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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杨奎松中苏之间的民族主义碰撞---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为背景 [打印本页]

作者: 清水煮音 时间: 2008-11-12 10:43
标题: 杨奎松中苏之间的民族主义碰撞---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为背景
　　民族主义，虽然是产生于对共同语言、共同文化及其起源的一种自然的民族情感，但它并不等同于这种自然情感，也不是与民族诞生俱来的一种本能。把这种民族感情政治化，是近代以来才有的历史现象。它是伴随着近代资本主义世界化的潮流而出现的，力图通过实现领土和主权的独立与完整，以国家的形式保持本民族特点及其延续性，不被其他民族吞并或侵害的一种具有相当普遍性的政治诉求。对国家的认同，是民族主义的核心。也正因为如此，那些非抵抗资本主义列强，否则不能保证自身生存发展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其民族主义的情绪就显得格外高昂。整个20世纪，包括中国在内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主义的觉醒，无疑极大地推动了各国民族解放与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

　　中国革命自其开始以来，所追求的直接目标就是摆脱屈辱的半殖地地位，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包括中国***在内，他们也从不否认自己的民族主义使命。基于阶级斗争的理论，他们只是习惯于在民族主义这一概念前面加上“无产阶级”、“革命的”或“广义的”这样的一些限制词。他们从来就相信：在落后的被压迫民族当中，民族主义“正发展着进步的、革命的旗帜的作用”。只有首先实现被压迫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才有谈到这些民族中阶级解放的可能。[1]而不论共产党人后来对“民族主义”这一概念的看法有过怎样的变化，在涉及到国与国关系的情况下，人们头脑中的民族主义目标及其情感，依旧在极大的影响着他们的政治判断和对外政策。包括在中苏这两个共产党国家之间，这种情况也表现得十分明显。中苏两国由最初的同盟，很快走向关系破裂，毫无疑问绝不仅仅是因为双方在意识形态方面发生了怎样严重的分歧，而是与双方之间民族主义的碰撞有密切的关系。事实上，要深入了解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还是应该从新中国建国前后中苏两党两国围绕着如何理解各自权利和利益问题发生的民族主义碰撞开始谈起。[2]本文即试图就此略做尝试。

　　实现平等的热切期待

　　革命通常都是和理想联系在一起的。革命的成功，即应是理想的实现。1949年，眼看新中国成立在即，毛**和**领导人渴望一举成就革命理想的心情之迫切与强烈，当不难想象。而在长期遭受列强侵略，处于半殖民悲惨境地的中国人看来，革命的最主要目标，当然是要实现民族独立和民族平等。要想真正实现民族独立和民族平等，自然取决于能否根本上取消关系大国的一切特权并取得其外交上的正式承认。但在这个问题上，**中央刚刚开始考虑建国问题，就面临着一种两难的境地。其原因很简单，就取消列强特权而言，基于意识形态对立等原因，**不难用强力取消美英各国在华特权，却难以取得美英各国的正式外交承认；就外交承认而言，基于相同的意识形态和利益关系，新中国不难得到苏联的外交承认，但**对苏联能否放弃它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地位和各种特权，却没有十分的把握。由此可知，新中国建立前夕，**与苏联的关系就相当微妙与复杂。

　　1949年开年不过一周时间，中苏两党之间就发生了一件颇能反映双方关系微妙的事情。当时南京政府为延缓军事崩溃的趋势，向苏、美、英、法四国政府提请协助调处国共内战。斯大林把南京的请求转发毛**，并建议委婉拒绝外国调停，但在相当条件下接受和谈请求。毛怀疑斯大林有意干涉中国革命，对此大为不满。后来，斯大林进一步说明了他所提议的接受和谈，只是一种争取国内外舆论的策略手段，苏联并非真的希望看到反对国民党的战争停止下来。而毛最终也在1月14日按照斯大林的建议提出了严苛的条件，同意举行国共和谈。但是，他明显地还是不喜欢斯大林卷入到这种本应由中国人自己决定的事情上来。[3]直到毛几天后修改周恩来起草的对外交工作的指示时，他还念念不忘地在其中特别加写了一段话，即“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如有外国人提到外国政府调解中国内战等事，应完全拒绝之。”[4]这里所说的“外国人”，显然包含俄国人在内。而所谓“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清楚地显示毛在1949年初就已经完成了从革命到执政的角色转换，开始有意识地把中苏两党关系方面的问题也放到国家主权的高度上来看待了。

