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

标题: 原创在系统中行动（连载） [打印本页]

作者: 江南小愚 时间: 2009-3-11 19:56
标题: 原创在系统中行动（连载）
　　我花了点时间打算写一点东西，我并不是专业的MBA学生，也不是专业的政策研究者，因此尽可能的用通俗的表达来实现。希望能对生活在这个社会生活中的人有所启发。更多的我的初衷希望决策者能从中得到些启发，并能更好的分析处理遇到的问题。那么我们开始这个话题巴，要知道我有这些理解花了很多功夫，但是也许还有表达不好的地方，希望读者能仔细的辨析，毕竟只是带有经验的一家之言。(当然离不开其他学科研究的帮助，感谢那些人的独立研究)。冒昧的说这是一种新的看待世界的方式，也许能改变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因此希望读者尽量的避免惯有的习惯性的认知，而我也会努力引导。
　　　
系统就像有生命的物体一样
　　每天我们清晨起来就要面对很多事情，常常的我们总是希望能如愿的达到自己生活的目标，比如找份好工作，取个漂亮的老婆或是嫁个好老公等等。但是现实总是会让有些人失望，尽管大家的目标和为此的努力的行为从没改变过（这里忽视了那些毫无进取心的人）。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这个社会中，就如同在一个大的系统内一样，而且相互之间彼此都发生着作用，用比较流行的话就是这个被称为社会的系统中，无时无刻不在的存在互动的关系，而这样的互动又影响着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尽管系统有他们的生命可能耸人听闻，但事实上它确经常的以互动的方式运行，尽管组成他们的要素千差万别。由此可见的是当行为跨越时间于自然和社会空间而经由系统彼此影响时，大量的间接效应就会体现出系统的特征。
例如，尽管解释２个行为体间的关系的变化显然依据２方中任意一方的权力，偏好或战略，但有时候相关的第三方的变化或许更重要。因此当我们带着直接的目的在系统中处理事情的时候我们经常得到一些非故意的和出乎意料的结果。举一些我们人为的例子就像段前我提到每个人都有经历一样，只是由于思维的主观我们常常不愿意把这些“非故意”的结果和自己的行动相联系。比如为增加农业产量，保护城市，生产电力和限制自然灾害，人类排干沼泽，在河流上筑坝，并对土地进行灌溉。诚然我们达到了其中的某些目的，但同时也导致了另外的一些结果。排干沼泽增大了来自江河的径流，因而增大了洪水的几率，而且也造成了原本能控制昆虫数量和鸟类的死亡，因为由于生态的变化增加了人类的疾病和痛苦。建筑防洪堤以防止黄河泛滥，不仅会增加较少防护段发生洪水的几率，也会使河道沉积更多的淤泥，因而使河面上升并迫使我们修更高的堤坝。再者人们如果觉得这样的行动安全，就会迁往先前的洪泛区，而这又增加了这样的危险即一旦河流崩岸，将会发生大灾难。在社会生活中福利的提高也会带来降低生产动力的负作用，一样有多道安全保证的危险用品由于有了这样的措施使得使用者觉得放心而忽视了危险而造成了灾难（类似的泰坦尼克效应）。西方福利社会慈善机构对无家可归者提供的良好食住可能会引发这一群体人群的增加，而这些都不是行为者的本意。因此在回过头来看看我先前的把系统看成生命体的比喻，就像生命体可以进化的那样我们的环境也会随着互动而改变，有的时候这种改变带来的结果会对你的行为目的产生很意外的结果，更多的时候这样的结果不只会是单一的而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结果。类似这样的效果表明，政策不会只产生理想的结果，没有几个问题可以一劳永逸的解决。法律，法规以及改变了的人类行为会产生多重效应，推动或抑制各种不同的行为很少一蹴而就。也正是因为系统有“生命”因此理解这样的系统内原因和结果的时候我们无法像其他试验科学那样将研究的对象在理想的试验环境内（即保证研究对象外其他的条件不变或全部可控）研究得出理论结果。这也大大增加解决实际问题时候的难度，正是如此很多某些领域的专家也会犯很可笑的错误或是某些专业的行为对问题确没有很好的解决，这会在我以后的文章里有机会举例阐述。

作者: 江南小愚 时间: 2009-3-11 19:56
今天就写到这里有点累了，觉得好就多顶顶让我有动力再多写好点。

作者: 江南小愚 时间: 2009-3-12 21:40
系统效应
　　在昨天的文章段落里我们大概能感觉到互动在系统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很多时候我们确实会犯一些错误。比如我们更容易分析一些要素本身的特性而忽视了互动的反映使得我们很正确认识整个体统的全貌而犯错误。就好像我们都知道苯（C6H6）是由碳和氢构成的化合物，而事实上由碳和氢构成的碳氢化合物有很多种，他们各自表现出来的的整体化学性质是千差万别的一样。所以我们不能仅仅通过考察相互联系的要素本身的属性和目标去理解系统。
间接及滞后效应
　　传统的分析方法重视考察原因和结果，目的和手段。这样的思维更多的来自直接效应，而我们实际上更习惯这样的方式来看待事物，分析和解决问题，虽然很多时候这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但是往往是在忽略的关系没有发生作用的时候，事实上很少有政策是会永远一直成功的。由于相互联系，许多效应是间接的，中介性的和滞后的。在生物学应用上利用间接效应的例子很多比如要控制一种有害的生物并不一定是用直接的捕杀消灭更有效的手法是引入它的捕食者。当然这是一个还算“直接”的间接效应，那么以北美黑啄木鸟为例，由于它不吃云杉芽虫或毒蛾，因此没人会认为它对控制虫害有多大作用，但是这些鸟在枯木上凿出了洞穴，而这些洞穴会成为那些吃云杉芽虫或毒蛾的鸟类的住所。越是复杂的系统间接效应影响就越来的普遍和显著。就如同上面的森林生态系统里一样，一个行为往往会导致很意外的结果。比如当护林员移走那些倒掉的树木的时候，在滞后一段时间后研究观察员发现了啄木鸟的数量减少了。起初他们并不重视这个问题，但是很快的他们确为此困扰。实际上啄木鸟是以木匠蚁为主要食物的，而木匠蚁正是以那些倒掉的树木为食。
有的时候在社会生活中我们更看重间接的效应。比如以我们热议的个税征收改革调整为例，事实上我们更关心的不是政策的本身而是与之而来的对我们经济生活方方面面的影响。更多的时候这样的影响是复杂而多变的。那么就让我来简单的谈一下可能的结果：如果
　　对富人征收更多的税，那么可能富人的花费会减少，那些出售货物和服务的人就会遭受损失，进而他们用于消费的钱也会减少。再者由于收入减少，那么税收和国家财政也会减少。如果失业增加那么政府还不得不增加开支。当然有益的结果也会产生，税收的增加使得政府更有实力增加对收入低人群的补贴，财政的好转也能增加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信心。低收入者负担的减轻会增加他们消费的欲望，使得那些原先富人减少消费的空间被填补甚至有所增益。所以这样的政策的关键并不是政策本身的直接效应而更多的取决对互动关联的把握限制，（在以后还会介绍对系统一些限制对决策的重要性）建立这样的认识就能更好的预期间接效应去制定政策，这将有助于你更好的理解解决问题。
系统的非线性特性（互动并非是简单相加）
　　我们常会讨论１＋１是否等于２的问题，２个优秀的人合作未必会比２个相对单独能力差而更好的协作互补的人效果更优秀。事实上我们在工程上更喜欢线性的系统，而我们也更喜欢以这样的方式方法来研究看待问题。线性有２个最大的特性：（１）系统输出（ｏｕｔｐｕｔ）和输入（ｉｎｐｕｔ）的变化是成比例的，（２）系统的ｎ个输入产生的总输出等于ｎ个单个输入单独作用下的总和。在解题的时候我们常常希望得到一个线性的关系，这样我们便可以安心的一一对应求解在利用叠加原理来得到我们需要的结果了。但事实上我们很少能遇到这样的理想环境。更多的时候我们无法简单的叠加。就像克劳赛维兹在他的著作里注意到的一样：胜利的规模不是简单的随着被打败军队的规模增加而以相应比例增加的，而是累进的扩大。主战场的结局对失利的一方造成的心理影响要大于对获胜一方的影响。这一影响又会导致额外的物质力量的损失（在撤退中丢弃装备或开小差），这是丧失士气的一种反映。另一方面这两个因素是互相加强的，每个因素都会增加和加强另外的因素。所谓的兵败如山倒（中国人就是表达简单啊）。
　　非线性的不理想的效果是单一的输入可能产生多个互相联系的结果。有的时候即使导致因素消失那样效应结果还会存在。所以大多数制度的维持都要比建立容易的多。在导致无家可归者产生的原因消失的时候，大量无家可归的者可能继续存在。（要办好事不容易啊）。有时候系统的某一特定点的状况不仅取决于特定变量的状态更取决于是如何达到的。物理学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磁滞”现象。生活中的实例就是我们将水龙头调到某个特定的位置但是水流确大小不同，这取决于你是从关的位置调到这个点还是最大水量的位置调小到这个点。有的时候在政策的实行中我们也需要关注这种变化的趋势而不是某个静止的数据点。一个生物学上的例子就是由于一群羚羊年龄结构的变化导致了交配系统从领土型转为非领土型的改变。这里有重要意义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羊群的年龄结构又恢复到了原来的状况但领土型的系统确没有再建立起来。可见非线性的系统中的相互作用使得某个因素起作用的同时也在改变着它的周围环境。就好像今天你和１０年前的你不可同日而语一样。
　　认识到了这点也可以帮助你更好的理解成功是失败之母这句话。一个政策的成功往往带来环境的变化，有时使得这个政策成功的土壤产生了变化。而人的认识来自于自己的经验，人们喜欢于成功也乐意重复胜利，有的时候这样的认识是很危险和易自挫的。就让我以这样的忠告结束今天的部分巴，希望对大家有帮助，明天接着写。

