间苏联借助于“硬权力”而实行专横的政策,实际上削弱了它的“软权力”。[10](Ｐ10—11)
奈承认“软权力”并不是美国独有的权力。但他认为,在信息时代可能获得“软权力”的国家所需具有的条件中,美国无疑具有巨大优势。这三个条件是:(1)其主流文化和观念更接近普遍的全球规则(它目前强调自由主义、多元主义、自治);(2)它具有多渠道的交流,因此对于各种问题的定性也最具有影响;(3)它的国内和国际表现能够增强其信誉。[10](Ｐ73)约瑟夫·奈在书中还引证德国记者约瑟夫·乔菲的看法,说在他看来,美国的“软权力”“甚至比它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还要大。美国的文化,不论是粗俗的还是高雅的,都强烈地向外散射,类似于罗马帝国时代,只是更具有新奇性”[10](Ｐ11—12)。
《美国霸权的悖论》一书写作于“911事件”之后,伊拉克战争之前,正是小布什政府单边主义外交走向巅峰之即。约瑟夫·奈在书中警告说:“如果我们傲慢自大,对外部世界麻木不仁,浪费我们的软实力,我们就会增加受到攻击的危险,卖空我们的价值观,加速我们优势的丧失。”[10](Ｐ11)同许多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家不同,他在书中明确表示:“尽管恐怖主义攻击是可怕的,我的忧虑却不仅如此。我感到忧虑的是美国的前途”[10](Ｐ11)。现在看来,奈的忧虑不无道理。
二、对“软权力”说的质疑
“软权力”的概念为审视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国际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但是,约瑟夫·奈的“软权力”说还没有在西方学术界获得广泛认同。除了他自己不断发表文章讨论这个问题外,迄今其他西方知名学者还很少专门撰文讨论“软权力”问题,从理论上对“软权力”进行深入的探讨。西方最流行的国际关系理论教材《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最新一版(第5版,2001年出版)并没有论及“软权力”问题。[11]有人甚至不承认“软权力”的存在。就“软权力”问题的讨论而言,约瑟夫·奈几乎是“一枝独秀”,甚至“孤掌难鸣”。[12](Ｐ397)有意思的是,就在约瑟夫·奈向美国领导人发出警告之时,保罗·肯尼迪,这个他十几年前与之就美国是否衰落进行论战的著名历史学家,也在伊拉克战争之前对美国领导人提出了类似的警告。但是,肯尼迪在依然坚持认为美国力量处于危险之中的同时,否认约瑟夫·奈的“软权力”说。
保罗·肯尼迪认为美国的危险来自大国和地区力量对比的变化。伊拉克战争之前,他把美国当今的世界地位与当年的大英帝国进行了类比,认为现在的美国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国家。美国摧毁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和1898年大英帝国轻而易举地击败苏丹马赫迪的军队没有多大差别。“因此,对巴格达的军事行动是轻而易举还是坚苦卓绝可能对美国的前途并不至关重要。”[13]但是,他认为“美国十有八九处在危险之中。……中国的迅速崛起,使东亚的均势发生了变化。仅仅几年前,美国的互联网流量大约占全世界的45%,去年国际电讯联盟公布,美国的份额已降至29%。与欧洲相同,低于亚洲的31%。这一点具有重要意义:经济实力的转移通常先于军事实力的转移”[13]。
关于“软权力”问题,保罗·肯尼迪认为:“约瑟夫·奈指出的第三个角度是在思想和文化,或者说在‘软权力’领域。几年前,许多专家认为一切事物都在美国化。美国企业巨头、华尔街金融模式、迪斯尼世界、蓝色牛仔裤和美国有线新闻电视公司席卷了全球。当时我就认为,依此对思想和文化进行衡量是一种肤浅的看法,和好莱坞一样肤浅,现在我仍这么认为。实际上,美国的‘软权力’在世界各地都受到了争议,不管争论是关于自由市场、环境还是对公民的定义。一个对国际社会为促进妇女和儿童权益保护和确立某种形式的国际刑事司法权限所做的努力嗤之以鼻的美国是与文明世界的其他国家严重脱节的。一个认为联合国无足轻重并在预防性军事行动方面建立新的模糊标准的美国面临着将自己孤立的危险。近期到过欧洲、墨西哥和加拿大等民主国家的人都会惊奇地发现,美国处理国际事务的方式多么的不受欢迎。在威尔逊、罗斯福和肯尼迪担任总统的时候,这个国家的崇拜者遍布全球。现在它面临着失去这一资源的危险。……当然所有这些都可以置之不理。没有人可以阻挡我们向巴格达前进。此时此刻,对于我们所说的永远做世界霸主,任何国家都无计可施。但这么做明智吗?”[13]
保罗·肯尼迪对“软权力”的质疑具有普遍意义。实际上,同其他许多人一样,保罗·肯尼迪并没有对美国思想和文化的影响力持否定态度,而是对把这种影响力计入美国实力的可靠性表示怀疑。人们很难相信一场电影、一个电视节目或一首流行歌曲就可以发挥权力或实力的效力。这或许是“软权力”说迄今尚未在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原因所在。
但是纵观世界历史的发展变化,我们不难发现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权力结构中“同化性权力”的影子。从这方面意义上说,所谓的“软权力”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它实际上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吸引力或魅力之所在。这种魅力或吸引力古已有之。古代中国不曾出兵占领周边国家,但却对它们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以至于形成了一个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圈”和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这一方面在于古代中国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另一方面更在于中国的文化及生活方式等对周边民族和国家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同化式力量”,但是,在那个交通阻隔、信息闭塞和区域割据的时代,民族、国家和区域之间的相互影响是非常迟缓和有限的。