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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对美国主导的国际反恐斗争的成效和战略的分析 [打印本页]

作者: 岸上的猪 时间: 2008-11-3 09:46
标题: 对美国主导的国际反恐斗争的成效和战略的分析
冷战刚结束时的时候，世人曾天真地渴望能过上太平生活，共享繁荣共处。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在冷战时期被两极对抗所掩盖的民族矛盾、宗教矛盾、领土纠纷等因素凸起，再加上美国携冷战胜利者的得意心态自恃惟一超级大国的实力和地位，处处插手，四方出击，企图谋求美国治下的单极世界。局部和地区冲突此起彼伏，世界似乎陷入了比冷战时期更为动荡的状态。进入21世纪的第一年就发生的“9·11”事件和随之而来的反恐战争及恐怖活动的日益猖獗，使人们的美好愿望在新世纪更加变得虚无飘渺。

“9·11”事件转眼已经过去了三个年头。美国主导的全球反恐战争已经从仓促应对一场突如其来的恐怖袭击，变成了美国和许多国家政府的必修课。国际恐怖主义势力似乎也从“9·11”的轰动效应和操作手法找到了灵感，把一切能够用来容易制造大规模杀伤而又不易防范的交通工具、人员密集的场所变成了恐怖活动的大舞台。无论是印度尼西亚旅游胜地巴厘岛发生针对外国人的系列爆炸事件、西班牙马德里列车大爆炸，还是伊拉克每天都在上演的恐怖袭击，抑或最近俄罗斯北奥赛梯共和国的别斯兰中学发生的劫持人质事件，其所造成的重大人员伤亡和恐怖分子的残暴手段都让我们对于反恐战争的成效和战略不得不产生质疑。

一越反越恐，世界变得更加不安全

面对无情的现实，人们不能不思考和质疑：三年了，现在美国和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不是更安全了？布什总统硬着头皮说，美国推翻萨达姆后，美国和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安全和美好”，在他的领导下，今后“美国将更加安全，世界将更加和平”。而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说，“我从不认为世界比两三年前更加安全了”。美国前中央司令部司令安东尼津尼也有类似的说法。[1]对任何事务，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主观判断，这是很自然的事。但是无情的事实一再昭示世人，布什总统的话不啻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

1. 从美国的自身安全来看，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更加没有安全感了。

“9·11”灾难使美国这个长期以来本土没有受到过外敌袭击的国家第一次体会到了切肤之痛。从那以后的日子里，“本·拉登”、“基地组织”、“袭击警告”、“恐怖主义”、“恐怖分子”等成为美国普通民众最熟悉、最敏感的词汇。安全问题取代发展经济、医疗福利和就业等国内问题，一跃成为布什政府的头等大事。三年来，美国政府多次发出了恐怖袭击警告，虽然每次都被证明是在重复“狼来了”的故事，但曾经受伤的民众对于恐怖主义的敏感程度是可想而知的。本·拉登和“基地”组织不但依然存在，而且还牵着美国人的鼻子走。有人形容：“本·拉登和基地组织动动嘴，美国人就要忙断腿”。他们只要看到美国国内稍微安定一点或者临近某个敏感的日期，就经常放出消息，说要袭击哪里哪里，美国人随之立即紧张起来，提高安全警戒级别，采取各种严密的保安措施。他们这样做不费吹灰之力，美国却要为此付出很高的代价，并且美国民众还要承受极大的心理压力。不少人感到，打了几年的反恐战争后，其成效似乎适得其反，“基地”组织和本·拉登之流已被催化成在全球范围内的“恐怖名牌”效应。

事实上，尽管美国本土在“9·11”以后再没有受到严重的恐怖袭击，但是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现在更加没有安全感了。这是因为，在全球化时代，作为一个利益遍及全球的超级大国、一个文明的开放社会，美国人不可能不迈出国门，然而，一旦跨出了国门，谁又能保证美国人的人身安全万无一失呢？2004年雅典奥运会，美国代表团严令禁止运动员在住所悬挂美国国旗，要求运动员在出入奥运村时，不许身穿暴露美国国籍和身份的服装，还告诫说，“最好别让人看出自己是美国人”，“在遇到麻烦时”，更要谎称自己不是美国人。像美国这样一个超级大国的公民，竟然连“我是美国人”都不敢说，难道还能说有“安全感”吗？不仅如此，目前美国在伊拉克平均每天要付出将近两个士兵的生命、一二十个士兵伤残的代价，美国军队一个月的花费就是47亿美元，每个家庭一年要为伊拉克战争付出3415美元的战争费用。美国在世界各地的机构和人员，随时都有可能遭到袭击和杀害。这能说比过去“更安全”吗？美国不安全，世界更不安全。伊拉克现在已是腥风血雨，无辜老百姓的伤亡人数比美国士兵不知要高多少倍。那些被美国列为“邪恶轴心”的国家，以及所谓不听话的“失败国家”，普遍都担心成为美国下一个或再下一个打击的目标。再说美国那些“自愿者联盟”国家，英国、意大利、澳大利亚和日本，有几个真正有安全感？实际上它们的日子都不好过，甚至也有点惶惶不安。[2]

2. 从恐怖主义活动频繁发生的地域范围来看，“9·11”后呈日益扩大的趋势。

“9·11” 以后，在国际社会的反恐斗争中，恐怖主义遭到了沉重打击，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遏制，恐怖活动的势头甚至在短暂的低潮之后显得更加猖獗。从2004年世界发生的一系列重大恐怖袭击事件中，人们几乎都可以看到“基地”组织的影子，完全可以用死灰复燃来形容。在组织结构上，“基地”及其领导人本·拉登成为国际恐怖势力的“精神支柱”，具有相同恐怖理念的各国各类恐怖组织与其建立起有形、无形的勾联网络。恐怖分子不仅化整为零、相对独立，而且盘根错节、遥相呼应。在人员构成上，更具凶残狡诈和职业化犯罪特征的新生代恐怖分子渐成气候。在恐怖袭击的手段上，更加隐蔽和多样化，“让更多人看，也要让更多人死”的“基地”组织作案模式成为新一轮恐怖活动的“蓝本”，被越来越多的恐怖组织效仿。[3]重大恐怖事件接连发生，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国际恐怖组织频繁活动的地域范围有日益扩大的趋势。

从地区来看，欧、亚、非、南美、北美各大洲都受到了恐怖主义的威胁或袭击。从近3年的情况来看，北非、欧洲一些国家、俄罗斯、中东、中亚、南亚、东南亚地区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恐怖活动的“不稳定的弧形区”。特别是在伊拉克和以色列恐怖袭击热度不减的情况下，俄罗斯和印度尼西亚也成为大规模恐怖袭击的重灾区，反恐形势异常严峻。仅2004年8月底到9月上旬以来短短的十几天时间里，恐怖袭击浪潮就再一次席卷了俄罗斯和印度尼西亚，数百条无辜的生命又一次被邪恶的恐怖主义所剥夺。

另外，曾经感觉自己离恐怖主义很远的中国人在2004年也切身感受到恐怖主义的危害。5月3日，巴基斯坦西南部中国援建的瓜达尔港发生汽车炸弹爆炸事件，造成3名中国工程技术人员死亡，9人受伤。6月10日凌晨，在阿富汗北部的昆都士省中铁建十四局盖劳盖尔沥青拌和站遭恐怖袭击事件中，11名中国工人遇难，另有5人受伤。10月9日，两名中国工程师在巴基斯坦部落地区高摩赞水坝建设工地附近，遭“基地”武装分子绑架，经过多日的谈判和最后的强行解救行动，一人死亡，另一人获救。