作者: 江南小愚 时间: 2009-3-12 21:44
大家看帖要回贴，我写文章也不容易，希望能对大家有帮助。

作者: 江南小愚 时间: 2009-3-13 22:13
变化的互动
　　导致系统的非线性的特性来自于系统中元素千变万化的互动。正如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生活常识，某些单独食用无害的东西在一起服食后就会带来身体的不适。２种都无害的化学品，混合在一起确会产生致命的毒性。现代的社会科学很大程度是建力在这样一种认识上的，即社会和政治的结果不是行为体偏好的简单集合，因为可能会有迥然不同的结果，这取决于选择是如何构建的，以及行为体在战略上是如何行动的。在这里我们会经常发现一个变量的的后果常常取决于其他变量的状态。特别是在要素互动的时候，有时真的是很难确认互相之间的责任的。
　　在军事领域也能够发现互动效应。现代军事非常强调协同作战，紧密配合的“合成兵种”组合在实际的战例中体现出了优于传统战争的明显优势。相应的我们对国防开支做追加投入所引发的问题，不仅取决于我们期望与之战斗的敌人，而且也取决于每种武器的现存水平，当然还有内部的权力互动（事实上很难回避这样的问题）。罗伯特•考夫曼解释了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美国海军之所以未能探讨航空母舰的可行性，是因为财政压力，海军的保守倾向以及军控协定（《华盛顿海军条约》）的束缚。但这样的说法可能过于简单化了，确切的说，资金的缺乏强化了海军的保守倾向；军控协定促进了财政紧张状况和海军的保守倾向；而压缩开支的意图则是签订军控条约的一个主要动因。可见要素之间并不是独立的，你很难分清什么是原因什么是结果。对于系统你宁可把他们都当作整体（类似反馈的现象）来研究，所谓的因果混乱倒置也是很正常的现象，以后有机会可以介绍几种模型，这会有助于大家更好的理解这种看似混乱的思维方式。
　　相似的复杂系统中经常遇到的情况，当我们立志改革的时候，改善或改变任一一个组成部分，要么会遇到其他组成不合做而做不成，要么因为其他组成部分更活跃而显得无足轻重。要记住我们打交道的对象不是“一个可以分隔的混合物（比如我们拿着２副牌在洗牌），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新的实体。在解释行为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倾向于检查一方的行为而忽视与之互动的另一方的态度。在父母和孩子的沟通的时候，“红脸”和“白脸”是经常由父母互相扮演配合的，时常的孩子会追随“红脸”的态度，但是千万不要忽略“白脸”的存在，正是由于此才使得“红脸”更有说服力和打动孩子的心（其实和大棒和胡萝卜政策是一个道理的双管齐下）。教育上我不得不指出的是有的时候老师容易犯的一个相同的错误，就是没有探究学生表现不佳可能是由于老师的行为所问的问题引起的。以前也经常会遇到一些评论80后或是90后的教育者，有的时候我将这种行为称为那些学生对他们多年实践做出的恶劣的反应。有时候许多学生会让老师感到不知所措，对此我们不该亲率的嘲笑。问题不在于老师发生了变化，而在于与之打交道的学生在发生变化的时候他们自己确没有发生变化。同样的行为也会发生在父母和子女的沟通方面，类似青春期子女和父母的碰撞想必很多人都经历过。所以我们有必要观察我们与之打交道的那些人的目标，资源和政策。所以对于医生，老师而言的良好做法，也取决于他们正尝试予以指导和帮助的那些人的需要和期望。因此学习和成长的发生不会于学校的任何特性相称（进入名校或毕业了就一定是优秀的人才吗），而是特性与学生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
　　有的时候互动导致了制定政策和战略依赖与他者的反应，这其实在博弈学研究的范围。有些时候我们选择和他人相同的战略可以成功，有的时候必须采纳和他者不同的战略。我们经常经历在股票市场上的博弈，很多人都会采取自己战略，聪明的行为者会利用掌握的信息预判他人的行为，比如提前买入或卖出别人有可能进行相似行为的股票，这样尽管买入的股票毫无价值但是正是别人的行为赋予了他获利的能力。因此不要指望能从那些股评家那里得到多少有益的建议，正是你的行为导致了某些人的盈利（算不算是炒作投机呢，长期价值投资不在此博弈范围内）国家在制定对外政策的时候也会考虑其他国家的反应，本质上这样的反应如何会导致政策的成功和失败，即我们目的的达到取决于他人的判断和取舍。如果你能确信别人会受到奥运期间道路限行带来道路通行困难的警告而不在路上开车，那么你就可以在此期间使用你的私家车。在“比胆大”的博弈的时候，如果而且只有你能确信对手会让步的时候，你才能坚持不动摇。在西方议会里面议院之所以投票支持一向决议有的时候是因为他们知道总统会否决这一决议（这样它就可以安心的吃游说团体的贿赂，而不用为这样的行为承担不良的后果，顺带体现一下决策的民主）。再举一个生活中的例子，之所以收集某些收藏品会有价值效应是因为很少有其他人会那么做。事实上很少有行为的意义是不受他人影响的。同样是揭发医疗腐败，感动中国的胡为民和接受采访时医院书记给予的正面评价的行为在意义上是有很大不同的。在协同博弈中则不存在利益博弈的问题，采用一致的战略对每个人都是有利的。我们行车的时候无论靠左，靠右都没关系，只要大家都这么做。契约之所以能成立是因为这样的行为取得的结果能被大家接受（最优的结果是达到了纳什均衡的一个理想局面）。人们参政心理有时也会有这样特性。我们支持提案只是因为我期望他人也这么做，即使这样做不足以使提案通过，至少也使我们的立场看起来比较合理。在这里就比较容易形成正反馈。
　　战略间的互动有的时候有助于解释一些自相矛盾的事例，即一些看似有害的行为确有利于行为体。中国人早就说了，吃亏未必就是不聪明的，占便宜未必就是明智的。比如一个负责任的企业家在别人都用劣质奶源降低成本的时候坚持产品质量，那么在危机过后他可能因为这样的行为导致比过去的损失大的多的利润。理论上每个人都期望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但实际上过度的追求自我会导致对别人伤害而引发别人的反制，这样反而使他失去达到目的的能力。一个勤恳吃苦耐劳的人反而会在博弈中胜出，是因为他的行为一般很少给人带来伤害而更多的是帮助的互动而更会被多方接受。商人总希望追求最大的利润，实际上过高的定价会使得消费者群体转投他者，最后的价格基本上符合市场的需求。那么我就以这样的期待更多聪明理性行为体的出现结束今天的话题巴。

