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涛 : 2008，中国解构西方话语霸权

laruence

　　I “东方主义视角下”下的西方话语支配

　　“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摘录自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著名的美籍巴勒斯坦学者萨义德在其成名作《东方学》一书的开头引用了马克思的一句描述殖民主义者心态的传神之语，用来描述东方和西方的不平等关系：“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在早期殖民者对于非西方世界的看法中，东方作为相对于西方的定型化的“他者”形象并不具备主体的认识能力，东方人作为理性西方人的对立面，不仅不能对世界进行理性全面的阐释，也不具备理性认识和阐述自身文化的能力，因此他们是“失语者”，在知识和智力上都无法成为完整和正常的人，因此他们没有表达能力，更谈不上话语的构建，他们关于本身文化的认识必须经过西方的构建，才能被人类社会普遍接受。因此东方并不是一个主体，西方对东方的认识并不是建立在东方本体论的基础之上，东方人更不具有主体位格，因此东方人说什么并不重要，关键是西方人说什么才算数；东方人在思考什么可以忽略不计，关键是西方人是如何思考的，才可以代表普世的看法；东方人的呐喊、愤怒和内心的感受并不重要，而西方人的情绪和情感才能真正代表世界的主流情绪（萨义德 1999）。

　　萨义德从小生活在巴勒斯坦，祖国的悲惨遭遇和民族空前的灾难让萨义德的内心充满着苦痛，他在美国学习了西方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后，逐步吸收了意大利政治学家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和FaGuo社会学家福柯关于“知识—权力—支配关系”的理论，创建了关于东方主义的庞大理论体系。葛兰西属于欧洲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提出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葛兰西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道路依赖的不仅是暴力革命，而是更依赖于在精神层面上对文化领导权的争夺，后者在未来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具有更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因为资产阶级对社会的统治和合法性的来源随着社会文明的推进越来越不依赖于简单的暴力统治和暴力镇压，而是逐渐依赖于一整套文化意义上的，对社会主流观念的塑造、引导和支配，通过精神文化的深入人心和心灵意义上的文明“教化”，资产阶级实现了文化霸权，被统治者在主流文化和主流观念的控制下，逐渐完成了反抗弱化和对统治阶层认同的过程。因此对文化领导权的争夺，以及颠覆统治阶层的文化霸权，是无产阶级面临的新任务(Gramsci 1971)。

　　应该说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是20世纪初期的理论，这样的理论和单纯的阶级观点并不完全适用于解释今天的社会。今天社会的多元化和阶级关系的弱化使得“阶级斗争”和“文化斗争”这些具有张力的词汇含有过多早期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色彩，因此对于葛兰西的理论进行批判性吸收是比较合理的选择。相比较而言，福柯关于社会精英通过话语主导而实现话语权的制定以及深层次的社会控制和社会支配具有更深刻的认识论意义。在福柯的观点中，各种社会边缘群体是话语权的“弱者”，而话语权的定义者则通过一系列话语机制和定义主导权实现了对他们的牢固控制。难以想象的是，在主流话语语境的压迫下，弱小团体是多么无助，是陷入怎样深刻的压迫感中，是怎样在话语强权中被迫“失语”，成为现代文明机制中的被压迫者。萨义德正是吸收了福柯“知识就是权力”、“话语主导可以实现支配”以及葛兰西“文化霸权”和“文化主导权”的观点，并且借鉴了福柯进行考古学和谱系学研究的方法手段，进行了丰富的文献考察和文本研究，从而提出了东方主义的观点。关于萨义德对东方主义的研究进而被称为东方学(萨义德1999；Gramsci 1971；福柯 2006)。

　　东方主义，说白了就是西方如何通过自身的想象、认知、剪裁和一系列的过滤机制，进而按照自身的需要构建出来的关于东方社会、文化、政治、宗教、民俗和人民的整体看法。通过对东方的想象和构建，西方将东方视为一个定型化的“客体”和“他者”，也就是通过建构“东方”来界定“西方”本身的存在和本位文化。正因为东方的存在，才有了“西方”这一说，正因为有了“东方文化”、“东方文明”这样的对立面，才能树立牢固的“西方文化”、“西方文明”的概念范围。进一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西方关于东方的认知加强了其本身的认同感和本位文化的身份确定。萨义德在大量西方文献关于东方的描述中（特别是早期西方人来到东方后的游记、传记、旅行日志和文学作品以及宗教典籍中关于东方的描述），发现了西方在对东方的描述中往往存在着一种猎奇的“赏玩”心态：东方遍地是黄金和珍宝，东方的集市上充满着香料的味道，东方的文化充满着神秘和异国情调，东方宛如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中一样蒙着神秘的面纱；但是东方人又是非理性的，野蛮的，不具有正常人的知识和智觉，东方人蠢笨、无见识而又不懂得逻辑思维，东方的君主残暴而又无德，东方的社会管理混乱，东方是肮脏、混乱和无序的，在那片辽阔神秘的土地上居住的是一群异教徒 （萨义德 1999)。

