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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冷战后美国软实力的下降及其启示 [打印本页]

作者: laruence 时间: 2008-11-3 09:51
标题: 冷战后美国软实力的下降及其启示
内容提要　软实力是国家权力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信息时代的作用日益显著。美国作为当今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不仅具备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而且拥有巨大的软实力资源。冷战结束后,美国在硬实力方面的优势获得巩固,但软实力却正在下降,这使它在某些领域内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下降,对其国际形象、外交政策、国家安全造成了消极影响。中国作为力量不断提升的大国,可以从美国软实力的下降中获得启示,为和平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关键词　美国　软实力　外交

“软实力”的概念是由约瑟夫·奈在1990年出版的《注定领导:变化中的美国力量的本质》(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一书中首次提出的。在该书中,奈认为美国在当今世界上不仅拥有经济和军事等“硬实力”优势,而且还有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等“软实力”优势。这与当时盛极一时的“美国衰落论”形成鲜明对比。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其军事、经济实力迅速膨胀,影响力在全球获得极大扩展。这一事实似乎说明了约瑟夫·奈的正确性。然而事过境迁, 2004年,正当美国“令人炫目”地赢得伊拉克战争,单边主义大行其道时,约瑟夫·奈在《外交》杂志上发表《美国软实力的衰落》[1]一文,历数了美国公共外交和软实力的不足和倒退,重新引起了美国政界和学术界对于“软实力”的关注。本文拟从软实力在信息时代的特点入手,对美国冷战后软实力的下降及其影响进行分析,并试图从中得出有益的启示。

一、信息时代的软实力

软实力并非刚刚出现的新事物,早在普法战争失败后,FaGuo就曾试图通过1883年创造的法兰西联盟来推广它的语言和文学,以修复被毁坏的威信,在海外推广FaGuo文化因而成为FaGuo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2] 在国际关系理论界, 汉斯·摩根索曾提出,当今国际政治“不仅以传统的政治压力和武力方法进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争夺人心的斗争”。[3] 而在外交实践中,基辛格也一直认为:“美国不能只是为了维持力量均势而在世界上继续有目的地存在下去,除此之外,还要推广美国的观念和价值。” [4]

作为“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约瑟夫·奈在1999年的一篇文章中对其做出了较为完整、系统的定义:“软实力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与意识形态吸引,它通过吸引力而非强制力获得理想的结果,它能够让其他人信服地跟随你或让他们遵循你所制定的行为标准或制度,以按照你的设想行事。软实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信息的说服力。如果一个国家可以使它的立场在其他人眼里具有吸引力,并且鼓励其他国家依照寻求共存的方式加强界定它们利益的国际制度,那么它无需扩展那些传统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5]2004年3月,约瑟夫·奈在新著《软实力——国际政治中的制胜之道》( Soft Power—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中又对“软实力”进行了简略阐述:“软实力是一种能力,它能通过吸引力而非威逼或利诱达到目的。这种吸引力来自一国的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当在别人的眼里我们的政策合法、正当时,软实力就获得了提升。” [6]

在著名的“三维棋盘论”中,约瑟夫·奈将象征硬实力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划在了“棋盘”的上两层,而位于底部的是在信息时代其重要性愈发凸显的软实力。我们不妨将其与传统的硬实力进行对比,那么信息时代下的软实力大致有以下几大特点:

形式的抽象化　在衡量各国的硬实力时,我们可以通过计算其军队人数的多少、武器装备的优劣、GDP排名的先后等等加以比较。但软实力却是一个相对抽象的概念,难以进行具体、精确的量化。同时软实力始终处于变化之中,会随着外在环境(公众舆论、外交政策等)的变化而消长。此外,软实力的提升或下降是一个缓慢、渐变的过程,难以觉察。大多数情况下,某项国内或外交政策在实施数年后才能看出它对于软实力的影响。