　　既然做好了执政的准备，**领导人自然要高度关切恢复民族权益的问题。而新政府能否收复国民党政府丧失的权益，彻底实现民族独立，不仅关系到毛**等**领导人能否实现其民族主义的革命目标，而且对共产党和新政府的政治形象影响甚大。特别是经过抗日战争，各种不平等条约已大部废除，长期成为历史屈辱象征的各种租界和租借地也多半不复存在。唯一在事实上仍旧在中国拥有特殊权益，包括占据着中国领土者，只有苏联和英国。苏联利用参加对日作战之机，迫使国民党政府同意其驻军旅顺港30年，共同经营中长铁路和通过公投完成外****手续等项协定，在战后给国人留下了相当不好的印象。[5]**中央无疑必须设法解决这一问题。中苏两党领导人第一次秘密接触，就不能不迅速涉及这一问题。

　　战后中苏两党领导人的第一次接触，发生在1949上1月30日至2月8日之间。当时苏共中央特派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潜来**中央所在地河北阜平西柏坡村，与毛**等**领导人进行了长达一周时间的会谈。在会谈中，毛**似乎不经意地，但却明显带有试探意味地讲述了“一个女资产阶级社会活动家”提出的问题，“即革命政府在中国掌权后，苏联再在旅顺保有军事基地就没有意义了，而收回旅顺，对于中国来说则是一件大事。”[6]当然，毛**未必急于立即收回旅顺军事基地，在新中国还没有海军可以威慑侵略者的情况下，苏联暂时保有在旅顺的驻军，对震慑美国，保证东北解放区的安全，确有相当价值。但这并不等于多数中国民众和社会舆论能够理解。而考虑到即将执政的前景，毛**不能不开始更多地考虑如何面对这种要求维护国家主权的意见，哪怕它来自资产阶级方面。

　　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则是外蒙古的归属问题。苏联（当时为苏俄）自1921年就开始驻军外蒙古，后即基于自身安全利益的考量，开始致力于使外****于中国。苏联的这种努力，断断续续直到1945年利用出兵参战，才最终得以达到目的。对于外蒙古的独立问题，**从民族自决的观点出发，也曾积极赞同过苏联的立场[7]，但毛**相信，革命胜利后，完全可以通过成立“中华联邦”来解决这一问题。即到那时，“外蒙古共和国”可以“自动成为中华联邦的一个部分”。[8]眼见革命胜利在即，如果能够使国民党被迫放弃的外蒙古重回中国，毛**自然希望实现中国的大一统。因此，在会谈当中，他尽管是委婉地，却是相当明确地表达了希望看到外蒙古重归中国版图的个人愿望。[9]

　　战后苏联坚持要控制中国东北，一个基本的考虑就是想要保证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利用向中国东北和北朝鲜扩张来建立一道防波堤。眼见新中国成立在即，继续保有对中国东北的控制权明显不利于中国新政府的外交形象，同时在战略上也不再十分必要，因此，斯大林刚一得知毛**提出旅顺港问题，马上打电报给毛**，肯定中苏协定是不平等的，说一旦同日本签订和约，苏军马上就会从旅顺口撤退，如果中国方面认为最好现在就撤，苏军也可以马上撤出。但是，坚信自己在中国东北有实际利益的斯大林，对1945年中苏条约规定的中苏共管的中长铁路问题，却难以割舍。尽管**中央只字未提，他还是再三透过科瓦寥夫打听**中央的意向如何，并要求米高扬向毛**强调：中长铁路“主要是由俄罗斯出资建成的”。他完全不记得这条铁路的相当部分早在1935年就被卖给过日本和伪满洲国，继续坚持该路是由俄国出资修建而要求继续共同管理，多少有点不合情理。[10]至于对外蒙古问题，斯大林的态度就更不一样了。因为，在俄国人看来，这不仅仅是因为外蒙古的地位对苏联的国家安全置关重要，而且在他们的意识当中，外蒙古早在20年代就已经独立了，现在的问题不是外蒙古回归中国与否，反到是中国的内蒙古会不会步外蒙古后尘的问题。斯大林因此警告毛**说：内外蒙古合并，只会对中国不利，因为他不愿看到由于外蒙古坚持独立，反而把内蒙古也从中国分离出去。

