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

标题: 2008年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十大事件(余万里) [打印本页]

作者: xiaozhuozi520 时间: 2009-3-29 16:32
标题: 2008年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十大事件(余万里)
2008年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十大事件

----从一个国际评论编辑亲历的视角

王文

(文章草成，不求发表，谨为记事；不妥之处，纯属拙见，权当一笑)

（一）这是一个怎样的圈子？

这是一个怎样的圈子？当我渐渐开始“嵌入”(embedded)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时，这个问题也自然而然地萌生了。最强烈地产生这个疑问，是在12月16日北京国际饭店顶层旋转餐厅的午餐。我就“混”在吴心伯、芮效俭、李侃如的四人桌上，周围还有20多位中美两国的研究“大牛”们，那天会议的嘉宾都在此就餐，而其他“小牛”们的就餐则“另有安排”。于是，我有点诚惶诚恐，逢人就说，“真不好意思，我来混吃的。”一位我所敬重的学者宽慰道：“没事，你就值这个价。”不过，套用一句不太合适、但也有点意思贴近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话，我的确也不应该在那里。于是，那个时候我开始想，或许应该为这个圈子做点什么。

一位学者好友说，“你是国关界的白小生，你可排排学界兵器谱”。排兵器谱，绝对是一个受争议的活，而且大概五年前，有一位国关界佚名高人曾写过一篇“金庸版”的“IR列传”。在我看来，除非再过上10-20年左右的一个代际，否则，那篇“IR列传”不会失效。这可以算是国关界70后、80后的“不幸”。四年前，清华一位不算完全圈内、但在圈内也算有大名气的教授曾对我说过这样的大致意思：现在统领中国国关界大致都是50后、60后，这些人还能再扛10-20年，年轻人要“起来”实在是难。对于年轻人来说，这话说得有点悲观。不过，看看美国国关界，中国年轻人就会畅坦一些了。要知道20年前到现在，以致于至少10年后，那些老面孔们都不会发生什么质的变化。

毕竟，在中国，“变化”还是在进行着，而2008年我亲历的一些国关圈子内的变化，正好可以折射出中国本身以及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微调之处。从这个角度看，“Yes, we can”的口号在中国更适用。所以，在2008年岁末的一个半夜，又一次梦中醒来，回顾着自己在这个“圈子”内的一些经历，可以列出10件事情，件件背后都有个中趣味，且有一定的代表性。于是，一个打滚从床上起身，打开电脑，开始了一次“日记”般的“知识生产”。

（二）我所经历的十大事件

1、“政治观念”大讨论：撕裂学术界的和谐度

刊登北大潘维教授的“敢与西方展开政治观念竞争”（《环球时报》国际论坛2008年1月28日，4300字左右）是一个偶然，之后引起学界的一阵“骚动”也有点出乎意料。该文的原稿8000余字，题为《核时代的意识形态》。刊登前，原文只在广东《开放论坛》2007年最后一期刊登过，baidu.com的搜寻只有1条。经过报纸刊登、再加之争论后，原版文章的网络转载一下子增长了3000多倍，报纸版本的文章转载就更多了。这是一个“炒作”的积极力量的典型案例。

当时，正值中国50年难遇的大雪，又值新春佳节，不过，对于这篇文章的讨论热情，丝毫都没有减。文章刊出后，2月5日国际论坛刊出了第一篇争论文章“别发动意识形态大战：与潘维教授商榷”（约1600字，庞中英），春节后的2月14日刊出第二篇“不要把****妖魔化：与《敢与西方展开政治观念竞争》”（约3000字，刘建平），2月22日刊出第三篇“别老想像中华文明会被征服”（约2700字，谭中）。

这只是“争论”的冰山一角，报社的投稿信箱半个月内至少收到了20篇以上的成形文章、近200多封不成文的讨论意见，有一位学者还在自己博客上载了“四评潘维”的批判文章，大有半世纪前“九评”的架式。有意思的是，所寄来的讨论意见呈现明显的两极化，支持、反对的声音都同样激烈。反对者的极端声音如“痴人说梦”、“假大空俘获民心”，支持者最典型的如“真想骂他们SB。……（我要）正面全面地回击他们，潘维是投枪，我努力成为重炮”。这些话粗糙的言语并不是出自普通老百姓，而都出自高校或研究机构的资深学者之口，可见该文的影响力。对此，我在报社内部的反馈上写了三条意见：第一、媒体嵌入学界的讨论是非常有深远意义的；第二，此次讨论撕裂了中国学术界一直以来的“和谐度”；第三，在中国，西方民主的神话正在崩塌。

