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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进攻性现实主义视野下的大国权力—安全竞争1 [打印本页]

作者: haohao2046_2 时间: 2009-6-1 15:59
标题: 进攻性现实主义视野下的大国权力—安全竞争1
作者：李永成(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张妍 (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 )

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04年第一期

[摘要]：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大国内在的攻击能力、他国意图的不确定性和大国对生存的理性追求等国际政治的现实决定了大国必然为自己的世界权力份额最大化而相互竞争，因为权力是确保安全的终极手段。由于巨大水体的阻遏力量，这种大国政治的逻辑使各国主要致力于谋求地区霸权，并努力阻止其他大国获得地区霸权。为此，大国主要基于自己的地缘政治环境和国际权力结构特征制定和奉行主动谋取权力、积极维持权力或消极回避竞争等战略取向。该理论既有极大的现实性，也有突出的非现实性。它可为中国的安全建设提供颇有助益的启示：正视大国间正常的权力—安全竞争，努力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重视复杂的地缘政治构造，结合东亚的权力—安全分配现实来完善既有的安全大战略；构造必要的地缘安全机制安排，预防权力—安全竞争恶性发展。

[关键词]：进攻性现实主义；米尔斯海默；权力—安全竞争；战略；中国安全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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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教授经过十余年对国际关系历史的精心考察和理论上的缜密思考，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集中提出并系统阐释了其“进攻性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引起了国际关系学界的极大关注。2米尔斯海默教授对国际政治中的大国行为（尤其是大国之间的权力—安全/生存竞争）的分析可谓独到而精辟，他据此对国家权力—安全战略的阐述亦颇有深意，可以为中国在理解国家安全环境和致力于周边安全环境建设方面提供颇有助益的启示，值得仔细探究。

大国权力—安全竞争的理论逻辑3

国家的生存环境及由此而来的国家行为模式是进攻性现实主义关于国家间无法避免的权力—安全竞争的理论基底和逻辑起点。米尔斯海默认为，国际政治一直是残酷和危险的，这可能持久不变。虽然大国竞争的烈度消长无常，但是大国彼此惧怕并且总是相互争夺权力。因为权力是确保安全的终极手段，最大的权力确保最大的安全。4他说，“（国际政治中的）日常生活本质上是争夺权力，各国不仅致力于成为体系中最强大的行为体，也努力确保没有其他国家踞此高位。”5这种国家间的权力竞争逻辑主要是基于五个命题：①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国家生活于其中的国际体系由独立国家组成，国家之上没有任何合法的中央权威，但这并不意味着体系无序乱套，也不必然意味着冲突，它只是一个排列原则；②大国的军事能力：大国内在地拥有某些用于进攻的军事能力，这给它们提供了彼此伤害甚至相互摧毁的资本；③国家意图的不确定性：他国意图无法百分之百地预测，加之意图变动不居，这就使国家不能确信他国不会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以进攻性军事能力去攻击它（当然国家并非必然具有恶意）；④生存是大国行为最根本的动机：国家会力图维护自己的主权，维护自己的领土完整和国内政治秩序的自治，因为一旦被征服，一国就丧失了追求其他目标的资格，因此生存支配其他动机；⑤大国是理性的行为体：它们清楚自己所处的外部环境，并从战略高度考虑如何求得生存。它们尤其考虑别国的偏好和本国的行动会怎样影响到别国的行为，以及别国的行为会怎样影响自己的生存战略。6

