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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重新思考朝鲜核问题：安全与身份[1] [打印本页]

作者: 清水煮音 时间: 2008-11-3 09:52
标题: 重新思考朝鲜核问题：安全与身份[1]
【内容提要】朝鲜核问题也许是当今世界政治中最为棘手的挑战之一。它的危险性是显而易见的，但同样处于危险境况却不太显而易见的一个情形是，目前所存在着的对抗局面依旧严峻并趋于恶化，使得该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和难以解决。作者认为，朝鲜核问题演变至今乃是社会及政治建构的产物；理解朝鲜核问题处理过程中反复出现的冲突模式，需要对朝鲜半岛（不）安全进行重新思考。作者把重点放在对有关视角的讨论上，在引入社会文化视角的基础上，提出在处理朝鲜核问题过程中，对安全和身份之间的密切关系给予充分考虑的必要性。

【关键词】朝鲜核问题；视角；安全；身份

不久前，在韩国朋友的安排下，笔者随团从首尔出发前往板门店进行参观。它给人留下两个特别的印象。一个印象是，历史的时钟在世界的那个角落似乎停止了走动。在过去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朝鲜半岛非军事区也许是世界上最为荒芜封闭、军事戒备最为森严的漫长边界。另一个印象是，充满敌意的、过时的冷战状态仍然是构成当今朝鲜半岛安全难题的主要来源。具体地讲，有两个潜在的厄运缠绕着该半岛：一是军事冲突升级，再度爆发残酷的战争；二是目前的朝鲜政权能力下降，引起人们普遍担心的朝鲜难民大量外涌，甚至引发内战，从而导致整个东北亚地区安全发生剧烈动荡。

朝鲜核问题——也许是当今世界政治中最为棘手的挑战之一——似乎加剧了人们对厄运可能出现的担忧。问题的危险性是显而易见的，因而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但同样处于危险境况但不太显而易见的一个情形是，目前所存在着的对抗局面依旧严峻，“核边缘”情形日趋恶化，它们使得该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和难以处理。笔者在此提出两个反思性问题：朝鲜核问题的事态发展是一种“自然”现象呢，还是社会及政治的建构？在处理朝鲜核问题的过程中，为何出现紧张与缓和反复交替的情形，而且似乎难以从中摆脱？

看来，要想使目前朝鲜半岛的不安全文化被一种更为和平与稳定的环境所取代，从根本上对那里的（不）安全进行重新思考是有必要的。本文假定，朝鲜核问题演变至今不是“自然”的结果，而是社会及政治建构的产物；理解朝鲜核问题冲突模式反复出现的原因，有必要从安全与身份之间的密切联系入手。笔者不是朝鲜半岛问题专家，不过，这倒可以使本文从“局外”的角度，对朝核问题“主流”话语可能忽视甚至搁置的方面进行观察。有关朝鲜核问题的报道、分析、评说甚至争论可谓汗牛充栋。笔者不准备在这方面做补充或提供新数据，而是想结合上述两个问题和由此所引出的假定，就朝鲜核问题处理过程中有关视角的问题提出看法。笔者认为，如果说朝鲜核问题被理解为是一种社会及政治的建构，那么以何种视角去看待和处理它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二者之间存在着相互关联。然而，目前所采取的一些视角显然存在着局限性和不足。[2]因此，探索新的视角旨在拓展解决朝鲜核问题的视野，它也是对朝鲜半岛（不）安全文化进行反思的一个必要方面。

一理解朝核问题的传统视角

所有的安全问题都是从一定的视角加以理解和诠释的。政策制定者和安全专家们的想法和行动通常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以一定的视角作为基础的。对于同一个安全问题，不同的视角叙述着不同的“事件经过”，对它的理解也不同。一定的视角引导人们选择一定的取向，一定的取向引导人们采取一定的行动，一定的行动造成一定的结果。因此，在安全研究中，视角始终是至关重要的。在一定的时期里，一定的视角占支配地位，而另一些视角则处于边缘位置，甚至被忽视或搁置。