作者: 江南小愚 时间: 2009-3-14 23:35
行为改变环境
　　最初的行为或结果常常会影响到后来的行为或结果，这种情况所导致的强有力的动态过程。随着时间的变化人们可能会发现他们无法将某些要素标示为“原因”而将另一些要素标示为“结果”来捕捉这一动态。我们通常认为个体和种群在环境中是相互竞争的，因此会通过自然选择来推动进化。但是就这种进化而言是共同进化：就像植物和动物的进化不仅适应环境，而且也改变环境。在自然界不仅降雨量会影响植物的生长，而且后者也会影响前者。如同自然一样政治也很少是安稳的，因为每一个争端，政策或行动都会影响其他的争端，政策或行动，并会重塑新的政治景观，会禁止一些行为而放开另一些行为。比如以官员财产通报这样的提议展开的讨论，会带来以争论这些数据采集取证的活动是否被允许或界定在如何一个范围内的讨论的新的问题，进而会引发关于这一提议的法案的讨论，以及承担这一工作的新的团体。这些新的事物反过来不仅会影响请求和给予资金和法律支持的方式，而且也会改变政治行为体可以利用的盟友和敌手，以及看待其他问题的方式。所以趋向于保守的政治体有时会避免一些可能带来很大变化的政治行为，实际上很多时候由于互动的复杂结果往往不随意图而来。政治谋略常常是以没有预料的方式为新的行为体和争端造就活动范围。许多抗议活动的发展就是由于先前报有反感的人被当局的反应方式激怒，每一个新的问题都会被按着相反的方式对人们进行动员，当然新的争端反过来也改变了政治环境。很多时候也会借用媒体的力量，实际上在媒体发展的今天很难界定到底是政府政客在利用媒体，还是媒体在利用它们。聪明的政客有时会利用媒体让人们发现某些政治运动中的东西是重要和有趣的，继而对这种情况让自己和对手做出反应。而媒体有的时候甘于如此也是利用这个机会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因此很难说西方新闻自由或是不自由，有的时候倒是复杂的政治媒体游戏，因此所谓的媒体独立性在社会中很难存在。
　　让我们回到个人问题上。众所周知的是孩子受到家庭暴力来源于父母的这种暴力行为，但很少有人注意到遭受暴力的孩童的行为可能会引发受到暴力，这有注于解释为什么有的家庭只有一个孩子受到孽待，和将那些受家庭暴力影响的孩子送给其他没有前科的父母领养的时候会受到反复的孽待。同样的动态也被加利福尼亚一所初级中学用于对“问题学生”的帮助上。研究者并没有鼓励他们要有良好的行为，而是教导这些学生要诱导老师有良好的行为，比如眼神的接触，坐姿的端正以及在老师表现出色的时候给予称赞。结果这样的孩子不仅行为更好取得了更好的成绩，而且对于自控有了更大的信心。（强烈向为人父母推荐这个教育孩子的方式，让孩子和你一起改变，希望能有更多和谐家庭出现啊）。
　　每一个行为体的行为，不仅影响到其他行为体的行为，而且也会影响到他打交道的其他行为体的数量和类型，这种情况一次又会影响到行为体在下一个时期中的行为和结果。（实际上有人将社会心理学定义为有关个人对其他人的反应所做反应的研究）。对于冲突中将要失利的行为体来说，一种常见的策略就是增加参与者卷入的数量，这一策略可以在不改变行为体任何特性或资源的情况下改变冲突的结果。在另一些情况下，行为体更容易和同类行为体互动。虽然能使队伍壮大能标示着成功，但其他行为体采用这样的标准行为未必就能使行为体长久发达。最好的解释例子就是美国发生的金融危机，实际上美国也在尝试新的混合金融战略（怀疑华尔街的大佬很早认识到了这点，并且秘而不宣，更多的会体现在它未来的政策上）。良好的信用使得信任感在人群中的传播顺利，这能够使剥削者更容易发达起来，但是伴随着剥削者数量的增多，他们需要不断开发新的牺牲品，而信用担保的风险随之增加，这导致了潜在的维持现有体系的战略空间在缩小―――也就是说，他们很早意识到了这种成功同时会造成了这样一种环境，而这种环境将使他们原来的战略的空间余地在缩小（风险的增大），这会使他们尝试传播一种新的混合战略（我一直怀疑这次危机他们早有准备）。
因为行为改变行为发生的环境，因此后来发生的同样行为不能产生同样的结果。实际上我一直推荐大家理性的对待历史。我们的学习和政治经验有的时候并不是体现互动必要的。实际上，伴随着人及组织在时间的推移中相互面对，历史所纪录的就是先前的思想和行为所造成的变化。希特勒在目睹了他的敌人屈服于压力，正如他解释的“我们的敌人都是小蠕虫。我在慕尼黑就见识了它们。”然而就是这样的行为，这样的国家才改变了立场。比如比利时就从捷克的遭遇那里坚定了抵抗的立场。相似的萨达姆也犯了类似的错误，他之所以相信能征服科威特，也是对行为的后果缺少了估计。即使美国要干预，如果有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支持，美国也是很难成功的。但是对科威特的入侵增大了对阿拉伯国家威胁的感知，它们因此改变了同情伊拉克的立场。
　　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范错误，就是缺乏对自己的行为给他人造成影响的估计，并且这种影响会改变环境进而又影响到我们。每个人在年少的时候总会有过鲁莽的冲动，有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面对尴尬的境遇。有的人就像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抱怨他受到了错误的军事报告的误导，但是他确没有考虑到他的行事风格和压制是否有助于造成那些报告给他的东西（人们常常很难改变自己核心观点，习惯于将于自己核心观点的信息认为是错误的，在无法做到这点时也会选择把它当作是个例外，最先能改变认识的是基于核心观念外围的那部分认识，一般重大的事件和亲生经历能改变人的核心观念，一旦中心被改变，那么人就会很快彻底调整新的认知模式――关于人的认知体系反应推荐给大家）。周末愉快。

作者: 江南小愚 时间: 2009-3-15 21:57
人们常常很难改变自己核心观点，习惯于将于自己核心观点矛盾的信息认为是错误的，在无法做到这点时也会选择把它当作是个例外，最先能改变认识的是基于核心观念外围的那部分认识，一般重大的事件和亲生经历能改变人的核心观念，一旦中心被改变，那么人就会很快彻底调整新的认知模式――关于人的认知体系反应推荐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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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那段漏了个字

作者: 江南小愚 时间: 2009-3-15 22:59
管理
　　当政府寻求通过法律和规则来限制不希望出现的行为时，结果常常是非故意的。在改革中人们往往会以抵消性的行为来适应改变的环境，即迎合自己的目标而不是改革者的目标。有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面对加强某些方面的时候使得其他方面被削弱了。风险动态平衡理论预言在行为体加强某些方面的时候，其他条件保持不变是不可能的。因此如果你需要达到你的目标，记住千万别只做一件事。虽然管理者相信控制一个要素将使得他们能按愿望改变行为，但实际上只有在系统其他要素受限制的条件下才能达到这点。这也是我一开始将系统效应时强调的限制的重要性。很多时候我们由于认识不到这点经常会出现非故意的结果。比如限制限制警察运用强制手段，那么虽然本意是为了保护公民自由，但也会带来欺瞒行为的增加，从而增加了公民受犯罪伤害的几率。由于罪犯也会对所在的行为做出反应，因此在推行防止常见偷车行为的措施后，内罗毕的劫车案反而大幅增加了。在相关的动态过程中文官试图通过详述的命令对军队加以控制，但反过来也会侵蚀军队的职业特性和对文官领导的忠诚，因此表现为比以前更懈怠于文官的目标于要求（这一分析来源于Samuel Huntington,
The soldier and state)。所以我认为对文官的官僚习惯在军队中的领导中会表现出不利影响的。军队应该由熟悉理解军人思维的人来用职业的方式加以政治强化领导。
　　更反常的是，越禁止某种行为，这种行为就可能越有吸引力，不仅通过非工具性的心理反应，而且也是通过可能是牵强附会的理性推断。心理反应的实例在青少年身上表现很多，越是父母禁止，越是会有孩子尝试逆反的行为体现自己独立不同的立场。在1925年《日内瓦协议》禁止细菌战的若干年后，“一位日本陆军少校游历欧洲回国后确信，生物武器是一种有效的武器，否则日内瓦的政治家就不会不怕麻烦的去禁止它们了”。最极端的观点认为管理总是增加了成本并造成了不期望的效应（类似中国道家的无为而治，在西汉初期为恢复生产起到一定积极的政治效应）。不过这种将管理DIZHI自以为精确确言过其实。因为合理的管理体现在了限制上，放弃管理意味着只只注重直接效应而忽视间接效应，之所以存在非预期的效果源于我们目前的知识并不能在很多领域完全的估计行为产生的对环境的调整和一系列影响。说实在的不存在一种简单的方式在说明分析者或行为体在规划预期效应上应走多远，我们甚至也无法确定不确定性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发展，因为各种力量的运作会使系统走向平衡。因此管理决策中的分歧是很正常的现象。金融危机的发生，让那些完全市场最优的学者也意识到这种极端反对管理的问题，因此我们并非无事可做，连续的观察反馈动态变化过程也会为某一领域的管理提升经验，很多企业的现代管理也是我们国家缺乏的，并不是由于它们有多少，只是它们比我们更有经验，我们在学习照搬它们的管理模式的别忘了先发优势的存在，有的时候它们的成功改变了环境，使得你在采取和它们相同的策略时很难取得一样的成功（这使得你无法取得超越他人的优势，而面对市场份额低，起点差，资金规模不利的不利局面），最适合国情的管理就是要在实战中取得的经验，这是我对中国企业家的个人意见。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社会成功的人士在传授自己经验时，很多人认识不到这种行为往往是不可复制的。