米尔斯海默强调，上述五个命题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足以独立地导致国家间无休止的权力—安全竞争，但是当它们同时起作用时，它们就为大国萌发并采取针对他国的进攻行为创造了强大的动力。其结果，畏惧、自助和权力最大化成为通常的国家心理和行为模式。大国彼此畏惧主要是因为：①大国拥有彼此攻击的能力并可能具有进攻的动机，这使各国彼此猜疑而难以相互信任；②受威胁国没有可以寻求可靠帮助的合法中央权威；③除了第三方出于可能的利己因素，没有任何机制可以惩罚侵略者；④成为侵略牺牲品的可能后果进一步解释了畏惧为何成为一种世界政治动力。同样，由于他国是潜在威胁，加之在危险出现时没有更高权威可以求助，大国只能依靠自己而不能指望别国来保护自己的安全。这种自助行为的必然逻辑是，各国都倾向于把自己视为孤独而易受攻击的行为体，于是它们总是按照自己的私利行动，不会为了他国的利益而出卖自己的利益，也不会为了所谓的国际共同体而牺牲自己的利益。为了减轻畏惧的程度并提升自助的能力，国家必须高度关注自己所掌握的相对权力，关注国际权力的分配状况。由于很难确定多少权力才算是今天和明天够用的权力，因此，最佳的确保国家安全和生存的方式是消除任何其他大国对手的挑战可能性，“成为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理想的情况是成长为体系中的霸主”。因为，“一国相对于他国的军事优势越大，它就越安全。”“一国的实力越是强于对手，对手攻击和威胁其生存的可能性就越小。”7 简言之，大国总是致力于使它们所占有的世界权力最大化。

然而，由于如大西洋、太平洋等巨大水体的阻遏力量，没有哪个国家能获得全球霸权，只能谋求获得地区霸权，即便如此富强的美国也无法支配全球。因此，“各国压倒性的目标就是要将其世界权力份额最大化，这意味着以牺牲它国为代价获取权力。但是，大国并非仅仅致力于成为所有大国中的最强者，……，它们的终极目标是成为霸主，即成为体系中的唯一大国。”8这决定了大国行为需要遵循以下逻辑：争夺所处地区的霸权地位；追求军事力量的财富基础；建设地区内最强大的、有足够海空力量支持的地面力量；寻求核优势。不仅如此，获得地区霸权的大国还必须竭力阻止别国成长为地区霸权甚或全球霸权，就如美国在1900-1990近一个世纪的所作所为，它曾多次为了阻止一个危险的敌人（欧洲的德国、苏联，东亚的日本）获得地区霸权而全力以赴，甚至不惜一战，至今仍在欧洲和东北亚保持军事存在，遏制这两个地区再次出现新兴霸权大国。

大国权力—安全竞争的战略选择

为了在国际权力—安全竞争中使自己占有的权力份额最大化，大国必须奉行对自己最为有利的竞争战略，抢占上风。在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里，国家的权力—安全竞争战略可以分为主动谋取权力、积极维持权力和消极回避竞争三类。

1. 主动谋取权力的战略

战争是大国在安全竞争中增加额外权力的主要战略，但也是最富争议的战略。关于战争在权力—安全竞争中的战略意义与重要作用，反对的观点认为：①侵略者几乎总是会输掉战争；②核武器实际上使大国之间几乎不可能彼此攻击，因为存在相互毁灭的危险；③战争成本高昂，征服产生帝国，而维持一个帝国的代价最终非常巨大，并导致国内经济增长急剧放慢；④战争收益得不偿失，被征服国的民族主义使入侵者不可能利用现代工业经济特别是信息技术经济来赢利。米尔斯海默对上述观点进行了有力的批驳，他从历史经验的角度展示，“很少有历史记录证明他们关于进攻很少得逞的观点。一项研究估计，1815年至1980年间发生了63场战争，其中发动战争的一方赢了39次，有60%的胜算率。”9他强调，尽管在一个核世界里，大国间更少发生战争，但是，它们仍为安全而竞争（如美苏长达45年的安全竞争），有时还很激烈，它们之间仍存在战争的实际可能性。至于战争的代价与收益，他指出，“即便有人不接受征服能获得经济红利的观点，获胜的侵略者也有其他办法使均势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改变。”譬如，获得在战略上有重要意义的领土，尤其是获得有助于保护其免受另一国进攻或用于向另一国发动进攻的缓冲区；通过摧毁或并吞等方式抹去被占领国在大国行列中的地位，使均势朝着胜利者一方偏移。10总之，历史记录表明，进攻有时会成功，有时不会成功。关键在于，“最大化地觊觎权力的国家要决定何时出手，何时收场。”11