　　与米高扬的会谈已经显示出双方之间存在某些分歧，沟通颇为不易，考虑到新中国建立在即，需要苏联支持之处甚多，多数领导人显然不愿意因为东北局部的权益问题而与苏联意见分歧。几个月后，即1949年6月底刘少奇率**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莫斯科时，**中央在向联共中央和斯大林提交的书面报告中，虽然仍然在某种程度上表示了自己的愿望，但其强调重点已发生了改变。报告中再度提到了旅顺驻兵、外****和苏联从中国东北运走机器的问题，且说明在民主党派、青年学生和工人当中对此存在着不少议论。但其所强调的却是不赞同这样的议论。在外蒙古问题上，报告虽然依旧提到了欢迎蒙古人民共和国与中国“联合”的态度，同时却明白表示应该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承认其独立的事实。[11]包括对1945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央也给予高度的评价，称：中苏条约对于中国人民和世界和平民主是有利的，不仅“在过去已给予中国人民很大的帮助”，就是在今后也仍产生更伟大的贡献，因此“我们完全愿意继承这个条约”。与前稍有所不同的只是，鉴于新中国成立在即，人们已开始考虑“另起炉灶”的问题。即使他们并不怀疑国民政府时代所签订的这个条约的平等性质，却也更愿意另搞一个新条约，以展现一种全新的外交关系。故报告委婉地表示说：一旦新中国与苏联建交，中国政府既愿意宣布全部承认这个条约继续有效，也愿意“根据原来条约的精神，由两国政府代表重新签订一个新的苏中友好同盟条约，以便根据新的情况在文字上和内容上有所增减。”当然，也可以暂时维持这个条约的原状，等适当时机再签新约。[12]

　　显然，对于**中央的上述表示，斯大林并不认为有太多讨论的必要。他只是解释说：“在与毛**交换电报中已经有过声明，说这个条约是不平等的，因那时与国民党打交道，不能不如此。美国在日本驻兵很多，蒋介石又勾结美国，苏联以旅顺驻兵是DIZHI美蒋武装力量的自由行动，保护苏联，同时也保护中国革命的利益。当时联共中央内部已有决定，即在对日和约订立，美国从日本撤兵后，苏联可以考虑即从旅顺撤兵。如果**认为要苏联从旅顺立即撤兵，以便**在政治上有更多的回旋余地，苏联军队现在就可以从旅大撤退。”对于如何处置1945年中苏条约问题，斯大林对刘少奇报告提出的三个方案，只是含糊其辞地表示说：“全部继承或重新签订或声明等一时期重新签订”，“都用不着，等毛**来莫斯科时（再）解决这个问题”。[13]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正式宣告成立，苏联等东欧国家相继宣布承认新政府，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也陆续开始做出姿态，外交工作，包括全面审查过去国民党政府与各资本主义国家缔结的各种条约的工作，迅速提上议事日程。在这种情况下，对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如何处置，再度成为**中央必须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毛**显然是赞成“另起炉灶”的。何况，无论中苏条约平等与否，其相关协定毕竟存在不平等的情况，国内各民主党派和青年学生对此始终议论纷纷。立于执政党地位，又是建国伊始，自然有重新建构的必要。而更重要的是，与美国的对抗已经把民族独立和民族平等问题提到更高的高度，国内民众及其舆论也势必会拿共产党对美国的态度，衡量其对苏联的态度。如果厚此薄彼，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动摇共产党彻底捍卫国家主权的政治形象。因此，当毛**决定尽快实现访苏之后，他即决心提出重订新约的问题了。他为此向斯大林的私人代表科瓦廖夫专门解释说：只有在同苏联缔结了关于友好、军事、经济和政治同盟，以及关于贷款、贸易等方面的条约之后，才能允许外国的外交使团到中国来。也只有依靠同苏联缔结的条约，我们才能够着手重新审查和废除蒋介石政府同帝国主义国家缔结的不平等条约。[14]

