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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启强:红色帝国的领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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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清水煮音
时间:
2008-11-12 10:31
标题:
赵启强:红色帝国的领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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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启强:红色帝国的领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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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工人反对派”与列宁的论战
——对工人举起的大棒，握在谁手中？
最近，一些私营企业主殴打、虐待工人的事件屡屡发生；在国营企业，虽然对工人的人身伤害事件不多，但作为企业名义上的主人，今日的工人已经绝对处于无权地位——别说对工厂的命运，就是自己最起码的生存权益也完全掌握在厂长经理手里。工人的社会处境越来越令人担忧。
于是一些媒体开始谈论工人权益的保护问题，并且涉及到当今中国工会组织的改革问题。
前些时，在某媒体上看到一篇文章，涉及到这个问题。
文章说：工会的关键人物是工会主席。传统的工会主席是企业的领导，工人即使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工会主席的待遇也不变，工会主席的利益和工人是分离开的。
可在私营企业里，哪个老板愿意花钱养一个主子，即或是说，老板们愿意养一个主子，拿人钱财与人消灾，工会主席们很可能调转枪口对付工人的合法要求。那工人岂不是更惨。
所以，工会是行政部门和工会主席是行政职务的属性，注定了工会在企业里消失的命运……
尽管此文只是就私营企业殴打工人的事，发了一点儿感慨，却引发出一个更加沉重的感慨——
这些年，我们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中国的经济发展，我们关注GDP的增长，关注国有企业的命运；我们还关注民营企业的生存状态，关注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然而，我们的专家学者可对工人的生活状况和命运表示过关注？
这里涉及到了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在在我们这个仍然被称为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工人的生存状态、社会地位，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有没有必然的联系？
这个问题几乎是伴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而产生的，它曾经为一些无产阶级理论家、政治家所高度关注，并且引发过一次关系到无产阶级国家前途命运的论战和政治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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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可以这样说，社会主义国家半个多世纪的沧桑、蜕变，无不与这场政治斗争的结局有关……
或许，重温这段历史对今日中国命运的思考不无启发——
事情发生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苏联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以全俄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亚·施略普尼柯夫和苏共杰出的女革命家亚·米·柯伦泰为首的“工人反对派”，在重申了联共党纲中关于“工会应当做到把统一经济整体的全部国民经济的全部管理切实集中到自己手中。”①的工人自治原则。
“工人反对派”提出，“我们要消灭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和国家经济部门中的官僚主义”，他们明确提出“把国家工会化”的政治主张；他们的纲领口号是：“工人阶级的最高形式不是党而是工会。”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工人反对派”公开反对“一长制”，“反对党在政治上的最高权力”，认为这将是苏维埃政权必将蜕化变质的主要原因……
“工人反对派”的立场遭到了列宁的坚决DIZHI。
列宁正是“一长制”的提倡者。列宁认为：“任何大机器工业——即社会主义物质的、生产的泉源和基础——都要求无条件和最严格的统一意志……怎样才能保证意志有最严格的统一呢？这就只有使成百成千人的意志，服从于一个人的意志。”②
列宁在这个问题上的盟友托洛茨基则更加激进，他提出“劳动军事化”的口号，说劳动“对全国来说是义务性的，对每个工人来说是强制性的，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基础。”
“工人反对派”却坚持工会对工厂和国家的管理权力。他门认为，集体管理是“是无产阶级的、有别于所有其他社会阶级的、特殊的、独树一帜的标志。它是最民主的组织原则。”
柯伦泰对“一长制”的反驳更为尖锐，她说，如果“不相信工人集体的创造能力”那就必然“鼓吹这样一种幼稚可笑的信念，即可以通过官僚主义方法实现共产主义。”
奥新斯基则在报上撰文，发出了在今天看来绝非危言耸听的预言性警告。
他说，“我们赞成凭工人自己的阶级创造力来建设无产阶级社会，而不是凭借‘工人巨头’的旨意来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以信赖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能和积极的阶级能动性为出发点。假如无产阶级本身都不知道怎样为社会主义劳动创造必要的先进条件，那么就没有任何人能为无产阶级做到这点。任何人不能强迫无产阶级这样做。如果对工人举起大棒，那么这根大棒不是握在另一个社会势力手中，就是握在苏维埃政权的手中……到那时，苏维埃政权就将把自己毁掉，而不成其为无产阶级专政了。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组织必须由工人阶级自己去创建，否则就根本创建不起来；某种别的东西会被创建起来，那就是国家资本主义”。③
在这场关于集体管理，还是“一长制”；工会管理，还是国家管理的争论中，几乎“所有的工会代表都倾向于集体管理，而所有我党领袖都反对这一点，因为他们都喜欢从国家体制的角度来评价一切事物。”
1920年元月，列宁与托洛茨基联合起来，极力要求参加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党员接受“一长制”和“劳动军事化”的建议，然而在60多名党员代表中，只有两人支持他们。“列宁在过去从来没有遭到过这样断然的拒绝。”
在这场党的领袖和工会的领袖的分歧中，我们看到了工人阶级与它自己的政党之间的第一次对抗。
党战胜了工人阶级。联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之后不久，“工人反对派”被宣布为非法组织。
八十年过去了，历史非常残酷的证实了当年“工人反对派”的预言——国家垄断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冷酷的官僚主义权力最终埋葬了社会主义。
这是工人阶级的不幸——今天，工人阶级所面临的已经不是如何取得对工厂和社会的管理权力，而是连自己的生存权也无力保障的无奈；甚至连这个问题的提出和思考已很难由工人阶级自己来进行了……
那么，在精英辈出的中国学术界，还有人屑于这个与学问几乎无关的问题吗？！
注释：①《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一分册，542页 （人民出版社64年版）
②《列宁全集》中文版27集245-246页。
③《工人反对派》73页（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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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煮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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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12 10:31
二. 斯大林的权力之路（上）
——1924-1938 ；再到1966？
一
如果说开国者的事业是生死搏斗、流血牺牲的事业，那么，争夺王位的斗争则是呕心沥血的事业。在这场严酷的、不动声色的意志与心力的较量中获胜的，往往不是那些最有学问、最有魄力的政治家，而是那些集无耻、阴谋和背信弃义于一身的野心家；当然，这些成功者还首先应该是一位出色的演员——必须能熟练地扮演各种角色：谦虚的、道德高尚的人；有能力、而又能为国家利益鞠躬尽瘁的人；一个宽容的、最无锋芒的人；而最重要的是，他必须特别成功地扮演成一个忠实的继承人。
1924年，列宁病故，由谁来填补列宁留下的权力真空，使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面临着一次巨大的命运挑战。
在一个伟大的领袖身后，通常会出现人才的断层；因为一个伟人所需要的，仅仅是照章办事的庸才，而不是具有同样独立思考能力的伟人！然而，列宁身边却有一大批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领袖人物——仅此一点，就可以看到列宁比其他政治伟人英明之所在——在这批革命家中，有托洛茨基、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皮达可夫、托姆斯基；还有斯大林……
我们说还有，是因为在当时，斯大林与这些领袖人物在党内和人民中的影响、地位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尤其托洛茨基，是公认的十月革命的领袖之一，是红军的创始人、是著有数十卷著作的革命理论家；而斯大林，却是一个既没有理论修养，又没有才智的人，他是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中，唯一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缺少口才，谈吐拘谨，语言乏味；他是一个平庸的政论家，他写的文章平铺直叙，作结论一板一眼……托洛茨基戏称他为“我们党内最杰出的庸才”。
尽管斯大林于1922年被任命为书记处总书记，但当时的书记处归政治局和组织局领导，它无权干预政府和军队队的大事，只是处理党内的一些技术性事务；它甚至无权监督像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最高经济委员会以及外交、国际共运、国民教育等重要部门……
托洛茨基曾经这样评价斯大林：“斯大林的意志力看起来也不亚于列宁的意志力”；“但是，他的智力只有列宁的智力的10至20％。同样，在理智方面斯大林也不成比例：实际洞察力和机智非常发达，而概括能力和创造性想象力则很低下。促使他当革命家的主要动力，始终是对有钱有势的人的憎恨，而不是对被压迫者的同情，而这种同情却使列宁的人道风貌变得如此高尚和亲切感人。同时，列宁也善于憎恨。”托洛茨基把列宁对被压迫者的同情，看作最崇高的品质，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只有憎恨的政治家，即使他具有野兽般的意志力，也只能为利己的目标行动，而他的行动中只会有攫取、残忍和复仇；只有爱才可能使一个革命家，把自己的革命行动规范在人道的准则之下，把“一切为了人”，写在革命的旗帜上。
二
1924年的斯大林不仅不具备其他领袖人物的智慧力量，而且列宁的遗嘱对他非常不利——列宁在遗嘱中这样评价斯大林：“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来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处于总书记的的职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了”……“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
处于劣势的斯大林表以极大的谦卑，迅速与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结成被历史学家称之为“三人帮”的政治联盟——以DIZHI最具有继承人资格的托洛茨基；他同时谦虚地向所有可能的继承人表示，任何人都不能以个人的身份继承列宁的事业，列宁的位置必须由集体来继承……
斯大林这种反个人专权的集体主义精神和没有锋芒的政治姿态，使得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这俩位资历很深、却又犯过错误的革命领袖，不遗余力地为挽救斯大林的政治生命而行动起来——列宁去世后的第一次党代会——俄共“十三大”前夕，斯大林推举季诺维也夫为大会主要报告人，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则答应全力保住斯大林的总书记职位。
决定斯大林和半个人类命运的一刻，是1924年4 月21日：苏共在“十三”大前夕，召开中央全会特别会议，宣读列宁遗嘱。
加米涅夫宣布开会，并宣读了列宁遗嘱：“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这次会上，斯大林沉痛地表示，为执行列宁的遗嘱，他愿意辞去总书记的职务；但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动员一些中央委员却说服斯大林收回辞职要求；季诺维也夫还就此问题发言，很庆幸列宁所担心的事并没有发生——党的书记处和中央委员会都没有***。因此，他建议中央委员会，仍由斯大林担任书记处总书记……
此时，会场一片沉寂。斯大林绷着脸，面色阴暗，两眼直望着窗外，等待着对他的命运的裁决……
斯大林的总书记被保住了。
斯大林一贯是默默无声地进行战争的。他从不急于公开的进行反击，在政治局会议上他常常是无声的观察着，即使在他受到批评时，他也很少公开还击，这种时候他会离开会场，躲到克里姆林宫的某一个角落里。
斯大林的这次无声的、也不十分引人注目的战斗，给他带来的胜利并不算大，但却使他向权力的巅峰迈出了第一步。
狡诈、工于心计、善于掩藏自己的内心世界、善于组织和利用各种政治力量，是斯大林取胜的主要因素；但是，在1924年的这场较量中，另一方的重大失误，也不能不说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否则我们便不能解释，历史上，并不是所有的政治较量都能靠狡诈和背信弃义取胜。
首先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政治上的短视，他们只看到了托洛茨基的专横，而没有看到斯大林更加冷酷无情的残忍本性。十三年后的1937年，他两在斯大林的监狱中，已经明显的临近死亡的边缘时，还对斯大林可能发发善心抱有幻想而不断地给斯大林写信，并在斯大林指定的认罪书上签了字。
然而所有这一切绝望的努力都没有能挽救他俩免于枪决的悲剧。
其实，他们即使不能在1924年识破斯大林的本性，至少在1926年以后便不应该再对斯大林抱有任何幻想……
1926年，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斯大林当作“托洛茨基分子”而开除出党时，季诺维也夫曾经痛苦地回忆起1924年挽救了斯大林政治生命的那次中央全会特别会议，并质问斯大林：“你知道什么叫感恩吗？”
斯大林的回答是，“我当然知道，那是一种狗的病症。”
三
除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政治短视和失误外，斯大林能获得胜利，还在于他的另一个对手托洛茨基的更加重大的失误——对阴谋诡计的藐视。
在1924年决定斯大林命运的那次中央全会上，尽管也有托洛茨基派的人反对季诺维也夫的提案，不同意让斯大林继续担任总书记的职务，但作为这一派的首领托洛茨基本人，却对“三人帮”十分露骨的表演，保持着顽强的沉默，他以对这场喜剧的藐视来保持自己的自信和自尊。这等于放弃了对他来说不费力、对历史来说则十分重大的战斗……
托洛茨基的自信、自负、清高，对作为学者的他来说，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缺点，但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则是致命的缺陷……他为此放弃过许多次机会和战斗——1924年4 月，苏共“十二大”即将召开，当时，列宁已经很难从脑溢血的后果中恢复健康，因此不能参加代表大会。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应该由谁来取代列宁、代表中央为大会作政治工作报告？
当时，托洛茨基是公认仅次于列宁的领袖人物，于是，政治局会议决定由托洛茨基准备政治工作报告。然而托洛茨基拒绝了，他发表了叫人感到莫名其妙的声明，他说，“如果我们之中有谁企图由个人来代替患病的列宁，党将会感到不痛快……”
若干年后，托洛茨基曾经为此加以解释。他说：“我极力回避斗争，因为最初这种斗争具有毫无原则地反对我个人的阴谋性质。我很清楚，这种斗争如果爆发，就必然及其尖锐，而且在革命专政的条件下，有可能导致危险的后果。”
托洛茨基在这里所犯的错误是，他没有认识到争夺权力是一个职业政治家的生活、甚至生命的一部分，反而以此为耻，认为那是不能容忍的……
巩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后，斯大林便开始向托洛茨基发动直接的攻势——他们的手段是，极力否定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的作用，以剥夺他对红军的领导权。
由季诺维也夫所领导的列宁格勒党委会发出呼吁，要求开除托洛茨基党籍，撤消其陆海军人民委员的职务……
按说，这么重大的问题只能在定于1925年1 月17日召开的中央全会上解决，也就是说托洛茨基完全有时间、有机会在中央全会上为自己辩护，并组织力量进行反击。然而，托洛茨基又一次放弃了这一次对他的政治生命生死攸关的斗争。他竟然在这次全会前，向党中央提出了一个申明，要求解除他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他还保证，他将“根据中央的委托，在任何岗位上、或不在任何岗位上，即不言而喻是在受到党的任何监督的情况下来完成任何工作。”
党慷慨的地满足了托洛茨基的请求——1925年1月17日举行的中央全会，在谴责了他的反党言论后，认为，“托洛茨基同志继续在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工作已不可能了”；同时，党还慷慨的保留了托洛茨基的政治局委员，并给他任命了好几个新的职务：电工技术管理局局长、科学技术局主席、中央租让委员会主席……
在以后的斗争中，托洛茨基始终保持着消极的态度，甚至当斯大林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政治联盟产生裂痕，而在政治局会议上发生尖锐的矛盾、冲突时，托洛茨基仍然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有时，他居然在政治局会议上阅看法文小说，而不介入那种被他认为属于低俗的喜剧……