　　萨义德在早期的典籍中所指涉的东方指的是今天土耳其经过阿拉伯国家到伊朗这片土地，在欧洲语言中，orient指的正是这一片地区，而不包含中国和印度。在萨义德后期的作品中，他将东方的范围加以扩大，进而涵盖了东亚和南亚的文明。其实我们今天地理和文化意义上的概念比如“东方”以及“近东”、“中东”和“远东”的看法正是以西方的视角来观察东方的结果：根据距离欧洲的远近，不同的区域被分成不同类别，“近东”是指距离欧洲最近的地区，比如土耳其；“远东”则是指距离欧洲最远的地区，比如中日韩。西方描述的东方其实不是真正的东方，也不是东方人自己认识的东方，而是西方构建和创造的想象中的东方，通过一系列的对立性的二元区分比如东方/西方、我们/他们、文明/野蛮、高尚/低下、基督徒/异教徒、理性/非理性、进步/落后等，西方树立了一个不同于自身、非我族类的“他者”形象，正因为这个“他者”的野蛮和无教养才能更加衬托出“我们”（西方）的文明和教养，正是通过这个他者的非理性才能衬托出西方的理性，正是因为这个他者的落后和低下才能衬托出西方的先进和高尚。“东方”的存在正是“西方”的对立面，正是构建了这个非我族类的全面落后和不道德的野蛮人形象，才能衬托出本位文明的永恒的优越感和道德感。而在殖民主义扩张的时期，对东方异国情调和财富的描述刺激了西方向东方和其他非西方区域扩张的过程，而西方认知构造的东方“野蛮落后”的形象也为西方的扩张提供了道义上的基础，先进征服野蛮，文明征服落后，这正是一种攻势文化和强势文化的逻辑（萨义德 1999)。

　　随着全球殖民主义的扩张和掠夺，“船坚炮利”固化了西方的优越感和文明中心主义，西方进而剥夺了非西方文明对自己文化和文明表述的权力，东方在西方持续的文化霸权下失去了文化自信心，东方的知识分子在对本国文化历史的构建、艺术创造、审美情趣和学术研究中出现了迎合西方中心主义的趋势。当创造并不是为艺术本身而创造，当一个民族不能按照本位的立场诉说自己的历史，而一切是为了迎合强者的思维习惯和思维逻辑的时候，东方主义就深刻展示出一种文化和话语权背后的权力关系。文化的霸权、对于东方彻底的“客体化”和“定型化”以及东方知识分子的自身失语和在殖民主义文化的语境之中的自身迷失，无非是体现了福柯的“知识—话语权—支配关系”的社会规律。在西方的东方主义的视觉中，东方是“客体”，而不具有“主体”地位，东方人也被异化成为“客体”，他们是无知、无识和让（西方）人无法理解的一群。“他们”就是“他们”，永远无法成为“我们”。通过人为的、主观的、以及西方所需的构建过程，西方完成了对东方的异化、物化和客体化。东方人在乎西方人怎么看待他们，而西方人并不在乎东方人怎么看待他们；东方人重视西方人的观点，而西方人并不在乎东方人的言说，这归根结底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力支配关系，它产生于西方扩张和殖民的整个历史过程，并且随着西方在全球取得支配的优势地位而定型了一种全面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和内在的支配逻辑（萨义德 1999, 2006)。

　　今天，尽管殖民主义的统治已经结束了三十多年，世界经济的重心逐步随着东亚的崛起而从大西洋两岸转向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中国和印度的崛起正在改变世界权力的对比关系，并将深刻形塑未来世界的新兴权力格局。但是支配了这个世界400多年的逻辑并不会在短期内完全改变，世界话语和文化的霸权垄断者并不会就此甘心退出历史舞台。殖民主义的结束和世界政治经济权重的相对变化甚至会在某一段时间更加刺激话语权支配者的紧迫感，以话语权和道德高地的优势作为压迫新兴大国崛起的重要工具，从这个角度来分析2008年的西藏问题和圣火传递才能更好地把握当前世界格局演进中的规律。

　　II 话语权扭曲下的“香格里拉”神话

　　初次到国外来留学的中国留学生都会在不同场合下面临“西藏困境”，或是在与朋友、同事聊天中，或是在路上、火车上都常常会有人突然发难：“为什么中国侵略西藏？”“为什么中国灭绝西藏的文化，摧毁西藏的寺庙、信仰和语言？”初次被责问的国人通常会感到困惑不解，而当我们试图为我国的西藏政策辩解，指出我们对西藏每年都有大量的财政投入和财政补贴的时候，回答可能更加生硬：“那是你们试图殖民西藏。”如果我们指出国家努力提高西藏人民生活水平，投入大量人力物资建设青藏铁路，我们可能得到的回答是“那是中国试图加强对西藏政治经济的控制，中国试图将西藏人在当地变成少数民族，而使得中国人（汉人）占据多数。”有过几次这样的遭遇后，我们就会发觉西藏问题自身是一个怪圈，是一个自成体系的话语陷阱。按照西方世界通常对西藏的描述，那是一个世外桃源，是“香格里拉”，是中国人在1951年入侵西藏，破坏了西藏的文明和文化，根据西藏流亡政府和**一方的说法，那就是中国在西藏实施了“文化灭绝”和“种族灭绝”。作为地球村的文明成员、文化的捍卫者 — 也就是西方国家，有义务关注西藏问题，并阻止中国在西藏的文化毁灭。每个中国人听到这些观点，都会非常愤怒，也会非常痛心疾首，然而奇怪的是，为什么这样的言论能够在西方社会成为主流，为什么在一个号称民主自由、信息索取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社会，能够允许这样的弥天大谎成为主流信息？