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在处理朝鲜核问题上大体遵循着两种主要视角：一种是所谓现实主义视角，认为朝鲜谋求发展核武器对美国及东北亚地区安全构成“现实”威胁，只有通过经济孤立和军事威慑才能对其核计划加以遏制，使其就范；另一种是自由主义视角，相信与朝鲜进行经济接触并给予一定的人道主义援助，将有利于缓和朝鲜半岛的安全紧张局势。依据这两种视角，产生出两种不同的取向选择：一种是军事/核威慑及经济/金融制裁战略，即所谓的“硬着陆”取向；另一种是“先给予后获得”的接触战略，即所谓“软着陆”取向。在处理朝鲜核问题的过程中，这两种视角以及由此产生的两种取向在冷战后美国对朝政策中一直处于支配地位并被交替使用。[3]因此，以“国家为核心”的安全话语——像 “国家利益”、“权力均势”、“安全生存/困境”、“政权更迭”、“经济/金融制裁”、“核威慑”、“外交接触”等——在很大程度上盛行于美国对冷战后朝鲜半岛（不）安全文化的理解和诠释中。

然而，在过去的十多年里，这两种视角以及由此所产生的两种取向所带来的后果却是复杂的。从整体上看，朝鲜半岛的安全环境并没有从根本上朝着和平与稳定的方向发展，倒是在一定程度上变得更加险峻并趋于恶化。譬如，尽管包括朝鲜在内的各有关国家先后就确保朝鲜半岛安全与稳定及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达成书面共识，[4]但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朝鲜仍然从一个无核国家地位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最近自称“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地下核试验的国家。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朝鲜对自己的“核试验”行为负有直接责任，并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

更具体地讲，如果说冷战结束以来朝鲜核问题大体经历了三次主要危机的话，[5]那么人们从这些危机中看到一种紧张与缓和反复交替出现的冲突模式，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观察的那样，朝鲜核问题“外交突破之后往往随之而来的是出现新的紧张或另一场危机”。[6] 在这种模式里，朝鲜核问题在复杂的地缘政治及历史积怨的环境里不断被社会及文化所建构。第一，无论是朝鲜还是美国，它们均玩弄了“战争边缘”及“核边缘”游戏。譬如，1993 年当朝鲜威胁退出《核不扩散条约》时，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威廉·佩里认为“美国处于一场大战的严峻危险中”；[7] 2002 年7 月，美国国防部递交给国会的《核态势评估》报告内容被披露，其中明确把包括朝鲜在内的七个国家列入美国实施先发制人核打击的潜在对象，朝鲜对此的反应则是威胁放弃与美国所达成的有关冻结核计划协定；2002 年9 月，美国白宫正式颁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重申了对所谓“无赖国家和它们的恐怖主义同伙”实施先发制人打击的合法性；2003 年初，朝鲜声称有可能发生一场“全面战争”，美国则威胁说，对朝鲜实施打击的“军事选择从来没有离开过桌面”。[8]第二，无论是朝鲜还是美国，它们均通过一定的政治话语将对方不断建构成“安全威胁”的来源。长期以来，美朝之间一直相互敌视对方的政治身份，在冷战后的美国对外政策话语里，朝鲜一度被称为“无赖国家”、“邪恶轴心国”；在朝鲜，美国被视为“帝国主义”、“法西斯”国家。两国的媒体经常使用语言及其他符号歪曲和诋毁对方国家领导人形象。[9]第三，当美国对朝鲜的态度和行为强硬时，朝鲜对美国的态度和行为相应强硬；当美国的态度和行为软化时，朝鲜也相应地软化自己的态度和行为。无论是朝鲜还是美国，它们之间以何种方式发生社会互动都会对朝鲜核问题的缓和或紧张产生直接的影响。1993-1994 年期间，美国克林顿政府对朝鲜实施接触政策，双方通过“直接对话”使第一次朝鲜核危机得到缓和。1999-2000 年期间，克林顿政府再度对朝鲜采取双边“直接对话”的接触政策，两国高层官员实现互访，甚至考虑安排美朝两国领导人的高峰会晤。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及朝鲜核危机进一步得到缓和。[10]然而，2001 年九一一事件后不久，美国布什政府改变对朝政策，从言论及行动上对这个国家采取了严厉而强硬的态度，两国重新回到严重的相互不信任和极端敌视状态。在随后的五年里，朝鲜核问题经历了第二次、第三次危机。