古代中国的“软权力”也就难以和现今美国的“软权力”相提并论,难以发挥今日之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的“软权力”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以全球化或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为前提。而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关于西方技术的传入对东亚文化影响的观察,对我们理解“软权力”的概念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汤因比在考察西方和远东的关系时指出:关于16世纪和19世纪“造成西方两次想从精神上占领远东的尝试得到不同的结果的时代背景究竟有什么差异呢?一个显著的区别在于技术背景的不同。在16世纪和17世纪,西方在舰艇和武器上没有绝对优于远东,因而未能使她对远东取得支配地位。在远东与西方文明的第一次迂回冲突中,远东人保持了主人的地位,当他们想要断绝与西方的关系时,他们的西方来客没有力量来DIZHI这一举动。但是,当西方人在19世纪再度出现在中国和日本的海岸线时,力量天平上的砝码,已经明显地偏于西方这一边。因为,当时中国和日本的军队武装停留在200年以前的水平上,而西方在此期间,则已经经历了工业革命。现在是他们用远东无法抗衡的新式武器装备起来的东山再起,在这种情况下,远东不得不打开门户接受西方的影响了”[14](Ｐ262)。汤因比认为:“技术会对生活的表层发生作用,所以,采用外来技术而不放弃自我支配权的危险境地似乎是行得通的。当然,这一点可能会估算错误,因为在采用外来技术时,人们所承受的责任是有限的。事实上,在各种文化形态的所有不同的要素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内在的联系。因此,如果人们放弃自己的传统技术而用外来技术来取代的话,那么,生活表层在技术方面变化的作用,将不会仅仅局限于这一表面,它会逐渐达到更深的程度,甚至使全部传统文化的地基都被动摇。因此,所有的外来文化都会通过外来技术进入到这一媒介,并借助于已经松动了的传统文化的土壤,一点一滴地渗透进来。在西方现代技术首次渗透进中国、朝鲜和日本等国家以来的一个世纪或更长一些时间以后的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技术革命正在对这些国家的全部文化发生着进一步的作用。”[14](Ｐ264)
综观约瑟夫·奈对“软权力”说的阐释,保罗·肯尼迪对“软权力”说的质疑和汤因比对东亚历史变化的解析,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同化性”力量并不是国际关系史中的新鲜事物,但作为一种国家力量或权力,它是到了现代,特别是在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并在冷战中逼垮苏联之后,才比较充分地显示出来的。因此,如果我们能够把“软权力”视作为国际关系中的一种常态力量,应该说它本质上是一种现代的产物,是与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相伴随的;而“硬权力”则几乎是人类文明的伴生物,从古至今一直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次,如果我们承认“软权力”是一种相对于“硬权力”的权力形式,那么必须看到两者之间有着诸多不同。在表现形式上,“硬权力”是摸得着、看得见的“实力”,是“实力”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而“软权力”则更是一种无形的、潜移默化的吸引、影响和同化的力量,是“实力”的内在功能。再次,“硬权力”主要源自对国家资源的组织、调配和构建,是政府主导的产物;而“软权力”则在很大程度上(以美国为例)是非政府组织构建出来的,并且与一国的历史传统、价值趋向和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与能力联系在一起。政府可以创造、推进或利用“软权力”,但难以控制和主导“软权力”,这就使“软权力”在决策者眼中失去了“硬权力”的那种可靠性,同时也使像保罗·肯尼迪这样的大历史学家对“软权力”说产生怀疑。实际上,我们在国际关系的现实中面临这样一个难题:即人们难以忽视“软权力”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影响,但又难以像对“硬权力”那样对其进行量化的分析、诠释和判断。约瑟夫·奈的“软权力”说似乎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但不管人们承认与否,约瑟夫·奈的“软权力”说既揭示了一个世界历史中早已存在的事实,同时也对国际关系理论界提出了一个挑战。
三、“软权力”研究在中国的兴起
“软权力”(“软实力”、“软力量”)一词最近在中国大陆“火热”起来。它不仅频繁地出现在学术论文的讨论中,刊登在官方报刊上,而且进入了人文社会科学诸多学科的话语里。这似乎出人意料,但这种现象的出现实际上是与中国特殊的历史经历和当前所面临的挑战直接联系在一起的。