讹诈（blackmail）、挑拨(bait and bleed)和耗竭(bloodletting)是国家在主动谋取权力时的另外三种战略选择。讹诈指通过运用武力威胁而非实际运用武力来获得权力的战略。一般而言，讹诈不太可能导致重大而经久的均势改变，主要是因为单独的威胁常常不足以迫使具有强大军事力量的一个大国在没有战败的情势下向对手作出可能有损均势大局的重大让步。讹诈战略更可能运用在那些没有大国盟友的次大国身上。此外，当被讹诈者与讹诈者之间有明显的权力差距时，讹诈战略也更可能成功，譬如俄国在一战前对奥地利在德国支持下兼并波斯尼亚行动的无奈接受和英法在慕尼黑危机时的对德让步就是如此。12挑拨战略指通过施放某种诱饵以挑起两个（或几个）对手间持久而昂贵的战争，使它们彼此耗尽力量，而挑拨者冷眼旁观，完整地保持自己的军事能力。俄国在FaGuo大革命后就曾试图在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实施这项战略。13耗竭战略是指采取措施确保对手卷入的战争持久而致命，自己则置身于战争之外。它与挑拨战略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施放诱饵，而只在乎如何促使对手彼此消耗力量。列宁成功地使俄国摆脱一战的旋涡而让帝国主义列强厮杀大概是耗竭战略最为经典的史例。14

2. 积极维持权力的战略

积极维持权力意味着通过阻止对手以损害自己为代价获取权力。在米尔斯海默的理论中，制衡（balancing）与推诿(buck-passing)是国家用以阻止好战的大国对手挑战均势、维持利己的国际权力分配、制止侵略者的主要战略选择。

制衡战略指大国积极采取行动，如通过支持受到修正主义国家挑战的国家，以维护既有的权力分配现状，这意味着直接参与遏制危险的对手，承担阻止侵略者颠覆均势的责任。受威胁国家在实施制衡战略时一般有三种途径：一是外交渠道，向侵略者发出清晰的信号，表示他们坚定地奉行均势原则，即使这意味着战争；二是缔建防御同盟，构筑外部均势。但外部均势常常启动缓慢，效率低下，这是因为整和盟国需要时间，各国在制衡任务的分摊上存在分歧，或者在联盟的领导问题上发生摩擦；三是调动自己的额外资源，构筑内部均势，提升自己对抗侵略者的能力，这种途径具有显著的自助性质。

推诿战略指在面对均势挑战者时退缩而不采取行动，意在把制衡侵略者的重担转嫁给盟友或另一个国家，让另一大国去遏制侵略者，自己则袖手旁观。米尔斯海默认为，权力受到威胁的国家怀有强烈的动机去采取推诿的战略，因为一旦威慑失败而导致战争不可避免时，成功的推诿者不必与侵略者直接交战。事实上，如果侵略者和承担责任者陷入一场长期的、代价高昂的战争，推诿者还可以相对地获得权力。15推诿战略之所以受到青睐，是因为它：①代价较低：战争的代价由盟友承担，自己则搭了“便车”；②有利于均势的利己转移：进攻者和责任承担者可能陷入长期的耗竭战，使推诿者到头来比二者皆强大；③减少直接威胁，避免多线作战：当受威胁国同时面对多个危险对手并缺乏与之立即对抗的军事力量时，推诿有助于减少威胁，有利于对敌各个击破。比如，二战初期的英国在同时面临来自欧陆的德国、地中海的意大利和东北亚的日本等多重安全威胁时，有很强的动机在欧洲大陆奉行推诿战略，让FaGuo承担制衡德国的责任，因为其有限的力量无法同时抗衡这三个方面的威胁。一般地，被威胁国常有四个措施来实施推诿战略：一是“祸水它引”，寻求与侵略者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至少不刺激它，希望侵略者把注意力集中在预先设计好的“责任承担者”身上；二是与“责任承担者”保持外交距离；三是动员自己的额外资源，把自己扮成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目标，慑止侵略者；四是推动预期的责任承担者增加力量，使之更好地遏制侵略者，增强推诿者保持旁观的前景。
然而，推诿战略也有致命的缺陷：一方面，责任承担者可能无法遏止侵略者，使推诿者处于更加危险的战略地位；另一方面，在允许责任承担者增加力量的情况下，也存在着责任承担者最终变得相当强大从而威胁既有均势的危险，就如1870年德国统一后的历史所展示的那样。