拥有者的多元化　在传统安全时代,国际政治的主要行为体是国家,它对于军事或经济在内的硬实力拥有垄断性。即使在新安全观出现的今天,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恐怖组织在内的非国家行为体拥有的硬实力也无法与国家相提并论。相比之下,软实力的拥有者却趋于多元化,无论是强国或弱国,无论是非政府组织、集团甚至个人,都几乎能平等地借助信息和通讯革命带来的便利,传播并提升各自的软实力。在这一方面,本·拉登无疑将个人所具备的软实力发挥到了极致,“成为穆斯林世界里颇受欢迎的人物,他的软实力转换成了人们对他的追随,为他而战斗,并捐助他的事业。” [7]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虽然视之为“眼中钉”却也无可奈何。传播的便捷化　即便是在交通、通讯高度发达的今天,硬实力的转移和运用都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时空的阻隔。美军在伊拉克战争前的军事部署和准备就长达4个月之久。相比而言,软实力的众多来源处于政府控制之外,它们在信息时代的传播也极为迅速且难以监控。例如,作为软实力重要的载体和传播工具,大众媒体为政府、集团垄断或操纵的难度越来越大,人们可以通过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各种渠道在第一时间获取或传播信息。比如,恐怖分子利用互联网发布斩首人质的录像逼迫相关国家从伊拉克撤军,以及卡塔尔“半岛电视台”不断播放与西方主流媒体观点大相径庭的节目,便表明了这一点。

影响的深远化　由于硬实力与软实力运用的目标和范围不同,两者造成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也存在差异。硬实力通常用于实现某一特定、具体的目标,如吓阻侵略、保卫领土、援助盟国等。它往往能迅速发挥作用,并一举改变形势。但硬实力大小强弱的转换较快,其影响相对短暂,无法保持长久的效果。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曾一时横扫欧洲大陆,但很快被盟军击溃并最终土崩瓦解。相比之下,软实力主要着眼于长远目标,如文化价值观的接纳、国家形象的塑造、国际制度的遵守等,这些都是无法通过硬实力短期完成的。同时,软实力一经成功发生作用,其影响是深远而长久的。中华传统儒教文化在东亚乃至世界范围内强大、持续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便证明了这一点。

从以上分析可以发现,软实力与硬实力看似一组相对的概念,但实际上却相辅相成、不可偏废。一方面,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是软实力发挥作用的重要基础,因为一个经济落后、军事羸弱的国家永远不可能在国际事务中具备足够、有效的影响力。另一方面,软实力的提升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硬实力。美国对国际经贸领域内相关规范和制度的主导地位,无疑有助于美国企业在贸易和投资等方面占据有利地位,从而增强其经济实力。

二、美国软实力的下降及其影响

美国是当今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其军事、经济硬实力在世界首屈一指,拥有的软实力也为世人瞩目。冷战时期,美国凭借软实力方面的比较优势,在激烈的全球争霸中占据了有利位置。但是冷战后,特别是小布什政府上台后推行的单边主义路线和对军事力量的一味“迷信”,导致了美国在软、硬实力运用上的严重失衡,使其影响力和吸引力大大降低,软实力蒙受重大损失。一般而言,软实力的主要来源包括价值观念、国际制度、文化交流等,以下我们就从这三个层次对美国软实力的下降简要做些分析。

第一,美国的民主价值观念遭受质疑。美国在“天定使命观”的驱使下,一直自诩为民主、人权和自由的“灯塔”。无论是卡特总统时期的“人权外交”,还是老布什任内的“超越遏制”,美国各届政府一直将推广美式的价值观念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目标。不可否认,冷战后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政治民主化进程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美国的影响,美国的政治制度模式也成为不少国家推崇和效仿的样板。20世纪末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标志着美国不费一枪一弹赢得了旷日持久的冷战,而宣扬西方民主价值观的“和平演变”政策在这其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从这一意义上说,软实力的威力胜过了美元和导弹。

