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能力直接与决策相关。欧盟外交决策的可预见性和稳定性虽然还达不到主权国家的水平,但也已经发展到相当的程度。从层次上说,欧盟决策包含进行历史性决策的超体系层面、政策安排的体系层面和政策塑造的次体系或中间层面, [11]三者有日益完善的分工和程序。从内容上看,欧盟对外政策决策不仅包括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领域,还包括成员国外交政策和共同体框架下的对外贸易政策。在这样一个“外交政策决策”体系中,欧盟政策与成员国政策通过“欧洲化( Europeanization) ”[12]进程碰撞结合,共同对国际事务施加影响。“欧洲化”带来的“自上而下的政策聚合进程( a top - down p rocessof policy convergence ) ”以及“成员国投射影响力( national p rojection) ”的自下而上进程,促进了诸如政策磋商、信息通报、寻求一致、权限分享等制度规范的形成, [13]增大了欧盟在国际关系中的权力和地位,特别是加大了成员国的力量。小的成员国通过与欧盟立场绑在一起,可以在国际贸易和国际政治中施加影响。欧盟整体则可以借口成员国的反对,为某些政策寻找托辞,如解除对华武器禁运问题。通过这种方式,欧盟在一些领域放大了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外交能力,增加了第三方与欧盟打交道的难度。因此,两者实际上演变为一种合力,一种“欧盟与成员国共同作用于国际关系所产生的总和”。[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