作者: 江南小愚 时间: 2009-3-17 00:31
检验命题
　　我们在研究历史和替代性政策的时候，常常会用到反事实推理发。我第一次看到关于这个方法的实际使用案例是在小约瑟夫•奈的《理解国际从突：理论与历史》。但是开始看的时候也一直感觉总有漏洞。好比著名的反事实推理，即克里奥帕特拉（埃及艳后）的鼻子短一些的话，那么她对马克•安东尼的吸引力就不会那么大，这样一来罗马帝国的历史，乃至整个欧洲文明的历史都将重写。但是实际上我们总是更多将这样的推论当作玩笑话。因为这段历史距今千年，中间发生的事件及原因有无数个，我们可能对这样的反事实推理当作一个笑话。但是在对比政策的时候我们确实是用类似的方法。即选取２个相似的模型，然后对比某一政策相反造成的影响。实际上这样的思维的错误还在于当你改变这个条件后事实上你很难保证其他因素不变。假如没有特里奥帕特拉的鼻子和安东尼，会不会有其他的替代人物出现来代替它们推动实现相同的历史结果，至少我们无法保证一定会是或者不是。在生物学里面我们会发现当一个生态系统里的一种生物消失后，就会有其他的生物替代它的系统职能使得系统得到新的平衡。一些生物学家曾经对电影《小魔煞》表示异议是基于这样的理由：没有蜘蛛，我们就会被昆虫征服。但是假如没有蜘蛛，其他一切都不变的话确实如此，但是实际上即使专家也无法预测没有蜘蛛的世界是如何的。就像我们一般人也能指出的那样，尽管昆虫的主要天敌之一不复存在了，那么其他物种的大量繁殖，世界也存在许多变化的可能，也许我们的人类生活会更好也许更糟。类似的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没有蜜蜂，人类的农业生产就会无法正常进行，但至少存在这样的可能，植物会进化以吸引其他的动物帮助其授粉，也许那样的世界里我们种植着其他的农作物，但也未必无法生存，毕竟人类的历史在地球的进化史里只是很短的一段时间罢了。因此在作决策理论的时候将这样实验方法运用而不是博弈理论的框架是错误的。我们无法像自然科学那样的实验科学那样在研究的时候保证其他因素不变。这也是系统效应揭示的复杂而需要应对的困难的地方。

指标与指示器
　　现代的管理经济学都习惯用指标和数据来做为指示器去研究对比不同的对象。在开始的文章里我就提出了对这样的学科实际运用存在问题的疑惑。我们常常会犯一些错误，这也是经济学等等学科本身是一个经验发展滞后研究解释的学科。我并是否认它们存在的意义，本身我觉得这样的研究也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存在争议的发展的。例如许多公司都把市场占有率做为衡量是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准。如果这一年公司的市场占有率是40％，那么看起来我肯定比５年前做的差，那时是60％。但是这一数据不排斥这一解释――由于过去的成功，公司更多的进军高端市场，吸引了更好的顾客，在高端客户领域还有更多的竞争者，但无疑的是公司的品牌效应上升了。有的时候标准来衡量会造成意象不到的变化。因为人们在意识到别人如何评判它们时，就有可能以改变惯常的准则来迎合这种标准。比如由于很多数据量化的困难基层部门经常为了数据而制造数据，为了业绩而制造业绩。本身做为管理的角度是为了提升效率，结果确很让人自挫。更为常见的是，保持动机不变，对指标体系的评价导致了各种狡猾程度的战略手法。例如医护提供者的能力最初是反映在病人的存活率上，但这一基础上实行奖惩也会给它们以回避困难病例的动因。通过企业报告利润来评判企业的情况，就可能发现这样的做法，即让“账目底线”看起来更健康，即使企业不好。比如很多网络技术公司就像朗讯那样为了制造好的盈利不惜贷款给没有偿还能力的客户来购买它们的产品。出售ｇｏｏｇｌｅ的股票来制造短期的利润，实际这是经济评价体系不可避免的出现的问题。（因为如果它们不这么做很可能受到华尔街大佬的股价清洗行动）于是为了指标而制造指标。英格兰银行的查尔斯•古德哈特（Charles Goodhart）确认了他所谓的古德哈特法则，这一法则连同它的修正是有效的：“如果一项经济统计成为关注的焦点（而且行为体有能力影响统计的结果），那么这项统计就会被扭曲。”
　　当双方在放生从突的时候有时准绳是会经常容易变化。比如以色列在消耗战中衡量其空中打击效果的时候是根据所度量的埃及火炮攻击数量的减少，但这一印象是有误导的，因为埃及人的反应是转向了使用小型武器进行攻击。因此在复杂系统中采用单一的指示标准来度量成功很可能会产生误导。因此有的时候还需要替代标准。例如二战时防空行动的价值不仅是以击落敌人轰炸机战机的数量来简单衡量，因为敌方可能为此而加强飞机的性能（加强装甲）躲避防空而减少其有效载荷。敌人可能增加生产更多的战斗机而减少了轰炸机的生产。二战后，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处注意到，“降低德国的军需制成品的产出水平是盟军战略轰炸行动的主要目标”，根据这一标准，轰炸是失败的。但实际上德国为应付盟军的轰炸而不得不消耗那些本可以用于战争的其他资源。例如飞机制造厂不得不疏散，这不仅给德国本以超符合运行的运输系统增加了额外负担，而且也造成了其监管和技术人员的极大稀释，增加了其飞机制造业需要劳动力的规模（估计20％），并使其有效的工程及规划没有了可现实性。再者美国轰炸迫使德国战斗机迎战，护航飞机的出色表现毁灭性的消耗了德国训练有素的飞行员。相似的美国对日本的轰炸更体现在其间接效果上。

