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

标题: 关于美国形象的思考 [打印本页]

作者: 岸上的猪 时间: 2008-11-3 09:48
标题: 关于美国形象的思考
【内容提要】论文在欧洲、阿拉伯世界和中国就美国的形象问题所做的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对造成美国形象在世界上下降的因素作了分析，指出影响美国形象的诸因素中，有政策的因素，但在更深层次上，文化的因素是不可忽略的。文化价值（包括宗教）上的差异成为美国与欧洲在如何对待伊斯兰恐怖主义问题上的分歧的潜在因素。西方文化价值，特别是美国主义，与伊斯兰文化价值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的冲突也是造成美国形象受损的原因之一。同时，美国国内的政治文化因素影响了其公众外交，制约了美国在国外的形象。论文指出，综观美国的政治文化，美国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矛盾性正是美国文化的显著特点之一。美国信奉的信条和它在世界上的帝国扩张始终处于矛盾之中。这种政治文化的***，以及美国人所特有的例外的天赋使命感必然会使美国同世界处于对立的地位而影响其形象。

【关键词】美国形象文化因素政策因素

【作者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美国社会文化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美国在单方面施行先发制人的战略，发动了对伊拉克的战争和占领之后，其声誉和形象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在以往30年的历史中，反美情绪(anti-Americanism)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激烈而广泛。它不仅在伊斯兰世界，而且在欧洲日益高涨。这引起了美国行政高层的震惊。美国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关注其在世界的形象问题。

对美国的印象是由两个层次组成的：一个是文化的层次，即受价值支配和驱动的(value-driven)理性反应模式，通过事件看到事件背后所牵涉到的文化问题，并根据这种问题而作出审慎的判断；一个是时事的层次，即受事件支配的(event-driven)即时反应的模式，从事件本身所牵涉到的国家或个人利益而对美国作出判断。人们通过知识的渠道，形成了对美国的看法，根本上说，是对美国生活方式的看法，对美国价值的看法，这是文化的层次。一般地来说，在这一层次形成的看法，或褒或贬，比较而言，是一个较为稳定的数。时事的层次是指人们通过对当前发生的突发性的事件的认识来对美国形成看法。在这一层次形成的看法，或褒或贬，比较而言，是一个变动较大的数。它随着事件的性质的变化而变化。褒贬的阵容也会随之发生激烈的变化。一般来说，受价值支配和驱动的理性反应模式和受事件支配的即时反应模式之间是在交替起作用的。随着全球化的演进，随着现代性越来越广泛地涵盖各国的社会生活，国际政治越来越影响草根群众的生活，因此，对国际政治的反响也越来越大众化了。同样，对美国的反应已不再局限于精英阶层，也越来越大众化了。正是这种国际政治的大众化成为人们对美国形象关注的原因之一。

约瑟夫·奈认为，“目前的反美情绪是由于我们的政策，而不是由于我们的文化。”[1] 实际上，影响美国形象的既有政策的因素，也有文化的因素。只有从这一命题出发，我们才能比较全面地来观察和评判美国在世界上的形象问题，并从中找出影响美国形象的因素。

一

在过去的几年中，美国形象在它的盟友国家大幅度下降。自2000年以来，在27个国家中有19个国家的人民对美国的赞同率下降。在1999/2000年，德国有78%的人，英国有83%的人，土耳其有52%的人，印尼有75%的人对美国形象有好感，但在2002年，此数字在德国下降了17%，在英国下降了8%，在土耳其下降了22%，在印尼下降了14%。[2] 在纪念9·11事件两周年时，由于美国在伊拉克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单边主义的霸权行为，美国已失去了世界的同情。

根据《国际先驱论坛报》与皮尤（Pew）研究中心在2001年11月12日至12月13日对美国和23个国家的275位政治﹑媒体﹑商务﹑文化和政府精英人士的调查，77%美国以外的人士认为美国在反恐战争中是单边主义的。[3] 据德国《明镜》周刊（Der Spiegel）在2002年4月的调查，48%的德国人认为美国是和平的保障，而在1993年持这观点的占62%，下降了14%。47%的德国人认为美国是侵略性的，而在1993年持这观点的仅占34%，上升了13%。[4] 据美国本身的外国关系委员会的调查，85%的德国人，80%的FaGuo人，73%的英国人，和68%的意大利人批评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外交。[5] 英国《星期日时报》在2004年5月的一次调查显示，50%的选民希望布莱尔落选，90%的选民认为，他的声誉因为与美国人结盟而遭到毁坏，其中三分之二认为遭到极大的损害。只有23%的选民认为，英国应该成为美国人的全心全意的盟友。[6]

最近在英国和FaGuo所表现出来的文化情绪深刻而典型地反映了欧洲精英对美国的印象和看法。英国戏剧家2004年4月在北伦敦基尔伯恩三轮车剧院（Kilburn’s Tricycle Theatre）演出政治剧《关塔那摩：保卫自由的荣誉》(Guantanamo:Honour to Defend Freedom)，受到观众和批评家的欢呼。它于6月26日移至伦敦西区公演。该剧描述被关押在古巴关塔那摩监狱的英国人所遇到的痛苦。舞台上呈现一排排双层床，床旁边便是关押囚犯的笼子。犯人穿着桔黄色的囚衣，带着镣铐。戏剧表现了真实的人物，如被关押的四个英国人中的一个，莫阿查姆·贝格(Moazzam Begg)，和因证据不足而释放的卢赫尔·阿赫默德(Ruhel Ahmed)。严格地说，这不是一部戏剧，而是一部通过9·11后穆斯林囚犯和他们的家属跟律师﹑英国外长斯特劳和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对话，通过访谈，信函，记者招待会和演讲表明这些囚犯已陷入“法律的黑洞”。该剧的导演尼古拉斯·肯特(Nicholas Kent)说，在英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正义感。观众看了《关塔那摩》剧后，对于没有通过正常的法律程序（审判犯人）而感到非常气愤。当今日世界上对伊斯兰的恐惧越来越严重的时侯，我希望告诉世人，（在对待伊斯兰的问题上）存在不公正的现象。[7]

