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革新20年:透过纷乱经济表象看真实越南

清水煮音

原来越南外交部的一个副部长，有人举报他有三栋别墅，还有原越南广播电台台长因涉嫌支持黑社会，越南高检院的一个副院长因经济问题，某个省的副书记因假学历，结果选票都没过半，都被弄下来了。越南的投票率都很高，99%以上，共产党的国家嘛，领导人的得票率也一般都很高，不过也有例外，曾经有个副总理就只得到57%左右的选票。当时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建议将“贪污腐败”排在第一位，后来还是排在了第三位。我问他们的最高检察长怎么回事，他说，不能排在第一位啊，那样会让外界觉得我们是一个腐败的党。

人物周刊：我们上面谈的主要是国会，越南党内民主和反腐败怎样？

齐建国：这个和我们差不多，他们那边高层有人和我讲，这方面不如中国，说，你们敢动政治局委员(陈希同和陈良宇)，我们现在还不敢。


越南在哪里？


胡志明红教堂前热闹的街景


胡志明的米铺，由于粮价上张，米袋上的价格标签经常更改

于中国，在众多邻国里，越南是一个特异的存在。

它不像俄罗斯。尽管今天我们宣称两国要建立“战略性伙伴关系”，但在此前三四百年的两国接触史中，那一直是一团沉重的阴影，一个有着巨大利益诉求、赤裸裸欲望表达、步步逼近的国家幽灵。

不像日本。这个曾被史书略带轻蔑地称为“蕞尔小国”、“倭人”的岛国，自明治维新神奇崛起后，一跃成为对中国的最大施害国，暴行剧烈，严重影响甚而改写了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走向。尽管有论者称，要构建“对日新思维”，更有刘亚洲先生认为，未来的亚洲关系要建基于中日两国结盟友好这一平台上(大意)，我们仍可以明确地说，在可见的一代人时间里，我们仍将踟躇于这摊政经失衡、民间失语甚至对立的纠缠不清的泥潭里。

不像韩国。如果说日本还有几分像一个独立于中国文化的文明体，韩国则是一个“东方国家”，儒家文明圈的一分子。就本刊的观察来看，韩国国民对中国普遍缺少恶感，不存在那种“非友即敌”的冷战思维，精英知识分子阶层更抱持对中华文化的亲近感，在这个背景下，本届李明博政府的“转向美国”政策能否长久推行，尚待怀疑。

不像印度。纵横高崛的青藏高原，是阻隔两国人民实质交往的天然屏障。

不像朝鲜。那是中国始终的“兄弟”加“战友”。

就是在东南亚各国里，它也不像缅甸，不像柬埔寨。

尽管我们有过“胡志明伯伯”，有过抗美援越，有过《越南来信》，有过迄今不知精确数目的埋骨越南雨林的中国军人群体，一个相对弱小民族对强大邻国的隐秘担忧和顾虑，仍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是有了苏联介入和1979年的纷争后。

在20世纪国际关系史的核心词汇还是民族国家和民族自决，而非市场主义和自由贸易的约束背景下，这段忽冷忽热、忽远忽近，刚才还是兄弟战友情转身就冷眼相向兵戎交恶的打摆子似的地缘国家关系，看似荒诞不经，实则也是必然，俄罗斯和东欧诸国，迄今还有着类似的复杂情状。

在今天，我们已看到了解决类似国际关系困境的曙光展现(尽管仍然微弱)：基于人道主义、自由和爱的共同价值的承认和受尊重，具有国际公约性质的国际法和国际法庭，联合国和安理会的超越民族国家的威权，民族主义观念的逐渐消淡，支持以上价值观的基本制度和法律系统在各国的建立，从根本上说，还有建立在全球化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制度体系的逐渐形成。有了这些，我们才可以对未来的国际秩序持有信心。

在中国开始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今天，自1986年越共六大启动“革新开放”进程以来的越南改革，也已进入到第22个年头。这个中国当年的社会主义小兄弟、有着类似中国改革路径的新兴经济体，却在今年5月以来遭遇了困境：大幅通货膨胀、股Shi狂跌，酝酿可能的经济危机。

这个新兴市场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怎么看待越南经改实践？明天会怎样？超前的政改是引发目前危机的原因之一吗？

学术界的主流看法认为：越南的本次货币危机至多是“轻度危机”，和当年的泰国金融风暴远不是一回事，有点类似中国1992年、1993年的通货膨胀，其原因归根到底在于经济过热。

从宏观经济的视角观察越南，并非本刊编辑部的本意。此次本刊特派记者团深入越南各地，是想撩开迷雾，呈现一个纷乱经济表象之外的真实越南：

是没有经过类似“**”的意识形态狂飙涤荡、仍保有历史温情的传统社会；是历经战火仍香火不绝的市民空间；是允许工会存在、允许工人以罢工方式和资方谈判的政府；是连党的总书记、国会议员都要进行差额选举(当然，候选人的产生还是受控的)的政治改革；是那些历经磨难、在大幅通胀后仍能保持微笑和希望、安然度日的普通民众。

这些，将是越南融入世界、拥抱和平和美好的深刻积淀。


阮晋勇：越南政坛第三代接受大考

二十余年革新，阮晋勇所面临的问题，与他的革命前辈胡志明、黎笋、阮文灵、武文杰时代已大不一样

本刊记者 林海 发自河内

越南革新开放二十余年，在将要腾飞之时，却遇到一股寒流。出身于革命烈士家庭、在战争中受过4次伤的越南总理阮晋勇面临自己上任以来最严峻的挑战。

越南第一代领导胡志明和黎笋的目标是要获得民族独立，第二代领导阮文灵和武文杰要改变僵化的经济体制，让经济复苏。第三代领导阮晋勇必须学会在全球化经济体系中，跌倒后再爬起来。

今年上半年以来，越南正在经历自1980年代末以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2008年5月，越南的CPI高达25.2%，股Shi楼市一路下挫，贸易逆差持续扩大。

6月27日清晨，河内市还剑湖郡的一家米粉店，人群拥簇。米粉虽然比去年贵了近一倍，但这里却依然热闹。嘈杂声中，电视机在播放着阮晋勇和小布什会谈的消息，很少有人去抬头看电视，与过去没什么两样。

29日上午，一个普通的河内周末。巴亭广场附近排起了几公里的队伍，人们经过一道安检、把相机及电子设备交由工作人员保管后，在队伍中挪动前行，等待瞻仰胡志明遗容。

对阮晋勇来说，百姓的现实生活和经济可持续增长同样重要。地理条件优越的越南，近现代数百年的历史都被战争书写，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真正开始经济建设。阮晋勇必须站在历史的基础上，顾及越南国情。

革命前辈胡志明、黎笋、阮文灵、武文杰等铸就了越南过去的路，沿着这条路去追寻，就能找到越南近百年的根，也就能看到越南的未来。


政策失误 危机显现前，许多人在享受危机前的繁荣。

2007年，越南GDP增长8.5%，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合同资金达到203亿美金，同比增长69.3%，外贸出口达484亿美元，相当于GDP的67.4%。

许多人都注意到这些数据背后的隐忧。一位从事外贸工作的人士分析说：67.4%说明越南经济十分危险，越南经济对国际市场依赖太大。

那时候，在中越商贸网站上，隔几天就有一条越南重大项目投资协议签署或开工的新闻。越南中央经济管理研究院副院长CU CHILOI回顾说：“2006年、2007年，两年之内，外国的投资很大，特别是大公司。”这两年间，越南先后加入了APEC(亚太经合组织)和WTO(世界贸易组织)。

即使仅分析越南2006年至2008年4月“越南盾/美元”的数据，许多人都能发现，在危机之前是盛宴。“2007年7月后，越南盾兑美元一路上涨，在9、10月间达到最高峰。”信达资产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研究员沈洪博分析说。

