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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帝国主义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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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lingq2080
时间:
2008-11-3 09:44
标题:
帝国主义的新时代
帝国主义意指服务于一个统治阶级而非一个国家的需要,它与民主制无关。或许由于这一原因,它通常被敏锐如约翰·霍布森(J.Hobson)的批评者们视为一种寄生现象,霍布森在其1902年的经典著作《帝国主义研究》(Imperialism:AStudy)中指出了这一点。不幸的是,人们总是轻易地就陷入了这样一种不成熟的概念中,即帝国主义扩张仅仅是各种强势集团的产物,这些强势集团是由那些借国家外交政策之名,来为自身狭隘利益服务的人所组成。
对美国帝国目前的扩张,来自美国左翼和欧洲的许多批评家都认为,乔治·W.布什政府治下的美国已经由一个新保守主义的阴谋集团所接管。这有助于美国单边主义的战争外交政策的出台,而这种政策与美国以往在世界中发挥的作用相悖。
2003年4月26日出版的《经济学家》杂志否定了这种阴谋集团的说法,认为“新保守势力是一场范围广泛的运动的一部分”,“而且美国应该积极地利用其力量来重塑世界,这几乎是(美国决策精英的)共识”。但是,《经济学家》以及所有这些主流讨论所忽视的是这样一种观点,即在这种情况下的帝国主义同以往一样,不仅仅是一种政策,而是源自资本主义发展本质的一种现实体系。与所谓“单极世界”的兴起相关联的帝国主义的历史变化否定了任何这样的做法,即试图把当前的发展归结为少数强势人物受到误导的野心。因此,我们有必要阐明美帝国主义新时代的历史基础,包括有助于形成其当前路线的深层原因和具体的行为人。
帝国主义时代
正在从事帝国主义扩张的美国是否会允许自己成为掌握社会政治决策权的那些人的某些奇思怪想的牺牲品呢?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哈里·麦格道夫(HarryMagdoff)在其1969年名为《帝国主义时代:美国外交政策的经济学》(TheAgeofmperialism:TheEconomicsofU.S.ForeignPolicy)一书的第一页,就提出了这一论点。就20世纪60年代美国帝国主义形成的最重要的原因,麦格道夫着手揭示了主导美国外交政策的经济的、政治的和军事的潜在力量。
越南战争时期,主流的解释是:美国进行这场战争是为了“遏制”共产主义,因而这场战争本身与帝国主义无关。麦格道夫既否定了美国主流的观点倾向,即把美国干涉第三世界视为冷战的产物;又否定了自由主义的观点,即把这场战争视为一位来自德克萨斯的总统及其周围顾问的反常行为。相反,历史的分析是非常必要的。
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帝国主义主要有两个显著特征:(1)英国霸权的衰落;(2)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或由生产的集中和集权导致的大公司主导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除了这些有别于列宁提出的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的特征外,还有其他许多因素需要考虑。资本主义当然是一个仅由资本积累动机决定的体系,其扩张是没有止境的。一方面,资本主义是一种不断扩张的世界经济,以我们现在称为全球化的过程为其特征;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在政治上又被分成了许多相互竞争的民族国家。而且,这一体系在每一个层面上都极化为中心和边缘,从其16世纪和17世纪萌发开始,甚至在垄断阶段也是如此。这一体系中心的每个民族国家内部的资本都是受到一种控制需求的驱动,即控制获得边缘国家的原料和劳动力的途径。而且,在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民族国家以及它们的企业都努力使尽可能多的世界经济体系对它们的投资开放,积累领域的竞争导致为控制各边缘地区的争夺。
但是,帝国主义在这一典型阶段之后继续演进,并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随后的非殖民化运动而结束。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这一阶段的帝国主义呈现出自己特定的历史特征,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美国取代了英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霸主。另一特征是苏联的存在为第三世界的革命运动创造了空间,并促使一些主要的资本主义强国结成冷战军事联盟,这又加强了美国的霸权。美国利用其霸权地位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关贸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意图加强中心国家对经济的控制,特别是加强美国对边缘地区的控制,从而控制整个世界市场。