摄制批评布什的记录片《华氏9/11》(Farenheit 9/11)的迈克尔·莫尔(Michael Moore)在FaGuo受到热烈的欢迎是意味深长的。在戛纳电影节上当该片首场式演出结束时，观众起立，鼓掌达19分钟之多。他的电影不仅获得电影节金棕榈奖，而且成为全FaGuo媒体和大众的谈资。它在欧洲受到欢迎反映了欧洲的一种文化情绪，因为它矛头是指向布什总统的。此片揭示美国领导人如何利用民族的一场悲剧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而普通的美国人却为此付出极高的代价。电影认为布什的政策主要是为一小部分美国精英服务的，而蓝领阶层是布什政策的主要受害者，有时甚至以他们的生命为代价。影片追踪海军陆战队的招募工作，招募人员往往在穷困的社区才能招募到新兵，因为那是这些青年男女摆脱穷困的唯一出路。影片突出一位母亲的形象，她穷，她无法支付孩子们的教育费用，她只好送孩子们去当兵，因为这是唯一可以使孩子们将来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一条道路。而在一场她无法理解的战争中，她失去了一个孩子。影片以对比的手法显示了那些大跨国公司的总裁们在关于伊拉克的豪华的会议上一边吃夹着奶酪鱼肉的薄面包，一边分享夺取利润的机会。记录片记录了那生命攸关的7分钟，批评布什当他在已经知道美国受到骇人听闻的恐怖袭击的情况下，却仍然和小学生在朗读《我的宠物羊》。在记录片的描述中，布什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人”，而是一个享有许多特权的人物。影片揭示了布什家族和沙特王室在金融上千丝万缕的联系。布什和班达尔·本·苏丹王子是好朋友，而班达尔·本·苏丹王子曾竭力掩盖沙特与国际恐怖主义牵连的程度。莫尔说，他的目标不是观众的掌声，而是希望击败布什。他说，（美国）战士给他写信，表达他们对（伊拉克）战争的失望感。这是我们的士兵不支持他们的总司令的一个例子。在前线的美国战士担心他们遭受跟他们父辈在越南战争中遭受到一样的命运，而成为“年轻的杀人犯”(baby killer)。[8]

FaGuo国民议会议员皮埃尔·勒罗西(Pierre Lellouche)认为，欧洲人的反美情绪实质上是反布什主义 (anti-Bushism)。即使欧洲人对美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牺牲四十万士兵﹑战后实施马歇尔计划而心存感激，但他们也不得不将他们尊敬的罗斯福和克林顿的美国和他们公开蔑视的布什政府区别开来。虽然欧洲人嘲弄过里根的无知，卡特的无能和福特的结巴，但从来没有看到象今天那样对于布什的近乎怨恨的拒绝。布什代表后现代欧洲痛恨的一切：宗教信仰，民族主义（甚至爱国主义），对军事手段（而不是国际法）的倚重，单边主义（而不是集体决策）。反布什主义几乎成了欧洲大部分首都当今的宗教。[9]

对美国形象的损害，是其单边主义政策造成的，是由如威廉·富布莱特所谓的“傲慢的实力”(the arrogance of power) 造成的，是作为世界上唯一的军事超级霸权而带有的傲慢(hubris)造成的。根据《国际先驱论坛报》与皮尤（Pew）研究中心的调查，大部份人不喜欢美国的实力政策。[10] 在欧洲，大部分人士认为，正是美国的侵略政策和以色列的侵略政策造成了恐怖主义。[11] 同样，在欧洲，大部分人士认为，美国的单边主义在未来的10年中对欧洲来说将是一个重要的国际威胁。[12]

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小查尔斯·沃尔夫例举了6条与当前美国国家安全最为关切的评定盟友的标准：1. 反对国际恐怖主义；2. 致力伊拉克的安全，重建和民主化；3. 致力阿富汗的安全，重建和民主化；4. 致力推进中东路线图，同时保持对以色列的强有力的支持；5. 坚持六方会谈解决朝鲜半岛的核问题；6. 支持通过有关方面的协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美国根据其国家利益的这些标准来判断它的盟友和敌人以及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团体和个人。正如帕默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说的，“我们没有永恒的朋友和敌人，英国利益是永恒的权衡的标准”，[13] 美国利益是美国考虑的永恒的标准。这是作为新帝国的美国在世界上行事的思想基础。当美国利益和其它国家和地区的利益发生冲突，这必然会影响美国的形象。

单边主义已成为美国当今外交政策的主要特点之一。傲慢的单边主义使美国与世界上其它国家间离 (alienate), 孕育反美情绪和仇恨，这也就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温床。在9·11事件之后，它企图通过反恐战争和解除“邪恶轴心国”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军事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压力在国际社会中推行一种新秩序。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它面临的最大的战略问题是如何避免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联合起来反对它。美国的力量是史无前例的，没有任何国家可以与之匹敌。全世界花费在防务上的费用大约8千亿美元，而美国的防务支出就占3千8百亿美元，比全世界防务开支最多的次14国的总和还更多。美国在武器技术方面远远超过它的盟国，因此新帝国主义的强权产生单边主义，这是极自然的事。布什政府的新战略是，“美国强大的兵力将足以规劝潜在的对手不要追求将超过美国力量或足以与之相匹敌的力量。”根据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nsheimer）的理论，美国寻求的是权力的最大化，为了自身的利益寻求国际关系中的霸权。

