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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冷战后美国新保守主义对华政策话语：影响及局限性* [打印本页]

作者: laruence 时间: 2008-11-3 09:51
标题: 冷战后美国新保守主义对华政策话语：影响及局限性*
【内容提要】近年来，“新保守主义”成为人们分析和考察美国对外政策包括对华政策时的一个出发点。冷战后，新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美国东山再起，它不仅有自己的基本主张，而且提出美国外交战略思考所遵循的指导原则。本文对这些基本主张和指导原则加以叙述和归纳，并对冷战后新保守主义者所制造的一系列对华政策话语进行解读，指出冷战后新保守主义对美国政府对华政策施加影响的程度，既与新保守主义在美国政治中得势程度有关，也与新保守主义对华政策理念与变化中的世界政治及中美关系发展趋势相吻合的程度有关。

【关键词】美国新保守主义对华政策话语美国政府影响力

近年来，在美国对外政策分析中，“新保守主义”不断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话题。[1] 一种比较趋于一致的看法是，随着冷战结束，尤其随着“9.11”事件后，美国新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美国东山再起，它不仅有一套指导冷战后美国外交战略的基本原则，而且竭力试图对冷战后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制定施加影响。对冷战后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制定施加影响是新保守主义的一个重要侧面。[2]

那么，新保守主义对冷战后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制定构成了影响吗？如果构成了影响，影响的程度有多大？提出这类问题实际上是要理解“谁在影响美国对华政策”这个更具一般性问题中“知识精英话语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问题。一种假定是，所有的美国对外政策受影响于一定的观念、信仰和政治意识形态，而新保守主义者试图对冷战后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制定施加影响的情形，在布什政府执政时期变得更加明显。不过，本文同时认为，有关“影响的程度”问题又是一个在经验上难题实证的问题。于是，本文采取一种诠释的方式，通过对新保守主义对华政策话语的解读，并从新保守主义的盛衰地位和中美关系的现实环境，去理解在这类话语和冷战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制定之间的可能联系。

本文首先叙述冷战后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基本主张，揭示这些主张在新保守主义外交战略原则中的体现；然后对冷战后美国新保守主义对华政策话语进行适当解读和归纳，以便抓住它们的核心含义。本文最后从新保守主义在美国政治中的变化以及它与世界政治及中美关系现实变化环境之间的关系，去理解新保守主义对冷战后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制定构成影响的程度及其局限性。

一

美国新保守主义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在外交战略方面，新保守主义者所推崇的主要人物被认为有西奥多·罗斯福和罗纳德·里根，这两个已故前美国总统的思想对新保守主义对外政策理念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美国新保守主义者最喜欢阅读的著作之一被认为是古希腊人修昔底斯的《伯罗奔尼撒之战》。就世界观而言，美国新保守主义属于对人性和人类社会持悲观看法之类的意识形态。在美国，悲观的思想是与这个国家的传统精神（譬如美国独立宣言所体现的美国秉性的一般特征）相悖的。尽管一些新保守主义者经常使用“自由、民主、人权”等字眼，并在政治目标上显得很乐观，但这种乐观主要只是反映在文字上。实际上，许多新保守主义者更倾向于把这个世界看作是一种霍布斯式的“残酷”世界。新保守主义内部存在着不同的派别和分歧，但是，它们均分享着以下的基本主张：

第一，从根本上讲，人性是恶的，而且人的理性是有局限性的。人类的生存状况是依据善与恶而得到确定的；考察一个行为体具有何种政治特征，关键是看该行为体对善与恶所做的选择。在（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善与恶之间的斗争中，美国不仅一直高举道德的旗帜，而且还是对恶加以遏制和铲除的主要力量。

第二，在确保民主自由和制造革命性变化方面，全球市场所培育的竞争手段——而不是机构合作——才是更为主要的动力。在建立市场规则方面，存在一些机构性的框架是有必要的。但是，这些框架的作用是有限的，因为它们强调了结果平等，而忽视了过程平等。

