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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文化大革命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内在关系 [打印本页]

作者: 陈尚富 时间: 2007-2-24 15:41
标题: 文化大革命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内在关系
  文化大革命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内在关系　　
　　　　　　　　　　　　　  陈尚富
　　　　    (壤塘县中学  四川壤塘  624300)
　　　　　　　　　　　　　
［摘要］本文以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特定历史时期为背景，对中美关系正常化进行了分析考察；认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中美关系正常化有着内在关系。笼罩着“反修防修”神圣光环的文化大革命，决定了中苏关系必然进一步恶化而走向彻底决裂，中国需要寻求新的国际联盟，这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创造了前提性条件。中国广泛联合第三世界国家的有效外交行为、“**”超越国界的软国际影响力，使中国成为了世界政治革命的中心。这使美苏争霸中的美国看到了改善对华关系的巨大价值和有利的时机。“**”政治斗争中林彪集团的倒台为中美关系正常化扫清重大的人事障碍。中美关系正常化终于在“**”中成为现实。
［关键词］文化大革命；反帝反修；中苏关系；中美关系正常化

一、中美关系正常化研究述                         　　　　　　　　　　　　　　　　　　　
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研究，过去主要是以冷战为背景从以下两个角度探讨的：一是美国国力相对下降，在美苏争霸中处于守势而急需联华制苏，故急切考虑改善对华关系；二是中苏关系彻底破裂对抗使中国受到苏联的强大威胁，故急切考虑改善对美关系以改善国家安全形势。关于第一个角度，忽略了若中国没有改善对美关系的急迫需要，中美关系在当时正常化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在强烈的反帝意识和气氛下，要同二十年的夙敌和作为西方头号帝国主义的美国握手言和是　　不可思议的。相反，若中国决定与美和好，双方就会走到一起。因为中美联合抗苏对讲求功利且在与苏争夺世界霸权的美国来说，当然是欢迎的。而中国的决定取决于有无改善对美关系的急迫需要。可见，中国急需改善对美关系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必要条件。如何产生这个必要条件呢？第二个视角似乎作了解释。但是，中苏为何走到彻底破裂敌对？同时，若中苏当时能重归旧好，则必要条件也不存在。为何中苏关系又无可挽回呢？这需要在“**”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寻找答案。同时，这两个视角只是初步回答了中美关系正常化当时所特需的必要性因素，而未回答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因素，其中部分重要答案也需要并可以从“**”背景中去寻找。此外，有学者从其它角度进行了探讨，比如：（1）中越关系因两国地缘政治、美苏因素和历史等原因在上世纪60年代末出现微妙复杂的变化，使中国考虑调整对美关系。（2）中国为统一台湾而考虑改善对美关系。这两种分析虽有独到之处，但显得牵强。因为这个考虑在当时其实是为了安抚国内对于中美和好的不理解或不满心理。此其一。其二，在当时背景下，那是比较小的因素，对中美关系正常化顶多起了一点儿催化作用。而且，同样忽略了“**”这一重要的历史背景，也没回答出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的可能性因素。（3）中国政局的变动对中美关系有影响。其中触及到了“**”，但是没有进一步明确揭示出“**”同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存有的内在关系。
因此，本文着重从“**”这一历史大背景去探讨中美关系为什么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走向并实现正常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条件，进而揭示出“**”与中美关系正常化之间重大的内在关系。

二、中美关系在文化大革命中正常化的必然性