当然，最引人关注的还是伊拉克。就2004年来说，大多数恐怖袭击事件都与美英发动的对伊拉克的战争有关。伊拉克战争后，伊拉克及其周边地区成为国际恐怖势力新的聚集地和恐怖活动的高发区，人们几乎每天都能从媒体上看到那里发生的恐怖袭击的报道。美英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不仅激起了伊拉克境内相当一部分民众的抵抗情绪，而且由于师出无名和“虐囚”丑闻，也使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反美情绪高涨。以“基地”组织为首的恐怖势力打着“圣战”的旗号，以支援伊拉克、赶走入侵者为名，进入伊拉克并对美英联军发动了持续不断的、形式多样的攻击。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个以伊拉克为核心、向四周辐射的恐怖活动活跃地带，而且这些恐怖活动不仅针对美英联军，也针对国际组织的机构、与美国占领军合作的伊拉克人甚至无辜百姓。需要指出，由于情况特殊，如何定性伊拉克境内的袭击事件具有相当大的难度，因为很多自杀性爆炸事件既有美军或其盟军乃至伊拉克亲美派官员的伤亡，同时伴随着大量伊拉克平民的伤亡。游击战争和恐怖袭击交织在一起，令人难以准确清晰地辨别。如果严格从恐怖主义的定义来看，将所有的袭击都归于恐怖主义之列也失之偏颇。事实上，很多美国人所说的恐怖袭击事件在伊斯兰世界看来，都是抵抗入侵者的正义斗争。不仅如此，所有参与或支持美国对伊拉克战争和占领的国家都受到恐怖主义组织的威胁和打击，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在伊拉克境内绑架这些国家的公民，要挟其所在国撤出伊拉克，比如菲律宾为了挽救人质的生命和出于国家现实利益的考虑，不顾美国的反对坚持从伊拉克撤出了军事支援人员；二是直接打击这些国家，在其境内制造恐怖袭击事件，以制造政治压力，影响民心，要挟政府改变对伊政策，最典型的如西班牙马德里的列车爆炸案，直接影响了西班牙的大选结果，并且导致了新政府很快从伊拉克撤出了自己的军队。

3. 从恐怖袭击事件的规模来看，大规模和超大规模的恐怖袭击事件的数量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且呈加剧之势，人群聚集的场所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其对无辜生命的残酷屠戮让人触目惊心。以自杀性爆炸方式大量杀伤无辜平民的做法构成了当今恐怖主义活动的一个重要特点。

以下是根据媒体的报道 “9·11”后世界上发生的主要袭击事件：

2002年10月12日，印度尼西亚旅游胜地巴厘岛发生针对外国人的系列爆炸事件，造成202人死亡，至少330人受伤。

2002年10月23日，俄罗斯莫斯科轴承厂文化宫发生一起车臣恐怖分子劫持人质事件，造成120多人死亡。

2003年5月12日和14日，俄罗斯车臣纳德捷列奇诺耶区政府大院和车臣古杰尔梅斯区分别发生爆炸事件，共造成70多人死亡，200余人受伤。

2003年5月16日，摩洛哥经济首都卡萨布兰卡连续发生5起恐怖爆炸事件，造成41人死亡。

2003年8月1日，俄罗斯北奥塞梯共和国莫兹多克市一家军队医院遭到汽车炸弹袭击，造成50多人死亡，80多人受伤。

2003年11月15日，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的两座犹太教堂遭到汽车炸弹袭击，造成25人死亡，300多人受伤。

2003年11月20日，英国汇丰银行伊斯坦布尔分行和英国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馆门前相继发生两起汽车爆炸事件，至少造成30人死亡和450多人受伤。

2003年12月5日，俄罗斯南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一旅客列车发生爆炸，造成至少44人死亡，200多人受伤。

2004年2月6日，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一列地铁列车在运行中发生爆炸，造成近50人死亡，130多人受伤。

2004年3月11日，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发生旅客列车连环爆炸事件，造成至少198人死亡，约1800人受伤。

2004年5月9日，俄罗斯车臣共和国首府格罗兹尼的狄纳莫体育场发生爆炸，造成7人死亡，53人受伤，车臣总统卡德罗夫也在这次恐怖袭击中遇难。

2004年5月29日，沙特阿拉伯东部城市胡拜尔的外国石油公司和居民区遭受武装分子袭击，造成１６人死亡，另有包括不少西方人在内的约５０名人质被劫持。沙特**部队３０日凌晨采取突袭行动，成功解救出大部分人质。

2004年6月21日至22日，武装恐怖分子向俄罗斯印古什共和国的纳兹兰等多个城镇的护法机关发动袭击，造成90人死亡。

2004年8月24日，俄罗斯两架民航客机从莫斯科的多莫杰多沃机场起飞后，几乎同时在图拉州和罗斯托夫州坠毁，两机上共8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遇难，俄罗斯当局的初步调查显示，这是车臣“黑寡妇”发动的自杀式恐怖袭击。

2004年8月31日，莫斯科和平大街沿线的里加地铁站附近发生恐怖爆炸事件，造成10人死亡，51人受伤，据查，此次袭击仍然是车臣“黑寡妇”所为。

2004年9月1日，32名丧心病狂的恐怖分子占领俄罗斯南部北奥塞梯共和国别斯兰市的第一中学，将1300余名参加开学典礼的学生、家长和教师劫持为人质。在长达三天的对峙中，恐怖分子肆意杀害妇女和儿童，最后迫使俄罗斯特种部队不得不以武力解救人质，混战**造成338人死亡，其中近一半遇难者是儿童，此外还有数百人负伤。

2004年9月9日，就在“9·11”三周年纪念日到来的前夕，活跃于东南亚一带的“伊斯兰团”又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恐怖袭击，他们在澳大利亚驻印尼使馆门前引爆了汽车，造成至少9人死亡，182人受伤。

在以上所列的17次重大恐怖袭击事件中，2004年就占据了9个。面对这些令人触目惊心、毛发悚然的恐怖袭击，任何一个有良知的、正直的人都会对日益猖獗的国际恐怖主义的暴行产生极大愤慨，同时对布什总统的世界更加安全的判断发出质疑。

4. 从全球恐怖袭击事件发生的次数来看，尽管由于恐怖主义的特殊性和难以准确分辨等原因，各种渠道的统计标准、数据并不一致，但我们从中仍可以看出，三年来也是一年比一年多。

据不完全统计，2003年发生在全球各地的恐怖袭击事件比前两年有明显增加，造成10人以上死亡的恐怖袭击事件就达30多起，近千人因此丧生，受伤者不计其数。[4]

2004年4月29日，美国国务院反恐怖主义协调员办公室发布了《2003年全球恐怖主义形势》报告。报告在全年概况部分指出，2003年，世界各地共发生190起国际恐怖主义袭击事件，比2002年的198起略有减少，与2001年的346起相比下降45%。2003年是自1969年以来国际恐怖主义袭击事件最少的年份。2003年共有307人在袭击事件中丧生，大大少于2002年的725人。2003年在袭击事件中受伤的共有1593人，少于2002年的2013人。报告在注解里指出，在“伊拉克自由行动”(Operation Iraqi Freedom)和“持久自由行动”(Operation Enduring Freedom)期间发生的大部份袭击事件不符合美国长期以来对国际恐怖主义下的定义，因为这些袭击以战斗人员，即值勤的美国和联盟军队为目标。恐怖主义袭击指以非战斗人员，即平民和事发期间非武装和/或非值勤军事人员为目标的袭击。[5]在各方不断的质疑压力下，美国国务院6月10日承认其在《2003年全球恐怖主义形势》报告中低估了当年的恐怖事件数量及造成的伤亡人数。实际上，2003年恐怖事件和伤亡人数都大幅上升。至于出现错误的原因，国务院发言人鲍彻解释说，布什政府高官根据“当时掌握的事实得出了结论，但（后来发现）这些事实是错误的”。鲍彻指出，错误之一是他们仅对2003年的部分数据进行了统计。美联社报道说，国务院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证明布什总统的主要外交政策—反恐政策－获得了成功，从而为布什在今年大选中胜出添加砝码。[6] 美国国务院6月22日重新公布了曾出现巨大错误的《2003年全球恐怖主义形势》报告，指出2003年全球重大恐怖袭击事件次数达到21年来的最高。美国国务院反恐办公室负责人布莱克说，2003年全球共发生175起“重大恐怖袭击”，是自1982年以来次数最多的年份，但重大恐怖袭击和一般恐怖袭击发生总次数却是自1969年以来最少的年份。2003年全球恐怖袭击死伤人数分别是625人和3646人，2002年恐怖袭击死伤人数分别是725人和2013人。最初的《2003年全球恐怖主义形势》报告说，2003年有307人死于恐怖袭击，另有1593人受伤。布莱克强调说：“修改后的报告仍显示，我们在全球反恐斗争中取得了重大进展。”[7]