托洛茨基是一个公认的革命理论家、是最出色的革命宣传者、鼓动者，然而他不是一个政治家。他最终为自己的清高、自信和藐视政治手腕的书生气而付出了极大的代价——1927年11月，苏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托洛茨基和他的政治对手、斯大林的前盟友季诺维也夫被同时开除出党。
这次大会之后，加强了对托洛茨基分子的镇压：所有没有递交书面申明来谴责自己观点的托洛茨基分子都遭到逮捕或被流放到边缘地区……
对托洛茨基的流放更早一些：1926年，托洛茨基全家被驱逐出镜。
托洛茨基是1940年在流亡地墨西哥去世的，这位不懂得政治的政治家的死，也涂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他死于政治谋杀……
1940年8 月20日晚上，一个伪装成托洛茨基分子的政治杀手，在风雨衣里藏着一把碎冰镐，去拜访托洛茨基，说要就一篇政治论文请教托洛茨基。当托洛茨基正在阅读他的手稿时，凶手转到他的身后，用铁镐在托洛茨基的后脑猛烈一击。这下在托洛茨基的脑壳上留下了近7厘米深坑的致命一击，终于成功的完成了对托洛茨基的一系列政治谋杀。他只活了24个小时，他的最后遗言是，“我相信第四国际会取得胜利。前进！”
托洛茨基带着他的革命信念和自信离开了人间，却留下了“无产阶级最凶恶的敌人”的恶名，直至1988年苏共中央为他平反为止。
四
斯大林在攫取权力斗争中的出色表演——开始的临时结盟和过后的各个击破——真是一部精彩的戏剧。然而，它精彩，却不能算作一部能震撼灵魂、刻骨铭心的悲剧；当然，它也不能算作喜剧——托洛茨基正是因为他的傲慢、清高才错误的将这黜戏剧定为喜剧，并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它仅仅是一部带有喜剧色彩的正剧；或者，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一部巨大悲剧的序幕……
这部沉重的悲剧是在斯大林登上了权力巅峰的后，对他的二亿臣***用他所掌握的绝对权力时才真正开始……
五
斯大林稳定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后，便开始了对反对派和临时盟友的清算，仅仅两、三年时间，他就能对政治局实行绝对的控制了。紧接着，他又在全国进行了好几次政治性审判——
1928年，以专家、技术人员为主要对像的“沙赫特案件”的审判之后，“沙赫特分子”便成了流行的、与“破坏分子”同义的概念；
1930年，以著名学者学者为对像的“劳动农民党”的政治审判，仅在莫斯科，就有近20万人被说成该党的地下小组成员；
同年，对“工业党”的政治审判，更是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整个技术界知识分子阶层。当时的报纸，天天都在揭发遍及各地的破坏活动，甚至断言，“必须肯定地认为旧工程师中有90-95％的人怀有反革命情绪”……
警察恐怖是斯大林实行了几十年绝对统治的主要支柱。而且，即使初期的政治****，也具有明显的斯大林的印记：残忍和无耻——用最残忍的毒打逼迫许多学者、专家、政治家公开的诬蔑自己和其他人……
一位苏联公民曾经给监察机关写信，详细地叙述了他在30年代初遭受政治****的经过。下面是这封信的片断：
……国家政治总局的侦察人员并不力求彻底追查真正的政治联盟和某个被告人的真正政治立场。他们有一个现成的“破坏”组织的示意图。这个只有在国家机关著名的和有影响的干部参加下才能构思出来……“诱供”开始了，有些人经不住对未来种种好处的许诺；对其他一些企图反抗的人，则采用体罚的办法来“开导”——毒打劈头盖脸的打，朝生殖器打，推倒在地用脚踩，掐住躺在地者的喉直至满脸流血等等）；不让睡觉，用“传送带”式进行折磨（不让犯人睡觉，对犯人进行日夜不停的审判和刑讯）；或者关进单身囚房，让犯人半裸体和光着脚受冻；或者是把犯人关进酷热的、由于无窗户而窒闷的单身囚房等等……
我经受不了这样的体罚，我切开了自己的静脉……在自杀未遂以后，很长时间里不让我睡觉。我的脑子已经疲劳过度到这种地步，以致我感到世界上的一切都是那么一回事：无论受什么样的耻辱，无论对自己对别人进行什么样的诬蔑，都无所谓，只要能让我睡觉就行。处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我同意作出任何供词……
当人们听到那些优秀的人在法庭上，完全不顾自己尊严地诬蔑自己，承认了那些连一个孩子都难以置信的罪名时。这类审判在人民中所造成的恐怖不会少于因监禁、枪决所造成的恐怖；而这正是政治****所要达到的目的。
当然，比起1937年的“大疯狂”时代，早期政治****中被直接处死的人要少一些。
俄国人被斯大林彻底制服，并完全匍匐在斯大林的权力之下，是1937年的“大疯狂”之后——1937年，斯大林把一个政治家的权力推到了极致；反过来，被推到极致的权力又把斯大林的罪恶推到了极致……
斯大林在1937年的“大清洗”中，向一切真正的、或想象中的政敌开刀。
这是名符其实的开刀——即从肉体上彻底消灭。
作者:
清水煮音
时间:
2008-11-12 10:32
二. 斯大林的权力之路（下）
六
斯大林的屠刀首先砍向了共产党。
斯大林的第一刀，是朝着共产党的领导机关砍下去的——
列宁逝世后的第一次党代会，即1925年5月召开的俄共十五大选出的7名政治局委员，除斯大林本人外，其余六人全部被枪决或谋杀：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李可夫、托洛茨基；
在列宁建立的第一届苏维埃政府的15名人民委员中，竟有9人死于斯大林的大屠杀，幸免的6人中，列宁和斯大林自己，其余4人都是在“大清洗”之前去世的。因此可以说，斯大林枪毙了第一届苏维埃政府的全部人民委员；俄共“十七大”选出的173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110人从肉体上被消灭；这次党代会的1996名代表，有1108人，因“反革命活动”而遭逮捕、枪决；
然后是斯大林自己所领导的整个共产党组织：
在俄罗斯，党的州委和州执行委员会在1937- 1938年的镇压浪潮中，有90％遭到破坏：
在乌克兰，基辅市和地方的领导干部几乎全部被捕。1938年召开乌克兰党的代表大会时，查明这个共和国的党员人数已从1934年的45万人减少到28万；这十几万人到哪去了？被他们的总数书记逮捕、枪毙了；
在白俄罗斯，几乎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都在“大疯狂”中死去了；
在格鲁吉亚，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在1937年5月举行，出席大会的644名代表，有245人在当年被逮捕……
在“大清洗”中，斯大林对自己的党一视同仁，甚至有过之而不及；难怪历史学家在谈到这个恐怖时代时说，在30年代后期，一般居民“在夜里睡觉要比共产党员安心得多。”很难想象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的总书记为什么会对共产党如此的仇恨？斯大林不仅将屠刀杀向俄共的领导人和党的积极分子，而且，也决不放过他的兄弟党——
七
30年代，在莫斯科有许多国家的共产党驻苏机构。这些力量单薄的共产党领导人，或是来寻求支持、或是来学习革命经验、或是来避难——对共产党人来说，还有什么地方比呆在牢牢控制着革命政权的革命领袖斯大林的身边更安全？他们犯了个致命的错误；否则他们完全有可能在战后成为他们国家的斯大林的……
这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战士倒在了斯大林的枪口下：匈牙利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贝拉?库恩；匈牙利共产党的著名活动家，Х?卡里卡什、Д?博卡宁、Л?马季亚尔……总之，匈牙利1919年苏维埃共和国的12名人民委员，居然全部死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审讯室里；
波兰共产党的损失更重，因为它的大部分领导人都住在莫斯科，他们无一幸免：波共中央总书记尤里安?列辛斯基、波共创始人之一，Ａ?瓦尔斯基；波兰工人运动领袖，薇拉?科斯特舍娃；斯大林居然用邀请的方式将没有住在苏联的波共政治局委员Г?亨里霍夫斯基和叶日?伦格请到莫斯科，说是有“要事”商量。在这两位政治家的政治生涯中，肯定没有过比这次莫斯科之行更“重要”的事了——他两再没有回到波兰。
这次对波兰共产党的战争，也没有放过所有在苏联的波共普通党员……
我们无法将受害的各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名单全部列出来；我们也不必统计哪些国家的共产党被斯大林的“大清洗”殃及过？而只问，有哪个国家的共产党没有为斯大林的“大疯狂”流血？
伊朗共产党领袖Ａ?苏丹- 札杰；墨西哥共产党领袖戈佩斯；南斯拉夫共产党总书记米兰?戈尔基奇；印度共产党领导人穆克尔德日、恰托帕德赫亚；而驻苏联共产国际朝鲜分部则被全部消灭；还有德国、比利时、土耳其、美国、英国、FaGuo、蒙古、西班牙、巴西……还有中国***驻共产国际的代表郭绍棠……
可以肯定地说，被斯大林杀害的共产党人，比科学社会主义问世以来各国反动派杀害的共产党人加起来还要多。
与共产党同样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支柱的，还有军队。然而在斯大林最主要的统治工具——警察力量的打击下，军队也同样不堪一击。
八
在1937-1938 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被斯大林消灭的红军指挥员和政治委员有好几万人。我们无法把这些在耻辱中默默死去的军人名单开出来，因为历史只记住了在对德战争中战功赫赫的著名红军将领。
以下是死于内务部警察手中的苏军将领——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第一副人民委员、最杰出的军事家米?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红军政治部主任、副国防人民委员Я?Б?加马尔尼克；红军总参谋长、副国防人民委员亚?伊?叶戈罗夫元帅；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В?К?布留赫尔元帅；还有几乎所有的军区司令员，几乎所有的舰队司令员，几乎所有的军事院校负责人……
苏联著名的历史学家罗?梅德韦杰夫在《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一书中，曾开列出一大串被害的红军统帅的名单，为了篇幅，我们只好省略了，而只摘录下他的几个统计数字：战前年代被逮捕的有：苏联5位元帅中的3位，16位集团军司令员中的15位，所有的军长，几乎所有的师长和旅长，将近一半的团长；所有的集团军政治委员，几乎所有的军、师、旅政治委员和三分之一发团政治委员以及许许多多的中级和下级的指挥人员……
斯大林对他的军队的大屠杀是那样的震惊了世界，并且对另一个政治狂人希特勒扩张野心无疑是一个刺激，而为他的冒险计划增添了勇气。
希特勒在制订对苏联的进攻时，曾作过这样的估计：“头等的苏联高级军事干部已在1937年被斯大林消灭了……因此，他们没有优秀的统帅。”
九
军队摧垮了，党摧垮了，只剩下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的警察统治。那么，斯大林的所向无敌、已经没了对手的警察力量是否可以偃旗息鼓，可以将它的刑具、囚室和各式各样的侦讯手段收藏起来了？
否，大账算完了，要算小账了，下一个该轮到那些无职无权，但又是最让统治者操心的平民百姓了。
政治恐怖从来就是直接针对全体被统治者的。
1937年开始的“大清洗”没有漏过任何一个社会阶层——对科技界、教育界、学术界、文艺界知识分子的镇压甚至比对军政界的镇压更早一些，这又是一个无法详细列出来的名单。
那么社会最底层的工人、农民的命运是不是好一些呢？
在几十年后，我们从许多揭露和悼念的文章中，得知了许多在“大清洗”中被杀害的党政领导人和著名知识分子名字，而很少听人谈到普通工农在那个悲惨的年代里的悲惨遭遇，没有人为这些最底层的牺牲者平反、为他们悼念，而他们自己也写不出回忆录来；于是，仿佛悲剧从来没有在工农大众中发生过似的——这真是一场毫无声息、毫无意义的死亡。
事实上，为斯大林的恐怖政策付出代价更大的，是普通的苏联人民。
苏共曾有过两次大规模的清党浪潮：1933-1934 年；1937-1939 年，两次共有210万党员被清除出党，这些人大部分在“大疯狂”的年代里被流放和枪杀了。毫无疑问，这210万党员中大部分是普通工农群众……
没有具体的人名，却有星星点点的数字统计——在工人方面：莫斯科发电厂有1000多名职工被镇压；莫斯科地铁工程局有几百人被捕；在斯德博德市这么一个不知名的小城市，就对铁路职工进行了三次审判，三次分别判处了28人、60人、24人枪决……
在1937年，几乎所有曾经被送到美国、德国去实习过的工人、职员都被捕了。
农民付出的代价更大。这几乎是这类国家的普遍规律——任何一次重大的政策转变，首先涉及到的总是农民，无论是受益还是受害。
苏联的集体农庄本来就是以对150万农民的枪决、流放为代价建立起来的，以后的年代里，农民即使小心翼翼地敬畏着这个神圣的腾图，也常常免不了冒犯的嫌疑。1937年，许多农民以“反对集体农庄”或“破坏集体农庄生产”的罪名而被起诉、枪决；这些罪名即使没有根据，也总能捕风捉影，然而许多没有文化的农民是以“颠覆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而遭受恶运的。
这才是永远无法统计名字和数字的大屠杀。
人们曾经给在二次大战中死难的无名犹太人和无名战士树立过无名纪念碑，可谁为这些在同样残酷的、赤裸裸的屠杀中死难的无名百姓树立纪念碑？
十
这些共产党的著名领袖、政治家、军事家以及几百万普通共产党员和平民百姓都成了斯大林权力的祭品。悲剧在1937年，的确达到高潮；然而，我们还没有看到这幕悲剧最令人颤栗的场面——尽管是几百万的死亡，但对于二亿人口的苏联来说，毕竟只占百分之几；而那些战战兢兢地活在斯大林的绝对权力之下的百分之九十几的苏联人的命运，才具有更浓烈的悲剧色彩。
或许，对活在30年代的苏联人来说，痛痛快快的死亡——哪怕是冤屈的死亡恐怕也比生活在秘密的、公开的警察统治下幸运了……
十一
只有让每一社会阶层、每一个公民都感到恐怖，只有把全体公民都变成担惊受怕的奴隶，才能算作成功的政治恐怖。
在这一点上，斯大林的成功是无与伦比的。
政治恐怖的核心警察专政。
表面上及，警察专政的特征是对所有持不同政见者秘密戕害、秘密监视、秘密控制。但实质上，但实际上，秘密警察常常故意让这种秘密****，变得不那么秘密——有伪装但又故意露出锁链和镣铐；找理由抓人，但又故意使理由不太充分，让每一个公民都处于惶惶不可终日之中，让每一个公民都相信会抓错的，让每个人都无法知道怎样才能不使自己变成敌人，让所有的人都无法肯定早上走出家门，晚上是否还能安全地回来……
这种不反抗也会流血的恐怖，才是警察统治的精髓！
这种警察恐怖在苏联的三十年代代是那样铺天盖地压在每个公民头上。
在苏联1926年颁布的一百四十八条刑法中，真正能让警察机关施展才能的只有一条——五十八条。这是专门针对一切以“削弱政权为目的”的反革命分子的法律条文。
这是伟大的、权威的、横扫一切的一条。
五十八条成了斯大林时代最具有权威性的社会存在，它控制着二亿人的政治行动和政治思想。使苏联成为历史上中央集权程度最高的国家，这个两亿人口的国家只有一个脑子——斯大林的脑子；最富有弹性和粘着性的是五十八条的第十分条：“号召推翻、颠覆或削弱苏维埃政权内容的宣传或鼓动，以及传播或制作或收藏具有同上内容的文字材料。”看来，对自己公民的言论所有的恐惧症，是在半个世纪前遗传下来的！
警察的解释有多广，他们的权力就有多大。一个五十八条就足以对付所有的社会成员，禁锢人类的所有思想……
五十八条主要是为平民百姓制定的。
相比之下，警察对百姓的战争要比对党和军队容易一些。他们只需将对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图哈切夫斯基时所用过的手段简单地重复一下就行了——同样要大规模的收拾，同样要许多莫须有的罪名；不同的是，在上层用莫须有的大罪名，在下层则用莫须有的小罪名……
以下是俄国作家、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在他那洋洋150万字的巨著——一部堪称人类历史上最惊心动魄的政治罪恶调查实录——《古拉格群岛》中透露出来的，内务部如何在一些识字不多或根本不识字，那些没有反抗或根本不可能反抗的寻常百姓中挖出苏维埃政权的凶恶敌人：
——克拉斯诺达尔市女电车司机深夜从车场步行回家。该她倒霉，在市郊她从一辆陷住的卡车旁走过，卡车边上有人忙碌着。它原来装满了尸体——手、脚从防水布下露出来。她的姓名被记了下来。
第二天，女司机就被捕了。侦查员问她看到了什么？她老实承认了。
反苏宣传！十年；
——农庄庄员德依娜?叶菲莫夫娜震惊于托洛茨基的滔天罪行，在党员大会上提出问题：“为什么把他从苏联放出去？”（好像党应该向她报告工作似的！）为了这个荒谬的问题，她罪有应得地先后获得三次刑期。
——一个有六个子女的农民，为了养活这六张嘴，他干集体的活卖死力气，总希望能多挣点儿什么。他真的挣到了——一枚勋章；大会授勋，首长讲话。在致答辞时，这个庄稼人动了感情，便说：“哎，要是能给我一普特面粉来顶这个勋章多好！能这么办吗？”全场哈哈大笑起来，而这个新的获勋者也就带着他的六口人去流放了。
——一个裁缝放下手里的针，为了怕丢，把它别在墙上的报纸上，正好戳进了警察头子卡冈诺维奇的眼珠子。顾客发现了。恐怖行为罪！
五十八条，十年。
——一个又聋又哑的木匠也因为犯了反革命鼓动罪而判了刑！这个罪是怎么犯的？他在俱乐部里铺地板。大厅里的东西全腾空了，墙上既没有钉子也没有挂钩。他干活的时候把上衣和帽子搭在列宁半身塑像上。有人进来看见了。
五十八条！十年。
——乡村俱乐部主任带着看门的老头去买斯大林同志的半身塑像。买好了。可是半身塑像又大又重，需要放在架子上两人抬才行。可是俱乐部主任认为这样干有失身份：“你慢慢地拿回去吧。”说完就头里走了。看门老头摆弄了半天，没有好办法。挟着走——一只胳膊拢不过来；抱在胸前走——腰酸背疼，身子还得往后仰。终于找到了办法：解下皮带，给斯大林同志做一个环，套在脖子上。他扛在肩上从村子这头走到那头。没有二话说。地地道道，第五十八- 8条，恐怖行为！十年……
还有许多许多……
可是，等一等！这些荒唐透顶的悲惨故事为何如此耳熟？
呵，记起来了！
四十岁以上的中国人都应该记得的——六十年代，由斯大林的警察创作的这些悲剧完完整整地在中国城市、农村上演过了……
十二
这出场由政治恐怖和领袖崇拜编织的悲剧，在中国也完完整整的上演过，而且规模更大、更精彩，同时还具有全民投入的中国特色。
文化革命一开始，中国的警察机关就被冲散了、打垮了——不是嫌他们过分地行使警察权力从而侵犯了公民的权利；相反，是嫌他们过于手软，没有及时而彻底地挖出隐藏着的大量的阶级敌人。于是，毛**便发动群众。
这是毛**的看家本领。他既然能发动全民去逮麻雀、炼钢铁，为什么不能让全民来搞阶级斗争、搞“群众专政”呢？而这一切又都有一个伟大的目标——为了世界革命、为了全人类的解放。
很快，在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都建立起行使警察权力的机构——生产队、工厂、学校、街道办事处，都成立关押人、拷打人、审讯人的准警察机关。
神洲大地到处都有带红袖章和不带红袖章而能行使警察权力的人。毛**把他的绝对权威建立在没有警察的警察统治上，毛**把每个人都变成了警惕性极高的警察，使阶级敌人在每个地区、单位甚至家庭里都面临着监视者、告密者的包围。
在这一点上，毛**的伟大可以与斯大林媲美。
警察统治的秘密不在于毫不手软地镇压反抗，而在于戕害无辜，制造出那种不反抗也可能被捕被枪决的政治恐怖，所以才能把人变成颤颤惊惊的奴隶、才会在**中制造出那么多没有罪而畏罪自杀的牺牲者……
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如此成功的精神专制，从来没有过如此庞大的警察网络——每个单位都有关押人的“牛棚”、都有在民兵看押下的强制性劳动（劳改营），都有负责审讯的专案组，都有行使专政权力的脱产看守人员……
这个被毛**称赞过的“群众专政”，不过是把一部分群众变成警察，而把另一部分群众置于严密监视下——监视、告密、关押、审讯、劳改这一整套的警察统治，在文化革命中彻底的民间化了……