从实质上说，美国在许多方面的单边主义是由于其遍布全球的经济利益所驱使的。在美国看来，全球的安全就是美国帝国的安全。“西方正在、并将继续试图通过将自己的利益确定为‘世界共同体’的利益来保持其主导地位和维护自己的利益。”[14]

9·11事件和反恐战争使新保守主义（或者说，社会保守主义）的布什政府在单边主义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在一系列问题上，诸如对邪恶轴心国的定义，国际刑事法庭，京都议定书，撤出反导弹条约，进行国家导弹防卫体系的研究，钢材进口，农业补贴，等。美国单边主义在决定攻打伊拉克的问题上更为明显。

约瑟夫·奈认为，美国在其单边主义的道路上将其软权力浪费殆尽。他提出三点以恢复美国的软权力：1．作出政策调整，在伊拉克寻找一个政治解决的方案；2．作出更大的努力，促进中东和平进程；3．与盟友和国际组织进行更紧密的合作。说到底，就是改变美国的单边主义的外交路线，走多边主义的路。[15]

正当美国在反恐战争中需要朋友和理解，需要扩大跨文化的交流时，美国紧缩的移民政策大大减少了外国进入美国进行文化交流的学生和学者数，将无数未来的朋友拒之门外。这对美国的公众外交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使美国失去了许多潜在的未来的朋友，对美国的形象也是一个极大的损失。这也是美国形象在世界上下降的原因之一。根据《国际先驱论坛报》与皮尤（Pew）研究中心的调查，50%的欧洲人，54%的拉美人，66%的亚洲人对美国的这种紧缩移民政策不满。[16]

在9·11事件以前的20年中，进入美国的外国学生数增加了一倍多。在1979年，美国驻外领事馆共签发224030份学生签证，占非移民签证的4%；在2000年，则签发了589368份学生签证，占非移民签证的8%。其中持F类学生签证数为308944，持J类文化交流签证数为273959，持M类学生签证数为6465。来自亚洲和欧洲的人数最多，均占总数的43.7%。从事大学本科学习的人数占47.6%，从事研究生学习的人数占44.6%，专攻商务的为最多，占19.4%，其次为工程与数学以及计算机，分别占15.2%和12.4%。[17] 而这种状况在9·11之后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申请美国的签证变得异常困难。

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Laurence Summers)说，哈佛和全国其它大学一样，由于实行对签证申请的新的要求，在吸收全世界最聪明的学生资源方面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世界其它地区对美国的误解和美国对世界其它地区的误解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严重。由于签证手续的拖延和安全检查的繁琐，许多最优秀的学生转而申请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学校。外国留学生在新西兰就读的人数在2001年为30000，而在2004年升至100000。从长远来说，美国将遭受损失，短期的安全考虑将使美国丧失长期的活力和创造力。他说，美国由此而丧失了大量对美国友好的情谊，丧失了许多在未来有可能领导他们国家的人才。如果签证的手续不改善，它将影响未来美国好几十年。世界与美国的交流和美国与世界的交流是十分重要的，而目前的签证政策使美国走向一个错误的方向。

在2000年申请哈佛文理研究生院的学生中，48%是外国学生，而在2004年，外国学生的申请数才40%。在2003年，10379学生申请哈佛商学院，而在2004年，这数字降至8526。所有9个系的外国学生的申请数都有所下降。[18] 在2002年，全美就读英语进修课程的外国学生为51179，比2001年下降了38.4%，而在2004年下降数达40-50%。[19] 一般这些学生在读了英语进修课程之后便会申请大学就读，所以英语进修课程就读人数的下降会对在大学就读的外国学生数造成长期的影响。自1971年以来，在美大学就读的外国学生在2003年首次下降。在美国2700所大学和学院中，外国学生总数下降2.4%。在25所外国学生最多的大学中，外国学生数都大幅度下降。[20]

关键是在安全考虑与美国社会的开放性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一个平衡点。正如美国国务卿鲍威尔说的，“在保护公民方面与使美国向世界开放的需求方面保持平衡。”[21]

造成美国形象下降的另一个文化因素就是宗教的美国和世俗的世界的矛盾，特别是与具有相同的文化的根、却是相当世俗的欧洲的矛盾。根据BBC在2004年2月底的一次就“世界如何看待上帝”的问题在10个国家10000人中的调查，54%的美国人经常前往教堂做礼拜，而在英国仅为21%，在俄罗斯只有7%。79%的美国人相信有神论，在英国这个数字仅为46%。[22] 大部分英国人和FaGuo人不相信有神，现代欧洲社会，也就是拉姆斯菲尔德所谓的“老欧洲”（指FaGuo、德国和反对伊拉克战争的一些欧洲国家），是一个非常世俗的社会，FaGuo最近立法禁止在公共学校中佩戴任何明显的宗教标志，其中包括伊斯兰头巾、大十字架和犹太人小帽就是一例。而美国则是一个宗教性很强的国家，布什总统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宗教性很强的总统。他引用《马太福音》说了他著名的话，“你要么跟我站在一起，要么反对我。”人们注意到，布什政府至今未能从政治和社会学的高度来界定由民族主义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结合在一起而产生的畸形儿——恐怖主义；在布什总统的纪念9·11三周年的大会上，将它说为“善与恶的斗争”，带有很强的宗教色彩。克林顿在评述布什总统时说，“政治不是宗教，我们应该在事实的基础上领导（我们的国家），而不是在神学的基础上。”[23] FaGuo《世界报》主编约安—玛丽·科隆巴尼(Jean-Marie Colombani) 在2004年11月4日社论中说，欧洲和美国被一个相信他的本能“由上帝驱使的”总统而变得有了天壤之别。[24]欧洲人没有美国人的天赋的使命感。