第三，合法性更多地来自于致力于民主建设，而不是来自于普遍参与国际机制，更何况有些机制中的许多成员尚不属于民主的国家。

根据这些主张，美国新保守主义者提出指导冷战后美国外交战略思考的基本原则：

第一，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均势是维护各主权国家独立及自由的保证。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许多不民主的国家，那么，这种权力均势就是一种必要选择，而不是把倡导集体安全或依赖国际机构作为替代选择。无论是集体安全还是国际机构，它们只有在权力均势的作用下才是有用的。

第二，决定国家之间关系的基本要素是军事力量以及对这种力量加以使用的政治意愿。军事力量优先于包括经济、外交或所谓软力量在内的其它力量，理由是，假如没有军事力量，其它所有形式的力量都是虚弱的、靠不住的。

第三，当今世界处于一种“单极时刻”，美国是这一时刻中的唯一超级大国。使用军事力量的政治意愿以及将自身充足的物质资源转换成所渴望的政治结果，应该是对美国外交战略的首要选择，而不是最后的选择。在对外政策制订过程中，美国应该把“慕尼黑绥靖”而不是“越南战争”作为历史类比，因为前者可用于作为确立美国军事上先发制人思想的依据，后者则会挫伤美国军队在反恐战争中的士气。

于是，美国新保守主义者不赞成冷战后世界政治潮流所倡导的一些基本理念。在美国新保守主义那里，争夺军事上的优势是一条永恒的法则；国家之间建立共同体去协调国际事务是不可能的；国家之间的相互信任是不可靠的；在敌人决定消灭你之前，先发制人地消灭敌人；不相信也不说服别人相信“世界将会变得更好”。2001年，一些美国新保守主义者给新执政的布什政府写信，建议总统不要关注国际政治中诸如“稳定”、“正常化”之类的概念[3]；所谓国家之间“良好关系”是一种令人产生猜疑的外交辞令；“威慑”、“遏制”、“集体安全”、“建立互信”、“对话”、“共识”等在当今世界政治里基本上是不奏效的[4]。在他们看来，一些国际条约和协定并不是维持世界秩序的基础，而是一些国家或国际社会谋求“制约和控制美国权力”的工具[5]。新保守主义者也不太关注非军事因素的作用，如鼓励经济、减少贫困、软实力、环境保护、国际商务等，甚至在一些新保守主义者看来，“9.11”事件后美国发动入侵伊拉克的战争，其主要考虑是要在中东推广民主，而不一定是为了那个主权国家的石油。

在美国，所谓新保守主义，它实际上是一种激进的意识形态。它从冷战时期竭力反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转向冷战后努力倡导“单极”理念。所谓单极论，它是一种关于美国处于全球主导地位的理念，是一些美国人针对冷战后国际环境发生巨大变化所做出的一种反应，其核心含义是要求维护和巩固“美利坚强大”的事业。这种理念起源于老布什政府时期，并在1990年代获得发展。冷战结束前夕，一批带有新保守主义倾向的政策制定者和知识精英开始提出，一个以美国单独主导世界秩序的时刻到来，即所谓的“单极时刻”[6]。冷战结束后，单极论倡导者们试图为未来美国对外政策目标确立一幅宏大蓝图，并提出美国全球大战略。他们指出，美国应该建立“一种全球超级大国的标准，这种标准旨在影响国际环境自身的发展”,使其符合美国的“核心利益”[7]；“美国不仅应该是这个世界的警察或掌管者，而且还应该是这个世界的灯塔或指南”[8]。在美国新保守主义者看来，这个世界应该由一个超级大国所支配。美国对外政策在冷战后的新目标是防止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挑战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美国的国家利益应该从全球的角度加以定义，任何地方发生冲突，将被认为是在美国周边所发生的冲突。为了维持唯一超级大国地位，美国必须采取建设性的行为并利用充足的军事力量，威慑和防止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挑战美国的支配地位。在新保守主义者看来，冷战后的美国安全不单是狭隘的美国本土安全，而且还包括全球的安全，因此，冷战后的美国不但不应该削减自身的军事开支，反而需要扩大自己的军事力量，使其延伸到世界的各个地区，并运用美国庞大的军事力量去重铸一种新的“美国治下的民主和平”。

