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

标题: 开放式的自主发展——对英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状态的一项观察 [打印本页]

作者: dengxi6489 时间: 2009-6-1 15:57
标题: 开放式的自主发展——对英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状态的一项观察
作者：庞中英

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5期

内容提要：英美国际关系理论是有区别的，不能混为一谈。英国国际关系理论（以英国为基地的国际关系理论创造）具有不同于这个学科占主导地位的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许多特点，更加倾向于开放式的自主发展。传统意义的国际关系“英国学派”（国际社会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一直是英国国际关系理论的重心。伴随着非殖民化的演进和大英帝国的衰落，自二战后一直在发展、完善，国际社会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一直在英国发展。和世界上其它地方比，英国的这两大领域非常发达。此外，一些英国学者强调国际关系理论与政治理论的重新结合，从而使“国际政治理论”几乎成为“一门英国社会科学”。许多英国学者更倾向于国际关系批评理论与国际政治经济学批评理论。不像美国，五花八门的国际关系反思主义理论、批评理论、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并不处于英国学术共同体的边缘。英国还拥有一些世界公认的国际关系批评理论著名学者，如林克赖特与赫尔德。与理性选择主导、实证主义为本、国家中心主义的美国国际关系主流学派比较起来，英国国际关系理论更加开放、更加多样化、更加学术自由与民主，更加集中考虑与全球化、全球问题相关的国际关系理论问题。英国国际关系理论共同体的多元主义色彩，不要求学者服从于某种整齐划一的占主导地位的理论模型，意味着英国国际关系学者比美国同行更有可能、更有资格回应全球化提出的各种挑战与问题。当前，英国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纷呈，继续汲取别的学科提供的方法和观点，已经出现了若干重要的学术“转向”。

也许英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些优势性特征是其具有自主发展的能力、机制，和独特的思想性、批评性、开放性。在这点上，英国的经验值得中国同行深思与充分借鉴。在向世界学习、交流、对话的过程中，中国国际关系理论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研究非美国的欧洲国际关系理论，以便寻求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更加均衡化的开放与发展途径。

从英国国际研究协会说起

在英国，国际关系理论并不一定只是所谓“政治科学”的一部分。除了政治学，英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其它学科背景包括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哲学、性别研究、人类学和后殖民研究等。英国国际研究协会（BISA，比萨）成立于1985年，一直是英国国际研究[2] 包括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学术团体，代表着英国国际关系理论学术共同体。比萨的研究当然不只是国际关系理论，但国际关系理论是其重点。它组织了诸如“英国学派”、“全球伦理”等与国际关系理论相关的研究小组；不带英国字头的《国际研究评论》，其实是一份真正世界性的国际关系理论专业刊物。比萨举办的年会，参加的人数众多，其论题与讨论小组有几十个，它们许多都与理论相关。

2002英国国际研究协会年会12月中旬在伦敦经济学院召开。算起来，这是该协会自成立以来的第27届年会，其讨论小组多达几十个，世界各地的都有学者出席。以下我简列比萨第27届年会的主要问题，看看英国国际研究界当前关心、研究、讨论问题与国际关系理论在国际研究中的中心地位。

1、“英国学派”。这是比萨2002年会最大的一个讨论题目，也是比萨年会的保留题目。具体分为非英语学者眼里的“英国学派”、古代世界的国际政治、国际社会中的法律、秩序与正义、国际社会的“局外人”、国际社会的性质等讨论组。
2、公民社会，两个小组分别讨论微观层次上的公民社会与全球公民社会及其存在的问题。
3、全球政治中的风险（分两个组，一组谈风险的社会理论，一组谈劳工、金融与环境问题）。
4、建构主义。一组谈对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的批评，一组谈建构主义与话语政治，另一组讨论国际关系理论的“观念转向”（ideational turn）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5、国际金融市场的调控问题。
6、民主和平理论。
7、关于欧盟的对外政策与对外关系，其中一组的主题是价值、认同与利益。还有一组专门讨论巴尔干问题，一组讨论欧洲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作用。
8、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其效力与责任。
9、美国对外政策。其中一组是关于美国“帝国”与“后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政治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工作小组的讨论会。该小组另一场关于美国的讨论会题目是重新思考金融全球化时代的美国帝国主义。还有一组讨论“种族与美国对外政策”，美国对外政策的发展。
10、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中的正义与伦理问题。
11、全球化问题（一组从比较回应和国内制度的角度谈金融全球化；一组谈全球治理、制度与抵抗政治问题，涉及到制定“全球凯恩斯主义协定”的问题）。
12、反全球化问题。一组是讲女权主义理论与实践与反全球化运动（anti-globalisation movement）的关系。
13、安全研究。诸如新的安全困境（ The New Security Dilemma），比如恐怖主义、伊拉克问题、武器扩散带来的。
14、冲突问题（一组谈低烈度冲突的军事理论，一组涉及性别与暴力冲突问题，另一组讨论欧洲联盟与边界冲突，还有一组讨论冲突解决问题）。
15、中国对外政策。主要谈民族主义对中国对外政策的影响与中国对外政策的政治经济。
16、非洲的未来。题目是“再造非洲：传统的和平、安全与发展的方法”。本届比萨会议很关注非洲问题。比如涉及到艾滋病对非洲冲突（战争）的影响。
17、民主与安全之间的两难：中东的激进伊斯兰主义与自由主义政治，及其对西方的政策含义。
18、国际政治经济学。它继续是本年会的重点，唱主角的是比萨下设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工作组，讨论题目包括消费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关系、全球金融、全球调控，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学工作组与马克思主义工作组联合召集“全球化与劳工危机、转型与回应”讨论。
19、国际关系中的差异及其对话。
20、维护和平问题（传统维和及其局限，全球化与维和，全球政治中的维和）。
21、后结构政治（Post-structural Politics），涉及自由的政治、形象的政治（Politics of Image）、暴力的政治（Politics of Violence）等问题。
22、重新思考现实主义。
23、国际法与使用武力的决策。
24、国际主义与其批评者。
25、其中引人注目的一个圆桌会议题目是“本学科的非中心化：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的非西方观点与‘911’危机”。
26、发展的政治。这是国际关系理论与发展工作小组的专题。其中提到中国在增长中对发展的忽视。
27、从国家间关系到到大都会政治（Fro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o Cosmo-politics）：对全球化时代的新政治形式的反思。
28、圆桌会议：决定全球问题的补偿责任（卡内基伦理与国际事务委员会组织）。
29、地区与地区主义。分两个小组讨论。
30、英国对外政策。
31、国际社会中的社会化问题（Socialisa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32、国际公众与人的价值（International Publics and Human Values）。
33、关于安全情报问题。
34、欧盟货币与金融一体化。
35、国际组织及其在促进国际民主上的作用。
36、移民的国际政治学。
37、国际治理。
38、认同与全球政治。
39、21世纪的经济外交。
40、战争与安全历史及其变化。关于新型战争的争论。
41、世界经济。
42、公众外交（Public Diplomacy）。