于是，几个在含义上相互关联的原因可以用来作为解释这种反复出现的冲突模式的出发点。第一，一些国家（尤其美国）在处理朝鲜核问题上，无论是选择“硬着陆”还是“软着陆”，一直奉行一项长期不变的战略目标，即谋求从根本上改变朝鲜作为共产主义政权的性质。第二，长达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朝鲜半岛所形成的南北（及美朝）之间相互敌视的政治身份因历史和意识形态原因而根深蒂固。第三，由于长期不变的战略和相互敌视，对朝鲜采取接触政策的基础变得非常脆弱，一旦出现新的紧张或危机，这个基础便会动摇甚至瓦解。它也使得谋求实现朝鲜半岛南北“统一”的意愿在概念和模式上被理解为具有不同的含义。[11]

二国际安全研究的社会文化路径

看来，无论是现实主义视角还是自由主义视角，它们均不足以帮助人们充分理解和诠释朝鲜半岛（不）安全文化的来源，因为它们忽视了朝鲜核问题处理过程中安全与身份政治之间的密切联系。这也是使分别持这两种视角的人们不断地陷入彼此相互埋怨和指责境地的主要原因。[12]于是，在处理朝鲜核问题方面，要想从根本上摆脱上述反复出现的冲突模式，扭转目前在朝鲜半岛已经出现变化的不安全文化状况，有必要对那里的安全进行重新思考。尽管并不清楚这种新思考是否一定会给朝鲜半岛及东北亚安全环境带来更为和平的景象，但重要的是，它意识到在处理朝鲜核问题的过程中，目前所盛行的一些视角以及由此所采纳的取向存在着明显局限性和困境。

在此，本文试图引入一种社会文化视角。与上述两种视角不同的是，该视角引导人们关注安全政治所具有的社会及文化建构特征，强调国家安全和社会身份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就安全政治研究而言，这种视角大体有以下几个基本假设：

第一，在安全政治领域，身份是至关重要的，并在安全/对外政策危机中充当重要角色。安全的含义不仅涉及包括领土疆域在内的国家实体完整，而且还涉及作为体现国家主体特征的自我政治身份。换句话说，国家的安全/生存的含义不仅表现在物质方面，而且还与价值、政治制度以及意识形态有关。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既不是安全威胁唯一（或最重要）的来源，也不是提供安全的唯一手段。

第二，无论是安全威胁还是安全稳定，它们都是一定环境下社会及政治建构的产物。在一定的环境里，国家对自身和别国的安全行为赋以含义，这些含义正是通过话语表达出来的。国家安全政策及战略的制定不仅受制于实际所发生的事件，而且还受制于制定者们对威胁/危机来源所做的政治想像和主观判断。

第三，由于所有国家之间的安全政治关系不仅受制于它们所处的物质环境，而且还受制于它们所处的一定社会条件。因此，自我安全利益的实现不是在一个封闭的“自助”系统里进行的，而是依赖于对别国安全需求给予适当的考虑和满足。第四，在解决安全政治难题的过程中，进行有意义的对话是必要的，因为一定的对话是缓和甚至淡化身份政治之间冲突的有效工具之一。不过，国家之间相互平等和彼此尊重对方是确保进行有意义对话的先决条件。

具体地讲，如同个人一样，每个国家都具有强烈的自我身份感，这种身份感是在长期的文化传统、历史经历以及强有力的意识形态作用下形成的。身份构成一个国家的区别性特征，它帮助国家进行自我理解，确定自我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并规定着本国与他国之间社会关系的性质。当一个国家感到自身安全受到外来威胁时，它不一定是本国的实际领土受到威胁，而是国家感到自我政治价值及身份受到外来颠覆的威胁。因此，身份往往成为“一个国家对外政策及安全战略的来源”，[13] 而安全则成为一种划分国家之间不同身份界线（而非国家领土边界）的标志。[14]