二

美国新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美国东山再起之后，不仅提出指导冷战后美国外交战略的基本原则，而且竭力试图对冷战后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制定施加影响，其中包括对冷战后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制定施加影响。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随着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美国新保守主义开始对中国的变化给予密切的关注，并在冷战后的不同时期提出新保守主义对华政策主张。对于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美国新保守主义者的总体认识和看法，主要是建立在上述的新保守主义基本主张和对外政策战略考虑基础上。这些认识和看法是审慎的、悲观的，甚至是带有敌意的。他们的对华政策主张是以这样一些假设作为基础：中国仍然是目前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共产主义国家之一；中国的崛起必然对现存的美国超级大国地位构成挑战；美中之间的冲突最终表现为军事上的较量。

于是，冷战后美国新保守主义制造了一系列对华政策话语。它们可以从三个主要方面加以解读：一是批评美国政府（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执政）在对华关系方面采取温和、妥协的政策；二是把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社会关系确立为敌对的、至少是竞争的关系，但绝不是战略合作的关系；第三个方面是，中国物质实力的增强从逻辑上讲对美国构成潜在的军事威胁。

从历史上看，每当美国政府试图对华采取较为温和的政策选择时，新保守主义者便会对美国政府温和的对华政策提出批评。1970年代末，中美两国恢复外交关系。罗纳德·里根当选总统后,对美国扩大与共产主义中国的联系一度表示怀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里根政府的立场开始发生变化（譬如，1981年6月，美国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访问中国），并试图沿着尼克松和卡特政府时期的努力方向与中国改善关系。于是，里根政府和新保守主义之间在对华关系问题上发生分歧。在一些新保守主义者和主要的共和党人看来，里根的对华政策“令人不舒服”。有趣的是，当时的美国国务院官员保罗·D·沃尔福威兹则鼓励美国政府与中国的接触，尽管他和当时的国务卿舒尔兹都不赞成亨利·基辛格关于冷战时期中国在抗衡苏联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的看法。1983年，里根提出想访问中国，沃尔福威兹建议，为了避免看上去美国人再次向中国人“磕头”，这次要求中国总理先访问美国，然后美国总统再去中国，否则，它会给人感觉中国处于强势地位。据称，沃尔福威兹的建议在美国政府内占居上风[9]。1984年1月，中国总理访问美国，同年4月，美国总统访问中国。

新保守主义者对克林顿政府和后来的小布什政府的若干对华政策也提出批评。威廉·克里斯托尔和罗伯特·卡根强烈指责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政府对华采取“全面接触”政策，认为美国政府出于对华贸易利益而与中国打交道是在搞绥精政策，而“绥靖中国”是一个错误；在他们看来，美国政府与中国做贸易不会使中国变得更加民主、更加负责任[10]。乔治·W·布什曾在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批评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称如果他当选总统，他将把中国看作是一个“竞争者而不是一个战略伙伴”[11]，布什的对华政策表态得到新保守主义者的赞赏。然而，当2001年布什步入白宫后不久以务实态度处理中美之间撞机事件时，一些新保守主义者开始对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表示强烈不满，指责布什政府在外交处理上对中国人使用“遗憾”一词，声称该事件表明“美国已经处于被羞辱的路途上”[12]；并呼吁美国对华政策目标应该是帮助中国向民主社会和平过渡[13]。这些言论成为当时新保守主义开始对布什政府对华政策不满的一部分。