如此激烈的讨论在《环球时报》历史上只有两次与之相近，一次是2003年的“民族主义”大讨论，另一次是2006年阎学通教授引起的“软实力”大讨论。前者的讨论文章大约10篇，但争论点较散，也没有焦点人物；后者引起了6篇见报的反驳文章，最后以阎教授的一篇4500字的整版文章，终结了讨论。但这次讨论却有点“无疾而终”。潘维在来信中的回复是，“对于批评文章，我向来不回应。原因是，第一不喜欢成为新闻人物，第二不愿同人打笔仗。”更重要的是，这次讨论引起了高层的关注，在2月25日推出支持潘维的 “好民主才是好东西”（3000字左右，张维为）后，该讨论再也继续下去了。不过，个中资料和背景我已收集了，或许若干年后可以写一篇“为了一场不能忘却的民主争论”。

从报纸发行量、传阅率、转载量来看，此事件的信息传播人数应该在1000万以上，又发生在年初，应为“2008年国际关系学界十大事件之首”。

2、王义桅的欧盟行：中国式“前旋转门时代”的到来

2008年2月下旬，就传来王义桅要调到欧盟使团的消息。我的第一反应可以用“一惊一虑一憾”来形容。“惊”，是因为这是一件类似于中国式“旋转门”的案例；“虑”，是因为王义桅一直被一些人称为国关界的“big mouth”，到外交使团去，行不行啊？“憾”，当然是我少了一个好作者。

3月初，王义桅到京，国关界众青年学者小摆宴席，为其践行。那是一次为中国“前旋转门”时代而欢呼的聚会。其中谈及到的一些话题，对我个人产生了不少影响。聚会的前一天，义桅送我那本《被神话的美国》。当时，那本书刚刚出炉，还没在全国铺开发行。可能是因为常常阅读他的文字，并没有看出“被神话的美国”到底有多什么可贵之处。直到过了几个月，美国几位大佬包括理查德•哈斯、扎卡里亚甚至赖斯在今年夏季《外交》期刊上发表的《美国新现实主义》一文，都屡屡提到了“美国要适应全球化”类似话题，我也不禁惊叹，那个时候，真想有打电话去告诉那些“大师”们的冲动：拜托，中国的青年学者王义桅早在三五年前就认识到这个问题。

那部《被神话的美国》是王义桅这五年来对美国问题的媒体评论汇总，但绝不是简单的收集，而是打乱所有先前写就的“短小精悍”的评论，重新再进行“排列组装再润色”，加入了许多最新的思考和感悟。王义桅最难得的一点是，知道一个国际问题专家如何介入到社会公共事务的评叙中。这在当前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一片“主义”、“相互间认知”、“异质”、“主体间性”、“建构”、“格义”等所谓的专业、学术声中，是非常难得的。米尔斯海默曾说，他写书就是讲求两个“S”，即足够的“Simple and Stupid”直到让所有人都能看懂。一位可以称得上中国最有名的文化学者也曾对我说，如果你的文章别人看不懂，其实很有可能你自己就没有搞懂。这些话我是赞同的。国际关系学其实可以是一门不太深奥的学科，何必将自己作茧自缚，故弄玄虚，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呢？

王义桅还有一点可贵之处在于能够创造一些新词，也可以用最敏锐的感觉，最新颖的形容词把国际问题说的头头是道。这多少也算是一些“创新”（至于他有前后矛盾、有时词不达义的一些小毛病，那是另外的话题了，谁又能十全十美呢），使他能够在70后一代中力排众议，脱颖而出。这些都与他的媒体评论有直接关系。这绝非是中国式的运气，而是他的声音真的“惊动了某些人”。我常“大言不惭”地与国关界朋友说，看《环球时报》的大领导、外交人员绝对要比看中国任何一本学术期刊、政府内参的人要多。这件事情对于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启示，也给自己脸上贴了不少“金”。

3、孙哲的北上：中国“自下而上”型智库的崛起

孙哲从复旦到清华是07年底的事情，但是，真正安定下来，应该到2008年春季了。孙哲北上与王义桅外调，加之孙哲弟子赵可金也调入清华，一度被一些人传为“复旦不行了”的标志，事实上，复旦“美国研究”的底子还在，纽约的智库人来中国，首站一般都喜欢到上海拜访一下复旦人。当然，这和过去纽约直飞上海的航班也有关系。

孙哲北上被外人传得神乎其神的，还有清华到底花了多少钱，挖了这个“大牛”？有人说是2000万，有人说是3000万，还有人传更多。事实上，按照官方公布的数据，以孙哲为主任的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于2008年3月11日接受中国数码集团董事长于品海先生的1500万的捐资。于品海是一位有志于国际事务的企业家，此举实属是国关界的一大喜讯。