“**”的爆发和持续决定了中美必将走到一起。因为“**”使本已恶化的中苏关系最终彻底破裂敌对，又因“**”以“反修防修”为宗旨的特殊政治内涵和“**”带来的极左狂热政治气氛使中苏根本无法重归旧好。面临近在咫尺的严峻的苏联威胁，中国必然急需并决定改善对美关系，中美关系正常化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为详细深入的说明这个问题，本文对中苏关系在“**”爆发前后的不同表现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作如下必要的分析说明。　　　　　　　　　　　　　　　
（一）“**”爆发前保持盟友底线的中苏关系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1、先对“**”爆发的时间界定一下。一般认为“**”正式全面爆发于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和八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可见“**”的实际爆发时间是在此之前。毛**授意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发表，此事表明毛**开始将“**”付诸实践。故可以将“**”爆发的时间界定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
2、“**”前，中苏已现了一系列分歧摩擦，但中苏保持着同盟关系这一底线，且都对改善双边关系抱有愿望和信心并作了努力。有关证据从1963年初到1965年底有重要显示。(1)“1963年2月21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央，提出停止论战的建议：对于有分歧的问题可以先通过两党会谈，进而召开国际会议来解决……毛**于23日将政治局的常委召到自己的书房研究对策。为了避免承担***的责任，与会者决定接受苏共中央的建议”［1］（P.394）。以这种友好方式讨论双方矛盾表明就双边关系大体而言：彼此仍以朋友相看并十分珍惜这种关系。(2)1963年5月，美国总统肯尼迪派人出使苏联向赫鲁晓夫试探“限制或制止中国核计划”，并表示可在其他方面让步做交换。赫鲁晓夫没同意。这表明苏联此时就国际关系大体而言仍视中国为盟友。(3)“1964年4月16日，中国领导人毛**、刘少奇、朱德和周恩来联名祝贺赫鲁晓夫生日的电文中说：尽管目前我们同你们之间存在着……分歧，存在着不团结的情况，但是，我们坚决相信，这是暂时的，一旦世界发生重大事变，中苏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就会站在一起，共同对敌”［2］（P.294）。这表明中国也仍视苏联为盟友，并对重归于好抱有极大期望和信心。(4)1964年10月，中国抱着修复关系的愿望接受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庆祝活动的邀请，派出以周恩来为代表的高规格代表团。这表明中苏双方都在设法改善双边关系。其间虽出现苏国防部长挑拨中国领导人内部关系的风波，但苏方迅速道歉表明其希望中苏关系不是坏下去，而是往好的方向发展。另外，此事未引起太大纠纷就表明中苏关系从根本上讲还是友好的。(5)1965年2月10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访越回国途经北京，毛**会见他表示：“打起仗来，我们两国还是要站在一起的”。这表明在毛**心中，中苏还是盟友。同时，中苏一致援越抗美----中国让苏联军事物资从中国转运到越南，1965年2月“到1965年底共转运4.3多吨军用物资”［2］（P.345）。这就更为直接表明：直到1965年底，中苏仍是盟友。从以上事实分析可见，在“**”前，中苏关系并未彻底破裂敌对，而仍保留着盟友这一根本性双边关系。这决定了中国此时没有改善对美关系的迫切需要，即中美关系正常化在当时所特需的必要条件尚不具备。由此，中美关系正常化在此时是不可能的。然而，在“**”爆发后，中苏关系急转直下，发生了根本性的巨变，伴随着的是中美关系正常化在当时所特需的必要条件日益成熟----预示着中美关系将发生重大转机。　　
（二）“**”爆发后必然彻底破裂敌对的中苏关系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１、1966年3月，“中国拒绝苏共二十三大的邀请”［2］（P.366）。这一决定根本上是出于“**”需要。因为“**”核心宗旨是“反修防修”，而苏联被认定为修正主义最典型的代表，故必须与之断绝友好关系，并敌视对抗；否则“**”的理论基础成立不了。两党两国自此几乎断绝了正式往来。中美苏三角关系在当时就如同三边之和不变的三角形，中苏关系的疏远必相应的造成中美关系的靠近。因此，中苏正式往来的断绝为中美走到一起埋下了伏笔。