2004年9月初在纽约举行的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几乎每一位发言者都将布什总统描绘成了一个反恐战争的“总司令”，称赞其在领导全球打击恐怖主义的战争中取得了接连的胜利。但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9月1日对布什的所谓“反恐战绩”给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在“9·11”之后的这几年，布什的“反恐战争”根本无法遏制恐怖主义的活动，世界各地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不是减少了，而是大幅增加。NBC指出，在“9·11”事件后的近三年间，全球总共发生了2929起和恐怖主义相关的伤亡事件。其中仅今年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就有1709件，占到了袭击总数的58％。[8]据不完全统计，“9·11”事件后发生在全球的严重恐怖袭击就多达17起。[9]

美国人一向最讲究实用主义和科学主义，对数字的重视反映在各个领域，甚至在体育比赛中我们也能清晰地看到这一点。因此，即使我们不以个人的主观感受来做出判断，而是以不同渠道的统计数字为标准，得出的结论仍然如一些有识之士所说的：这些年的反恐是“越反越恐”，世界变得更加不安全了。

二对美国主导的反恐斗争的战略分析

关于美国主导的全球反恐斗争成效不大甚至“越反越恐”的原因，一些政治家和学者以及媒体的分析人士多有探讨和分析，尤其是在纪念“9·11”三周年之际，更是出现了大量有关此问题的文献。尽管立场和出发点不同，观察视角各异，但是许多分析堪称真知灼见，对我们分析反恐战争成效不佳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和思路。笔者认为，要深入分析反恐斗争成效不佳的原因，从战略学的视角审视美国的反恐战略是不可或缺的。本文在此做一初步分析。

国内外学者对战略的基本要素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但基本内容相差不多，具有比较大的共性。根据国际关系的历史实践，结合前辈们的表述，我认为战略的基本要素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战略环境的分析判断、自身实力和战略资源的评估、战略目标的确定、达成战略目标的途径和手段的选择。[10]国家利益是构成正确战略的基础，是所有战略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

在制定战略和执行战略的时候还要遵守一些必须的原则。国内外的战略学家提出了许多战略原则，其中我认为最重要的有两个：第一，目标与手段相适应的原则，这是实施大战略的基础。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关系实质上可以归纳为三种：一是目标超出手段能力范围；二是目标低于手段能力；三是目标与手段平衡。战略的成功取决于对“目的”和“手段”的正确算计、结合和正确运用。目标超出手段能力范围，有可能造成巨大损失，甚至是灾难性后果。目标低于手段能力，将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对于国家安全也不利。在上述三种关系中，战略指导者应力争目标与手段的协调。第二，战略重心原则，即在战略实施的过程中把握战略重心推动全局发展，这是一切战略的共同要求。所谓战略重心是决定大战略全局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战略重心只能有一个，而不能多个，多重心则无重心。战略指导者应从全局出发，找出对全局具有决定意义的环节和方向，以战略重心为核心，集中力量，推动全局朝预定目标发展。[11]

（一）美国对国际战略环境的判断、自身实力的评估略有失误

美国对“9·11”后国际战略环境的分析判断、自身实力和战略资源的评估基本上是恰当的，把恐怖主义作为当前美国最直接、最紧迫的主要威胁，充分利用了全世界绝大多数政府和人民对美国遭袭的同情和在反恐问题上的道义支持，惟一的缺失是对美国“软实力”的过高估计和盲目自信。美国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的师出无名和霸道行径特别是“虐囚”事件，使美国最得意的“自由、民主、人权”旗手的国际形象一落千丈，刺激了阿拉伯世界反美情绪的上升，使恐怖主义的生存土壤和活动空间得到很大扩展。

“9·11”事件对美国的打击是如此严重，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美国国家安全观念的转变和战略重点的调整。美国政府把恐怖主义作为当前美国最直接、最紧迫的主要威胁和主要敌人，迅速调整了其全球战略目标的轻重缓急次序，并且改变了一些外交策略和手法。布什总统把恐怖袭击称之为战争，把恐怖主义列为对美国安全的“首要威胁”。美国的防务战略把对付非国家主体实施的战争行为纳入防务战略的重要内容，而对付长远的潜在对手的战略规划至少不再是惟一的聚焦点。但是必须指出，美国全球战略的目标、指导思想、主要框架没有也不会改变，调整只是策略性的。

恐怖主义对美国的打击主要是心理上的，对美国的实力没有丝毫的影响，甚至还给美国政府中的新保守主义分子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建立“新帝国”的机会。美国决策者对自己独步天下的军事、经济、科技实力等“硬实力”非常自信，这是无可厚非的。美国人同样对自己的“软实力”信心十足，相信全世界多数人也不会否认这个客观现实。但是在“虐囚”事件发生后，全世界都震怒了，尤其是阿拉伯世界反应更是强烈，美国的“软实力”顷刻间褪去了神圣的面纱，现出了千疮百孔的原形。

美国政府在伊拉克极力推行西方式的“民主、自由”，并希望伊拉克的战后政治改造成为整个阿拉伯世界民主改革的榜样。2004年6月8日－10日，一年一度的八国集团首脑会议正式推出在中东和北非地区推行政治、文化、经济和社会改革的所谓“面向进步和共同未来伙伴关系计划”，也称“泛中东和北非计划”，实际上就是吸收了欧洲和阿拉伯国家某些意见后改进版的美国“大中东计划”。可是对于阿拉伯国家来说，政府担心会按美国人的意图改朝换代，百姓担心这种带有西方色彩的所谓“民主、自由”会改变他们的传统习俗和文化，因此他们对于美国的步步紧逼，强加于人，越来越反感。其实，自由、民主本身是现代人类文明的一种普遍价值，各国人民对此都是向往和肯定的，问题是美国某些不光彩的所作所为和不顾阿拉伯社会的经济、历史、文化的客观条件强行从外部输入的做法使阿拉伯世界难以接受。

美国当局将在反恐斗争中抓获的大量俘虏以“敌方作战人员”为名无限期扣押，不仅其中的外国籍囚犯被剥夺了《日内瓦公约》所赋予的各项权利，就连美国籍囚犯也无法享受美国法律所规定的犯罪嫌疑人应有的权利，他们不能见律师，也不能给家人打电话，甚至不能让陪审团来决定自己的命运。美军对伊拉克的占领、滥杀无辜，尤其是2004年被国际新闻媒体曝光的“虐囚”事件，一下子将美国的文明形象和解放者的形象击得粉碎，使世界舆论大哗，使阿拉伯世界愤怒不已，使美国在伊拉克的处境雪上加霜，美国在世界的声望跌至谷底，美国人引以为自豪的软实力受到很大削弱，更是对美国中东战略的一大打击。有学者认为，伊拉克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场宗教信仰和文化入侵的战争，这从根本上得罪了阿拉伯人。这是美军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和穆斯林社会为自己播下了新的“恐怖”种子。这些种子不会因为美国简单的道个歉、处罚几个人，甚至表面上把主权移交，就可以让它不发芽、不生根、不开花。