美国新保守主义对华政策话语的另一个方面，是把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社会关系确立为敌对的、至少是竞争的关系，但绝不是战略合作的关系。一些新保守主义者沿袭冷战时期对国际政治的思维，利用简单的善恶二元论，把冷战后的中国继续列入美国的“敌人”名单上[14]，。他们建议，美国应确定“审慎的地缘政治”战略，谋求与越南、印度和俄罗斯建立更良好的社会关系，减少对日本的经济压力。在一些新保守主义者（包括带有新保守主义倾向的国会议员们）看来，由于对华经济制裁作用不大，美国政府应该加大对中国人权记录的批评，以便使中国政府感到不安。

“9.11”事件后，在全球反恐战争的背景下，中美两国在打击恐怖主义、经贸合作、外交及军事交流等领域取得重要进展，双方之间面向21世纪的伙伴关系被赋予明确的内涵。中国力量的崛起再度成为美国舆论关注的一个焦点。在这个期间，美国一些新保守主义者直接参与了国内有关美国对华政策的辩论。一种主要的观点认为，当今全球权力正在经历重大的历史性转移，亚洲正在出现印度和中国力量的崛起。不过，新保守主义者指出，美国应该“欢迎一个新的印度——一个拥有核武器、守法、操英语的国家——进入世界舞台”，印度将成为“美国的一个紧密盟友”；中国则“将很快成为一个苏联式的超级大国”，并在未来成为美国的挑战者。[15]新保守主义杂志甚至发表署名文章，呼吁美国应该支持日本想做“正常”国家的努力，美日之间的军事联盟关系应该得到加强，以牵制中国[16]。在这些言论里，新保守主义者试图对中国的身份再次加以确定，并且试图把中国与其它国家的身份区别开来，从而确定美中之间的社会关系既不同于美国与另一个亚洲崛起国家印度之间的社会关系,也不同于美日之间的社会关系。这种观点还认为，中国正在利用朝鲜与华盛顿和东京作战，而不必直接介入其中；“中国在中东、中美洲和南美洲、东南亚的对外政策，受支配于19世纪美国式的现实政治”。[17]

作为把中国视为潜在的“挑战者”的逻辑延伸，美国新保守主义对华政策话语的另一个核心是敦促美国政府提早对中国采取“防范”战略，因为在审慎而悲观的新保守主义者看来，防范一个潜在的“挑战者”宜早而不宜迟。如前所述，新保守主义者极为看重未来世界政治中物质实力的安排。如果说占支配地位的工具是军事，那么，它规定着美国对外政策的思维模式是要寻找外部的敌人。在一些新保守主义者看来，中国是一个潜在的敌人，中国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规定了它是美国唯一选择需要加以对付一个对手[18]；而且是一个“政治、军事及道德上的对手”[19]。

在防范中国的问题上，新保守主义者内部大体上有两种选择取向。一种是以遏制为主的防范战略。一些新保守主义者对中国的军事保持高度警惕。罗伯特·D·卡普兰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重新崛起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合法的[20]。但是，作为近年来“中国威胁论”在美国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卡普兰写道：没有任何国家的海军或空军曾对美国构成过威胁，不过，“这种情形将立即发生变化。中国正准备深入太平洋……不难想象的是，长达几十年的冷战情形将会重演，其对抗的重心不是处于欧洲腹地，而是在太平洋的环礁上”。[21]因此，在他看来，“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中国将在太平洋上反复与美国进行不对称的对抗”，“美国的军事与中国在太平洋上的争斗将确定着21世纪”。[22]因此，对中国军事力量加以遏制是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前面提及的美国与其他盟国之间加强军事联系之外，一些新保守主义者敦促美国政府向台湾出售带有先进雷达系统的导弹驱逐舰，要求美国领导人单方面宣布，美国不容忍中国大陆占领或使用导弹袭击的方式打击台湾，并建议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从战略模糊转向战略清晰和现实。