　　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一是西藏问题本身极其复杂，有着复杂的社会、民族和宗教等因素，存在历史上的冲突和缺憾，因此一个复杂面向的问题是很难用简单的化约来完全分析清楚的。西方在西藏问题上完全倒向海外流亡藏人和**一方，与西方的**情结是紧密相连的，既然**是共产党中国的敌人，自然容易被反华人士和某些战略家奉为上宾；二是人类普遍具有高山情结和对神秘文化的崇拜，尤其是在进入后现代主义的西方，在物质主义的冲击和传统宗教灵性低落的情况下，民众容易对东方的神秘文化或是和平的佛教文化产生兴趣，而**一方精心包装的藏传佛教文化迎合了传统的“猎奇心理”和“赏玩心理”，很容易引起西方民众的兴趣；三是**精心将自己打造成一个和平大师，言必谈“和平”、“人权”、“民主”、“环保”等符合西方施主口味的普世理念，且能巧妙地将藏传佛教与这些后现代理念结合起来，并结合自己在西方奔走多年练就的“民主风度”和“迷人微笑”，将自己塑造成为一个以弱抗强的和平抗议者和心灵大师，因此在西方倍受欢迎，参与了与西方话语权的共同构造。

　　然而以上几点并不能回答这样几个关键性的问题：是什么导致了“西藏问题”的根本性颠倒错乱？是什么导致了对旧西藏的严重扭曲的选择性描述？是什么促成了一个人为构建的、其实从来没有存在过的“香格里拉”？是什么导致严重的选择性失忆，残暴的农奴制不见了，乌拉的差役不见，喇嘛阶层的神权政治不见了，葛夏政府的横征暴敛不见了，旧式奴隶主的后代却成为了普世文化的代表者？是什么导致了选择性的“失忆”，对农奴的悲惨生活视而不见，对挖眼、断骨和剥皮的野蛮行为完全没有任何提及？是什么导致严重的对现实的颠倒，对新西藏人均寿命、识字率和婴儿死亡率等方面的巨大进步完全“失语”？是什么导致西方主流媒体对包括西方科学研究在内的大量科学数据和量化研究选择性“失明”，而对一个任意制造谎言的机构提出的数据却大加引用？是什么导致了言必称“言论自由”和“客观公正”的西方媒体选择性“失聪”，对于绝大多数藏区牧民和农民的看法永远听不见，而对某些代表过去神权政治的特权团体的声音却刻意地放大、再放大？是什么导致一些最基本的事实在数十年的时间内无法通过民主自由体制内部的调节机制得到反映，反而是在涉及到西藏的问题上谎言永恒地凌驾于真相之上？

　　对于西藏问题越是深入的查询、研究和探讨，就会发觉西藏问题是一个深不见底的话语权陷阱。我明白，一个西方普通民众支持西藏很可能是简单地出于道义上的原因，也许他或她并不反华，只是出于对**和流亡藏人的同情，但是这样的支持背后可能是美国好莱坞数部关于西藏的电影和西方媒体对西藏长期扭曲的报道和渲染所形成的结果。绝大多数公众哪有时间和精力静下心来去稍微考察一下西藏究竟在哪里？绝大多数公众哪里有时间去阅读科学文献和查询历史资料？绝大多数公众哪里有机会实地去考察一下他们所听到的是否远离真相十万八千里？大多数民众由于深信****政体下的新闻自由和新闻道德，对于自己听到的报道深信不疑，失去了起码的思考能力和反思能力，因此完全被媒体和精英人物刻意制造的神话所愚弄。当然，这是一个共同体结构，媒介和精英群体通过对话语权的任意截取、筛选和塑造，在民众中树立一个“他者”和“野蛮者”（中国）的形象，这里正深刻体现了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的精髓和福柯“话语—权力—控制机制”的深刻论述：不在乎西藏问题的真相是什么，只在乎根据某些精英集团的利益塑造西方需要的、想象的“西藏”；不在乎真实的“中国”是什么，只在乎塑造一个“政治文化野蛮者”的形象，通过建构出来的“他者”和“野蛮人”形象，使得西方取得牢固的道德制高点和道德优越感。在中国和平崛起、世界经济重心转向亚太地区的重要历史阶段，西方物质生产和物质形态的力量已经不再具有优势，这是数百年来世界未有之变局，西方某些精英集团感到了空前的失落和紧迫，因为话语权的力量毕竟是建筑在物质形态力量的基础之上的，当德国的世界GDP第三和世界出口贸易冠军的位置在短时间之内要易手给中国的时候，当中国追赶美国的脚步声越来越响亮的时候，一场精心设计的羞辱中国的大戏在奥运之年拉开了序幕，其目的就在于，即使不能阻挠世界经济重心的东移，也要竭尽全力用话语权和文化霸权将中国塑造成为一个“野蛮者”，而这个“野蛮者”的崛起是西方世界的大敌（其实是某些心态阴暗的人士心中想象出来的敌人），通过文化领域里依然保留的绝对话语权的优势地位打击中国，损毁中国的国际形象，迟滞、阻挠和延缓中国的崛起。他们理想的计划是，让中国在西方媒介和精英集团合力的话语权攻击下和信息战的优势下，同以往一样，使中国完全没有任何还击之力，成为“失语”者和无力辩护者，然后通过软实力的减损来打击中国的硬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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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语的支配归根结底是谋求权力的支配，是某些西方集团仍然意图对中国实现意志支配和权力支配的图谋。当中国顺利被“客体化”、“异化”而“失语”的时候，就是对中国可以任意实施权力支配和摆布中国的时候。为什么谎言有时候在国际心理战中非常重要，其关键就在于“不在乎是什么，而在于我是否能对你实现支配关系，我能否让你失语说不出话来”。因此西藏问题的确不是“民主”问题、“人权”问题和“宗教自由”的问题，而是精心准备的一场国际心理战和话语权战，因此无论中国怎样努力去谋求民主和人权，只要不让西****立，西方那些貌似公正的全球媒介和精英集团就永远不会满意。但是，中国民众在2008年的出色表现证明了中国不甘作一个话语权的弱者，不甘永远作为西方某些集团想象的“东方主义”投射，于是抗争发生了。