顺理成章的是，阿拉伯世界和伊拉克人的这种反美情绪正在被恐怖分子所利用，这对美国来说无异于为恐怖分子提供了更大的生存土壤和活动空间，扩大和加强了恐怖主义的社会基础。

（二）美国政府有意将反恐目标扩大化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在战略目标的确定问题上，从逻辑上说应该是很清楚的，即美国应该集中自己的全部力量和资源，团结国际社会的大多数国家，全力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及其支持者，消解恐怖主义赖以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根源，最终确保美国和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秩序。实际上，美国的《打击恐怖主义国家战略》[12]和政府高级官员在多次讲话中也表达了上述思想。但是，美国政府出于打击对美国构成威胁的恐怖主义势力和借机推行全球霸权利益的双重考虑，在实际的反恐斗争过程中有意将反恐目标扩大化，改变了反恐斗争的性质。师出无名的伊拉克战争更是为国际恐怖主义开辟了一个新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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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国政府有意将反恐目标扩大化

布什入主白宫使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思潮达到了又一个高潮。在布什政府的决策圈子中，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理念和新保守主义的对外政策主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占据了绝对优势的地位。他们极力主张维持和扩大美国的优势地位，认为美国的政治制度和道德水平优越于其他任何社会，美国比其他任何国家更有资格主导国际事务。在对外政策上强调以实力为基础，加强美国的实力特别是军事力量，注重军事手段的地位和作用，这一点，新保守主义较传统保守主义更具进攻性。这种思想在美国外交中的表现就是试图建立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在谋求建立单极世界的过程中，美国的单边主义倾向进一步抬头，拒绝多边主义的约束，力图保持自身最大限度的行动自由，“9·11”后甚至提出并实施“先发制人”战略，图谋建立“新帝国”。[13]

“9·11”事件既是对美国的巨大打击，同时又给布什政府推行其新保守主义政策提供了一个历史性机遇。在美国国内，对遭受恐怖袭击原因的反思没有占据主导地位，相反，新保守主义思潮趁机巩固了阵地。美国为追求对世界的“领导地位”，决不会允许出现与其平分秋色的地区性和全球性竞争对手。中国的迅速崛起和俄罗斯的巨大复兴潜力，使美国把中俄两国看成是其未来的全球性竞争对手甚至敌人。“9·11”后不久，美国就以反恐为旗帜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得手后又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悍然发动了伊拉克战争。美国的行动决不是无心之举，是有深远的战略考虑的。

对此，我国学术界的有识之士已经有所分析。有学者认为，国际反恐斗争的主要推动者、当今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在“9·11”之后的反恐斗争中，一再设置错误的政治目标，迷失了应有的方向。从全球范围彻查“9·11”事件的线索及幕后策划者，到清剿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围堵所谓“邪恶轴心”、“流氓国家”，再到发动以伊拉克战争为中心的所谓反恐战争，美国“战争总统”布什及其鹰派集团两年多来策动的一系列打击行动，始终处于表面看势头凶猛、强硬无比，实质上师出乏名、混乱无序的状态。虚假的证据和事后揭发的情报，使人有充分理由质疑伊拉克战争发动者实际的动机，质疑美国鹰派集团和背后财阀势力的真实目标，拒绝“伊拉克战争是国际反恐战争重要组成部分”的说法。美国在“9·11”事件之后一度拥有的道义优势和外部同情也大大削弱。[14]

谋求和维持世界领导的地位是美国在新世纪全球战略的总目标，美国朝野在这一点上经过十余年的辩论基本趋于一致，认为这是美国的根本利益所在。尽管发生了“9·11”这样的恐怖事件，美国对外战略在目标的轻重缓急次序上和战略部署上进行了一些调整，但是美国称霸全球的战略总目标看不出有任何改变，在进行反恐斗争的过程中，我们经常能看到美国战略总目标的影子。

在笔者看来，美国将反恐战略目标扩大化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绕开联合国，擅自发动伊拉克战争。美国布什政府在度过了短暂的最困难的时期之后，特别是阿富汗战争之后，携胜利者的扬扬自得的心态，有意识地将反恐斗争的目标扩大化，即不仅要消灭反对美国的国际恐怖势力，而且利用国际社会在“9·11”后对美国的同情心理和美国民众的悲情诉求、同仇敌忾的政治气氛，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同时，顺势占据了一些过去想要而没有借口的地缘要地，借反恐之名谋求自己扩张霸权的目标，实际上把反恐斗争引向歧途。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美国的单边主义倾向更趋突出。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美英两国政府先是指责伊拉克政府与国际恐怖组织有染，后来又强行把伊拉克建构成一个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且对西方构成现实威胁的敌人，借反恐斗争之机，推翻了萨达姆这个美国人的眼中钉，力图向中东地区输入西方式的民主制度，抢占具有地缘政治意义的战略支点，挤压中俄的战略空间，控制中东的石油资源，主导世界事务，建立美国治下的世界新秩序。

分析人士普遍担心，随着阿富汗和伊拉克局势的逐渐稳定，美国政府又将开始寻找新的敌人，“反对恐怖主义”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已经成为了美国政府实现自己目的的借口和托词，而新的战争不仅造成人员和财产的伤亡，又会产生新的恐怖主义根源，从而形成恶性循环，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指望实现世界的和平与稳定？[15]

第二，美国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准备和实施过程中，在中亚、中东地区的其他周边国家建立了很多军事基地，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向中亚地区和外高加索地区展开了全面渗透，美国对大中东地区的控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度。战争结束后，美国故意拖延赖着不走，甚至还在谋求长期驻扎，建立永久性的军事基地。鉴于这些军事基地都分布在中国和俄罗斯的周边，有些甚至就位于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的境内，其地缘战略意义不言而喻，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构成了现实的威胁。由此可见，美国的战略目标的确不仅局限于反恐，更有挤压中俄的战略空间、遏制两国的崛起和复兴、图谋单极霸权的野心。

第三，美国利用反恐的旗号和有利时机，准备大规模调整海外军事部署，为美国控制世界、独霸全球的战略总目标打下坚实的基础。布什政府酝酿调整美军的海外部署已经很长时间了，但直至2004年9月23日，调整计划的确切内容及方案才从五角大楼传出：在未来10年间，美军将削减冷战时期发展起来的海外基地及军事设施35％左右，同时将削减下来的部队重新部署到从东南亚到西非这一广大的“弧形危机区域”的一些小军事设施中。从整体上说，此番兵力调整呈现出“削点增面”的态势，也就是说，那些保留下来的既有海外军事基地的行动范围有所扩散。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将这种新型基地称为“浮萍”基地。兵力调整一旦全部结束，美军于50年前设立的全球军事部署态势将得到彻底改变，“这是一次意义最深远的秩序调整”。五角大楼的新计划强调了针对恐怖威胁和其他潜在威胁的“机动性”，哪里出现美国眼中的“危机”，“浮萍”就可以随时漂向那里。拟议中的兵力调整计划是美国50多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军力调整，拉姆斯菲尔德将其评价为一种“全球战略”，目的是要建立一种“在必须的地点、必须的时间、以最大的灵活性和最大的敏捷性部署决定性部队的能力”。[16]

可见，美国反恐战略的名义目标和真实目标是有很大差距的。正是这一点，构成了国际反恐斗争成效不佳的根本原因。

2. 伊拉克战争为国际恐怖主义开辟了新战场

在阿富汗大规模战事刚刚结束、政局仍然动荡的时候，美英两国就迫不及待地违反国际社会通行的国际关系准则，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一意孤行，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擅自发动伊拉克战争，扩大了反恐战争的打击范围，违背了目标与手段相适应的原则，其严重后果是伊拉克战争为国际恐怖主义开辟了新战场，使国际社会的反恐形势更趋恶化。

