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五年来世界政治发展的历程,世界确实改变了,改变的幅度和效果甚至都有点戏剧性。总的来说,这五年国际局势的变化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有了实质性改变,从冷战时代的“威慑战略”在相当程度上转变成了“后9·11时代”的“先发制人战略”。但美国对核大国依然奉行威慑战略,“先发制人战略”的对象主要是美国认为在冷战后对美国构成“即时威胁”的“流氓国家”、支持和窝藏恐怖主义的“恐怖国家”,以及可能成为恐怖主义高发区的“失败国家”。即便如此,“先发制人战略”的实施仍然是美国自1947年制定威慑战略以来历史性的战略调整,反映了美国在后冷战时代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稳定的单极体系建立过程后,需要在今天的国际力量结构中贯彻与美国的单极霸权相适应的对外战略原则与战略内涵。尽管美国学者克里斯托弗·莱恩( Christopher Layne)认为这种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的战略要素在冷战时期就已存在,但作为一种对美国国际安全战略系统的改造和革新,“先发制人战略”是美国战略理论与实践历史上的一次跃进。美国所发动的伊拉克战争集中体现了这一战略的基本理念,那就是对美国所判断的威胁在其尚未直接攻击美国之前就进行军事打击,打击的结果是要在美国主导下进行国家重建,其目标是按照美国的意图彻底消除原有的威胁。“先发制人战略”概括起来说,就是美国掌控下“军事打击- 国家重建- 秩序革新”三位一体。
“9·11事件”后美国对世界秩序的最大冲击,不是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不是先发制人、不是频繁的军事行动,而是美国国内所表现出的“超级爱国主义”( super patriotism) 。这是美国政府有能力通过动用美国巨大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力量折腾世界的根本。“9·11事件”不仅成为美国新保守主义势力全盘操控美国外交的重要契机,最重要的是,它让美国国内政治与社会系统中原有的制衡与监督机制受到了空前压制,这才使得布什政府的反恐战争政策真正有了“大展拳脚”的机会。1998年克林顿政府发动了对伊拉克的“沙漠盾牌”行动,但那时的美国缺乏国内政治条件发动新的伊拉克战争; 2001年1月布什政府刚上台,就曾研究过对伊拉克的战争,却无法付诸行动。“9·11事件”造就了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空前的国内政治条件。自1964年约翰逊总统做出扩大在越南军事介入决定近40年后,美国还从未在国内政治中呈现对总统进行一场“中等烈度”战争如此积极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