　　11月8日，毛**正式致电莫斯科，表示希望乘斯大林七十诞辰之际访问苏联。并且说明，在访苏期间他希望能够与斯大林讨论中苏条约问题。如果到时候需要签订新的条约，周恩来将会前往莫斯科签字。随后，毛**进一步致电中国驻莫斯科大使王稼祥，并委托周恩来会见苏联大使罗申，说明其打算前往莫斯科为斯大林祝寿，同时讨论中苏条约问题。[15]比较一两年前毛**计划访苏时所开列的一长串问题清单，毛这次访苏的目的可谓简单明了，就是想要另订一个足以显示两国平等地位的新条约。[16]由此不难看出，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国家主席的毛**最急于达成的目标是什么。

　　**中央急于签订新约的心态，还可以从其情报部门负责人李克农随后的一次谈话当中观察出来。这次谈话就发生在毛**正式提出访苏要求一周之后。李克农当时在会见苏联大使的过程中特别提到了这样一个情况。他说：**了解到美国有一个策划分化中苏关系，促使中国***响应铁托集团的重大阴谋。敌人现在正在“攻击1945年的中苏条约是一个不平等的帝国主义条约”，说它导致中国丧失了东北及在那里的所有工业设备。[17]李克农的谈话给人的印象很清楚，即**中央对继续保持1945年的中苏条约颇感担心，因为它已经成为美国人用来攻击新政府的一个把柄。而事实上，李克农特意提到这件事，表明**中央这时已经完全统一了认识，相信继续保持这样一个带有不平等内容的条约，对新中国有弊无利。

　　从毛**年初对米高扬提到资产阶级社会活动家对旅顺口协定的非议，到李克农年底强调来自美国的批评看法，我们不难看出新中国成立前后社会舆论，特别是民主人士当中逐渐升高的民族主义压力。不仅仅是毛**在新中国建立前夕藉着批判美国白皮书，极力鼓动国人提高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而且一个新中国冉冉浮现出地平线的现实也极大地刺激着那些充满爱国热忱的人们，渴望看到共产党能够一扫旧中国所遭受的种种耻辱。因此，中苏关系的现实当然不能让多数人感到满意，甚至不少人对要不要太过靠近和仿效苏联，也颇多怀疑。这时在中国的一位意大利共产党人即谈到过新中国成立初期在**高层干部和普通民众间存在着的这样一种心态。他说：“许多人认为，中国走过了漫长的革命道路，是一个大国，可以继续走自己的路，无需走西方国家甚至是俄国走过的路。”“尽管青年人嘴上也说同情苏联，对苏联有好感，但事实表明，青年人也有民族主义情绪，认为他们可以走自己的路，不必模仿苏联的榜样。而且在相当一部分青年中还有这样的谈论，说苏联是帝国主义国家，因为它似乎同中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把旅顺港和大连弄到了自己手里。”[18]显而易见，革命的胜利不仅使毛**，而且使广大干部和民众都开始充满民族自豪感。这种心态不仅针对美国，同样也吞没了苏联。而上下层交互影响的结果，自然会使前往莫斯科寻求“友谊的援助”的毛**背负上强烈的民族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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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与苏联的关系实在过于特殊。他们在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意味着他们之间还要更多地照顾到阶级利益的一致性，而无法简单地从双方各自民族利益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正是这种太过复杂的关系，再加上双方沟通上存在着一定的隔阂，不可避免地在毛强烈的民族使命感和他对现实可能性的评估之间形成了较大的落差。关于这一点，从毛作为新中国最高领袖，第一次正式出访苏联，却只带了一个秘书、一个翻译和几个工作人员前往，即很可看出一些端倪来。