“9·11”以后，由于美国及其主要盟国调整了安全战略，加强了本土的安全防范，所以恐怖主义在这些国家的活动暂时受到压制，更多的是恐怖组织隔一段时间发出恐怖袭击的威胁信号，让这些国家的政府和大众的神经紧张一阵，但结果都是虚惊一场。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在海外的驻军、跨国公司、工作人员、旅游者等成为恐怖组织的主要目标，而这些目标是很难防范的。

“9·11”以后不久，美国就在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的同仇敌忾的背景下发动了对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战争。在占尽绝对优势的情况下，美国很快就推翻了塔利班政权，击溃了本·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然而，奥马尔和拉登没有抓到，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残余势力得以保存，他们利用各种机会和手段不断对美国军队和亲美政客甚至平民目标发动暴力袭击，致使阿富汗的局势至今没有好转，这让美国政府头痛不已。

据巴基斯坦《每日时报》报道，一位塔利班发言人2004年9月16日称，参加阿富汗总统选举的18名总统候选人都是他们所要袭击的目标，因为他们正在参加一个由美国组织的选举，选举的目的是建立一个符合美国利益的政府。同时还宣布对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遇火箭弹袭击事件负责。当日，一枚火箭弹在卡尔扎伊乘坐的直升机附近爆炸。当时他的直升机正准备降落在阿富汗东南部的加尔德兹镇。这一事件迫使他取消了在那里的竞选活动。由于安全状况恶化，阿富汗总统选举的日期已两次被推迟。至少有一千人在去年死于与武装分子有关的暴力活动。[17]

伊拉克战争和美国的霸权主义政策更是给国际恐怖主义势力提供了加强恐怖活动的“理由”和机会。伊拉克战争使“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武装得到喘息、恢复和发展的机会，“基地”组织的一些骨干分子还秘密潜入其他国家，成为这些国家恐怖组织骨干和恐怖活动的“火种”，不断以“革命”和“圣战”为口号，发动恐怖袭击。伊拉克战争还搅动了中东局势，巴以冲突升温，阿以矛盾激化，给了恐怖分子可乘之机。[18]

2003年3月，美国和英国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以“反恐”和“消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在没有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擅自发动了对伊拉克的战争。战争的结果是大规模的军事作战很快取得了胜利，但萨达姆政权的少数残余、伊拉克一些反对美国占领的武装组织（典型如萨德尔的迈赫迪军）和战后迅速渗透进来的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典型如“基地”组织3号人物扎卡维领导的“统一和圣战”组织），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军队甚至参与美国主导的政治改造进程的伊拉克人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武装斗争，包括正面军事冲突、游击战、带有恐怖袭击特点的人体炸弹和汽车炸弹等。伊拉克治安形势日益恶化，驻伊美军遇袭身亡人数已大大超过激战时期的阵亡数字。联合国驻伊总部、意大利驻伊宪兵总部和西班牙情报人员等相继遭袭，死伤惨重。在“9·11”三周年纪念日前夕，美军死亡人数已经突破了1000人，伤亡人员达8000人之多，成为自越南战争结束后美军在海外作战史上最惨重的伤亡纪录。

更为触目惊心的是，现在的伊拉克，几乎每天都有恐怖主义活动的发生。为了破坏美国的占领秩序、阻挠美国对伊拉克的政治改造进程，恐怖势力主要采取了两种行为模式：一是在政府机关和人员密集的场所发动炸弹袭击，动辄造成几十人甚至上百人死伤；二是劫持外国人质，通过电视台播放录像，要挟其所在国家撤出其在伊拉克的军队和支援机构。2004年7月，菲律宾在受到恐怖组织威胁要杀害一名卡车司机人质的情况下，为了自身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撤出了派往在伊拉克参加重建工作的51名军警人员。美国对自己盟友的行为非常恼火，因为这客观上助长了恐怖分子的嚣张气焰，使他们看到了达到目的的希望。

就在笔者写作此文的时候，2004年9月16日凌晨，1名英国人和2名美国人在巴格达住所遭到武装分子绑架。这3人是“海湾服务公司”职员，这是一家总部设在中东的建筑公司。9月18日，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播放了被绑架的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录像。3名人质被蒙着眼睛，“基地”组织3号人物扎卡维领导的“统一和圣战”组织的武装人员发出最后通牒，要求美军在48小时内从阿布格莱布监狱和另一所监狱释放所有伊拉克女囚犯，否则，该组织将杀死人质。

有分析人士指出，伊拉克战争的两大谬误(战争借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至今没有找到，“虐囚”事件摧毁了美国解放者的形象)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最大的一个恶果是，使得伊拉克取代阿富汗，成为恐怖分子的天堂。有人评价说：阿富汗战争具有反恐意义，因为阿富汗是一个恐怖分子辈出的恐怖策源地，而且又有支持恐怖分子的塔利班政权。但伊拉克却并非如此。因此，伊拉克战争不仅不是反恐战争，相反，是把恐怖主义引入伊拉克的战争。[19]反恐战争没有能遏制住恐怖活动，反而催生了新的恐怖，导致恐怖袭击事件大幅度上升，这不能说不是一种尴尬。

实际上，恐怖组织对美国及其盟友的打击不仅局限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凡是支持美国发动对阿富汗、伊拉克战争和占领的国家本土几乎都受到国际恐怖主义的疯狂袭击或威胁。最严重者如西班牙、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巴基斯坦等。曾经与英国一起坚定支持美国对伊战争的西班牙在马德里列车爆炸案后，政府发生了更迭，2004年4月宣布从伊拉克撤出1300多名驻伊官兵，此举对美国的战略谋划和国际反恐斗争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三）单边主义惹人怨，军事打击难奏效

在达成反恐战略目标的途径和手段问题上，美国选择了政治上的单边主义和操作上的以军事手段为主，违背了目标与手段相适应的原则，忽视了大战略所要求的对间接战略的重视和运用。当代国际恐怖主义具有的跨国性、网络化等特点，使单个国家根本无法有效应对恐怖分子的袭击，更不要说彻底消灭恐怖主义，所以，如果美国想真心反恐，单边主义无疑是一个错误的选择。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包括政治上的不公正、经济上的不平等以及历史、社会、文化、宗教、种族等多种因素，恐怖主义所具有的非对称性、恐怖方式和手法极端残酷（大规模杀伤无辜平民）等特点，决定了单纯使用军事手段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正是由于美国在战略上的失误，造成了战略实施过程中麻烦不断、成效不佳的后果。

1.美国在反恐问题上的单边主义政策导致国际社会的广泛不满

单边主义是美国重要的战略原则之一，从建国至今，在战略思维上，美国一直表现出明显的单边主义倾向。单边主义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本国的安全利益高于其他国家的安全利益，强调自身的绝对安全；第二，安全措施建立在以本国为主的基础之上，而不依靠其他力量实现安全。[20]在“9·11”后的国际反恐斗争中，美国虽然建立了反恐联盟，但要求其他国家在反恐问题上必须与美国的立场一致，否则就是反对美国、支持恐怖主义，这实质上也是单边主义。美国的单边主义还表现在对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的蔑视和实用主义的态度上。

在反对国际恐怖主义问题上，存在着两种机制：其一是在联合国框架内，在多边主义的基础上，由联合国安理会主导的国际合作反恐机制；其二是美国主导的、少数盟友参加的、其他国家被迫配合的单边主义取向的反恐机制。由于联合国在体制上的不足和力量上的缺乏，更由于美国的不情愿，实际上目前国际社会的反恐机制是由美国主导的。

“9·11”之后，美国出于打击恐怖主义的紧急战略需要，主动调整了与其他国家尤其是大国的关系，加强了与其他国家在国际事务特别是反恐斗争中的协调，单边主义暂时有所收敛，多边主义有所抬头。