仅看上述国际关系理论讨论题目就可以知道，英国国际关系理论是真正的跨学科，早已不是政治学一家的天下。本文计划对当前的英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特点谈一些看法。涉及到“英国学派”、国际关系理论与政治理论的结合、批评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关系理论的转向等问题。最后，笔者着重思考中国国际研究理论同行如何借鉴英国的经验，从而更好地发展中国的国际研究理论。

再谈“英国学派”[3]

英语世界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具有四大理论传统，即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国际社会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4] 应该说，这四大理论的发源地都是英国。如今，除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作为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以美国为基地外，国际社会学在世界上的影响有所扩大，但却基本上是个以英国为基地的学派，而在国际政治经济学则是英国最发达的一支国际研究学科，但其认知论、方法论、观点、问题重心一直不同于美国。本文先从国际社会学开始谈起。

英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一直（自认与他认）是有着独特传统的，所谓“英国学派”（Engl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就是这种特性的一个标志。一般认为，这个学派最早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的伦敦经济学院。中国学人可能对“英国学派”产生不必要的误解，以为这是一种代表英国国家的或者以国家为中心的官方学派。其实，“英国学派”意思只是以“国际社会”为主要或者核心概念的、对国际关系进行研究的一群学者及其观点（本来即使在英语学术圈，也有人对使用“English”来描述一个学派而不以为然，因为属于这派的学者不一定是English，也包括澳大利亚人、南非人、苏格兰人以及威尔士人，甚至华人、印度人、日本人等）。最近25年，《国际研究评论》上发表了许多界定、发展、批评“英国学派”的文章。可以说，“英国学派”的一个主要阵地就是《国际研究评论》。1981年，英国学者琼斯发表著名的《国际关系研究的英国学派：一个争论的终结》[5] 。然而，琼斯的结论下得太早了，20年来，关于英国学派的争论不但没有终结，反而不断深入。1999年，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布曾在英国国际研究协会曼彻斯特年会上号召“英国学派”“再出发”（re-launch）。[6] 布曾认为，“英国学派”是国际关系学中一个利用不够的资源，他呼吁“英国学派”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发挥更大作用。[7] 布曾把“英国学派”理解为一种结构理论，这使得“英国学派”与新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都联系起来了。今天，建构主义用的一些概念，其实在“英国学派”那里早就使用了。[8] “英国学派”的当前代表人物之一、威尔士大学（安伯芮思忒斯校区）国际政治学系（该系号称是世界上第一个国际政治学系）学者顿恩认为，应该创造一种关于“国际社会”的国际关系理论。他在1998年出版了其成名作，研究“英国学派”发展史的《发明国际社会》一书，[9] 该书对“英国学派”的兴起、发展与成就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考察，是研究该学派不可多得的理论史专著。该书用了“发明”一词，实际上把“英国学派”与现在勃兴的“建构主义者”学派联系起来了。[10] 同一年，顿恩在《对国际社会的再思考》一文中，主张重新思考国际社会，重申了属于“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研究日程。[11]

“英国学派”的主要观点是，把“社会”的概念引入国际关系，从而把国际社会与国际体系加以区别。一个国家当然是国际体系的成员，但却不一定是国际社会的成员。国际社会的基础是有关国家分享共同的规则、习惯、规范、价值观和制度。所谓国际关系学，就是探讨国际社会的性质，以及分析国际社会是否能够在一个非集权的、分割的国家组成的体系中实现秩序与自由的学科。[12] 过去人们一般把“英国学派”看成是现实主义思想的一个变种。确实，多数情况下，“英国学派”学者把国家主权与国际社会的概念相提并论，反对乌托邦式的调整、改革国际体系的计划。但是，该学派不等于现实主义，其内部情况复杂。而最近，有的学者呼吁重新认识“英国学派”，[13] 而有的学者则把建构主义与英国学派联系在一起，要求这两种理论进行对话与结合。[14]

历史学是所有社会科学的共同语言。“英国学派”的一大传统是让历史学进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而历史学则是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所排斥的。[15]

“英国学派”对以英国为基地的英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贡献与影响很大，[16] 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英国学派”是以这个国家国际关系理论占统治地位的学派。事实上，英国国际关系理论是十分多样化的。本文试图对当前英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其它方面做些介绍与评论。

国际关系理论与政治理论结合的产物：作为一门英国社会科学的“国际政治理论”[17]

虽然英国国际关系理论兼容并包，但是，相比其它学科，政治学仍是离国际关系理论最近的学科。过去，英国也有人想把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为一门独立学科，这导致了国际关系理论与其母体学科政治学的分离。但是，最近的一些英国文献表明，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理论正在它们正在再结合、甚至一体化。[18] 这一工程浩大的“再婚”努力，包括了如何把政治理论中的规范理论、民主理论、政治道德、政治共同体、民族自决、民族主义、认同政治等更加深入地结合进入国际关系理论。

在英国，“国际政治理论”是个特定的概念，而且是一个与美国不同的概念。许多英国国际关系学者对美国的那种行为科学方法（“政治科学”）提不起兴趣来，而对政治理论，以及其与国际关系理论之间的关系却不减兴趣。在美国同行看来，这是一种“颠覆性的想法”（subversive thought）。[19] 但这却是英国的学术现实，是全球化下“国内”与“国际”界线越来越模糊的必然结果。但是，由于长期的学科分离，国际关系理论与政治理论要结合起来并非易事。

这里我联想到，在中国，一些大学的“国际政治学”与“政治学”是分属于不同系科的，学生与学者“自觉”地让政治学与国际政治学分开。人们不见这两个学科在中国的合作，搞国际政治研究的人不懂政治学的居然大有人在，而研究政治学的多数又不“涉外”。当然，在英国，此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也存在（但是不存在国际研究学者不懂政治学的怪事）。这是在学科分化、离异（典型的诸如政治学与经济学的不幸分家）年代的产物。如今，许多英国学者与研究机构在做着让这两者重新结合的工作。在机构组织方面，不少英国大学的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研究是在一个系科的名下（这在中国一些大学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中国学生在报考大学时就缺少知识地认为，国际经济（不是世界经济）也许高政治经济学或者经济学一等，国际政治（不是世界政治）高政治学一等。中国语境中，“国际“似乎比“世界”要吃香，所以，大家纷纷把“世界经济”与“世界政治”改为“国际经济”与“国际政治”。英国重要的国际关系理论刊物《不列颠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报》（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的出版宗旨是促进政治学与国际研究的结合，而不是在刊物林立的情况下再出一份国际关系或者政治学杂志。

政治理论与国际关系理论的结合刺激了一些新观点的出现。比如，作为关于国家的政治理论，现实主义认为民主只能局限在国家内部，不能超越国家。国际关系是国家之外的一个领域，在现实主义看来，这个领域不是变动的，而是静止的、权力政治发挥作用的地方。但是，实际上，民主并不只局限在国内，国内与国际的界线越来越混杂在一起，如果民主不能超越国家范围，就使得这样的民主越来越失去存在的道德基础（关于政治共同体变化的批评理论就是这样主张的，见后）。英国学者在思考如何建立一个规范为基础的世界新秩序（normative world order）。在这方面，除了超越边界的民主外，他们思考的其它问题包括如何调控全球化，或者如何使全球化民主化，从而建立其全球治理，甚至形成世界共同体。有的英国学者认为，不仅一些国家应该在世界上扮演规范角色，而且欧盟应该是个世界上最重要的规范国家或者权力（normative power），因为美国不可能扮演这样的角色。[20] 如果欧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规范权力的话，那么，它将在全球化的世界政治中发挥独一无二的建设性作用。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故乡：英国之不同于美国[21]