另一种取向则表现得相对温和。1990年代末，新保守主义者扎尔梅·卡里扎德（现任美国驻伊拉克大使）等人撰写了《美国和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战略及其军事含义》文本[23]。这是美国兰德公司为美国空军所撰写的一份报告。它分析了当前及未来的中美关系，提出美国对华政策应采取“遏制和接触”（Congagement）的战略。2005年9月，美国国务院里另一名新保守主义官员罗伯特·佐利克（他本人于2006年6月19日突然宣布辞去美国副国务卿职务）在纽约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上发表政策演说，提出中国是美国的“利益攸关者”新概念，认为中美两国在国际事务上分享共同的利益,并试图把中国进一步纳入“国际社会”。与前一种取向不同的是，这种取向更倾向于试图使美国对华政策适应于处于变化中的中国以及世界政治格局。

三

如果说新保守主义一直试图对冷战后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制定施加影响，那么，它是否构成了影响，假如构成了影响，影响有多大。这是一个从经验上难以给予确切回答的问题。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制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美国政治结构的特征决定着美国政府内部往往存在着不同的、甚至相互冲突的对华政策话语，譬如总统的对华政策话语会不同于国会的对华政策话语，国务院的对华政策话语会与国防部或中央情报局的对华政策话语相矛盾等。面对日益复杂多元的中美关系，美国决策者们不得不日益倾向于听取来自不同渠道包括知识精英和思想库专家们的建议，不同的观念、信仰以及政治上的意识形态都有可能影响政府的对华政策制定，甚至在白宫、国务院、国防部、国会内部存在着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倡导者和支持者，但是，仍然不清楚的是，像新保守主义这样的意识形态对冷战后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制定构成多大的影响。

尽管如此，本文认为，至少有两个相互关联的因素影响并制约着新保守主义影响冷战后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制定的程度。一个因素是新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美国政治思潮中的地位；另一个因素是中美关系本身变化和发展的程度。冷战结束前后，新保守主义思潮再度出现，但在整个1990年代并没有在美国政治意识形态中占主导地位，而且也没有受到克林顿政府的明显青睐。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制定主要依据了美国外交哲学中的自由主义传统，并揉和了一定的现实主义政治哲学的成分，提出对华采取“全面接触”的战略选择，尽管这个选择经常遭到来自美国国内保守力量尤其来自国会保守的共和党人的激烈批评。

冷战后新保守主义在美国真正意义上的东山再起，应该是伴随着布什政府执政开始的。大量的研究表明，这时的新保守主义者更为突出地利用机构性力量（报刊、杂志、电台、电视台、思想库、政府供职等途径）传播新保守主义的基本主张及对外政策（包括对华政策）理念，而“9.11”事件的发生似乎正好证实了这些主张和理念的“正确性”及“合理性”。21世纪初，新保守主义对美国政府对外政策（尤其中东政策）制定构成影响是明显的，譬如在白宫、国会、国务院、国防部以及中央情报局，都存在着身居要职的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倡导者或支持者。

然而，新保守主义对布什政府对华政策制定的影响显得比较复杂，它经历了一个从布什政府最初受影响于激进的新保守主义而把中国确定为“战略竞争对手”，到后来受影响于温和的保守主义而把中国确定为美国的“利益攸关者”的变化。首先，它与21世纪中美关系本身的变化相关联。尽管布什政府包括布什本人欣赏新保守主义的基本主张和对外政策理念，但是，美中关系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使得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制定过程不得不更多地以务实及合作作为基础，而不是简单地依赖某种政治意识形态。[24]如果说布什政府内部曾就是否“遏制”还是“接触”中国展开过严肃的辩论，那么，这场辩论现在已经结束。事实上，中美两国正在探索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一方面，在美国政府看来，中国既是一个竞争者也是一个朋友，但不是敌人。布什政府接受中国在世界经济和政治舞台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尽管在竞争的过程中对中国采取“防范”战略，但也承认美国在实现自身对外政策目标时需要中国给予合作，譬如邀请中国在控制朝鲜和伊朗核计划以及稳定全球经济方面的合作。另一方面，中国崛起已经成为一种社会事实。中国政府明确表示中国“永远不称霸”，这个话语所要表达的含义是，中国做一个“维持现状”的大国。尽管中国可能不会无限期地容忍美国在外交事务中的霸权地位，但是中国与当今世界秩序之间的利害关系太密切，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会打破这种秩序，中国也从未为自己“设计过建立地区或全球霸权的理论和战略”。[25]从这个意义上讲，实际的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以及中美关系的现实发展，并非完全沿着新保守主义所设计的对华政策轨迹推进。