但是不久，美国在度过了短暂的最困难的时期之后，特别是阿富汗战争之后，一方面称需要国际社会的广泛合作，另一方面却凭借自己的实力，大搞单边主义，自行制订全球反恐游戏规则，力图构建有利于美国推行全球霸权的国际战略布局。在对伊拉克开战和战后重建问题上，美国的单边主义倾向表现得更为突出。对联合国，能用则用，不能用则弃之，需要为其政策寻找合法性的时候，就推动甚至操纵安理会为其正名，一旦不能得逞，就毫无顾忌地甩开联合国，自己纠集少数盟国擅自行动。对中国和俄罗斯，美国仍然没有把中国和俄罗斯作为一个真正的战略合作伙伴来对待，而仍看作是潜在的竞争者。在对待中国和俄罗斯国内的恐怖主义问题上，美国始终口是心非，采取双重标准，缺少在国际反恐合作上的诚意。甚至在对待美国传统的欧洲盟友FaGuo和德国时也是如此，对它们与美国不甚相同的“欧洲的声音”充耳不闻，还在战后重建过程中的利益分配问题上进行惩罚性报复和不公正对待。在巴以问题上，美国偏袒以色列的政策丝毫也没有改变。总起来看，尽管目前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遇到了很大的麻烦，但美国谋求单极世界的冲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得多。

其实，无论是单边主义还是多边主义，它们之间的区别不在目标上，而在于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与手段。

美国的霸权心态和单边主义政策及行为，导致了国际社会的广泛不满和国际反恐联盟的裂痕加大。单边主义的消极后果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削弱了国际反恐联盟的团结和打击恐怖主义的决心及力度；另一方面，加剧了伊斯兰世界的反美情绪，以恐怖形式表现出来的报复行动不断增加。

2004年1月23日，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世界经济论坛上指出，全球安全的危险“不仅源于恐怖主义，而且源于反恐战争的方式”，认为“国际恐怖主义和反恐战争均有推翻行为准则和人权标准的潜在可能，而且还会扩大文化、宗教和种族隔阂”。这一讲话对美国政府在“9·11”事件以后发动的“全球反恐战争”明确地提出质疑，并且点出当前国际安全威胁的根源所在，发人深思。[21]9月15日，安南曾对记者表示美英去年3月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是“非法的”。9月21日，安南再次向美国总统布什发难，批评布什政府的伊拉克政策。法新社援引安南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开幕仪式上的讲话稿说，布什政府通过武力向伊拉克输入所谓民主的计划并不合法。“那些试图（为他国）植入合法性的国家必须自己体现出合法性，那些援引国际法的国家也必须自己遵守国际法。”[22]

2001年9月12日，“9·11”事件之后的第二天，FaGuo《世界报》的马里耶·科隆巴尼写下了名言——“今天我们都是美国人”，世界和美国站在一起。然而三年之后，美国《外交》杂志2004年9/10月号的一篇文章说，“现在看起来我们都是反美的人”。文章说，反美主义者比过去的50年都要广泛和深入得多了。西欧反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因为他们向往和平和富裕；土耳其、印度、巴基斯坦这些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大多数人，同样反对美国。只有以色列和英国除外。[23]

世界本来就是一个多样化的存在，而单边主义的价值取向违背这一客观现实，其非此即彼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势必恶化全球发展的失衡。美国很多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这一点。比如，美国学者亨廷顿就曾批评布什总统在反恐战争中所采取的“不支持我们就是反对我们”的划线方法已经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24]

2. 美国对军事手段的过分迷恋和倚重使国际反恐斗争陷入尴尬的境地

大战略理论认为，间接战略和军事战略是大战略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间接战略的实质就是通过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外交等手段进行综合运用来降低实现国家安全目的的成本。国家是理性行为体，其行为是根据降低成本、获取收益来进行的，而间接战略本质是减少实现目标的代价。理性选择与间接战略是一致的。所以，从理性选择角度出发，也可以看出国家在实施大战略时，首要的是实施间接战略。而在国家大战略领域，所谓间接战略就是在国际关系中，采取非军事手段来实现国家安全的战略。所以，在大战略领域，间接战略是对政治、经济、外交等非军事手段的综合运用。因此可以说，大战略重视间接战略，但大战略并不等同于间接战略。大战略虽然强调“如果成功运用，将减少使用暴力的必要性”，但并不排除暴力，至少理论上如此。[25]

反恐战略不是单纯的军事战略，应该属于大战略的范畴，所以，从理论上说，反恐战略也应符合大战略的基本要求。鉴于恐怖主义产生根源的多重性和复杂性，反恐战略理应包含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多种手段的运用。但在布什政府中占主流地位的新保守主义者，在对外政策上特别强调美国的绝对优势地位和全球利益，对政治、经济、外交等间接战略手段重视不够或者根本不想重视，虽然也曾经采取过一些举措，但明显缺乏应有的诚意和耐心，对美国超群的军事科技和实力过分迷恋，认为军事手段是美国推进其全球霸权战略和维护自身安全的最有效手段。以“9·11”为契机，布什政府在第一个任期内就发动了两场战争，这在美国近代历史上也是罕见的。不仅如此，有迹象表明，美国还准备收拾其它“邪恶轴心”国家，以及一切不听话的“失败国家”。这种穷兵黩武的行为违背了大战略的基本要求，因此其所达到的政治效果肯定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另外，从恐怖分子行为方式的特点和战术方面讲，在与国家政权和现代主流社会的对抗中，恐怖分子占有主动的地位。现代社会是强大的，同时也是脆弱的。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社会的开放性和民主制度为恐怖主义分子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和大量的机会。便利的交通、敞开的国门、宽松的社会环境，为恐怖分子的活动和存在创造了便利条件。恐怖分子将在何时何地对何目标采取何种行动，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难以预料的。恐怖主义活动防不胜防，给反恐行动带来极大的困难，因此有人称恐怖活动为“地下战争”和“秘密战争”。[26]面对恐怖主义的这种非对称性、隐蔽性的特点，再强大的军事力量也很难对付，更不用说彻底消灭了。因此，在美国的《打击恐怖主义国家战略》（National Strategy for Combating Terrorism）和高级官员的讲话中，布什政府的反恐战略的总目标不是消灭恐怖主义（eliminate terrorism），而是击败恐怖主义（defeat terrorism），因为前者是不现实的和无法达到的。[27]

三年来，在美国军事手段的严厉打击下，阿富汗和伊拉克两个反美政权被推翻，恐怖主义组织也确实受到了重创，“基地”组织发动大规模袭击的能力曾经在一段时间内丧失，但是“基地”培训的学员将他们学到的恐怖知识和技巧传播到了世界各地，更多不知名的恐怖组织应运而生，而且这些恐怖新生代具有更高的文化知识，手段也更加残忍，他们在欧洲、中东、东南亚和非洲等地区相继发动了不少血腥的恐怖袭击，使美国及其盟友的海外利益受损，同时也造成了大量无辜平民的伤亡。至今，不仅美国对两个反美的“毒瘤”尚未切除干净，反而使“癌细胞”大面积扩散，反恐形势更为严峻。

据澳大利亚新闻网站报道，“基地”组织的新一代领军人物正在逐渐走向前台，他们这些极端伊斯兰组织的领导人比他们的前辈更加顽固，更加残忍，也更加危险。在本·拉登“消失”之后的这一两年里，全世界通过他们在全球发动的恐怖袭击对这些新的领军人物开始有了更多的了解。到目前为止，“基地”组织现在的势力和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其领导人本·拉登曾经为之努力的程度。现在已有五位恐怖组织头目，不仅继续了本·拉登的恐怖理论，而且已经开始发出他们自己的“革命口号”。不仅如此，在过去的8年里，“基地”也已经逐渐演变成了一个意识形态上的名称。“基地”组织现在的实力主要来自于其所支持的附属组织，一些直接或间接使用其影响力的恐怖组织。