英国是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发源地与研究中心。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IPE一直是英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一门增长最快的领域。在IPE上发展最好的大学包括曼彻斯特、伦敦经济学院、华威（沃里克）、萨塞克斯、新城堡、利兹以及谢菲尔德，这些大学都有先进水平的IPE教学与研究。

英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无疑是职业记者出身的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 ）。故世后的她获得同事与后学的高度评价，有人称她为最伟大的国际关系理论家，[22] 有人赞誉她为英国当代最重要的国际关系学者。[23] 其实，我觉得，斯特兰奇的伟大在于她不人云亦云的泼辣批评性格。在写这篇文章时，我找到了斯特兰奇发表于1982年的一篇文章。那是她在美国《国际组织》杂志批评美国所谓“规制”（regime）理论的文章。该文对英国甚至欧洲国际关系理论的特性做了令人感兴趣的描述。20多年后的今天，斯氏的文字仍让人掩卷深思。她认为，当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学者集体热衷于所谓“规制”理论的时候，欧洲的国际关系学者或者世界上其它地区的国际关系学者却仍然具有更加多样性的学术关切。他们中的“一些继续在道德哲学问题上工作，一些则继续研究历史学问题。一般地说，我敢冒险说，欧洲人更加严肃地注意历史证据，对‘事实’多样解读的可能性更加敏感。”斯氏在这里指出，欧洲学者可能是真正的学者，因为他们更加超脱与政府的政策、战略。“关于欧洲未来的问题从未主导过欧洲大多数国际关系学者的兴趣，相反，倒是美国学者更加关心欧洲的未来。也许是因为欧洲学者缺少对这类一般问题的兴趣，也许是因为他们向来固执地只专注于某一个领域。与欧洲学者不一样，也许美国学者比欧洲学者喜欢时髦，更热衷于领导所谓潮流。而欧洲学者则冷眼旁观美国同行的热情一会儿出现，一会儿消退，比如体系分析、行为主义、一体化理论甚至数量方法。美国学者对一体化理论的兴趣开始于美国需要一个可靠的欧洲小伙伴，如何培育一个欧洲人的共同体是重要的。数量分析的时髦则是因为计算机技术与大笔财政支持的获得。”斯氏还指出，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对外政策背景。美国政策制定者就像重视经济学家一样重视政治科学家。比如北约军事预算的分担问题，美国政治科学家就发明出集体财产（collective goods）理论加以支持。 [24]

当前英国有两家IPE的重要研究机构，一家是谢菲尔德大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由著名学者甘鲍尔（Andrew Gamble）主持，创办于1993年。[25] 1996年该中心召开了“持股者资本主义”（Stakeholder Capitalism）研讨会.。另一家是华威大学的全球化与地区化研究中心，由勤奋的著名学者海冈特（Richard Higgott）主持。[26] 这是欧洲最大的研究全球化与地区化问题的机构之一，经费主要来自英国经济与社会研究理事会（ESRC），研究人员则由该校政治学与国际研究系、经济学系、社会学系等的研究人员组成，专任研究员也有一些。1997年，该中心成立时举行了“非国家行为体与全球体系的权威”的国际会议。此后，举办过多次重大的国际会议。进入第2个5年的该中心，于2003年2月邀请世界15个国家20多位研究全球化问题的领先学者举行“全球化研究的过去与未来：跨学科与跨文化圆桌会议”。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与“全球性”研究有关的问题。

IPE在英国的发展并不受多少美国同行的影响，当然是开放的，与世界同行之间并没有“关税壁垒”，但基本上是英国IPE学者自己在自主地耕耘着这块研究领地。正因如此，英国与美国的IPE有不少区别。也许，多数中国读者与研究者很少注意到这一点，以为英美关系如此特殊，其IPE研究也该差不多，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倒是两位美国学者注意到了这一微妙而有趣的差异。[27] 对中国学者来说，美国几本代表性的IPE著述几乎耳熟能详，一些大学已经引进了原版的美国IPE教科书。但如果到了英国，会发现，这里的图书馆当然少不了美国IPE著述，但是，却以英国学者原创的为主，特别是，IPE教师提供给研究生的教研大纲、研讨会的主题、发表的论文，很难看到美国主流IPE观点主导的影子，反而是各种各样的IPE观点，读者可以自己比较与判断。有意思的是，一些英国IPE学者经常推荐一本美国IPE著作，[28] 这本著作在中国学者看来，可能算不了什么美国IPE的代表作。但却具有不那么美国特色的东西，观点比较均衡，吸收了许多英国学者的观点，少了些美国IPE的学术霸权特色。

在英国，权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评论》（RIPE）以及《新政治经济学》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刊物，容纳多样的不同观点。相比之下，美国的IPE研究主要集中在像《国际组织》杂志上，基本上是理性主义（理性选择）的天下，IPE批评理论并不被接纳。仅从这点看，英国国际政治经济学更加全面、民主与开放，而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则片面与排斥（“解释理论”与理性主义主导，并没有英国、欧洲反思主义的存在空间）。

在英国的IPE研究中，一些新的概念，也许只是英国的、或者欧洲的概念（欧洲是世界上唯一进入了“后现代”、“后民族国家”、“后民主”“后国际政治”的地区或者世界，美国人的主流不会这样，因为美国仍然充斥了现代民族主义情绪、美国作为世界中心、美国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新帝国主义”等）。在今天的英国IR或者IS学术界，诸如“后国际政治经济”（post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后国家与市场（的关系）”（post-states and markets）等概念司空见惯。人们在向“后”看（就是向前看）。

英国的IPE的特性并非保守，不是忽视以美国为基地的IPE的发展与成就，而是不愿意人云亦云，亦步亦趋。英国IPE与美国的互动也是频繁的，这种互动集中表现在英国IPE故意采取的明显的批评立场。也就是说，在这种意义上，一些英国学者是一些美国学者主导的英语IPE的自觉批评者。正是这种以“批评理论”面目出现的英国IPE，才奠定了英国在该学科的世界地位。一英国学者指出：英国的IPE是批评IPE。它打破了国内与国际、经济与政治的部门划分，关注的是结构与能动者（structure and agency）之间的关系，试图重塑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精神。“人们可以从批评IPE所反对的东西上来理解它。顾名思义，批评IPE反对的东西远比它代表的东西多。我认为，这种IPE可以定义为反对纯经济解释、反对理性选择理论、反对国家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学。对于各种批评IPE学者来说，大家都多多少少同意此种拒绝主义（rejectionism）。在所有这些拒绝的领域，有两个值得指出，那就是拒绝霸权的与傲慢的‘科学’方法。”[29]