但是,美国标榜的“民主自由”正越来越多地受到质疑。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时宣扬的一大重要目标就是解放伊拉克人民,并协助其建立“民主制度”。但这种以武力为后盾的“民主化”改造不过是新保守主义势力“新帝国”构想的一部分,其最终目标是改造世界上所有与美式民主价值观念相悖的国家。在此过程中,美国可以超越其他国家的主权,动用包括武力在内的一切手段。新保守主义的上述思想和行动不仅令伊斯兰世界的人们感到厌恶,而且让一些原本对美国深怀好感国家的民众也颇为不安。据2003年一项对20个国家1. 6万人的调查,美国的声誉已经急剧下降:在8个穆斯林国家中,有7个国家的大多数受访者认为,他们的国家将遭到美国的攻击; 美国在FaGuo、德国、巴西、俄罗斯的支持率也下降了15%以上。[8]

第二,美国频繁挑战公认的国际制度。二战结束后,美国创建了众多的国际制度,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还主导了许多重要国际条约、规范的签署和形成,如《核不扩散条约》、《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等。毫无疑问,上述国际制度的建立,使美国得以按照其国内认可的、符合其利益的规则为其他国家制订行为规范,提供公共产品,并力求它们予以遵循。[9] 由此形成的“制度霸权”正是一种软实力,它的运行机制、规则、赏罚等等都为“游戏规则”的制订者提供了一定的“特权”。正如约瑟夫·奈所说:“如果某一国家能够塑造与其利益和价值观一致的国际规则时,它的行为在别人看来会表现得更加合法。如果它运用国际制度并遵循规则,鼓励其他国家按照它的喜好来规范和限制行为,那么这个国家就不需要那么多昂贵的胡萝卜和大棒了。” [10]

然而布什总统上台后不久便以有损美国国家安全和利益为由,退出或废止了一系列国际条约:《京都议定书》、《反弹道导弹条约》、《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等。而此后美国更是抛开联合国擅自发动伊拉克战争,损害和挑战了联合国安理会在维护和平与安全方面的权威和作用。美国对国际制度的种种背离和破坏,极大地消耗了其长久以来积累的外交资源,是对软实力的破坏性开采。2001年美国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改选中落选,使其第一次失去了利用国际组织推行美式人权标准的便利。2004年世贸组织授权欧盟就美国对其产品征收“反倾销税”采取报复行动,作为所受损失的赔偿。上述例子表明,美国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在国际制度中的“控制权”和“优先权”,而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影响力却相对提升。

第三,美国开展的文化交流受到削弱。美国拥有全球最为庞大和完整的信息制造与传播体系,它利用这一巨大优势把美国的价值观念、文化传统、生活方式传播到全世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其他国家人们的思维、行动甚至民族特性。加拿大人委员会主席莫德·巴洛(Maude Barlow)曾悲哀地宣布:由于美国软实力的强大影响,“捍卫加拿大特性的斗争已经基本结束”。[11] 同时,美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每年接纳来自全球的上万名留学生,这些精英人士学成后无论是留在美国还是回国,都会将美国文化给他们带来的影响直接或间接地传递发散出去,无形地扩大了美国的吸引力并可能推动本国发生某些微妙的改变。约瑟夫·奈不无得意地指出:“一些早期来美国的苏联留学生最终成为执掌大权的官员,他们在苏联解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2]

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曾为美国赢得冷战发挥巨大作用的公共外交[13]在对外战略中的地位不若往昔。美国国会于1998年通过了取消新闻署(USIA)的议案。政府用于公共外交的经费也不断锐减,至2001年,美国对公共外交项目的拨款只有1. 1亿美元,不及国际事务总预算的4%。[14] 这一变化造成的直接影响就是,美国对外宣传的覆盖范围不断缩小。“9·11”前夕,曾经覆盖50%苏联公众和80%东欧民众的“美国之音”,在中东地区的覆盖率只有2% ,使美国丧失了与恐怖分子争夺支持者的重要渠道。[15] 文化交流方面,每年前往美国留学的人员数量在逐年下降,从1995年时的4. 5万人减少到2001年的2. 9万人。“9·11”事件后,美国为确保国土安全,实施了严格的入境签证制度,更迫使许多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学生转而选择其他国家。据统计, 2004年美国大学招收的留学生比上一年减少了214% , 2005年的降幅为1% ,这是自1971年以来赴美留学生人数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16]留学生人数的减少不仅使一些国外的优秀人才流失,而且也严重影响到了美国软实力的一大重要来源。