新保守主义对华政策话语的影响程度也与新保守主义本身在美国政治思潮中地位变化有关。布什政府目前在伊拉克战争政策上所面临的严重困境，给激进的新保守主义对外政策理念的“正确性”及“合理性”提出质疑。此外，在过去的几年里，新保守主义不仅在美国国内受到广泛批评，而且其内部出现严重分化和矛盾，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应该削弱了新保守主义在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制定中的影响力。[26] 于是，在一些人看来，新保守主义在美国的盛行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并开始走下坡路。

不过，就在共和党内部新保守主义派别之间激烈争斗的时候，新保守主义的一些信条开始在民主党内“复活”起来。据称，一批与民主党有关的权威学者和年轻的国家安全专家——譬如《新共和》杂志主编彼得·贝纳特（Peter Beinart）和进步政策研究所所长威尔·马歇尔（Will Marshall）——以及一些民主党政客——譬如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约瑟夫·利伯曼（Joseph Lieberman）、弗吉尼亚前州长马克·沃纳（Mark Warner）和艾奥瓦州长兼民主党领袖委员会主席汤姆·维尔萨克（Tom Vilsack）——呼吁重温杜鲁门和肯尼迪总统冷战时期的国家安全计划。他们主张扩大目前的反恐战争、增加军事力量、在全球推广民主，同时要求美国政府在必要时不要害怕使用武力。[27]本文认为，如果新保守主义重新返回民主党，那么，它似乎要进一步说明，“9.11”事件后美国社会的政治气候从总体上讲正在从中间逐渐走向右倾，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在不同的党派、群体和社团，以不同的方式、使用不同的语言表达出来。

综上所述，冷战后美国新保守主义提出指导美国外交战略思考的基本原则，并试图对冷战后美国政府对外政策包括对华政策制定施加影响。尽管对施加影响的程度难以从经验上加以实证，但是，本文通过诠释的方式，叙述了新保守主义的基本主张，以及建立在这些主张基础上的冷战后新保守主义对外政策理念。本文认为，冷战后新保守主义过份看重军事力量在当代国际政治中的作用，甚至不适当地把使用这种物质力量资源作为实现美国对外政策目标的首选工具。它在强调美国利用冷战后国际体系“单极时刻”的同时，忽视和低估了当代世界政治强调各行为体在处理国际事务过程中“合作”、“对话”以及“共识”的重要性。

本文把冷战后新保守在对华政策话语放在一定的历史及社会环境里加以解读，发现冷战后新保守主义对华政策话语的总体特征是把当代中国视为冷战后美国唯一超级大国地位的潜在挑战者，把崛起的中国力量作为加以遏制和防范的对象。本文认为，冷战后新保守主义对华政策理念，没有充分认识到一个变化的中国和现实的中美关系发展。一些新保守主义知识精英对中国社会身份的消极看法，基本延续了冷战时期的对华思维模式，也没有考虑到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所发生的变化，这些必然导致它对冷战后中国物质实力增强持悲观甚至敌视的看法，并在对华政策方面提出一系列与世界政治及现实中美关系发展趋势不相符合的言论。事实上，在国际政治中，中国已经不再努力把共产主义作为人类社会的未来方向在世界范围内加以宣传；也不再支持周边国家或地区的*政府武装力量，或向它们输出“游击战争”概念。相反，中国正在鼓励市场经济，加强竞争的市场机制，分享自由贸易理念。中美之间在经济、社会领域乃至在国际事务方面分享的价值逐渐增多。因此，冷战后新保守主义对华政策话语的实际影响在布什政府时期经历着变化过程，而且是有限的。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新保守主义的对华政策话语影响更加虚弱。