根据社会文化视角，一个国家认为自身是否安全、是否面临威胁和危险，主要取决于本国与他国之间的相互社会实践。换句话说，国家的安全感或不安全感，与其说是“现实”存在，还不如说是国家凭借对外界环境的感知而获得的。譬如，国家之间可以通过使用一系列的社会及政治话语，将对方确立为威胁本国安全的外来敌人。对外政策制定者及安全专家们利用反复叙述同一类话语的办法，从身份上将本国与他国区别开来，使这种由话语所建构起来的外来威胁或敌人成为一种“社会事实”。如果说不安全文化的一个主要来源是话语建构的话，那么在谋求安全稳定及和平环境的过程中，避免使用建构威胁来源的“政治话语”则是非常必要的。

此外，所有国家的安全问题均处于这些国家所处的一定物质及社会环境中。如果说国家之间的安全利益彼此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那么确保本国的生存安全不单是一个遵循“自助”原则的问题，还涉及国家之间的安全伦理问题。根据社会文化视角，一个国家在谋求实现自我安全利益的同时，需要对其他国家的安全利益给予适当考虑和满足；其他国家安全利益的实现应该被看做是自我安全利益实现的一种延伸。国家之间彼此尊重、宽容并接纳对方差异成为确保安全稳定及和平环境的必要条件。在社会文化视角看来，国家的自我身份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在与其他国家之间展开社会互动的过程中加以形成、维持和变化的。在这类社会互动过程中，国家可以通过社会实践及学习的途径，使自我身份发生改变或获得重新定位。譬如，一个国家如果持续地得到来自其他国家所给予的平等及友善对待——尽管它们之间并不是朋友——那么该国家有可能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对待这些国家。在一定的社会及物质环境下，身份可以相对稳定，也可以迅速发生变化。一个得到重新定位的国家，将重新确定它的自我利益和行动方向。

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之间的一定社会实践活动会给安全环境的变化构成不可忽视的影响。对话和沟通则是这种社会实践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政治中，安全概念如同所有基本概念一样，在性质上乃是行为主体之间社会互动的产物。（不）安全文化的具体含义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在国家之间的彼此社会互动中所获得并加以理解的。

三社会文化视角下的朝核问题

根据社会文化视角，在冷战后东北亚安全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要想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对那里的（不）安全进行重新思考是必要的。它既吸收和采纳传统视角中的合理部分，又考虑到安全与身份之间的密切关系，强调国家安全感或威胁感的社会及政治建构以及国家之间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在这种社会及政治建构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于是，以“人文社会为核心”的安全话语——像 “社会环境”、“身份政治”、“安全/威胁建构”、“话语政治”、 “平等对话”、“宽容和妥协”、“民间交流”等——被引入到对朝鲜半岛（不）安全文化的理解和诠释中。

作为参与对朝鲜核问题的一种重新思考，本文利用上述社会文化视角，以安全和身份之间的密切关系作为出发点，对处理朝鲜核问题过程中的两个方面——战略目标和取向选择——加以理解。从根本上讲，社会文化视角下处理朝鲜核问题的战略目标维持不变，即谋求最终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不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至少需要从三个方面做出实质性的努力：第一，尽早正式结束1950 年爆发的朝鲜战争。第二，淡化甚至改变目前存在于美朝以及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之间在身份政治上长期相互敌视的状态。第三，理想地讲，给朝鲜重新返回国际社会提供合适的环境和机会。如果朝鲜最终能够并愿意回到国际社会，如果朝鲜的安全生存从机制上能够得到落实和保障，那么它可能最终使朝鲜意识到，确保国家的安全将更依赖于本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并非一定依赖于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从而使拥有核武器变成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这些努力将有助于缓解甚至消除冷战后朝鲜对自身国家安全会被“颠覆”的恐惧，这种“恐惧”感和“不安全”感是朝鲜不情愿放弃自己核计划的主要理由。