批评理论：国际关系理论的第三种知识

一提西方的国际关系批评理论，人们可能想到，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本身就是批评性的。除了马克思主义外，世界体系理论、依附论等主要来自所谓“南方”（发展中国家）的理论都属于批评理论。但是，批评理论并不限于此。如前所及，强调规范方法、伦理道德的国际关系理论也是批评理论，而女权主义、生态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也属于批评理论。

有人说，凡是理论都是批评性的（all theory is ‘critical’’[30] ）。这当然取决于如何理解理论了。当然，如果理论是给定的，那么，凡是理论都是非批评性的。本文不是讨论什么是理论的地方，[31] 但是，我理解的理论本身就是批评的新思想、新学术的代名词。也就是说，新理论都是批评性的。[32]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英国批评理论现在聚集在一个称号下，那就是“新政治经济学”（NPE）。这是IPE英国学派（姑且这么叫吧）的一个阵地。新政治经济学主要是与罗伯特·考克斯联系在一起的学说。它结合了马克思主义与新葛兰西主义的思想，以探讨一系列重大问题，诸如世界秩序、结构与能动者（agency）以及霸权问题。在方法论方面，批评理论也是贡献很大，考克斯的三角认知论（存在论），把观念、制度与物质能力三者结合起来了。这是批评方向上IPE理论的最新发展。

批评理论（CT）有时也被称为“后现代主义”或者“晚期现代主义”（late modernist）。因为很简单，一些批评理论家自称或者他称为“后现主义者”。批评理论认为，世界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现存的国际关系理论与知识传统已经严重过时，必须把IR的研究放置在更加广阔的知识背景（例如社会、政治、文化、生态、哲学、心理与文学）下。正是这点导致了国际关系理论的深刻转向（我将在下一节详谈）。

众所周知，狭义的“批评理论”与法兰克福学派密切相关。当代批评理论与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的卓越贡献分不开。[33] 哈氏提出关于“人类（科学）知识的各种理论”，从而把批评理论提高到与其它人类知识并列的重要地位，说批评理论是人类现有三类知识中的一类。他认为，关于因果与控制（自然）的理论是实验—分析科学（empirical-analytical），关于意思理解（人类之间相互沟通）的理论是历史——解读（解释）科学（historical-hermeneutical），而“批评理论”或者“解放理论”（emancipatory theory）则是关于自由的知识，超越了前两类知识的限制，也就是关于人类如何从控制、奴役中解放出来，取得理性的自主性的科学。[34] 法兰克福学派是20世纪人类知识发展的重大成就。其化身法兰克福社会研究院建立于1922年，该机构在纳粹****年代转移到美国纽约。1949年，该研究院部分学者回迁德国，不幸地是，1969年，该院解散。但是，其影响并未中断，而是更加深远，其“批评”已经超越了左派或者左翼对资本主义与苏联式社会主义的范围而成为一种锐利的普遍研究、思考方式。根据哈贝马斯，批评理论质疑现存的认识论与存在论。他们的基本论点是，所有的知识都是建立在历史与政治基础上的。

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批评理论对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国际关系理论产生了独特的重大影响。在英国，国际关系批评理论的最重要代表人物是赫尔德（David Held）和林克赖特（Andrew Linklater）。赫尔德的著作主要与国际关系民主化（democratize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有关，即在全球化下，国际关系急需要民主化。[35] 我对赫尔德的著作研究不多，这里只谈林克赖特。多数英国国际关系学者把林氏与考克斯（Robert Cox）并列为当代两大批评国际关系理论的代表人物。中国学者对考克斯的著述相对已经熟悉，但对林克赖特则有点陌生。所以，本文略介绍林克赖特的批评理论。林氏最重要的批评理论代表作是1982年首次出版，1990年再版的《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人与公民》和1998年出版的《政治共同体的转型：后威斯特伐利亚时代的道德基础》两书。[36] 林氏的国际关系批评理论建立在哈贝马斯原理的基础上，提出国际关系的解放取决于一个政治共同体道德范围的扩大。也就是说，国际关系的解放意味着现存主权国家失去其道德与伦理意义。欧盟就是这样一个新的政治共同体，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国际关系的解放。林氏批评理论的核心概念是政治共同体的转型。他尖锐地批评了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认为现实主义与批评理论不同，它只关心连续性，国家之间互动的形式（战争、权力制衡，大国的兴衰以及大国关系），而非变化性，诸如全球化与***化这样的全球变化是否影响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国家转型，现实主义并不关心。因为现实主义假定人类在未来仍然划分为不同的政治共同体。然而，民族国家虽然在全球化时代存在，但是，其不能应付、解决全球问题的挑战。目前没有证据显示民族国家体系将被新的世界政治组织形式取代，但是，和清楚地是，全球化与***化正在改变着世界上所有政治共同体，国际关系由此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林氏认为国际关系理论正在出现一种“大都会主义转向”（Cosmopolitan turn） [37]

国际关系理论各种“转向”的意义

世界是不确定的，作为探讨世界的一个方面的国际研究理论也是不确定的。这种不确定性体现在该门学科的不断借鉴与综合上，也更体现在不断探索自己的新方向上。多方向上国际关系理论探索的不断加强，预示着这门活跃异常的学科可能在本世纪发生一场真正的知识革命。

世界是变化中的，社会科学的对象与使命就是研究变化。如果我们把全球化当作是世界变化的主要标志，国际关系这个学科在全球化下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国内”与“国际”的界线在打破，“国际政治”的成立日益离不开“国内政治”，两者不再是所谓遵从着不同的规律（现实主义的铁律，或者前提假定就是国内与国际不同，这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不仅政治学仍然是国际关系理论中依据的学科，而且其它各种学科都已进入国际关系研究，使得国际关系理论进一步“转向”；传统的现实主义与国家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理论越来越变得多样化、复杂化，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越来越处在守势，其理论日益贫困化，对新问题、新现象的解释日益乏力，面对着国际关系本身民主化的强大挑战，同时，世界主义性质的各种国际关系理论，例如大都会主义（Cosmopolitanism），则竭力反映世界变化的现实与趋势。

国际关系理论本来就是一个综合性的跨学科，可以说，这个学科自从诞生以来，就一直在转向，准确地说，它一直在寻求自己的方向。这是一个从别的学科里借鉴了太多知识的开放性学科。用布曾的话说，“国际关系学把来自不同地方的理论的各方面都拿来了。当然，目前，还只是别的学科影响国际关系学，还没有听说国际关系学对别的学科产生过很大影响。在国际关系学中，没有诸如别的学科那样缔造宏观理论的大人物。国际关系学的使命应该是把所有这些宏观理论结合在一起，创造一种真正的交叉学科或者学科间的思维方式。“如果它不能把这些结合在一起，那么，国际关系学到底做什么呢？”[38] 布曾的这个问题提得好极了！国际关系理论目前的兼收并蓄状态是个好势头。未来，也许，这种有目的（国际关系）的综合会有极其远大的前途。当然，国际关系理论很少“出口”自己的产品到别的学科，无力“入侵”别的学科，也不受到别的学科的注目，正说明该学科仍然年轻。社会科学诸学科里，还没有别的学科像国际关系学这样借了太多的外来学科，其与外来学科的界线是那样地模糊。

“转向”是英国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热门术语。人们很难统计英国国际关系理论中到底有多少个“转向”，但一些重要的方向性变化却还是清楚的。比如，