在这种分析中,与其帝国角色携手并进的美国军国主义并不仅仅是,抑或主要是与苏联竞争的冷战产物。军国主义有着深刻的根源,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霸权力量,如果必要,美国可通过诉诸武力以寻求外国资本。与此同时,美国也正在有可能扩大其企业利益的地区使用其力量。与作为全球霸主和联盟领袖角色相关的军国主义逐渐渗透到美国资本积累的方方面面,军事生产有利于支撑美国的整个经济大厦,也是延缓经济停滞的一个因素。
在勾勒当代的帝国主义时,麦格道夫的分析描绘出帝国主义是如何使处于制度核心的资本获益的。剩余利润从边缘地区的抽取是造成永久性欠发达的主要因素。但是,在麦格道夫的论点中,独特而又受到忽略的是其他两个方面:第三世界不断增长的债务困境和对银行及金融资本不断扩张的全球作用的深入探讨。直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当巴西、墨西哥和其他所谓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制”突然运转失效时,人们才真正开始理解第三世界的债务陷阱。而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全球经济体制金融化的全部意义才真正为大多数观察家所理解。
正如麦格道夫所描述的,以对帝国主义进行系统历史分析的方法可以发现,美国的诸多军事干涉行动并不是为了“保护美国公民”或是对抗共产主义阵营的扩张,而都是帝国主义历史复杂性中的重大表现,也是美国作为资本主义世界霸主的责任。但是,这种解释遭到了同一时期越战的自由主义批评家的反对,他们有时承认,美国已经进行了其帝国的扩张,但根据整个美国的历史来看,这种扩张是偶然事件而非计划好的。他们坚持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主要是被理想主义而非物质利益所驱使。越南战争本身就被许多这类自由主义批评家解释为强有力的决策者“缺乏政治智慧”的结果。
院的美国外交政策教授罗伯特·塔克(R.W.Tucker)撰写了《激进左翼与美国的外交政策》(TheRadicalLeftandAmericanForeignPolicy)一书,塔克在该书中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威廉姆·P.威廉姆斯、加布里尔·科尔克和哈里·麦格道夫。在全球基础上控制原材料对美国公司以及为它们服务的美国政府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麦格道夫的这一观点受到特别的批评,塔克宣称,麦格道夫观点的错误在于石油问题。他提出,如果对于第三世界的资源而言美国是一个真正的帝国主义者,那么它将会力图控制海湾的石油。在从逻辑和历史两个方面进行反驳后,塔克宣称,如果从激进的观点看,人们可能会认为在这里(中东地区),美国的政策会忠实地体现其经济利益。众所周知,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石油国家已利用不断成功施加的压力来增加其王室和税赋的收入,除此之外,美国的政策还对曾在中东地区享有优势的美国石油公司的地位不断下降负有责任。
根据塔克的观点,海湾石油的例子反驳了麦格道夫所坚持的控制原材料对美国帝国主义运行的重要性的观点,而美国对以色列的政治责任是与其经济利益相悖的,已经超越了中东石油对美国资本主义的所有利害关系。今天,强调这种争论是多么滑稽几乎没有必要。自1953年开始对伊朗进行军事干涉以来,美国不仅频繁地对中东地区进行军事干预,而且不断寻求加强其对该地区石油的控制,以及提高其石油公司在该地区的利益。美国把以色列武装到牙齿并允许其发展核武器,是因为以色列长期以来就是控制该地区战略的一部分。从一开始,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作用就是公开的帝国主义,维持对该地区石油资源的控制。只有这样的分析,即把经济简化为商品价格和王室收入,而忽略政治和军事对经济关系的影响,更不用说石油和利润的流动,才会导致这样明显的错误。
帝国主义的新时代
1991年,美国在苏联默许下进行的海湾战争标志着美国帝国主义的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和美国全球势力的扩张。这并不是偶然的,苏联的衰落几乎马上导致美国对该地区的全面军事干涉,该地区是控制世界石油———最重要的全球资源———的关键,因而对任何全球统治战略也是十分重要的。