作者: 江南小愚 时间: 2009-3-18 23:13
反馈
　　反馈是系统运行方式的核心。一个要素或关系的变化经常会改变其他要素的关系，并反过来影响到自身。因此我们是在和环状系统打交道，在这个系统中因果关系是循环的，而不是单相的，所以观察者很难确定责任，行为体也很难逃脱那些看似凭空而却又无处不在的强化的模式。行为体的行为在总体上导致并解释了行为本身。总体上说我们行走在社会中并不是想象的按照我们所想的发展，很多情况下是由行动来指导我们的思想的，确切的说我们的思想正是在行动中形成的，并且会对行动形成反馈修正。
　　如果某一方向的变化导致压力的增强，产生了同一方向的进一步变化，则反馈就是正向的。如果变化激发的作用抵消了最初的变化，并将系统推回原来的位置则反馈是负向的或抑制性的。没有负反馈就不会存在稳定，没有正反馈就不可能存在变化与发展。
　　在系统范围内反馈往往表现为很多进程。好比是操作系统内运行的很多进程一样，每个程序都会调用很多进程（一个事情的发展就好比程序一样占用着系统的资源，产生一系列结果）。就正反馈而言，当涉及２个行为体的时候，它们的行动方向要么是对称的要么是互补的。以类似军备竞赛这样的螺旋冲突为例，在这个过程中冲突的双方都会因为对方的行为而进一步加强冲突。但一旦分出高下进入缓和阶段，这时一方强大，另一方则越表现的虚弱和卑屈体现互补的变化。大多数时候正反馈和负反馈会表现为不同时间节点，和空间上的交叉作用。比如军备竞赛的例子，如果竞争取代了战争并且任何一方都无法得到支配地位，那么其结果可能是负反馈的。行动也可能在一个地理区域内引发正反馈，在另一区域引发负反馈。比如在一个地区一个大国的强大迫使周边的小国屈服，但是在区外其他的国家可能会制衡它。再比如美国入侵越南的失败削弱了美国而增强了苏联在第三世界的积极行动（正反馈）。然而苏联的一些行动（入侵阿富汗）在很大程度上又重建了美国在西方领域的共识，结果越战１０年后负反馈的效应就明显的体现出来。生态学家也发现了类似的模型，当猎物增多时捕食者的数量也会增加，但是当捕食者的数量增加到一定程度后，猎物就大量减少，正反馈馈就终止了，反过来又导致了捕食者由于缺少食物的大量减少。相似的世界政治也有大致的循环，比如一段16世界不算太出名的话：和平带来富裕，富裕导致骄狂，骄狂滋生争吵，争吵引发战争；战争带来破坏，破坏导致贫困，贫困引发和解，和解促成和平。所以和平带来战争，战争也带来和平。但是我们的人类历史确在循环前进。由此可见循环作用的反馈带来的结果并不是简单的使稳定或不稳定，而是像生物进化一样的表现为一系列连续的变化。例如在一战前，丘吉尔的一段话：从最初增强火炮的愿望开始，我们被一步步的导向建立快速分舰队，而为了获得快速分舰队，我们被迫依赖使用石油燃料做为动力来源。而为了保证石油的供应我们需要建立巨大的石油储备，这导致了巨大的开销，并引起了对海军预算的可怕的反对，最终我们设法签订了英国－波斯石油协议及合同。
　　但是系统复杂还在于其面对干扰时的表现。来自外部力量的干扰可能会中断生物的进化，某种意义上说偶然性是存在的，因为从进化的角度上生活在现今的某些生物并非比过去消失的某些生物更好的适应现在的环境。你可以可以将干扰看成一种改变系统的模式，而新模式接着产生新的平衡。这也是系统复杂的地方，你并不能因为对系统的熟悉而应对所有的变化。

作者: 江南小愚 时间: 2009-3-21 22:07
几种典型的负反馈

均势
　　尽管对于均势的解释和确切内涵不存在一致的看法，对其有效性更谈不上共识，但该理论也许是国际政治中最著名，或许是最好的理论。均势理论作为（或者“自动”模型而知名的它一种变体）说明了系统动态特别是负反馈的一般原则。如果下面的４个假定适用，那么这种模式就将随之而来。第一，必须存在若干独立的单元。第二，这些单元必须想要生存。它们可能寻求扩张，但作为底线，它们必须要维持自身的独立。第三，所有的单元都必须在利益计算的基础上与其他任何国家结盟，这意味着意识形态和仇恨不能过于强烈，以至于战略计算表明它们该合作时却因受阻而无法合作。第四，战争必须是一个可行的治国工具。这并不意味着国家一定渴望战争，而只是说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有意愿这么做。在这样的条件下即使国家谋求所有好处，对公共事业毫无关心，采取残酷无情的策略，并预期他国也会同样行事，系统还会继续存在。每个国家都会受到制约，所以事实上制约和稳定的出现是因为野心制衡了野心，自私DIZHI了自私。
　　在均势体系中没有国家能最终支配国际体系，联盟很少是整体一贯性的，战争中的失败者也常常因为体系而得到保全（任何对战败国的瓜分不均都会导致力量天平的被打破），而且实际上会被融合到国际体系中，没有资源保卫自己的小国也常常能够生存下来。尽管个别单元的命运有起有落，但国家相互间的大部分模式却能被保持延续下来。体系也不会从无征服状态转为等级制状态。在这样的系统中，行为体只要想保卫自己的独立和安全，就必须和变得过去危险的行为体进行制衡。通过类似于“看不见的手”的运作方式，维持系统的乃是国家谋求自我发展的非故意的结果，而不是他们维护国际社会的意愿或对均势体系的偏好。均势体系也是对霸权主义的强有力的挑战的系统作用力量。尽管我们经历了２极体系和苏联的解体，但是在欧洲和除美国外的其他国家的政治家意识中均势的战略思想依然广为存在。
　　前段时间美国的拜登就在欧洲发表具有亲和意义的演讲。那么就让我们阅读下这段来自于18世纪末，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的雄辩的论述来看待下美国战略家的战略中最惧怕的东西巴，他们比我们更担心均势的力量。
　　在DIZHI野心的预防措施中，采取某种措施来DIZHI我们自己的野心是没有错的。我必须公正的讲，我担心我们自己的权力和我们自己的野心，我担心我们的存在受到过渡的担心。说我们不是男子汉那是荒唐的，说我们作为男人决不想以这种方式扩大我们权势也是荒唐的。我们能说在此时此刻我们没有令人厌恶地在扩大权势？我们已经占有了世界上所有的贸易，我们在印度的帝国是个可怕的事物。如果我们最终要达到这样一种状况，即不仅拥有商业上的所有优势，而且可以绝对不受任何制约的掌握其他国家的商业，那完全要依赖于我们的善意，我们也许会说，我们将不会滥用这种惊人和空前的权力。然而，其他的国家都将认为我们会滥用它。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是或早或晚，这些因素会导致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制衡我们，直到我们被彻底削弱。

　　在这段精彩的文字中我们不妨把大英帝国换成美利坚，把商业换成金融霸权，把在印度的殖民帝国联想到美国在世界广大军事力量，你就能明白拜登这样的老牌保守主义者内心真正的忧虑。具有意思的是，经历了反对纳粹霸权的二次大战和战后对苏联力量的恐惧后，在西方的民主意识形态的国家社会里里，形成了为DIZHI潜在霸权而存在继续合作的，抑制自我利益的长远观点。我不是恶意的以东方式的在他们看来带着共产主义的邪恶在意断美国有没有刻意的利用宣传这点，但是确实有不少人泡制了苏联威胁论，中国威胁论。而这样就可以让霸权者避开均势的制约，更好的实现自己的目的了。事实上我自己把他们当作２个互相影响的正反馈作用，霸权主义的信奉者乐意看到这样的宣传，而民众也会因为强化自己行为意识而体现自己行为的高尚和正确来满足自己认知失调（有关意识思想在决策中的作用影响将来以后慢慢介绍）的需要而坚持这样的带有意识形态的观点而互相加强。这或许更能解释西方民众的思想和那些幕后对媒体有重大影响力的保守力量的动机。

作者: 江南小愚 时间: 2009-3-21 22:53
自我限制的成功
　　成功经常会带来内在的弱点和分歧。政党在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即便不发生***，也很容易为派系所困扰。抗议运动常常在壮大后分道扬镳。为非核心利益的战争（只有大国才玩的起的奢侈），很可能不得人心。某种意义上市场也表现为负反馈的特性。例如经济规律表明，示范项目被模仿后就很可能无法生存(而中国的政府居然还为了标榜政绩和找个公费旅游的名头标榜这样的示范和学习)。最能让人理解的行为就是假如有人因为做某个新的产品取得了成功，政府作为地方的经济带头人物和政策的支持推动的政绩工程展开宣传，类似的还有某某特色的某某经济发展，再早些的还有学大寨等带有政治特色的经济活动。事实上很快行为体就会发展由于其他人的模仿和参与使得自己的发展空间越来越小，而新进入的行为体也会发现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预期之间存在差异。科特迪瓦的一名官员抱怨说，该国的经济问题，部分的归咎于该国在此前十几年广泛宣传的成功：“世界银行以及其他国际机构的援助，看到我们成功的经营可可，咖啡就鼓励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也这么做，结果导致最终市场泛滥。”市场的作用也能导致联合DIZHI的行为被减少影响，DIZHI会导致价格上扬，而价格上扬会导致局外国家破坏制裁，并给予该国人民以极大的动因去开发相应的替代品。实际上类似的原因还可以用在那些坚持限制对华军售的人那里，实际上这样的行为和他们的目的也许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类似的，美国禁止毒品的流入越成功，毒品的价格就越高，这会导致吸毒者转向其他非法物质和吸引新的资源和经营者进入这一市场。这一点他们也许不得不愿对比的就是中国社会的力量，中国在毒品危害的宣传和百姓中的认可要比美国好，当然中华民族过去也深受鸦片之苦，使得政府的宣传能够更好的传播。
　　负反馈还能改变行为体的价值，眼界和性格。“权力的傲慢”并非只有美国独有，当国家或个人因为获得足够的权力因而可以依赖比较简单粗暴的行为，或是贿赂和威胁的手段时，妥协，劝说，和解以及建立联盟的技巧就退化了。当一个人变得习惯于权势，财富和顺从时，他会生出一种对权力的错觉：很少有事情被认为力所不及，节省也被认为是一种放弃权力的行为，尽管对于成功所带来的腐化于堕落的最生动的描述来自小说，但这些东西并非都是文学的杜撰。正是成功所导致的人心理上的深刻变化，驱动着狂妄自大与循环报应。这点东方传统文化有深刻的认识，提倡君子当自谦，用武的最高境界为止戈为武。都是有着深刻的哲学道理的。