社会学转向（sociological turn）。社会学转向有时也叫做“观念转向”（ideational turn）。由于引进社会学的概念与方法，考虑社会变化因素，国际关系理论发生了所谓“社会学转向”。

规范政治转向(normative political turn)。这里主要是规范政治理论（而非实证主义）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影响不断上升。

伦理学转向（ethical turn）。世界政治中的正义（公正）问题、道德问题、平等问题、生态问题在全球化形势下越来越严重，原有的国际关系越来越失去其道德基础，不得不发生伦理学转向。

历史社会学（Historical Sociology）转向。这正在成为新的国际关系理论焦点。

史学转向（historiographical turn）。英国一些国际关系理论学者正在对政治思想史、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感兴趣，因而与国际关系理论有关的争论已经打上了史学的烙印。有人把这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史学转向”。[39]

性别研究（Gender and Sexuality）转向。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正在进入一个由于考虑到性别因素而带来的“性别革命”阶段。

生态主义转向（ecological turn）。自从生态主义进入国际关系理论的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这种转向就出现了。生态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属于批评理论范畴，在政治上，生态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属于左翼。

大都会主义转向(cosmopolitan turn）。核心问题是再造全球化与***化下的政治共同体之的关系。

到底如何看待“转向”？我觉得，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应该说，英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转向早已开始，其标志就是对理性主义（rationalism）进行全面批评、怀疑、拒绝的反思主义（reflectivism）的兴起、发展。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被统称为理性主义，因为其存在论与认知论是理性的。这是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在美国的主流。但是，在英国，这种主流的美国理论受到反思主义的强烈质疑。反思主义在美国一般处于边缘或者支流，但是，在英国，没有那个单一理论是占统治地位的理论，但反思主义却很成气候，成为英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一大特色，它们通过各种不同的认知论与方法论探索理性主义的替代理论。[40]

但是，这些转向远未完成，有的只刚开始。转向本身说明，尽管时间进入21世纪，国际关系理论仍然不成熟，其学科发展道路仍然不确定，它仍然需要其它学科的支持。但是，另一方面，凡是在转向的学者、学派、方法、体系，都在不同程度上认识到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局限性，也就是认为传统理论是有局限性的，老的路是走不通的。而这本身意味着该学科可能在出现某种积极的变化，为国际关系理论真正的知识革命打下基础。不管它们转到那里，转总比不转好。例如，离开国家为中心的思维模式总比固守国家为中心要好。以国家为中心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就是不断地强化西方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统治地位。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西方主导的体系，否定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强调进入“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可能为非西方国家改善自己在国际关系体系中的弱势地位创造机会。

中国学者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转向”应给以足够的关注。因为，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努力，今天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真正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冷战后与全球化更为重新认识国际关系开辟了新的途径。如果不能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这些转向有所认识与把握的话，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之间对世界的认识鸿沟将进一步加深，不利于两种国际关系知识体系的对话、沟通、相互了解。

开放式的自主发展：英国国际关系理论对中国同行的启示

英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斯密在比较英美国际关系理论后指出，英国国际关系理论与美国国际关系理论有一些重要的区别。第一，特别是，在方法论上，英国国际关系理论并不一定是政治科学的分支，而是有着远比政治学更广泛的学科背景与基础。第二，英国国际关系理论是多样性地发展着的，“英国期刊与丛书竭力出版各种理论与规范观点的论著，而这在美国是不存在的。”“对各种新观点、新方法、认知论，英国远比美国更加开放”。第三，高度重视历史学。“英国国际关系理论从不真正跟随美国接受行为主义，英国并不像美国那样建立起实证主义，总是DIZHI创立美国那样的所谓‘科学’的国际关系理论的诱惑。英国国际关系理论共同体更可能通过仔细的历史研究分析国际关系。第四，英国国际关系理论总是处在欧洲国际关系理论与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之间。一方面，一些英国学者认同自己是欧洲国际关系理论共同体的一部分，试图与其他欧洲同行一起建立一种DIZHI霸权的具有欧洲特性的国际关系理论（a counter-hegemonic IR in Europe or a distinctive European IR），另一方面，一些英国学者又不愿意冒破坏共同的英美知识传统（Anglo-American intellectual tradition）的风险.这是英国国际关系理论面对的一个充满悖论的真正挑战。最后，英国国际关系理论共同体比美国更健康，不仅因为英国是纯学术的，而且因为英国国际关系理论更贴近公民社会。英国国际关系理论共同体的多元主义色彩，不要求大家服从于某种整齐划一的占主导地位的理论模型，意味着英国国际关系学者比美国同行更有可能、更有资格回应全球化提出的各种挑战与问题。“全球化向国际关系学者提出的各种问题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方法加以回答，但是，美国国际关系共同体则只从非常狭隘的国际关系理论角度做同样的事情。”不像美国国际关系学者与对外政策的密切关系，如今的英国国际关系学界与政府、政策保持着一定距离，却是公民社会的组成部分，这种相对超脱使得英国国际关系理论更接近于国际关系的“真理”。[42]

以英国为基地的国际关系理论对以中国为基地的国际关系理论应该有很大的启发、借鉴意义。比如，不仅是“国际社会理论”本身，而且是这种理论的出现、演变，也许对中国有着非同寻常的价值。在考察英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思考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时，我发现，如果我们选择一个自主而开放的发展理论的策略，也许有助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找到新方向。

“英国学派”以对国际社会的研究为中心，向来重视国际社会的扩展问题。1984年，“英国学派”的两位先驱性代表人物布尔与沃森主编了《国际社会的扩展》一书[43] 。如果要了解、研究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社会”如何从欧洲扩展到非欧洲，如何从欧洲、西方主导变成现在这种普遍性的全球社会（这是当前英国IS界探讨的一个问题），布尔与沃森提供的上述论文集仍是相对来说比较经典的参考文献。对中国学者来说，更有价值的是，该书包括了两篇分析中国与现代国际社会关系的论文。一篇是龚的《中国进入国际社会》，[44] 另一篇是贝尔的《中国与国际秩序》。[45] 20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还处在初期阶段，但当时两位在西方的中国问题观察者已经认识到，中国加入国际社会对西方带来的影响与挑战。西方学者与中国学者面对着同一个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问题，但是西方学者与中国学者对这个问题关注的角度、重心、方法与观点自然很不同。这种差别是无法避免的，中国人不可能依靠西方的中国问题包括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来深化自身对中国的认识。随着中国对世界影响的上升，这个问题更加突出。5年前，一位在中国受高等教育后来到英国取得博士学位的华人国际关系学者张勇劲出版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一书，[46] 详细分析了1949年以来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中国全面加入国际社会，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以前的国际社会并无这样的历史经验与知识应付一个代表人类1/5的国家带来的冲击、挑战。所以，预期，这个课题将继续是西方国际研究理论关注的热点。这些表明，中国与国际社会这个老问题不断翻新，中外学者对其的研究也在深入。