在这五位新的领军人物中，排在第一位的当属扎瓦希里。他是本·拉登的副手和私人医生。也就是他，在过去的两年里，策划了“基地”组织在全球实施的绝大多数恐怖事件。在这个庞大的网络中，除了扎瓦希里之外，另外4个人也将肯定在未来的“全球圣战运动”中发挥领导力。这4个人就是阿布-马卡代斯、阿布-扎卡维、阿哈迈德-扎赫拉尼以及奥马尔-塞伊夫。扎卡维，出生于约旦，被认为是过去12个月里，在伊拉克大规模武装暴乱中最危险的人物。现在他也是全球极端伊斯兰组织中最具威胁力的人。塞伊夫是2004年9月初策划俄罗斯别斯兰市学校人质事件的车臣武装组织幕后的精神领袖。塞伊夫和扎赫拉尼都全力支持其同胞哈耶里的恐怖理论，那就是宣称美国对伊拉克发动的战争只是一系列随后针对其它阿拉伯穆斯林国家的前奏，因此，保护伊斯兰国家的惟一途径就是召号全球的穆斯林志愿者团结起来，反抗美国。[28]

恐怖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使人们在呼唤全球合作的同时不禁对美国的反恐战略产生了疑虑。王逸舟教授认为，恐怖主义复杂而分散的活动网络与拉登及“基地”组织的联系，更像是一种教义追随者而不是实际的组织关系。在“圣战”的口号下，它们从那些死难者者的亲属和同情者以及绝望无助的难民营那里，征募到更多的敢死队员和活动赞助人。对于这样的蒙面敌手和背后庞大的支持群体，任何国际组织、政府和国家集团，哪怕像美国这样历史上少有的超级大国，都缺少足够的思想准备和有效的应对手段。即便美国强力部门最终能擒获或击毙拉登本人，也不一定能够铲除早已遍布各地的“基地”网络，也不一定能够制止发生在美国本土或全球各地的恐怖袭击活动。就像抓住了萨达姆本人并不必然减少旧政权残余势力的猖獗犯罪一样，美军战术上的胜利并不必然保障伊拉克政治重建过程的成功。[29]

恐怖主义活动所具有的非对称性，使单纯的军事手段很难奏效。非对称性意味着任何国家都不可预知恐怖威胁的主体是谁，何时何地将会发生何种恐怖袭击。我们所能认识的只能是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和原因。如果仅仅加以军事打击，而无视恐怖主义产生和蔓延的根源，不铲除滋生它的土壤，那么恐怖活动只会有增无减、愈演愈烈。由于美国固执地采取单边主义，对恐怖主义随意自定标准，自以为凭借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就可以为所欲为，其结果只能是：反恐、反恐，越反越恐。

（四）美国坚持在反恐问题上的双重标准违背了战略重心的原则

在反恐战略的实施过程中，美国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在反恐问题上顽固坚持双重标准的做法，违背了战略重心的原则。战略重心原则的要求是，在战略实施的过程中始终把握战略重心推动全局发展，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战略重心只能有一个，而不能多个，多重心则无重心。美国政府的决策者在反恐斗争中，既想消灭反美的国际恐怖势力，又想利用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和恐怖主义势力牵制其他大国的崛起，还想借反恐之机推进美国的全球霸权。美国的这种追求战略目标的泛化、混乱和实用主义的做法，分散了反恐的战略资源，破坏了全球反恐联盟的团结，严重影响了全球反恐的进程。

实用主义哲学对美国战略思维的影响根深蒂固，主要体现在美国战略思维过程中的权变性和灵活性上面，包括两个方面。第一，道德与政治之间的实用主义，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大多数美国的战略决策者认定，成功本身就是国家的生存道德；二是经常把本国的道德标准与普遍的国际社会道德标准等同起来，把自己看成是国际社会的法官和人类的基督，自己永远站在上帝一边。第二，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实用主义，也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具有马基雅维利式的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特点；二是经常表现为政治上的两面性，例如，美国一面不断警告世界各国要防止核扩散，另一面又拒绝批准《禁止核试验条约》，执意退出反导条约。虽然没有“公开化”，但事实上，实用主义已经成为美国的战略原则之一。[30]美国出于自身的国家利益考虑，对其他国家的反恐问题采取的双重标准就是这种实用主义原则的最明显的体现。

“9·11”之后，美国的反恐决心无疑是坚定的，反恐行动也堪称坚决和迅猛。美国政府对恐怖分子的任何要挟决不让步，对任何与恐怖分子有关的组织和个人都给予坚决打击。但是，美国在对待其他国家的反恐问题上却采取了双重标准：凡是针对美国自身及其盟友的恐怖行动，美国就会毫不犹豫地进行政治谴责和军事打击；凡是针对美国的对手或者是潜在敌手的恐怖行动，美国或者是视而不见，或者是轻描淡写地进行道义上的谴责，甚至还会出于自身的政治利益考虑，对其他国家的一些恐怖势力采取放任乃至接触、暗中支持的态度。这种不公正的做法妨碍了其他国家的反恐进程，损害了全球联合反恐的统一阵线，这也是恐怖事件不断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美国对待俄罗斯车臣恐怖分子和中国“东突”恐怖分子的态度上。

站在反恐的立场上，美国没有理由不支持俄罗斯打击车臣恐怖分子，但是，如果站在国家利益的立场上，从推行全球霸权战略的角度考虑，支持车臣独立，牵制俄罗斯，则是美国的最佳选择。因此，美国一直在车臣问题上对俄罗斯掣肘，成为牵制俄罗斯反恐的最大因素之一。2004年8月初，俄罗斯车臣恐怖分子的头号人物艾伊亚斯·阿克马多夫就得到布什政府的支持，得以在美国“避难”。正是在这种纵容下，9月1日，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北奥塞梯共和国别斯兰市中学人质事件，300多人不幸遇难。别斯兰人质事件成为“9·11”之后最大的一次悲剧，恐怖分子以儿童为绑架目标并残忍地进行虐杀，将其惨无人道的本性暴露无遗。美国政府一方面宣布站在俄罗斯一边，谴责恐怖分子的残暴行径，支持俄罗斯对恐怖分子的打击，另一方面，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鲍彻却扬言美国政府将继续与所谓的车臣“异议人士”接触，并对俄罗斯处理车臣问题的方式提出“建议”，建议俄罗斯政府与车臣强硬派进行谈判。对此，普京总统愤怒地说：“你们为什么不与本·拉登会面，把他邀请到布鲁塞尔或者白宫，然后举行会谈，问他要什么，然后给他，这样他就能让你安稳。你们为什么不那么做？”[31]

据香港《文汇报》及土耳其国家电视台(TRT2台)2004年9月16日报道，9月14日华盛顿时间下午4点，一小撮“东突”分子纠合在美国国会大厦里，宣布成立以澳大利亚“东突协会”主席艾哈迈德·埃根贝尔迪为“总统”和美国“东突民族自由中心”主席安瓦尔·玉素甫·土拉尼为“总理”的所谓“东突流亡政府”。他们宣称，他们的事业得到美国少数反华议员的同情和支持。出于争权夺势的考虑，此次多数“东突”团伙对“流亡政府”采取了不予理会的态度，到场的记者也寥寥无几。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东突”问题“国际化”过程中，国际反华势力特别是美国的反华势力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甚至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前副总统戈尔等政要也曾多次秘密会见“东突”分子，克林顿甚至在公开场合与“东突厥斯坦民族代表大会”执委会主席艾尼瓦尔会面。美国国会还专门召开新疆问题听证会。“9·11”以后，出于全球反恐斗争的战略需要，美国的态度和政策发生了一些变化。2004年4月29日，美国国务院将“东突伊斯兰运动”组织列为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并禁止任何美国政府或私人机构为其提供任何形式的支持。这是美国继2002年8月首次承认“东突运动”为恐怖组织之后又一次将其正式列入恐怖组织名单。依照美国法律，所有的美国政府或私人机构都不得与这些组织合作或是提供资金支持。尽管美国政府将“东突”组织列为恐怖组织，但这次却又默许他们在美国成立“流亡政府”，反映了美国在反恐问题上的自相矛盾和双重标准。而“东突”问题今后也将成为骚扰中美关系的一个长期的刺激因素。[32]