上述分析表明,美国的软实力在冷战后受到了削弱。但必须指出的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软实力优势不复存在。事实上,它的软实力在世界范围内依然首屈一指:每年的奥斯卡颁奖仪式吸引着全球数十亿观众的眼球;占全球500强半数的美国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进器;美国主导或积极参与的各种国际、区域组织在解决重大问题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尽管如此,美国软实力的下降已经对其国际形象的塑造、外交政策目标的实现以及国家安全的维护产生了消极且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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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国际形象受损,公信度下降。美国在发动伊拉克战争时对相关情报的编造、夸大及之后发生的美军虐囚丑闻、欧洲秘密监狱事件,使其国际形象和公信度下降到自越南战争以来的最低点。这就是为什么当前国务卿鲍威尔在2004年智利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上极力说服与会各国相信伊朗正在寻求发展核武器时,人们会不禁联想起他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出示各种“确凿”情报证明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的情景。国际形象和公信度的下降,致使包括美国盟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对美国处理国际事务的动机和公正产生疑虑,损害了美国的联盟体系和全球主导地位。

第二,外交政策目标的实现难度加大。强大的软实力一直是美国推行其外交政策的有力工具,无论是“马歇尔计划”的成功实施,还是“遏制战略”的有效执行,无不得益于其他国家对美式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接纳和欢迎。但现在,软实力的下降迫使美国不得不耗费更多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资源,利诱甚至威逼相关国家服从它的政策安排。即便如此,预定的外交政策目标也未必能够顺利实现。以伊朗核问题为例,由于美伊关系的僵局和该地区反美情绪的高涨,美国外交斡旋的空间有限。相比之下,欧盟凭借良好的软实力却发挥了积极的建设性作用,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和承认。无怪乎有媒体评论认为:“欧洲人的软实力证明比美国的硬实力更能有效改变国际局势。” [17]

第三,国家安全的维护更为艰巨。“9·11”事件击碎了美国本土安全牢不可破的神话,迫使布什政府将保卫国土安全、打击恐怖主义视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任务。但上述目标的实现仅凭军事或经济的硬实力是不够的,还需要有效发挥软实力的作用。但伊拉克战争后美国软实力的大幅下降不仅导致原有的反恐联盟出现裂痕,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提升了恐怖主义势力的“吸引力”,正如拉姆斯菲尔德所疑惑的:“我们每天俘获、射杀或震慑的恐怖分子的数量比极端宗教分子针对我们招募、训练、部署的数量多吗?” [18]因此,美国民众所期待的绝对安全的目标不仅无法实现,相反软实力下降所引发的反美浪潮让他们面临着更大的安全威胁。

软实力的下降及其造成的影响已经引起了美国政府的关注。在2005年1月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布什承认伊拉克军事行动破坏了美国与传统盟国间的关系,导致美国在世界许多国家的形象受损。[19]为此,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力图修补受损的软实力:出访欧洲、中东各国,弥合与传统盟友的分歧和矛盾;积极援助印度洋海啸受灾国家,扭转其在该地区的不良形象;主动邀请联合国参与伊拉克的政治过渡和重建工作;加快签证审批速度,吸引更多国外学生留学美国;等等。然而正如前文所述,软实力的提升与下降是一个缓慢而微妙的过程。美国软实力在冷战后便开始的下降趋势并不会因为这些补救政策而产生立竿见影的转变,正如欧洲民众对于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而产生的负面情绪不会因为布什的一次访问而迅速消散那样。总之,信息时代的软实力将更加显著地影响美国政治、经济的方方面面,而美国外交、军事乃至国家安全战略的走向也将直接决定其软实力的消长,这一切都有待进行长期的观察。