实际上,中国有学者很早就开始关注“软权力”问题。1990年约瑟夫·奈在美国《外交政策》上发表《软权力》一文后,中国学者也就对“软权力”问题进行了探讨。王沪宁在《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上发表了《作为国家实力的文化:软权力》。这是我国学者第一次就“软权力”问题发表看法。他认为:“把文化看作一种软权力,是当今国际政治中的崭新概念。人们已经把政治体系、民族士气、民族文化、经济体制、历史发展、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等因素看作是构成国家权力的属性,实际上这些因素的发散性力量正使软权力具有国际关系中的权力属性。总的软权力态势对谁有利,谁在国际社会中就占据有利地位;目前影响国际‘软权力’势能的因素是工业主义、民主主义、民族主义。软权力的力量来自扩散性,只有当一种文化广泛传播时,软权力才会产生强大的力量。”[15]“文化作为国家实力的观点早就被人们所注意。……但没有注意它们的发散性的力量,即作为国际关系中权力的属性。对软权力这一性质的认识,是今天的时局和条件演化的结果。……国际风云的变幻和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使‘软权力’成为一个国家对外交往的基本力量。硬权力基本上可以在一定的政治共同体内得到和扩展,而软权力更加依赖于国际间对一定文化价值的体认,依赖于一定的体制在国际上得到的支持,所以国家的软权力更加依赖国际文化的势能,即国际整个文化和价值的总趋向。”[15]
尽管约瑟夫·奈的“软权力”说还没有在西方学术界获得多数认同,但对中国来说却具有重要意义。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艰苦努力,中国终于摆脱了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处境,“加入”到“国际社会”中来了。在目前市场开放、观念更新、社会转型和文化重塑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软权力”的构建对中国具有尤为特殊的重要意义。中国是世界历史中唯一从古至今延续下来的文明古国,中国文化凝结和塑造了她的过去,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她的未来。但是在过去一个多世纪救亡图存的拼搏中,面对欧美大国的压力,中国人根本没有机会从容地思考和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在摆脱了民族存亡的危机之后,在美国“软权力”的巨大优势面前,中国的“软权力”的构建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尤其是中国要实现“和平崛起”的战略目标,不仅要有“硬权力”的储备,还必须具有文化上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必须在“软权力”的发展方面走在世界前列。这就要求我们对“软权力”说的研究投入更多的精力。
伴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国的学者对“软权力”和中国“软权力”建设的重要战略意义已经有了更为明确的认识。有学者指出:“作为后起的大国,中国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相比,差距最大的不是国内生产总值和军事实力,而是各种软力量。这些软力量包括内部软力量如制度创新、人力资源、文化辐射力、凝聚力与亲和力、高科技研发能力和外部软力量如国家形象、国际机制的控制力、国际规则的创制力和国际义务的承担能力等。其中尤其以政治体制、核心价值观、国家认同和凝聚力等非经济因素作为综合国力或国家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信息化全球化时代,软力量在综合国力结构中比硬力量更为重要。在经济实力作为常量确定的前提下,上述非经济因素就是变量或乘数对综合国力和经济实力产生倍增和递减效应。如果把硬力量当作常数,那么软力量就是变数或乘数;它倍增或递减综合国力。随着中国在物质力量方面同发达国家的差距缩减(当然远未达到消除差距),软力量差距就成为中国崛起过程中最明显的弱点,同时也是中国在国际环境中又一个主要制约因素。在此意义上,能否提升和强化解决软力量,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是强国战略的必经之路。”[16](Ｐ109—110)
中国人已经习惯于用“霸权”的视角来看待美国。但实际上关于“霸”,中国的《辞源》有“古代诸侯之长:天子衰,诸侯兴,故曰霸”之说,认为“有天下者为王,诸侯之长为霸”。[17](Ｐ1818—1819)中国的《辞海》认为“霸权”一词在西方最早出现在希腊历史上,指个别大的城邦(如斯巴达)对其他城邦的控制。后泛指大国、强国不尊重他国主权和独立,对他国强行干涉、控制和统治。[18](Ｐ2002)而现代西方学术界则认为Ｈｅｇｅｍｏｎｙ指的是支配权,指阶级统治的非强制方面,即统治阶级利用社会化机构把其价值观和信仰加诸其余人的能力。[19\〗(Ｐ319)由此看来,中国人对于霸权的解释更接近于我们所能看到的美国的“硬权力”,而西方的解释则偏重于我们现在所谈的“软权力”的内容。面对美国在伊拉克问题上所遭受的打击,约瑟夫·奈在批评布什政府的同时强调美国必须重获“软权力”,并对此颇有信心。他认为美国此前已有成功的经验,并认为“民意测验表明,当前的反美主义大多归因于我们的政策,而非我们的文化。幸好,改变政策要比改变文化容易”[20]。
对于中国来说,“软权力”说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它为我们分析美国霸权提供了一个新的切入点,而且在于为我们中国能否崛起和如何崛起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参照系。它使我们认识到了我们最根本的缺憾在哪里。这为“软权力”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和深化创造了极为有利的社会环境。就学术研究而言,笔者认为“软权力”说的发展面临这样几个问题:首先,“软权力”说或者通过构建一个可以量化的诠释体系而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衔接起来,“软权力”与“硬权力”能够在国际政治的解读中“并驾齐驱”;或者通过对“同化性”权力学说的深入阐释而重新定义国际关系中的“权力”。其次,迄今“软权力”说的探究已经超出了传统的国际关系领域,而与历史学、文化学、传播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等诸多领域联系起来,有希望发展成一种独特的跨学科的学说体系。再次,对“软权力”资源的探究必然与对“软权力”资源的挖掘和培育的探讨结合起来。“软权力”说不仅将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基础理论研究体系,而且也会与文化产业领域中的诸多探讨结合起来,具有相应的应用价值。前面提到,约瑟夫·奈提出了“软权力”说并不断对其进行完善,但并没有完全解决“软权力”说与当今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关系问题,这就给“软权力”说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留下了空间。实际上,“软权力”说还是一个新兴的领域,但对中国的重要意义要求我们必须在这个领域有所建树。