那段时间，上涨的还有楼市及股Shi，胡志明交易所指数2005年底前一直在300点以下徘徊，2006年全年涨幅达145%，2007年更是创下超过1170点的历史最高纪录。当时，中国一些中介机构还打出广告，吸纳国内人士赴越南炒股。

当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通胀的严重性时，越南政府似乎还在享受这一成果。多位越南社会科学院专家均承认越南在治理通胀问题上错过了最佳时机。越南共产党电子报总编陶维括对本刊记者坦承，“政府的措施有点缓慢。”

2007年9月，越南通胀率突破8.5%，这种通胀被认为是由于国家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而引发的“输入型通货膨胀”，允许越南盾对美元升值被认为是巩固越南盾地位、降低通货膨胀的措施。然而，事与愿违，通货膨胀却以更快速度攀升。

2007年下半年，越南CPI首次超过银行存款利率，越南政府依然没有采取什么措施。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左大培分析说，在越南有种说法，只要通胀率低于GDP增长率就不是问题。

世界银行6月6日发布的越南经济最新分析报告说，“相当大程度上，越南在宏观经济上的困难是自己造成的。”这篇报告分析说：在2007年大量资本流入的情况下，政府仍然选择优先考虑经济快速增长。金融主管当局购入大量外币，以防止越南盾升值。基础货币的增加导致了信贷的快速扩张，这主要是由银行推动的。结果是通货膨胀速度加快，房地产泡沫增加。不断膨胀的消费品进口又增加了本来就已经很大的贸易赤字。经济组织和一般企业在他们的核心业务以外的投资也进一步刺激了房地产价格的上涨。

今年1月16日，越南开始向经济问题开战，越南国家银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

银根陡然收紧，进一步促使了市场的恐慌预期，有关部门连发几道“金牌”，越南的通货膨胀却仍加剧。全球经济此时并不平静，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进一步加深，国际能源、原材料价格继续攀升，越南贸易逆差进一步拉大。

标准普尔于今年5月2日将越南的评级展望从“稳定”调为“负面”。28日，摩根士丹利公司发布一份报告称，由于越南国家银行在国内通胀率高企和外贸逆差扩大的情况下，仍使越南盾保持坚挺，因此越南正面临一场“货币危机”，这场危机与泰铢1997年时的情况类似。

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依然让人心悸，一石激起千层浪。虽然危机并没有爆发，但“危机”一词却像梦魇一样缠绕越南，越南经济面临危机爆发的可能。


80年代困局

越南是个年轻的市场经济国家，被称为新兴经济体，这个概念也包括中国。越南大规模经济改革起源于1986年越共六大，阮文灵和武文杰被称为标杆性的人物。

武和阮是同时代的人，两人曾经都在越南胡志明市工作，对改革有共同的认识。今年6月11日，越南经济处于危局之中，身患高血压的武文杰在新加坡逝世。西方媒体报道称，“他在外国外交官当中享有极高声誉。这些外交官们亲眼目睹武文杰重建跟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并向外国投资者开放越南经济。”

武文杰在阮文灵退休后担任越南总理，时间是1991年至1997年，与他搭档的越共总书记是杜梅。退休后，他对越南改革公开发表许多批评意见。

去年，他给现任越南总理阮晋勇发出了一封公开信，信中说：“我是在全球形势发生剧变时上任的，当时的通货膨胀率达三位数。但越南现已摆脱了危机，并真正开始了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他警告阮晋勇不要犯十年前亚洲金融危机时韩国、马来西亚犯的同样的错误。

亚洲金融危机时，越南因为经济开放度小，所受影响并不明显。但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却让人记忆犹新。“通货膨胀率达到700%，经济几近崩溃，好像印刷厂24小时在印钞票。”越南共产党电子报总编陶维括回顾说。广西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所长古小松认为危机发生的原因是，“越南改革初期从计划经济的泥潭中开始，商品极度短缺，而货币发行过多。”

这场危机开始于1980年代中后期，正值阮文灵开始革新开放之时。

阮文灵1915年出身于越南北方海兴省农民家庭，曾在1930年和1941年的革命斗争中两次被捕入狱，度过了10年牢狱生涯。奠边府战役大捷后的3年，即1957年，他开始担任越南南方局书记，此后在南方领导抗美武装斗争。

1986年12月，他从中央书记处书记跃升为总书记。阮文灵担任一届总书记后，因年龄原因，于1991年退出，只担任越共中央顾问。“他的威信很高，虽然是北方人，但南北方都认可他。”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所前所长阮辉贵说。

在国内，阮文灵被称为“越南的邓小平”，虽然越南国内并不赞同这样的称呼。“你们之所以认为他是邓小平，是因为他在政治生涯中也被DADAO过。”1982年，阮文灵因为他的改革政策，被免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两职，只保留中央委员一职，直至1985年重返政治局。

为了应对通货膨胀，1985年，越南进行了货币改革，“一千块换一块钱，起初一两个月还可以，后来贬值更厉害。”越共中央向全国人民公开道歉。越南两位副总理陈芳和李友被革职。

当时采取的政策还有，给工农业生产松绑，促进商品生产；发展与中国的边境贸易，允许中国商品进入越南市场；提高存款利率，吸纳居民存款；鼓励越侨寄钱或物品回国。

3位数的通货膨胀率在1993年降到5.3%，经济危机得到有效控制。

1992年越共“七大”通过决议，以制定新宪法的方式将革新以来的制度创新加以合法化。重新恢复个体经济、私人经济的宪法地位；外国投资保障也进入宪法。

此时，越南的政治及社会体制改革并没有止步，国内媒体2006年所热炒的“越南政改”的部分内容，如“三驾马车”模式(党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国家总理分别由三人担任)在这个年代已经形成传统。

这几年，阮晋勇还在地方工作，从1981年到1994年，先后在坚江省(KIEN GIANG)和该省的河仙县(HA TIEN)任职，最高职位是坚江省省委书记。那时在河内政治中心，并没有多少人注意到这位日后的政治新星。


改革以前

越南改革初期的危机不仅仅是经济，还有意识形态领域。苏联解体，世界形势发生激烈震荡，越南在寻找自己的道路。胡志明和黎笋是对越南近代历史影响深远的两位人物。

胡志明，越南近现代史上无人能及的民族英雄，这位终身未婚的革命家，把一辈子献给了越南民族解放事业。现在流通的新版越南盾上，不分币值大小，皆有胡志明头像。他的名言“没有什么比民族独立、自由更宝贵”早已刻入越南人心中，成为越南的精神象征。

胡志明生前并没有“胡志明思想”，死后相当长时间也没有。越南共产党第一次提出胡志明思想是在1991年，“苏联解体，曾经的‘老大哥’已经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越南必须寻找到一条自己的建设道路。”

2001年越共九大，越共又系统地阐述了胡志明思想——把马列主义和越南民族解放运动相结合。胡志明逝世时，越南尚未统一。作为对胡志明的纪念，越南南北统一后，南方最大的城市西贡市，改名为胡志明市。而且，越南共产党不再设立党主席一职。

越南共产党总书记接任者是黎笋，1960年他任越南共产党第一书记，后改称为总书记，直至1986年他去世，在任26年。黎笋是最早参与越南革命的人士之一，在1928年就参加了越南革命青年同志会，此时越南共产党还没有成立。

冷战时代，国际形势变化风云诡异，越南成大国争夺的前沿阵地。越南很自然地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1950年代中期至1960年代中期是中越关系最亲密的时期，概括一句话是“同志加兄弟”，这时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所前所长阮辉贵还正在北京大学念书。