最重要的不是多少钱，而是在这些钱背后的意义。今年11月，我编辑了美国CSIS总裁、克林顿时期副国防部长John Hamre的专访，他把智库分为两类：“一类是自上而下型的，从政府或政党那里拿钱，不用为生计发愁了，但你不能批评政府或政党。另一类是像CSIS这样自下而上型的，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但你不得不为生计奔波，不得不去筹钱，并且要为立项绞尽脑汁。”他批评中国说，中国基本没有自下而上型的。我见过Hamre四五次，每一次见面都很特可亲，非常友好地寒暄，与他那魁梧的身板一点不像。那可亲的微笑与孙哲的笑非常像，不过，他真应该了解一下孙哲这个研究中心。

从我参加过的几次清华中美中心研讨会来看，无论从操作模式，还是从研究方法，或者是影响路径，都与美国那些“自下而上”型智库有非常相似的地方。过去，中国也有一些类似这种性质的民间智库，但不是“挂羊头买狗肉”骗钱的“水货”，就是一些“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皮包智库”。像这样民间性质、自筹研究资金、并有相当运作规模的、且有专业素养的，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可能算是第一家。这也为中国国关界的“社会化”（不是建构主义那种概念上的“社会化”）开了好头，具有中国民间特色的“独立”声音，可能很快就会壮大了。

4、现代院的社会化：中国“自上而下”智库的变化

媒体人天天在头脑中悬着的，可能更多的是“三贴近”三个字，即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2008年的中国智库似乎也在走这条道路，至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给我这样的印象。对“现代院”印象最深的是，莫过于院内那家充满着后现代浪漫气息的咖啡馆。我相信，现代院大多数研究所里的大多数研究人员，都曾有过向来访朋友“吹嘘”过那个咖啡馆的经历。

虽然去过现代院多次，但是能有幸在那个咖啡厅驻足小叙却仅有两次。一次在春季，与美国所各位同仁，另一次夏季参加亚非所的一次沙龙会。那两次，除了为自己大放厥词而惴惴不安外，记忆最深的莫过于现代院人有一种强烈的“趋社会化”的情结。

两次咖啡厅聊天，都是短短两三个小时的交流。袁鹏至少三次鼓励他所里的青年学人们多多为媒体写一些评论。这让我“心花怒放”。不过，严肃点说，能够写媒体评论，至少能更好地提升与人文字交流的能力。靠爬格子为生的知识生产者，如果少有读者，那可能就是一种悲剧了。

在亚非所，以及后来几次研讨会，我听到翟崑的发言，也可以感受到他近年来与民间屡屡合作，并发掘了一些研究工作产生社会有效影响的心得体会。我简单地回忆，翟崑的心得至少有三点：一是智库研究要有一些理论指导，许多研究分析或许拿一些理论框架一套，就非常容易可以实现了；二是智库研究如果能找到一些地方和民间的突破口，可能更能应用于实践；三是世界的区域化趋势给了智库很大的空间。

从这个角度看，或许可以揣测，当中国各类改革正在深化时，中国官方智库也悄然步上了改革之路。“深化改革”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寻找市场”，现在国内搞得如火如荼的文化体制改革，其实本质也在于此。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么，官方智库也需要有一个“三贴近”的过程。可以想像，这种“三贴近”继续下去，至少会有两个积极的效果：一是中国智库业将越来越发达，因为地方已经饱受一些咨询公司的“诈骗”之苦，而一些跨国咨询问题只有智库才能解决；二是中国智库的争鸣声将渐渐开始。如果这种争鸣声可以“媒体化”，那么，或许国际问题的争论将是中国式“言论自由”的突破口。

5、北师大和北外的大平台：中国国关研究格局的悄然变迁

不少学者曾经总结过多次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区域化”特征，即西北高校偏于研究中亚，西南高校偏重于南亚，东南高校则重于东南亚，东北高校则偏重于东北　亚。反正中国高校是各有特色，国关课题那么多，只要选一个新课题，无论研究水平怎样，你必定是国内第一。这给一些非京沪高校国际研究的兴起提供了机会，也为一些青年学生发表文章提供了捷径。这里的积极与消极面是另外一话题，但是，在公共话语权面前，什么特色不特色的，就统统要在一个尺度下来衡量了。

从公共话语的角度（这包括对国际公共话题的社会讨论、对热点问题的政策咨询、对敏感问题的信息传播、对焦点问题的解释权的舆论导向）看，大体可以将北大、社科院、人大、复旦、清华、现代院、中国国研院、上海国研院、外交学院可视为第一世界。这些单位的优势有三：一是起步早，这些单位年老的已过半百，年少的也有十年（清华除外）；二是人多（清华除外），最多的国际问题研究人员已达三位数，少的也有近百人；三是有自己的刊物，而这些刊物大多是核心，或者是圈内认可的；四是有自己的外国对口隧道，这样容易搞到钱。有钱，鬼都能推磨了，媒体还能怎样？

