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众所周知,国际政治并未发生转型:世界依然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中,国家也仍旧竭尽所能地寻求自我保护。世界的确发生了显著变化,然而导致这些变化的原因并不是民主、相互依赖、国际制度等力量和因素。世界新秩序的出现是由苏联的衰落和最终消失所开创的,世界从两个超级大国相互竞争到只剩下一个超级大国。苏联的政治改革并不是由那些雄心勃勃的民主派完成的,在这个过程中安德罗波夫、戈尔巴乔夫等传统的共产党官僚起了主要作用。相互依赖与苏联崩溃毫不相干,因为苏联从来没有成为相互依赖的世界经济的一部分。国际制度(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在拖垮苏联方面也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它们并不是独立的行为体,它们服从于强国的意志、依赖于强国的资源。戈尔巴乔夫并不是一个要与权力政治彻底决裂的崭新领导人,他明确表示希望看到苏联“作为一个强大而繁荣的国家进入一个新的世纪”[2]( p. A16)。
自从罗马帝国以来,还没有一个国家具备像美国这样支配世界的实力。更有甚者,美国在军事上还不断寻求拉开它与任何潜在竞争者之间的差距,以至于其他国家望尘莫及。2000年布什总统在西点军校发表演讲时表示,美国要进一步扩大已有的军事优势,以确保任何国家都不足以对美国构成挑战。现在的美国确实是按照这种构想去实践,不允许任何实力相当的竞争者的存在。2000年,美国的军费相当于世界上其他8个最大的防务开支国的总和;2003年则超过了其后的25个国家的总和;到2004年,美国的军费开支可能会超过其他所有国家的总和[3]( p. A22)。
面对这种情况其他国家该作何想?里根政府时期,美国通常夸大苏联的防务开支。一个记者询问时任国防部长的温伯格,为什么苏联人把所有的钱都投入到他们的军队上?温伯格的回答是,“很简单,为了主导世界”[4]( p. A6)。美国人现在的行径正好符合当年我们认为苏联所犯的错误。在其他的国家的眼中,美国是一副怎样的形象?这个国家已经失去了军事竞争对手,在军事上的花费却远高于冷战高峰时期;它把自己不喜欢的弱小国家分成三六九等并且加以打压;它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战争的目标,而这些战争并不是必需的。
在过去的二十年间,美国先后入侵过黎巴嫩、格林纳达、巴拿马、伊拉克、索马里和阿富汗,现在又一次入侵伊拉克。里根总统在谈到入侵格林纳达时指出,我们赶在紧要关头解救了被绑架的美国人质。他说的一点没错,我们确实赶在紧要关头:格林纳达不久便会释放这些人质,这样里根总统就失去了挽回在黎巴嫩遭遇的惨败的大好机会。在入侵巴拿马的战争开始之前,受命指挥战斗的沃勒尔(Frederick F. Woerner)将军不愿率领他的军队投入一场没有必要的战争而选择了提前退休[5]( p. A5)。这场被老布什政府命名为“正义行动”的战争粗暴地践踏了国际法,包括美洲国家组织宪章——美国是这个组织的主要发起者。第一次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看上去还有一些正当理由,但是正如人们过去预料以及现在知晓的那样,第二次伊拉克战争的理由完全是虚假的。在入侵伊拉克之前,小布什政府就声称有权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来对付那些美国认为要对其他人做坏事的国家。我们希望其他国家不要效仿美国。
我们知道当国内制衡力量削弱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对于国际社会也是如此。FaGuo神学家和宫廷政治顾问弗朗西斯·费内隆(François Fénelon, 1651-1715)是最早意识到均势是一种通常现象而不仅仅是一种特定情况的人之一,他指出,不能指望一个拥有超凡权力的国家长期保持彬彬有礼、举止有度[6]( p. 140)。他的这一定理完全被查理五世、路易十四、拿破仑、德皇威廉二世等大权独揽的统治者所验证,尽管并不必然是这些统治者个人或者他们的国家的性格出了问题。至少可以说,过度的权力诱使他们肆意妄为、狂妄自大。
美国政府生活在它自己制造的神话之中。失去了势均力敌的对手之后,美国仍然增加军备、发动战争,扩展其影响力和控制力。美国的军事基地遍布世界各地,在海外保持有20余万驻军。“只有在美国,人们才能够听到世界需要美国领导的说法”,一位英国外交官如是说,“而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人们听到的是美国的骄横与单边主义”[9]( p. A1)。
参考文献:
[1] Sun Tzu, The Art of War, Samuel B. Griffith, tra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2] “Succession in Moscow: First Hours in Power, Gorbachev in His Own Words,” New York Times, March 12,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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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ditorial,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0, 2003.
[4] Andrew Rosenthal, “Pentagon Report Softens Soviet Menac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8, 1989.
[5] Richard Halloran, “U.S. Military Chief is Replaced in the Central American Region,” New York Times, July 21, 1989.
[6] Herbert Butterfiel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Butterfield and Martin Wight, eds., Diplomatic Investigations,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66.
[7] “Cover Story: Communism’s Collapse Poses a Challenge to America’s Military,”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Vol. 3, No. 16, October 14, 1991.
[8] Alexander Stille, “What is America’s Place in the World Now?”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2, 2002.
[9] David E. Sanger and James Risen, “President Says Report on Arms Vindicates War,” New York Times, October 4,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