60年代中期，中苏矛盾激化，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出现***。中国和苏联都在争取越南的支持。越南倒向苏联，中越关系逐渐恶化。越南入侵柬埔寨后，中越发生军事冲突。

阮辉贵说：“中越两国人民是‘同文、同种、同志’关系，但受到外来的影响太大，导致两国关系中阴暗的时期。”两国交恶的历史，至今仍然是个敏感话题，“背景太复杂了。”

南北统一后，黎笋在南方推行社会主义改造，“一大二公”、“计划经济”被复制到南方。广西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所长古小松说：“黎笋犯了两大错误，一是外交政策跟着苏联跑，跟中国关系倒退了10年。出兵柬埔寨，遭到全世界的反对。二是在南方推行极左路线，西贡在解放之初比曼谷还发达，黎笋执政后，西贡起码倒退20年。”

黎笋任总书记的最后几年，允许越南北部广宁省进行农村承包体制改革。在越南国内，对他有不同的看法。越南共产党电子报总编陶维括说：“他从来不是一个保守派。”在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所前所长阮辉贵看来，“他首先是一个爱国者，他的功劳就是抗美，当时北方的所有建设，都是为南方解放服务。”

从革命年代走过来的干部，在经济工作中缺少经验。“没有右，也无所谓左。当时所有的社会主义阵营都是搞计划经济，越南也不例外，这不能归结为某个领导人的错误。”阮辉贵说。

1990年代初，苏联解体，内外交困中的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开始奉行“与世界人民交朋友”的外交政策。

越南八月革命以后，FaGuo殖民者重返越南前，阮晋勇在南部金瓯省一个革命烈士后代家庭出生，在家里排行老三，在越南称为 DUNG BA 。12岁生日那天，1961年11月17日，他参加了越南人民军队，成为联络员和医务员。17岁，他加入了越南劳动党(后改名为越南共产党)。23岁时，在军队服役，并任职。

2006年，越战结束31年，美国总统小布什来到河内。总理阮晋勇接受网民提问时说：“像那时许多其他越南公民一样，我憎恨美国政府。但我们不憎恨美国人民。我们现在希望与美国建立良好关系。”

阮晋勇面临的挑战

阮晋勇是越南政坛的第三代，与他搭配的“三驾马车”中的另两位是越共总书记农德孟和越南国家主席阮明哲。西方媒体对他的报道普遍提到他治理经济的经验——1997年曾兼任越南国家银行行长。

阮晋勇是1945年越南八月革命后诞生的首位总理，也是最年轻的总理。1995年，开始进入中央，在内务部(相当于中国的公安部)工作，最高任职副部长。1986年和1991年，他都被选举为越共中央委员。1996年，开始负责部分经济工作。1998年至1999年，短暂担任了越南国家银行行长一职。2002年，被选为副总理。2006年，接替退休的潘文凯，成为越南总理。2007年，获连任。

2007年，越南加入WTO，并成为联合国安理会为期二年的非常任理事国，这被认为是自1945年以来，越南在国际上获得的最高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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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晋勇在任两届，越南分别加入了APEC和WTO，被认为极大推动了越南经济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但对于他的经济工作能力，内部看法也有分歧。有人认为，他的外贸和经济工作的经验都不足，加入WTO的谈判其实在前任潘文凯时已经打下基础，而且前副总理、外交部副部长武宽也功不可没。

2007年5月，他被《世界商务(WORLD BUSINESS)》杂志评为亚洲改革25人之一，排名第五。评语介绍他说，阮晋勇正带领越南从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转型为一个积极和成熟的、以市场为导向的世界舞台的参与者，他坚定地继承前任的遗产，推进越南的开放和经济自由。

在越南政坛，阮晋勇是典型的“本土官员”，相比近几年越南改革落实“年轻化、知识化”的要求上台的干部，阮晋勇在学历和年龄上都没有什么优势——从年龄上看，越南最年轻的副总理只有44岁；从知识结构上看，有2位副总理分别从德国和美国留学回来。

阮晋勇当年曾就读于中国广西师范大学，是该校一名留学生。2005年10月，他参加了第二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后抵达桂林访问，专程前往母校探望。

阮晋勇现在面临两难，一方面必须收紧银根，以阻止通货膨胀加速，但又必须保持一定的经济发展速度。股Shi的下跌已经使正处于改革攻坚阶段的国有企业面临严峻挑战。如果资金进一步远离越南，越南的情况将会进一步恶化。

6月26日，越南影响较大的《劳动报》以近整版篇幅报道了胡志明市一家鞋厂工人罢工的新闻，工人抗议物价上涨太快，而工资却像10年前一样，还是140万越南盾(约相当于人民币560元)。越南中央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也坦承，经济波动后，越南的劳资纠纷事件大量增加。

越南是粮食出口大国，产粮区集中在南方，出口粮食不仅增加了产粮区农民的收入，还为国家赚取了更多的外汇。但是，化肥等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也几乎冲抵了农民粮食收入的增加。

今年3月31日，越南《人民报》刊登阮晋勇的署名文章指出，越南政府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控制通货膨胀，以保障民生和经济可持续增长。

越南的英文报纸《VIETNAM NEWS》几乎每天都有越南政府领导人与国外领导人或组织会谈的新闻。阮晋勇在出访美国后，又会见了亚洲发展银行官员等等。他希望通过一系列的外交行动，巩固投资者对越南经济的信心。

6月20日，访问美国前阮晋勇还专门接受了美国《时代》杂志的采访，面对记者反腐败、人权等刁难的问题，他应对自如。当被问到如何稳住投资者的信心时，他回答说：现实情况是，许多投资者仍然有正面的评价，看好越南中期的和长远的发展前景看好。外国直接投资在今年首5个月比去年同期增长134.1 %，我相信明智的投资者会继续投资于越南。

越南的国土呈S型，海岸线长，海上航运便利；北部2万平方公里的红河三角洲和南部约5万平方公里的湄公河三角洲为其农业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在全国8200万人口中，14岁以下的人口占30%，65岁以上人口只占6%，平均年龄只有25岁，识字率达94%。这是上天赐予越南人的宝贵财富。

越南这次发生危机，受国际经济环境影响，又与越南国内的经济结构相关，而宏观调控不慎是危机发生的直接原因。

越南社科院中国研究所前所长阮辉贵说：“越南不可能在危机中倒下，但也不会很快恢复，现在能做的是加强宏观经济管理，改善全球的经济环境和越南经济结构，那不是一时能办到的。完全恢复，还要几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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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有反对党，未来平稳的多

清水煮音

中国前驻越南大使：越南有些方面走得较快——专访中国前驻越南大使齐建国



原来越南外交部的一个副部长，有人举报他有三栋别墅，还有原越南广播电台台长因涉嫌支持黑社会，越南高检院的一个副院长因经济问题，某个省的副书记因假学历，结果选票都没过半，都被弄下来了

《南方人物周刊》特约记者 章文 发自北京

从中国驻越南大使的位子上退下回京两年多，齐建国还是密切关注着这个亚洲邻国的动态，他在那里前后工作了17年之久，几乎见证了越南革新开放的全过程。

5月30日，正值越南金融危机传得沸沸扬扬之际，越南总书记农德孟访华，被不少媒体解读成“农德孟的突访是来寻求帮助的”。

6月30日，一见面，齐建国就笑着给记者澄清了这个传闻，“据我所知，农德孟访华不是突然的，而是事先就有安排的。”话题由此展开。

农德孟访华不是来寻求帮助的

人物周刊：农德孟不是特意来中国寻求帮助的？

齐建国：农德孟的这个访问其实年初就安排好了，他本来想3月份来，可那时我们两会换届，所以就推到5月底、6月初。他这次不是来求助的，实际上只是提了一下，这个不是主要议题。