在处理朝鲜核问题过程中，社会文化视角提倡选择一种“求同存异”的战略取向。该取向强调美朝以及朝鲜半岛南北之间通过彼此积极的社会实践而逐渐建构起良性的社会关系，谋求认同，宽容差异。在具体的政策实践中，这种取向可以表现为以下相互关联的几个方面：第一，美国和朝鲜（以及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彼此承认和接受对方各自所捍卫的政治身份。一方面，美国及韩国对目前朝鲜的政治身份持宽容的态度，而不是急于谋求改变它；另一方面，朝鲜也对美国及韩国的政治身份持接纳的态度。这是至关重要的。由于目前彼此在身份政治上的深刻敌意是在过去长达半个多世纪里积累而成的，淡化甚至消除这种身份政治上的敌意也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做到，而是需要时间、需要有关各方积极的社会互动去实现。[15]在这里，各自的历史/集体记忆将对彼此承认和接受对方政治身份构成严重阻碍。记住历史是重要的，但是，对过去的事件和行为给予原谅和宽容同样重要。在这方面，重建历史或对历史进行重新“叙述”变得有必要。有关国家（譬如美国、韩国和朝鲜）学者可以就特定时期的不同历史“叙述”展开交流，共同参与重建历史文本的项目。

第二，在不同层面继续展开有意义的对话，包括参与对话者彼此平等和相互尊重以及对话的多渠道。在处理朝鲜核问题方面，北京六方会谈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对话场所，而且，各有关方仍然抱有谋求通过对话方式和平解决分歧的愿望。外交对话作为一种功能机制，为处理朝鲜核问题创造一种适宜的环境，但它本身并不意味着一定带来有意义的对话结果。本文认为，美朝之间社会关系得到改善后展开对话所带来的结果将从根本上不同于它们之间处于相互敌视状态下进行对话所带来的结果。此外，有意义的对话不仅应该在政府之间层面进行，而且还应该扩大到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对话和交流。这类对话和交流将有助于淡化甚至改变长期以来美朝（以及朝鲜半岛南北双方）政府及人民之间在身份政治方面所形成的相互敌视，逐渐扩大彼此之间的相互理解、沟通并发现彼此之间的可能相同（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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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国际社会保持并扩大对朝鲜的经济合作及人道主义援助。有关国家应该采取旨在吸引和推动朝鲜对外经济开放的接触政策，而不是对它实施严厉封锁和孤立。[16]朝鲜要求同美国展开直接对话，多次提议与美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并谋求与其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这在逻辑上是可取的，看来也是合理的。如果实现美朝以及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之间关系正常化，彼此尊重和承认对方的政治身份，那么社会文化视角所倡导的接触政策——就其基础和性质而言——将完全不同于现存的自由主义视角所倡导的接触政策。事实上，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朝鲜国内也在发生一些变化。有研究者观察到，朝鲜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国民经济调整及改革的政策和措施，包括引入具有激励成分的农业改革、放弃以国家为导向的分配体系、提倡更具市场特征的经营原则以及借助国际机构、外国资金和国外师资力量，培养与国际接轨的本国优秀人才。[17]据称，在摸索适合本国特色的改革开放方面，朝鲜试图综合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既有中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之路，也有东欧国家的转型经验，更有老牌西方国家的强国法宝。目前，朝鲜改革把重点放在粮食革命、综合市场、吸引外资、矿产开发及信息技术上。[18]

四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从理念层面提出对朝鲜半岛（不）安全进行重新思考的必要性，并以视角问题作为展开反思的出发点，在指出现存主要视角面临一定局限性和不足的同时，将一种社会文化视角引入其中作为补充。该视角强调了处理朝鲜核问题过程中一个没有得到足够关注的方面，即安全与身份之间的密切关系。朝鲜核问题作为社会及政治建构的产物，其演变和发展不仅受到一定的地缘政治环境的影响，更受制于有关国家（尤其美国和朝鲜以及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之间社会关系的性质及它们主体间的相互社会实践。