三、启　　示

通过对美国软实力下降的简要分析,我们更为清晰地理解了软实力的来源、特点和影响,以及它与硬实力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此基础上可以得出如下几点启示:首先,软实力在信息时代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在信息时代,越来越多的人们能够利用包括卫星电视、互联网络在内的通讯方式,轻易跨越地理疆域的时空界限,在第一时间获知并发送信息。这一特点为软实力的形成和传播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约瑟夫·奈曾形象地描绘道:“美国外交部官员开着吉普车,到第三世界偏远地区向与世隔绝的村民展示卷带式电影的日子,早已一去不复返。” [20]同时,信息时代的全球化进程也带来了诸多仅凭传统硬实力无法解决的跨国问题:恐怖主义、毒品走私、环境污染等。而软实力在这些非传统安全领域却能发挥独特的作用。正如《波士顿环球报》的一位记者所言,如果说“美国的全球政治、军事势力范围实际上是有限的,但由于美国文化在世界各地占有支配地位,使这个世界以一种更深刻、基本和持久的方式日益美国化,其结果是美国利用军事和经济力量没有达到的目的,却利用软实力轻易达到了。” [21]

其次,软实力是一种无形的潜在力量,需要着意维护和深入挖掘。软实力的实现需要以相应的硬实力作为基础,但硬实力的强大并不一定意味着会有同等规模的软实力,即两者的发展并非一定同步。例如,俄罗斯和日本分别是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军事大国和经济大国,但两国拥有的软实力资源却并不显著。因此,一国政府在努力发展经济、军事力量时,也应制订相应的政策,认真提升并挖掘现有的软实力,为硬实力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这一点已经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接受,前德国外长费舍尔曾指出:“德国的海外学校不但传播德国的文化和语言,而且充当德国工业出口的大本营。” [22]同时,冷战后美国软实力的大幅度下降也表明,不当和过度地运用硬实力将损害软实力,并对国家的内政外交造成消极且长远的影响,从而反过来制约硬实力效果的发挥。

第三,软实力并非万能,其使用存在局限性。在强调软实力重要性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它的使用也存在局限。软实力只能对外部世界产生分散的影响,不能完成具体的目标,如对恐怖分子的打击、制止金融危机等。软实力的发挥或多或少需要来自硬实力的支持,因为“作为‘山上之城’的软实力并不能提供硬实力所提供的强制性的能力。它并不能单独支持一个非常冒险的外交行动”。[23] 此外,软实力的运用也需要考虑特定的环境和背景,需要建立在对他国文明尊重和了解的基础之上,因为世界上并不存在普世的文明。例如,美国的流行音乐和好莱坞大片在全球一些地区受到追捧,但在某些中东国家却被视为“邪恶”和“异端”。

中国是一个力量处于上升过程中的发展中大国,能否充分认识软实力的重要性,恰当运用和提升现有的软实力,同时为硬实力的完善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是具有现实意义的重要课题。在目前状态下,中国的软实力来源包括:悠久的传统文化、成功的发展模式、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等。随着硬实力的不断发展,中国的软实力也在扩大,对世界的影响和吸引力日益显著。正如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中国问题专家爱德华·弗里德曼说:“中国软实力的吸引力必然会改变世界,特别是亚洲。” [24]但相比而言,中国的软实力依然有限,亟待系统地挖掘和提升,在此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处理好发展软实力与硬实力之间的关系。正如前文所述,硬实力是软实力发挥作用的重要基础,没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无论有多大的软实力也无法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有效而广泛的影响,因此发展经济和巩固国防是当前中国面临的不可动摇的两大任务。同时,软实力的重要性亦不能忽视,它既能为硬实力插上腾飞的翅膀,也可能成为阻碍其前进的绊脚石。因此,制订软实力发展的总体战略规划、有意拓展软实力形成的多种渠道、恰当有效地运用软实力是必要且紧迫的,最终让“软”的一手“硬”起来,做到软硬配合、软硬兼施、和谐发展。第二,为软实力的生成塑造良好的平台。在信息时代,软实力形成、传播和提升的最重要平台就是媒体。但是长期以来,一方面由于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的偏见和不公,导致中国的形象在整个西方乃至世界受到扭曲甚至“妖魔化”;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在某些重大事件发生后的信息发布和传播渠道尚待完善,也使国内外媒体难以进行全面的报道。为了赢得一个客观、公正、友善的舆论环境,我们应当积极利用各种机会、方式向世界全面、客观地展示自己,这样既能让世界公众有机会了解中国的进步和不足,也能扩大我们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从而有效地生成软实力。