参考文献:
[1]刘德斌.软权力:美国霸权的挑战与启示[Ｊ].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3).
[2]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Ｍ].北京:求实出版社,1988.
[3]ＪｏｓｅｐｈＮｙｅ.ＳｏｆｔＰｏｗｅｒ[Ｊ].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Ｆａｌｌ1990.
[4]ＪｏｓｅｐｈＮｙｅ.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ＷｏｒｌｄＰｏｗｅｒ[Ｊ].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Ｖｏｌｕｍｅ105,Ｉｓｓｕｅ2,Ｓｕｍｍｅｒ,1990.
[5]ＰｅｔｅｒＢａｃｈｒａｃｈ,ＭｏｒｔｏｎＳ.Ｂａｒａｔｚ.ＴｗｏＦａｃｅｓｏｆＰｏｗｅｒ[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ｕｍｅ56,Ｉｓｓｕｅ4,Ｄｅｃ.,1962.
[6]ＰｅｔｅｒＢａｃｈｒａｃｈ,ＭｏｒｔｏｎＳ.Ｂａｒａｔｚ.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ａｎｄＮｏｎ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Ａｎ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ｃｉ ｅｎｃｅＲｅｖｉｅｗ,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1963.
[7]约瑟夫·奈.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Ｍ].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92.
[8]ＪｏｓｅｐｈＮｙｅ.Ｔｈｅ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ｏｆＳｏｆｔＰｏｗｅｒ[Ｊ].Ｔｉｍｅ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Ｆｅｂａｒｙ,22,1999.
[9]ＪｏｓｅｐｈＮｙｅ.ＴｈｅＲｅｄｅｆｉｎｅｔｉｏｎｏｆ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Ｊ].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ｆｆａｉｒｓ,Ｊｕｌｙ-Ａｕｇｕｓｔ,1999.
[10]约瑟夫·奈.美国霸权的困惑[Ｍ].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11]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法尔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Ｍ].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12]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13]保罗·肯尼迪.到了美国退场的时间?[Ｊ].新闻周刊,2002年12月—2003年2月特辑.
[14]阿诺德·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Ｍ].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15]王沪宁.作为国家实力的文化:软权力[Ｊ].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3).
[16]黄仁伟.中国崛起的时间和空间[Ｍ].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17]辞源[Ｍ].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18]辞海[Ｚ].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
[19]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Ｚ].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20]ＪｏｓｅｐｈＮｙ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ｍｕｓｔｒｅｇａｉｎｉｔｓｓｏｆｔｐｏｗｅｒ[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ｅｒａｌｄＴｒｉｂｕｎｅ,Ｔｕｅｓｄａｙ,Ｍａｙ18,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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