二

在9·11之后的几个月盖洛普在沙特15000人中作了一个广泛的调查。调查包括“你是否支持拉登成为阿拉伯半岛的领袖？”这样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只有4.7%的被访问者支持拉登成为领袖，但47.8%的人却认同他的言语——他对西方侵犯伊斯兰土地的谴责，对美国袒护以色列的攻击，对阿拉伯政府的无能和腐败的指责。这从反面显示阿拉伯人对美国的看法。[25] 2004年上半年的调查显示，在约旦和巴基斯坦，同情拉登的人数大大超过同情布什的人数。[26] 根据《国际先驱论坛报》与皮尤（Pew）研究中心的调查，41%认为，9·11标志着美国与伊斯兰冲突的开始。

根据皮尤全球态度调查（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在2002年夏末和初秋对44个国家38000人的调查，几乎每一个穆斯林国家的人民都反对反恐战争。在黎巴嫩，50%以上，在埃及和约旦，80%以上的人反对反恐战争。调查发现在许多穆斯林国家有相当多的人认为，为了保卫伊斯兰，暴力是合法的。皮尤报告指出，对美国的恶感（如果说不是仇恨的话）集中在中东和中亚的穆斯林国家。[27] 在取样的27个国家中，在19个国家中美国的吸引力大大地降低了。亲美国在许多国家的国内政治中在政治上变得不受欢迎，因此，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不得不在与美国的合作方面小心翼翼。[28] 9·11事件调查委员会在其报告中指出，“在大部份伊斯兰世界，基层大众都不支持美国。”[29]

《国际先驱论坛报》和皮尤（Pew）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表明，大部分美国以外的人士认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对美国以色列政策的一个反动。在中东高达95%的人这么认为。[30] 66%的美国穆斯林认为布什的反恐战争是针对恐怖主义，而不是针对伊斯兰的。这个比率与Pew研究中心与外交关系理事会(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在2001年10月15—21日的调查相一致。78%的穆斯林认为美国的中东政策导致恐怖主义的攻击，而洛杉矶时报在2001年9月13—14日的调查持这种观点的一般美国人是58%。67%的穆斯林认为反恐战争的最好办法是改变美国的中东政策。[31]

美国的中东政策，如大卫·布洛克斯所言，本质上是“企图在整个中东传佈福音派基督教民主”(try to evangelize for democracy across the Middle East)。[32] 美国不问国内条件，醉心于选举政治。这在美国的大中东计划里非常明显地表露出来了。美国希望在大中东地区按照西方的模式进行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推动和帮助自由选举，扶持新的独立的媒体，培养有文化的一代”。

美国应该停止执行亲以色列、反巴勒斯坦的政策。这一政策使穆斯林仇恨美国，同时使反美情绪带有强烈的反犹色彩(anti-semitism)。美国需要注意的是，不要使国际反恐战争演变为一场犹太教—基督教的西方对贫穷的穆斯林世界的文明之间的战争。在目前反美的潮流中含有反犹的倾向。对于大部分在伊拉克国内和国外的阿拉伯穆斯林来说，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极像是一场“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十字军”发动的战争，以征服穆斯林，或者在伊拉克这个阿拉伯国家头上强加一个外国的文明。[33] 盖洛普对11个穆斯林国家的一个民意调查（2002年4月23日）表明，这些国家的人民都毫无例外地仇恨美国。根据《国际先驱论坛报》和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41%中东地区人士认为9·11事件是美国与伊斯兰之间一场重要冲突的开端。[34]

美国政府中的新保守主义者缺乏对伊拉克的了解，也是造成美国形象在中东下降的原因之一。白宫中的新保守主义者们以为入侵伊拉克的美国士兵会受到普通伊拉克人英雄般的欢迎。他们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调查显示，伊拉克人仇恨萨达姆，他们同样反对外国入侵他们的国家。“在这与外界隔离的一小群人中弥漫着由谄媚者煽起的乐观主义”。美国使用武力，美国追杀一个独*者（萨达姆），却支持其他的阿拉伯独*者的虚伪性，美国意识形态说教者们的傲慢的言论，美国占领伊拉克所造成的混乱局面给了美国民主一个非常坏的声誉。历史证明，向一个国家强加哪怕是在普世主义的名义下非常好的思想也会遭到反击和不满的，这不会造就皈依者，反而会造就决心捍卫他们血族和灵魂的敌人。[35]

阿布格拉布监狱的虐俘事件的披露对美国形象的损害是灾难性的。这已经不是一般的精神上的虐俘，而是充斥了性虐待。一个美国女兵用牵狗的皮带牵着一个裸体的阿拉伯男犯人取乐，这在阿拉伯世界引起震动。这使人们从道德的层面上对美国的伊拉克战争提出了疑问，对美国思想的可信性提出了疑问。美国作为民主魅力的象征的形象受到了损害。政治理论家雅隆·埃兹拉希 (Yaron Ezrahi) 认为，“做善事的美国受到了极大的伤害。”[36] 然而，根据《国际先驱论坛报》与皮尤（Pew）研究中心的调查，只有21%的世界精英人士认为美国在世界上做善事。[37]

2003年美国两党共同组成的一个咨询小组提出报告，认为美国的形象在全世界不佳，主要是由于美国在公众外交方面的投资太少。美国在2004年军事预算为4500亿美元，而其用于官方发展援助则只有150亿美元。美国在整个伊斯兰世界在公共外交方面的投资仅1.5亿美元，仅为美国军事开支的一个小零头。美国在国际广播和交流方面每年花费约10亿美元，与FaGuo相当，但美国的面积是FaGuo的5倍。这种不均衡状态反映在美国的思维方面就是一方面美国的军事力量是无与匹敌的，而另一方面它对占世界人口一半的低收入的国家的了解却几乎为零。[38]