２、1966年“五?一六”通知和八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标志着中国对苏外交方针从国家层面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由维护盟友关系转为彻底破裂对抗。“五?一六”通知中对苏关系的潜台词通过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直接体现出来。公报讲到“苏共新领导集团……的路线就是……维护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实行资本主义复辟……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了伟大的十月革命的道路，背叛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背叛了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要反对帝国主义，就必须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对于以苏共领导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集团，必须划清界限，坚决揭露他们工贼的真面目，不可能同他们搞什么联合行动”［3］。这表明对苏政策出现重大转向：第一，关于修正主义的提法，过去只是针对苏联个别领导人，而今针对苏联领导集团，标志着对苏整体定位地根本性变化，意味着对苏关系必将进行根本性调整。同时，实际以最高文件向世人宣布将苏联定性为了社会主义的叛徒，不是以前口头抨击那么简单，而是上升为了国策：意味着中苏彻底决裂对抗不可避免-------相应的是中美之间的靠近不可避免。第二，“反修”成了“反帝”的前提，不仅将“反修”列为了与“反帝”同等的战略地位，而且实际上提到了更高的现实地位。这无疑是将“反苏”提到了比“反美”更重要的位置，必然导致中美敌对让位予中苏敌对、中苏友好让位予中美友好。因为：一方面，中国在国际国内齐“反修”两种气氛交互作用下必将使“反修”比“反帝”更为突出和强烈；另一方面，“反帝”既非“**”的主要矛头所向，也非“**”理论依据的基础，而“反修”恰恰是！这决定了无法放下反苏，中苏敌对无法化解；而反美则可放在一边，中美可以和好。苏联的威胁进在咫尺，中国联美抗苏便顺理成章了，后来发生的情况证明了这一点。
3、在“**”反修防修的极左狂热政治气氛下，中国民间反苏浪潮同两国政府间的敌视对抗恶性循环，双方均对改善关系失去信心，盟友关系被敌对关系所取代，最终发展为1969年3月震惊世界的珍宝岛之战。这让美国看到了改善对华关系的契机，中国也借此根本性调整对美关系。
（1）全国上下在反修的“**”热潮中，国家层面的反苏政策演变为民间反苏浪潮。从1966年8月，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反苏浪潮。“1966年8月20日，红卫兵在北京的示*游*经常在苏联大使馆外面游*示*，并把通往苏联大使馆的那条街道命名为‘反修街’。同日，一群中国人阻止一位苏联高级外交官离开大使馆去履行正式约会。26日，苏联向中方提出强烈抗议。29日至30日，中国以群众示*游*予以反击，成千上万名红卫兵敲锣打鼓、高喊反苏口号。1966年10月23日，因为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在拒绝接受中国对苏联驱逐中国留学生提出的抗议照会，红卫兵在苏联大使馆外面举行了持续好几天的游*示*。27日，苏联对红卫兵的行为提出抗议。中国方面于11月1日的答复是：苏方的抗议是荒唐和毫无道理的……对中国青年来说，自发的聚集起来同反修街附近的苏联大使馆作斗争和帖标语……是完全正义的革命行动”［4］。此外，关于1967年1月26日的莫斯科红场事件，1月27日，“周恩来、陈毅代表毛**、林彪和党中央国务院致电亲切的慰问反修战士”［1］（P.456）。傍晚，北京群众在苏联大使馆外举行了前所未有的暴力示*游*。1967年11月6日，林彪在北京群众大会上发表谴责苏联的谈话。从以上可见：第一，民间反苏得到了政府支持，且二者互相推动。第二，相对于从未出现“反帝街”而言，“反修街”的出现有着重大象征意义——“反修”在超过“反帝”，中苏矛盾有超过中美矛盾的走向。此消彼长中,中美靠近的趋势日益明显。这同前面的分析一致。苏联自然认为中国已根本不视其为盟友，而是大敌，进而对改善关系彻底失望，转而全面打压中国。而这必然将进一步中国推向美国。
（2）面对“**”背景下狂热反苏的中国，苏联作出了一系列强烈的敌对反应。第一，军事威胁：“苏联1966年12月7日报道，苏联为哈萨克共和国、塔吉克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的公民建立了军事培训学校”［4］；“1966年12月11日，陈毅元帅在巴西报刊上发表的谈话指出：俄国人从东欧调遣了十三个师部署在了中国的边境上”［4］。“1968 年1月，苏联在乌苏里江中国七里沁岛上制造流血事件”［2］（P.367）；“1968年9月16日的  一个中国抗议照会宣称：8月9日到29日之间，苏联军用飞机在黑龙江上空飞行了29次”［4］。第二，政治对抗：“苏共中央在1966年12月12日至13日的全体会议上，通过了一项谴责毛**及其集团的政策的决议”［4］。第三，舆论攻势：“莫斯科电台把它的中国广播节目曾加到一周八十四个小时，而第二电台和平与进步广播电台以前只用欧洲语文广播，1967年3月1日，也开始用汉语广播”［4］。在对抗日益严重的形势下，中苏两国都召回了自己的大使。两国的敌对最终导出1969年3月的珍宝岛之战，让美国看到改善对华关系的大好时机。尼克松“立即请FaGuo向中国传达美欲改善中美关系的愿望”［1］（P。474）。