　　III 二零零八年，中国人拒绝被构建

　　西藏骚*事件发生后，中国在事件之初仍然按照传统的方式进行应对，由于在话语权上的不对等关系，西方媒体迅速建构起来一个西藏事件的假象，并将其当作事实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广泛传播。然而这之后，中国国内网民和海外留学生对西方媒体歪曲报道的抗争彻底改变了中国传统应对话语权强者的方式，在事件进程过程中逐步扭转了被动的姿态，进而逼得全球化话语权的垄断者 — 部分西方媒体失语并且被迫为自己的立场进行辩护。纵观整个事件，西方媒体和西方社会至少犯了以下一系列的严重错误，引起了中国民众的普遍愤怒和反击：

　　一是在骚*之初，事件清晰的情况下，就开始引用西藏流亡政府的错误信息，完全颠倒黑白，扭曲事件真相；

　　二是对遇难者缺乏起码的人道主义关怀，不仅不对受难平民表示人类普遍情感的哀悼，反而竭尽所能煽风点火，故意调高死亡人数；

　　三是把暴徒和劫掠者称为“和平示*者”，煽情地把骚*称为“起义”，违反了公认的民主社会对法治的要求；

　　四是运用移花接木的手段，大量造假、剪裁，甚至不惜制造虚假新闻，严重损害了西方媒体的基本新闻职业道德和职业信誉，也使得新闻自由的说法蒙尘；

　　五是大量屏蔽新闻和信息，对于**和西藏问题的历史真相竭尽所能地进行掩盖；

　　六是对于中国留学生在海外的抗议完全视而不见，但是少数****的游*却被高分贝播放出来，中国学生欢迎圣火的活动甚至被某些媒体歪曲报道为“抗议中国政府的西藏政策”，丧失了起码的职业良知；

　　七是一些知名的西方媒体的网站封杀中国人的声音，删去中国留学生的留言和，其手段完全类似他们每天口诛笔伐的“新闻检查”；

　　八是对于中国留学生和中国民众的愤怒和抗议进行诬蔑，在没有任何证据和核实的情况下，污蔑在网站上发言的中国留学生是政府的雇佣军，极大损害了西方媒体言论自由的形象；

　　九是无视中国国内新兴公民社会的成长和言论日趋多元、自由和活跃的趋势，将任何反对西方歪曲报道的民众诬蔑为“被洗脑”或是“政治宣传煽动的结果”，肆意的贬低中国民众的声音；

　　十是把海外中国留学生的抗议一律诬蔑成为大使馆组织策划的，引起了海外留学生的强烈愤怒。

　　其实我们不应该感到奇怪，东方主义式的话语霸权语境就是一种镜中映像的投射，西方可以任意利用话语的强权建构东方，建构西藏事件，建构中国人的“政治文化野蛮人”的形象，西方可以不在乎事实的真相，也不用在乎中国人怎么想、中国人怎么看待、中国人有什么情感。因为在霸权主义的语境中，东方人只是“客体化”的一群，他们是一群无知无识、可以被西方忽略不计的群体。西方媒体所采访的中国人，往往是他们乐意看到的持不同政见者和异议人士，这些人其实也完全没有获得平等的“语境”权，他们只是西方用来建构他们需要和想象的工具而已。但是西方没有看到，中国民众越是深入到全球化的世界中，就越能了解西方的“民主”、“人权”、“自由”等思想的要义，就越不甘于被“异化”和“客体化”。西方也没有真正了解，他们一天到晚所鼓噪的“民主”、“平等”和“人权”正成为新一代中国民众觉醒的武器。是的，中国国内民众和海外留学生很好地把握了这次全球化时代中中国新公***动的方向：我们不反对“民主”、“人权”、“自由”、和“平等”，我们反对的是假借“民主”、“人权”、“平等”、“自由”来实现对别国的颠覆和煽动，来实现话语背后的权力支配和永恒霸权的图谋；正是有了西方的“民主”、“人权”、“平等”、“自由”的理念，我们才会不屈地要求“平等”地被视为世界社会一员的资格，我们才会来要求我们的“人权”，我们作为（与西方人）平等的群体，有“权力”来表达我们的观点、情感和愤怒。西方媒体肆意诬蔑中国留学生的抗争，这正是一贯的东方主义的霸权语境结构，因为他们并没将我们视为平等的“人”，没有“人”的位格，哪能谈得上真正的人权？当我们一旦表达自己观点的时候，就立即被诬蔑，被屏蔽，被压制，这正是对平等基础上的“人权”和“民主”的压制，依然是一种东方主义下的话语权支配关系和强权语境。 因此，中国公民社会在全球互联网络上对西藏事件的真相构建和对西藏历史真相的还原，是全球化互联网络时代中国公民集体发出的声音，是一个崛起的东方大国发出的主体性声音，中国人的声音可能被西方主流媒体忽视、掩盖、曲解和屏蔽，但是中国网民通过互联网链接世界各大洲的讨论，让单一的霸权语境再也无法维持，新闻屏蔽再也无法运作，西方的公众也在这样的网络信息传播中逐渐开始了解西藏事件的多元和真相。然而最具有震撼意义的则是，这是近百年来西方话语权完全主宰的世界中，一个非西方的民族以理性的（非暴力的）方式撼动了西方世界的霸权语境结构，这是对西方媒介和知识结构支配世界权力的解构，也是对西方建构东方的解构，也是对西方垄断话语权和垄断我们政治历史解释权的解构，更是对“客体化”和“异化”东方人的解构。华人对CN*记者卡弗蒂辱华的言论所进行的全面抗争正是一个有思想力和创造力的民族的发声：不要用你们的偏见和想象来建构我们，中国新一代拒绝西方霸权语境的建构，我们在知识、智力和见识上是与你们（西方民众）平等的人类。这一事件深刻昭示着，中国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强大决不再甘于永恒地忍受西方掌控话语霸权，中国人不仅要在经济上、科技上取得与西方完全平等的地位，也要在话语权和文化上取得平等的地位。 我们不追求霸权，但是我们追求平权，也就是平等的人权。同时西方媒体和一些政治家拙劣的表演和不惜牺牲本身的价值观念如“民主”、“新闻自由”等来打压中国民众的观点，加速终结了西方人自以为是的道德制高点地位，西方的傲慢和自大加速了中国形成主体化的民族心灵结构，并彻底摆脱了依附心态，健康了我们的民族心理。