根据2002年度阿拉伯人类发展报告，阿拉伯地区人均收入增长率在过去20年间降至略高于次撒哈拉非洲的水平，生产率下降，研究与发展几乎不存在，没有科学与技术，知识份子纷纷逃离令人窒息的政治与社会环境，阿拉伯妇女几乎普遍被拒于教育之外，一半妇女是文盲，产妇死亡率是拉丁美洲的两倍、东亚的4倍。“阿拉伯世界剥夺了自己一半人口的创造力和生产力”。该报告由阿拉伯经济与社会发展基金主持，囊括22个阿拉伯国家的2.8亿人口。2020年，阿拉伯人口将增至4.1亿和4.59亿之间。报告说，在以色列统治下，巴勒斯坦人的发展更是无从谈起。[39] 对于大部分经济和文化十分落后的东方穆斯林民族来说，西方的自由主义的文化价值无异于洪水猛兽。伊斯兰社会面临所谓的“现代主义危机”。全球化使有些穆斯林国家边缘化。根据《国际先驱论坛报》与皮尤（Pew）研究中心的调查，82%的非美国人士认为，美国的现行政策导致世界上贫富两极分化，这是人们不喜欢美国的主要理由。[40] 人们非常惧怕经济两极分化。

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存在世俗的崇尚消费主义的资本主义与原教旨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美国化的全球市场与反对现代化的落后部族之间的紧张关系。植根于美国文化和美国政策的美国市民社会的软权力，如好莱坞，大学教育，影响力遍布全球。好莱坞在宣扬消费主义、性与暴力的同时，也宣扬个人主义、在社会阶梯中靠个人努力往上提升的可能性与自由（包括妇女自由）等价值。全球通俗文化的美国化引起穆斯林原教旨主义人群的不满。在美国社会中，离婚率高达50%。60年代在西方，特别是美国形成性解放浪潮。美国社会对性的公开性与容忍性，是传统的保守的东方文化所无法接受的。这与对性事讳莫如深的伊斯兰文化形成尖锐的不可调和的冲突。

同时，美国作为新帝国的关于美国命运和“历史终结”的思想使美国人想当然地以为国际社会终究会美国化。美国入侵伊拉克意味一个文化渗透进入另一个文化。而这对于正统的穆斯林来说意味着背叛宗教、不道德，会受到真主的谴责。对于前现代的非西方社会的人们来说，跳跃式的西方化或美国化却意味着破坏、社会与道德危机，个人在一个解构了的、伤风败俗的世界中无所适从。

巴里·布赞将西方与伊斯兰之间的社会冷战的原因归结为：由于延续了几个世纪的世俗价值观与宗教价值观的对抗；由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历史上的敌对；由于对西方主导后殖民主义时代中东政治建构的仇恨；由于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的成就作比较时，所感到的痛苦和屈辱。他认为，这是伊斯兰文明对犹太教—基督教传统、西方的世俗现实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的反应。[41] 亨廷顿认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对现代性的一种反动。

许多阿拉伯国家不可能接受任何的世俗主义。它们对于外来的思想，特别是西方思想，非常害怕。于是，在阿拉伯伊斯兰社会文化与政治迷失其原有的轨道的情况下，在社会中必然会产生对外来入侵者的猛烈的抵抗和愤慨，并试图重新找回原来的黄金时代。今天的一切证明了这一点。当外国入侵者在伊斯兰国家建立军事基地并试图影响其政策，这种猛烈的情绪便变得更为激烈。[42] 人们注意到，在与美国最为友好的阿拉伯国家中（如沙特），却存在对美国的政府、政策和价值的最大的仇恨。在9·11恐怖主义袭击中，19人中有15人是沙特人。他们认为这是对伊斯兰圣地被美国“污染”的报复。他们认为，美国在伊拉克的战争是为了在阿拉伯世界的中心地带建立开放、廉洁、多元的政府，这个政府将赋予妇女更多的权利。这是他们不愿看到的。所以，这是一场与思想、价值有关的战争。而这种思想与价值的影响远远超出原教旨主义的范围。这一切，无疑在文化价值上使美国与阿拉伯世界产生了间离和冲突，成为阿拉伯人对美国心存疑虑的原因之一，也成为美国在阿拉伯世界形象不佳的原因之一。

三

以中国为例，我们可以从另一个方面看到一个国家的人民在美国政策因素和文化因素的交替作用下对美国认识的心路历程。

从1979年至今，中国人对美国的认识与感知经历了一个由感情到理性、由肤浅到深入、由热烈到沉静的过程。这可以说是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充满了各种文化的冲击与矛盾。而这种文化的冲击与矛盾正是使人们理性化与沉静化的催化剂。

人们开始思考美国政治、社会与文化的理性成份与非理性成份，开始思考中国政治、社会与文化的得失，同时开始思考中国在美国文明的一系列思想与实践中可以获取的启示与警示。21世纪初的中国人，一般地来说，比80年代初期对美国的认识深刻多了，也理性多了。而这种理性化有助于中国的改革事业，有助于中国人更深刻地认识中国文化，认识中国文化的得与失，有助于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现代化。

在文化冲撞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在观照美国文化的过程中，带有明显的中国道德文化的痕迹。中国道德犹如一把尺，他们用它去衡量美国。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由于中心话语的不同，人们在观照另一文化时有可能出现偏见和误解，而陷入困境。

这种中美文化撞击从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功利的目的。中国人是为了寻求自己的答案而走近美国文化的；在诸种文化汇流模式——相互交流、单向流动、多元汇流——中，中美文化交流带有明显的“单向流动”的模式特征。美国文化对中国人产生巨大的冲击力，反向的流动却很弱。这种单向流动模式主要是由：a．经济实力；b．进取性强的现代化文化；c．强势文化；d．文化的大众性所决定的。在对美国的审视中，参照系是中国文化，具有很强的反省性。中美文化撞击对中国现代化起到了促进的作用；同时，也使中国的知识精英对美国文化中过份的个人主义、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提高警觉。