人物周刊：可不少海外媒体都这样猜测，看来是有误会了。您怎么看越南此次金融危机，有人说，是西方在故意整它？

齐建国：我不认为是这样。越南革新开放20多年来，一直很警惕西方的“和平演变”。但这次，我看主要还是经济上的原因。西方那些热钱也是投机主义的，原来看到越南是个新兴市场，2006年越南股Shi刚开始时才10亿美元的规模，一年之后就是150个亿了，现在一看通胀那么厉害，这些热钱就想着赶紧撤啊，这一撤可不就让危机雪上加霜了嘛。

人物周刊：近两年，不少媒体和专家都盛赞越南的革新开放，认为有的方面比中国做得还好。

齐建国：如果说越南的革新开放超过了中国，那也是不切实际。我们1978年就搞改革开放了，越南是1986年才开始的，比我们晚了8年啊。

当初我们也称它是“改革开放”。1992年12月，当时的总理LIPENG访问越南之前，问我“怎么越南也叫改革开放”，我解释是“为了方便理解，其实准确的译法应该是‘革新开放’”，他于是说，以后就用“革新开放”，和我们有所区别。

说实话，越南的“革新开放”走的基本上是中国的路子，吸引外资、三来一补、两减两免，甚至它的优惠政策更多。越南的自尊心很强，对外说是“借鉴世界先进经验”，它的领导人私下讲，其实就是学你们中国。

但是呢，越南的确在某些方面，要比中国更大胆一些。例如政治体制改革。

人物周刊：有人这样说，越南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是同步进行的。

齐建国：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例如它的国会代表(相当于中国的全国人大代表)是直选出来的，并且还是差额。

人物周刊：它这个选举过程是怎样的？

齐建国：就是把全国分成若干个选区，假定一个选区选3个代表，有5个候选人，那么要淘汰2个。

要成为正式候选人要过三关，第一关是单位全体员工投票，这个好过；第二关就比较难了，要到居住地的居委会那里由这一片的人投票，如果过不了半数，就不能再选了。

人物周刊：有人被卡住了吗？

齐建国：当然有啊，我知道的就有好几位。原来越南外交部的一个副部长，有人举报他有三栋别墅，还有原越南广播电台台长因为涉嫌支持黑社会，越南高检院的一个副院长因为经济问题，某个省的副书记因为假学历，结果选票都没过半，都被弄下来了。

人物周刊：这些问题都是谁揭露的？

齐建国：都是在选举过程中被群众揭露出来的啊，那些人和他们住一个社区，总归还是比较了解的。

再说第三关，这就有了竞选的味道了。包括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等国家领导人(这些领导一般都必须是国会代表，也得走这个程序)和其他一般的候选人，都必须到自己的选区接触选民一周以上，要提出自己的竞选纲领，还要接受选民的质询。比如有人就可以问总书记：“你老家怎么又盖了一处新房？”

在第三关，各个选区的投票率，以及每个候选人的得票率都必须公之于众。一般而言，越南的投票率都很高，99%以上，共产党的国家嘛，领导人的得票率也一般都很高，不过也有例外，曾经有个副总理就只得到57%左右的选票。


差额选举党的总书记

人物周刊：2006年4月召开的越共十大上，其总书记也是差额选举出来的，这被称为国际共运史上的破天荒。

齐建国：越南驻华大使和我讲，这是第一次。越南高层的一个朋友告诉我，农德孟当选后像小孩子过年吃糖一样，特别高兴。因为他心里有些嘀咕，当时有三位候选人，其中一位是胡志明市市委书记阮明哲，呼声很高。不过他内定是做国家主席，农德孟继续当总书记，所以他的投票率就没有农德孟高。这还是可以控制的。

人物周刊：我看在2007年5月的越南第十二届国会代表选举过程中，中央推荐的165位候选人，有153位当选了。

齐建国：嗯，只落选了12位，所以基本上是可以控制的。他们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让普通老百姓感觉到自己投了神圣的一票，让他们觉得“我对你总书记也好，总理也好，也可以不相信”。给他们一个出气的渠道，但其实并不影响共产党人的领导。

人物周刊：一点都不怕失控吗？

齐建国：失控不了的。越南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啊。

越南国会里面的朋友私下和我讲，原来都说我们国会是橡皮图章，现在不是啦。那些领导人都得对我们客气点。

人物周刊：国会对领导人能有什么制约吗？

齐建国：有啊，可以进行不信任投票啊。只要20%的国会代表提出议案，或者某个专门委员会提出，都可以启动不信任投票。随后还要经过常委会的同意。常委会里中央委员过半，如果他们执行党的决议，就会让不信任投票夭折。但是总归有这样的规定，所以一些国会代表觉得自己和以前不一样了。

人物周刊：我了解到，除了不信任投票机制外，国会还可以对政府进行质询。

齐建国：是的，国会有权对总理和各部委进行质询。头几年，政府被搞得很狼狈，后来就都认真准备了。国会搜集民意，选择意见最多的部委进行质询，被质询的部委不敢有丝毫懈怠，都要做好充分准备，逐条予以认真答复。

人物周刊：我们上面谈的主要是国会，越南党内民主和反腐败怎样？

齐建国：这个和我们差不多，他们那边高层有人和我讲，这方面不如中国，说，你们敢动政治局委员(陈希同和陈良宇)，我们现在还不敢。

阮晋勇担任政府总理后，加强了反腐力度。越南曾经搞了一个全国调查，确定“四大危机”(经济滞后、偏离社会主义方向、贪污腐败、和平演变)的排序。当时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建议将“贪污腐败”排在第一位，后来还是排在了第三位。我问他们的最高检察长怎么回事，他说，不能排在第一位啊，那样会让外界觉得我们是一个腐败的党。

人物周刊：除了党内监督外，越南媒体的监督功能怎么样？自由度如何？

齐建国：他们媒体管得不是很严。我举一个例子，当年越南要建国家机场，上海的建工集团拿下了总承包。越南媒体反响很大，披露了内幕，说其他几个国家的设计方案都比中国的漂亮，中国之所以到手是因为便宜了300万美金。这些媒体宣扬说，我们的国家机场要建成亚洲第一流的，我们宁可老百姓捐出300万美金，也不让中国公司干。

我一看，形势不对啊，找到当时越南思想文化部的常务副部长，说，怎么现在掀起了反对中国公司的运动？那位老兄回答说，没有运动，运动是要布置的，我们没有这样做，都是媒体的自发行为。

人物周刊：他们的媒体难道不是国有的？

齐建国：他们比较复杂，其中有西方赞助的。总体而言，他们媒体自由度较大，虽然也不会有直接针对领导人的负面言论，但时常会对国家的政策提出不同意见。例如有一份青年报，就经常唱些反调，捅一些内幕，发行量很大。

laruence

被撕裂的越南文化

本刊记者 林海 发自河内、胡志明市

越南在哪里？


街头卖风车、气球的少女


越南街头售卖各种国外的杂志

是杜拉斯笔下湄公河的风光，还是陈英雄电影里嘈杂的三轮车夫？是美国电影中那种躲藏在丛林中的战士，还是封闭的共产主义国度？似乎都是，又似乎都不是。

亚洲小国，南海边上的一根丝带。近代的越南，在走马灯似的变换的大国夹缝中寻找自己的生存空间，中国、FaGuo、日本、苏联、美国，都曾经在越南或明或暗地浮现，越南也成为世界冷战和热战的最前沿。

与所有的第三世界国家一样，越南首要的是独立，要独立就要反抗侵略，战争一直伴随着近代的越南。独立后的民族又必须选择自己的生存道路，一穷二白，谈何容易，大国的影响又在战争结束后以另一种形式到来。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大国的崛起与兴衰，映射在越南的背影上，至今不能消弭，而经济尚刚刚起步，文化更难以自主自立。