作者: 江南小愚 时间: 2009-3-21 22:56
最近比较事多也不能每天都写了，希望喜欢看的朋友谅解，也希望能给大家的思维带来
启发。希望大家能为社会多创造一些有益的东西。

作者: 江南小愚 时间: 2009-3-28 23:35
正反馈
　　当相互关联导致正反馈，并朝着一个方向变化引发了继续或扩大这一变化的力量时，联系就表现出了非线性。这使得原因和结果之间的不对称，而这取决于系统的整体状态。多米诺骨牌理论和螺旋模式就是国际政治展现的这种正反馈的典型例子。我们先从一些生活常见的正反馈的例子开始介绍，这样方便大家对正反馈有更好的理解。
　　诸如体育运动，调情，写作等许多活动，如果参与的人多就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随着人们学会轻松出色地参与这些活动，他们参与的意愿也很可能会增长。人们或许有能力巧妙的操纵这些进程，就像面对象征的或实际的诱惑时一样。每一个步骤的设计都是要引诱伙伴去做此前以决心不做，但现在却看似极富吸引力的事。在这里，暂时的偏好或价值被改变了，容许并鼓励施诱者采取更加极端的行为，而这会诱使伙伴付出进一步的行动。在恋爱中，作为对伙伴进一步变化的回应，一方对另一方的吸引力应会加深。当然这一进程是相互的，会持续一个较长的时期，并且带来深刻的变化――相爱结婚。
　　一般来讲行为体的性格是由他们的行为，其他人对他们做出的反应以及他们对互动的理解塑照而成的。例如人们可能表现出来正直或是腐败，一般来说他们接触互动的人群可能就不同，然后他们本人还有他人都会认为他是正直或是腐败的人，那么诸如正直或是腐败的属性就可能发展。北欧（斯堪的维亚）人他们自己还有别人都认为是好的世界公民，深切关注人道主义和超国家利益。这或许来自他们的价值观和国际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但是这样的行为可以通过于期望之间的自我加强来实现。所以当我们评论雷锋那样的人时，要知道他之所以有这样的行为也是体现人们的期望，当我们希望得到别人帮助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或许真的应该有这样的自我期望，一时的片面追求自利可能在长远会忽视系统带来的负面影响，而使自我行为目的失效，所有人之于所有人的厌恶是现代人有时觉得并不幸福的一个原因，那么想想雷锋那样的“傻瓜”，良好的社会价值观会使人的自我期望和他人与之的期望更加不断增强自我的良好行为。如果一个人做了好事确得不到别人的认同无疑会削弱这样的进程。
　　因此存在着很多“改变偏好的行为”。不管好与坏，我们所做的事情都会影响到我们是谁：我们的许多意愿，渴望和爱好来自于我们的经验，其中有些是自我加强的。很多犯罪和出***家的行为都是这样的克服自我心理过程。很多时候当事人只是以为传递出售一些无害的信息或是一些并无大害的行为当成一件小事，但是后来就被发展成了间*或是陷入了腐败的深渊，就像某个间*被捕后后的解释：在第一次交易后，我意识到我已经越过了一条以前从未考虑过的红线，而且我再也不能后退了。

作者: 江南小愚 时间: 2009-3-29 00:08
信息和预期
　　正反馈也可以通过信息和已变化的解释起作用。著名的“自我实现的预言”的案例，以及在恋爱时为迎合与已发生互动的情人的预期而改变自己，都适合这一模式。当描述的内容部分的取决于行为体的行为时，对形势的描述就能改变形势。实际上，描述性信息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改变行为体的动机：第一，它能改变人们对被描述事物的看法。如果我听说银行要破产，那么即便我是唯一得到这一消息的人我也会想到撤回资金。第二，如果这一信息得到广泛共享，那么对其他人可能行为的改变的了解就会影响到我的行为：既然其他人将试图从该银行撤出资金，那么我也该这么做，而且还必须赶在别人前面。投机的计划的成败就是第二种过程，因为每个人都会预计他人的行为来使自己的收益最大化。当电影为吸引大众口味时则会使用这两种方法。首先他们会制造娱乐新闻制造流行趋势就像时装那样。那么我们可能会因为自己的口味和流行的一样而选择喜欢这部电影。当然可能会有不少人不喜欢这样的流行趋势，随着看电影的人越来越多那么多看过这部电影使得自己能够加入对这一热点话题的讨论。看的人越多，对电影的评论也就越多，这将给予其他人更强的动力去观看他不管是赞赏还是批评。同样的政治的宣传中利用这两种手法就会为报道提供强有力的作用，即只有很多人认为某种主张能得到认可，这些人才愿意按照他们的对该主张的偏好行动，在这种情况下该这张就能获胜。
　　当人们对一种他们相信是新的情况做出反应时，可能会发出肯定的信息。如果一个情报机构告诉间*，它认为敌人可能在发展某种危险的武器，那么它肯定会收到许多确认的报告，而这些报告反过来会导致它去寻觅更多的这样具有自我强化的信息。事实上即使外在环境没有改变，这种效应也可以通过对信息的处理的变化实现。由于人们会对新来的信息和先前存在的信念相一致，因此面对对滚滚而来的模糊甚至是疑义而不能确认的信息时，为了避免认知失调，预期就会变得更坚定。在决策的时候当先前决策者面对复杂的情况做出权衡后行为体就会自然的坚持这样的选择，即使以后情况变化了，决策者也会习惯的保持政策的一致，越是困难的抉择对认识的加深就越大越容易导致这样的惯性而犯错误。

