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人们把“适者生存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引入了国际关系领域，推动了对国际事务的环境因素研究。德国地理学家弗里德里希·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1844—1904）首创“人类地理学”(Anthropogeography)概念，把地理学、人类学、政治学综合到一起，把人、国家和世界作为有机体进行研究，国家被视为一种具有一定空间的生命有机体，它也会增长、缩小并最终消亡，强大的国家只有在不断扩张中才能生存。1拉采尔的观点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并由此派生出一门新的学科——政治地理学（Politicsgeography）。瑞典地理学家鲁道夫·叶伦（Rudolf Kjellen）继承并发展了拉采尔的这一学说，第一次用“地缘政治学”的概念来描述国家权力的地理基础。此后，地缘政治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它被广泛地用来说明和解释政治现象与地理因素、人类政治行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成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大重要流派。其中，提出“人—境关系论”的斯普劳特夫妇（Harold and Margaret Sprout）认为，要了解国际政治行为的背景，必须参考“一系列环境因素，不论它们是属于人类的范畴，也不论它们是有形还是无形。”2
西方文明发源于地中海流域，与海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然而从古代到中世纪及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只有“海权”的战略观念，却始终未能形成一套完整的海权理论。如帆船时代的培根（Sir Francis Bacon）和芮莱（Sir Walter Raleigh）都曾有过一些尝试性的评述：前者说“支配海洋的人享有巨大的自由，他对战争可任意作或多或少的选择”；后者认为“只有握有制海权，则英国将永远不会受到征服”。FaGuo的何斯特神甫（Father Paul Hoste，1652-1700）是当时第一位对海军战术做有系统研究的学者，著有《海军演进论》、《海军艺术》。拿破仑战争后，英国登上“海上霸主”的宝座，然而英国海军却开始墨守成规，变得无所追求。面对工业化带来的巨大冲击，英国的约翰·柯隆布与其兄菲立普·柯隆布表现出对英帝国安危的极大关切：两人著书立说，前者着重从整体上阐述国防安全；后者则侧重于研究海洋战略。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菲立普·柯隆布，他认为“海军战争的唯一目的就是争取制海权，一旦制海权已获得，其他一切目的自可得来全不费功夫。”其著作《海军战争》（1891）结构完整、系统分明，丝毫不逊色于马汉。有人认为，只是因为后者的著作通俗易懂，所以在思想传播方面前者逊色于他。
但无论如何，若今天提起海权理论的开山鼻祖，恐怕十有八九会说“唯马汉是也”。阿尔夫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1840—1914）是美国海军军官、历史学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著名的地缘政治学家，被当时的人们称为海权主义者。马汉本人从未写过直接称作《海权论》或《海权战略论》的专著，其一系列的著作內容，都是在对历史的研究分析中加入自己的海权观，综合整理而成的。马汉的海权史观集中体现在三本书中：《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1660-1783)；《海权对FaGuo革命与帝国的影响：1793-1812》(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 Empire:1793-1812)和《海权与1812年战争的关系》(Sea Power in its Relation to the War of 1812)。尤其是前两本，一度盛行于各国，被美国著名政治史学家爱·迈·伯恩斯赞誉为“对他（指马汉）所在时代各国国家政策所产生的影响可能比任何其他人都大”。3马汉十分强调制海权对国际政治的意义，这是他的一大特色。他通过对17、18世纪重商主义和帝国主义时期的海上强国英、日历史的大量研究，提出了关于美国海军政策、海军战略、海军战术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由于他曾担任过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海军顾问，因此便有机会使其思想影响到罗斯福，为当时美国筹建大海军并一跃成为世界海军大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之后，马汉学说在美国被捧为金科玉律，尤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多年中已经构成了美国军事战略的灵魂。《美国在世界舞台上》一书的作者华·罗斯托写道:“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马汉主义始终是美国思想和美国活动中的一个有力因素。”4
马汉的主要思想分两个层面：一是海权层面，包括其“海权哲学”（philosophy of sea power）以及其作为“海权先知者”（the evangelist of sea power）的角色，构建于历史基础之上。二是狭义的战略层面，即海军战略理论。从学术价值与影响而言，第一个层面更重要。马汉提出“海洋霸权优于大陆霸权”的新观点，目的是阐明“海权对历史过程和国家繁荣的影响”。他认为：任何一个国家要想成为强国，必须先控制海洋，尤其要控制具有战略意义的海峡、通道。为了争取和保持制海权，必须拥有强大的海上实力，即强大的海军舰队和商船队以及能控制战略要地的海军基地。
麦金德认为，陆权与海权之间的较量是贯穿历史的一条主线。海权发展的第一周期是马其顿占有了地中海的全部周边地区；第二周期，陆上强国罗马打败了海上强国迦太基，地中海再次成为罗马帝国的内海。在这两个古代周期，即马其顿对希腊、罗马对迦太基的战争中，都是陆上强国向海上强国发起挑战并取得了胜利。20世纪初，一度对海洋国家有利的技术开始转向有利于大陆国家了。麦金德的中心思想是指出与作为海洋国家——英国的海权相比，陆权占有的优势。他认为，支配了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就等于支配了欧亚大陆、大陆的陆地地带乃至全世界的资源和人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他出版了《民主的理想和现实》（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提出国际政治的中枢地区是从东欧平原一直延伸到西伯利亚平原的广阔地域，也就是被他称为“大陆心脏”的地区。他同时又指出，这一区域被“内心月”所包围（欧亚大陆边缘的德国、土耳其、印度、中国），“内心月”反过来又被“外心月”地区包围（英国、南非、日本等）。引用麦金德的原文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