毛**从1950年第一次与斯大林见面起，就不服气斯大林作为共产世界一号人物而与之抗争，但直至1953年斯大林去世，毛**也没能在这场竞争中获胜；以至当赫鲁晓夫于1956年第一次将斯大林的罪行公布于世时，毛**还不得不站出来捍卫自己的领袖，认为他是七分功劳、三分过失……只有到了60年代，毛**才成了共产世界的领袖人物。
毛**的成功不在于他的那些轰轰烈烈、但又全是以失败告终的治国大略——农业集体化、工业大跃进、阶级斗争扩大化；这些不过是对斯大林的抄袭模仿而己，苏联早就有过、东欧也都有过；毛**能成为中国革命的神，能成为半个世界的一号人物，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他比斯大林更有魄力地扩大了警察的权限和队伍……
十三
我们还是回到苏联，回到斯大林的权力之路上。
曾经有人将斯大林的极权统治与近代史上的最大罪人希特勒相提并论。认为希特勒利用秘密警察（盖世太保）对德国人民实行过同样残酷的戕害，只不过更大的战争罪行掩盖了他的警察统治。
但区别还是有的——斯大林在1937-1938 年达到高潮的政治恐怖行动，是在革命的名义下采取的——这是政治家所具有的最坚硬的盾牌。因此，面对着这个历史上少有的悲剧，不仅当时的世界对斯大林的行动保持着沉默，就是今天还有相当数量的人不敢正视这段历史。
人们敢于公开把斯大林的行为中称为罪行的，是他在1939年9 月，把一大批德国反法西斯者都交给了盖世太保。因为这是无论如何也无法贴上革命标签的行为。
顺便说一句，这些由苏联交给盖世太保的德国人，大部分都活到了战后，而那些没有交给德国而关在苏联的德国反法西斯主义者，则几乎全部遇害……
这也算斯大林与希特勒的一点区别？
斯大林为什么要对自己的臣民进行如此残酷的政治恐怖？以及另一个问题：在一个两亿人口的大国，在一个由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和政党控制着的社会里，一个人怎么能有力量对整个社会举起了屠刀，并且是几乎没有受到反抗就获得了胜利？
第二个问题是非常复杂的。要知道，在被消灭的数千名知名人士中，有许多是党、政、军的首脑；而仅仅1936-1938 的“三年时间，因政治原因而被捕的共有500多万人。”难道斯大林的警察力量真的可以战胜整个民族？难道这数百万人真的因为珍惜革命事业而宁愿相信自己是反革命，也不愿意对斯大林的革命行动进行反叛？
问题当然不会这么简单。所以我们先把这个过于复杂的问题先放一放，而回到第一个问题——斯大林为什么要对自己的臣民进行如此残酷的镇压？
历史学家在试图解释这场灾难时，有过许多很复杂的说法。我们可以将其作如下的归纳：
——斯大林对席卷苏联的恐怖浪潮一无所知，内务部的首脑对他隐瞒了真相，这些罪行是警察头子背着他干的……
毫无疑问，不知者不为过；
——斯大林发起的这场大清洗运动，但他并无恶意。他的责任只在于，听信了被内务部夸大了的“反革命”和“政治谋杀”的敌情；而他的出发点是为了挽救革命……
谁能过多的指责一位领袖的革命警惕性呢？
——斯大林患有严重的精神病，他是个自大狂、妄想狂、暴虐狂，他的猜疑心和报复心都是病态的……
按这种说法，斯大林应该是没有责任能力的人，历史法庭应因其无责任能力而宣告他无罪。
——斯大林是曾是为沙皇秘密警察机关效劳的暗探和奸细。在50年代，西方曾出现了许多支持、或论证这种说法的书籍和文章。
这种说法骇人听闻，却能轻松而简单的解除人们痛苦的疑问。……
然而，我们不能不对这许多说法表示怀疑。
我们无需反驳斯大林采取这一系列恐怖政策的动机是出于维护革命的利益、即维护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利益——的说法；但也不能支持斯大林是个自觉的反革命的阶级论点，尽管这样的解释有利于我们把责任推到沙皇的秘密警察身上，而不必从革命领袖身上去寻找责任，这样的解释能医治我们被伤害了的革命良心和理想。
尽管斯大林对十月革命领导权的篡夺具有政变的性质，但这毕竟是局部的反革命政变，斯大林毕竟没有建立一个新的王朝，毕竟没有将财产和政治权力重新归还给地主和资本家；当然，更没有交给应该从十月革命中受益的苏联人民。
十四
也有历史学家将斯大林的复辟与拿破仑的称帝相比，把斯大林主义称之为“波拿巴主义”. 事实上两者的区别是很大的——拿破仑在政变后依然维护了FaGuo大革命的成果，即保留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资产阶级在FaGuo社会中的主导作用；而斯大林则严重地践踏了十月革命的原则，并且在他掌权的岁月里，从来没有考虑过人民
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拿破仑在获得了资产阶级的支持后，便彻底改变了FaGuo大革命后的政权形式——宣布自己为终身独*者，随后又为自己戴上了帝王的王冠；而斯大林却没有改变苏维埃政权的形式，他巧妙而无耻地把新的政权形式与绝对的个人独*结合起来，从而获得了远远超过了拿破仑所具有的权力……
这两个人更本质的区别还在于：拿破仑改变了革命政权的形式，却未能改变革命的方向；斯大林保留了革命政权的形式，却彻底地扼杀了革命的理想和原则。
拿破仑靠自己的魄力和权力，改变了大革命后的共和制，但由于他把新兴的FaGuo资产阶级作为他的政权的主要支柱，从而不自觉地维护和发扬了1789年以来的革命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讲，拿破仑事件可以算作FaGuo历史上的一次政变，而不是一次复辟；斯大林的独*统治，基本上是依靠警察力量实现的，他根本没有把工人和农民力量和利益作为他的政权存在的依据。相反，正因为他虚伪地利用了苏维埃政权的形式和革命口号，他对十月革命的原则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糟蹋和埋葬才是彻底的。
我们曾说过，斯大林所杀害的共产党人，比科学社会主义问世以来各国反动派杀害的共产党人加起来还要多；我们还要说：比这个罪行更加严重的，是斯大林对以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为前提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扼杀，远远超过了社会主义诞生以来它的各种敌人对它的颠覆和破坏。
从这个意义上讲，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被彻底埋葬是在30年代由斯大林完成的，而不是在1991年……
当然，这是一个更大的、不是本书所能说清楚的问题。
我们还是回到那个痛苦的问题上——斯大林为什么要如此残酷地戕害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普通的黎民百姓？
上述的解释之所以应该否定，是由于那些解释者，没有正视那段历史的勇气而不敢承认那个可怕的、然而又是非常简单的事实。
著名的苏联历史学家罗?梅德韦杰夫，反对把斯大林进行政治恐怖的动机弄得太复杂。他的解释是，斯大林的“主要动机是过分的贪图功名和贪权。”
但问题是，贪权者是政治舞台上的出场最多的角色，而大规模地镇压和杀害政治对手的“斯大林现象”，对政治家来说则并不是普遍现象。那么，除了斯大林凶残、虚荣和嫉妒的本性，历史和制度还要承担多大的责任？
在十月革命众多的以政治家、战略家、理论家、演说家称著领袖中，斯大林是最平庸、资历最浅的一个，他从来没有得到上述称号中的任何一个。
在第一届苏维埃政府——这个连它的敌人也承认是“欧洲最有学识的政府”——几乎只有斯大林没有受过系统、深入的教育，他是唯一一个不懂外语的政府成员……斯大林是决不愿意在政治舞台上充当配角的。他要获得无限的权力和无限的荣誉，就必须把这些比他有资格和能力的对手消灭掉。
斯大林靠阴谋和背信弃义逐步获得了无限的权力，又靠残酷地运用权力把他的个人独*推向极致……
权力把这个缺少道德原则和崇高信仰的斯大林推到了超级伟人位置上；同时，权力把他人性中的阴暗点放大成一场人类的巨大灾难……
这种可怕的悲剧只有在政治伟人的圈子里才会出现。
啊，由警察权力营造的伟人时代！
在结束本文的时候，想起了纪伯伦的一段话：什么对心脏有利——爬楼梯和性交；什么对心脏不好——与伟人生活在同一时代！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社会，还会出现伟人时代吗？
作者:
岸上的猪
时间:
2008-11-12 10:32
三. 赫鲁晓夫和他的秘密报告（上）
●与赫鲁晓夫对话——
作者：假如您在1956年没有采取那次极端的、今人措手不及的方式对斯大林发起突然袭击，那么，社会主义理想是否能免于一次致命的伤害？
赫鲁晓夫：社会主义被斯大林所埋葬已是事实，我只不过宣布了这个事实。
作者：可您的宣告却是那么彻底地破坏了共产世界的秩序，给半个世界造成了至今还未消除的信仰危机。
赫鲁晓夫：必须动摇对斯大林的迷信，必须动摇对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的信仰，这正是我后半生所致力的事业。为此，我才敢于正视和承认那种对我们每个共产党人来说都是痛苦的，难以承认的罪行。
作者：您是一位有魄力的政治家，自从您用自己的皮鞋敲打过联合国的讲台之后，就没有人怀疑过这一点。我只是想问，面对着历史的挑战，面对着整个制度的反抗，您有没有感到过个人的魄力是那样的软弱无力？
赫鲁晓夫：可我将做下去——我枪毙了警察统治的像征贝利亚，我揭露了斯大林对人民和社会主义所犯下的罪行，我将斯大林的水晶棺搬出了列宁墓……
作者：是的，你把苏维埃社会从政治恐怖下解放出来，历史将记住您的壮举。然而，您用水泥浆覆盖了斯大林的水晶棺，却未能覆灭斯大林的官僚制；您结束了个人迷信和政治恐怖在俄国的统治，却未能结束斯大林时代。因此，西方把您掌权的时期称为“没有恐怖和过激行为的斯大林主义时代”。
赫鲁晓夫：我做过了——以一个政治家的责任和一个社会主义者的良心去做了。这就够了，我不在乎人们怎么看，何况是西方的看法。
作者；东方也说过，说您是一个失败的改革家，说您只会破坏而不会建立一种新的民主社会主义来取代您谴责过的制度。这是遗憾，历史只承认能建设的人。
赫鲁晓夫：我建立了重建社会主义的希望。
作者：……
一
●赫鲁晓夫必须对斯大林的传统政治结构进行反叛才能获得权力；而只有获得了权力才能进行反叛。
把赫鲁晓夫列入改革家的行列，肯定会有争议，何况把他放在第一位。这会激怒舆论的。人们会提出最早的铁托和最后戈尔巴乔夫、邓小平，然而，我们并不按成就大小和时间顺序排列，无论如何，在林鲁晓夫成功与不成功、有意或无意的改革实践中，毕竟有许多我们不应忘记的东西。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年代里，没有一位世界领袖人物的成败能像赫鲁晓夫的成败如此急剧地和决定性地改变历史的进程。”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面临的问题还不是如何整顿和改革斯大林所遗留下来的庞大帝国，他首先需要的是权力。他必须对所大林的传统政治结构进行反叛才能获得权力；而只有获得了权力他才能进行反叛。
赫鲁晓夫无法以斯大林主义者和斯大林继承人的身份取得权力，因为马林科夫、贝利亚、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在以上两种资格上都是超过他的。
在上述几位元老中，贝利亚危险最大——他长期担任内政部和**部负责人，控制着情报机关和秘密警察；他的情报人员渗透并控制着相当一部分军队……他是斯大林进行极权统治的头号工具；西方甚至把贝利亚称为“斯大林的另一个我”。
1953车3月5日斯大林去世，贝利亚是扶灵人之一。
对贝利亚的处决很富有戏剧性。它表明在那个时代，凌驾于法律和党章之上的最高领导人，在秘密警察的权力面前，显露出多少惊恐、软弱和无可奈何。
在涉及到对一位部长会议副主席的撤职和枪决这样的大事，法律和组织手段竟然完全无效。
赫鲁晓夫与他的临时盟友布尔加宁、朱可夫、马林科夫决定先发制人，向贝利亚发动突然袭击。
克里姆林宫内有一支庞大的、效忠于贝利亚的武装警卫，而莫斯科军区中又没有可以信赖的集团。于是他们从乌拉尔调来两个近卫师，并把扣压贝利亚的任务交给朱可夫元帅和空军司令莫斯卡连科。这个反贝利亚的政治联盟，居然有11个元帅和将军。
贝利亚是在政治局会议上被逮捕的。
开会了，马林科夫突然宣布“我们现在讨论贝利亚的问题”。贝利亚当时坐在赫鲁晓夫右边，听到这话后吃了一惊，他抓住赫鲁晓夫的手，以一种受惊的表情问道：“尼基塔，这是怎么回事呀？你们在嘀咕些什么呀？”
赫鲁晓夫说，“注意听吧，你很快就会知道的。”
接着，赫鲁晓夫首先发言，谴责贝利亚利用保安机构，企图为自己夺取政权，反对主席团的其他成员。
会议按事先的安排一个接一个发官，不让贝利亚有喘息的机会。可是到了需要形成决议时，问题出现了。
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里描写了这个场面：
最后一个发言后，会议出现了悬而未决的情况，会议有长时间的停顿。我看情况不妙，就向马林科夫要求发言，以便提一项建议。我建议中央主席团解除贝利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及内政部长以及他担任的一切其他政府职务。马林科夫仍处于一种惊慌状态。据我回忆，他当时甚至没有将我的提议附诸表决，就按了一下秘密按钮。这就是对等候在隔壁房间里的将军们发出了信号。朱可夫第一个走进会场，然后是莫斯卡连科及其他人。
马林科夫以一种微弱的声音向朱可夫说：“作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我要求你们把贝利亚关进监牢，以待调查对他的控诉。”
朱可夫说：“举起手来！”并拔出手枪以防贝利亚反抗。贝利亚的确伸手去拿公文包，我抓住了他的手臂。
据说贝利亚是立即被处决的。而对他审判处决的消息则在半年后的1953年12月27日宣布的。公布的罪行主要是“将内政部置于党和政府之上”以及是“祖国的叛徒和帝国主义间*特5”，根据特别法律，不准被告出席辩护，不准要求延期执行死刑，经缺席审判后，立即处死。
贝利亚的6个同党也被枪决。
赫鲁晓夫以处决贝利亚拉开了向斯大林帝国斗争的序幕。
赫鲁晓夫反对以暴力进行政治清洗，谴责斯大林违****主义法制、诛伐政治异己，他自己却以同样的手段开始了他的改革家生涯；或许，我们难以责备赫鲁晓夫，因为在法制荡然无存的情况下，他无法依靠社会主义法制来消除违反法制的罪行；而贝利亚这个人确实该杀。在当时的苏联，人们无论提到谁的名字，都不会像提到贝利亚的名字那样怀着刻骨仇恨和无比憎恶。
苏联人将他与希特勒的秘密警察头子、刽子手希姆莱相提并论，把他俩描写成阴险毒辣、残酷无耻的化身，并从他们的鹰钩鼻上的夹鼻眼镜，看到了这两个人在相貌上的相似。
斯大林的女儿约·阿利卢耶娃曾经说贝利亚是巧言令色的侍臣中一个杰出的现代标本（这个比方，实质上是把她父亲放到了帝王的位置上）。说在贝利亚身上“体现了东方的背信弃义、谄媚逢迎和弄虚作假”。
当阿利卢耶娃被马林科夫召到斯大林身边，向父亲临终告别时，她看到房间里有许多人都踮着脚走来走去，大气都不敢出，人人都被将要发生的事吓坏了，而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存在。这时，她看到了贝利亚。
斯大林的女儿写道：
只有一个人举止是很失态的，那就是贝利亚。他非常激动，他那张即使在最好时刻也使人厌恶的脸，此时被强烈的情欲——野心、残暴、狡猾、对权力无止境的贪婪——扭曲了。在这灾难时刻，他竭力保持应有的平衡——狡猾但又不是太狡猾。一切都明明白白地写在他脸上。他走向病榻，久久注视着垂死者的脸。我父亲时时睁开眼睛，到了这种时候，他还在急于使我父亲相信他是一切人中最忠心耿耿的，一如他曾不遗余力地扮成忠诚的样子。不幸的是，他过去很成功，而且他的成功为时太久了。
二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震撼了人。如果说1917年是人对历史的胜利，1956年就是历史对人的报复。顷刻之间，用整整两代人的牺牲所奋斗目标就丢失了……
除掉贝利亚后，赫鲁晓夫和他的临时盟友可以舒一口气了。他们暂时不用担心在他们中间会又出现一个新的斯大林。他们达成了集体领导的协议，希望用集体智慧代替个人迷信，用克里姆林宫的脑子代替斯大林的脑子来对2亿人的命运进行思考。
就像15世纪，历史上以荒淫残暴著称的教皇、亚力山大六世博尔贾死后，他的红衣主教们聚集一堂，宣布他们为“集体教皇”一样，那种令人颤栗的、陪伴暴君的惊恐，即使在暴君死后还同样控制着他们。
然而，他们害怕的只是他们中间的某一个会成为新的暴君，却并不拒绝权力；相反，经过了专制统治的人，都明白权力意味着什么，他们已经不相信除了个人的绝对权力外，还有什么其他手段可以用来达到目的——无论是谋取个人特权，还是为了改善对人民的统治。
这种对权力既恐怖又迷恋的心理，在当时的赫鲁晓夫身上肯定是存在的。我们难以肯定的只是他到底是要取得权力去进行改革呢，还是仅仅以非斯大林化为途径而获取至高无上的权力？
不过，至少在客观上，这两者是互为目的的：赫鲁晓夫登上了教皇之一的宝座；同时也为斯大林式的极权统治敲响了丧种，为几十年来艰难的社会主义改革事业拉开了序幕。
赫鲁晓夫要向斯大林留下的帝国挑战了。他的第一个战役就是1956年苏共第二十届代表大会上的那个震惊世界的秘密报告。
1956年2月24日，也就是在列宁对历史宣战39年之后，也是在苏联，也是在夜晚，我们看到了人与历史的又一次搏斗。
那一次，1917年11月8日，也就是布尔什维克在俄国获得胜利的第二天晚上。列宁走上讲台，面对着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列宁耐心地等待着经久不息的、暴风雨般的掌声停息下来。他用细小的、闪闪发光的眼睛扫射着人群，注视着历史。
此刻，人是激昂的；历史却萎靡不振——它被二月革命以来短短数月的巨变搞得疲惫而困惑。
列宁感到了人的力量——历史是可以被超越和战胜的。
他等待着，他终于可以向历史宣布了！他的第一句话是：
“现在，我们就开始建设社会主义制度。”
列宁的一句话就让疲惫而困惑的历史屈服了，顺从地给予了人类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而这一次，1956年2月24日，沉寂了39年的历史突然东山再起，给予疲惫而困惑的人重重一击。
这一天，刚刚从苏共“二十大”选出的135名中央委员，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一中全会，代表们则准备收拾行李回家，因为“二十大”的闭幕式已经在当天举行过了。
可是临近午夜，所有的中央委员和代表又突然被召集到克里姆林宫。
作为党的代表大会，它的所有程序都是事先规划好的——它的大会报告、它的候选人，甚至它的选举结果——那么现在，这个严密的“计划政治”到底出了什么故障？
代表们紧张地期待着，预感到将有非同寻常的事件发生。
他们等来了一个身围肥宽的人，此人跨着无节奏的步子走上讲台。他两腿粗短，双肩壮实，显得矮胖笨拙。但他有一双和列宁一详细小而敏锐的眼睛，这是一个有着巨大生命力的人。
此人正是当时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
然而，他的战斗方式却与列宁毫不相同——39年前，列宁面对着世界、面对着历史，用他那慷慨而宏亮的声音，发出了对历史的挑战；而现在，在这深夜的密会上，这位厚嘴唇、狮子鼻、高颧骨的人，却是诡秘而胆怯的。他悄悄地告诫与会者，他现要作的报告，“不能拿到党外去宣传，更不能到报刊上去发表，应当知道分寸，不应当向敌人提供弹药，不要向敌人宣扬我们的家丑。”
赫鲁晓夫开始了长达7小时的秘密报告，这个报告的题目是《个人迷信及其后果》，内容是谴责被他称为“历史上最凶暴残忍的罪犯”斯大林。
默默听着的苏共代表们惊呆了，因为十天以前，也就是2月14日“二十大”开幕式上，全体代表和来宾还肃立默哀，悼念他们的“父亲和导师”斯大林。
赫鲁晓夫有一双非常小的手。然而这位喜欢挥舞着小手的政治家却有着异乎寻常的力量，他居然掀动了历史的铁幕，让代表们看到了幕后的世界。
那真是一个触目惊心的世界——那个人类第一次从历史手中争取来的社会主义国家、那个作为共产主义世界当然领袖的国家，原是一个靠个人独*和政治恐怖实行统治的国家！
那是一个世界上集权程度最高的国家，这个两亿人的国家只有一个脑子——斯大林的脑子！
在那里，保安力量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力量，秘密警察成为独*者斯大林的主要支柱和权力工具，他利用这个权力工具犯下了使历史上任何一个暴君都相形见绌的罪行！
赫鲁晓夫在公布一系列血腥的数字：
苏共十七次代表大会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98人，即70％在1937－1938年被逮捕和处决了。”那次党代会的1996名代表，有1108名，因“反革命活动”而遭逮捕枪决；