3.消极回避竞争的战略

搭车（bandwagoning）和绥靖(appeasement)是消极回避权力—安全竞争的两种战略选择，二者“都主张向侵略者让出权力”，但“这违反了均势逻辑，并使采用这些战略的国家增加了危险。”16

搭车17战略意在通过与一个更为强大的对手联合力量，谋求从战争中获取少量利益。搭车战略的基本假设是，如果一国的力量远不如对手，那么它反对对手提出的要求就没有意义，甚至可能在对手通过武力达到目的时遭受严厉惩罚。显然，搭车是“弱者的战略”，是“希望麻烦制造者表现出仁慈”的战略，而不是大国应该采用的战略，主要被那些无法独自与敌对大国对垒的次大国所采用。

绥靖18战略是指受威胁国家对侵略者让步，使均势朝侵略者一方发展，通过让与权力来缓和侵略者的动机和行为。绥靖战略旨在推动侵略者朝更和平的方向发展，并将它变成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其前提是：对手的侵略行为主要由于它对战略脆弱的敏感反应所致，因此采取任何能减少这一非安全状态的步骤，都将减弱甚至消除战争的根本动机。然而，一个被绥靖的国家很可能把他国的任何权力让与视为软弱的信号，因而会尽量索求更多的让步，以增强获得更多权力的能力。显然，绥靖战略严重背离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基本理念，它不可能把危险的对手变成一个更善良、更温和的对手，更不可能指望它成为真正爱好和平的国家。相反，绥靖将激起而不是减弱侵略者的征服欲，希特勒德国就是明显的例子。

大国权力—安全竞争理论与战略分析的现实性和非现实性

上述进攻性现实主义关于国家间权力—安全竞争理论与战略分析的核心，是通过国家权力的最大化来确保国家安全最大化。这对充分理解和如实预测大国行为提供了颇有说服力的理论基础，具有突出的现实性。如巴里·佩森（Barry Posen）所言，“米尔斯海默对我们理解大国行为做出了意义重大的贡献。”19但是，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权力—安全竞争理论和战略分析也不乏明显的言过其实之处，具有无法回避的非现实性。

首先，米尔斯海默有关权力—安全竞争理论及其战略分析建立在权力因素和地缘因素的基础之上，具有突出的现实性。突出而直言不讳地强调国家权力在确保国家安全中的首要意义，反映了国际政治的历史和现实。针对冷战后流行的“制度安全论”、“民主和平论”等国际安全新学说，米尔斯海默从一个现实主义者的角度给予了无情而深刻的学理批评，坚持主张国家安全战略设计要基于权力最大化并遵循均势逻辑。20他证伪了新自由（制度）主义者“制度缔造和平”的论调，指出国际制度无法作为一个独立变量，通过影响国家行为来防止战争。他有力地辩称，国际制度不能使国家偏离均势逻辑，也不能使国家不再以对相对权力地位的影响为考量来理性计算国家行为。他指出，国际制度反映的是国家主要基于关注相对权力的私利算计，反映的是均势结构，尽管大国有时候也发现制度（尤其是联盟）有利于维持甚至增进他们的权力份额，也利用国际制度来促进它们的利益。总之，尽管“制度安全”等理论有着美丽动听的说辞，但鲜有证据证明，制度可以改变国家以现实主义的均势逻辑为指导的行为，并导致和平。比如，国际制度未能防止波黑和外高加索地区的战争，也未能阻止卢旺达的种族清洗，它更未能阻止美国对伊拉克的“不必要的战争”。21任何国家都不应该指望任何国际制度安排为自己的安全诉求“火中取栗”，一个无视均势逻辑的国家可能遭受重大损失。