本文也指出，冷战后美国新保守主义对华政策话语对美国政府决策的影响程度，与新保守主义本身在美国政治中的盛衰地位有关。冷战后新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东山再起，尤其随着布什政府的执政而似乎盛行于美国政府的决策中，它一度成为指导布什政府“反恐”战争的指南。但是，随着美国政府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陷入严重的困境，新保守主义主张和对外政策理念开始遭遇严重的挫折。新保守主义对华政策话语的影响力也应该受到削弱。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自“9.11“事件后，整个美国社会的政治气候从总体上讲更加趋于保守。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新保守主义将与其它的意识形态一起在美国社会长期存在下去。如果新保守主义像一些人所观察的那样在民主党的知识精英和政客中间“复活”，那么，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前途，以及它对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制定的可能影响，还有待人们冷静观察。

注释：

* 本文写作得到“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资助。

[1] 在我国，对美国新保守主义对外政策理念的更多关注，主要是随着乔治·W·布什总统入主白宫而开始的，尤其随着美国政府展开全球“反恐”战争、对阿富汗和伊拉克实施军事打击，人们对它给予更为密切而持续的关注，并取得一些研究成果。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列举近来部分的作品：王传剑：“新保守主义与冷战后美国对外战略”，《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3期；潘锐：“论新保守主义与小布什政府国家安全战略”，载倪世雄和刘永涛编：《美国问题研究》（第四辑），时事出版社，2005年；姜振飞和姜恒：“新保守主义与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第4期；史泽华：“戈德华特保守主义外交战略思想评析”，《国际论坛》，2006年第1期；李志东和梅仁毅：“冷战后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思想运动”，《美国研究》，2006年第2期；王恩铭：“当代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兴起”，《国际观察》，2006年第2期；何志龙：“美国新保守主义与‘大中东计划’”，《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6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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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近年来，论述美国新保守主义对华政策理念的分析文章也屡见报端。因篇幅所限，本文在此仅列举学术期刊上的有关成果：元简：“新保守派的外交思想及其在美国的影响”，《国际问题研究》，1998年第2期；张睿壮：“也谈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外交思想及其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国际问题研究》，2000年第2期；王联合：“新保守派与美国对华政策”，《国际观察》，2005年第6期等。

[3] Steven Mufson: “Bush Urged to Champion Human Rights: Conservatives Call on President to Promote Democracy, Freedom in Foreign Policy”,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26, 2001, p. A5, 转引自Stefan Halper and Jonathan Clarke: America Alone: The Neo-Conservatives and the Global Ord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23.

[4] Robert J. Lieber: “The Folly of Containment”, Commentary, April 2003, 00.15-21.

[5] Jeane Kirkpatrick: “American Power-For What?” Commentary, January 2000, p. 34; John Bolton: “Courting Danger: What’s Wrong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n R. James Woolsey, (ed.): The National Interest on International Law and Order (New Jersey: Trnasaction, 2003), pp. 93-108.

[6] 美国新保守主义者认识到，冷战后美国处于国际体系中唯一超级大国地位的现象不会长期存在下去，因此，美国应该利用这一“时刻”去重铸一个符合美国国家长远利益的“世纪秩序”，见Charles Krauthammer: “Unipolar Moment”, Foreign Affairs, 1990-1, (Winter); 1992年初，美国国防部在迪克·切尼的领导下完成新的美国对外政策战略，放弃战后“集体国际主义”概念，提出“由一个大国仁慈主宰”的新概念。

[7] Robert Kagan and William Kristol (eds.): Present Dangers: Crisis and Opportunity in American Foreign and Defense Policy (San Franscisco: Encounter, 2000), pp. 13-23.