这次大清洗也没有放过军队：5个元帅被处决3个；全部军区司令员被清洗；海军和空军首脑被枪决；所有的舰队司令员只有一人得以生还……到1938年，红军师以上的干部只剩下39％保留住原职；
被镇压的还包括列宁时代的几位政治局委员：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李可夫。政治局中得以幸免的，只有斯大林的亲信米·加里宁和维·莫洛托夫。然而斯大林却下令逮捕了他们的夫人；
在列宁建立的第一届苏维埃政府的15名人民委员中，竟有9人死于斯大林的大屠杀，而幸免的6人中，除列宁和斯大林自己，其余4人都是在大清洗之前去世的；因此，可以说，斯大林枪毙了第一届苏维埃政府的全体人民委员。
那么，清洗只局限于上层，只涉及到斯大林的政敌吗？不，政治恐怖从来是针对全体被统治者的。
在30年代，斯大林为了强行推行他的农业集体化运动，竟使150万农民被枪毙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斯大林为了使农民屈服，接连两个春季不给富农和未参加集体农庄的农民发放种子。农民无法播种，被迫流入城市，沿路乞讨，饿死街头。农民屈服了，加入了集体农庄。
这是一个领袖对自己的人民所发动的战争，人们第一次因为自己的出身而遭到杀戮，被杀户全家被迫迁出，其子女不许在高年级学习。
被斯大林直接戕害的共产党人有70万——且不说被枪杀、流放的成百万其他的人——这个数字比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问世以来，各国反动派杀害的共产党人加起来还要多。
与会者惊呆了，世界惊呆了，只有历史在暗中窃笑。
如果说列宁在19l7年的宜言震憾了历史的话，赫鲁晓夫这一次的报告却震撼了人；1917年是人对历史的胜利，1956年是历史对人的报复。顷刻之间，人们就失去了理想、希望和用整整两代人的生命去奋斗的目标，只剩下人的疲惫和困惑——就像1917年历史曾经疲惫和困惑过一样。
这一次历史是清醒的，它迫不及待地宣告自己的胜利——赫鲁晓夫作完报告的当天（已经是2月25日凌晨了）国外就报道了苏共秘密会议举行的消息；几个星期后，美国国务院放发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全文的英文文本。
社会主义面临着它有生以来最深刻的危机——全世界所有的敌对阶级和敌对国家都猛烈地攻击共产暴政。
共产党人在这意想不到的打击下沉默了——因为打击来自内部，来自事实。
三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让西欧共产党人垂下了头，使东欧共产党面临着灾难性的风暴；同时，赫鲁晓夫却开始了对历史的又一次挑战——艰难而漫长的改革就要开始了……
当西欧各共产党在秘密会议上传达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时，共产党人被其中许多惊人的情节而惊呆了。
一位西德的年轻共产党员曾经描写过当时的情景：
我们在莱比锡市议会的地下室感受到最初的震惊。我们十几个人蹲在一起，为刚才听到的本情而目瞪口呆．一切话都是压着嗓子窃窃私语的，似乎有点难以置信不可捉摸，如果大声重复这些话，那就难以使人忍受了——多么矛盾啊！
有人在宣读秘密报告中那些绝望的共产党人从监狱里寄出来的信，是斯大林把他们投入监狱的。人民在极权统治下生活了20年多年！这一切果真是真的吗？不可能这样！斯大林是我们力量的体现者，是革命力量的象征，是朋友、卫士、远方的父亲，甚至是革命的化身。他无所不知，慈祥而正直；而现在的斯大林，难道是一个暴力狂、****狂、偏执狂？难道他嗜好虚荣、个性恶毒，是一个卑鄙的独*者？不可能！我们站起来去街头漫步。我们仿佛在梦幻中，神容憔悴……
西欧共产党人曾经把浙大林当成革命的象征。现在，一切都动摇了、失去了，他们恍恍惚惚、若有所失。他们低着头，躲避着资产阶级政客们咄咄逼人的攻击。
东欧共产党人的处境更加尴尬。
波兰统一工人党总书记贝鲁特曾被邀请参加了2月24日晚上的会议。赫鲁晓夫作完秘密报告后，要贝鲁特表态。
贝鲁特不知所措，无可奈何地说：“我们怀着悲伤的心情得知斯大林做坏事的消息。波兰人民那么感谢斯大林，感谢他的智慧和援助。”
这种在赫鲁晓夫突然袭击下的惊惶失措、无可奈何，是整个共产党国家的普遍情绪。
东欧党的大多数领导人竭力挡住这股冲击波，他们不公开刊登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他们只是改换了几个以斯大林名字命名的街道，撤换了几个特别受牵连干部。
东欧沉默而紧张，因为在那个地区，斯大林式的政权还继续着它的统治，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与斯大林、斯大林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与这种沉默形成对比的是人民的骚*。人民从西方广播中听到了全部事实真相后，他们愤怒了——西欧共产党人失去的仅仅是理想，东欧人民失去的却是现实、是几代人的代价——
神话被破灭了，
他们向我们大嚷大叫：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咬破手指是不疼的。
人们咬破了手指，
人们感到疼痛。
人们失去了信仰……
它是靠空话过活，
纵然有说教，生活却越来越野蛮。
这首充分表现了人民觉醒的诗，是波兰诗人瓦齐克写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瓦齐克曾经是斯大林主义桂冠诗人。当然，最早的觉醒者，付出的代价总是最大，瓦齐克因为这首诗而被波兰作家协会开除了。
人民愤怒了：他们把斯大林的巨型塑像推倒。斯大林的塑像被人们吐上唾沫，被砸成碎块。人们开始公开讨论斯大林的专制独*，讨论斯大林主义的全部标志——党内的民主生话被扼杀；国家政权日益成为奴役社会的力量，政府机构变成恐怖主义的独*机关。
西欧的共产党低下了头，共产党的东欧却面临着灾难性的风暴。1956年是共产世界的灾年。
1956年，即使顽固的斯大林主义者，也很少有人敢于为斯大林的极权统治辩护。人们为赫鲁晓夫披露出来的个人迷信、专制、政治恐怖所痛苦、愤怒，并且不自觉地把这一切与社会主义等同起来。
在资产阶级看来，赫鲁晓夫是给了社会主义当头一棒的英雄；在执政的共产党人看来，赫鲁晓夫是制造混乱和灾难的祸首；对经历了极权统治的人民来说，赫鲁晓夫无疑是争取法制、民主的先锋战士；对历史来说，赫鲁晓夫是它的胜利宣告人……
然而，他们都没有从赫鲁晓夫的行为中看到与自己利害相关的另一面——
资产阶级没有看到，这次揭露给重建社会主义所带来的一线希望；
执政的共产党人没有看到，如果没有这种检讨和揭露，在共产世界潜伏的危机将会加深而造成更加难以控制的局面；
经历了极权统治的人民没有看到，比揭露和批判斯大林及其在半个世界的追随者更加艰难的，是对体制的批判和改革；
最后，因为取得了胜利而洋洋自得的历史没有想到，赫鲁晓夫的这一举动将在半个世界的范围内发起对历史的又一次挑战——艰难而漫长的改革就要开始了……
当然，这些都是若干年以后才有的认识；1956年，有的只是盲目的欢呼和盲目的消沉。人没有明白，历史也没有明白；那时，很少有人思考过这一问题：产生这一悲剧的原因是什么？这些罪行到底是社会主义犯下的，还是一个蜕变了的政权非社会主义化的结果？
人们没有冷静思考，却匆匆接受了这样的答案——斯大体和苏联的官僚制是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合法继承者；斯大体现象是社会主义不可避免的、注定的结果。
这是资产阶级的答案，他们企图使革命和社会主义威风扫地。
这个答案使许多人对社会主义产生绝望。
在1956年，尽管在共产党内，少数最优秀的人士已经认识到，社会主义已经被斯大林的政治恐怖和官僚制所埋葬，必须以最彻底的改革精神重建社会主义，但他们面对的是对社会主义怀有怀疑和绝望情绪的人民，以及对斯大林现象仅仅进行个人谴责的上层保守势力……
改革家的困难可想而知。
然而，既然铁幕已经掀开，人们便不可能面对那种触目惊心的罪恶而无动于衷——这就是人之所以是人，人之所以能进步的原动力。
人在与历史惯性的对抗中，尽管并不是每次都以胜利告终，但却从未放弃过斗争。
在这场战斗中，冲在最前面的，成功的希望最小，因为他们必须孤军奋战，必须带着历史对他的束缚去攻打历史……
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失败才有更深的意义和更大的价值；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把改革家的称号送给赫鲁晓夫……
四
●用克里姆林宫的脑子代替斯大林的脑子来对2亿人进行统治，是一个小小的进步。它的结果是数百万囚徒重返了家园，人民开始过另一种生活，开始呼吸得比较自由一些了。
苏共“二十大”以后，在赫鲁晓夫《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的震动下；大规模的平反运动在苏联开始了：释放了几乎全部政治犯，为1935－1955年死于集中营和监狱的绝大多数人恢复了名誉。
赫鲁晓夫亲自下达指示，成立了近百个特别委员会。每个委员会包括一名检察院代表、一名中央委员会代表和一个早一些获得释放和平反的党员。这些拥有充分权力的委员会，从莫斯科直达所有的集中营。他们仔细地审查各个案件并迅速予以解决：看申诉书，和犯人谈话，然后宣布释放。
到1956年8月，全苏有几百万人获得了自由。
大恐怖时期的受害者死后得到了平反，数百万囚犯重返了家园。这是赫鲁晓夫全面改革的前奏，它对国内的影响，不亚于对斯大林的公开批判。
赫鲁晓夫是共产世界一位有争议的人物，评价他的是非功过十分困难，但没有人能否认他在控诉专制暴行和医治历史创伤方面的成绩。因为对历史罪恶的掩盖和宽容，就是对现实问题的掩盖和逃避，也是对未来进步的拒绝。
另一方面，赫鲁晓夫却没能彻底清除历史罪恶。除了对斯大林的谴责和贝利亚的处决，赫鲁晓夫没有进一步追究政治责任，更没有从制度中去寻找造成这种政治恐怖的根源。他未能认识到斯大林的真正权力是通过秘密警察行使的。几十年来，警察恐怖已经在政治上粉碎了无产阶级、消灭了它的先进骨干；最后，秘密警察控制着党、政府、军队直至社会各领域，甚至连最高领导的政治生涯和家庭生活都摆脱不了秘密警察的控制。
在苏联，从30年代起，政府主要官员以及他们的所有家属的生活费都是由国家支付的，而且标准早已远远超出了列宁当年所规定的、苏维埃政权官员的收入相当于一个熟练工人工资的规定——他们的家庭开支、汽车、别墅和大量的服务人员都是无限制地由国家资金开销。
问题就出在大量的家庭服务员身上。
按斯大林亲自批准的制度，领导人家里的工作人员必须是国家公安部雇员。斯大林的女儿说这些工作人员给他们家造成一种“官式的、甚至是准军事的气氛”，使他们的家庭生话“受到秘密警察命令的支配”。她说，这种情况在政府的主要成员、至少是政治局成员的家里都存在着。
这些家庭由政府官员来经管，而“这些人员夜以继日地严密监视着他们的主人”。这些隶属于警察部队的工作人员，在各个领导人周围形成一个特殊品种的“宫廷”，无形中成为凌驾于他们主人之上的主宰力量。
从1919年就跟在场大林身边的一个警卫员尼可拉·符拉西克，目不识丁，粗鲁不文，最后竟然成了一个具有幕后操纵大权的人——没有他的批准，莫斯科大剧院的盛大演出居然得不到允许；他甚至向文艺界的著名人士发出关于电影、歌剧、小说，甚至正在建筑中的一些建筑造型的“忠告”或指令。
赫鲁晓夫没有从制度上消除控制了社会的、无孔不久的秘密警察机构，但至少在除掉贝利亚之后，秘密警察对党和军队的控制削弱了，而在大规模的平反运动中看到了野蛮的政治恐怖后，赫鲁晓夫已经意识到使秘密警察不敢越轨是何等重要的大事；同样，在处决贝利亚和大规模平反之后，“人们才开始过另一种生活，才开始呼吸得比较自由一些了。”
对普通老百姓是如此，对政府委员也是如此。”
专制统治需要秘密警察，而警察力量最终将成为社会的统治力量，连统治者自身也难以逃脱秘密警察的控制。这是被所有专制国家的历史证明了的。
五
●1957年6月，党章地一次战胜了长官意志，100多人的中央委员会第一次战胜了11人的主席团……
1956年，对个人迷信及大规模政治恐怖的清算，在苏联国内东欧国家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匈牙利、波兰，甚至因为对斯大林及其在东欧的追随者的清算，而造成重大的社会动乱。
这些，都给赫鲁晓夫的政敌——苏联最上层的斯大林分子以攻击的借口。拒绝改革的左派把东欧动乱的责任推到赫鲁晓夫“非斯大林化”政策的执行上，认为因为给了人民太多的民主才产生了来自下层的政治压力。
赫鲁晓夫的地位变得虚弱了。在“匈牙利事件”前后半年的时间内，鲁晓夫保持着沉默。他甚至在一些公开场合一再表明自己是一个比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还要坚定的列宁斯大林主义者。
对于一位政治家，我们或许应该原谅他的这种战略性撤退。
到1957年，赫鲁晓夫打破了沉默，从防御转人进攻。
几个月前，赫鲁晓夫曾提出对经济管理实行权力下放的计划。这是赫鲁晓夫最早的改革设计之一。这项改革措施为赫鲁晓夫在上层官僚中树立了新的反对者，因为对经济实行权力下放，威胁到他们的既得利益。
马林科夫、莫格托夫联盟利用了这些反对情绪，决定给赫鲁晓夫一个决定性打击。
这场斗争同样是戏剧性的。
赫鲁晓夫政治生涯的几次关键时刻——1953年处决贝利亚，1956年“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以及这一次、1957年6月与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的斗争都充满了戏剧性。
赫鲁晓夫身上很少循规蹈矩、因循守旧、不露声色、老谋深算的官僚特征，他更像一位个性鲜明，善于即兴发挥的艺术家。所以，在他政治生涯的几次生死攸关的时刻，留下的往往不是枯燥乏味的历史思考，而是趣味盎然的戏剧性情节。
1957年6月17日中午，布尔加宁从克里姆林宫往赫鲁晓夫家里打电话，说要紧急召开中央主席团会议。赫鲁晓夫说应该与往常一样，预定主席团会议时间，他看不出有什么必要现在召开……
两人争执起来。
布尔加宁：“我们要求召开。”
赫鲁晓夫：“‘我们’是谁？”
布尔加宁：“在这里吃午饭的一些人。”
赫鲁晓夫：“根据党章和主席团惯例，不存在任何‘中央委员会进午餐集团’！”
然而，布尔加宁的要求仍很坚决，于是赫鲁晓夫来到了克里姆林宫。
在那里，赫鲁晓夫遇到了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别尔乌辛和米高扬。
除了苏斯洛夫、萨布洛夫、基里钦科等三人不在莫斯科，这是整个主席团。
赫鲁晓夫仍然坚持刚才在电话里的态度。冲突立即就尖锐起来。
赫鲁晓夫坚持这天不能开会，因为他要在今天接见一个匈牙利记者代表团，然后接见一名日本记者，这是事先已经安排好了的。
于是所有的人便质问赫鲁晓夫：为什么他一个人接见匈牙利人，要去大家也可以去。
赫鲁晓夫回答说：“可以，大家都去，如果主席团这么决定的话。只是整个主席团接见一个记者代表团是不正常的。”
赫鲁晓夫的意见没有起到作用。主席团果然作出决定：全都去，包括主席团候补委员在内。
可以想象得出匈牙利记者们被这种超规格的接见弄得目瞪口呆、受宠若惊的样子。
6月18日，主席团会议召开了，由布尔加宁主持。会议谴责赫鲁晓夫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在全国各地走动，插手对外政策；指责他发起在“牛奶、肉类和黄油的人均产量上赶上和超过美国”的运动。说这是冒进，是为了他个人在国内外出风头。
马林科夫一派现在占了绝对优势，他们提议莫洛托夫为党的第一书记、马林科夫为部长会议主席，而赫鲁晓夫应该辞职。赫鲁晓夫方面只有米高扬一人支持，处于2对6的劣势。
后来，最初缺席的苏斯洛夫等3人赶到，形成4比7的阵容。情况并未根本逆转.。
赫鲁晓夫的策略是，竭力干扰主席团作出决议，以便争取时间，动员中央委员会。
赫鲁晓夫的策略成功了。会议继续进行，赫鲁晓夫的几个支持者——没有表决权却有发言权的主席团候补委员——朱可夫、勃列日涅夫、福尔采娃纷纷发言支持赫鲁晓夫。
后来当了赫鲁晓夫的文化部长的福尔采娃作了一篇长达6小时的发言，以拖延时间；同时，赫鲁晓夫动员了以科涅夫元帅为首的20名在莫斯科的中央委员，前来要求出席主席团会议。
这批人在主席团会议室等着，而主席团里的斯大林主义多数派则攻击赫鲁晓夫，说这是施加压力，是***党。
当时，老资格的伏罗希洛夫激动起来，他咆哮说：“你们还可把坦克调来！”
赫鲁晓夫以布尔什维克早期的传统来回答伏罗希洛夫。他说，那时，每一位中央委员都有权出席政治局会议。他质问道：“你们为什么害怕中央委员？”
朱可夫元帅的回答更干脆，他说：“坦克是听我朱可夫的命令调动的，可现在在门外的是中央委员，而不是坦克！”
朱可夫没有调动坦克，可他却调动了国防部的喷气式飞机将全国各地的中央委员空运到莫斯科。
这位在战胜希特勒德国的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军事将领，又一次证明了他是祖国的救星，也证明了军队在这类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力量。
又来了30名中央委员。但马林科夫等人仍然反对让这些中央委员列席政治局会议。他们决定由布尔加宁出去向中央委员解释；但赫鲁晓夫不同意，他要求与布尔加宁一起去。
布尔加宁没有让中央委员们满意。接着赫鲁晓夫讲了话，他讲的主要内容是：中央委员会唯一有资格做出重大决定的机构，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
事情拖延下来，变得对赫鲁晓夫有利了。
在以后继续进行的4天会议中，主席团收到了83名中央委员发出的一项书面要求——他们要求的不再是主席团接见他们，而是要求主席团向中央委员会汇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事到如今，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联盟只好同意召开中央全会，并准备为在全会上争得多数而斗争。
这次全会一直开到6月29日。会上有60人发言，150人送条子要求发言，这是一次真正的中央全会。
这次全会的结果是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被宣布为“反党集团”。
1957年6月29日，斯大林时代在莫斯科无可挽回地结束了。党章第一次战胜了长官意志，130人的中央委员会第一次战胜了11人的党中央主席团。
赫鲁晓夫越过主席团直接向100多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求援，强化了这一组织的参政意识和权威性。这毕竟是斯大林之后苏联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如果这种从下面谋求理解和支持的做法能扩大到全体党员和全社会，那对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改革将具有决定性意义。
当然，在1957年，党的领导人从下面获取支持的行为也仅仅到中央委员会为止，在重大的政治事件中，全党和人民这个因素是不存在的。
这是历史的限度。谁如果试图跨越这个界限，无论出于什么动机，都将受到惩罚。
这一点被朱可夫元帅的被罢免证实了。
尽管朱可夫是赫鲁晓夫的盟友，尽管他在1953年处决贝利亚和1957年6月除掉“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反党集团”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因他具有超越上述界限的可能而被解职了。
离6月胜利仅仅4个月后的1957年10月，朱可夫被撤职了——撤职的理由是，在六月事件时期，他曾对一些人说，必要时，他朱可夫要号召军队和人民同“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算账！
他可以利用军队和人民反对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就同样可以利用军队和人民反对赫鲁晓夫。
问题就出在这儿！
赫鲁晓夫兼任了部长会议主席，集党政大权于一身，成为斯大林逝世后，第一个握有对党和国家绝对权力的统治者。
很少有人指责赫鲁晓夫竟然成了他所反对过的独*者，那时，无论在党的上层，还是在人民中都没有考虑过运用民主政治来进行统治、或进行改革。用好的暴力反对恶的暴力；用为人民的极权来反对为个人的极权；甚至用清洗镇压来反对清洗镇压。那时，人们尚把斯大林现象看成个人问题，还不能对他们所看到的罪恶进行历史和制度的批判。
