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因为国际关系研究历来都有“大国研究的偏见” ( great power bi2as) ，认为只有研究系统层次上的大国关系，才能真正掌握与解释对国际关系有着至关重要影响的战争、和平与合作等重大问题。沃尔兹就曾明确指出： “国际政治的一般理论必然是着眼于大国关系。”[6] 列维(J ack Levy) 则强调： “均势理论及其相关假设总的来说，就是大国行为的国际关系理论。”[7]其结果是跨区域的大国关系远比单纯的“区域安全”更重要，“区域安全”的主题往往也是研究大国在区域层次上的互动与行为，并总结这些互动和行为对系统层次上大国关系的意义和作用。区域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充其量只是不同的“政治单位”、“经济单位”和“地理单位”，而不是真正的“分析单位”，更不是方法论中得到公认的“结构单位”。在比较政治研究中，跨区域的比较更是少而又少。国际关系理论的“大国偏好”在很大程度上是冷战的产物。二战后的冷战结构使得不同的区域被压缩到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全球对抗的世界体系之中，区域的发展历程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受制于美苏全球战略需要和这两个超级大国的直接影响。区域的特点在相当程度上被这样的两极结构所淹没了。正如赫德利·布尔( Hedley Bull) 所言： “只有冷战后的世界，才能成为更加区域化的国际系统。”[8]
冷战结束以后,“区域”在挣脱了美苏世界性对峙的束缚之后，在国际关系中的意义和作用不断地增强。这一方面是冷战的结束让区域问题的解决和区域的发展成为了世界政治最重要的动力。冷战后的单极体系虽然是国际系统的权力结构特征，但各个区域对单极体系的反应却非常不同。美国的单极霸权影响区域事务的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正在从冷战时代为了抵消苏联的全球扩张而进行的直接区域卷入和干预，变成有选择的前沿驻军、预防性防御、军事和“平衡者”角色。正如卡赞斯坦( Peter J1 Katzenstein)所言，世界正在成为“区域的世界”，不同区域自身回应和解决各种安全与发展问题的方式让世界政治有了展示其未来的真正“钥匙”。对“世界政治的解答就是对美国主导下的区域世界的探索”。[9] 不分析不同的区域特点，冷战结束的国际关系意义就无法得到清楚的表述和认识。
另一方面，目前的全球化进程对世界各个区域的作用十分不同。这不仅是指不同区域所经历的全球化程度不同，全球化对各国政策与自主性的影响也十分不同，更重要的是不同区域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构造迥异。分析全球化所导致的国际关系后果，只有在区域研究的基础上才能有一个准确的判断。[10]“全球化”并不能作为一种“系统要素”，难以跨区域地对所有的地区产生同样的影响。因此，世界政治结构中的区域性差异已经开始出现，全球不同区域的不同发展历程本身是当代国际关系最重要的发展内涵。只有将“区域”当作基本的“分析单位” ( unit of analysis) ，才能更好地解答和检测全球化以及冷战的结束所导致的影响和作用。[11] 如果将区域作为一个独立的分析单位和分析层次，那么，国际安全理论甚至整个国际关系理论，都需要逐步发展出一种“中间领域理论” (mid2range theory) ，以便能更好地对应解释包括东亚安全在内的不同区域的不同安全问题。这已经成为冷战结束以来安全研究中正在不断扩大的一种观念和努力。[12] 1992 年，美国总统布什提出建立“世界新秩序”倡议时，两位丹麦学者就提出了“谁的秩序”的疑问，认为世界政治中的不同区域由于对全球化和冷战终结的感觉与反应不同，对“新秩序”的理解取决于区域内部“社会性交往关系” ( societal relations) 中不同行为者的互动过程。[13] 为此,《国际研究评论》季刊曾专门组织讨论，发出了加强国际关系理论中区域层次研究的呼吁。[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