[8] Lawrence F. Kaplan and William Kristol: The War Over Iraq (San Franscisco: Encounter, 2003), p. 21.另一本新保守主义著作也重申了这类主题，参阅David Frum and Richard Perle: An End to Evil: How to Win the War on Terror (New York: Radom House, 2003)。

[9] Gary Dorrien: Imperial Designs： Neoconservatism and the New Pax Americana,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 59.

[10] 1999年至2000年期间，新保守主义“知识精英”中的主要代表人物威廉·克里斯托尔和罗伯特·卡根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新保守主义对华政策言论，譬如：William Kristol and Robert Kagan: “Call Off the Engagement”, Weekly Standard, May 24, 1999; Robert Kagan: “How China Will Take Taiwan”, Washington Post, May 12, 2000, B17; Robert Kagan: “Clinton’s China Two Step”,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17, 2000, A23; William Kristol and Robert Kagan: “China’s Trade Deal—Why Rush?” Weekly Standard, April 24/May 1, 2000; William Kristol and Robert Kagan: “The Bucks Stop Here”, Weekly Standard, May 22, 2000 William Kristol and Robert Kagan: “The Appeasement Gamble”, Weekly Standard, May 29, 2000.

[11] Governor George W. Bush: “A Distantly Amercian Internationalism”, speech at Ronald Reagan Library, Simi Valley, California, November 19, 1999，转引自Stefan Halper and Jonathan Clarke: America Alone: The Neo-Conservatives and the Global Ord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23.

[12] Robert Kagan and William Kristol: “National Humiliation”, Weekly Standard, April 16, 2001, pp. 12-14.

[13] William Kristol: “Democracy in China: How about Promoting Democracy Instead of Engaging in Dictatorship”, Weekly Standard, June 25, 2001, p.11.

[14] Charles Krauthammer: “Why We Must Contain China?” Time, July 31, 1995.

[15] Victor David Hanson: “The Global Shift”, National Review Online, June 10, 2005,(http:// article.nationalreview.com/?q=MWE4MjA2MGJiMjg3MTQ0NWY5YWUzMjJjNTkzNmFiNDU=)

[16] Richard Lowry: “Time for the Sun to Rise”, National Review, July 4, 2005, pp. 29-31.

[17] 同上。

[18] Ross H. Munro: “Counter, Confront and Challenge?” in Robert Kagan and William Kristol eds.: Present Dangers: Crisis and Opportunity in American Foreign and Defense Policy (San Franscisco: Encounter, 2000), pp. 68-69.

[19] Elliott Abrams et al.: “American Power—For What?” Commentary, January 2000, pp. 21-47.

[20] Robert D. Kaplan: “How We Would Fight China”, The Atlantic Monthly, June 2005, pp. 49-64.

[21] 同上，第49页。

[22] 同上。

[23] Zalmay M. Khalizad, David T. Orletsky, David Shlapak, Ashley J. Tellis: The U.S. and a Rsing China: Srategies and Military Implications(1999).

[24] 有关的具体分析，可参阅王联合：“新保守派与美国对华政策”，《国际观察》，2005年第6期，第15-16页。

[25] 郭万超：《中国崛起：一个东方大国的成长之道》，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57页。

[26] 在美国，对新保守主义提出批评和质疑的情形是常见的，但是，从新保守主义核心成员内部发出对新保守主义的挑战则是罕见的，最近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著书与新保守主义主张决裂，便是一个例子。见Francis Fukuyama：America at the Crossroad: Democracy, Power, and the Neoconservative Lega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另参阅周琪：“福山对‘布什主义’及‘新保守主义’理念的抨击”，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50/ 49152/4315752.html。针对目前新保守主义所面临的困境，有人提出，保守主义的大战略若要取得成功，一个前提条件是新保守主义内部的不同分支（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保守的现实主义）之间要联合起来。见Henry R. Nau: “No Enemies on the Right”,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78, Winter 2004/2005, pp. 4-8.

[27] Jacob Heibrunn: “Return of the liberal hawks”, Los Angles Times, May 28, 2006, p. 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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