本文利用社会文化视角，还从政策层面对如何摆脱目前处理朝鲜核问题过程中反复出现缓和与危机交替出现的冲突模式进行了探讨。笔者的看法是，尽管对话和接触仍然是谋求最终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的重要途径，但是，缓解甚至消除美朝以及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之间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敌视状态则是使这些途径行之有效的重要基础和条件。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对朝鲜半岛（不）安全文化来源进行反思，是以包括美国和朝鲜在内的各有关国家抱有以和平方式处理朝鲜核问题的政治意愿作为前提而展开的。本文意识到，朝鲜核问题并非是一个简单的外交问题，而是受到各有关国家错综复杂利益及内外因素影响的地区安全问题。尽管朝鲜是这一问题的焦点并负有直接责任，但是，美国仍然是其中的主要当事者。目前，朝鲜认为自身亟须解决的三大难题——外交承认与国际孤立、金融制裁与贸易禁运、军事威胁与安全保障——几乎全都掌握在美国人手里。由于朝鲜核问题久拖不决并趋于恶化，人们也许会问，美国是否真正抱有想处理朝鲜核问题的政治意愿？还是说，美国利用朝鲜核问题，对21 世纪东北亚安全政治未来抱有其他意图？这些问题有待于进一步加以探讨。

注释：

[1] 本文主要观点曾先后在韩国国际经济政策研究所（2006 年11 月1 日）和高丽大学国际大学院（2006年11 月27 日）的演讲会上交流。作者感谢安亨度（Hyungdo Ahn）、金廷镐（Jung-Ho Kim）、金裕南（Yu-NamKim）、朴成勋（Sung-Hoon Park）和张亨寿（Hyoungsoo Zang）对其观点所做的评论。

[2] 本文主要对美国在朝鲜核问题上所采纳的视角给予关注。其考虑是，作为冷战后全球性唯一超级大国，美国不仅是朝鲜核问题的主要当事方，而且拥有处理该问题所需要的充足资源。美国采取何种视角以及它的政治意愿与否直接影响着朝鲜核问题处理的进程和效果。

[3] 有时候，这两种取向被糅合在一起加以使用。譬如，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布什政府在对朝鲜采取强硬立场的同时，也奉行对朝“接触政策”，不过，它与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对朝“接触政策”有着明显区别。布什政府坚持美国对朝接触是在“多边”而非“双边”的框架内进行，而且这种接触在战略上含有强硬、不妥协甚至威胁的色彩。有关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就美国对朝接触战略所展开的学术辩论，可参见Victor D.Cha and David C. Kang, North Korea: A Debate on Engagement Strategi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3。

[4] 譬如，《南北基本合意书》（1991 年12 月13 日）、《美朝框架协定》（1994 年10 月21 日）、《南北共同宣言》（2000 年6 月15 日）、《朝美联合公报》（2000 年10 月12 日）、《第四轮六方会谈共同声明》（2005 年9月19 日）等。此外，包括朝鲜在内的各有关国家曾在不同场合以口头方式表达过确保朝鲜半岛安全与稳定、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的政治意愿。

[5] 它们分别是1993-1994 年的第一次危机、2002-2003 年的第二次危机以及2006 年10 月9 日因朝鲜宣布“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地下核试验所引发的第三次危机。

[6] Roland Bleiker, Divided Korea: Toward a Culture of Reconcilia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5, p. xxviii.

[7] William J. Perr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uture of East Asian Security,” in Woo Keun-Min, ed., Building Common Peace and Prosperity in Northeast Asia, Seoul: Yonsei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21.