托洛茨基在1904年曾经预见到的那种情况，“党的组织取代了党本身，中央委员会又取代了党组织；最后，独*者取代了中央委员会……”在斯大林时代已成为事实，所以在50年代，人们普遍认为，斯大林的去世和他的继承人下台便意味着制度的改变。
在六月事件之后，失败了的马林科夫——莫洛托夫集团的成员卡冈诺维奇曾从中央委员会的办公室打电话给赫鲁晓夫。卡冈诺维奇哭泣着对赫鲁晓夫说，他希望赫鲁晓夫曾大力谴责过的清洗、镇压、蹲监狱、枪毙不至于重演。
赫鲁晓夫回答冈诺维奇，之所以把他们清洗出中央委员会，正是为了避免重演这样的历史。
撤换了人便可以避免过去的灾难。当时的赫鲁晓夫也是这么认识的。
当然，手段毕竟有了变化——斯大林把不同意官方政策的人从肉体上消灭，这种做法除了对贝利亚，再没有使用过；1957年6月，赫鲁晓夫与马林科夫集团进行了整整12天的辩论，并且还把他们留在了党内。这毕竟是赫鲁晓夫对党的上层民主改革方面做出的一点贡献。
作者:
laruence
时间:
2008-11-12 10:32
三. 赫鲁晓夫和他的秘密报告（下）
六
●赫鲁晓夫将人为了革命，还原为革命为了人——尽管革命为人提供的还仅仅是“土豆烧牛肉”……
在1956年，人民对赫鲁晓夫充满了敬意和感激之情，因为他掀开了历史的铁幕，声讨了隐藏于其中的罪恶，并以令人敬佩的魄力医治了历史的创伤。
现在，1957年，人民对赫鲁晓夫的敬意变成了希望——希望他能用已经获用的权力，给他们营造一个没有秘密警察、没有集中营、没有消费品极度匮乏的理想社会。
因为这些希望，人们不责备赫鲁晓夫又把集体领导还原为个人统治；相反，人民祝愿这位谴责过暴君专制的君主，能有更多、更集中的权力来进行改革。
人民的希望，是对政治家最大的支持，它可以在一瞬间把一位政治家推到事业的顶峰。所以，很少有政治家能面对着这股力量而不动心；然而人民的支持是一种危险的武器，它也伤害过许多使用它的政治家。
1957年，赫鲁晓夫就面临着同样的机会和危险。
赫鲁晓夫不愿意让人民失望，他要用幸福的许诺来偿还人民的希望和支持。
政治许诺像是政治家与人民签订的一份合同：人民给予政治支持；政治家给予幸福和富裕。但如果政治家不能在短期内实现合同、迅速交货，那么这份合同书极可能变成一把双刃剑。
对理想社会的憧憬，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原动力，但这些美好的未来，遥远得犹如宗教里的天堂、来世。而现在赫鲁晓夫却许诺要在短期内实现。
赫鲁晓夫想兑现合同——
赫鲁晓夫首先宣布要7年内超过美国的生产水平（我们当年的时间表是，10年赶上英国，15年超过美国），然后他开始用最绚丽的色彩给他的人民绘制共产主义图景。
以下是赫鲁晓夫当政的50年代末期的设计：
在即将来临的这个社会里，分工将被取消，人们可以自由发展个人才能，并根据个人爱好选择职业；
按需分配原则将实现——从1975年起免费供应午餐，1980年起一日三餐免费吃饭；
一年四季免费供应衣服；
那时将实行社会自治，国家从而失去存在的必要性；
最令人头痛的住房问题将得到解决，人们将住进“公社宫”。每座“公社宫”的面积达4万平方米，居住2000到2500人。“公社宫”是人间天堂。它的底层是各种服务行业。由于那时已不需要货币，供求双方不再存在买卖关系。所谓服务行业，只是将人们需要的一切物品放生在一楼，供楼上的居民任意挑选取用而已。二楼一部分作儿童室，一部分居住老人，三楼是已婚者住宅，四楼是青年和独身者的单身宿舍；
共产主义社会将改变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唯独家庭将得到持久性的稳固，一夫一妻将进人永恒不变的时期，那时，将不再有离婚，不再有私通，不再有那种今天同这个拥抱，明天同那个接吻的朝三暮四的人。
总之，那时的苏联社会将不会有不人道、不正义、不文明，将不会有愚昧无知、自私自利，更不会有暴力和犯罪。
一切都是美好的，令人惊讶的；然而，更加令人惊讶的是这一切都不仅仅是远景、是规划、是在书本上谈论的乌托邦，赫鲁晓夫要给他的人民一个“可以享受到的社会主义”！
1960年初，一位印度政治家问赫鲁晓夫，苏联何时才可以进入这种天堂般的共产主义时，赫鲁晓夫又一次显示了他的政治家魄力。
赫鲁晓夫回答：“我们有一切理由希望在1975年和1980年达到我们的目标。”
今天，当我们读到这种描绘和许诺时，惊讶肯定会变成嘲笑。但希望这种嘲笑是善意的、宽厚的——尽管时间已经证明赫鲁晓夫的许诺是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然而他毕竟建立了希望，毕竟将被颠倒了的目的又颠倒过来。
多少年来，革命为了人，已颠倒为人为了革命。人是革命的工具、螺丝钉。为了革命，人们流血、流汗、牺牲；还有无休止的斗争，无止境的奉献。革命成了目的，而人成为手段。
赫鲁晓夫为超过美国定了一个非常具体的内容：“要在按人均计算的奶类和肉类生产方面赶上和超过美国”。赫鲁晓夫没有笼统地讲总产值，因为产值的上升与人民的富裕并不必然成正比。高国民产值可以用来扩军，用来建立庞大的官僚警察统治，用来为特权阶层产生更多的特权。
人们曾经挖苦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是“土豆烧牛肉”；并把赫鲁晓夫的这个奋斗目标作为修正主义的根据——因为他居然将世俗的牛肉与伟大、神圣的社会主义等同起来。这简直是对革命的亵渎。
然而，无论是“土豆烧牛肉”还是“公社官”都是以人为目的的。这至少比那种以崇高的政治目标，来掩盖对人民现实需要进行剥夺的欺骗值得称道；更主要的是，赫鲁晓夫曾经为这些许诺有过一番艰难的奋斗。
七
●生产水平低下，农庄基层官僚腐败是赫鲁晓夫面对的农业现状。为了收拾这个烂摊子，赫鲁晓夫在6年内撤换了4个农业部长……
赫鲁晓夫从斯大林手中接过的经济遗产是一个烂摊子，尤其是农业经济。
斯大林时代，由于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及对农民实行强迫的集体化，农业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农业问题成了社会不稳定和政治紧张情绪永久存在的根源。
农民是在流放和处决的压力下，被迫参加集体农庄的。因此，农民以拒绝努力生产的方式，对这种错误的政策实行DIZHI复。这种报复简直可以说是几十年来苏联的一种灾难。
斯大林仅仅是靠非经济的手段、即以警察为依靠的专制政治，才使农业方面的错误政策长期保持下去的。
到1953年，苏联人口比1913年的沙俄增加了20%，可粮食总产量和牲畜存栏数却与1913年相当。那就是说，50年代的苏联人比1913年的俄国人吃到的面包和肉要少20%。
这就是50年代初期的苏联农业现状。用赫鲁晓夫本人的话来说，“在农业方面，我们已经面临一个死胡同”。
赫鲁晓夫农业改革的动作是很大的——
发动了一个开发荒地的巨大运动：他动员了100多万人，增加了几十万台拖拉机，在亚洲的处女地上建造巨大的“粮食工厂”，使播种面积扩大了3500万公顷；
提高农产品的价格，以增加农民收入；
允许并帮助发展私人畜牧业，以增加肉类产量；
降低农民私人所得税，以刺激个体经济的发展；
赫鲁晓夫农村经济改革的另一重大措施是将大型农业机械直接交给农民使用。
以前，拖拉机和农业机器归国营的机器站所有，这些机器站为集体农庄工作，并得到实物报酬，它为国家取得相当一部分农产品；同时机器站也是国家对农村进行统治的工具，它代表官僚集团的利益而与农民处于敌对的地位。国营拖拉机站成了架运转不灵的官僚机器，它使农业生产受到损失，并提高了农业产品的成本。
因为这一系列的农业改革，西方新闻界称这个时期为“赫鲁晓夫与农民一起度过的蜜月”。
然而，赫鲁晓夫的农业改革，并没有获得成功。
数字是枯燥的，然而只有数字才能那么无情地说明问题。
1960年是苏联第6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它并没有完成计划所规定的指标；农业产量竟低于计划的25%；在1960年，集体农庄向国家提供的谷物竟比1953年还要少。
粮食减产，饲料不足，到1962年，由于没有饲料而大量宰杀生猪，结果使生猪头数降到1957年的水平之下，随之而来的是猪肉供应紧张。
“1963年赫鲁晓夫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急剧提高生猪的收购价格，肉价当然也随之上涨。”它的连锁反应是肉类、黄油、牛奶、蔬菜等副食品短缺，而且价格上涨。
没有什么能比物质匮乏、物价上涨更能让赫鲁晓夫成为社会指责的目标了。
这真是一个至今都有现实意义的思考题——这些很有意义的改革措施，得到的竟是相反的结果？
赫鲁晓夫曾经把国家对农庄的控制放松，给农庄以更大的自主权。然而，这只不过是把中央的官僚主义下放到各个农庄——下放了的自主权并没有交到生产者、即农民手里，反而进一步扩大了作为国家代理人——农庄负责人的特权。
在1958年，一些农庄的非生产开支，竟比生产开支还大；一些农庄主席的收入高出一个农民五六倍之多。集体农庄的干部已成为一个特权阶层，处处维护着他们的既得利益。
官僚的腐败、弄虚作假也是农业改革的主要障碍。
1961年，赫鲁晓夫在中央委员会召开农业会议，对下级机构的某些官僚主义进行了无情地揭露：虚报成绩、虚造统计，大量屠杀小牛和奶牛来“完成”肉类生产计划；在市场上购买黄油、牛奶用来“完成”生产指标。
在吉尔吉斯加盟共和国，一位州委会的第一书记，居然号召各区的主席和集体农庄主席向店铺购买黄油转卖给国家，借以表明完成了生产。而正是这位第一书记，竟被提升为共和国内政部长。
直至赫鲁晓夫在给吉尔吉斯中央委员会的公开信中对这种犯罪行为予以揭露后，这个新任内政部长才被撤职，并被开除出党。然而在赫鲁晓夫干预之前呢？党纪和法律在官僚主义的犯罪面前起过作用吗？
下面是赫非鲁晓夫与吉尔吉斯第一书记拉扎科夫的对话——
赫鲁晓夫：你们所了解的情况只限于我的公开信里所提到的吗？
拉扎科夫：有些党员已经在会上提出过这个问题。
赫鲁晓夫：在那以前，你们对这件事根本不知道吗？
拉扎科夫：我们知道，可是我们没有十分严厉的对待他的问题。
赫鲁晓夫：可是你们又任命他当了内政部长！难道你们竟认为对于犯罪的人最好的惩罚是委派他当部长吗？
赫鲁晓夫揭露官僚的犯罪，批评了包庇官僚犯罪的上级官僚主义；然而，他没法铲除官僚主义。
就如他把政治恐怖的罪恶归结到斯大林个人品质的残忍一样，他把官僚主义的腐败也归结为某些领导人的堕落和犯罪；
就如他谴责了斯大林、处决了贝利亚而并没有以民主和法律来取代警察对社会的统治一样，赫鲁晓夫批评和开除了上述官僚主义者，却始终没有将官僚主义作为一个政治体制问题，而提到改革的议程上来。
他只是在处分人、撤换人，而没有从所有制方面进行改革，没有将生产资料——土地，从国家所有，还原为生产者所有。
赫鲁晓夫一定是接受了国家所有即社会主义的戒律，而没有认识到农民直接占有土地，才真正体现了生产者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原则。
赫鲁晓夫的农业改革既没有对所有制进行改变，也没有对官僚政治结构进行改革。
他改换的只是人。他当政6年，竟撤换了4位农业部长，最后让一个农场场长来当他的最后一任农业部长。
他的失败是必然的。
八
●赫鲁晓夫几乎将上下左右的人全得罪了——既得利益阶层恨他，是因为他的改革使他们失去他们正在过的生活；人民群众不满，却因为他的改革软弱无力，而无法使他们结束正在过的生活……
农业不是赫鲁晓夫进行改革的唯一部门。赫鲁晓夫也曾对官僚主义的、集中制的经济体制进行过改革。
集中制是中央集权的经济基础。它要求企业和社会无条件地、最大限度地服从中央。它决定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因此它实际上也决定着生产者的命运，成为社会独一无二的调节者和主宰。
在这种集中制的统治下，一个人的职业、单位和报酬都由上级有关部门事先规定好了；甚至一个人小时候上哪一个幼儿团，老死后进哪一个火葬场，也都是由集中的统一计划所决定。
赫鲁晓夫的措施是实行广泛的分散制，扩大企业的自治和独立。
这是一个艰难而又无效的举动——
艰难的是，最上层的中央各部委不愿意放弃对企业的控制——那将意味着失去权力和权力所带来的许多特殊利益；
无效的是，下放了的企业自治权根本没有交到生产者即职工手里，工人无论是给国家干活，还是给“一长制”下的厂长卖力，都未能改变他们雇佣劳动的性质。
名义上是社会主义国家主人的工人阶级，由于这种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劳动者与劳动成果普遍分离的原因，而根本不可能对生产产生主人翁式的责任感。
为了克服这个矛盾，取得了自主权的厂长、经理只能依靠强化劳动纪律、强化监督统计的手段来促进工业生产。这结果是进一步加强了“公仆”对主人的控制，并激化他们之间的矛盾。
因此，赫鲁晓夫的工业改革措施同样未能激发工人的创造性和劳动热情而改变苏联工业劳动生产率低下的状况。
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赫鲁晓夫更无建树。
他把执政期间的主要精力都投入经济改革之中。他以为消除了政治恐怖之后，只要有了面包和黄油，人便可以幸福了。他没有认识到人类的进步和解放，除了生存需要的满足外，尚有自由、尊严、创造等精神需要得到满足。
吃得再饱的奴隶也还是奴隶。
我们很少在赫鲁晓夫的改革词汇中找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字眼；我们根本没有在赫鲁晓夫的政治许诺中找到民主权利的条款。他从来没有考虑过依靠民主和法制来改造官僚政治。
这是赫鲁晓夫的局限，也是造成他的经济改革成效甚微，最后夭折的根本原因。
赫鲁晓夫只是在清除官僚主义现象和限制官僚特权方面有所行动：压缩部队开支，减少军官的薪金待遇；精简臃肿的官僚机构，批评官僚主义作风、制裁官僚主义犯罪。
对赫鲁晓夫式的改革，值得一提的是，他也对党的官僚化趋势作过斗争，力图使党非政治化——
1962年秋天，赫鲁晓夫把整个党分为两个组织：一个管工业、一个管农业。赫鲁晓夫的这一措施使苏联逐步变成一个技术专家党，并为政治官僚向技术官僚过渡做了准备，尽管都是官僚，但毕竟是一个进步。
赫鲁晓夫所有的这些改革措施尽管是有意义的，却不能从根本上动摇官僚政治结构，反而得罪了整个官僚特权阶层。
赫鲁晓夫精力充沛，总是不断地四处巡游，寻找他的下级的毛病；他生性活跃，总想进行新的改革，什么都想变个样。
他的敌手得到地方保守的土皇帝的支持，他却受到那些苦于频繁变动的官僚们的压力，受到一心想保持常规部队地位的各军区司令的警告——因为他居然裁减军队，并让将军们去当农场场长；他竟然说“一辆坦克花钱太多。砰！砰！两声，坦克就毁了，钱和那些好样的小伙子们也全都报销了！”
这话让将军们和国防工业的领导人听了会是什么滋味？
所有的这些人——党的、政府的、军队的领导们都希望平平安安地过日子，希望保持稳定和秩序，不要变革，不要轻举妄动。他们已经在动荡不安的斯大林时代生活了几十年，他们已经辛辛苦苦地革命了几十年，他们好不容易才得到今天的安稳和地位，他们只希望在稳定中享受他们这个级别所应该享受的权利；为什么要来折腾呢？谁敢来折腾呢？
想到这一点，他们要眼红的，要拼命的。
赫鲁晓夫自然也感到了这些人的压力。（还是人的问题！）他愤怒过、反击过，然而这一次，这位体格粗壮，精力充沛的人，这位除掉了贝利亚又打败了马林科夫集团的最高主宰的反抗，却是那样的软弱无力。
赫鲁晓夫用新的国民经济委员会来摧毁莫斯科的中央官僚机构，并把这些机构中的官员流放到边远省份。
斯大林在大清洗中几乎消灭了他所有的助手，赫鲁晓夫却将80%的经济管理人员调往外省。这些官员的家属也跟着他们到荒凉的外省去度过余生，为此，他们把赫鲁晓夫和他的改革恨得咬牙切齿。这样一来，当然不能指望这些人去加强地方的经济技术工作。
赫鲁晓夫对官僚机构所作的这点唐?吉柯德式的攻击，纯粹是白费力气。所有这些被赶到外省去的官僚，只要在改革之年没有给折腾死，最后都毫无例外地回到莫斯科，官复原职。这些措施只是加倍地激怒了整个官僚阶层，使赫鲁晓夫几乎跟所有的人都闹翻了——
他跟党的最高领导的成员闹翻了，因为他分掉了他们的权力；
他跟经济、技术大员闹翻了，因为他不断地改组机构，使他们失去了位置，失去了在首都的安逸生活。一个官员最不能容忍的就是不断地有新的工作和新的环境要他们去适应；
他跟将军们闹翻了，因为地缩减了他们的部队和薪金；
他跟基层官僚闹翻了，因为他老是窜来审去，去视察、去挑剔、去批评、去发火、去骂人——而斯大林从1928年起就没有视察过他的帝国。只要能躲过他的清洗和流放，官僚们便可平平安安的欺骗国家、安安定定地享受革命果实；因此，对任何官僚来说，稳定都是第一位的……
想到这一点，斯大林时代毕竟还有值得怀念的地方。
赫鲁晓夫却是无所不在的。官僚们什么都能容忍，就是受不了没完没了地巡视、检查。
所有的这些不满、干扰，反映在经济上是苏联社会的旧病重犯：消费品供应不足，食物短缺和持续的物价上涨；反映在政治上是赫鲁晓夫面临着失去各阶层支持的危险。
官僚保守势力反对是因为他要改革；人民群众不满却因为他的改革不力，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现行的体制。
他几乎将左派右派、上层下层全得罪了。
赫鲁晓夫的下台只是时间问题了。
九
●这是赫鲁晓夫的最后斗争——他用水泥浆覆盖了斯大林的遗体；然而，赫鲁晓夫却未能覆灭斯大林主义，斯大林最终从无人看管的坟墓中走出来给他和他的改革敲响了丧钟。
1961年，赫鲁晓夫已经深深地感到了自己周围的危机。作为一位坚强的政治家，他决不会不战而退，他要再一次搏击，他的武器仍然是“非斯大林化”，他想以此来遏制日益复活的斯大林主义的官僚势力，重新赢得他的黄金时代。
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召开了。
由会议主席团事先安排的会议议程决定，这次大会不涉及斯大林、也不提“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然而，当赫鲁晓夫于10月17日登上讲台时，他又一次以闪电般的突然袭击向全世界证明，他是一位多么善于制造伟大历史时刻的政治家——他重新提出了斯大林的个人迷信问题，而且更不留情面、揭露的规模也更进了一步。不仅斯大林，连斯大林的一些亲密助手也被公开点名。
赫鲁晓夫发言的临时变动，在大会引起震动，几乎所有要发言的代表都赶忙改写已经准备好的发言稿，揭露斯大林及其同伙所犯下的罪行。
在这次大会上，列宁格勒、莫斯科、格鲁吉业和乌克兰代表团联合提议：将装有斯大林遗体的水晶棺材搬出列宁墓，因为把它放在那里将是对列宁的亵渎、对革命的亵渎。
苏共二十二大闭幕前，通过了一项特别决议：
“鉴于斯大林严重违背了列宁的遗嘱，滥用职权，对忠诚正直的苏联公民进行镇压，再将水晶棺保存在列宁墓是不合适的；斯大林在个人迷信时期的这许多行为已使得自己的棺木继续存放在列宁墓成为不可能。”
这个决议第二天就执行了。
1961年10月31日，当赫鲁晓夫宣布二十二大结束时，列宁墓已不再有斯大林的遗体。
斯大林的水晶棺被运到离列宁墓不远的地方。在那儿挖了一个很深的坑，水晶棺放进去后，又浇灌了几大卡车水泥浆。幕上立了一块花岗岩石碑，上面只写着“J?V?斯大林1879—1953”。
搬掉斯大林水晶棺对世界的震惊不低于“二十大”的秘密报告。
斯大林的水晶棺是那个时代的明证。
斯大林时代留给人们的敬意和畏惧比任何时代都多；斯大林的水晶棺却像一张虎皮，即使挥挥这张虎皮也可驱散狗群，使他们只敢站在远远的地方怯生生地吠叫几声。
现在，人们可以放心地、公开地谈论斯大林和那个时代的罪行了。
“二十二大”结束后的几个星期之内，人们每天争相读报，因为二十二大所有的发言都公开见报了。
人们为每一件新的揭露所吸引，相比之下，这次大会新通过的党纲反而显得不重要了。
“二十二大”反对个人迷信及专制统治的公开化，给文学带来了繁荣：几百人以回忆录的形式，写下自己在专制统治下的悲惨经历，“集中营主题”的文学创作成为文坛主流。
这些都在政治上给了赫鲁晓夫支持，并给了他获得建立第二次丰功伟绩的机会。
然而赫鲁晓夫没有利用这个时机。就像这一次的文学繁荣再一次证明文学拯救不了社会一样，“二十二大”以后的事实又一次证明“非斯大林化”不能拯救改革、不能拯救赫鲁晓夫的失败命运。
“非斯大林化”仅仅是一面旗帜，它给予赫鲁晓夫的，是动员更大政治力量的可能，而不是力量本身；是挑战的机会，而不是胜利本身。赫鲁晓夫将“非斯大林化”当作唯一武器几番使用，甚至当作他的政治斗争目标，他没有以“非斯大林化”为武器，去达到“非官僚政治化”的目的。这是他的局限和致命弱点。
赫鲁晓夫的最后斗争必败无疑。
赫鲁晓夫是一个失败的改革家，西方的苏联问题专家罗伯特?康奎斯特认为，赫鲁晓夫的失败，在于他没有采取足够的恐怖手段对改革的反对者进行惩处。
这是西方普遍的看法，即赫鲁晓夫一个致命的失误在干他没有像斯大林那样，将反对自己政策的人彻底加以消灭。官僚主义者在赫鲁晓夫时代最多会丢官，却很少掉脑袋。