在这些国家中，中国影响最深，FaGuo次之，美国的影响在加大。曾经还有一些大国在这里叱咤风云，但现在只能找到很少的历史印记。

越南如果能顺利度过眼下的经济波动，或许就能像当年的亚洲四小龙一样，在承接世界产业资本转移的第三波中迅速成长，实现自己的民富国强梦。而当一个国家经济站立起来时，文化也要随之兴盛。法式建筑

现今的越南是一个在摩托车上的国度，无论是河内还是胡志明市，摩托车都可能像蝗虫一样从四面八方毫无规则冲向你。如果你要遵守交通规则，等没有摩托车的时候过马路，那要等到第二天。

从友谊关入境，除了越南男人头上戴的绿军帽外，与国内最明显的不同是建筑。1858年，FaGuo借口保护传教士，伙同西班牙，组成法西联合舰队，炮击岘港，FaGuo由此开始侵入越南。

FaGuo人不仅改变了越南的语言，而且带来法式建筑。越南的一位历史学家说，最初是官吏阶层跟着FaGuo人修建法式建筑，后来这一传统慢慢影响到民间。法式建筑米黄色，挂绿色百叶窗，红瓦顶，这“符合越南人的现代审美标准”。

在河内，最典型的法式建筑是巴亭广场附近的主席府。而在胡志明市，同样有著名的老市政厅，那里已是著名的旅游点。

建筑风格改为法式，但建房前要看风水仍然是不变的规律。有人甚至说，中国文化影响越南，一是儒教，一是佛教。佛教的信念已经内化为人们的生活方式，拜菩萨、烧香是每个人祈求保佑的仪式。

建筑风格是西方的，可建筑物上挂的国旗却都是红底黄星。越南人喜爱挂国旗，尤其是到国家节日，每家每户都挂国旗。据说这一传统形成于奠边府大捷时期，当时是为了庆祝战争的胜利。

俄罗斯建筑风格曾一度影响过越南。在河内老城区行走，你可能会冷不丁发现一栋。这源于越南在60年代后期倒向苏联的外交政策，苏联给予越南大量援助。据称，在越南各个省都有苏联援建的项目，尤其是政府大楼。首都河内，最鲜明的体现是胡志明陵墓，由前苏联指导设计完成。

但俄罗斯风格终究没有在越南大规模留下来，可能是越苏的蜜月期太短，也可能是俄罗斯风格不适合越南人口味。


中国文化

对越南影响最大的当之无愧是中国，剪不断，理还乱。

16世纪末，FaGuo传教士开始进入越南，后来把越南人的文字改了，即现在的越南官方语言越南语。这种表音文字由FaGuo传教士根据越南方言原有的发音特点编制而成，因为易发音、易记忆而被推广。

但在越南语里，仍有许多发音与中国广东话发音几乎一样，比如在越南语里，“中国”两字的发音为“中括”。还有诸如“政府”、“农村”、“劳动”等发音与汉语差不多。我在越南待了一些天，发现有时不需要翻译竟然可以根据听懂的词汇，猜测出对方讲话的大概意思。

在越南战争博物馆，我还看到，在1975年以前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货币上还有汉字“越南民主共和国”。现在，在亚洲只有越南和印尼有拉丁字母的本国语言，这让一些越南的知识分子颇为自豪，但另一些知识分子却认为这割断了历史脉络，提倡中学生必修汉语。

越南古称“交趾”。公元679年，唐朝在那里设置安南都护府，治所在交州，故又称安南。清廷曾任命阮朝开国之君阮福映为“越南国王”，遂称越南。

在越南首都河内，最古老的历史遗迹文庙里，全是汉字，挂孔子像。文庙是古代科举考试为考中进士的人立碑和越南最高学府讲学之处，可进去那里，与你进了北京的历史古迹没什么两样，因为中国人不需要翻译，越南人却需要，少数的牌匾专门在一旁放置一块越南语翻译文字。在河内街头，凡有古代历史的地方皆有汉字。

不少越南建筑上还有醒目的“福”、“德”等汉字，越南人家中摆有供台，上面有“恭喜发财”、“富贵平安”等字样。一位了解越南历史的越南记者还告诉我，在农村祠堂里，全部都是汉字。

越南电视台播放中国的电视剧最多，而且连声音也不完全消掉，只是有一个女声同声翻译。中国驻越南前大使李家忠说，他在越南的时候，只要电视里放《西游记》，街上的小孩子都不见了。电视剧《包青天》，15年来在越南反复播放，长盛不衰。我问一个越南人为什么喜欢看，他说：我们从小就听父母讲这些故事，我们又把这些故事讲给小孩听，代代相传，当然就喜欢了。

越南最流行的是香港影片，河内翻译告诉我，他们不喜欢看美国大片。我在游船上看到，主人一家在津津有味看由中国明星赵薇、舒淇的电影作为背景的MTV。

我在访谈中了解到，越南人普遍对中国人很友好，即使提到中越战争时，他们也似乎故意轻描淡写，认为“都过去了”，一个老兵甚至还说，“亚细亚的人们想法都一样，中国与越南是朋友，毛**与胡志明也是朋友。”然后他还用汉语唱了他记得的唯一一首歌“大海航行靠舵手”，他曾在军队里负责后勤工作。

一个路边卖米粉的小贩，听说我来自中国，还流露出赞誉的目光，大声说“中括”，翻译带我到他家吃饭时，也主动向附近一个商店的店主介绍说我来自中国。

我每次聊完都会让翻译说，“如果你想了解中国的情况，只要我知道，你可以问我，我很乐意回答。”但他们似乎都没什么问题可问，认为对中国“太了解了”，“不需要问”。而当我向普通市民问一些中国的事，他们大多不知道。

但中国的影响，有些方面也在消减。去年下半年，国内网络有一则消息“越南人瞧不起中国货”引起国内网民的“不安”，这则消息来源于美国《新闻周刊》，文章提到在越南廉价产品的时代已经过去，许多越南人不再喜欢低价质次的产品。

我亲眼所见的事实是，去年五一，在下龙湾的一个海岛的小山洞中，各国导游正在安静地口头讲解。突然，中国广东的旅游团进来，扩音器的声音一下盖过其他声音，所有游客的眼睛刹那聚集到这个导游身上，她自己却似乎没有注意到。

有些东西，似乎分不清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或者文化的，甚至是好的，还是坏的，这一切都形成越南人眼中的中国印象。


尴尬的美国

美国对越南的影响似乎在一个悖论中呈现，一方面，要发展经济，必须与美国握手，虽然战争的伤口还没有治愈。越南盾和美元一直在越南并行流通，在近期通货膨胀加剧后，许多人都更喜欢收美元。

KFC在胡志明市的繁华地段都开有分店，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向美国靠拢，在南方表现得更为明显。

另一方面，民众对美国的情绪却以负面为主。当问到对美国的印象时，河内普通市民有几个人直接回答说：美国不是个好国家。去年五一，我拜访过越南太原省的一个村子，当时正下大雨，一个村民注意到在我附近有越南战争时留下的没有爆炸的炸弹，他很激动地拉着我看那个炸弹，并喊叫着“American！”似乎一定要让我这个异国人看到战争留下的痕迹。

2006年，越战结束31年，美国总统小布什来到河内。越南总理阮晋勇接受网民提问时说：“像那时许多其他越南公民一样，我憎恨美国政府。但我们不憎恨美国人民。党和政府现在希望与美国建立良好关系。”前不久，他也刚刚访问了美国。