第三,大力开展多种形式的外交活动提升软实力。除了传统的官方外交,还可以采取诸如公共外交、文化外交、援助外交等多种非传统外交形式提升软实力。比如,在中法文化年的双边交流活动中,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精粹在巴黎香榭丽舍大道上的展示,即受到了西方主流媒体的关注,有效地加深了国外民众对中华文明的认识。在印度洋海啸灾难中,中国政府展开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对外援助行动,向世人显示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有效地消除了东南亚国家对于“中国威胁论”的疑虑。正如加州大学中国问题专家理查德·鲍姆(Richard Baum)所说,“中国正试图提升其软实力,展示其作为国际社会好公民的形象。” [25]

注释：

1. Joseph S. Nye, J r. , “The Decline of America’s Soft Power”,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04, pp. 16—20.

2. 约瑟夫·奈:《美国霸权的困惑》,郑志国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73页。

3. 〔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的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徐昕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15页。

4. Henry Kissinger, Years of Upheaval, Boston: Little Brown Company, 1982, p. 242.

5. Joseph Nye, “The Challenge of Soft Power”, Tim e, February 22, 1999, p. 21.

6. Joseph S. Nye, J r. ,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p. 25.

7. Joseph S. Nye, J r. ,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p. 73

8. Madeleine K. Albright, “Bridges, Bombs, or Bluster?”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03, p. 8.

9. 〔美〕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9页。

10. Joseph S. Nye, J r. ,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p. 28.

11. Gabrielle Gray, “The Americanization of Canada”, Washington Post, Sep tember 5, 2000, p. 5.

12. Joseph S. Nye, J r. ,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p. 84.

13. 公共外交( Public Diplomacy)指通过国际交流、媒体、民意测验以及对非政府组织的支持等,了解、获悉情况和影响国外民众,扩大一国的政府、公民与国外民众的对话,减少他国民众对该国的错误观念,提高国家在国外公众中的形象和影响力,进而增进国家利益的外交形式。

14. Edward Kaufman, “A Broadcasting Strategy to Win Media War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Sp ring 2002, p. 105.

15. Antony J. Blinken, “Winning the War of Idea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Sp ring 2002, p. 125.

16. 央视国际:“美国各界呼吁放宽学生签证”, http: / /www. cctv. com / abroad /20051124 /100655. shtml,2005年11月24日。

17. William Pfaff, “Soft Power Victories”,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anuary 5, 2005, p. 7.

18. Joseph S. Nye, J r. , “The Decline of America’s Soft Power”, p. 19.

19. Jim VandeHei et al. , “Bush Says Election Ratified Iraq Policy”,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16, 2005, p. A1.

20. Joseph S. Nye, J r. , “Rice Must Deploy More Soft Power”, Daily S tar, January 25, 2005, p. 12.

21. John Yemma, “The Americanization of the World”, Boston Global, July 28, 1996, p. 10.

22. Joschka Fischer, Address at the opening of the Forum on “The Future of Cultural Relations Policy”, Berlin, 4 July 2000, released by the German Federal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23. Joseph S. Nye, J r. , “Redefin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1999, p. 25.

24. Nathan Grades, “China’s Soft Power Will Change the World”,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anuary 27, 2004, p. 12.

25. Don Lee, “China Steps Up to Role of Rising Regional Leader”, Los Angeles Times, January 6, 2005, 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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