  ４、珍宝岛冲突后，虽然苏联方面出于国际战略的考虑企图改善对华关系，以免将中国推入美国的怀抱。因此，从客观上讲：若中国此时配合苏联改善双边关系，则可以基本上化解中国此时面临的近在咫尺的严峻的苏联威胁。这种情况下，中国就没有打破同美国二十余年的坚冰的急迫需要了。但是，此时的中国领导人若同苏联改善关系，一则无法向正身处“**”“反修防修”的狂热政治气氛中的国人交代，二则危及“**”的正当性----因为若与时为“修正主义”的典型----苏联和好，就将使以“反修防修”为根本宗旨的“**”严重失去说服力。故中苏间此时破镜重圆显得根本不可能。如此以来，化解中国此时面临的近在咫尺的严峻的苏联威胁的近乎唯一的现实选择是----打破同美国二十余年的坚冰。至此，中美关系正常化成了水到渠成的事。“1970年9月，毛主席在同斯诺谈话时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当作旅行者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1］（P。475）。次年，中方便积极热情的配合基幸格秘密访华商讨尼克松访华事宜。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创造了前提条件。其实，“**”还为中美关系正常化提供了部分重要的可能性条件。
　　　　　　　　　　　　
三、中美关系在文化大革命中正常化的可能性
“1971年7月6日，尼克松在美国堪萨斯城对世界格局提出“五个中心”的看法，他认为，美、苏、中、西欧和日本是世界的五个力量中心”［2］（P.428）。中国的这一地位是美国改善对华关系对的价值所在，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重要可能性之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作为取得“五个中心”地位的美、苏、中、西欧和日本，美苏凭借的是他们在政治经济军事全方面的强大，西欧和日本凭借的是经济上的崛起，而中国则是在地理人口和军事基础上异常突出的国际政治影响力。而中国的这一异常突出的国际政治影响力是如何取得的呢？此外，中美关系走上正常化的道路为何总体比较顺畅？这两个问题都同“**”有重大关系。
（一）中国国际地位在“**”的“反帝反修”激进外交背景下的巨大提升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1、由于中国在“**”背景下采取“反帝反修”的激进外交，为避免陷入四面树敌的危险境地，中国不得不更加注意处理好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国采取了一系列积极友好的举动改善同诸多国家的关系，“1968年8月以后，中国停止了同南斯拉夫的相互攻击，国家关系逐步改善。1968年5月，邀请尼泊尔王国副首相访华；1970年11月，派出新任驻缅甸大使”［2］（P.384、390），并于1971.8、1971.9、 1971.10、1972.2分别同突尼斯、肯尼亚、布隆迪和同加纳等多国改善关系。同时还加速同许多国家建立外交关系，1968--1971年同加拿大等25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这既提高了中国的国际政治地位，又打破了美国对中国的封锁，这两点自然带来如下影响：越来越多的国家同中国建交成为国际上对华关系的趋势，这既在客观上提高了作为大国的中国的国际政治影响力，又使美国在思考对华关系时势必进行新的审视----继续同在国际社会中朋友越来越多的中国敌对是否明智？显然，改善对华关系是对其更为有利的明智选择。
2、**爆发之后，为了适应作为世界革命中心的自我定位，中国改变了一边倒的国际战略……要求两线作战甚至四面出击……挑战霸权及其主导的国际体系，把“反帝反修”即“反对两霸”作为外交的主要内容。一方面，自然去除了原来作为苏联带领下的小伙伴的不佳形象，突出了我国不畏强权的独立形象。一个具有明显独立性的中国显然比作为它国带领下的小伙伴更被人尊重----地位也相应的更高。加之，当时正直广大发展中国家掀起声势浩大的突出独立色彩的反两霸不结盟运动。中国此时特别突出的举起反霸大旗作为外交政策，极易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鸣、支持乃至上升到拥护的层次。这对于提高身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的国际地位及相应的增强中国的国际政治影响力是十分明显有利的。另一方面，中国以俨然一幅为第三世界国家人民战斗的领袖角色行事，对亚非拉地区民族独立运动和新兴民族国家反帝反霸的独立斗争进行大力支持——既支持他们取得民族革命的成果，又帮助他们巩固成果。