高举反恐大旗的美国，在反恐过程中的双重标准严重影响了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的有效打击。如果美国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抱着双重标准不放，那么它也很难在反恐问题上得到其他国家真心实意的支持，国际社会的反恐斗争只能在低效率的、被动的、各自为战的状况下无休止地进行下去。

三结语

总之，从一般的意义上讲，一个战略的成功实施，基本的要求是：对所处系统的环境和形势进行正确的判断，对自己的实力和资源进行正确的评估，设定一个可能实现的具体而明确的目标，采取最有效的实施途径和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有计划、分步骤地全力推进目标的实现。以此来审视美国“9·11”后的反恐战略，应该说，布什政府对国际环境和形势的判断、对美国自身实力和战略资源的评估环节上基本恰当，略有缺失。主要问题出在两个环节：其一，布什政府没有设定一个具体而明确的反恐目标，或者说从表面上、外交政策宣示上设定了明确的反恐目标，但实际上在美国决策者的头脑中以及从美国的反恐行动中所展现出来的是目标的无限扩大；其二，美国采取的战略实施途径是单边主义和战争，军事打击成为最主要的手段，但是恐怖主义所具有的非对称性的特点，使这种传统安全手段在对付恐怖主义这种非传统安全问题时显得很不适应，有劲没有地方使，所以美国可以推翻塔利班和萨达姆政权，但却无法消灭日益蔓延的恐怖主义。因此，单从反恐的角度来说，美国的反恐战略并不成功，成效甚微，甚至越反越恐。

笔者一直认为，在研究国际关系的过程中，我们既要注意到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和政府公开发表的政策文件，同时更要关注一个国家的具体的、真实的国际行为，也就是既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在研究国际战略问题上，这一点尤为重要。实际上，在现实的国际政治斗争中，许多国家在国际战略目标的设定上存在着名义目标和真实目标之分，美国也有学者把战略分成公示战略(declaratory strategy)和操作战略(operational strategy)两种。[33]从这个思路出发，笔者认为，美国的名义目标是反恐，真实目标则不仅仅局限于反恐，在反恐的同时，还要利用反恐的历史性时机，全力推进美国的全球战略部署，实现其称霸全球的战略总目标。

需要指出的是，此文只是从反恐战略的角度对美国主导的反恐斗争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只是分析问题的一个视角而已。我们必须认识到，尽管可以说美国的反恐战略并不很成功，但是从美国推进全球霸权战略的角度来说，美国还是取得了不小的进展。美国利用全球反恐的旗号，连续两次对外用兵，一举消灭了阿富汗的塔利班和伊拉克的萨达姆两个反美政权，在极具战略意义的中亚和中东成功地建立了美国的新势力范围。不仅如此，为了更好地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和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其他潜在威胁，美国趁机在全球范围内调整和加强了军事部署，不仅恢复了冷战结束后曾一度关闭的一些基地，而且在原属于前苏联的势力范围甚至加盟共和国的领土内开辟了新的基地，还打算将从德国和韩国削减下来的部队重新部署到从东南亚到西非这一广大的“弧形危机区域”的一些小军事设施中，搞所谓的“浮萍”基地。只用了短短的三年时间，美国在全世界的军事存在和影响力就超过了它在冷战中用几十年所建立起来的规模和程度。

美国要做世界的领导者，它本身也具有这样的实力和地位，并且幸运地拥有了有利的历史机遇。但是，领导者和征服者是有区别的。作为世界的领导者，美国不能只从美国的利益出发来思考问题，必须从全球、全世界的共同利益的角度来思考判断事务和行事。是采取成吉思汗式的暴力征服，还是采取一种超越以往所有的世界霸权国的具长远历史眼光、以全世界的和平发展为己任、遵守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充满大智慧的领导者方式？这是摆在美国领导人面前的一个历史性选择。

[1]王嵎生：《“9·11”事件三周年：美国、世界更安全了吗？》，载《解放日报》2004年9月8日。

[2]王嵎生：《“9·11”事件三周年：美国、世界更安全了吗？》，载《解放日报》2004年9月8日。

[3] 李伟：《全球反恐新概念：杀伤袭击成“时尚”》，载《外滩画报》2004年9月8日。

[4]丁增义：《2003年国际恐怖与反恐怖斗争综述》，载《解放军报》2003年12月25日。

[5] 《美国务院<2003年全球恐怖主义形势>报告全年概要》，中国日报网站消息，2004－04－30。

[6]《美国务院高估2003年反恐成绩，为布什大选添砝码》，中国日报网站2004-06-11。

[7] 《美修改反恐报告去年全球重大恐怖袭击21年最高》，中国日报网站消息，2004－06－23。

[8]《“9·11”后恐怖袭击增加　布什反恐战绩遭到专家质疑》，载《新闻晨报》，2004年9月3日。

[9]子夜：《“9·11”三周年特稿：反恐真的能带来和平吗？》，中国日报网站2004-09-11。

[10] 可参见如下文献：楚树龙：《国际关系基本理论》，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第92－98页；钮先钟：《战略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第143－185页。

[11]参见周丕启：《国家大战略：概念与原则》，载《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7期。

[12] National Strategy for Combating Terrorism , http://usinfo.state.gov/topical/pol/terror/strategy/#intent，February 2003.

[13]参见王公龙：《现实主义与保守主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12期。

[14]王逸舟：《迷失方向的出击——评析当前国际反恐斗争的失误》，载《人民日报》2004年6月18日。

[15] 子夜：“9·11”三周年特稿《反恐真的能带来和平吗？》，中国日报网站2004-09-11。

[16]凌朔：《美军要搞“浮萍”基地》，载《新闻晨报》2004年9月24日。

[17]中国新闻网2004年9月17日电。

[18]南开大学军事教研室：《盘点2003年国际风云：恐怖与反恐》，载《北京青年报》2003年12月26日。

[19]时寒冰：《因恐怖而战栗因恐怖而愤怒》，载《现代金报》2004年9月11日。

[20]许嘉：《美国战略思维研究》，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第161页。

[21] 徐冰川：《国际反恐之路怎么走？》，新华网2004-09-08 。

[22] 《安南在联大会上批评布什政府的伊拉克政策》，新华社2004年9月21日电。

[23]沈绿：：《失去束缚的尤利希斯与反恐宿命》，载《国际先驱导报》2004年9月8日。

[24]温宪：《失衡的世界》，载《人民日报》2004年6月17日。

[25]周丕启：《国家大战略：概念与原则》，载《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7期。

[26] 参见【美】理查德·弗莱德曼著，张力等译：《高科技战争》，北京：兵器工业出版社，1991年版，第337-340页。转引自王逸舟主编：《恐怖主义溯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58-359页。

[27] Under Secretary of Defense for Policy Douglas J. Feith，“U.S. Strategy for the War on Terrorism ,” in Political Un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April 14, 2004.

[28] 《后拉登时代“基地”组织的五位新领军人物》，中新网9月20日电。

[29]王逸舟：《迷失方向的出击——评析当前国际反恐斗争的失误》，载《人民日报》2004年6月18日。

[30] 许嘉：《美国战略思维研究》，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第165-167页。

[31]时寒冰：《因恐怖而战栗因恐怖而愤怒》，载《现代金报》2004年9月11日。

[32] 特约记者何方报道：《“东突流亡政府”闹剧草草收场》，载《国际先驱导报》2004年9月24日。

[33] Bradley S. Klein, “Hegemony and Strategic Culture: American Power Projection and Alliance Defense Politic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14,No.2,April 1988,pp.136-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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