　　经历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全盘西化的思潮和九十年代民族主义思潮后，以2008年为坐标，中国进入了一个既不反西方、也不盲目崇拜西方的新时代，这个时代以中国的主体化为标志，我们一切都可以学习，但是我们是主体，而不是任何人和任何霸权语境下的客体，我们全然掌握着我们自己的主权，按照我们自身的社会规律和演进速度进行改革，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构建我们，因为是我们自己在构建自己，是我们在运用全球的先进理念，与中国的优秀传统相结合并以中国的主体性来进行改革，也许我们应该感谢这次事件中的西方战略家和媒体，是他们的作为加速促成了我们民族的主体意识和平权意识，让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得到最佳的构建，因此历史必将铭记公元二零零八年的非凡意义。

　　参考文献

　　（巴勒斯坦）爱德华·W·萨义德 《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巴勒斯坦）爱德华·W·萨义德 《权力、政治与文化：萨义德访谈录》，单德兴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

　　（FaGuo）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 杨远婴译，北京新知三联书店2007 年版。

　　（FaGuo）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刘北成 杨远婴译，北京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陈厚诚、王宁《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意大利) Antonio Gramsci 葛兰西《Selections from the prision Notebooks》.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1版。（作者系德国Bielefeld大学世界社会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清水煮音

国际政治中的话语强权与话语魔方  
刘涛
  
　　前言

　　2008年上半年中国经历了三一四事件、全球华人保护奥运圣火、世界各地华人反击西方媒体歪曲报道以及四川地震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为了对这一系列重大事件进行一个总体梳理和深度分析，并对国家提出有益的建言，笔者决定在奥运前先暂时停止中国崛起策II的写作，而是沿着崛起策I的前28篇继续写下去，将涉及到话语权、国际公关、中国软实力、中国国际战略等议题。笔者决定，崛起策I将形成一个开放的系统，不再硬性规定篇数，遇到重大事件和形成新观点都将继续写下去，因此崛起策I不会有终结。

　　奥运会结束后，将继续崛起策II的文章，并维持原有计划，为20篇左右，涉及的是功能分化理论和中国社会政治体制改革，也始终是笔者念兹在兹的核心篇章。

　　崛起策II将维持原定时间，至2009年6月左右完成。崛起策I没有终止时间，将随着中国崛起进程持续下去。崛起策II写作期间，还会穿插发表崛起策I的文章。对于这段时间停止近三个月的写作，事出有因，希望网友们见谅。

　　I  现代社会中的话语权

　　著名的FaGuo后现代主义的社会学家米歇尔·福柯的一个重要贡献是，通过研究社会边缘群体如精神病人、疯癫、犯人和越轨失范者来解释知识权力对社会的塑造以及对社会语意和语境的支配。语意，简而言之就是语言的含义和意义；语境，则是指语言的社会环境。在社会学家的眼中，语意和语境绝非仅仅是语言学上的问题，人与人之间的话语也绝非仅仅是相互间进行语言沟通那么简单。从社会研究的角度来看，谁决定了社会的主流话题，谁制造了社会上引人注目的题目，谁主导着社会话题的探讨进而引领着社会潮流和时代潮流，谁设定了话题后能够参与对话语的选择、分割、截取、筛选和引导，谁能够主宰话语讨论的时间顺序和话语长度、精度和进度，往往是我们称之为社会政治精英的特定群体，他们通常是知识和权力的精英结盟。

　　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福柯却更加深刻地指出：“知识就是权力”（福柯2007）。现代社会中对社会边缘群体如疯癫、失范者、犯人的定义权掌握在现代社会的知识精英手中，他们是由医学专家、心理学专家、精神病学专家、病理学专家、犯罪学专家等组成。他们通过现代科学的研究手段和集体协作可以定义出某些群体是否是属于社会失范的群体，进而获得了巨大的由知识而来的社会支配权力。例如当一群专家决定了某个犯罪人士是否精神上存在疾病障碍的时候，就能决定这个人的命运（被监禁或是被释放）。而福柯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许多知识和科学手段对社会失范群体的划分充满着知识权力带来的任意和专断。在法院关于抚养权的争执中，当某个专家集团裁定某对父母精神上存在癔病倾向而无法尽到为人父母的基本职责的时候，那么法庭判决的标准极有可能依据的是这个专家集团集体诊断的结果，而这对父母即使具有足够的能力和爱心抚养自己的子女，也极有可能失去抚养权。在许多现代社会个案中，专家和知识精英集团所具有的权力实质是一种统摄权力和彻底的支配权力，比如病人和医生是一种绝对的不平等的关系，因为双方的知识结构和技术含量在“病理治疗”这个特定的议题上是完全不对等的，因此医生可以诱使病人进行一场也许本来并不需要的昂贵治疗，而病人却很难抗拒知识权威的意见。