比如：①“从1965年10月至1968年3月，中国向越南派出防空、工程、铁道和后勤保障等支援部队”［2］（P.360、361）。②以色列在1967年6月发动第三次中东战争后，“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以……宣告中国坚决的站在阿拉伯人民一边。周恩来还分别致电埃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表示中国永远作阿拉伯人民忠实可靠的战友”［2］（P.417），而阿拉伯在此事中没有得到其他一个大国的声援，从中可见中国为第三世界国家伸张正义的突出角色。③美国1970年4月30日入侵柬埔寨后，中国接受西哈努克避难，中国“于5月4日严正声明：十亿中国人民誓作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坚强后盾”［2］（P。355）。④中国在1968至1971年间分别向几内亚、马里提供无息、无条件和不附带任何特权的一百五十五万英镑贷款；分别向几内亚、马里、苏丹、也门、坦桑尼亚、阿尔及利亚和毛里塔尼亚等国派遣医疗工作队支持其医疗事业；尤其是全力支持修建坦桑铁路，前期勘探工作及费用全由中国承担，此事成为中国援助非洲的象征。作为并不富裕的中国，超过自身承受力的外援只有在“**”那种年代里才可能发生。而正是如此而使得中国当时在第三世界中树立起了领袖地位。典型的表现有这么两件事，一是“1970年4月24--25日，在中国边境某地印度支那四方最高会议……召开。周恩来从北京赶到会议所在地举行盛大宴会”［2］（P.357）；二是在1971年10月25日中国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下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对当时的场景有这么一番描述：许多亚非拉国家代表认为这“似乎是国际上新的力量均衡的黎明”，并高声欢呼、甚至载歌载舞表示庆祝。中国具有了当时新兴的一支声势浩大的国际群体的代表角色，自然随之具有举足轻重的国际政治地位和影响力。加之，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的国际政治力量如虎添翼般的得到提升。况且，众所周知的是：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支持中国的重要目的是让中国为他们在联合国说话、带领他们更好的对抗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霸权。对美国来说：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变为现实的话，简直就是灾难；相反，如果能让中国同美国走向和好的话，即便不能让中国与自己一同对付第三世界，至少可以让中国因顾虑友好关系而不至于带领第三世界国家向其发难。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在安理会上几乎没有投同美国相反的票，不一致时一般就是投弃权票。因此，美国可谓到了迫切需要改善对华关系的时候，不得不加快改善对华关系的步伐，在１９７２年２月就迫不及待的进行了让世界瞩目的跨越太平洋的破冰之旅。
（二）中国软国际影响力在“**”下的极大增强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１、**爆发后，中国以世界革命的中心自居，积极进行革命输出，“1966年8月12日八届十一次会议公报中肯定了林彪的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而这篇文章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理应把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斗争当成自己的国际主义责任”［2］（P.388）。因而，大力进行革命输出，如：大量输出作为革命标志的《毛主席语录》。据韦梅雅所写的《〈毛主席语录〉编发始末》透露：“国内外就出版了用50多种文字印成的500多种版本,总印数为50余亿册。从1966年10月到1967年5月，向全世界117个国家和地区发行了英、法、德、阿拉伯等十四种文字版本80多万册 ”。中国当时重要的意识形态成分----以“****”为核心的“革命”精神在世界上广泛传播，加之“**”在政治上突出表现为号召组织群众直接冲击现有官僚阶层，引起世界上广大对现实不满的知识分子的强烈共鸣：西方和第三世界热血青年视中国为有别于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新希望----在他们心中，中国成了革命的象征。他们纷纷向中国学习，“1967年，FaGuo、西欧有一批洋红卫兵不远万里访问中国”［5］（P.43）；有的成立毛派组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拉丁美洲亚洲的很多国家出现了一支支自称信仰毛**思想的游击队”［6］；有的进行声势浩大的****运动，尤其是FaGuo出现的“五月风暴”——“FaGuo对这一运动十年一纪念，电视台总要播放当年的文献记录片：最醒目的是—‘沿着毛**指引的道路前进！’的巨大横幅”［5］（P.41）。甚至有报道说，现在西欧五大国左派掌权的政治领导人都是当年的****派出身。可见“**”造就了中国多么巨大国际软影响力。那么，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无疑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