大国权力—安全竞争理论和战略分析的现实性还在于，高度重视国家所处的地缘安全环境在制定国家权力—安全战略中的重大影响，并将其与相对能力分配结合起来分析。米尔斯海默强调，一国的安全战略（尤其在面对安全威胁时是选择制衡战略还是推诿战略）首要地取决于体系结构和地缘条件。国际体系的结构状态或特征决定一个受到威胁的大国能否采用推诿战略：①在两极体系22中，由于没有另外的大国来承担制衡责任，因此推诿战略不可能；②在多极体系中，能否采用推诿战略取决于两个变量，即相对的权力分配（威胁的大小）和地缘因素。权力分配有助于理解大国间多大程度上可能存在推诿的行为，地缘因素则有助于辩识多极体系中可能的推诿者和承担责任者。从威胁的大小这个变量上看，倘若侵略者不具有潜在霸主的能力，则推诿很普遍，反之，“潜在霸主控制越多的相对权力，体系中所有被威胁国家就越有可能摒弃推诿而形成一种均势联盟。”23从地缘因素看，侵略者和受威胁国是否拥有共同陆地边界和是否为水域隔离是最主要的地缘安全战略因素。远离入侵者（存在由别国的领土或大片水域形成的缓冲地带）的大国更倾向于推诿，而与入侵者有共同边界的受威胁者则只能选择制衡，向危险的大国对手施加直接的军事压力。总之，“共同边界促进制衡，缓冲地带鼓励推诿。”24格伦·施奈德教授对米尔斯海默结合地缘因素与相对能力来分析国家安全战略的作法大加赞赏，认为，“相对于其它经常忽略地缘因素之重要意义的分析，这是可喜的改进。”25

另一方面，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大国权力—安全竞争理论和战略也存在着明显的非现实性。①过分强调国家间权力—安全竞争的零和性，严重忽视了国家间在安全领域的相互依赖。格伦·施奈德从学理角度指出了该理论的非现实性。他强调，认为所有大国无时不首要地关注权力最大化以使安全最大化的观点，是“被推向了极端”；大国是否真如米尔斯海默所指那样野心勃勃、自我中心、思维单一也大可质疑。26不仅如此，从当今国际安全政治实践看，就安全威胁的轻重缓急次序而言，以领土征服为特征的传统安全威胁正日益被非传统安全威胁所取代。正如里恩-琼斯（Sean Lynn-Jones）所言，着眼未来，领土征服在大国关系中不大可能象拿破仑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时期那么重要了。27的确，以国际恐怖主义为首要威胁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对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权力—安全竞争理论及其战略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纽约世贸中心的骇然倒塌表明，在国际政治日益演变为世界政治的今天，一味地强调通过权力最大化来获得安全最大化显然具有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在跨国行为体日益活跃的全球化背景下，国家权力也并不总是与国家安全成正相关关系。实践证明，绝对安全追求不到，也不能追求。反恐联盟对美国安全的作用以及美国对反恐联盟的看重提示，国家间的安全合作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也必将愈益重要。②对非权力因素在国家安全战略设计中的影响重视不够。安全是一个复合概念，权力因素和非权力因素在实现安全的动态过程中都有特定的作用。在权力因素之外，国际法、国际制度、国际伦理等变量，即使不能独立地决定国家安全行为和战略态势，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影响国家行为而影响国家安全战略选择。有学者就提出，米尔斯海默关于国家间权力—安全竞争的理论最严重的漏洞在于“缺少对各国领导人不得不遵循的法律、伦理和制度限制之本质和特征的反思。”而且，它也实际上与日常的政治生活现实相背，因为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政治行为体为道义优势而不断竞争，也为合法性外衣而激烈争斗。”28 此外，米尔斯海默的权力—安全竞争理论和战略对安全观念在国家间安全关系中的重要作用也多有忽略。正如国际政治的建构主义理论所演绎的，在不断的国家间互动中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关于别国的认识，一旦这些认识升华、凝结为国家间的共有观念，它们就能相对独立地指导着国家行为体的行为实践。如亚历山大·温特所言，“权力和利益是国际生活中的重要因素，但是，权力和利益之所以起作用，是因为在文化环境中建构起来的观念使然。”“权力的意义和利益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观念决定的。”29