这是事实。1937年，乌克兰党的政治局全体成员曾通过一项反对斯大林的大俄罗斯政策的决议。几天后，斯大林发来了一封邀请书，请乌克兰政治局全体委员去克里姆林宫，对这项政策进行讨论。政治局接受了邀请，并一起前往莫斯科。
委员们一走进克里姆林宫，就被内务部一网打尽。后来全体政治局委员被枪毙了。
赫鲁晓夫没有这么做。这是时代的进步。斯大林将数百万他的真正的、和想象的敌人处以死刑，赫鲁晓夫只能把他的政敌开除出党或发配到边远省份；而他的继任者勃列日涅夫却只能将赫鲁晓夫送到莫斯科郊区。
然而，这些事实并不能说明赫鲁晓夫的失败在于他没有采取恐怖——用暴力反对暴力不能消除暴力，用专制反对专制不能消除专制，用官僚反对官僚不能消除官僚。
这个道理甚至在2000年前就被政治家所理解。
在意大利，当斯巴达克斯的起义队伍俘获了罗马贵族时，斯巴达克斯曾把两把匕首交给两位罗马将军，要他们脱光衣服为起义的奴隶表演角斗——
“当初我们怎样，你们也要怎样，”斯巴达克斯说，“开始吧，到死为止的角斗！”
无论以道义还是以战争条律讲，这都无可厚非。然而，斯巴达克斯最得力的助手大卫却对此保持着深深的沉默。
斯巴达克斯走过去问：“难道让他们这样做没有道理吗？”
大卫忧虑地说：“对他们有理，对我们却有害。你可以采用他们的方式去惩罚他们，可受害的却是我们自己。别忘了，我们拿起武器正是要从人们的记忆中消除这种残酷的角斗。”
赫鲁晓夫没有采用斯大林的方式对待改革的敌人肯定不是他失败的原因。
也有人从赫鲁晓夫的性格中去寻找他失败的原因，说他在改革中表现得喜怒无常，反复无常，很少有精心设计和贯穿始终的改革措施。
这类指责从来是保守派对革新者进行攻击的惯用手段。
改革策略只能在实践中不断调整才能逐渐成熟；改革就是以多变的斗争方式去冲击僵化了的社会结构、陈腐了的条文、章程以及保守的历史惰性。
一项改革措施，如果真达到了成熟和一成不变的正确，那离僵化已经不远了。
赫鲁晓夫的改革之所以失败，在于他没有认识到，一个不合理的制度、一个腐败的政权，要比一个堕落的统治者有更大的危害性；他没有认识到，真正能体现一个制度的，是那千千万万个中下层官员——即金字塔式的中央集权国家最底层的那个官僚阶层，而不仅仅是实行集权统治的最高领导人。
问题就在这儿。对最高统治者可能推翻、也可以批判——就像斯大林对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像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对最高层领导人可以撤职，可以开除——像赫鲁晓夫对“马林科夫反党集团”。
但谁也不能对几百万官僚进行清洗、开除和监督，赫鲁晓夫不能，斯大林也不能。
但人民可以、法律可以！
答案就在这儿。
赫鲁晓夫没有找到这个答案。他把经济改革而不是政治改革作为他的主要任务；他以新的官僚制——即使是进了一步的技术官僚——而不是民主政治来改造官僚政治，他的失败，是一开始便注定了的。
赫鲁晓夫犯这个错误，是出于历史和阶级的限制——他始终未能与斯大林主义真正决裂。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评价赫鲁晓夫的改革时曾说过：“在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体系的同时，却完整无缺地保留了斯大林的体系。尽管他从民族的心灵上消除了这个恶魔，但他从未消除掉自己身上的斯大林主义。”
赫鲁晓夫用水泥浆覆盖了斯大林的遗体，却未能覆灭斯大林时代所形成的官僚体制。
60年代，曾有过一些优秀的苏联公民对此表示过担忧。如今还健在的、被称为“进步领袖”的俄罗斯诗人叶甫盖尼?叶甫图申科，在“二十二大”后曾以一首轰动一时的诗《斯大林的继承者们》发出过警告：
大理石不会说话，
水晶棺在无言中闪光。
默立的哨兵、脸色晒得红黑。
当他们把他抬出列宁墓的大门，
几缕青烟在棺木上环绕，
一丝气息从裂缝中漏出。
棺材慢慢地擦过哨兵的刺刀。
他也不会说话，他也不会！
——他沉默长眠，
紧紧地握着他那经过防腐的拳头。
他只不过装死，
实际却在里面注视着……
他只不过是打个盹，他在筹划。
……
诗人表示了这样的怀疑：
也许在他棺材里还有一部电话，
他还和各式各样的人用电话交谈？
诗人发出了呼吁：
我呼吁我们的政府，我请求他们，
派二倍、三倍的哨兵来看守这个棺材，
不要让他东山再起。
除了怀疑、呼吁，诗人还有深深的忧虑：
我们已经把斯大林搬出了陵墓，
但我们又怎么才能
从他继承者的心里把他搬走？
不幸的是，诗人的忧虑不是没有根据的。“二十二大”后不过两三年的时间，斯大林一步步从无人看守的坟墓里走出来，给赫鲁晓夫敲响了丧钟，给改革也挖了一个和他在3年前得到的一样的坟坑——
“到1964年，赫鲁晓夫的许多改革——不论好坏——全都废除了”。
十
●这是一个有争议的政治家，当他告别了政治舞台，告别了人世时，谁也不能给他一个盖棺论定——连历史也只能保持着沉默……
1964年10月1日，苏联3人宇宙飞船《上升号》在拜库诺尔宇宙中心发射前，赫鲁晓夫与3个宇航员通了电话，祝他们宇航顺利，并许诺在返航时，为他们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
赫鲁晓夫通完电话，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也给机组挂了一个同样的、属于最高祝福的电话。
这在等级森严的苏联，是一个异乎寻常的行动，一个微妙的、不祥的暗示。
“上升号”在飞行途中，赫鲁晓夫又一次用无线电话与宇航员通了话。结束时，他说了一句奇怪的、预言性的话：“我要将麦克风交给米高扬同志了。他干脆是从我手中抢走的。我想我不能制止他。”
宇航员安慰他：“没有关系，尼基塔?赫鲁晓夫同志，您在地球上等着我们，我们一定会再见的。”
然而，当“上升号”用7天时间完成了绕地球17圈的航行返回地球时，赫鲁晓夫没有出席欢迎仪式——这次引起全世界注目的缺席，表明赫鲁晓夫已不再是苏共领导人了。
赫鲁晓夫选择这么一个时刻和场合，作为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并告别政治生涯，似乎是为了证明，飞船上天而改革失败；科技发达而政治落后的苏联社会，仅仅靠经济改革是无法进步的。
历史的画笔从1957年6月到1964年10月给赫鲁晓夫的统治者生涯画出了一个句号。1964年10月事件是这个圈的衔接点。这次事件表明，争夺个人权力的斗争在政治生活中形成了怎样的恶性循环。
1964年10月是赫鲁晓夫政治生涯的终点。他的下台与他的上台非常相似，几乎是历史的重复。只是结局完全不一样。
苏斯洛夫、勃列日涅夫和克格勃头子谢列平利用主席团会议中的多数地位，与1957年一样向赫鲁晓夫发起进攻。
在这次秘密召开的主席团会议上，苏斯洛夫激烈地批评赫鲁晓夫的改革，陈述他的改革给苏联社会造成的政治、经济困难。
赫鲁晓夫故伎重演，他用长达4个小时的发言为自己辩护，反对主席团会议作出决定；同时，他又一次像1957年6月一样，提出了召开中央全会的要求。
第二天，召开了中央全会，170名中央委员，居然有100名投了他的反对票。赫鲁晓夫再没有别的力量可以指望了。
10月16日，苏联塔斯社正式发表苏共中央1964年10月14日中央全会的决定——
“满足尼?谢?赫鲁晓夫同志鉴于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解除其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的要求。”
这位矿工出身的政治家退出了政治舞台。
西方为他们失去了一个争强好斗、浑身是劲而又捉摸不定的对手而松了口气。
共产世界的反应要复杂一些：有人为一个头号修正主义的下台而欢呼；有人为那场不彻底的改革突然断送而陷入深深的迷惘。
当然，这些都是60年代的反应。历史的评价要晚得多，一直到1987年，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才表示要重新评价赫鲁晓夫！
这当然也不是历史的最后发言；我们现在可以说的是——
这是位历史巨人，因为面对着历史，他敢于正视，敢于挑战，他让人看到了历史帷幕后面的罪行，而让半个世界产生了深深的迷惘和绝望。但他毕竟使血腥镇压的政治恐怖时代在苏联结束了；
他举起了理想和改革的旗帜，唤醒了半个世界对社会主义的信任和希望；但他却辜负了这些信任，使人们再一次陷入绝望之中。
我们说他是历史巨人还因为他的许多行为都对历史的进程发生过影响；世界曾多次被他震撼过。
当然，这些影响和震撼并非全是积极的。
我们并不以成败来评说一个人的历史功过，成功的并不一定是伟人，失败的并非一定是罪人。如果从客观后果论，哪一个政治家不是功过各半？哪一个政治家在迫不得已的历史关头不是矛盾的、被动的？
只有政客才可能在虚伪的帷幕后，扮演一个始终如一的伟人形象。一个真正的政治家不能，赫鲁晓夫也不能！
所以，我们在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中看到的赫鲁晓夫完全是另一种形象。
1956年，当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中释放出来的政治力量，在东欧国家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反斯大林式的官僚专制，要民主改革的浪潮在波兰激起了工人的政治热情后，赫鲁晓夫竟然调动了3个纵队的坦克部队包围了华沙城。
他带领着华沙条约国司令科涅夫元帅、苏军总参谋长和十几位陆军上将、气势汹汹地赶到波兰首都华沙，干预波兰内政，干预民主化进程大有希望的波兰改革事业。
这次军事讹诈是在新上任的波兰领导入哥穆尔卡的强硬抗议下才退却的。因为哥穆尔卡坚持认为工人上街游*，不是反对社会主义！
哥穆尔卡说：“他们抗议的是我们社会制度普遍存在的、并且也是他们痛苦地感到的弊病，抗议的是对于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歪曲。”
同一年，在匈牙利，赫鲁晓夫走得更远，他两次出兵匈牙利，并依靠苏联坦克给匈牙利建立了一个新政府。这是斯大林想做都没敢做的事……
1948年，南斯拉夫与苏联决裂，并公开宣布选择与苏联完全不同的道路建设自己的社会主义。这曾激怒了斯大林，使他萌发过用武力惩罚共产世界叛逆者的念头。然而斯大林没敢采取的行动，被赫鲁晓夫开了先河，并给1968年勃列日涅夫出兵捷克斯洛伐克树立了榜样。
即使在赫鲁晓夫的支持者里，也没有人敢为他1956年在匈牙利的霸权行为辩护。
这是一个有争议的政治家，一个矛盾的历史巨人。所以，在1971年9月11日，当这位矮胖、笨拙、却具有牛的倔劲、野兽的意志的政治家，这位半个世界的领袖，这位给半个世界带来希望、也造成混乱的改革家，这位用自己的皮鞋敲打过联合国讲台的大人物，在失去政治生命10年之后郁郁地告别人世时，谁也不能给他一个盖棺论定——连历史也只能保持着沉默，而只在他的讣告中留下与他留给斯大林的墓碑一样简单的一句话：
“苏联领取特别养老金者尼?谢?赫鲁晓夫逝世。”
作者:
laruence
时间:
2008-11-12 10:32
四. 俄国人的领袖崇拜与叶利钦功过评说
●新时代的俄国人最需要什么？
与现代西方国家相比，物资生活的窘迫是莫斯科的一个特点；与大多数国家相比，丰富的文化底蕴是俄罗斯人的又一个特征，但这些都不是俄国人生活中最本质东西。对于俄国来说，大到整个民族命运，小到普通百姓的衣食住行，真正起支配作用的，不是文化、不是经济，而是政治。
可以说，俄国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国家。
俄国的政治生活又是由领袖人物所支配——实现了帝国梦的彼得大帝，打败了拿破仑的亚力山大一世；尤其到了本世纪，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最后是叶利钦，这些政治家的个性气质；甚至连他们一个心血来潮的念头都曾经决定性的规定了俄国人的活法——
因列宁的历史勇气，俄国的平民百姓有了一夜之间就成了国家主人的历史辉煌，那时的俄国人曾经是全世界穷人羡慕和效仿的对象；
因斯大林对阶级斗争的执着，上自声名显赫的革命家，下至平民百姓都曾经有过深刻的对恐惧的体验：他们战战兢兢地按领袖的指令生存，战战兢兢地把自己的生死交到领袖手里；
因赫鲁晓夫的经济改革，俄国人与西方人展开了和平竞争，他们按总书记的蓝图，要在一、二十年内过上人类从没有过的共产主义生活……然而，俄国人从领袖的许诺中得到的共产主义仅仅是“土豆烧牛肉”而已……
最后，因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开头的政治改革和最后政治反叛，这个为争当天下第一大国而苦苦奋斗了７０多年的国民突然发现，他们用整整三代人的代价，换回的只是一座帝国的废墟——靠帝国精神维持的社会理想没有了，靠阶级斗争维持的时代精神没有了；甚至，连土豆和牛肉也没有了……
在苏联解体后的相当一段日子里，曾经把身家性命全部交给了领袖的俄国人，在帝国的废墟上瑟瑟发抖……
然而，即使在此时，俄国人也没有想过要把交出去的命运收回来！他们茫茫然的眼光仍然在政治人物中苦苦，希望能找到一个新的救世主！
所以，即使到了新世纪，即使俄国人寄希望于领袖的明智和善意的期望已经被历史无情地否定之后，俄国人还是在谈论领袖，在寻找领袖……
所以一到莫斯科，第一次与俄国人交谈，就扯到了领袖身上——
●老百姓问，干吗要把这个国家搞得四分五裂？
那是在从机场到市区的出租车里，司机是一位退休的电气工程师。当时，正是叶利钦时代的鼎盛时期，这位克里姆林宫的捣蛋鬼已经挫败了所有政治对手，在这个国家建立了绝对的政治权威。但叶利钦没能解决俄国的经济难题，尽管商店橱窗里的商品琳琅满目，但多是外国货，不是普通俄国人受用得起的。
话题是从九十年代初那场惊天动地的变化开始的。这是稍有一点历史意识和好奇心的外国人，一到莫斯科就急切地想获得答案的问题——俄国老百姓对那场划时代的巨变有何感想？而他们对眼前这个说不清道不明的时代又将如何评价！
老工程师显然挺喜欢这种政治色彩极浓的话题，而且他评论起国家大事和领袖人物来头头是道，毫无顾忌，真不亏是一位在政治上训练有素的国民！
他说，首先应该感谢戈尔巴乔夫，是他的“公开化”运动才使我们的改革走出了几十年的僵持状态。
难道是戈尔巴乔夫而不是叶利钦？我这样问。
他的回答是很肯定的——是戈尔巴乔夫，没有戈尔巴乔夫就没有今天的俄国！
可是今天的俄国是该称赞呢，还是令人遗憾？我又问。
这一次，他的回答变得迟疑起来。他指了指前面的路面说：
“今天的俄国不都是令人满意的，您看，以前，我们的公路可没有这么糟糕。现在很多公众的事没有人管了；还有，对我们这些老人来说，日子过得不轻松，虽说养老金已经涨了二百多倍，可还是赶不上物价的上涨……是的，今天的俄国人有了更多的机会，可这些机会不属于我们这些老人，我们已经没有时间重新开始了……不过，我个人没有什么可抱怨的，退休金还是能维持生活，而且我已经有了自己的房产，这是政府无偿给予我们的……只要年轻人能感到满意就好了，世界毕竟是他们的……要说遗憾嘛，也有，那就是干嘛要把我们的国家搞得四分五裂？各民族可以团结起来共同进步嘛……这些都是叶利钦干的！”
在俄国所有的领袖人物中，老百姓将如何评价这位争议很大、而且正在当权的领袖人物，是我极感兴趣的话题。
叶利钦的名字是在特别招俄国人怨恨的话题中出现的，这必然使我难以听到比较公证而全面的评价了。
我特别能理解大多数俄国人因为１４个加盟共和国从俄国的版图中划分出去这件事而怨恨叶利钦；但我又以为，当一个大民族与相对弱小的民族发生争纷时，一般意义的多数意见并不能代表真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征求公众意见、如果要进行全民公决，首先应该在那个弱小的民族中进行。笔者曾经就这个问题与哈萨克人、与乌克兰人进行过交谈，尽管这些国家的教育水平和基础建设在七十年的苏联大家庭中的确获得了极大的进步，尽管它们独立后的经济和社会治安状况都大不如苏联时代，他们还是对自己民族的独立自主持支持态度，并且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所以我决定不与俄罗斯人讨论叶利钦与俄国版图的关系。我只想了解，在普通百姓的心目中，这场历史性的巨变，有多大程度是由某一个领袖人物决定的？而这位领袖人物到底是戈尔巴乔夫，还是叶利钦？
●工程师说，叶利钦只不过为苏联举行了一次葬礼！
我这样问:１９９１年８月，如果不是叶利钦站在坦克上，呼吁人民DIZHI那个已经控制了政局的军事当局，那场军事政变的领导人肯定会强化苏联的传统。所以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叶利钦挫败了那场政变，同时也成为前苏联的掘墓人？
这本来是东西方一致的结论，但没想到，老工程师有自己独到而深刻的见解——
他说，那时的苏联实际上已经死亡——这个死亡过程从赫鲁晓夫开始，到戈尔巴乔夫结束，整整持续了三十多年……只是当时没有人有勇气站出来为它举行葬礼，连叶利钦也不敢！叶利钦的勇气是“８·１９”政变给的。当时，他要么束手待毙，要么拼死一搏。他选择了后者。叶利钦拿自己的生命作政治赌注——他赢了！要论勇气，他并不比赫鲁晓夫大！他的勇气是逼出来的；要说功绩，他并不比戈尔巴乔夫多，他撒在锅里的盐不是最多，而是最后……所以，不是他比戈尔巴乔夫更伟大、更重要，而是更幸运；所以我个人认为，没有戈尔巴乔夫，就没有新俄国！
他又一次将一个民族的新时代与个人联系起来，这使我想起了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当然，这是另一个问题。我还是回到对叶利钦的评价上来——
我说，既然您对新俄国持肯定态度，而无论怎么说，叶利钦与今天的俄国是分不开的，毕竟是他才使俄罗斯彻底地告别了苏联时代！就凭这一点，您也应该是支持叶利钦的？
“我不反对他，但决不喜欢！而且我想，喜欢他的俄国人并不多！”他又开了句玩笑，“我说的是俄国男人，因为据说很多女人挺喜欢他的……
这倒是出乎意料的回答，因为看过很多报道，说是一些民意测验机构作过调查——自１９９１年以来，叶利钦的公众支持率一直领先于任何其他政治领导人。
除了将１５个加盟共和国中的１４个从俄国的版图上划分出去这一多数俄国人都难以接受的过失之外，老人对叶利钦的不喜欢是非常具体的：在政治斗争中，叶利钦霸道，反复无常，举止粗鲁；而在解决经济问题却优揉寡断，无所作为！
但是，那个多数人都支持他的民意测验该怎么解释呢？
老人最后的结论消除了我的疑问——我们不喜欢他，却不得不接受他，因为今天的俄国没有人能取代他！
一个一亿五千万人口的超级大国，居然没有人可以取代一个人、一个据说在大学时代成天只打篮球而搞不好学习的大块头学生；而这位工程师说这句话的此时，俄国已经有了将近一千多个独立的政党和群众组织；还有，工程师本人就是在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里生长起来的“主人翁”！
这就是领袖人物在俄国老百姓心中所占的位置！
●叶利钦让俄国“休克疗法”引起了老百姓的不满……
在以后的日子里，这类关于领袖、关于叶利钦无人可以取代的话题，经常可以从俄国人的政治生活中深切地感受到。
俄国人的不满是从政府全面放开物价开始的；尤其当物价的上涨波及到面包、牛奶、肉、蛋这些对寻常百姓的生活可能产生直接影响的商品时，社会的不满情绪变得强烈起来。俄国人享受低廉的食品供给，已经有几代人的时间。这些在以往便宜得几乎是白送的生活资料，现在却以每月５０％的速度上涨。尽管此期间的工资的涨幅也是以每月两个数字的百分点上升、尽管政府规定退休金以一个季度８０％的速度上调，俄国人还是不能承受每天购买牛奶、面包时都要经受到的心理压力。
俄国的平民百姓开始对叶利钦、对叶利钦所支持的“休克疗法”提出了批评。不过，以俄国人的教养和韧性，他们表示不满的方式是很文明的——没有上街游*、没有砸抢商店，甚至没有打乱他们保持了好几代人的良好的排队秩序。他们只是在私下里，用有教养的语言对叶利钦及其政府表示不满。
老百姓温和而文明的不满终于反应到国会、反应到叶利钦的反对派那里，并且有了与老百姓完全不同的表达方式——公开的反对派公开了对叶利钦政策的尖锐批评，并提出要就叶利钦的改革政策和叶利钦本人的信任问题进行全民公决！
但就在这个时刻，俄国人寄希望于领袖人物的心理习惯又一次十分清晰的凸显出来……
领袖与议会的斗争终于在不可调和的对峙之后，产生了一次你死我活的决战——叶利钦于1993年9月21日，颁布总统令，宣布解散议会；而议会则立即作出公开的对抗——召集紧急会议，宣布总统的命令违宪，并罢免了叶利钦，将总统职务交给了叶利钦的政治对手、副总统鲁茨科伊……
严格地说，这场斗争是领袖人物与某些政治群体的对抗，是执政的个人，与在野的多数之间的冲突。这两者之间的是非、曲折不属于本文讨论的范畴，但可以肯定的是，反对派之所以敢于公开地向叶利钦发难，是利用了因他的激进改革方案的实施，使得生活水平下降而在人民中引起普遍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的人民群众，按说应该支持这种对当权的领袖和现政府的批评和反叛的。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领袖与议会的斗争刚刚公开，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就发生了群众自发的*会、游*，支持他们刚刚还对其表示过不满的决策人叶里钦总统——
