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

标题: 存在一个美利坚帝国吗? [打印本页]

作者: laruence 时间: 2008-11-3 09:44
标题: 存在一个美利坚帝国吗?
　　伊拉克战争引发了关于“美国帝国主义”的新一轮争论。事实上,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从未充分展开:这个术语通常是为这场战争的批评者所使用,而被战争的支持者所DIZHI。尽管战争的支持者信奉的如果不是帝国主义,则肯定是帝国,那么,华盛顿是新的罗马城吗?存在一个美利坚帝国吗?伊拉克战争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吗?在我看来,我们应更好地理解美国在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而不是纠缠于这个旧术语。对美国使用强权的批判是当前重要的政治任务,因此我们最好看清楚我们眼前正在发生的事情。

对我所提问题的最简单回答依然是“肯定”的。在建构全球市场的过程中,难道美国没有扮演主角吗?难道我们没有控制全球市场的调控机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吗?难道世界上的多数国家没有对美国公司和企业的逐利行为开放吗?然而帝国是一种政治统治形式,市场优势及榨取利润需要政治的统治这一点是不明显的。或许在早期确实如此,恰如欧洲帝国和美国在中美洲的历史所展示的那样。然而为当今自由市场的支持者所大力宣扬的是政治统治不再成为必需,这种主张也通过哈特与耐格里的晦涩但却颇受欢迎的《帝国》一书得到了左翼的推崇:“帝国给予全球化资本的保证,不包括微观政治和微观管理。控制机构并不干预地方事务、个体及其行为。”换一种说法可能更好理解:今日之“帝国”与我们往常所认为的帝国不同。它不占领土地,它没有中心(甚至华盛顿也不是),它不依赖于处于牢牢掌控下的卫星国政府,它是一个后现代的实体。

哈特和耐格里的观点可能被视为对那些宣称伊拉克战争是一场“争夺石油之战”的人的回应。事实上,正如一段时间以来左派所认为的那样,对自然资源的控制并不需要“亲临现场”或对其领土和人民进行“微观管理”,它并不需要殖民地和卫星国。市场运作使富国可以获得和使用穷国的资源———这不是独立于政治,而是不必依赖于政治统治。如果不是因为这样,我们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对市场吹毛求疵。

一些当代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我们今天拥有的是“一个自由贸易的非正式的帝国主义(或者一个没有殖民地的帝国主义)”。然而,恰似福斯特在《每月评论》中表明的那样,这个论点需要在实质上将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等同起来:帝国只是“资本主义在各方面综合发展的一种表现……”,它的政治形式是次要的。这种看法不正确。如果帝国主义只是资本主义的一种表现,如果它没有独立的和特别的政治内涵,那么它就不是有益于进行政治分析的一个术语。它当然可以作为一个谴责性的术语,但绝不具有启发意义。我认为帝国主义是一个政治统治体系———不一定是直接统治,而是某种意义的统治:帝国从它所创造、支持或资助的政府中得到它需要的东西。

美国是这一意义上的政治统治者吗?我们具有不可比拟的强大军事实力。处于鼎盛时期的英帝国海军也未曾达到今天美国空军的实力,它也未能像美国那样在全球迅速或有效地展现这种实力。然而,我们并不清楚这种实力是否有助于帝国的统治,即使是其更为简单的表现形式———当今的区域联盟和地方合作———仍然存在问题。现代军事技术不再能解除我们的后顾之忧。尽管我们为研制最尖端的武器投入了资金,但美国在国际舞台上有时仍然相当软弱;除非诉诸战争,我们的政治政策不能赢得支持,更不必说实施了。就在伊拉克战争之前,这种软弱性在两例事件中戏剧性地展示出来,首先是韩国政府拒绝在朝鲜问题上配合美国的政策;然后是土耳其政府拒绝美国从其领土入侵伊拉克。这些都是依照美国公开承认的民主程序选举的新政府,我们无法使它们臣服于我们的意愿。

国际社会对伊拉克战争的反对同样引人注目。如果情况真的如此,就像左翼传媒所说的,整个世界都在反对我们,怎么会存在一个全球性的美利坚帝国呢?不仅那些在大街上游*的人反对我们,世界上的多数政府———包括构成这个所谓帝国之行省的我们的附庸和盟友———也反对我们。如果在“9.11”后不到两年的时间内,我们在一场重要战争的前夕不能得到墨西哥、智利等国的支持,这是一个怎样的帝国?正如我今天所指出的,在赢得一场“帝国主义”战争的决定性胜利之后,美国将它所选择的政权强加于伊拉克,这种发展的前景并不光明。