必须指出，中国人对美国的印象每每随中美关系的好坏而波动。这种波动在知识层次越高的阶层中越小；反之，随着知识层次的递减，这种情感回应的波动便越激烈。当1996年美国国会有人提出提案要向西藏派驻使节，批准李登辉访美，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上设置重重障碍时，《中国青年报》在《中国青年看世界》读者调查中，认为美国是对中国最不友好的国家的人占87.1％。但研究生以上学历的被调查者对美国的反感明显小于大学本科（含大专）以下者，约有28.7％的研究生对美国最无好感，大大低于平均值。[43]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1996年对1045名归国留学生所作的抽样问卷和访谈调查，调查者发现“很多留欧美的归国人员对留学美国抱有强烈的好感。”[44]

在1996年一次调查中，中国青年87％认为美国是一个物质生活富裕、国家综合实力强大的国家，74.3％认为美国社会的文化娱乐生活丰富，75.1％认为美国社会的办事效率较高，66.2％认为美国是一个充满竞争、工作不太稳定的国家，91.6％认为美国社会吸毒、贩毒严重，53.5％认为美国社会的民主、自由是虚伪而不真实的。对美国在国际上推行民主的行为，持否定态度的则上升为81.2％，大学生群体中持这一看法的达87％；93.8％认为美国在台湾问题对中国的态度不友好，大学生中的比例最高，达95.9％；91％认为美国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设置障碍，大学生群中的比例最高，达94.7％；86.9％认为美国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指责是干涉内政，大学生群中的比例最高，达91.8％；90.3％认为美国在对华问题上表现出的态度是霸权的，大学生持这一看法的比例最高，达95.7％。[45]

同样，在江**1997年访美之后，由于中美关系的改善，被调查者对美国的认识和对中美关系的认识有了很大的变化。在1997年9月对北京、上海、广州1500人的调查显示，只有13％的人认为美国与中国处于敌对关系中，27.1％的受访者认为目前美国在国际上是中国的朋友，58％的受调查对象对美国总体上抱有好感。在一次对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哈尔滨五市的调查中，40.4％最多联想是美国的“强大、富有和超级大国”；7.5％的人联想到美国社会吸毒、失业和无家可归者；5％的人联想到摩托罗拉、可口可乐、IBM、硅谷及其他高新技术和名牌产品。在所有国家中，受访者印象最深刻的是美国；在提到“强大的”、“富裕的”国家时，美国均列第一。中国人最乐于出访和旅游的国家、最乐于让孩子前往留学的国家中，美国都居首位。[46]

在90年代在一部分青年知识份子中出现了激进的反美情绪。《中国可以说不》和《妖魔化中国的背后》的出版可以说是这种情绪的反映。在《南方周末》周末茶座栏，有主持人提出：“美国是个什么东西”。文章作者说，“面对风云变幻的大千世界，却是难免有许许多多弄不明白的事儿。先是听说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因美国等的阻挠而功败垂成，接着是为了个‘最惠国待遇’美国一再地给咱们提出附加条件，再有闹了八年多的‘复关’，又因美国而被拒之门外，而眼下又有因知识产权谈判未达成协议而宣布对华贸易制裁。”[47] 这种反美情绪一方面是对美国在国际上推行霸权政治的回应，对美国一部分政治家不顾中国政治、社会现实，对中国提出不切实际的人权要求的回应，另一方面也是80年代亲美情绪导致一部分青年知识份子失望而造成的。

中美关系经过多年的演变，到21世纪初，中国大学生在对待美国的问题上显得更为沉静而成熟。在2004年2月至4月对北京﹑上海﹑广州﹑厦门﹑成都等地886人（寄发1000份问卷，回收886份，回收率为86.6%）进行调查。根据这一调查，在大学生中，对美国的印象基本上是正面的占16.08%，如果加上“好坏参半”，则占85.68%，仅4.77% 印象是负面的。这和90年代的几次调查结果大体上相似。12.81%的大学生会“毫不犹豫”地去美国留学，如加上“想去，但要视条件”，则达89.95%，仅4.77%没有多大兴趣。[48] 如果考虑到目前美国的紧缩的签证政策，在大学生中这么高的比例想去美国留学是意味深长的。[49] 这表明中国学生对美国有好感，去美国留学是首选，选择美国以外的国家留学是不得已而为之。65.49%认为美国民主制度适合于美国国情，如加上认为美国民主制度有普遍意义的，则达84.13%。随着中美在21世纪初在反恐问题上和朝鲜半岛核问题上加强合作，在大学生中认为中美关系会改善的占38.19%，如果加上“维持现状、不好不坏”的乐观看法，便占63.06%，认为双方会发生冲突的仅占22.61%。[50]

根据这一调查，坚决反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占39.75%，如果加上认为推翻萨达姆方式不对的，总共有91.1%认为美国不该打这场战争。在新闻工作者中反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占55.1%，在大学生中占33.75%，在政府工作人员中占39.90%，在工商界占41.06%，在教育﹑文化及科研人员中占16.67%。[51] 除新闻工作者和教育﹑文化及科研人员两端外，其它各界人士中反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大约在40%上下浮动。应答者中有人将问卷中的“坚决”两字去掉，这表明人们的一种较为理性的、平和的思维。这一结果和另一独立调查大致相吻合。对2004年5月中一个星期在人民日报网站“强国论坛”就美国在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虐俘事件的反应的统计表明，45%明确表明对美国的批评，认为虐俘事件说明美国人权政策的虚伪性。[52] 但在网站“强国论坛”上也有25%赞扬美国媒体在揭露这一事件中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几乎三分之一的评论谈到美国民主体制的价值、思想自由的价值和暴露政府丑行的自由的价值，认为这表明“美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虐俘的丑闻是美国自己的媒体揭露的，总统和国防部长已经道歉，并承认错误。很明显这类制度和国家能纠正错误。”[53]