　　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

　　1949年12月16日中午，毛**乘火车到达莫斯科北站，前来迎接的是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以及苏军元帅布尔加宁等人。新中国最高领袖抵达莫斯科，苏联最高领袖斯大林没有到场亲自迎接，这在众多中国人看来显然不够礼貌和尊重。尽管苏联人可以提出种种合理的解释，比如斯大林从不亲往车站迎客，又是被祝寿的对象，各国贵宾很多，不能厚此薄彼等等，中国人中还是有许多人不能理解。“中国新闻总署”为此通报说：“许多人对斯大林没有亲自到车站迎接毛**表示惊讶。上海工商界人士和旧社会出身的一些人对此表示不满。许多人认为，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欢迎（实际应为欢送－引者注）日本外交部长，但没欢迎毛**，这很不好。一些人尖刻地讽剌说，毛**是去‘鞠躬学习’去了。斯大林是主人，是导师，所以自然不一定亲自迎接他了。……一些人说，毛**亲自去苏联‘损害了国家的威信’。武汉商会主席说，通常国家首脑在边境地区会见。现在毛**到莫斯科，斯大林不亲自去车站迎接，像是被叫到莫斯科的。中国好像是一个仆从国。类似的讨论在天津工商界和大学生中也有。”[19]尽管我们不清楚毛**对此是否也有同样的感觉，中国新闻总署就此所做的通报也特意题为“狭隘民族主义思想的表现”，但把这样的消息如此具体地报送给毛**，毛**又原封不动地通报给苏联当局，这其中未必没有某种隐含的喻意。[20]

　　16日当晚，斯大林率领苏共政治局全体成员，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室的会客厅会见了毛**。双方立即展开了第一次会谈。会谈刚刚开始，毛**就提出了中苏条约的问题。斯大林当即表示：“应该讨论和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弄清，是否应该宣布保留现有的1945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或者宣布将来进行修改，或者现在就对它进行相应的修改。”但他话锋一转，却建议暂时不要改动这项条约。他说：“众所周知，苏中之间是根据雅尔塔协议缔结这个条约的，该协议规定了条约中最重要的几项条款（有关千岛群岛、南库页岛、旅顺问题等等）。这就意味着，上述条约的缔结应该说是得到美国和英国同意的。鉴于这一情况，我们在小范围内决定暂时不改动这项条约的任何条款，因为哪怕是改动一款，都可能给美国和英国提出修改条约中涉及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等条款的问题提供法律上的借口。因此，要寻求一种可行的办法，在形式上保留，而在实际上修改现行条约，即形式上保留苏联在旅顺驻军的权利，但按照中国政府的建议，撤出那里的苏联军队。”在斯大林看来，中苏条约不平等的关键，在于旅顺口驻军问题。“特别是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在别国的领土，尤其是在友好国家的领土上驻军，是完全不合适的。”“如果双方一致同意苏军撤出旅顺，那么在国际上我们将获得好评。同时，苏军的撤出，也给中国***在处理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相互关系方面以重大的帮助。所有的人都将看到，蒋介石做不到的事情，共产党人做到了。”[21]

　　从斯大林的谈话当中可以清楚地发现，他对中苏条约的基本态度与年初米高扬秘密访华时，和年中刘少奇秘密访苏时相比，并无变化，仍肯定条约的不平等性质，只是强调重点是在旅顺驻军的问题上。但在对条约的具体处置上，斯大林过去从未有过明确的表示，显示当时态度有些犹豫不决，拿捏不定。如今，他的想法已经十分确定，即条约暂时不宜修改。原因就是任何修改都有可能使美英找到公开推翻雅尔塔协定的理由，从而损害到苏联战后从日本那里夺取的实际利益。

　　为了恢复自己的主权，要使苏联承担可能失去千岛群岛和南库页岛的危险，这使高度重视中苏两党阶级利益一致性的毛**顿感为难。他明确表示对此十分意外，但能够理解。他说：“在中国讨论条约时，我们没有考虑到美国和英国在雅尔塔协定中的立场。我们应该按如何对共同的事业有利来行事。对这个问题应当考虑周到。但是，现在已经清楚的是，目前不必修改条约，正如不必匆忙从旅顺撤军一样。”[22]

　　16日晚的会谈整整谈了两个小时，用毛**的话来说，双方具体讨论了包括和平的可能性、中苏条约、借款、解放台湾以及出版俄文版毛选等许多问题，斯大林虽然说明中苏条约因雅尔塔协定的关系，两年之后才可能作大的修改，目前暂不宜改变，但其“情意恳切”，提出旅顺问题可以实质上苏联实行撤兵，由中国军队进驻。鉴于这种情况，对于周恩来总理是否还有必要来莫的问题，斯大林的意思是只签个声明，可以不必飞来了。毛则考虑，最好还能够搞一个“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23]，比如将商务、借款、航空等协定一起，搞个签字仪式，还是由总理来签。在18日给**中央的电报当中，毛**将会谈的情况以及他的想法做了介绍和说明，同时建议政治局对如何处理中苏条约问题加以讨论并提供意见。[24]