在当今的世界,对“帝国”的存在或可能与否进行描述需要诸多限定条件。然而根据相关的“霸权”思想,或许存在着更好地思考当代全球政治的方式。“霸权主义”今天通常被认为是“帝国主义”的一种委婉表述,但它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它是一种更加松散的统治形式,较之过去或现在的帝国更少威权主义的特征,更加依赖于同他国的协商一致。考虑一下最重要的霸权理论家葛兰西在论述国内政治斗争时所作的表述:“霸权成为事实的先决条件是将那些将被置于霸权之下的团体的利益和旨趣纳入考虑,它也意味着一种特定的均衡,换言之,霸权集团要作出合作性的牺牲。”霸权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依靠武力,但它也依赖,甚至更依赖于思想和意识形态。如果统治阶级不得不单纯依靠武力进行统治,那么它就已经处于危机之中。如果它要避免危机,就不得不准备作出妥协。

这一规律如何在国际舞台发挥作用,一个霸权国在多大程度上接近于统治阶级,所有这些仍有待于解决。我没有一种理论,只是想提出一个观点。我也不是建议美国当前的统治者接受“合作性的牺牲”,即使是在他们实际上已在这样做(就像对待土耳其那样)的时候。布什的单边主义是为没有妥协的霸权所下的赌注,或许他认为在当代世界美国正扮演着帝国抑或是救世主的角色。然而单边主义不是美国权力的正常模式。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我们在建立国际组织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我们拥有一些可以协商的伙伴;在一些紧急关头,如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以及在处理一些危险的政治和环境发展趋势,如核扩散和全球变暖问题上,我们总是愿意同盟友协商。主张独自采取行动是一个新现象,或许这与“9.11”以及畏惧将来的恐怖袭击有关。但较之其推行的政策,恐惧更好地解释了布什政府在美国民众中的政治力量。单边主义出现在“9.11”之前,它是狂妄、意识形态狂热或者鲁莽行动的产物,反映了对美国权力的一种错误认识。在当代世界,帝国统治是无效而危险的实践。

帝国统治的无效源于三方面的理由:首先,美国没有能力或者欲望推行帝国主义。我们根本还未准备好承担帝国的经济成本———帝国的代价是高昂的:柏克德公司(Ｂｅｃｈｔｅｌ)和哈里伯顿公司(Ｈａｌｌｉｂｕｒｔｏｎ)这样的企业可以从中获利,但却增加了美国纳税人的负担。美国人也不愿承受伤亡的代价。我们没有一支由“土著人”和雇佣军组成的帝国军队,我们从未建立一套帝国的行政机构,我们甚至也没有学习那些我们试图去统治的国家的语言和风俗。美国未能把法律和秩序强加于阿富汗,五角大楼同地方军阀的交易以及我们的政府拒绝投资于喀布尔之外的国家建设———所有这些不是加固了帝国的统治,而是表现了霸权的典型的松散性,并且阿富汗的例子是这种松散性不太光彩的版本:一种未承担责任的霸权。

其次,我们对民主的公开承诺使帝国统治难以获得合理性,并使之难于管理。即使在这一承诺表现出明显的虚伪性时(多年来我们一直支持韩国和土耳其等国的非民主政府),我们仍一直在试图鼓励、促成或至少是容忍民主转型。在冷战时期,我们的确曾难以容忍伊朗、危地马拉以及智利的民主选举的政府。我们将来仍可能难以容忍如埃及等国的民选政府———在那里,不是“共产主义者”而是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者可能赢得选举的胜利。但我们不能轻易这样做,它会造成美国权力的合法性危机———这是霸权而不是帝国统治的另一特征。

第三,在现实的霸权统治环境下,许多政府有能力反对霸权国的政策。如果霸权国是明智的,它会进行协商并作出妥协。在当代世界,任何帝国主义规划都会遭到各国的强烈反对,人们存在一种强烈的认识:这种反对是合法的,帝国主义规划注定要失败。

当鲁德伊·基普林将帝国称为“白人的负担”时,他是用当时的意识形态语言在陈述一个简单的事实:权力带来责任。然而霸权的负担不应独自承担,它应该被分担。一个理性的霸权国不会通过单边行动来反抗侵略,制止屠杀以及承担(艰难的)国家建设任务,它发动联盟的力量来解决。显然这些联盟是自愿结合的结果,但这种自愿结合是通过协商、说服和妥协来实现的。近年来,我们的政府曾寻求绕开这三个必要过程,似乎其领导人想完全凭借自己的力量来管理世界。较之任何“帝国主义”理论,这种野心可能是对伊拉克战争更好的解释。但美国的领导人不能管理世界。在取得倒萨战争的不彻底的胜利之后,他们显然需要通过帮助来管理这个国家。如我所述,他们正在寻求帮助,但仍然没有承诺进行协商、说服和妥协。真的很难校正布什政府的学习曲线,但它迟早会明白:与帝国不同,霸权国依靠的是支持。