从调查出发，根据研究，我们可以看到：

１．中国文化本身目前不会产生针对美国的原教旨主义。因为：a. 在中国没有宗教传统，中国人向来是在逆境中信教，在顺境中又不信教了。所以，在中国没有宗教狂热；b. 中美之间在反恐问题上是合作的；c. 主宰中美关系的诸因素中最为关键的是经济因素。经济利益是中美关系的核心。中美之间的年经贸额已突破一千亿美元。据美国报纸统计，中国40%出口是输往美国的。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成为吸引美国资本的主要动力。美国已成为在中国投资的前列的经济体之一。中美之间不存在能源问题，不存在经济资源掠夺的问题。中美之间的贸易是互补的。d. 中国目前正抓住历史的机遇，专注于国内的经济与小康社会的建设，对美国不构成任何威胁；e. 中国民族是一个和平的，主张中庸的民族。

2．在美国是否民主、自由和充满竞争以及社会文化生活的问题上，在各群体中持肯定的比例数却明显高于在其他问题上的比例数，而持否定的比例数则明显低于在其他问题上的比例数；同时，受过良好教育的群体中持肯定观点的比例数明显高于其他群体。

3．在中美关系和国际关系的问题上，当两国关系恶化时，受访群体对美国持否定态度的比例数惊人地高，每每高于90％；而当两国关系缓和时，受访群体对美国持肯定认识的便明显上升——此变数受到中美关系状况极大的影响，中国人比较喜欢具有平和、理性、对话式的国际交往方式，而对咄咄逼人的国际行为较为反感。

4．在对于美国的回应中，与欧洲相比，民族情感起相当大的作用。

四

就目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而言，影响美国形象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美国如何处置它的反恐问题。而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美国面临的真正敌人不是恐怖，而是伊斯兰极端主义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大卫·布洛克斯说，美国现在面临的是一个信仰系统，这个信仰系统致力于宗教统治和恢复伊斯兰国家政教合一的领袖(caliph)统治。美国需要一整套新的机制来对付这一新的现实，一个新的视角以理解那些对传统上界定的国家利益不感兴趣的人们。[54] 美国在伊拉克进行的战争给美国的形象在伊斯兰世界造成很大的伤害，它间离了(alienate)世界上数百万穆斯林。如果我们来简单地表述的话，这就是：美国主义vs.原教旨主义，美国主义vs.阿拉伯利益，美国主义vs.伊斯兰价值，犹太—基督教vs.伊斯兰主义。美国应该认识到它面临的敌人是一个信仰系统，美国应该明白对付一个信仰系统不是一场军事战争能解决问题的。它需要耐心，作长期的准备，战略上需要进行一场所谓的“理智的反攻”(intellectual counteroffensive)，致力于公众外交，诸如推行现代教育、在美国吸收更多的穆斯林留学生、解放妇女等等社会基础性的工作。反恐战争不可能通过改变政权来完成，而是靠改变人们政治的和文化的态度来完成。而这一切的形象缔造工作都与文化因素有关。

综观美国的政治文化，美国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它是由无数的矛盾和悖论组成的。矛盾性正是美国文化的显著特点之一。最好的与最糟糕的，最优秀的与最卑俗的，融于一炉，造成一种多元多维的格局。正是这种最好的与最糟糕的在矛盾与斗争中造就了美国这一独特的人文景观，造就了美国的优势；因为只有在这种几近残酷的矛盾与斗争中，优秀的才得以产生与发展起来。美国的历史就是`在这些矛盾和悖论中演进的。因此，它呈现在世界上的形象有时是天使，有时就不是天使，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美国的历史中，它信奉的信条和它在世界上的帝国扩张始终处于矛盾之中。这种***正是美国政治文化的核心。一方面，它是世界上唯一的军事超级大国，它要扩张，它要维护它在世界各地的地缘政治经济利益，如中东的石油，它遭受嫉恨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另一方面，它又怀着清教徒的热情，要传播它认为是普世的万灵的民主。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别的国家像美国那样处于如此强烈的反差之中。究其根源是因为美国将它的信条如此义无反顾地变成一种宗教。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加上美国例外论，使美国人具有一种例外的天赋使命感。美国人正是基于它的文化的和道德的价值，力图在全世界起一种它认为是积极的作用，希冀世界按它的理想发展。特别是新保守主义者，如拉姆斯菲尔德，沃尔福威茨和道格拉斯·菲斯(Douglas Feith)以及福山为布什政府外交政策奠定了思想的基础，坚信在世界上有一种普遍的对民主的追求，必要时不惜动用武力传播民主。然而，正如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伊格那蒂也夫认为的，美国的天赋使命对于它是一个不堪承担的重负。[55] 这种对上帝的崇敬和天赋使命感往往使美国人过高地估计自己，使它充满了要使世界福音化(evangelize)的热情，使它无法正视自己的错误，正视现实：历史往往并不是按照美国人的宏伟而危险的意志和清教精神演进的。由于在反美的情绪中，包括各种经典的反资本主义的思潮，包括复活的反犹主义，这使问题就更为复杂化了。今天的反犹主义认为，世界上存在一个无比强大的、控制一切的、亲以色列的超级大国，它应该对世界上的一切问题负责。[56] 于是，美国有时就同世界处于对立的地位而影响其形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必须指出，从另一方面来讲，从长远来讲，盲目的反美情绪与当代世界的大趋势是相悖的。在20世纪美国对世界科学与艺术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美国是当今世界上经济与科技最发达的超级大国，它的政治文化中的理性因素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一味地反对它，与之为敌，拒绝与之交往，走向极端，只会使贫穷落后的民族更加贫穷落后。这是20世纪历史证明了的。

[1] Josef S. Nye, Jr., “America Must Regain Its Soft Power”, IHT, May 19, 2004, p.8, for more please refer to his recent book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2] Brian Knowlton, “A Rising Anti-American Tide”, IHT, December 5, 2002.