　　福柯比较极端地认为，现代社会是一种知识和话语权全面控制的社会，与过去的前现代社会相比较而言，残酷的、刑罚式的、肉体折磨式的、非人道的控制方式在现代社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表面上“文明化”、“人道”的、但却是更彻底全面的规训和控制的社会。知识和权力通过社会组织和机构的运作组合，实现了远远超过前现代化时期对人们的心灵支配；知识和权力实现了对社会群体的客体化和量化，并通过科学手段和研究手段实现了对全社会的科学化和标准化的过程。每个人的生活和生涯规划都受到现代社会机制的规划，我们上学、工作、退休，我们进入某个机构，我们的资料成为不同管理机构数据库中的符号，关于我们的数据资料也可以成为不同专家研究的对象。我们成为知识力量、组织力量规训和引导的对象，在前现代化社会中人们也许还敢于反抗残暴的君权统治，而现代化社会通过一种全新的、精致的、细密的以及无所不在的社会控制机制使我们成为顺从者和服从者，而反抗者则被定义为社会越轨和社会失范现象，为大众和普遍舆论所不能接受。

　　福柯在论及现代社会的权力控制机制时谈到；“总之，用一种秘密的把自己的对象客体化的权力取代那种表现在权力行使者的显赫之中的权力；形成一套关于这些个人的知识体系，而不是调动展示君权的炫耀符号”，现代社会放弃了君权任意的刑罚和惨无人道的处罚方式，却用新的符号 —— “知识和科学技术”—— 实现了对人类的另类控制。因此，福柯在揭示现代社会的秘密的时候，发现了知识背后的权力关系和一个群体对另外一个群体的支配关系，他写到：“但纪律的实施方式，它所调动的机制，一群人受到另一群人的不可逆的支配，永远属于一方的‘过剩’权力，在共同的规章面前不同的‘合作者’的不平等地位”。在知识权力的不平等结构中，体现的是群体间的支配关系，是话语权的体现，而这种话语权可能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关系，一方处于知识权力“盈余”的支配地位，而另外一方却可能处于知识权力“亏损”的被支配地位。福柯总结到：“（科学知识结构）使每一个人都变成一个‘个案’。作为一个个案，个体既成为知识的客体，又成为控制的客体。而且，二者在权力 —— 知识关系中当然是联系在一起的······一整套知识、技术和‘科学’话语已经形成，并且与惩罚权力的实践纠缠在一起。”（福柯2007）。话语权背后的权力结构中的强者对弱者形成的控制关系是现代社会的一大特征：强者具有话语权，他们决定话语的内容，决定讨论题目的优先顺序和探讨内容，决定社会话语的语境，其实体现的是知识精英对社会的支配关系，反映的是社会背后深刻的权力结构。

　　从福柯关于后现代主义的深刻思考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对社会认识具有重要指导作用的地方，而不是学习其偏激之处，更不能因此而走向偏激。认识到社会话语权背后的权力结构和权力支配关系并不是要求我们去颠覆现代社会的秩序和科学知识技术体系，如果这样，就是“失之毫厘，谬之千里”了。现代社会的发展当然离不开科学知识系统的运作，当然离不开知识专家集团的科学研究和规划，颠覆知识精英的“大众泛民主”显然是不可取的。但是作为知识界人士，作为科学工作者，也应当时时牢记福柯“知识就是权力”和“知识就是支配关系”的深刻告诫，因而能够提醒自身在话语权背后可能对弱者的侵犯和权力支配，更当警惕知识结合权力和金钱产生的“知识统御主义”和“知识霸权”的现象。作为科学工作者，除了克尽职守以外，更应当做到不脱离社会大众，不脱离社会的检验和监督，时时慎防自身成为话语权的垄断者，或者成为权力和资本的代言人，丧失科学本身的独立性。

　　2003年SARS疾病在一些亚洲国家流行，许多国家出现了SARS病例，代表世界卫生和疾病防御权威的世界卫生组织根据各国的发病状况决定对哪些国家实行旅行禁令。被列上禁令名单的国家很可能在短时间内被世界隔离，成为世界孤岛地区，尤其是新加坡和越南在出现了少量的SARS病例后，立即被世卫组织列入了旅行禁令的黑名单。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内部市场供需的调节足以抵消短期外部禁令带来的负面效应，但是对于深深整合到世界市场、高度依赖外部贸易和国际金融的小国新加坡来说，短期被外部世界“圈禁”的格局却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事后的一些讨论显示当时对新加坡的预警的确是被夸大了，而对一些流行于北美的新型流行疾病世卫组织却没有发出任何警告和禁令。由此引发的讨论是，作为国际卫生和疾病防御的最高权威组织 —— 世界卫生组织，在此领域具有绝对的话语权，世卫组织的研究成果和国际旅行警告可能对一个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影响，也可能因为疏忽导致疾病的扩散。对确实存在的、可以根据科学研究进行量化的风险，世卫组织当然具有重大责任，但其内部运行机制究竟是怎样？一些事关小国命运的旅行禁令是如何发出来的？其内部的科学研究机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科学标准和客观标准？有没有国际权力的不平等导致世界卫生组织中的话语权不平等的现象？（比如可以想见，同样强度的高危流行病发生在缅甸和发生在美国可能产生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这里不打算深入讨论有关疾病和卫生的问题，而是试图通过这个例子启发我们去思索，不平等的话语权在世界范围内是如何生成的，在不同题目和话语背后隐藏着的是什么样的不平等的世界权力和支配关系，和平崛起的中国面对复杂的话语权困境时该如何应对，探讨这些议题，对于中国和平崛起的大业将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II 国际政治中的话语霸权和权力支配关系