对中国国家安全建设的启示

米尔斯海默关于大国权力—安全竞争的理论分析和战略提炼，可以为当今和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国家安全环境建设提供颇有助益的启示。

第一，正视大国间正常的权力—安全竞争，努力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正如米尔斯海默所指，国际体系的基本特征到目前依然如故，“自助”依然是大国生存最重要的行为逻辑，大国间的权力—安全竞争依然是各国谋求生存机会最大化的必然推论。从现实看，中国国家安全能力在物质性硬力量和非物质性软力量方面都存在着一个大国必须尽快克服的困难。中国还远未建成一支足够强大、足够先进的武装力量，也比较欠缺在以下两对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关系问题上足够辩证的大战略认识和切实可行的行动指针：直接发展国民经济与加强国防军力建设的关系；大力提升国防力量的物质水平与显著改善其非物质素质（包括其结构体制、运行机制、战略战术信条和军员素质）的关系。实事求是地说，该是结束国防力量的“忍耐性发展”，实施“补偿性发展”战略，大力弥补上述欠缺的时候了。中国也必须尽快塑造和完善这样的国家安全决策体制：它能保障理性、高效、有利、有节地应对对外关系中的重大事件和危机事态，统一指挥和协调战略实施和危机处理，做到既高度体制化，又有必要的灵活性；它还能及时地进行战略和政策层面的体制化审视、调整和创新，集思广益，促成在大战略、战略和政策等各层次上尽可能广泛的共识，特别是高层共识。30

在安全能力建设中的上述不足，不仅使中国在面对日趋严峻的安全压力下无法释怀，更在事关国家生存和尊严的台湾问题上遭遇了短期优势严重不足的巨大困难，这有可能使大陆在一个个具体的现时问题上反复产生无奈感和挫折感，乃至渐渐失去必要的对台战略耐心和信心。因此，大陆必须尽快在资源投入、国防和军队体制改革、武器系统研发和部署、部队官兵素质全面提高、军事信条和战略文化当代化、战备决策机制和战略规划科学化、国防教育提高和普及、国民战斗意识的准备等各方面加强安全能力的建设和完善，努力塑造在台湾问题上的短期优势，缓解当前最为紧迫的安全压力，构筑足够的战略回旋余地。

第二，高度重视中国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并结合东亚的权力—安全分配现实来完善既有的安全大战略。中国是世界上所处安全环境最为复杂、最为严峻的大国。从地缘政治构造上看，中国处在亚太地缘政治格局的中央，既面对强大的海权压力（主要来自美国和日本），又面对现有的或潜在的陆权压力。中国最强大的、并与之有多种利益矛盾的竞争者是美国。“从传统上看，美国对外政策的中心目标一直都在于支配西半球，与此同时，绝不允许出现另一个大国支配欧洲或东北亚。美国一直不愿意出现一个势均力敌的竞争者。”31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对中国心存戒备是必然的。而日本雄厚的经济实力、强大的军事潜力，加上复杂的民族心理也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安全忧虑。美国学者强调，“到了80年代末，日本在一切武器方面都取得了对中国军事优势，唯一例外是核武器，而这个例外东京很快就可以消除。因为，日本研制出了核武器的一切组装部分，只差组装和试验核装置了。因此，东京往远程导弹上安装核弹头，只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就行了。”32同时，中国周边还存在有世界强国抱负并与中国有历史宿怨和领土争端的印度。与中国相邻的朝鲜半岛、东南亚和中亚地区也包含着可能引起中国极大的安全关注的种种因素。从东亚的权力—安全分配现实看，中国的相对安全能力远比美、日、俄逊色，即便与印度相比，也只是陆上略有优势，海空相形见拙。