作为一个正在全面加入国际社会的国家，中国已经接受了国际社会通行的（以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为标志，可以说中国已经接受了大部分国际规则、制度）调节、控制国家间互动的一系列规则与制度，与国际社会分享着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多的共同性（价值、目标，实现和平，减少冲突，追求合作，共同发展），谈论一些世界政治中中国原来不熟悉的国际外交与规范话语。我认为，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国际社会理论与国际关系的“英国学派”启发我们，追求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中华）学派”[47] （有中国特性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总称，非指单一的一个学派）也许不是遥不可及的。还有，中国可以按照“国际社会”理论设计对外政策，特别是在全球一级与地区（亚洲）一级的政策。也就是说，中国可以把国际社会设定为其在全球与地区追求的目标。既然是一个“国际社会”，这个社会就要分享许多共同性，就要有规则可言，“全球治理”包括对国际关系的治理，而国际关系全球治理的基础应该是国际社会思想。在东亚，首先要形成一种地区国际社会，有关国家分享更多的共同性、同质性，而不是如同现在这样差异性与异质性仍然很突出。地区国际社会是走向东亚共同体的第一步。

外国，包括英国的国际关系同行越来越关心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如前所述，英国国际研究协会第27届年会一个圆桌会议关心“本学科的非中心化：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的非西方观点”，其中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观点（世界观）的演化是英国学者关心的一个焦点。他们已经写了许多这方面的评估文章。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中国季刊》已经刊登了几篇有关论文。一些在英语世界搞中国研究的华裔学者，利用他们与中国的天然文化联系，以非中国的视角写了许多有关中国世界观的文章。[48] 就华裔学者用英语写的评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章来说，必须指出的是，这些文章不是为了帮助中国学人如何改进这门学科的研究与思考，它们本质上不属于中国学术的一部分（虽然中间有的文章用中文在中国发表，有的学者在中国参加各种讨论会），而是以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本身为观察、研究的对象，作为西方中国问题研究的一部分，是为了西方（英语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进展、世界观变化情况。客观上，即使那些中文很好的“一流”西方非华裔中国问题专家，在把握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上，也不一定比得上这些已经融入西方学术共同体的华裔们。不管如何，这些年来，外部世界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兴趣是越来越浓厚了。面对这种趋势，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应该做什么回应？

澳大利亚华人国际关系学者张勇劲曾经写了文章分析英国的“国际社会理论”在中国的情况，[49] 是海外英语学者（包括用英语写作、用英语工作、在英语世界完成博士论文的华人学者）关心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一位。该文显然对中国的国际社会理论研究过奖了。我觉得，其实，中国还几乎没有人系统地研究过英国的国际社会理论（包括基础性的翻译介绍工作少得可怜），除了极个别的从英国回国的学者仍然对国际社会理论加以研究与跟踪外，中国几乎没有多少人在关注国际社会理论在英国的新发展。

国内国际关系理论的问题是促使我写这篇文章的主要动力。本文的目的主要不是去评估丰厚的英国国际关系理论文献，因为无论如何，我只能触及英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一点皮毛。但是，透过这些理论产生与发展本身，能否帮助我们明确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转向？

首先，我们的方法论是否存在缺陷？这些缺陷是与生俱来的，还是在引进借鉴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过程中产生的？

一些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人，在学习、引进西方、主要是以美国为基地的国际关系理论时，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是非常重要的贡献，因为即使英国学者仍然承认，美国出产的国际关系理论仍然占主导地位。但是，在合理重视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时候，一些人是否太沉迷于美国出品的东西，而忘记了大千世界，除了美国还有其它地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呢？[50] 英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是这样的丰富、精深，在某些方面也许比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更有借鉴价值，而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因为出产在一个超级大国，其主流没有给予即使是诸如“英国学派”那样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一席之地，更不要说美国主流理论对批评理论（值得指出的是，几个批评理论的大家都是美国之外的学者，如考克斯与林克赖特）、南方出产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排斥。所以，中国可以学的美国理论反而不多，中国不可能模仿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而创造中国式的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所以，我觉得，以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地位为背景的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适用性远比英国的国际社会理论要低，而批评国际关系理论的许多观点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具有正面的借鉴与利用价值。

再以国际政治经济学为例，目前的主流国际政治经济学，无论在英语世界的美国还是英国（包括澳大利亚等等），不管是传统国际政治经济学，还是一些批评国际政治经济学，就研究的规模、着眼点、重心问题等看，几乎可以说是“一种对发达国家的研究”。[51] 如果这一判断成立的话，作为发展中世界一部分的中国怎么看待现存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呢？中国人学习、引进了西方的理论半天后发现，人家的这个学科谈的很少与中国、东亚相关，或者关系不是根本性地大，那么，这不是一种理论上的尴尬与困境又是什么？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关于“霸权”的各种理论（包括葛兰西与葛兰西主义的霸权理论）大多建构在对美国经验的观察上。也就是说，霸权不过是建构在一个狭隘例子的基础上而已。更进一步，霸权概念只是这样一种（或者几种）特别情况，也许离开这个情景以后就不成立了。[52] 同理，现存的许多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也是建立在一些特别情况基础上的。一旦离开建立这些理论所依据的个案研究（清楚的或者更加推理性的）情景，这些理论的适用性就成了问题。这里，我想提一个尖锐的问题：中国自身是否有国际政治经济学？虽然国内出了若干本据说叫做专著的IPE书籍，但是，实事求是地说，我们现在确实没有什么国际政治经济学。我们没有依据中国人掌握、熟悉的个案建立起来的自主国际政治经济学。我们现在讲的IPE不过是美国或者顶多是从英国进口来的翻译加工。

国际关系的批评理论在中国更是个空缺。中国学者需要尽快建立与发展自己的批评理论。本来，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就是批评理论，但是我们似乎忘记了自己在这方面的比较优势。这是一个任重道远的使命，因为，批评理论的形成不在于是否有一批学者专门“从事”批评（或者搞政治运动的大批判，而非批评），而是，把批评理论当作是学术进步的方法与方式，当成中国IR学术界的习惯思维，当成一个中国的IR学术特性的组成部分。

这里，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国际研究理论仍然缺少可以进行进一步学术化的概念与方法。一个“国际社会”概念，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几代人下来，就可以发展出一个“英国学派”，这个学术史上的经验对中国到底有什么启发？能否组织课题很好地研究“英国学派”的发展史？我觉得，要考虑确实可能导致出现所谓一、两个，甚至多个“中国学派”的诞生的核心概念问题。[53] 一个办法是考虑提出、发展一些新的总体概念。比如，近些年中国官方提出的“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概念就值得进一步在理论上发展。如上所述，超越民族国家的民主是英国批评理论学者在探讨的一个大问题，这与“国际关系民主化”具有一定的关系。“国际关系民主化”比“多极化”的概念要新，[54] 而且不会在国际上引起太多的误解与曲解（除非故意把这个概念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发展中国家要求建立“新国际经济秩序”联系在一起），这个概念的今天的国际通用词是“国际民主”（international democracy）。目前，世界上对“国际民主”的概念并无通行的解释与一致的意见。它有时指全球民主，有时指国际组织、制度、规则的民主化。一些欧洲学者在探讨这个问题。1998年，德国法兰克福大学两位国际关系学者在英国《国际政治经济学评论》上发表了《国际民主是可能的吗？》的论文。[55] 如同，英国学者重视“国际社会”概念一样，中国学者能否重视“国际民主”这个概念？我理解，现在中文的“多极化”，本义就是追求“国际民主”的意思，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不把“多极化”的重心放到国际民主上？英国学者依靠“国际社会”概念发展出了在方法与观点上十分多样的“英国学派”，中国学者能否依据“国际民主”发展出一套全球化下中国对于国际关系的理论认识体系？这确实是个大问题，它涉及到我们中国到底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秩序的问题。如果在理论上没有基本的、核心的概念，那怎么为中国的世界秩序观提供一种丰富、坚实的理论基础？

