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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1962 年古巴导弹危机的时候，罗素也曾给美苏两国首脑打电报调解，但对苏联的口气要明显温和。
他在给赫鲁晓夫的电报中说：“请允许我不揣冒昧地请求您在防止事态升级方面进一步给予帮助。您不断地
忍耐，对我们是莫大的希望。” 他在给肯尼迪的电报中说：“你的行动是孤注一掷。简直想不出任何正当的
理由。我们不要大规模的屠杀。终止这种疯狂行为吧！”总之，他的态度看来是对内在温和的制度严厉，对
内在严厉的制度温和。
② 另一个这方面的例子是据《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作者威廉·夏勒所说，二战后他有一次和雷蒙·阿隆
在巴黎相聚，从公寓阳台上俯视街头上熙熙攘攘的欢乐人群，尤其是那些快乐的年轻人。阿隆突然心生感
慨，发出一句疑问：“当年德国入侵时，也许不抵抗竟是正确的。否则，眼下这些幸福的人们都活不到今天。
"阿隆这当然只是一时的感触，而且是说别人的生命，不是说自己的选择，阿隆自己是一位反对维希政权、
坚持抵抗运动的著名战士。
③ James Burnham， The Struggle for the World, John Day Company, New York:1947,Ch.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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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也许正是有这种思想基础，所以我们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看到，双方，甚至更多是苏联一方还是保持了某
种克制，而使一度十分紧张的形势趋缓。如果换一种思维，是持一种简单的“我们什么也不怕”，甚至“我
们死了一半，还有一半”的思维，则很难预测会发生什么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