显然，上述令人担忧的地缘安全环境和权力—安全分配现状决定了中国的安全大战略应该着眼于权力建设，以慑止侵略和干涉为首要考虑。对于他国侵略和干涉动机的慑止，不仅取决于一国的绝对安全能力，更取决于一国的相对安全能力。因此，中国在努力建设自己的绝对安全能力时，必须花大力气提高自己的相对安全能力，把安全手段和目的与现有的国家权力资源合理高效地配置起来，并将潜在的权力资源充分、安全地转化为现实安全能力。当然，在致力于安全能力建设的同时，也要重视践行自己所倡导的“新安全观”，并注意“有所不为”，避免动作过大而招致强烈疑惧，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以至于“树未大而招风”。要警惕由于目标咄咄逼人、行为冒失莽撞、态度骄横挑衅而引发恶性安全竞赛，造成权力—安全资源的过分透支。

第三，构造必要的地缘安全机制安排，推进国家间安全问题的良性解决，预防国家间的权力—安全竞争恶性发展。尽管米尔斯海默否定国际制度对于国家安全和国际和平的独立作用，但他承认国际制度有时候也有利于大国促进自己的安全利益。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大国权力—安全竞争逻辑表明，有必要创设地区安全体制，通过有效的信息交流来尽量缓解国家间的安全疑惧。在欧洲地区，欧安会等安全体制早就存在，日益走向务实和成熟；而在东北亚，地区安全体制一直是一个空白，各国之间的权力竞争几乎完全处于一种无序状态，没有一个可靠和连续的多边协调组织，甚至连一个论坛性质的平台都不存在，这样的安全竞争环境蕴含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危险而易于升级。对于中国来说，应该倾注足够的努力来构筑有利于促进自身安全利益的东亚地区安全机制安排，并尽可能地起到一种主导作用。在这方面做得较为成功的是中国积极倡导并倾注大量外交努力的，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观念，以“上海合作组织”为架构模式的地区安全机制，它使中国北部的安全忧虑相当程度上得到缓解，是中国安全外交的重大成果，具有相当的示范意义，应该着力挖掘其潜力，将其经验全面推广到包括东亚安全机制的建立健全进程中。无庸置疑，在和平时期积极推动建立切实有效的双边安全机制或多边安全制度，是中国外交致力于有效缓解国家的地缘安全压力、预防危机时数难并发的重要途径。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倾力主导、并已初见成效的朝鲜核问题“六方会谈”机制大概可以提供东北亚安全体制安排的基础，对此可以保持审慎的乐观。

参考文献

1本文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主要指米尔斯海默教授所演绎的理论。米尔斯海默教授是芝加哥大学政治科学温德尔·哈里森杰出贡献教授、国际安全政策项目主任之一。通过对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在社会科学意义上的逻辑演绎和经验研究，米尔斯海默已经被公认为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领军人物。在他的理论中，大国间的安全竞争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安全竞争可以还原为大国间的权力竞争，因此本文用权力—安全竞争来表述。

2该书被西方学者们称为“期待已久”（long-waited, much-waited）的著作。它得到了塞缪尔·亨廷顿、斯蒂芬·沃尔特和肯尼思·沃尔兹等政治学家的高度评价。见《大国政治的悲剧》封底的书评。[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版。格伦·施奈德不惜笔墨对米尔斯海默的理论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评介，Glenn H. Snyder, "Mearsheimer’s World: 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Struggle for Security: A Re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7, No. 1(Summer 2002)pp149-73; 其他颇有见地的代表性评介，可参见Sean Lynn-Jones, "Book Reviews on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78, No.2, pp365-6; Barry Posen, "The Best Defense," National Interest, Spring 2002, Issue 67, pp119-26.