作者: 江南小愚 时间: 2009-3-29 00:48
倾覆
　　当涉及多个行为体时，即便权力，信念和偏好都不变，一个小的变化也可能受到大的影响。提出这种模型的是谢林。下面就引用一段清晰的典型论述。谢林表明，即使大多数人赞同有重要意义的种族平等，但邻里关系还是有可能倾覆。设想有一百个白人家庭生活在一个地区。其中有一个家庭是如此的极端的种族主义者，以至于只要有一个黑人迁入他就会迁出这一地区；另一个家庭可能能容忍一个黑人家庭但不能两个；第三个家庭可能能容忍一两个但不能三个，在这种情况下以此类推只要有一个黑人家庭搬入，整个邻里关系都将瓦解，因为连续的每一个变化都会使一个白人家庭不能容忍。
　　所以当别人问起腐败问题的时候你就可以对比一下这个模型，很多人都会因为这种变化导致从道德上的DIZHI到走向腐败。而且一旦这样效应发生如果不借助负反馈那么腐败的扩散速度和危害是惊人的。只要多数人人对腐败反应不活跃，就只有极少数人会为了极小的成功率而使生活和生命面临风险。但是，在风险再低一点而成功率再大一点的时候，其他一些人就愿意参加进来了;如果参与的人多了那么更不愿意冒险的人也会跟随，尤其是当他们断定即使腐败已经广泛蔓延时。更一般的讲，人们愿意和与自己类似人打交道，或者当一个行为和相似的行为互动效果最佳时，正反馈能使某一类行为迅速发展。武装暴动，示*游*就是类似的例子。
　　实际上倾覆效应之所以很容易发生是因为人们对由之可能产生的新的环境没有战略行动，或者没有对他者如何行事做出推论。如果考虑行为体会对评估他者行为，以及它们如何操纵这些反应，那么就会引入更大的复杂性。例如，如果一个社会保持50％的腐败，那么这是我可以容忍的坚持不参与进去。但是有可能我却早早被拉下水了，因为我预计腐败的比例一旦上升就会有更多的人加入，那么这也将是早晚的事，我不这么做其他人也会的。如果人们因此改变了态度那么反馈就会发生新更大的作用。很多颠覆都是从最初的有限的抗议活动使得旁观者不仅改变了对成功率的看法，而且改变了对运动合法性的看法，那么这样的和平颠覆就会得到效果的扩大。同样的这样的变化也有逆向的过程。当那些积极敬业的人离开创业企业的团队，那些可能愿意留在企业人可能会效仿他们。正如撤资不仅会削弱银行，还会加深对它可能破产的感觉一样，一个组织的成员预期这个组织会失败而不再支持它的时候，该组织可能迅速的瓦解。同样一个人在多人囚徒困境的博弈中是否采取合作，部分的取决于他对其囚犯多少人采取合作的估计，每个人都会影响到其他人的动机。马上要开G20伦敦峰会了，我倒是觉得是次很好的博弈的试验。当人们会因为失败的风险而从合作和责任中退出的时候，那么对于留下来的人成本就会上升，这可能导致原本就觉得不值得参与的人停止努力，而这又会推动另一些人转变态度。当然大家都知道我指的是谁，前段时间美国的不负责任的行为确实增加这样的可能性。

作者: 江南小愚 时间: 2009-4-3 21:17
一致效应
　　在生活中我们总是会遇到这样的事，今天我上班我周围的同事都买车了，于是我会经常被问及什么时候会买车，买什么样的车。很多没结婚的适婚年龄的青年经常会被周围的人问及有没有对象，或是想找怎么样的对象。很多情况下我们都会选择和他们讨论的方向去做事情，比如我很可能要考虑找个女朋友结婚或是在需要的时候买辆车做为代步的工具，或者可能采取稍微极端一点的立场比如会找个和别人的女朋友不一样的女友或是买一辆和别人不一样的车。许多人都愿意相信朋友，亲人或是邻居所做的事。人们经常支持他们认为会获胜的政治候选人，即便这样做不会有什么回报。这就是风尚与时髦得以盛行的方式。当每个行为体都想比他者稍微极端一点的时候，他们很少能营造一种稳定的平衡。例如，裙子越来越短，领带越来越窄，汽车的车灯越来越突出。学术的发展也是以这种方式，所以学者也没必要嘲笑那些追逐流行的人们。尽管少见的创新能得到最大的回报，但大多数学问却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即非常密切的尊从他人已经问过的问题，用过的技巧或采纳的观点，同时试图将流行的趋势稍微再推动一点。所以我们在写论文的，尤其是每天都要有很多论文诞生的时候，即便不是抄袭，这样的过程总是必不可少的。有的时候那些被誉为天才的文学家从过去的文学再推进一步，接近与无法理解的程度，政治科学家可能更会变得数学化。有时这样的过程会是知识的增长，但更多的时候只是在从事毫无实际意义的带有噱头的娱乐自己的追捕目标。
　　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进程能推动社会运动，生物进化的方向。比如上面提到的周围的人都买车或是同龄人的相继的结婚会推动人买车形成风尚或是单身青年的相亲活动。很多人会说那些参加游*的青年是政治意识淡薄，社会经验浅。但更可能的是很多参加的青年本身对运动本身并不是思想坚定而使由于周围的人都相继参加所以自己也参加了。所以处理非理性或是别有用心的游*骚*，最有效的途径还是隔绝这样的进程，这样做为运动的发起人就只能是小戳人了。类似的宣传是可行的，当相似人群发现周围的人停止参加这样的运动后，他们就会选择退出，不知道算不算树倒猢狲散的味道。这点法oGONG在大陆的群众活动被有效的制止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在生物学方面“性别选择”就是类似的进化进程。任何个体的成功繁殖不仅与他（或她）的生存能力有关，而且与其对异性的吸引有关。当对配偶的那些与健康无关的特征看法影响择偶行为时，就可能出现一种能产生“胜过别人”之进化的自我强化效应。比如雌孔雀会偏爱尾巴更长，羽毛更鲜艳的异性，那么正反馈的过程就开始了，即便会使雄孔雀丧失一些生存的能力，他们也会进化出更长更漂亮的尾巴。而那些偏爱短尾雄孔雀产出的后代就只能找到更少的配偶，因而留下更少的后代。与之相对应的是“自然选择”的负反馈，因为这种偏好带有一定的生存无用性。这样的现象如果映射到中国的历史也是很有意思的，魏晋之风的偏爱文化正反馈进化到五胡乱华的游牧民族入侵的自然选择。我们的社会也会经历这样的不同进程的演化影响。在现代很多女性为了寻求更好的配偶也会整容，由此带来的还有心理的满足，尽管这对她本人的生活质量没有直接的提高。但很可能一位美貌的女子会得到更好的配偶支持而获得更优越的生活，她的后代因此也会得到更好的发展。但是在战争年代，除了少数人可以免受战火的侵袭，大多数人可能不会选择这样的偏好，社会的选择可能也就更接近自然状态了。

作者: 江南小愚 时间: 2009-4-3 22:46
竞争
　　在国际关系的均势体系中，我们看到，当每一个行为体都寻求即使不领先也要与其他行为体并驾齐驱，军备竞赛就表现为正反馈。尤其是国际关系中最常见的当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改善关系和好的表面很可能它面临其他者的竞争，取其所是A和B改善了关系，倒不如说是A和C的关系变差了，有的时候他们会抢先改善和B的关系，如果不这么做就会担心对方先获得C的支持。所以虽然挑拨对手之间产生矛盾有时甚至是盟友间的不为政治家道口，但实际上往往这样的行为是心照不宣的。因为这样行为体就能获得相对有利的地位。在政治选举中也会有类似的竞争效应。政党会迅速的向它们认为将受欢迎的立场转变，如果不这么做，其他政党就会利用这点。所以很多时候，西方的政治总是为了政治而制造舆论，而随后的行为又将受到舆论的影响，很多时候会出乎政治家本身的政治意愿，但是它们尤其是一方的决策团队还是会很快的取得认识的一致来抵消这种认知失调，维护阵营的胜利这个次要目标有时也会影响最高战略决策这个最终目标。这点在欧盟国家间也可以经常看到。当然在我们国家也会有部门之间为次要目标而影响最终目标的行为，在以后我会通过目标分层，还有行为体的预期和认知协调来加以分析和探讨。

权力
　　在许多政治领域，当行为体利用其地位而自我维持时，权力就成了正反馈力量的核心。国家总是会控制军队，电台报道，现代的通讯网络，新闻媒体即便不是全面的控制也会有很大的影响。这使得政权能在这样的影响中得到很大的好处。正是如此，行为体不一定会为了增加权力为目标。因为现有的权力的使用已经能使它扩大影响。比如新法律的讨论通过就能增加利益集团和能影响这样的利益集团的官僚的权力。典型的例子是熊彼特（Sｃｈｕｍｐｅｔｅｒ）有关军队的对于帝国主义的论述：“需要军队的战争创造了军队，现在需要战争的机器创造了战争。”一旦承担了战争的责任，军队在制定相关政策的时候的作用就会越大，同样的道理一旦一个问题付诸谈判那么外交官就能获得很大的权力，而且还能竭力扩大谈判的范围，以便处理谈判中的问题。中国人痛恨污吏，就是因为在具体从事的时候往往是具体执行的小吏行使了权力，而往往这样的行为能增加它们的影响力，虽然并不能扩大它们权力，因为吏的权力是官管的。而形成的利益交换使得污吏联系上了贪官。实际上很多矛盾往往是由低水平的冲突引起的，就和谐社会的表面来说吏治才是影响问题最直接的途径。比如一个小吏可能为了某些行政权的行使而附带上自己的利益，这样很多行为体就会为了得到这样的权力而付给该小吏以利益回报，这在社会经济效益上首先就是影响市场经济这个看不见手的力量的，但是我们不能把它当作不存在。如果这样的行为最终的发展形成的反馈影响了国家的长久战略的目标那么官和吏之间的矛盾就会显出，本身这是联系在人民群众的利益不能过分被破坏和经济的发展不能过多的受这样的非战略非市场的力量的影响。