相比之下，尽管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先前也有较强实力，比如，张胜军的全球治理研究、最早研究“大国兴衰”成名的刘靖华加盟北师大、李英桃的女性主义，等等，但是，整体来看，两校在公共话语权上的优势并不太明显。但是，参加了夏季的北师大“民间外交”会议和这两年北外举办的两届“青年学者论坛”，让我深信北师大、北外至少处于“中国国关第二世界的领头羊”的位置。“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北师大和北外要冲击“第一世界”并不难，不在于人多，不在于钱多，最关键是找到“仙”和“龙”。清华的“冲一”成功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从北师大和北外2008年的运作可以隐约感觉到，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格局，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张胜军在国际论坛2008年12月30日的一篇文章正好说明这个问题，“像1848年、1968年的2008年”：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发生，但是，许多事情都在变化，说不定就造就了未来的大格局的变迁。

当然，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格局，未来是“大国兴衰”导致的“冲突论”，比如，一些研究机构之间的过节或舆论冲突，还是“和平崛起”引起的“和谐论”，比如，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研究，可能要看形势发展。格局变化，对中国国际研究一定是好事。想象50年前，谁能想象远离美国决策圈的柏克利、夏威夷、西雅图会有一流智库，但现在，谁又能否定东西方中心、柏克利东亚研究中心、国家亚洲研究局的作用呢？

6、阎学通的道歉：国际关系学的去边缘化

2008年6月11日学通教授就“8年前预测08年台海开战”一事道歉，又是一件媒体炒作的经典案例。现在在baidu.com上输这两个词，估计应该有10万条。从社会公众效应来看，阎学通的道歉，可以算是有史以来中国国际关系学术界最大的事件。仔细想想，中国IR这个学术界还有的确没有什么事件，社会效应能够超越这件事了。这其实算是国际关系学的尴尬。所以，无论学界是否赞同阎学通的观点，是否欣赏老阎这个人，或许还有一些小心眼的学者可能躲在被窝里笑老阎的“惨状”，其实整个学界都应该感谢阎学通。至少在我看来，“道歉门”一事，是整个中国国际关系学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去边缘化”的标志。

当然，这个背后有一个巨大的社会背景，比如，中国国关队伍的壮大、以《环球时报》为代表的一系列专报道国际问题事务的媒体的兴起，再大一点就是中国的崛起与世界摩擦的加剧。但是，无论什么大社会背景，也无论国际关系最近几年被炒得很热，整体来看，国际关系学还算是一门偏冷的学科。与经济学、管理学、计算机学当然无法比，就算是平时IR圈内人常以为“应该比他们热门”的历史学、中文系，现在社会上也出现了易中天、于丹这样的热闹人物了。在今年6月前，国际关系学（注意，我指的是学术界）还没有出现一位能聚合社会焦点、真正成为社会热点的事件或人物，阎学通成了第一个“吃螃蟹”并“被螃蟹咬”的人。

在此之后，中国社会才出现了一系列的“道歉门”事件，比如，北大的徐滇庆教授就房市问题道歉，等等。所以，如果未来有人要研究“中国学术的社会化进程”或者研究“21世纪初中国公共舆论史”的话，那么，阎氏“道歉门”是需要作为一节来介绍的。因为这波及到中国一个新兴学科如何介入社会话语讨论的进程。学术不能只为一个学界圈子所有，更重要的是要寻找到“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即“思想”在社会大众中的传播和普及。国际关系学要传播和普及，应该视阎氏“道歉门”为起点。

当然，任何事件的起点都会是两面性的，有人批判阎氏“道歉门”的炒作情结，我也承认。但这是媒体之“过”，既非阎学通本人的策划，也是大大超出阎本人的想象。“炒作”的积极与消极面，又是另一个话题了。

从阎氏“道歉门”出发，我们可以进一步去揣测中国国际关系学尴尬，即这可能是一门面子光荣、里子寒酸的学科。一位与我属于“哥俩好”级别的教授曾告诉我一个毕业生的就业故事：某单位问学生研究什么，学生答曰“中国战略”，这个单位吓坏了，太大了，咱还是别要了。

这种尴尬背后可能是中国国关界教育之弊病。当学生们和教授一起指点江山时，丝毫没有感觉，但是学生毕业后一到社会就发觉，原来国关离现实生活是那么遥远。几年前，我在南大－霍大中美中心学习过一年，当年这个中心是经里根和邓小平批准而建，希望未来某一天中美两国外交首脑见面时，都毕业于“中美中心”。我们入学时，来自世界各地的100名学生都为这个目标而自豪，但毕业后，我突然感觉，在我那一级的100个学生中，国际学生还有大约20个左右从事中美事务，而中国学生中最多只有5人还在从事着外事事务，我还算是勉强擦边的其中之一。这可见国关学的成才率和“改行率”。

作者: TiffanyLin 时间: 2009-3-29 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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