笔者目睹了莫斯科的大游*，并从中看到了在关键时刻，俄国人是怎样地将整个民族的命运交给某一个领袖人物的！
那是叶利钦与议会公开较量几天之后，当时，俄国有两个总统，两个公开的权力中心。人们茫然而紧张地注视着，不知道这场历史性较量将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局；连我们这些客居的外国人也忐忑不安地注视着政局的发展，担心发生动乱，会使自己首当其害；更担心这场较量的结果会给小半个世界的进步带来负面影响……
●老百姓与军队、警察站在一条战线上保卫叶利钦
１９９３年１０月，俄国的俩位总统、两个公开的权力中心作了十多天不分胜负的较量之后，终于摊牌，一场总统对国会的战争爆发了。
这是一个晴朗的下午，街道上气氛平和，整个城市的各种生活照常进行。我与妻子在阿尔巴特街购物回来，路过红场时，突然发现一大队人静静地从红场向莫斯科市府广场行进，因看到队伍中有标语牌和旗帜，知道是政治*会、游*，便立即跟了过去。
当我们从地下通道走入广场时，眼前出现了人山人海的场面，尽管往广场集聚的队伍安静而秩序井然，但因为有许多全副武装的警察把守着各个路口，气氛是十分紧张的。以一个中国人的政治经验，我的感觉是那场斗争已经有了结果。我们立即往广场挤去。
刚到广场，我们就听到了整齐划一的口号声——“叶利钦、俄罗斯，俄罗斯、叶利钦！”
还是以一个中国人的政治经验，一听到这种口号，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叶里钦在这场斗争中失败了！我对妻说，“老百姓正在声援叶利钦，可见他失败了，说不定已经失去了自由！”
我的经验是，老百姓总是同情没有掌权、因而可能是对抗权力的政治家，所以他们常常支持下台的政治家，哪怕这个人在台上时，曾经让他们十分的痛恨过！我不知道今天的俄国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政治现象，但我好像记得普希金这样写过“人民总是暗暗的同情叛乱！”
然而俄国人和我们中国不一样，现代的俄国人与普希金时代的俄国人也不一样——我的判断错了！１９９３年的叶利钦没有下台，与国会开战的总统没有失败！就在这次有十万群众游*支持叶利钦的时刻，这位被国会罢免了的总统不仅得到了人民的支持，还得到了警方和军队的支持，而有了警棒和枪秆子的支持，即使一般民众也应该能作出判断了——这场斗争会以叶利钦的胜利而告终。
１９９３年１０月，俄国的老百姓是与警察和军队站在同一条战线去保卫一位他们并不是十分喜欢的政治领袖。
我仔细地打量过这次游*队伍，中老年人居多，许多明显的属于领取养老金阶层；正是这个阶层的人，刚刚还在物价上涨的怨声中指责过叶利钦和他的改革决策。
●单是有人敢于挑战，就说明叶利钦只能算作一个准伟人！
叶利钦靠着军事、警察力量赢得了他的政治生涯中最为辉煌的一次政治胜利——几乎所有的反对派领袖和反对派组织都或被解散、或被抓进了监狱！
叶利钦能以靠着警棍和枪炮赢得一场政治斗争，本不让人意外，然而他能靠着他那决不招百姓喜欢的专横而获得百姓支持，却是咄咄怪事！
事后，我就这个疑问与很多俄国人交谈，我很少听到过对叶利钦个人的赞扬，很少听到过对叶利钦在1993年10月事件中对整个议会发动战争的作法表示赞同的观点。但不赞同，却表示接受——因为俄国不能没有领袖，而此时的俄国能具有领袖权威的，只有叶利钦！
我从这些俄国人的谈话中得到的印象是，因为叶利钦的霸道、专横，才能在俄国形成威慑力度，而如果没有一个具有威慑力量的领袖人物，没有叶利钦霸道的权威，俄国就会天下大乱、灾祸临头……所以俄国人在自由和秩序之间选择了后者，在民主与专制之间选择了后者，在公意识与个人意志之间也选择了后者……
后来，俄国人对叶利钦的支持率逐渐下降，原因是他处理俄国的经济问题时优柔寡断，无所作为；而对于仅有７５万人口的车臣民族，他又过于显示自己的魄力，缺少耐心和宽容……
其实，叶利钦从来就没有在国家治理方面显示过才能，他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最出色的表演是与人斗，与各个权力集团斗。这几乎是现代俄国政治舞台上唯一的剧目；也几乎是现代俄国人评价领袖人物才能的唯一标准——只要能在这个舞台上经住各种挑战而立于不败之地就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领袖。
叶利钦可以一次次地打败向他进行挑战的对手，因此他被俄国公众视为当然的领袖人物；但叶利钦却不能消灭这种挑战本身——他的政治对手一直敢于公开地批评他的各种决策。这在苏联时代是不能想象的——他因此而不能在俄国树立绝对的权威，因此而不能让俄国人绝对的离不开他……
以这一点论，在俄国人眼里，叶利钦只能属于准政治伟人。
●记者说，他最崇拜斯大林和勃列日涅夫
叶利钦还不能成为纯粹意义的伟人，这是俄国的一个缺憾，因为俄国人是一个迫切需要伟人的民族，俄国是一个经常出政治伟人的国家！
近年来，对前苏联领袖们的重新评价，是俄国最热门的政治话题。其中对列宁的否定观点，最引人注目。不是说对其他的领袖人物没有异议，而是其他领袖的功过、是非一直就有人评说——有人把赫鲁晓夫称为第一个改革派领袖，有人则叫他修正主义头子；有人把斯大林称为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和导师，有人则称其为暴君，连毛**同志都说过，对斯大林的功过可以三、七开……
然而对于列宁，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几乎是将他当作一位圣人、一位救星、一位解放了半个世界的救世主……我们从没有想过需要评价他的功过，从不敢想象他还会有过失！因此，当我初初听到对列宁的批评时，既不平、又惊讶——
怎么可以这样评论列宁？还有，难道俄国人真要告别几百年来从领袖崇拜中产生的对领袖的绝对依赖，而要由自己来设计自己的未来吗？
我很快就从俄国人的政治生活中找到了答案——
常常有人在前苏联的纪念日里打出了斯大林的画像，常常听到有人对斯大林时代的怀念，说那时的社会是安定的，没有游*示*、没有通货膨胀、没有黑社会敲诈勒索，更没有总统对国会的战争……
如果没有听到过对列宁的否定意见、如果没有听到对勃列日涅夫时代深深怀念，我可能会将这些观点当成是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把这些人看作坚定的布尔什维克……
新俄国的第一次民选议会的选举，使俄国人的政治生活沸腾起来——一千多个政党、组织为争取选民的支持而全面出动。公共场所出现了许多谁也不认识的、各个党派领袖的画像，出现了许多竞选海报，许多竞选演说；最为激烈的争夺，是征求支持者的签名活动。因为每个政党必须征得十万人的签名，才能正式登记参加竞选、才能获得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竞选演说的机会……
我对这些活动很感兴趣，但绝对的只当旁观者，只是默默地听，默默地看。
一次，一位知识分子模样的中年人，主动过来搭话，询问我们中国人对竞选中各个党派的看法。这当然是不能、也无法说清楚的问题，于是以攻为守，问他对前苏联的各个主要时期作何评价。
他的回答倒是挺干脆的——他说，在前苏联的领袖人物中，他只崇拜斯大林和勃列日涅夫。
勃列日涅夫？前苏联所有领袖中最平庸、最无所作为的一个！
但他的确用了崇拜这个词。
我立即问他的职业，居然是一家科技报纸的记者；据他自己说，他还出版过十几个小册子。
我们赶紧与他告别了。
●民主政治是什么？
正是有了这类近距离的观察、接触，我开始对俄国人的民主政治进行了一点肤浅的思考——民主到底是不受限制，还是行使权力？到底是那种可以制约领袖人物的权力手段，还是如列宁曾经嘲笑过的、仅仅是在若干年一次的选举中，有挑选统治者的权力？在这个时候，我真希望这些俄国人能认认真真地读读列宁的某些著作。
我开始感到，俄国人如此热衷地投入民主政治，不是为了参政、不是为了限制领袖人物不受限制的权力，更不是想把自己的权力紧紧地握在手里——用我们的术语——去争取当家作主的权力……他们只是在寻求新的、可靠的领袖人物，在寻求一个可以放心地将权力交出去的强大而又仁慈的人……
第一次民主选举在几个月的参与、激动和不安结束了，俄国人终于找到了——那就是日立里诺夫斯基！他的极右的社会民主党在这次竞选中，以极端的民族主义为武器，既击败了前执政的共产党，也击败了正在当政的官方组织“俄罗斯选择”！
连西方都对俄国的这次民主选举结果的大惊失色——因为这位日立诺夫斯基是一位绝对敢说、敢做的政治强人，西方的评论家甚至用希特勒的名字来形容这个人的政治张狂……
●俄国人能选出一个伟人时代吗？
或许可以理解俄国人对政治伟人的依赖心理——他们毕竟在那个由领袖承包了的国家里生活了整整三代！
因为有了伟人，他们便可以得到那种绝对安定的社会生活——民族的未来？不必思考，有伟人的巨手指引航向；衣食住行？不必费事，有伟人周密的统筹安排……
在俄国生活一段时间，即使站在帝国的废墟上，你也可以得出结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全让俄国人享受过了。
没有伟人就没有社会主义，因此，生活在社会主义下的人们，总是与伟人生活在一起，这是一种绝对不费脑筋的活法；不过，不费力、不费脑，却费心！
这个颇有点儿哲学意味的道理，是黎巴嫩作家纪伯伦发现的——他这样说过，“什么对心脏有好处？爬楼梯和性交；什么对心脏没有好处？那就是和伟人在一个时代生活……”
想到这里，也就可以理解那位崇拜勃列日涅夫的记者了——在前苏联领袖中执政时间最长的这位总书记任内，既没有发生过动乱，也没有发起过让普通老百姓得心脏病的政治运动，尽管他那１８年的牢固统治是靠克格勃的铁腕维持的，但据说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心脏病发病率最高的阶层只是在产生了许多持不同政见者的知识界上层……
所以俄国人才将能在政治上获得长治久安的领袖视为伟人；
所以俄国人不满意这个总是在修改经济政策，总是在忙于应付各种政治挑战的叶利钦——因为一个伟人应该有足够的权威来保证自己的意志和决策的一贯性；
所以俄国人常常纳闷——这个具有铁腕的政治强人，为什么就不能建立一个牢固的伟人时代？
于是，俄国人还不愿意告别伟人时代，他们的希望不是从叶利钦的准伟人时代过渡到一个无伟人的时代，而是仍然寄希望于一个真正的伟人！
俄国人还能找回一个伟人时代?
作者:
laruence
时间:
2008-11-12 10:32
五，叶利钦的启示：在民主与铁血之间
一个矛盾的时代和一个矛盾的政治家
1993年10月，是叶利钦政治生涯的转折点——之前，他是一位勇于进取的政治强人、一位成功的政治谋略家；之后，他是一个优柔寡断治国者、一个延误了历史时机的政府首脑。
1993年10月，在莫斯科发生的一切都矛盾重重——
本是一场政权内部的政治斗争，总统叶利钦却出兵攻打了政权另一个重要机构——议会；
在这场始终由民主派控制局势的斗争中，却有数以百计的平民死亡、数以千计的反对派被捕；
这场斗争的目的要清除前苏联的残余势力对议会的影响，其结果却强化了前政权的政治遗产——军队和警察对社会的控制；
人们都说这次事件的结果是民主派的胜利，却又全都把这个胜利称之为悲剧……
这些矛盾在叶利钦总统身上体现得更加充分——
这个强硬得近乎于专横跋扈的政治强人，却被全世界确认为民主派领袖、俄国民主事业的开拓者和救星；
这个体态笨拙、表情僵硬的大块头政治家，却是一个思路极为敏捷、行动极为迅速的快攻手；
几乎很少有人喜欢这个咄咄逼人的政坛新星，却总是接受他、承认他：戈尔巴乔夫一开始就不喜欢这个克里姆林宫里的捣蛋鬼，但总是离不开他，反而让他当了自己的救星而最后终于把王冠双手奉献给这个反叛者；
美国总统布什一开始就不喜欢这个与自己的个性和政治品质格格不入的暴发户，但最后不仅承认了他对俄国的统治，而且与他坐在一起商谈世界大事，而且为帮助叶利钦俄国走出经济困境而慷慨解囊；
最能说明这种矛盾的是他的臣民对他的评价：叶利钦不招人喜欢、也不是令人满意的国家领导人，但俄国没有可以取代他的人。
赫赫政绩令人瞩目
无论招人爱，还是讨人嫌，单是能让一亿多臣民觉得他无人可以取代，叶利钦便足以使所有想在政治舞台上露一手的人好好地学一阵。
无论如何，只用了不到三年时间，总统叶利钦就靠着他那强烈的个性而为全世界所瞩目并成为世界级的政治明星。
在叶利钦的赫赫政绩中，最令人瞩目的，是他埋葬了那个令半个人类颤栗的共产政权，是他在世界范围内无可挽回地结束了那个有史以来最严酷的时代——共产主义时代。为此，人们原谅、甚至赞扬了他那咄咄逼人的个性。
然而，把这个历史性功绩放在他一个人身上是不准确的。那个曾经让半个世界拜倒在脚下的红色巨人的灭亡，是以几代人的流血、死亡、勇气、良心和从未停息过的反叛促成的；而且，在戈尔巴乔夫时代，这个巨人就已经倒下了。
戈尔巴乔夫是共产世界第一个有勇气、也有力量用手术刀剖开巨人身上毒瘤的人，他要彻底根治这个奄奄一息的病人。然而，正是他那为时已晚的治疗，才加速了巨人的死亡……可以这么说，戈尔巴乔大治死了巨人，叶利钦签署了死亡证书；戈尔巴乔夫结束了共产主义时代，叶利钦为这个时代举行了葬礼。
叶利钦之所以成功，是他有幸站在许多共产主义反叛者和改革家的肩膀上进行战斗。
叶利钦是一位幸运的政治家。
对话、宽容、妥协是现代政治家更重要的品质
1991年，叶利钦以震惊历史的方式登上了俄罗斯的权力巅峰。两年来，他充分地向世界展现了他的个性魅力——1991年8月政变时，他站在坦克车上，以生命捍卫戈尔巴乔夫的合法统治；然而事后，在最高苏维埃的讲坛上，面对著摄影机镜头，他也以同样坚定的姿态，毫不客气地用手指着还未下台的戈尔巴乔夫总统，向后者发号施令（叶利钦的粗暴曾经深深地伤害了美国总统布什对戈尔巴乔夫的个人情感，为此，布什讲了对叶利钦极不友好的话）；还有，1993年，他毫不犹豫地开始动用武装警察、继而调动军队对议会的反抗实施镇压……
每一次，叶利钦都赢了——靠着勇气、果断和决不后退的攻击；这位大学时代的篮球健将，一定有过一位非常具有进攻意识的好教练。
叶利钦无疑是一位强硬的、很会发动凌厉攻势的政治家。
然而，攻击并不是一个政治家应该具有的全部素质，在一个民主社会，尤其在强调以对话取代对抗的当代，宽容、妥协是一个领袖人物更重要的政治品质。这些品质不是政治家的一种姿态，不是用来安抚下级，或处理自己派系纠纷的权术，而是政治家在民主社会行使权力必备的个人条件——他必须善于在各种反对声中阐明自己的治国思想，善于在权力受到许多监督、干扰、限制的条件下实践自己的治国纲领和处理各式各样的政治危机。
民主政治是一个非常美丽动听的名词，是让老百姓感到活得轻松如意的政权形式；但对统治者个人来说，民主政治却是让他感到不痛快、不潇洒、不能随心所欲的玩艺儿。如果执政者不能很快适应、或被迫接受这种极不方便的行政方式 ，他们便会时时想念看当皇帝、当总书记……
没有反对派就无法实现对权力的制约，没有对权力的制的就没有民主。可以说，反对派的存在是民主社会最重要的标志；而且这种存在必须是公开的、合法的。
说到反对派，人们常常会提出对反对派的界定问题——是温和的反对派、还是极端的反对派？是局部反对还是全面的反对？就像在我们这里，喜欢把反对意见划分为善意的帮助和从根本上的否定一样。
叶利钦最后以武力解决反对派，以及为叶利钦的武力解决辩护的人，正是出于这样的理由——以议长哈斯布拉托夫为首的议会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与总统有严重的分歧，以使得叶利钦总统的改革计划无法实施……所以除了强行解散议会，叶利钦别无选择。
没有学好民主课程
在民主国家，反对派对当权者的反对，既可以是局部的、也可以是全面的，既可以是方法上的、也可以是基本立场上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左翼政党如工党、社会党，就在国有化与私有化，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国家资本主义）等根本政治立场上与执政党势不两立。这些政党不仅没有因此被镇压、被取缔，还多次凭借着被以后的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治国纲领竞选成功、上台执政。
这说明两个问题，民主政治不仅允许反对意见合法存在！还允许这些反对意见是错误的；其二，不能把反对派划分成正确的反对派和错误的反对派，如果进一步还要区分成支持自己的反对派和反对自己的反对派的话，那就有点儿像我们中国特色的民主了。
反对派就是反对派，就是会让行使权利的人处处感到权力的运用不能随心所欲，就是要让用权人在作任何决策时都得耐心地、反复地进行论证、说明，并紧张地想到，如何为自己的政治决定承担责任。
如果没有这些牵制，民主政治便成了几派政客为轮流坐庄而玩弄的欺骗选民的民主游戏；如果反对派不使执政者感到头痛、不使当权者感到恼火，那反对派就不是真正意义的反对派，而是那些在执政党导演的政治协商闹剧中充当政治花瓶的儿子党、孙子党。
如何适应反对派的存在，以及如何在反对派的强大干预下行使权力，是一个民主社会的政治家必须学会的第一课。
显然，叶利钦没有学好这一课。
1991年8月，叶利钦以大无畏的进攻精神，建立了令世界震惊的辉煌政治业绩。叶利钦为俄罗斯、为半个人类，为他本人赢来了一个巨大的历史时机！
俄罗斯关注著、期待著，全世界关注著、期待著叶利钦能不能将他的政治事业从对旧制度的破坏、转移到对新制度的建设，从与人斗，转变成与政治、经济难题斗。
世界的期待是落空了……
●治理国家无所作为
前制度在政治经济领域所留下的烂摊子，是那样的令俄罗斯人瞩目和忧心，每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俄国人和社会团体都不会面对这个烂摊子而无所思考、无所动作，尤其当俄罗斯人一旦从被排除于政治生活之外近一个世纪之久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他们要求参与国家事物的政治欲望便会迅速膨胀，并且极其强烈地干扰叶利钦治国宏图的设计和实施。
这些积极参与既是叶利钦的麻烦，也是他取之不尽的政治资源。叶利钦将如何利用这些政治资源。将是他能否在这个新战场获胜的关键。
在这个战役中，仅有进攻、果断、魄力这些叶利钦已经具备的素质还远远不够，还需要他有更多的耐心，更高超的对话技巧和容忍各种不同意见的宽容，需要他能以伟大的妥协精神把各种激进的、或保守的治国方案容纳进自己的政治决策中去。
是的，妥协精神是一个治国伟人身上最重要的政治品质，没有妥协就不会有真诚的对话，没有妥协就不会有容忍反对意见的民主作风；甚至，没有妥协就没有政治而只有战争。
叶利钦以大无畏的进攻精神，使自己晋升为世界政坛最引人注目的明星。人们记住了他在政治斗争方面的赫赫战绩，却忽视了作为一个转型时期的国家领导人，在国家治理方面无所作为的事实。
●无法无天，无行政建树
从1991年8月到1993年10月，两年多的时问，叶利钦与反对派之间总是在对抗而没有对话，总是斗争而没有妥协。这期间，他的政治斗争手法仍然是强硬的、攻击型的；然而，在这个战场上，这些曾经给他带来过巨大胜利的斗争手法却没能奏效——他既没有在立法上占取优势，也没有完成对国家的政治、经济结构实行重大调整；其实，正因为他没有在行政上有所建树，才没能得到更多的来自社会信任和支持。这正是叶利钦不能在立法上最终战胜反对派的根本原因。
三年的时间，俄国的民主政治秩序没有建立起来，土地的私有化和国企民营化尚停留在纸上谈兵阶段，工厂还掌握在那些既不是资本家，也不是工人委托的管理人的准政治官僚手中；整个第三产业还由国家雇用的官商操纵着。俄罗斯仍然是懒散的、不负责任的低效率国家；更为严重的是，旧的法律秩序已经破坏，新的民主秩序却没能建立起来，无法无天、背信弃义的行为在政界、商界、法律界和几乎所有的社会领域蔚然成风，其腐败和无法无天的程度完全可以和当今的中国相比。
区别只在于——
中国的腐败是一种畸形的发展所至，俄国的腐败却是严重的停滞引起；
中国的腐败是一个极不合理的新政治架构所必然生长的毒瘤，俄国的腐败却是旧制度的弊端在旧的制约机制受到破坏后变得更加严重和明目张胆；
中国式的掠夺是由旧的权力阶级转变为新的官僚资本后，以权力资本的双重手段进行的，俄国的掠夺却仍然是由那些基本没有受到破坏的权力结构中的当权者进行的……
●控制高超无治国知识
俄国的社会制度变了！克里姆林宫上空的那面镰刀斧头旗确实已换成三色旗，然而旧的权力架构和旧制度中急待革除的那些弊端，却仍然肆意地蹂躏著俄罗斯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作为这个时期的最高执政，叶利钦无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难怪愈来愈多曾经对叶利钦寄以厚望的俄罗斯人，正在对他失去信心。