　　从毛**给政治局的电报当中可以看出，斯大林虽然婉拒了毛**改订新条约的提议，但毛还没有马上感到太多的不快。如果能够将商务、借款、航空等一起签订下来，请周恩来过来搞个仪式，于新政府也算有些尊严。21日，在苏联国家大剧院举办的为斯大林祝寿的大会上，毛**被邀请同斯大林一同步入会场，接受欢呼，并被安排第一个致贺辞，这些也都让他感到某些欣慰。他在当晚给**中央的电报当中不无高兴地提到：“庆祝会除苏联各共和国代表讲话外有十三个国家的代表讲话，在这十三个国家中由我代表中国第一个致词，受到盛大欢迎，三次全场起立长时间鼓掌。”他并且十分欣赏苏联塔斯社就此所做的报道，为此专门要求新华社发消息时要用塔斯社的新闻稿。想不到，国内的政治局开会讨论的结果，大家都主张周恩来没有去的必要。刘少奇等人在给毛**的复电中相信：苏联方面不仅不想马上修订条约，而且也不准备现在就签订关于借款、航空、通商诸协定，它只是打算就旅顺驻兵问题及对一般政治问题和毛发表一个声明罢了。既然如此，则恩来同志去莫似无必要。[25]

　　政治局的看法使毛感到不安。他很快把科瓦廖夫找来，提出两项办法要斯大林早做决定，以弄清他可能的处境。毛的建议一是按照他的希望，解决借款、通商、航空等项协定问题，召周恩来前来完成协定签字手续；二是依照政治局所估计的，只对上述问题进行磋商，暂不履行相应的协定签字手续，周恩来即不必来。[26]而24日与斯大林的会见，竟意外地证实了**中央政治局的估计，斯大林果然同意第二种办法，主张周恩来不必来。[27]斯大林的这种态度终于让毛**生了气。据毛后来多次回忆，他以后几天曾不止一次地对苏联方面的联络人员大发脾气。不论其实际生气的时间和程度与其后来回忆的情况有无差距，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毛确实感觉到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28]而这并不仅仅事关个人颜面，它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毛民族自尊心的一种强烈反弹。

　　从12月16日到莫斯科之日起，毛**在莫斯科活动的消息不断出现在苏联的报纸上。但自22日苏联政府大型祝寿宴会之后，毛在莫斯科似乎消声匿迹了。这不能不引起一些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动向的外国通讯社的极大猜疑。而中国新闻总署关于“狭隘民族主义思想的表现”的通报，看起来也触动了斯大林一向敏感的政治神经。在进一步听说英国也有加快与新中国建交步伐的消息之后，斯大林终于发现，争取毛**和新中国的友谊，远比过分担心美英的反应对苏联更为实际。于是，他在1950年1月1日主动起草了一份以毛**名义答记者问的新闻稿。在这份稿件中，斯大林出人意外地写上了准备解决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贷款、通商等各项问题的内容。当毛**看到这一文字稿时，自然是又惊又喜。他毫不犹豫地表示同意以他的名义发表这篇答记者问。[29]

　　2日一早，苏联报纸即刊发了毛**答记者问。当天，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又一同来拜访毛**，特别提出希望了解毛对解决中苏条约等问题有何意见。毛**这时仍不能十分确定苏联到底准备怎样做，因此依旧提出三种办法：“（甲）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乙）由两国通讯社发一简单公报，仅说到两国当局对于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他问题交换了意见，取得了在重要问题上的一致意见，而不涉及详细内容，实际上把这个问题拖几年再说。”“（丙）签订一个声明，内容说到两国关系的要点，但不是条约。”当然，毛热切地期望能够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他特别解释说：“这样做有极大利益，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觉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国际上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据他当晚给**中央的电报说：“当我详细分析上述三项办法的利害之后，莫洛托夫同志即说，（甲）项办法好，周可以来。我仍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莫洛托夫同志说，是的。随即计算周来及签订条约的时间。”[30]