来胡志明市旅游的人，一般都会去两个地方，一个是战争遗迹博物馆，一是地道战遗迹。我7月5日参观了战争遗迹博物馆，战争受害者部分的展览触目惊心，让人震撼。博物馆里大多是蓝眼睛高鼻子的西方人，他们或许只是来了解影响美国1960年代的反战运动。

现在，各国游客若是来到还剑湖景点，无论你是中国人、FaGuo人，还是俄国人，还是做导游的越南人，都必须说英语，英语也是越南中学生的必修外语。

清水煮音

孤立、融合与冲突交织的20年

本刊记者 徐琳玲 发自胡志明市

“我认识你，记得你年轻时被革命、战火、死亡与污血所玷污的容颜。抛弃那些地缘政治的因素，我更爱你如今年轻、朝气、混乱和充满弹性的肌肤，你鼻翼呼出的气息。

“我们亲近又疏远过，我们曾经相似。如今，我们相差几步而各自走上一条相似的道路。”

——引子


台商杨云悌，丁善理过去的下属


在丁善理（右一）的陪同下，越共总书记农德孟（右二）参观“中经贸开” 图/资料图片

“越南王”的悲剧人生

2004年9月23日傍晚，台北仁爱路三段芙蓉大楼，一个消瘦而沉重的身躯从15层的高处重重地砸向地面。

轻生者是一位65岁男子，名叫丁善理，生前是台湾“中央经济贸易开发公司”(简称“中经贸开”)的董事长。作为最早参与越南投资的外商，他一手创办了越南第一个也是最成功的加工出口区，及越南最成功的商业住宅区——富美兴，因其在越南拥有显赫的地位，人称“越南王”。

丁善理出身一个显赫的家族。其父是老国民党高层，其妻的母亲则是曾国藩的曾外孙女张心漪。丁善理自小精明强干，年青时以陆官学校第一名毕业考取台湾第一次“国防”公费留美学生，短暂入伍，后弃军从商，在台湾政界和商界都是一位实力派人物。

他曾担任过台湾“奥运会副主席”。1976年，他率领台湾代表团参加蒙特利尔奥运时，遭加拿大总理杜鲁道拒绝入境，代表团黯然返台。

1980年代末，丁善理与陈清治家族，合组这家有国民党背景的投资机构“中经贸开”，并出任董事长。1989年，丁把目光投向打开国门的另一个红色国家——彼时刚刚施行“革新开放”的越南。

杨云悌是丁善理多年的老部下，自1992年就跟随他开发越南。他回忆，丁善理当时认为，1980年代末开始“革新开放”的越南，很像他***岁至1960年代的台湾——一块落后、以农业为主但是充满着机遇的土地。

另外，还有政治因素，“退出联合国后，世界上很多国家跟我们绝交。在外交上，台湾很窘迫，而越南是个国际关系还不错的国家，经过越南来做事，就能突破很多”。丁善理也曾公开谈到，他当年一路从东欧到西伯利亚，从非洲到东南亚考察，足足花了三年之久最后选中越南。

政治世家出身的丁善理施展“外交”手腕，取得胡志明市南部西贡河的一块河湾的开发权。按当时的规定，“中经贸开”和越南政府成立联营公司，后者以土地入股，台湾方承担所有的开发、管理、规划。

杨云悌时任“新顺加工出口开发经营联营公司”总经理，风度、修养极佳，一口字正腔圆的国语。原来，其父是民国时期在野党——民主社会党领袖张君劢的学生，1949年跟随国民党撤到台湾。

对前任董事长，杨云悌充满了感情：丁善理对下属要求极为严格，而且精力充沛，考虑问题事无巨细，大小事务滴水不漏。“当时，我们很多同事见到他就感到心惊胆战——他会对你负责的业务考问得很细，经常答不上来。”丁老爷子喜欢随身带纸条，想到什么就拿笔记录下来，就是游泳的时候也不例外。他的下属常常收到这样的小纸条。

丁善理为加工出口区的建立投入了很大的心血。平均每个月飞越南两次，一呆就是一两周。“我们这16年做得非常辛苦，资金问题、沟通问题”，最大的难题是和越南政府的沟通——说服越南官员，让他们相信“中经贸开”是对越南有好处的。

当时胡志明市的基础设施是一片空白，“中经贸开”投入大笔资金建造越南唯一一个100%的外资电厂，从而解决了加工出口区、南西贡开发区及后来的新工业园区的电力，还为胡志明市解决约45%的电力；为了解决交通问题，“中经贸开”修建一条至今都是越南最宽阔的大道，并以有“越南邓小平”之称的越共改革派领导人——阮文灵的名字命名。

另一个商业住宅区大项目——“富美兴”，在很长时间里，“中经贸开”都苦于资金不足，苦苦支撑着。2002年随着越南房地产价格一路暴涨，“富美兴”终于成为“中经贸开”的一株摇钱树。

浅色的高级公寓和别墅、宽阔的马路、韩国餐厅、西式咖啡馆、外资银行、国际学校。“富美兴”如今成为外商和越南富人阶层聚居的高档住宅区，房价涨到2500美元/平米，而且，“新楼盘开盘时，就是排很长的队都买不到。”当年，杨云悌一手负责“富美兴”的前期规划和项目论证。他坚持认为，相比“中经贸开”在上面所投入的时间和努力，这样的回报并非暴利，而且，“有助缓解西贡市区高企的房价。”

新顺加工出口区成为越南第一个、也是最成功的工业园区，1999年还被国外评为“亚太地区加工出口区第一名”，成为越南建设工业园区的一个样板。每年，新顺工业园区为越南政府贡献10亿多美金的外汇收入。越南国家主席、越共总书记等政要每年都会到此参观视察。丁善理成了越南最显赫的“红顶商人”。

丁善理经历越南2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越南人评价他是为越南的经济发展做出最多贡献的外国人。他和“中经贸开”当然也从中得到了相当大利益。

天有不测风云。2004年，“中经贸开”大股东之间的一场利益纠纷，把处于人生巅峰的丁善理推向了绝地。当时，大股东陈清治把丁善理告上法庭，指控他“挪用资金、财务舞弊”。台湾的检调机关随后对丁善理进行立案调查，查出“中经贸开”有上千万美元被以现金提领方式，流向丁善理和一名神秘人物的相关账户。

面对“假投资、真掏空”的舆论指控，回台湾接受警方调查的丁善理羞愤难当。两天后，带着无法言说的秘密，跳楼以证自己的清白，留下了三页字迹潦草的遗书。

一位熟知内情的人士告诉记者，丁善理生前和越南政府高层相交甚密，“中经贸开”能从政府手中获得如此大的项目和大片土地、并得到越南银行的贷款支持，正是因为丁善理给了对方莫大的好处。一个坊间的传闻是，当初为了胡志明市造镇计划，丁曾以2500万美元贿赂越南官员。

自2000年起，越南已有舆论质疑政府的政策——为何对“中经贸开”的土地开发项目如此厚爱，而且，这几年里，“中经贸开”已偏离当初所承诺的协助“新小区开发”或“农业开发”，开始大发买卖不动产的暴利。一向主张土地国有的越南政府成立特调会，留住汇往台湾的资金，并追查资金的来源，加上公司大股东收缩银根，才会迫使丁善理走上自杀的绝路。

正所谓，成也越南，败也越南。丁善理之所以能成就“越南王”，正因为当初抓住了越南改革开放的先机，而他的个人悲剧也在于此。

继任“中经贸开”董事长一职的是丁的长子——丁广鋐。自从美国留学回来，丁广鋐就在丁善理安排下到河内参与公司越南业务，随父实习，接受各种培养。

公司的资料馆里，并排挂着越南党中央总书记农孟德、国家主席阮明哲新近视察公司与丁广鋐的合影。2006年，越南国家主席向丁广鋐颁布了一等劳动勋章，这是越南第一家、也是迄今为止获此殊荣的唯一一家外商及联营公司。