再如，汉语中的“中国”、“世界”本身就孕育着国际关系理论，可惜，多少年来，没有中国学者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因为“中国”的含义不仅是个国家的名字，而且代表了中国人看世界的深厚思想传统。中国最早表示世界的中心。国际关系理论如果深入研究“中国”与“世界”在中国文化表达中的特定含义，就可以此为背景，发展出一套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来，当然，这种理论属于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理论范畴。中国的“世界大同”思想也许与今天一些西方批评理论学者谈论的“后威斯特伐利亚时代”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共同体”有共同语言。现在西方的正统国际关系理论，不研究人类政治组织形式的演化问题，而假定国家（民族国家）是不变的。但是，实际上，世界性的趋势是，民族国家只是一个历史现象。全球化下，人类政治组织形式将超越现在的民族国家。考虑到这些，结合中国学者的政治观点，也许会导致中国的非国家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理论创造。

外国研究中国的人，很想知道我们中国学者到底有什么自己的研究，也就是说，他们对中国人的观点、中国人的视角、中国人的方法、中国人的认知论、中国人的存在论感兴趣。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我们的主要精力如今是在学习西方的东西，大学生把主要精力用在读英语上了，研究人员把主要时间用在翻译、理解、跟踪、介绍英语世界（特别是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进展上。相应地忽视了中国自身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提供给世界的中国观点、方法、视角就少了。本来，在一个开放的学术环境下，在中国与世界正常的学术交流下，我们可以立足自己的比较优势，自主地发展出独特的观察国际关系的多种理论来。我建议，配合中国全面走向世界，开放式的自主发展应该成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在21世纪的方向。

开放式的自主发展当然绝对不是狭隘的学术民族主义，而是继续保持向世界学术开放的同时以中国为基地、为本位的全面创新。开放是为了知道这个学科的世界进展情况，是为了学习借鉴别人的方法、概念，是为了参与世界性的对话与交流，获得尽可能多的国际承认，为世界的国际关系知识体系做贡献，把中国人的观点扩散开去。自主发展是本。把中国的政治思想、社会科学传统、概念（观念）、历史经验（中国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东亚地区的过去与现在国际关系史等结合进国际关系理论思考中，这将改变截止目前以来的世界国际关系理论格局，因为目前主体的西方中心的国际关系理论，几乎没有给中国、东方的国际关系思想与实践以合理的考虑。中国有自己的悠久历史（包括政治思想史），为什么不能依据这样丰厚的历史积淀搞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是一个面向未来的、正在向世界学习的年轻国家，为什么不能抓住历史机遇创造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

l要充分意识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面对着巨大的挑战。中国国际关系关系理论的现状只能用“非常落后”四个字形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目前仍然是个空洞符号，也就是说，现实中并不存在真正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者学习（特别是批评式而非崇拜式、研究性而非模仿性学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不够，真正的具有知识创造意义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更谈不上。我们越来越多的学人在盯着美国与欧洲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变化，意识到中国学者与西方同行的差距。中国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的不少学者与学生仍然不过是一群国际学术旁观者、集体意义的学生（说的好听点是“跟踪国际关系理论的最新前沿”）。这种地水平还是最好的情况。这种低位水平使得中国学者还很难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同行进行实质性的思想互动。

l中国“进口”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已经不是一个问题，问题是“进口”是否能做到多元化。随着欧洲的整合进程，“西方”已经不是铁板一块。欧洲与美国的差别越来越突出。但中国人对欧洲思想的关注显然没有对美国那样多。然而，欧洲国际关系理论对中国有着更加重要的意义。对外开放、全面学习借鉴世界上一切国际关系理论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正确方向，但是，光集中在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上，这样的开放是片面的与危险的。

l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局限很大。那是一门与美国政治，特别是美国对外政策有着各种直接与间接关系的学问，具有强烈、显著的美国特性。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从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即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中可借鉴的东西其实并不多，原因不是别的，而是因为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属于典型的“美国社会科学”。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可以借鉴、学习的理论更多的反而是与主流的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不同的欧洲反思主义。

l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必须寻找自己的认知论与方法论，这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之所以存在的根本前提。特别是在方法论方面，不能全盘照搬美国行为主义那一套。如同欧洲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可以发挥自己在历史研究、社会研究、比较研究、文化研究、地区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等方面的一些优势，从而不仅在认知论上，而且在方法论上有所创造。

——2003年初写于英国WARWICK大学全球化与地区化研究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已经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月刊2003年第6期上。