[8] James Dao, “Bush Administration Defends Its Approach to North Korea,” New York Times, July 7, 2003; Shane Green, “North Korea Warns Final Showdown with U.S. Will Be a Nuclear One,” Sydney Morning Herald, February 8, 2003, 均转引自Roland Bleiker, Divided Korea: Toward a Culture of Reconciliation, p. xxix。从历史上看，美国是迄今为止唯一在战争中使用过核武器的国家，而且是在离朝鲜半岛不远的广岛和长崎。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有人曾建议把使用核武器作为美国“大规模报复”战略的一部分，但遭到杜鲁门总统的拒绝。1953 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暗示，如果停战协定没有取得进展，美国将使用核武器。1958 年，美国在韩国部署核武器，直到20 世纪90 年代初才被撤走。朝鲜则在冷战时期从未同意将苏联的核力量部署在自己的土地上。此外，美韩、美日经常在朝鲜半岛附近举行有针对性的联合军事演习。

[9] 此外，划分朝鲜半岛南北的非军事区，也帮助建构了一个具有威胁的对方。在韩国，1988 年实施的、含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国家安全法》至今仍然生效；朝鲜则继续坚定地捍卫着本国政治体制，使其免受外来势力的颠覆。

[10] 与此同时，韩国政府实施的“阳光政策”也取得了一系列具体成果，包括2000 年实现韩朝两国领导人的高峰会晤。“阳光政策”的创始者、当时的韩国总统金大中因努力促进朝鲜半岛“南北之间的和平及缓和”而获得当年诺贝尔和平奖。

[11] 美国和韩国的理解是，“北方”放弃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拥抱“南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价值，绝不是南方被“统一”到北方的价值体系及生活方式中去。朝鲜意识到美韩接触政策背后“不战而胜”的政治意图，便会利用外来经济合作和人道主义援助，采取当年在朝鲜战争中行之有效的“边谈边打”战略，以“边执行边要价”、“边谈判边试验”的战略对付美国等国，通过发展自身的军事实力去巩固自己的政治身份。

[12] 强硬派指责温和派所奉行的对朝接触政策是一种绥靖政策，批评克林顿政府时期美朝之间的双边“直接对话”以及韩国政府所推行的“阳光政策”。温和派则反驳说，正是因为强硬派的固执立场强化了朝鲜开发核计划的政治意志，而且没有给朝鲜核问题的解决留下足够的外交空间。

[13] Leszek Buszynski, Asia Pacific Security—Values and Identity,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2004, p. 4; Chung-in Moon and Judy E. Chung, “Conclusion: Reconstructing New Identity and Peace in East Asia,” in Dalchoong Kim and Chung-in Moon, eds., History, Cognition, and Peace in East Asia, Seoul: Yonsei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264-266.

[14] David Campbell, Writing Security: United States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revised edi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8, p. 156.

[15] 德国和越南的例子似乎可以说明这一点。尽管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实现了统一，但是，统一后的德国社会仍然使一些前民主德国人面临着自我身份危机，何况冷战时期双方之间并未发生过战争。在越南，南方和北方之间曾发生过战争，最终由北方统一了国家。尽管如此，历史遗留下来的身份问题还残留于今日越南社会的一些人中间。淡化甚至消除美朝以及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之间的敌对政治身份将更加艰难并需要耐心，因为它们之间不仅发生过战争，而且彼此所建构起来的相互敌对身份在时间上也更为持久。

[16] 朝鲜半岛的（不）安全文化不仅涉及国家的安全，而且还关系到人的安全。现实主义视角经常批评朝鲜因贫困和饥荒所带来的“不良人权记录”,不过，在社会文化视角看来，对朝鲜实施严厉的经济封锁/金融制裁只会使那里的人权状况变得更加恶化。

[17] Roland Bleiker, Divided Korea: Toward a Culture of Reconciliation, pp. 70-72; Gilbert Rozman, Northeast Asia’s Stunted Regionalism: Bilateral Distrust in the Shadow of Glob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225, p.372.

[18] 当然，为了确保国内经济改革的正常进行，继续与国际社会的经济合作并获得人道主义援助，朝鲜应该避免在核问题上进一步做出引起争议的举动，避免使自身进一步脱离国际社会。

作者: 如风往事 时间: 2008-11-5 16:10
标题: 回帖
问一下，这文章是何时写的？

作者: chenmu2299 时间: 2008-11-5 20:08
标题: 两个木偶
两个被牵着的木偶，有啥大惊小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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