四年前的一切，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


风水轮流转

6月末某天下午3时，最具有殖民地风情的老西贡一郡的一家工艺品店兼茶馆里，李天柒和几个台商会骨干成员在商量周末在某度假村召开的台商大会的细节。他们戴着大大的翡翠或者金戒指，摸着发福的肚腩，间或嘲笑着中国大陆一波又一波的记者对“越南危机”的神经质反应。

在越南，像丁善理和“中经贸开”这样有着特殊政治背景的台湾商人是极少数，更多的是来自民间的台湾中小企业。据台北世贸中心驻胡志明办事处李建辉提供的数据，越南有1800多家台资企业，占到越南外资投资的七八成，主要集中在南部地区，胡志明市大约有75%。而据《西贡解放日报》记者杨迪生分析，很多台湾商人为了避免麻烦，借用越南人的身份登记，实际台资企业远远超过这个数目。

总商会会长李天柒是木材家具商，1989年到越南，是最早一批到越南淘金的台湾商人。上个世纪***十年代，台商分为三股向外进行实业和资本扩张：西向到大陆，南进到越南，还有一部分到马来西亚和印尼。

李天柒的同行大多到了广州。“我也知道大陆情况会更好，同文同种，培训、教授起来比较容易，而且个性、思想也会有很多相同。”但是，第一次到了深圳，他却被吓跑了，“盲流很多、治安不好，被抢被砍被杀的事情经常听到。”

他调转方向来到越南，“这里穷，但是盲流很少。”1990年代初，最早到越南投资的台商都是做农林渔类资源贸易的。那时本地越南人毫无商品概念，上好的木料任你免费砍——他们还等着耕地种植，海鲜、木材等等收购价全由台湾人说了算。

没有市场概念的地方，当然也没有遵循规则带来的保障和安全。收购价混乱，政府、海关毫无经验，经常制定一些让李天柒们哭笑不得、根本无法操作的规矩。最初几年里，李天柒很难赚到钱，“只能过过日子。”

投资大陆的同行却一个一个都发了。曾有一阵子，李天柒萌生过转资大陆的想法，最后还是作罢。

三十年的改革发展，中国大陆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以低附加值、劳动密集为特征的台资企业生存越来越困难。2000年开始，大量有关广东地区台资企业转移越南的报道见诸报章。

“他们现在的日子惨兮兮的。” 李天柒的口吻里有一点点幸灾乐祸。“如果不是宏观调控，大陆其实还是最多台商想去的地方。越南和马来西亚的人太懒，不像中国人做事那么勤快努力。”

如今，台商在越南已形成一股最强大、最有势力的外资经济力量。1994年，南北越两地台商会“统一”。这是一个联系紧密、灵活有效的组织，在越南各省都有分会，台商们定期联谊，分享经验，互相提携。

“我们都是民间的小企业，没有靠山，不像韩国、日本企业那样有官方正式的关系，政府不会在背后做支持。碰到什么问题，政府也没有力量帮你解决。我们只有自己抱团起来形成一股力量。”

5月12日四川大地震时，台商会举办了一场 “汶川地震祈福和募捐”活动，规模之大和组织之有序，让好些来自大陆的中国人大吃一惊。而与之相比，半官方性质的中国商会力量非常微小，会长、秘书长的职位都是由中国银行、中建二局这样驻胡志明市的大型中国国企领导担任。

近些年来，越南台资企业的劳资纠纷增多。在一些大规模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罢工事件时常发生，越南工人的维权意识异乎寻常的强烈。

2006年和2007年短短两年，台湾的宝成鞋业爆发过四起大罢工。八年前，这家替阿迪达斯、耐克等品牌派加工鞋的台湾宝元鞋业把工厂从东莞陆续迁移到胡志明市。在东莞，关于这家“血汗工厂”的报道时常见诸报端，但是鲜有工人对抗资方的激烈行动。

开餐馆的江西人彭子豪每天要为胡志明市郊的几家台资工厂送盒饭，他亲眼见证了多次大罢工。罢工发生前一周，几个对薪酬不满的员工在厕所里写下号召大家“下周一罢工”的宣传语。周一清早，几个男性工人就守在工厂门口，拦住一些不想参与罢工的女工，“如果她们还是进去了，下班后就会挨打。”

耐人寻味的是，宝元的老板曾在公司内部悬赏举报带头闹事的工人，奖金是一个工人半年的工资。两年过去了，台湾人一无所获。

“在他们的意识里他们总是被人欺负，先是FaGuo人，后来是美国人，到最后是中国人。所以面对外国人时，他们就会特别团结。”彭子豪说。在越南的外国公司里，工会是个有一定分量的机构，而政府对罢工行为也抱着默许态度。

尽管历史上有过种种纠葛，如今的越南人对美国人、FaGuo人和中国人都比较友好。越南中小学的历史课本对于1979年的中越战争也不再提起。但是，很多家庭都亲历了战乱。年轻一代讲实际、爱享受、崇尚西方生活方式，另一方面，骨子里的民族自尊心却很强。

在越南记者杨迪生看来，“这一点和中国的年轻人很像。碰到某些时机，民族主义情绪就会爆发。”前一阵子，当中越两国为南沙诸岛的归属问题再次发生争执时，越南年轻人表现得很激愤，冲击了一些中国的店铺和品牌。


单兵作战的大陆商人

两天前，赵玉星刚刚拒绝了一个越南女工——对方要求公司同时雇佣她的丈夫。他付给工人130万越南盾月薪，折合人民币520元左右，相当于越南工人平均水平薪酬。

“这些钱够女人吃饭和养家，如果是一个男人就迟早会感到不满足。统一招女工人，管理上会方便得多。”按越南的劳动法，工厂雇工超过10个时就要成立工会。记者问他怕不怕有人闹罢工，他笑着说，这个很容易搞定——找自己的人当工会头头就可以了。

来自大陆的中国商人“发现”越南，是在2000年之后。除了来自广东地区的商人，主要还有浙江人和江西人。相比在越南深耕细作了二十年的台商，他们的数量和实力非常有限。上海一家办理越南签证的旅行社的生意去年一下子火热起来。

这些中国商人到了越南，很快就如鱼得水，“适应起来很容易。那些门道，我们十年前就全部掌握了。”赵玉星对这里的业务很有信心。唯一让他担忧的是，这边做事的效率太低，将来的交货时间和周期都是问题。

湖南人赵玉星的公司是生产鞋配料和机器的，去年10月来到越南。他们的公司注册地在湖南，但在深圳、东莞两地都有工厂。大约一年前，越南那边来了大量订单向他们要机器，一批接着一批，“总是有市场在，否则不会买这些废铜烂铁”。

在越南，中国企业的名声不太好。越南人眼里，中国货几乎是“劣质产品”的同义词。

“前面的人把名声做坏了，现在我们要重新打品牌，很吃力。”赵玉星很有些不屑，“其实，这里很多产品还是来自中国。”越南记者杨迪生就很清楚，“中国货这些年质量好多了，关键是你会不会挑。”

周三晚上，第五郡华人聚居区的安东市场，金华小陈和几个浙江老乡约了一起吃自助餐。小陈是“浙江人在越南”QQ群的版主，这个社区集聚了一批在越南做生意开公司的浙江人。当晚露面的，有做饮用水设备的宁波人大余、做纺织品的温州人老黄，还有不知道做什么的金华江山人阿薇。

这些浙江商人都是早几年单枪匹马地跑到越南来做生意的。网络成为他们连接的工具，谈生意、价格战、笑骂着在越南碰到不顺心的事，商讨米价的涨跌、如何地下转资金、怎么通信更省钱,以及和越南政府机构周旋的办法。大余吞下一片又一片生三文鱼，咀嚼着，嘲笑着，“我就被修理过两次。”