[1]本文为笔者2002-2003年在英国学术访问期间间断写成。
[2]“国际研究”（IS）不等于“国际关系研究”或者“国际关系理论”（IR），前者包括的范围很广，不仅与国家有关的国际事务，而且许多非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问题都是其研究对象，而后者则专指对国家之间关系，即所谓传统国际关系的研究。另外，“国际研究”与中文的“国际问题”是不一致的，虽然许多人把国际关系学院或者国际问题研究所正确地翻译为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or Institute for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但是，中文的“国际问题“仍然强烈地指的是国家之间关系的问题，甚至是指一个国家对外关系中的各种问题。
[3]笔者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现《欧洲研究》）杂志上介绍、评论过国际社会理论与国际关系理论的“英国学派”，见该刊1996年第2期。
[4]见德国慕尼黑大学Georg Sorensen, “IR theory after the Cold Wa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ume 24, Number 5 (December 1998), p. 83.
[5]Roy E. Jones, “The Engl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ase of Closur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7:1, pp. 1-13.
[6]Se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1), 27, p. 465.
[7]Barry Buzan, “The English School: An Under-exploited
Resource in I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1), 27, pp. 471-488.
[8]布曾答记者问。见http://www.wmin.ac.uk/csd/images/
old%20pages/bb%20interview.htm
[9]See Tim Dunne, Inventing International Society, London:
Macmillan, 1998.
[10]Chris Brown, “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ry’ ”,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 No. 1, April 2000, p. 116.
[11]See Tim Dunne, “New Thinking on International Society”,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3, No. 2, June 2001, pp. 223-244.
[12]See Graham Evans and Jeffrey Newnham (eds.), “The
Penguin Dictiona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98, p.148.
[13]See Tim Dune, “New thinking on international society”,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3, No. 2, June 2001.
[14]See Christian Reus-Smit, “Imagining society:
constructivism and the English School”,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4, No. 3, October 2002.
[15]布曾答记者问。见http://www.wmin.ac.uk/csd/images/old%
20pages/bb%20interview.htm
[16]关于英国学派对国际关系理论的贡献，See Richard Little, “The
English School’s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6, No. 3., 2000.
[17]See Brian C. Schmidt, “Together again: Reuniting Politic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4, No. 1, 2002,
pp. 115-140.
[18]英国学者这方面两本代表性论著是：Howard William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Limits of Political Theory, Macmillan, 1996 and
Kimberly Hutching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ry: Rethinking
Ethics in a Global Age, Sage Publications, 1999.前者是系统地调查国际关系理论与政治理论之间关系的专著，后者则是规范方法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范例，特别是对英国的国际关系批评理论有所贡献。
[19]Chris Brown, “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ry – A
British Social Science？’ ”,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 No. 1, April 2000, p. 115.
[20]见英国坎特伯雷大学Ian Manners的文章The EU as a Normative
Power in the Global Polity, Workshop on Globalisation and
European Political Economy, University of Warwick, 21-22 September, 2002.
[21]See Craig N. Murphy and Douglas R. Nelso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 Tale of Two Heterodoxie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3 (3), 2001, pp. 393-412.
[22]Roren Palan, “Suzan Strange 1923-1998: a grea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st”, Review of IPE, 6:2
Summer 1999, pp. 121-132.
[23]Richard Higgott and Roger Tooze, “Obituary: Susan
Strange (1923-1998)”, view http://www.warwick.ac.uk/fac
/soc/CSGR/Obituary.html
[24]Suzan Strange, “Cave! Hic Dragones: A Critique of
Regime Analysi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6,
No. 2 (International Regimes), Spring, 1982, p. 480-481.
[25]See 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Centre (PERC)
[26]See Centre for Globalisation and Regionalisation
[27]See Craig N. Murphy and Douglas R. Nelso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 Tale of Two Heterodoxie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3 (3), 2001, pp. 393-412.
[28]David N. Balaam and Michael Veseth ,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Second edition, Prentice-Hall, 2001.
[29]（英）布思林：《国际关系学、区域研究与国际政治经济学》，庞中英译，《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3期。
[30]See Graham Evans and Jeffrey Newnham, Dictiona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Penguin, 1998, p. 106.
[31]考克斯有一句广泛被引用的名言：“理论总是服务于某些人与出于某种目的的”(theory is always for someone and for some purpose)，他的意思是，传统理论总是从特定的社会与政治地位看世界的，并不是独立的，在许多情况下它们只是意识形态。See
Robert Cox, “A perspective on globalization”, in J.H.
Mittelman (ed), Globalization: Critical Reflections (Boulder:,
Col.: Lynne Rienner, 1996, p. 87.
[32]最好不要把critical翻译为“批判”。
[33]当然，哈贝马斯反对“新保守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所以，只是一些批评理论等同于后现代主义。见Chris Brown, “Critical theory and postmodern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J.R Groom and Margot
Light (eds)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Guide
to Theory, Pinter Publishers, 1994.
[34]See Chris Brown, “Critical theory and postmodern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J.R Groom and Margot Light
(eds)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Guide to
Theory, Pinter Publishers, 1994, p. 59. Also see David
Jary and Julia Jary (eds), Collins Dictionary of Sociology,
HarperCollins, 1991, p. 266.
[35]See Chris Brown,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econd Edition, Palgrave, 2001, p. 59.
[36]A. Linklater, Men and Citizen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 edn, 1982, 2 edn, 1990, London:
Macmillan;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Community:
Ethical Foundations of the Post-Westphalian Era, Cambridge: Polity, 1998.
[37]主张大都会方法的英国代表人物是David Held。他的代表作是已经翻译成中文的《大转变》一书（）。Held与英国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布曾（Barry Buzan）在BBC上热烈辩论现实主义与大都会主义，见BBC for the Open University course, D316, Democracy: From
Classical Times to the Present, December 1996. View
at http://www.polity.co.uk/global/realism.htm
[38]布曾答学生记者问。见http://www.wmin.ac.uk/csd/images/old%20pages
/bb%20interview.htm
[39]See Duncan S. A. Bel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Dawn
of a Historiographical turn”
[40]有关反思主义的分析评论见英国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学者斯密（Steve Smith）的文章。Steve Smith, “Refelectivist and constructivist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John Baylis and Steve Smith
(eds), 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econ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224-249.
[41]一个学科的革命的标准在不同时期，不同学派、不同地点都很不同。不能用一个整齐划一的标准衡量是否出现该学科的知识革命。
[42]See Steve Smith, “The disciplin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ill an American social science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
No. 3, October, 2000, p. 396-399.
[43]See Hedley Bull and Adam Watson (editors), 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4.
[44]See Coral Bell, “China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in 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edited by Hedley
Bull and Adam Wats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4, pp. 255-266.
[45]See Gerrit W. Gong, “China’s entry into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 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edited
by Hedley Bull and Adam Wats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4, pp.171-184.
[46]Zhang Yongjin, China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since
1949 : alienation and beyond, Basingstoke : Macmillan Press, 1998.
[47]我并不主张使用“中国（中华）”二字为这种具有中国特性的国际关系学派命名。因为那样使得“中国学派”又演化成官方或者垄断学派的危险。相当多的“英国学派”学者都知道他们的名称并不是指英国官方的国际关系理论。我们要汲取“英国学派”在命名方面的“教训”（“英国学派”是别人称呼，并非那些国际社会理论者自称）。
[47]海外英语华裔学者在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见Yong Deng and Fei-ling Wang 主编的In The Eyes of The Dragon: China Views The World, Rowman &
Litttlefield Publishers, 1999.美国学者John W. Garver在该书序言中指出：，这些华人学者的文化敏感性与锐利的理论视角为丰富“西方的中国研究”作出了学术贡献。见该书《序言》vii。
[49]该文可在英国肯特大学因特网上获得，地址为http://www.ukc.ac.uk/politics/englishschool/zhang00.htm。
[50]英国国际关系学者布斯林指出“在观念来源上，中国IR占压倒一切地依赖美国同行”。见《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期。
[51]见英国学者布斯林著《国际关系学、区域研究与国际政治经济学》，庞中英译，《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３年第3期。
[52]同注释38。
[53]“中国学派”的概念早有人提出，但这也许仍然是一个规划、目标、雄心，但其概念不是不清楚，就是夸大不实地认为这是一个代表中国国家的官方学派。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所谓“中国学派”还不是如“英国学派”那样的已经有巨大的建树与体系，以及一个真正的世界化的学术共同体。有关主张通过比较国际关系理论建立“中国学派”的建议，最近的见王义桅的《在科学与艺术之间——质疑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9期。确实，开放性的比较国际关系理论也许有助于形成一个“中国学派”。
[54]在西方国际研究中，“多极化”属于国际（关系）史研究的对象，今天的国际关系学者多数并不认为多极化可以作为国家目标来追求，因为多极化的结果往往是更大的不稳定、更多的问题。历史上，世界政治多极化的结果是世界大战。中国主张多极化，也往往被一些西方解释成要挑战现存国际秩序，要与美国分庭抗礼，在观念上，也许助长了“中国威胁论”。
[55]Christoph Gorg and Joachim Hirsch, “Is International
Democracy Possibl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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