[3] IHT, December 20, 2001, p.6.

[4] U.S.A. Today, August 14, 2002, P-2A (考虑到美国与欧洲的经济联系，这一上升具有特殊的意义：根据Trans-Atlantic Business Dialogue 2004年5月的数据 Nial Fitzgerald, “Dismantling Barriers across the Atlantic”, IHT, July 9, 2004, 美国60%的海外公司资产在欧洲，而欧洲75%海外投资投在美国；美国与欧洲之间的贸易占全球贸易的三分之一，美国近一半国外投资投在欧洲，一千三百万欧洲人和美国人受雇于美国和欧洲母公司在当地的子公司。

[5] U.S.A. Today, August 14, 2002, P-2A.

[6] Richard Reeves, “America the Unloved”, United Press Syndicat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May 27, 2004, p.8.

[7] Alan Riding, “On London’s Stage, Guantanamo Re-enacted”, IHT, June 10, 2004, p.2.

[8] Richard Reeves, “America the Unloved”, United Press Syndicate, IHT, May 27, 2004, p.8.

[9] Pierre Lellouche, “Europe Cannot Blame It All on Bush”, IHT, June 7, 2004, p.12.

[10] IHT, December 20, 2001, p.6.

[11] Roger Cohen, “Get Used to It, Europe: Bush Could Win Again”, IHT, September 4-5, 2004, p.2.

[12] Joseph S. Nye Jr., “America Needs a Strong Europe”, IHT, November 15, 2004, p.8.

[13] Charles Wolf Jr., “A Test to Determine Who’s an Ally”, IHT, July 8, 2004, p.6.

[14]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200页。

[15] Please refer to Joseph S. Nye, Jr., “America Must Regain Its Soft Power”, IHT, May 19, 2004, p.8.

[16] IHT, December 20, 2001, p.6.

[17] Ruth Ellen Wasem, Report for Congres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Web, January 24, 2003.

[18] Roger Kohen, “Visa Obstacles Causing Brain Drain in the U.S.”, IHT, May 29-30, 2004, p.2.

[19] ibid.

[20] Joseph S. Nye Jr., “How the Visa Nightmare Diminishes America”, IHT, November 30, 2004, p.6.

[21] Roger Kohen, “Visa Obstacles Causing Brain Drain in the U.S.”, IHT, May 29-30, 2004, p.2.

[22] Ari L. Goldman, “When All is Quiet on Church Lane”, IHT, February 28-29, 2004, p.7.

[23] Please refer to Maureen Dowd, “Clinton on Bush”, IHT, June 7, 2004, p.12.

[24] Elisabeth Bumiller, “Hope for a New Balance in U.S.-European Affairs”, IHT, November 15, 2004, p.2.

[25] Nawaf Obaid, “Yes to Bin Laden Rhetoric; No to Al Qaeda Violence”, IHT, June 28, 2004, p.8.

[26] Josef S. Nye, Jr., “America Must Regain Its Soft Power”, IHT, May 19, 2004, p.8.

[27] Brian Knowlton, “A Rising Anti-American Tide”, IHT, December 5,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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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Josef S. Nye, Jr., “America Must Regain Its Soft Power”, IHT, May 19, 2004, p.8.

[29] Brian Knowlton, “Rice Says U.S. Fails to Sway Muslims”, IHT, August 21-22, 2004, p.5.

[30] IHT, December 20, 2001, p.6.

[31] The Public Perspective, July, 2002, Vol.13, No.4, p.17.

[32] David Brooks, “A Shakeout Moment for America”, IHT, May 19, 2004, p.8.

[33] Ian Buruma, “Imposing ‘Universal Values’”, IHT, March 18, 2004, p.6.

[34] IHT, December 20, 2001, p.6.

[35] Ian Buruma, “Imposing ‘Universal Values’”, IHT, March 18, 2004, p.6.

[36] Thomas L. Friedman, “Love American Technology, Love Americans”, IHT, June 21, 2004, p.6

[37] IHT, December 20, 2001, p.6.

[38] Jeffrey D. Sachs, “America’s Ignorance is a Threat to Humanity”, IHT, June 8, 2004.

[39] IHT, July 3, 2002, p.2.

[40] IHT, December 20, 2001, p.6.

[41] 转引自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235页。

[42] Please refer to William Pfaff, “Incompatibility of Values”, IHT, December 12, 2002, p.8.

[43] 吴鲁平：《中国青年眼中的美国》，《中国青年报》，1996年5月11日，第4版。

[44] 王震宇：《留学印象——1045名归国留学人员调查》，《21世纪》，1996年6期，第31－32页。

[45] 吴鲁平：《中国青年眼中的美国》，《中国青年报》，1996年5月11日，第4版。

[46] 汝信、陆学艺、单天伦主编：《1998：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90－191页。

[47] 《南方周末》，1995年2月10日1版。

[48] Please refer to Zhao Mei, “Chinese Views of America”, a paper read at the forum “Chinese Images of the United States”, Fudan University, April 22, 2004.

[49] 根据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Laurence Summers)，申请哈佛研究生院的中国学生在2004年下降了40%。

[50] Please refer to Zhao Mei, “Chinese Views of America”, a paper read at the forum “Chinese Images of the United States”, Fudan University, April 22, 2004.

[51] ibid.

[52] Anthony J. Spires, “Prison Scandal Holds Lessons for China”, IHT, May 29-30, 2004.

[53] ibid.

[54] David Brooks, “The Real Enemy is Not Terror, It’s an Ideology”, IHT, July 27, 2004, p.7.

[55] Michael Ignatieff, “The Unbearable Bruden of Destiny”,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IHT, June 30, 2004, p.6.

[56] Otto Lambsdorff, “The U.S. Needs Help, not Bashing”, IHT, May 27, 2004, 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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