对美国权力的这种理解会带来什么样的左翼政治?对此我们需要进行长时间的思考,现在我只能给出一个简单的答案。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左翼曾是“小英吉利主义者”,换言之他们支持殖民地独立。美国也承诺支持独立———甚至布什政府也反对“微观管理”!———或者至少是支持民主。左翼力所能及的是坚持这一承诺的付诸行动,即使行动损害了霸权国的利益。美国是否已做好准备去帮助伊拉克缔造一个如土耳其那样不听从自己意愿的政府?为了全球的稳定我们的政府会承认并容忍多少与自己意志相悖的“利益和旨趣”?它愿意同其他哪些集团形成哪种“均衡”?一个民主霸权国的任务是使其角色非中心化,使其权力实践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同。

这绝不会是华盛顿当前执政者的选择。即使是更为均衡的状态、一个更加妥协的霸权国以及更为有效地捍卫民主的政府这样最低限度的目标,也只有通过反对派政治才能达到。反对的声音将不得不首先出现在美国国内:美国的自由主义者和左派应该支持自我限制,这将是签署反导条约、京都议定书和国际罪犯法庭等文件,在国际贸易中实现更大幅度的互惠,以及对来自第三世界的进口商品实行开放的真正意义所在。所有这些都必须包含对形成霸权的条件与接受各国普遍遵循的规则一视同仁,这两方面共同形成了“合作性的牺牲”。然而如葛兰西所言,这些牺牲没有消灭霸权,而是使它更符合人道精神,同时也体现了一种明智的统治形式。民主党当然应该能够推动上述目标的实现,但如果我们的目标不止于此,如果我们担心并反对单一国家的霸权统治,就需要建立外部的同盟———首先是其他国家的支持,其次是国际公民社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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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再看看葛兰西的“均衡”思想。它的国际版本可能是指霸权国及其竞争对手之间一种传统的力量平衡。然而在当代世界,鉴于力量的非平衡现状,设想一种美欧伙伴关系式的平衡更有意义。美国需要一个或者许多伙伴,它们能够发表意见,有时能够与我们采取一致行动,有时又能够独立行动。但如果建立并维持这样的伙伴关系,欧洲国家就必须在国际事务中承担责任。它们必须分担霸权国的某些工作,它们承担的责任越多,霸权国就要进行更多的协商和妥协,均衡态势将越来越朝着平等的方向发展。如果欧洲能够在没有美国卷入的情况下有效地解决前南斯拉夫问题,那么在2003年美国就不会如此横行霸道。另一种形式的反对派政治可能在国际公民社会中产生。国家不是当今世界惟一的行为主体。在全球经济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跨国公司,是去中心化“帝国”的中心机构。虽然它们可能反对帝国的某些鲁莽行动,但它们未必会成为反霸的力量。我认为,愈益扩大的非政府组织的作用更为重要,它们捍卫普遍价值和集体利益,其在全球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仍有待于明确。哈特和耐格里否认这些组织作为反对派的发展潜力,他们引用人权非政府组织在波黑和科索沃战争中的作用,指出正是它们的“道德干预成为帝国主义干预的前奏”。但是,如果考虑“帝国主义”干预的道德必要性以及将其纳入任何相关帝国主义理论的巨大困难,这种看法是根本错误的。人权观察组织或大赦国际等非政府组织不仅能够干预帝国边缘的事务,而且能在其中心发挥作用———就像它们对苏联及其卫星国所做的那样。今天,它们能在美国国内就人权问题发表意见。

然而,由于全球市场构成了美国霸权的主要基础,我们不得不设想非政府组织以通过或反对如世界贸易组织这样的调控机构的方式来发挥作用,并致力于限制资本的力量———就像社会民主主义在19世纪和20世纪所做的那样。1999年的西雅图反全球化运动是这种政治运作最鲜明的表现。我们并不清楚,国际公民社会能否不仅为人权、环保主义组织以及其他关注单一问题的组织,而且为那些主张再分配的全球运动带来契机。在这方面,哈特和耐格里比我乐观,但这一问题是关系霸权主义未来发展的关键。

但是,当我们在各国间寻求新的力量均衡或者在国际公民社会发展新社会运动时,我们并不是在帝国的各行省中组织叛乱。我们需要建构一种不同的政治,不仅与实际权力而且与霸权统治的典型松散性相适应。在《世界政策杂志》(ＷｏｒｌｄＰｏｌｉｃｙＪｏｕｒｎａｌ)2002年夏季号的文章中,马丁·沃克在“虚拟帝国”的标题下分析了这种松散性。我不太喜欢这个标题,但他的分析是有益的。事实上,他未能预测出近几个月来布什政府的高压政策,但他注意到了我所说的美国霸权主义的“正常”模式。他认为,虚拟帝国只有以更加谦恭的态度与国际体系中的其他国家交往,才能保持其优势地位。作为主权国家的盟国应该受到尊重,先前的敌人(如1989年后的俄罗斯)成为新的伙伴。虚拟帝国的统治者在捍卫自身利益时可能非常苛刻,但与此同时,他们的政策应该对来自其他国家、企业以及各种利益集团的观点和意见保持开放。沃克最后总结说,虚拟帝国是“一只我们以前从未见到过的、新近出现的怪物”。无论将这只怪物称之为何物,我们都必须承认它是一个新生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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