三年时间，在历史长河中当然是短短的瞬间，但在一个重大的历史关口，三年时间却包含着许多千载一时的历史机遇。一个大政治家应该有能力把握这些机遇、应该可以用三年的时间把一个新社会的雏形塑造出来。
那几个难题相同，而经济、科技实力都低于俄罗斯的东欧国家匈牙利、捷克、波兰也不过用了二三年时间，就在政治、经济等诸多方完成了痛苦的脱胎换骨。
叶利钦没有这样的成绩，已经有了一个世界级政治领袖的俄罗斯人反而没有东欧人的那种幸运！
叶利钦丢失了一个多么巨大的历史时机啊！
叶利钦当然属于世界级的政治家，但他毕竟是从专制制度的土壤上成长起来的，那块土壤是专门培育政客权术、以及密室政治所必须的一切——阴谋、阳谋、背信弃义、厚颜无耻地自食其言和同样厚颜无耻地颠倒黑白、推卸责任；从这里培育出来的人，无一例外的具有高超的控制权力和搞政治斗争的能力，也无一例外的不具备治理国家的起码知识。
难道叶利钦至今不能克服旧时的功课对他的影响？难道叶利钦的政治才华注定了只在革命不在治国，只在反叛、不在团结，只在破坏、不在营造？
作者:
岸上的猪
时间:
2008-11-12 10:32
六. 最后的红色帝国
赵启强 发表于 2006-4-7 23:02:00
——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素描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历史时刻，一位不寻常的历史人物。在完成了20世纪最艰难、最重大的一项历史使命之后，他平静地将自己曾经给半个世界带来希望的政治生命奉献出来，让那些因他的奋斗而获得解放的人们在埋葬旧时代的同时，拿他作一次令人痛惜的殉葬……
这个时刻是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２５日莫斯科时间１９时；这位不同寻常的人就是此时正站在历史分界线上的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此刻，他将要在电视台向全世界宣布的，不是他的丰功伟绩，不是那个旧时代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惊心动魄宣言；不！这个由他赢得的胜利，只能在他的政治死亡完成后，才能向全世界宣告。
戈尔巴乔夫深深的理解这一点，因此，他平静地走向死亡……
他有过痛惜、有过犹豫吗？大约有吧。在那一刻的前三分钟，他曾经望着讲稿，轻轻地说：“该结束的，总要结束。是该离去的时候了……”
或许，这既不是情感的流露，也不是政治的思考，而是对人生沧桑的轻轻感叹……
无论赞扬者说戈尔巴乔夫埋葬了苏联、还是批评者说戈尔巴乔夫断送了社会主义，都不公正，真正致苏联帝国于死地的是它自身的毒瘤——中央集权的官僚 政治……
从主观上讲，戈尔巴乔夫１９８５年上台执政所开始的改革，与３０年来所 有的改革派共产党人的一系列改革并无本质区别——那是共产主义者为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而试图恢复真正的社会主义理想原则。
区别在于，戈氏是第一个有勇气拿起手术刀，向那个已经不可医治的毒瘤刺 去的英雄。这种为时已晚的医治，反而加速了那个红色巨人的死亡；
更重要的是，当戈氏的改革释放出来的民主力量已不可避免地要将他的政治 生命连同他所批判的旧制度同时毁灭时，他没有为了个人的权势利益而停止改革、甚至转而绞杀改革——这正是戈尔巴乔夫之前的共产党人改革家所没能经住的历史考验，也正是戈氏的伟大之所在。
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生命必然随着帝国的崩溃而死亡，这是戈尔巴乔夫的宿命 ——只有帝国中最有权力的人、才可能和平地推翻这个世界上最庞大的帝国；问 题是，这个最有权力的人一旦击溃了这个帝国，他本人来自帝国的巨大权力也必 然随之消失……这是戈尔巴乔夫的悲剧，也是胜利者叶利钦在其执政期间将要面 对的同样的历史考验……
的确，叶利钦能否在帝国的废墟上建设一个全新的俄罗斯、具体地说，叶利 钦有没有能力将他的政治事业从对旧制度的破坏、转移到对新制度的建设，从与 人斗，转变成与政治、经济难题斗？这将是他最终能不能成为俄国历史上能与彼得 大帝齐名的开拓者、建设者的关键所在！他，一个由专制制度培育出来的官僚，能担负起建设民主政治的历史重担吗？
不过这是后话。
至少在当时，在俄罗斯民族能不能避免为帝国的崩溃付出灾难性历史代价的关键时刻，叶利钦是与戈尔巴乔夫同样伟大的政治家……
对于20世纪九十年代的俄国历史，我们这样评价：戈尔巴乔夫治死了那个病入膏肓的病人，叶利钦签署了死亡证书；戈尔巴乔夫埋葬那个神话般强盛的红色帝国，叶利钦为其举行了葬礼。
因此，叶利钦的伟大贡献不在于苏联的死亡，而在于他以个人的智慧和魄力使历史度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危机。叶利钦具有正视帝国死亡的现实主义精神，并以惊人的魄力，制止了那个帝国可怕的临死挣扎——他以成功的谋略，平静而迅速地率领俄罗斯走出了因这次巨大的死亡而造成的前所未有的历史困境。
叶利钦在千载一时的历史关头所作出的迅速反应，甚至让当代最伟大的政治
家都感到茫然失措、无所适从；面对他的成功，即使是最痛恨他的人，也无可奈 何地接受了他所迎来的新时代……
这是一次惊心动魄的死亡。这个巨人活着的时候，曾让半个世界匍匐在他 脚下，而它的突然死亡更是让整个世界怆惶失措——
西方的政治家被突然降临的胜利搞得忐忑不安，不知是喜还是忧；
那些与帝国的存亡休戚相关的外国同道，惶惶不可终日，真正感到了那把 “不改革要腐烂，改革要死亡”的双刃剑，已经致命地悬挂在自己头顶；
那些理应为帝国的崩溃欢呼的俄罗斯人，面对突然获得的民主权利反而茫茫 然，无所适从了……他们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之久，他们的 政治能力已经严重萎缩；
还有，终于获得了独立自主权的加盟共和国的领袖们突然发现，他们所分得 的政治、经济遗产原来是一个糟得不能再糟的烂摊子，他们怆惶失措，不知如何 另立门户……
只有叶利钦能在这次死亡所造成的巨大危机面前，担负起这付沉重的历史重 担。他以超人的政治承受力，沉着地、无视反对者的反抗，无视同路人因迷惑而 发出的劝阻，采取了一个又一个使敌人恨、招朋友怨却又十分有效而有力的措施 ——
他冒着生命危险，挺身站在坦克上、成功地制服了巨人的垂死挣扎——八月 政变；
他迅速地建立起“独立国家联合体”，引导各加盟共和国从因帝国的解体而 造成的巨大混乱和危机中走向新的时代；
他无私地、在自己极需要为巩固刚刚获得的政治权力所必要的政治稳定时， 毅然采取肯定会召至重大社会动荡的改革措施——放开物价。在此之前的共产党 国家的改革史上，还没有人敢于、或愿意采取如此重大的行动，而如果没有闯过 这一关的勇气，任何想让统制经济向自由经济过渡的设想，都以失败告终……
正是叶利钦超人的政治魄力，才使那些幸灾乐祸的、断言苏联放弃社会主义 和中央极权必然陷入内战深渊的预言破产了。
有了这些，我们就可以将叶利钦看着是20世纪以来与戈尔巴乔夫同样伟大的政治领袖；尽管，失败者戈尔巴乔夫的人格力量曾经使胜利者叶利钦的英雄形象黯然失色……
作者:
laruence
时间:
2008-11-12 10:32
七. 访戈尔巴乔夫的继承人
１９９１年２月７日，苏共中央通过决议，取消宪法第六条“苏共是苏联社会的领导与指导力量，是政治制度、国家与社会所有组织的核心”；
１９９１年８月事件后，俄国又通过法律，禁止一切政治组织在国家机关和企业活动。”
从此，苏联共产党便在俄国政治生活中失去影响。除了每年１１月７日的“十月革命节”有一些老共产党员打着红旗在红场、十月革命广场*会以显示自己的存在外，在俄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已很难感到共产党的存在。这个曾经领导过半个世界的大党，几乎是悄然无声地退出了历史舞台——没有为生死存亡而进行的战斗，也没有悲壮的临终痛苦……
在西方，有人把今天的俄国称为“后共产党时代”。
然而，１９９３年１２月，当叶里钦总统身边的人刚刚庆贺了摧毁议会的胜利，整个舆论界都在预言亲总统的政治组织“俄罗斯选择”会在新议会选举中获得绝对多数的席位时，俄国这次由全民进行的新议会选举揭晓——那个由第一副总理以及财政部长、外交部长组建的“俄罗斯选择”仅获得１５％的选票，在国会中屈居第二，而在竞选中很少张扬、活动的共产党却出人意料的紧跟其后，成为俄国国家杜马中第三大党。
尽管俄罗斯共产党只有１１·８９％的得票率，但想想它经受那次重大的历史性挫折仅仅三年，想想这个在数十年的政治斗争中所炼就的坚韧和严密的组织能力，共产党的这次胜利无论被称为东山再起，还是死而复生，都无疑是俄国社会的一次划时代的政治大事……可是，由于那个咄咄逼人的政治狂人日立洛夫斯基和他的极右的****党，在大选中获得压倒多数的２３％成为议会中的第一大党，俄国、乃至整个欧洲都为这个新的希特勒式的法西斯威胁所笼罩，而没有注意到俄国共产党重新掘起这一重大事件。
其实，俄国共产党重新成为俄国人政治生活中的话题，并非这次令人惊奇的选举后才开始的，在这次大选之前的十月流血悲剧的高潮之际，叶里钦曾发表告人民书，点了共产党的名。他说：“法西斯和共产党人挑起了动乱，挥舞红旗的人把莫斯科淹没在血泊之中”……
叶里钦把议会说成共产党是毫无根据的，因此，大多数俄国人并没有将叶里钦为共产党人罗致的罪名当真；当时，俄国、乃至全世界的焦点是在俄国的经济难题、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政权危机。
但也有许多关注着俄国共产党命运的人从这些微秒的变化中提出了问题——
这个东山再起的俄国共产党是不是前苏联共产党的继承人？
俄国共产党不是在１９９１年８月事件之后失去了合法地位吗？
俄国共产党不是在十月悲剧之后，又一次被取缔了吗？
俄国共产党已经有了刻骨铭心的检讨吗？
死而复生的俄国共产党将如何在完全不同的政治生态中发展自己？
…………
就是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走访了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大炮换鸟枪——克里姆林宫换成了小会议室
若是三年前，要采访这个天下第一党，必然得有一番惊天动地的大动作。
此时却简单多了——托几个朋友，打几个电话；当然，还化了点美金，几天内就办妥了；而且由第一副书记接见。
中央委员会设在莫斯科市议会大楼里，也有门卫，也要进行会客登记。但那两位并不威严的的门卫没有佩戴武器，也不是专门为共产党服务的——大楼里尚有许多社会团体、民间组织。
门卫与上面通了电话后，一个４０多岁的中年男子到门口迎接我们，说副书记正在等候我们。我们一行三人存外套，乘电梯，一边猜测着那个党中央驻地和那位党的负责人所具有的威严……
走进房间，一切太让我们吃惊了——俄共中央驻地既不威严也不富丽堂皇；说来都不好意思，这曾经称霸半个世界的大党的总部，只是一间大约４０平方米的房间，没有地毯，没有电脑，没有传真机，有的只是几张办公桌，两个书橱，两架电话……
我们的摄影记者张女士几乎将每个角落都拍遍了——她敏感地捕捉到了这朴素的政治含义和新闻价值……
尽管都懂得，这种近乎于寒酸的朴素有利于这个已经死过一次的党的再生——大家还是有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辛酸感油然而生。
●见到了戈尔巴乔夫的继承人
第一副书记阿列克塞·沙巴洛夫是前苏共党员，作过党的秘书工作。他的确有共产党党务工作者的特征——稳重，精明，不露声色。
第一副书记对我们的采访表示了欢迎。书记同志还请我们转达他对**领导人的问候……尽管这个中央委员会的驻地比起****是那样的微不足道，但第一副书记的语气里仍然有当年斯大林向毛**、赫鲁晓夫向刘少奇、戈尔巴乔夫向***问好的气势。看来当“老大哥”的记忆还未完全消失。
采访正式开始。首先是现在的俄共与前苏共的关系——
问：贵党是新成立的，还是由原先的苏共改建？
答：１９９１年后，在原苏共的基础上建立了６个以共产主义为纲领的政党，但大多很小，有的只有千把人。我们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最大，有６０万党员，都是从前苏共转过来的。所以，我们是苏共的继承人。
问：比起原来的１４００万党员，这个数字不算太大，其余的党员都到哪儿去了？
答：一些人转到其他政党，更多的人则是完全脱离了政治。
问：留下的党员主要是哪些社会成分？
答：农民、工人和科技人员。
问：是什么原因使他们能坚持共产主义信仰？
答：现在的经济状况很差，生活水平不如以前……
问：１９９１年后，苏共是否被禁止活动？
答：没有。１９９１年８月事件之后，被取缔的是一个政权，是国家机构而不是政党。１９９１年通过的法令是，禁止一切政治组织——当然也包括苏共——在国家机关和企业活动。公民只能在业余时间参加政治组织和从事政治活动。
问：贵党在九三年“十月事件”之后，有没有被禁止活动？
答：没有。被禁止的是共产主义联盟、工人共产主义党……他们也是共产主义政党，但不是我们。
问：据说，有人曾建议叶里钦总统下令禁止共产党人参加这次的新议会选举？
答：确有此事，但被叶里钦拒绝了。
问：怎样理解叶里钦说这番话的动机？
答：用叶里钦自己的话来说是“我不认为这是正确的，因为目前还有相当多的俄国人仍相信共产主义会很快建成……”
问：叶里钦还说过，“假如禁止共产党人参加竞选，他们会采取非法的对抗方式”……叶里钦的假设有根据吗？
答：不！我们将在宪法许可的范围内进行活动。
问：贵党在这次竞选中的口号是什么？
问：我们的纲领是国家统一、国家和平和每家安好！久加洛夫说过，凡是赞成我们这三大纲领的人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愿意和尽量多的人合作。我们有很好的纲领和可靠的朋友。
问：近来，****党的日立诺夫斯基的言论正在引起俄国人的极大兴趣，他的政治影响也在扩大，贵党是否愿意与他合作？
答：不！我们已经发表声明，不与日立诺夫斯基走一条路！
●只有几名专职工作人员和４０００美元的活动经费
在谈到未来的发展时，我们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问：我们支持贵党的合法存在，因为在一个以资本为主导力量的社会里，如果没有共产党这样的左派力量的制约，那么资本的统治就会变得无法无天，所以我们希望贵党能尽快地适应民主社会的民主政治，并得到健康的发展……
答：现在的俄国并不是民主国家！
既然不是民主国家，那么就不必讨论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了。的确，这个党曾经有过７０多年的执政经验，却从没有过当在野党、作公开反对派的政治实践。或许，应该在若干年后再讨论这个问题。
那么，提执政、治国的问题——
问：如果贵党在议会中成为多数组成政府，你们将制定出怎样的政治经济政策？
答：目前这种可能不大，甚至可以说完全没有这种可能！您看看我们的条件……
副书记环视了一下简陋的办公室，补充说：“专职工作人员只有几名，而且连起码的办公用具都买不起……收取的党费很有限——因为我们的党员都很穷……”
我表示理解，共产党是穷人的党嘛！
副书记又说：除了很少的党费收入，就只有政府的每年５００万卢布的津贴。”
５００万卢布！按现时的兑换率，只有４０００美元。
问：只有５００万？
答：只有５００万。在经费调拨和宣传工具的使用上，对我们很不公平……
副书记的抱怨是有根据的。前不久，国际选举监察团曾对广播、电视提供给各竞选政党的播出时间进行分析，发现亲叶里钦的“俄罗斯选择”得到的时间最多，俄共最少；而政府的财政津贴的确少得可怜——尤其对这个曾经阔气过的天下第一大党。我记得它的全盛时期，它每一天给予古巴的无偿援助就有一百万美元。
问：有外国的兄弟党对你们进行援助吗？
答：不，我们不接受外国的经济援助！
这是中国式的宝贵经验。这位领导人刚才说过，他前不久曾到北京和深圳参观学习过，我甚至怀疑他的党是否有能力负担他的出访差旅费。
●第一副书记说，我们是国营企业的拥护者
如何处理国有资产，仍是我们最感兴趣的话题。几乎所有的东欧和独联体国家，都被那许多即将被国家放弃的国有资产骚扰得人心惶惶——原来控制着权力和生产资料的人不再满足以往仅仅占有生活资料的特权利益，他们急迫地以各种形式掠夺国有资产，以便在交出权力之前，为子孙后代捞够当大资本家所必需的原始积累；而那些无权无钱的人则眼巴巴的看着那些明火执杖地抢劫，急切而又无奈地喊到——
“我的那一份到那儿去了？”
俄国表面上好一些——至少在口头上承认国有资产属于全体国民，所以已经将居民的住房无偿的交给了公民，而不是让人民出钱购买本来就属于自己的住房；俄国还发行了一亿五千万份私有化证券，无偿地发给每一个公民（包括小孩在内）公民可以用其购买国有企业的股份，成为股东。所以，俄国政府曾骄傲地宣布“俄国的私有者阶层是世界上人数最多的！”
然而事实上，这种将国有资产无偿地转移给人民的壮举，只是政府的一种姿态、只具有象征意义——私有化证券只有一万卢布！即使按颁发这种证券的１９９２年的兑换率算，每人也不足１００美元；而一些新老官僚利用权力、或利用租赁、承包等形式，迅速地成为企业家、资本家。这种象征性的私有化证券，不过是用来掩盖俄国社会那新兴的那七百多万百万富翁的幌子。
我想，一贯强调平均、强调广大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一定注意到了这个极不平等的国有资产再分配过程。
于是问：如何将即将放弃的国有资产公平地归还给社会，是今天俄国最令广大群众关注和不满的大事，贵党肯定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有了与执政当局不同的解决方案。
答：我们不赞成私有化。
问：如果不是将土地和工厂交给农场主和资本家，也不是卖给外国或本国的新兴资产阶级，而是归还给社会全体呢？
答：我们不赞成将国有资产交给任何个人。
问：那么，谁是社会财产的主人？
答：国家。
问：国家是谁？
答：人民。在社会主义社会，国家是人民的。
问：是不是仍然恢复以前那种生产关系——生产资料由国家所有，并由国家委派官员掌管国家财产。
答：可以这么说。只有将大企业控制到国家手里，才能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而私有化却会让少数资本家成为国家的主人。
问：国家垄断曾经使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受到巨大挫折，因此，我们能不能在绝对的国家控制和绝对的资本垄断之间找到第三种途径？比如说，社会主义的——也就是增大生产者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比重，增强工人对企业的管理权力……
答：在１９９１年以前，国家所有就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因为国家属于人民。
问：在苏联时期，人民已经在当家作主了吗？
答：那时，劳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
我不再问下去了。一位由刚刚受过重大挫折的政党推举出来的新领袖，居然不能对过去的失败进行深刻地、刻骨铭心的检讨。他肯定没有思考过苏联、乃至整个东欧所发生的那场历史性悲剧的深层原因，这位到过中国的共产党领袖，甚至并没有思考过中国式的改革和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戈尔巴乔夫的继承人，具有的却只是斯大林式的坚定不移！
难怪在十月动乱和稍后的十月革命节时，不少莫斯科人不仅打出了镰刀斧头旗，而且举出了斯大林画像，但没有见过有人打出戈尔巴乔夫的画像！可见，莫斯科人怀念的、与我们眼前这位副书记所继承的，并非是需要改革的社会主义……
不过，要说这个雄心勃勃、力图东山再起的党，完全是斯大林式的，也不准确——他毕竟没有再提阶级斗争，没有再说无产阶级专政；而且在我们交谈过程中，他毕竟说过“在政治上，苏共给我们留下的教训还是很深刻的……”
他只是在经济上坚持绝对的国家权力而已……
我想，如果这位副书记的治国主张能在俄国成为现实，那么人们将用一个什么主义来对这种政治开放、经济集中的社会形态进行定性呢？
这是难以回答的问题。看来苏共第一副书记给我们提出的问题、以及对我们的启发远远超过了他所给予我们的新闻价值。于是我们怀着感谢的心情向副书记告别。
他的握手仍然是友好的、有力的——他并不在意我在国家与资本之间强调社会的地位。我感到了这位共产党领袖坚定的政治信念和决心，以致当我们走出这间简陋的房间时，不由问到——
俄国人到底生活在什么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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