三年里，大余凭着凶狠的价格战把竞争对手纷纷挑下马，如今，他的独资公司已经占有越南市场30%的份额。“本地人不懂得怎么做生意，要垄断这个国家的市场很容易。”这支可怕的浙商以单个力量在这个南亚小国迅速打开局面。此外，他们大多低调地遵循着“闷声发大财”的一贯风格。

在这个新兴国家的市场里，商机就是一切。尽管笃信“团结就是力量”，老乡们彼此保持着一定的戒心。譬如，老乡们只知道阿薇是到胡志明市大学来学越南语的。而事实上，在越南的几周里，她不动声色地办好各种海关手续、注册了自己的公司、打点好各路菩萨。她做一桩来路有些神秘的生意，至今，她都不想让其他的老乡们知道。

这个1980年出生的娇小女子，年纪不大，经历很复杂，跑过浙江、江西、深圳、香港等不少地方。她把浙江女商人、万事利集团的主席沈爱琴作为她的榜样，“有胸怀，有魄力，有钱”——她如是评价。“现在国内很难找到暴富的机会了。我出生得太晚，股Shi、楼市这些都轮不到我了。”

“这里就是二十年前的中国，机会是很多的。” 她给自己公司的开张选了一个黄道吉日——2008年8月8日，“很巧吧，千载难逢。”

目前，来自台湾的和来自大陆的商人，彼此交集不多。

张殿生2003年到越南寻求发展，2006年开了自己的公司。现在，他把太太和十岁的女儿都带到了胡志明市。女儿现在富美兴一家台湾人办的小学就读，这也是胡志明市唯一的华语小学。

张家客厅的电视机上摆着印有两首咏雨景的繁体五言绝句的字片，意趣稚朴，平仄工整，这可是十岁小朋友张千寻的大作。对台湾学校教育出的扎实国文功底，张殿生很满意，女儿现在会学着写古诗、读千字文，“台湾人传统文化教育比我们国内强多了”。

然而，中国两岸意识形态的冲突在这个南亚小国家依然延续。女儿在国内已经上过一年学，到越南新学校上学的第一天，一早就自己整整齐齐地穿好衣服、系上红领巾，等着爸爸送她去上学。碰到台北小学里庆祝“国庆节”或是其他一些敏感节日，张殿生会让女儿请假。

一次学校里测试，有一道题写着：“下面哪面是中国国旗”，备选的有美国国旗、日本国旗、还有一面青天白日旗。张千寻没有选任何一个答案，然后，自己在下面画了一面五星红旗。


涌动的中国热钱和一个台湾学生

2000年7月20日，胡志明市越南证券交易中心正式对外营业。

最先闻到钱味的，是来自千里之外上海的炒家。当时，证券交易中心最靠前的三十个账户几乎全是上海人的。但是，其中有四分之一账户的资金从未进过场。

以100点开始的越南股Shi，一年之后涨到了571点，足足翻了5倍。此时，中国股Shi正处于漫长熊市之中。这拨来越南股Shi淘金的，基本是个人，资金量达到几百万美金。

上海人的经济头脑、他们对股Shi的了解和经验，让“西贡证券”的业务部经理阮富强吃惊不已。 “浙江帮帮主”小陈有个上海的朋友，一个公认“很令人佩服”的上海女强人。2002年时，她带着几百万美金来越南开户炒股，阮富强正是为她打理股票的操盘手。因为她在国内的公司急需一批资金，她于2004年抛光所有股票，净赚40万美金。然后，通过特殊的地下通路，把钱经由台湾转移回国内。

阮富强在“西贡证券”负责华语地区市场。像这样的中国大陆客户，他手头有40多个，资金多的有几百万美金的资金量。越南的股Shi也吸引了中国富豪榜上赫赫有名的大鳄。阮富强有一位显赫的客户，每次驾临胡志明市，当地最大的几个台湾大老板都会安排接风和特别的招待。

进入证券经纪业六年，阮富强如今把工作重心放在开发法人客户，资金量在十来万美金的个人客户，基本都交给助手管理。但是，他还是会保留一些身份特殊的客户亲自打理，譬如台北驻越南的官员，或是台湾商会某会长的太太等等。

2004年，中国沉寂多年的股Shi情形看好，来自上海的第一拨炒家大多落袋为安，转战国内。之后两年，来自中国的资金数量不多。后来进入股Shi的主力，则是在越南的台商，还有韩国和日本的资金。

越南对外国股Shi投资者有诸多限制和复杂规定，开户手续来回折腾需要三个月。很多中国人都是借越南本地的“人头”开户炒股票，多数为广东、广西人，他们在越南有亲戚或者娶了越南太太。至于在越南的台商，他们往往借用公司员工的身份。

“风险是存在的，但我还没听到这样的纠纷发生——多数越南人不懂股Shi。”

在越南股Shi上淘走第一桶金的是中国人，但是在越南投资、做贸易的中国内地商人却很少涉足越南股Shi。“他们还是觉得先做好主业最重要。”

阮富强的助手现在清一色都是越南人，也有在中国留学归来的金融硕士。最初几年，他的助手都是华人，因为招不到学金融的越南人。

1994年，当阮富强刚从胡志明市经济大学毕业时，他还不清楚什么样的未来在等着自己。学校只学共产党党史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老师上课只会照本宣科。他以往的师兄师姐毕业后常常找不到工作，当时的越南几乎没有商贸和经济。

似乎是冥冥中注定。当时，第一拨台湾人已经进入越南淘金。有位经营旅馆业的台湾老板希望能找到一个可以信任、有店面的越南人做“人头”，在第五郡华人的帮助下，他联系上了阮富强的母亲。

在酒店业工作了半年后，阮富强去台湾旅行，后来留下来学习中文。“真感觉自己像乡下人进了城。”一切都能吸引他：普通老百姓可以随意批评任何政府官员，信什么样的宗教都可以，特别是台大漂亮的校园和足球场，图书馆里有很多他在越南根本接触不到的资料，他常常跑去听课。

他想申请台大的研究所。校方看了他过去在大学修的课程，说他得重修本科。他决意要学到真正有用的东西。

台大的四年是他这辈子最艰苦的一段日子，语言不通、功课又重又多，但是又很开心。“觉得这些将来都会很有用。”

1996年，台湾的股Shi冲破了一万点大关。阮富强也借了别人的身份开了一个户头，拿着不多的钱边学边玩，“真是很喜欢”。接着，他经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毕业回国之前，他抛光所有的股票，“不赚不赔”。

回到越南，在台湾企业短暂工作两年后，2002年，他终于投身越南刚刚成立不久的证券行业。在台湾的留学经历给了他新的视野、新的专业知识、对整个社会的新看法。但目前，他在台湾学的东西很多还用不上。“这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市场。说难听点，技术面、上市公司基本面分析这些都用不着，现在的重点还是政策面。”

主力还没进入这个市场，国有企业的民营化还没有开始，一切都像二十年前的中国股Shi。股票交易还是半原始状态，所有的设施都是临时的，液晶大屏幕太贵，公司用投影仪来展示实时股票行情。

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历程是阮富强密切关注的重点。最大的恐慌，是担心越南的股Shi会不会在暴涨之后经历类似中国那样漫长的熊市。“那就得等太久了。”他对政府的决策和效率持有很多批评。“越南高层的决策权太分散。越南的发展速度赶不上中国，就是因为缺乏一个像朱镕基那样强势的领导。”

如今他的愿望是：“一辈子都在这个行业干，等对证券业有更多的理解和经验后，能有机会筹集和管理一个投资越南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