3 早在《国际制度的虚假承诺》一文中,米尔斯海默教授就比较系统地提出了其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逻辑演绎基础，即下文中的五个理论命题。John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winter 1994-95,pp5-49

4John J. 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and London: W.W. Norton & Company，2001)p2. 在米尔斯海默的理论中，国家权力有两种：潜在权力和军事权力。这两种形式的权力紧密联系，但并不等同，因为它们源自不同类别的资产。潜在权力指的是，用来构筑军事权力的社会经济要素。它主要以一国的财富和总的人口规模为基础。大国需要资金、技术和人员来建设军队并实施战争，一个国家的潜在权力是指它与对手竞争时所能调动的潜能总和。在国际政治中，一国的有效权力是指它的军事力量所能发挥的最大作用，以及与对手的军事实力对比的情况。

5 John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p9.

6 Ibid, p10-11。Also see John J. 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p30-31.

7 Ibid，pp11-12。

8John J. 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p2.

9 《大国政治的悲剧》，第52页

10 《大国政治的悲剧》，第213-4页。

11 《大国政治的悲剧》，第52页。

12 《大国政治的悲剧》，第215-6页。

13 《大国政治的悲剧》，第216页。

14 《大国政治的悲剧》，第217页。

15 《大国政治的悲剧》，第387页。

16 《大国政治的悲剧》，第225页。

17在著名的外交史学家Paul W. Schroeder (1991)那里，搭车战略是指“加入更为强大的一方，以求得安全保护，哪怕在面对提供保护国时这意味着不安全，并要一定程度上牺牲独立。” See Michael Sheehan, The Balance of Power: History and Theory，（London: Routledge, 1996），pp. 162-9

18 均势政治大师温斯顿·丘吉尔对绥靖的态度是，“不要出于软弱或恐惧而绥靖。绥靖本身或好或坏取决于环境。出于软弱和恐惧的绥靖即是无益而致命的，而基于实力的绥靖则是宽宏和高尚的，并且可能是走向世界和平的最切实的、也许是唯一的道路。”引语参见（美）汉斯·J·摩根索，徐昕等译：《国家间政治》，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8页。

19 Barry Posen, "The Best Defense," National Interest, Spring 2002, Issue 67, pp119-26.

20 John Mearsheimer, "A Realist Repl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0, 1(Summer 1995),pp82-93.

21 John J. Mearsheimer, Stephen M. Walt, ’An Unnecessary War,’ Foreign Policy; Jan/Feb2003 Issue 134, pp51-60

22 米尔斯海默理论中的两极意指国际体系“由军事实力差不多相等的两个大国所支配。”不平衡的多极指“体系包含有三个或更多的大国，其中之一是潜在的霸主。”平衡的多极指体系中“不存在雄心勃勃的霸主，相反，权力在大国间，或至少是在体系中最重要的两个大国间被分割，更确切地说是平分。”参阅《大国政治的悲剧》，第389页。

23 《大国政治的悲剧》，第387页。

24 《大国政治的悲剧》，第391页。

25 Glenn H. Snyder, "Mearsheimer’s World," pp162

26 Ibid, pp171-2

27 Sean Lynn-Jones, "Book Reviews on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78, No.2, p366

28 David C Hendrickson, “The Lion and the Lamb,” World Policy Journal, Vol20, No1, Spring 2003, pp93-102

29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年版，第49，123页。

30 时殷弘，“中国的外部困难和新领导集体面对的挑战——国际政治·对外政策·台湾问题”，《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3期，34-39页。

31 John J. Mearsheimer, "The Future of the American Pacifier", Foreign Affairs, vol.80, No.5, pp46-61

32安德鲁·内森，罗伯特·罗斯：《长城与空城计-中国对安全的寻求》，柯雄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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