作者: 江南小愚 时间: 2009-4-6 16:11
小优势的大影响
我们常说一事成功，事事顺利（Nothing succeeds like success）。行为体在ｔ时间的表现如何，可能并不取决于它的技巧和品行，而是取决于它在ｔ－１的位置。不同行为体在前一时段微小的偶然的差异可能导致后来的天壤之别。要解释政治和社会中的许多现象，光从内在的模式和适应性是不够的，有时更早以前发生的行为和混乱可能产生滞后的影响。
在自然界中我们经常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一条河流可以经过一个深谷，这并不是因为该峡谷始终比周围地势低很多，而是因为在亿万年前一个略微低凹之处流过了比其他地方多一点的水，结果水流的侵蚀作用慢慢形成这个深谷。有的时候迈出第一步可能对后面的影响很大，就像“路径依赖”中，早期很多替代选择都是可能的，但是一旦开始，结果就是稳定的，因为路径会被锁定，即便它变得无效率或是有害。当然这样的依赖是片面和非系统的，这高估了决定论所涉及的程度，事实上路径的进行必然也会受到环境的影响。但是很多时候这样的路径依赖确实会影响很大，有时候调头重新来过或是被迫的调整毕竟是不得以的事。尤其是很多可能的初始方案都有可能可行的时候，这时的路径依赖就变得很有决定性了。事实上国家发展城市规划很多方案往哪里发展如何发展，并不是因为它们具有可以依据选择方案事后非常快发现的“天然优势”，而是因为它们的建立引发了自我加强的预期行为。所以很多地方经常跑发改委，搞驻京办也是正是对这样的路径依赖的形成对自己有利的方向预期的行为。
历史学家往往比较喜欢这种观点，因为这强调了过去偶然性事件的作用。很多历史学家研究细节，并相信这样的细节至关重要。好比探讨一些事件对当初路径选择产生影响，会在后来产生如何的结果，遗憾的是我们目前的水平还无法真是的模拟这样的推演，至多是一些假设的推断。大多数经济学家则对这一进程比较恼火，因为他们认为市场的力量在每个时期都能导致均衡。产品或是组织形式相对于其他者的胜出是因为他们更好的适应了环境，所以在市场的自然条件下创新者与竞争者是很容易出现的，因为无效率是不可能长时间占据上风的。如果如此那么许多可能的世界都会相容于像物理，化学，生物，经济学等学科的基本规律的。但是像史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的论证认为，生物学的一般规律和自然选择并不能完全决定主宰地球的生活类型。在最远古的时代，存在的多种类的生物。但是那些做为我们身边那些祖先进化生存下来的生物，并不一定比那些灭绝了的生物有更好的适应性。因此我们可能是“重大的历史偶然性”的产物。在这里起作用的可能是戏剧性的事件。有一些人认为这中偶然的作用是对国际等级发展的解释。依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观点，对于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鸿沟可能是早期较小而且几乎是偶然的差异使得西欧日益强大起来，同时也使得处于国际体系外围的国家做同样的事情日益困难。霍布斯保姆（E.J.Hobsbawm）也发表过类似但涉及面狭窄的观点。他表明，作为第一个建立纺织工业的国家，英国能够主导世界市场，这即点燃了英国的工业革命，有抑制了其他国家的发展。历史可能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样子，那些现在最先进行列的国家未必天生就比其他国家优越。
这种观点也被用到了经济发展的活动去，与那些认为经济活动的特征是边际效益递减的标准观点相反，许多技术与经济活动的成功未必一定是适应环境的佼佼者，事实上他们垄断或是改变影响了环境。在就是战略贸易支持者的观点，景观很多西方的学者认为自由贸易是最有利的，但是他们往往心里认同这样的效应，使得他们认为会影响他们技术标准环境的时候动用必要影响，达到抑制别人的目的。最有名的案例要算保罗•戴维（Paul David）关于打字键盘的讨论。一旦标准的传统键盘被确立为工业标准，那么它就符合每个生产商的利益。尽管技术的改变使得其他的安排有效的多，但它们难以取得立足之地，因为那需要艰难的协调，并且还得舍弃很多生产商已有的机械生产线和人力的成本。同样的道理可能会发生在学术界和人才的选拔方面。如果某些人能形成有效评审体系，那么必然它们就能主导这样的结果，采用那些对他们在这一体系中有利的人和标准，使得有些更优秀或是独立精神的研究体很难发展。但是改变的困难就是在于对现有体系的舍弃，有些时候这意味着很大的浪费和牺牲。

作者: 江南小愚 时间: 2009-4-6 20:17
战略贸易
　　在我国，大豆压榨领域我们就遇到了这样的竞争。最早的市场还没有完全形成的时候多种模式，结果和均衡都是可能的；每个行为体都能以相容于其他行为体的方式行事。那些国际粮油巨头具有良好的市场预测能力，资金的充足，他们在这一领域的学习曲线已经急剧下降（指经常执行这一领域的操作，每次所需时间越少或是成本越低），然而相对与国内的企业控制市场方面一是需要高昂的初始固定成本，而且学习曲线也相对偏高。这将赋予国际粮油巨头以相当大的优势。在许多领域都可以发现这样或大或小的进程。例如，VHS格式而不是Betamax格式怎样支配了录像带市场，现有电网交流电而不是直流电的普及。类似的尽管开发出了技术上先进的Power Pc芯片，但只有在软件公司同意为它编写软件之后人们才会采用它。这是一个玩弄手法的问题。技术伙伴组织的谢佛（Shaffer）就一针见血的指出：这与技术无关，它关乎契机与市场份额。确实如果该芯片的结构看上去将被应用到数以百计的电脑上，那么软件公司肯定会确保让他们的软件运行于这种芯片上。所以像微软和英特尔这样的企业可能会达成不成文的协议，事实上这将使后来的竞争者在商业领域很难击败他们这样的巨头，不仅是因为技术上的那点差距。
　　在上面的案例中我们都发现了人们会更容易的站在胜利者的一边。尤其是在过程涉及一系列事件时，一步赶不上容易步步赶不上。每一件事情都会为随后的事情确定条件，就像美国选择总统提名人制度所碰到的情况一样。道格拉斯•斯诺（Douglass　North）在构想经济发展时认识到了类似的力量。传统的政治经济理论家把经济增长视为保护财产权和允许自由市场最有效发挥作用的政治产物。但是路径依赖和正反馈的巨大作用，使得一旦标准和制度得以确立，他们就可能被理性的行为体维持，尽管结果可能不是最优的。传统的经济学和战略贸易主义的不同看法就在对先发优势的认同上。标准的看法认为，保护主义和出口补贴会损害国家和他者。战略贸易的提倡者认为，如果存在一条急剧上升的学习曲线和按规定比例的较大盈利，那么那些有先发优势的行为体就能阻止竞争者的自我建设，并因此大力建议国家保护和支持某些工业。事实上这里还远不止“市场份额”这么简单。在财富，重要经济资源部门的主导地位，以及政治权力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支撑的关系：某个战略资源丰富或是尖端技术领先的国家能获得更大的财富和政治影响力。因为这将赋予它进一步发展和无关问题上利用他者的能力。例如欧佩克原油生产组织就能利用石油来达到国家经济发展和在一些国际问题上施加影响力的目的。90年代日本人写了《日本可以说不》。日本确实在在计算机芯片领域拥有主导的地位，使得他能在自己生产商出口取得应有的地位前拒绝出口最先进的模块，借此增强它们公司的领先地位，而且还可以利用他人对产品的依赖强化其经济统治，例如迫使竞争对手知难而退放弃某些技术的研发，甚至还可以达到某些不相关的政治目的。
　　总之古典的经济学和战略贸易的关注点在“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上，传统的经济学可能关注的主要是“绝对收益”，因为它们没有看到这种先发优势被放大的正反馈过程。而战略贸易则更注重“相对收益”，它们认为这种在未来的反馈可能产生深远的影响。如果在关键的领域落后，那么在未来我们可能处于及其不利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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