　　斯大林最终同意签订新约，使毛**如释重负，几天的不安与不满一扫而光。此行如不能取得足以显示新中国国际地位空前提升的成果，不仅会伤害到毛及其他所领导的新政府的形象，而且会使亿万对新中国充满期待的国内各界民众产生严重的挫折感，并便利美国和其他敌对势力的宣传。尽管，毛很清楚斯大林所同意的新约其实可能主要只是在旅顺驻军问题上有所改变，外****问题仍须面对现实，但他仍旧深受鼓舞。他明白电告国内的领导人，至少要让人民了解：废除旧约，签订新约，最大的好处就是“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废除旧约，重订新约，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同时，他亦特别叮嘱周恩来动身前，一定要召开政务院会议，明确宣告此行即为谈判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时还应召集在京所有政府委员宣告此事。[31]

　　与毛半月前出访时的轻车简从不事宣传的作法相比，不难了解毛此时内心的感受。同样，在京政治局委员及各党派负责人对此一进展也颇感振奋。刘少奇在4日的电报中告诉毛**：政治局同志3日夜开会讨论，完全同意来电所示各项办法。恩来决于9日晚车由北京动身，19日可抵莫斯科。走前已定5日开全国委员会常委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协商会议，6日开政务会议，7日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均将遵照来电所示方针解释。几天会议的结果，各方人士亦均表支持。[32]在外交部召集的社会名流讨论中苏条约的会议上，大多数人的发言尤为引人注目。除王铁崖等个别国际法专家以外，多数与会者都一致主张一定要将条约重新订过，并认为“苏联放弃中长铁路及旅大的租借，并不违反雅尔塔协定”。“只要斯大林愿意，中长路和旅大都可以收回”。据会上有人介绍说：许多大学生都不能接受**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解释，直到看到报上发表毛主席在莫斯科要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大家才舒了一口气，认为这一来问题可以解决了。[33]

　　新约签订在即，毛**再度焕发了活力。1月13日，他正式批准征用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兵营，接收征用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留沪物资的计划，以便将美国所有在华的旧领馆全部挤走。对美方随之而来的抗议和撤退在华一切官方人员的作法，毛完全不屑一顾，断言“此事对我们极有利”，“美国人对我们的威胁恰恰是我们想要得到的东西”。他随即特意把这个消息通知了苏联方面，并且强调他的目的就是要“把美国的领事代表驱逐出中国”，并“努力拖延美国承认中国的时间”。因为“美国在中国得到合法权利越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越有益处。”[34]

　　1月17日，莫洛托夫、维辛斯基告诉毛**，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全国新闻俱乐部讲演中公然声称苏联正在采取新的手段把中国北部地区并入苏联，除了外蒙古地区已经完成了这一步骤以外，苏联还在努力使东北、新疆和内蒙古地区从中国分离出去。莫洛托夫建议由苏联和中国的外交部分别正式发表声明对此加以驳斥。毛**对美国顽固支持国民党政权的态度早已深恶痛绝，对驳斥美国人的宣传更是驾轻就熟，自然表示赞同。只不过，事后特立独行惯了的毛**不劳外交部官员动手，很快亲自挥就了一篇充分体现其个人风格的言辞犀利尖刻的短文，痛斥美帝国主义官员正在一天天地变成“如果不乞灵于最无耻的谣言就不能活下去的最低能的政治骗子”，断言美国人除了制造苏联将要吞并中国这类低能的谣言以外，已经再没有什么好办法能够对付中国人民了。[35]而这样一篇充满嘻笑怒骂的文字，当然不适合由外交部来发表。因此，他最终还是选择了由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公开发表谈话的方式，发表了这篇“官方声明”。尽管在俄国人看来，毛**此举有失郑重，没有做到步调一致，但在毛自己看来，这却是最能够表达其内心情感的一种方式，远比四平八稳的外交声明痛快得多。

　　毛**我行我素的做法，据说受到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委婉批评。这对刚刚成功地促使斯大林同意签订新约，正感受着胜利喜悦和自豪的毛**来说，在自尊心上无疑是一个相当大的伤害。从毛几年后多次强烈不满地提到这件事的情况看，他当年对俄国人像教训小学生一样告诉他什么叫步调一致，内心确曾充满反感。[36]这种反感固然没有立即影响到毛做出不满的表示，但对斯大林同意签订新约的满足感，还是多少受到了影响。特别是在周恩来一行1月20日到达莫斯科之后，涉及中长铁路协定的讨论一展开，这种情况就逐渐变得明显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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