　　稍稍对国际社会中的各种现象进行直观的观察，我们就会发现国际社会中运行着许多不同的机制，比如直观的国家利益机制和强权机制，比如现代文明的理念机制，还有一些超越民族国家领域的后现代机制，然而让人感到不安的是，国际社会中流行的现代文明的理念机制，尤其是西方世界对现代人类文明普遍的贡献比如人权、民主、竞争选举、宗教自由、文化保护等，这些逐渐在全世界扩散的世界理念，不仅没有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成为纯粹的世界文明机制，成为真正地对“普世人权”诚实无伪的关注，形成对世界各国民主化进程合理的、符合客观实际的、符合各国社会发展具体动态的真实比较，反而是在文明理念的背后深深隐藏着对话语权的掌握，而话语权背后体现的正是强者对弱者的权力支配关系，是赤裸裸的强者逻辑，是一种更加精密的、细致的、巧妙的、而又是全面的控制关系。

　　应该说殖民主义统治结束后的三十多年，表面上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消失了，今天，无论是在西方世界还是非西方世界，任何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赞扬和怀旧都会受到一致的谴责和批评。正如福柯描述的现代社会一样，现代世界和现代国际政治中直观残暴的统治关系（比如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对别国民众生命和人道尊严的任意践踏（比如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和大屠杀）的确是大幅度减少了，即使是一场侵略战争也出现了战争直观上“慈化”的趋势，因为任何一场大规模的军事屠杀都会在全球化的世界引起强烈的后果以及对于施暴者国际道义形象的严重损毁，因此与人类任何历史时期相比，现代世界的确“文明”了许多，在权力的支配者与被支配者之间那种直接的军事暴力、种族暴力的确有所降低，甚至一个强国的领导人以种族主义的口气辱骂其它弱小的国家都可能引起轩然大波，事后一定是口无遮拦者表示口误和歉意，因此直观上，世界社会的确出现了“人类共同文明”的特征。但如果仅仅据此便认为森林中的猛兽已经经过了文明的洗礼，不仅不再施加直接的暴力，反而是言辞中文明有加，因此得出肉食主义时代已经过去了，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素食主义的时代的结论，那就是大错特错了。

　　国际权力结构不仅没有平等化，更没有实现真正的文明化，反而是权力的支配关系更加隐蔽，更加稳固，因而也更加具有支配力和压迫性。在新型的国际话语权的语境中，人权、民主、自由、市场开放、贸易自由、宗教自由等逐渐构成了一种强者对弱者更精巧和骇人的支配关系，一种更加深刻的控制和统御，一种深入到灵魂的话语霸权，一种能够调动西方民意结构仇视某个国家的语意武器，一种能够瞬间圈禁和封锁某个民族国家的道义证据，一种无往而不胜的道德制高点。注意，在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的残暴统治中，即使殖民者自己的内心也在拷问自己的道德良知，而进行殖民主义统治国家内部的公民也在掀起公民的道德运动来结束这种残忍和非人道的统治，因为他们深知自己的国家是站在人类道义的对立面，而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更是延绵不绝，因为野蛮的压迫和暴力永远无法征服一个民族的心灵。但是，在当代西方“文明理念”的话语霸权的背景下，“民主”和“人权”的语意可以持续地把别国降低在道德的至低点，普通的西方公众可以面对一个所谓大规模侵犯人权和践踏人权的国家树立起强烈的敌意和道德优越感，而受到持续批判和谴责的国家和人民可能也会降低自己的民族自尊和民族自信，从而使得“民主”、“人权”等规范性口号成为西方凝聚自身、树立西方普遍的文明优越感和道德优越感的简单实用的控制性符号。通过这样的“文明化”的控制性符号来实现强势的西方世界对非西方世界的权力支配，不仅大大降低成本（相比较于过去暴力式的殖民主义统治），也降低了反抗的成本（当铺天盖地指责一国侵犯人权的时候，被指责国家和人民由于其弱势地位和道德至低点的地位根本无法进行有效抗辩），也树立了优越的道德制高点形象（西方世界是关心世界各国人权和民主的），同时实现了巨大的权力支配关系（通过迫使他国进行符合西方意愿的改革使其彻底被纳入西方利益的体系）。

　　于是我们在现代世界中看到的大量的、反常的话语支配权就产生了，美国对伊拉克的军事进攻被描述成为“解除大规模的杀伤武器”，而在一切证据都显示论据错误的时候，则被描述成为“为了世界和平而铲除了独*者”；对一个主权国家进行轰炸被描述成为“对恐怖分子的精确攻击”，而当炸弹戕害普通平民的生命的时候，却可以解释为“精确攻击所产生的误差”；对缅甸实施制裁的论据是“缅甸军事当局是独*政府”，而某些西方国家与沙特君主制政府产生密切联系却是因为要“促进大中东的民主计划”；中国与津巴布韦的贸易被指责成“中国支持独*政权”，而FaGuo支持西非独*的军人政府则是“自由贸易”；非洲国家保护自己脆弱的国内市场被称为是“贸易壁垒和贸易保护”，而西方国家对自己农业产品的巨额补贴却成为“保护民主社会中的国民利益”；西方国家长期肆无忌惮地掠夺非洲的市场和资源被称为“市场自由”，而中国为非洲大陆带来了巨额的生产投资和发展机会却被称为“新殖民主义者”；西方世界每家每户使用汽车被称为是“工业化”，中国人和印度人生活水平的改善却被描述为“中国人和印度人吃光了地球的粮食”。