２、这一巨大的无形资产是中国外交中的一张王牌，对中美关系的改善具有极大的价值和诱惑力。因为通过同中国友好，一方面可以让中国放弃或软化革命输出，这有利于世界现有秩序的稳定，这对于在世界现有秩序中既得利益最大受益者的美国特别有利。因此这是美国乐意看到的。另一方面，可以间接的改善美国在以中国为榜样的革命激进者心中的形象，这又何乐而不为呢？第三，还可以通过让中国对世界革命的影响力来平衡抵消一部分苏联对世界的革命影响力。
（三）“**”政治斗争中林彪集团的倒台为中美关系正常化扫清重大的人事障碍
　　林彪及其同党是不赞成同美国缓和关系的，更不用说恢复正常化的两国关系了。“尼克松访华时，毛**说：有一伙反动分子反对我们和你们搞好关系结果，他们乘飞机逃到国外去了”［7］，这就十分明显的表明了林彪对中美关系正常化持反对态度。“基辛格访华后，军方只有叶剑英到机场迎接基辛格……１９７１年建军节上，总参某长黄用胜对美猛烈抨击，说美苏一样威胁中国”［7］，这表明林彪的同党也持反对态度。可想而知，若该集团没因在“**”政治斗争中的****，给中美关系正常化制造风波是很可能的事。即便不至于影响到中美关系的大方向，但会带来极大的麻烦是毫无疑问的。可见，林彪集团在**政治斗争中的倒台扫除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隐含的一个重大威胁。同时，林彪集团的倒台还提高增强了党内主张联美制苏的温和稳健力量的地位，如：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大批老干部或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或位居更为重要的领导岗位。因此，“**”在这方面客观上也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创造了有利条件----一方面消除了一大重要的人事障碍，另一方面又提供了重要的人事保障。
　　　　　　　　　　　　　　　　
四、结论
　　通过以“**”作为参考背景进行的分析弄清楚了——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的必要条件和部分重要可能性条件都是直接得益于“**”，二者之间有着重大的内在关系。当然，这只是就当时背景下已发生的事实而言，而非一般化的抽象规律。因此，对这个结论，我们应该这样解读：因为“**”，所以有了中美关系在当时的正常化。而不能解读为：如果没有“**”，就没有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如果这样，就脱离了具体的历史背景，是根本错误的。

参考文献：
［1］孔寒冰.《中苏关系及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4年6月版；
［2］谢益显主编.《中国外交史》（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7月版；
［3］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宣传部.《中国***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网；
［4］（英）彼得?琼斯、西安?凯维尔.《中苏关系内幕记实》，春光书屋网，2005.01.06 ；
［5］万家星.《中国”**"与FaGuo"五月风暴"评论》（J），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2002年第七期；
［6］赵咏.《中国前驻秘鲁大使朱祥忠追忆光辉道路》，新华网，2005.01.07；                                                 ［7］（英）崔瑞德（美）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教育星多媒体教育资源库平台网，2005.01.05。

作者: chengzedong 时间: 2007-3-3 16:59
顶
不错
外交应该是内政的必然延伸

作者: tauringhuang. 时间: 2007-3-25 18:27
有点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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