　　在不同的话语权背后体现的是西方社会综合运用不同手段树立起的第三世界国家“非我族类”、“没有道德”、“人权和民主难以达标”的“他者”形象和客体化的形象，通过西方世界强势的财政、经济、政治、金融、科技和文化优势所建立的绝对的话语权，成功地将西方媒体塑造的观点放大成为世界的观点，将西方世界的价值观塑造成为绝对的、普世的、不容有偏差的价值观，将西方世界的民意放大成为世界的公意，我们对待世界的看法，包括非西方文明相互之间的观感和看法都不免受到这样的世界民意 —— 也就是西方世界主流民意的形塑。中国和印度相互凝望的时候，我们关于对方的第一观感也许是受西方媒体这个“舶来品”影响而形成的；中国和阿拉伯相互凝望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觉得相当陌生，我们对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的印象和观感以及阿拉伯国家在中国的形象或多或少受到了西方观点的左右，例如我们提到伊斯兰恐怕很容易联想到“本拉登”、“好战”、“恐怖主义”等，这样的印象从何而来？当然是在一个受西方价值观主导世界、受西方话语权支配的世界中产生的印象。然而我们何曾想到，在西方世界一片反恐的声音中，一片话语权绝对主宰世界和背后的权力支配关系中，我们怎能详尽了解到穆斯林在近代以来面临西方世界时所遭受的屈辱和全面的压制？我们看到的是穆斯林世界恐怖主义的上升，但是我们有没有去了解过恐怖主义之所以产生的深刻社会、经济、文化和宗教背景？ 当我们感觉到穆斯林世界好战的气氛的时候，我们是否有想到以色列对巴勒斯坦近半个世纪的压迫和绝对剥夺；当血泪染红了阿拉伯国家近现代历史的时候，当弱者面临强者而被剥夺话语权的时候，当弱者永远无法为自己进行抗辩的时候，当弱者的声音永远不等量地被压制、被屏蔽、被掩盖、被歪曲、被选择、被截取以至于最后失声的时候，当强者的暴力通过一种新型的文明话语权并携带着“民主”、“人权”和“自由贸易”的印记而来的时候，弱者是永恒的话语权弱者，也是永恒的失败者。强者不仅不会产生愧疚和道德亏欠感，反而会产生道德优越和“我们是文明人”的感觉。在穆斯林世界和西方的冲突中，我们什么时候听到了双方平等和理性的申述，一种真正基于民主精神的理性探讨？我们什么时候在知名的世界媒体（西方媒体）中听到阿拉伯人自己的声音，自己的观点和自己的看法？我们看到的最多是研究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的西方学者发出的声音，偶尔也会有一丝微弱的宽容和理解，但大多数时候是符合西方意志和西方话语权支配的声音。在缅甸救灾的过程中，我们什么时候听到缅甸政府为自己辩护的声音，我们什么时候听到了缅甸普通人民的声音和缅甸公民社会发出的声音？当然西方让我们听到了昂山素季的声音，但那只是西方声音的延续，是西方社会想让世界听到的声音，是西方本身的“回音”，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缅甸的声音。应该承认，笔者并不认同缅甸军人政府的治理形式，也不否认缅甸存在着严重的人权问题，缅甸要融入国际大家庭就必须遵守一定的国际规范，但是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单方面剥夺一方的话语权力，而用一种话语霸权去掩盖复杂的社会、政治、文化、民族和种族关系，我们更不应该不问任何是非就在一国面临空前灾难的时候、利用救灾时机谋取某种政治权谋、实施颠覆计划，而当这样的政治意图是以一种文明话语的形式出现的时候，就更加值得我们警惕了。

　　当人权远离真正“人权”的实质的时候，当民主远离“民主”的基本内涵的时候，当“自由贸易”越来越被工具化时候，话语权越来越成为一种权力支配关系，一种颠倒黑白和是非的、强者对弱者全面的统摄和肆意的讹诈。西方某些集团把“民主”、“人权”等人类美好的理想转化成为一种奇妙的话语魔方，随着魔方的转动，这些动听的语意可以转化成为不同的话语控制力，成为一种可以肆意发挥的语言创造和肆意的语言压迫，而弱者的哀与泪、弱者人权惨遭凌辱的哀痛完全被不等量的缩小再缩小，弱者的声音完全被强权机器的洪水和自封的“世界民意”所淹没。话语权的压迫，构成了殖民主义解体以来最为沉重的压迫，成为心灵深处的奴役，成为强者实现利益最简单实用的工具，成为新兴的霸权主义结构，其背后反映的还是一种绝对的不对等的权力支配关系和某些力量试图永远合法化霸权统治的努力。

　　二零零八年，走向崛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经历一系列挫折和危机后，变得更加自信，更加强大，更加团结。我们终于深刻认识到了：话语权是一种至关重要的权力，少了话语权的强国，是一个可以被任意攻击和欺压的客体对象，而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主体意义上的大国。二零零八年的中国人，第一次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对平等话语权的争夺，由此带来的影响，将深刻改变中国的历史，进而重新书写世界历史。中国崛起策三十将探讨中国新兴公民社会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反制话语霸权的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FaGuo） 米歇尔 · 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 杨远婴译 ，北京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2（FaGuo） 米歇尔 · 福柯《疯癫与文明》，刘北成 杨远婴译 ，北京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3 （美国） 乔治 · 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谢立中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