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时期,美国的精英们***了。一些人认为美国应该继续前进,进占伊拉克;其他人则认为对伊拉克的入侵和占领在当时是不可行的。在接下来的10年中,对美国外交政策讨论的主要话题,如《外交事务》(ForeignAffairs)杂志所反映的,是如何利用美国已成为惟一一个超级大国的事实。单极化(该词是由新保守主义的宗师查尔斯·克劳特哈默尔[CharlesKrauthammer]于1991年提出的)和单边主义的讨论不久就与对美国世界第一的地位、霸权、帝国,甚至是帝国主义的公开讨论结合起来。而且随着这10年的流逝,支持美国扮演帝国角色的言论变得越来越普遍和具体。从这个新时代一开始,这些问题讨论的就不是目标,而是效果。对新帝国主义的呼唤中特别值得注意的例子是一本颇具影响力的书,名为《帝国的诱惑》(TheImperialTemptation),还是由罗伯特·W.塔克与戴维·C.亨德里克森(D.C.Hendrickson)所撰写,外交关系委员会于1992年出版。正如塔克和亨德里克森坦率地解释的,美国现在是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军事强国,就其军事力量的有效性和所涉及的范围而言,美国完全可以与历史上某些著名的帝国相媲美。在世界列强中,美国比历史上的帝国拥有更令人生畏的军事力量,可影响到全球任何地方。其历史的对手正在衰退,因内部的纷争而解体。在这种情况下,一种古老的诱惑———帝国的诱惑可能对美国来说是迷人的……这个国家不可能被过去活跃的殖民大国的帝国图景所吸引,但是,它可能发现了另一幅诱人的图景,即一个国家扮演帝国的角色,而又不必履行帝国统治的传统责任。作者明确地指出,“帝国的诱惑”将遭到拒斥,很少是因为这种诱惑会构成经典帝国主义的复兴,而是因为美国只愿意走一半的路,既释放了其军事力量,又不用承担更沉重的与建国有关的帝国统治的责任。
没有抓住海湾石油的控制权即可证明美国还不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尽管塔克的观点在几十年以前就与麦格道夫相悖,但是,为什么对伊拉克的占领属于美国战略利益(石油)的一部分?塔克和亨德里克森就此写道:“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对海湾能源资源的依赖是不同的,这些资源集中在一个仍然相对闭塞和极度不稳定的地区,拥有石油为一个扩张主义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无以伦比的财政基础,它以此希望实现其侵略野心。”因此,毫无疑问,美国必须在中东地区取得统治权。如果美国在这样的特别条件下诉诸武力,它就应该也通过扩展其统治来负责地行事。这种观点出自自由派,而非制定美国外交政策的保守主义者(或新保守主义者)以及统治阶级的讨论。对于塔克和亨德里克森来说,帝国主义是决策者的选择,仅仅是一种“帝国的诱惑”。它能够被DIZHI,但如果不能,就有必要承担根据自由主义的原则重新设计社会的建国责任。的确,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的权力精英中,对于基本假设和目标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共识。小布什政府中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之一,曾为老布什就美国军事立场问题起草了最为重要的声明的理查德·哈斯(RichardN.Haass),在1994年出版了《干涉》(Intervention)一书。正如他所观察到的:“军事行动将导致与敌对的超级大国的冲突,美国已经从这种危险中解脱出来了,现在它可以更自由地进行干涉。”在说明美国势力的局限时,哈斯指出,“美国能做任何事情,但不是所有事情”。他的分析还涉及了在伊拉克和其他地区干涉建国的可能性。哈斯的另一本书《不得已的治安官》(TheReluctantSheriff)出版于1997年,书中提及了治安官和保安队,治安官被界定为美国,而保安队则是“自愿者组成的联盟”。他指出,治安官和保安队不需要太担心法律,但是必须小心以避免触犯美国治安维持会的方针和行动。
更为重要的是哈斯关于霸权的观点,它直接指向了统治集团内部在美国全球势力评估方面的主要分歧。根据哈斯的观点,美国处于全球第一的位置,在这个意义上,美国明显是“霸主”,但是把永久的霸权作为外交政策的一个目标则是危险的幻想。哈斯认为,美国没有能力阻止新的全球大国的出现。由于霸权或第一的永存是不可能的,那么惟一理智的长期战略是奥尔布赖特所说的“自信的多边主义”或哈斯自己所说的“治安官和保安队”的方案,保安队主要由其他大国组成。
2000年11月,就在他到由鲍威尔领导的国务院任政策计划负责人之前,哈斯在亚特兰大发表了一篇题为“帝国的美国”的文章,论述了美国应该如何制定一种“帝国的外交政策”,以利用其“余力”去扩展对全球的控制。尽管仍然否定了长期霸权存在的可能性,但哈斯宣称,美国应该利用现在其正拥有的特殊机会来重新塑造世界,以增强其全球战略资产,这意味着世界范围的军事干涉。他认为,帝国的扩张不足要比过度扩张更危险。到2002年,支持政府入侵伊拉克的哈斯指出,不能在其本土内控制恐怖主义的失败的政府,已经失去了“正常的主权地位,包括留在其本土内的权力。其他政府,包括美国就获得了干预的权力。在恐怖主义的情况下,这甚至可以导致先发制人的自卫的权力”(引自Hirsh,Michael,AtWarwithOurselves,第251页)。
2000年9月,即哈斯“帝国的美国”一文面世的两个月前,新保守主义的“美国新世纪计划”公布了一份题为“重建美国国防”的报告,该报告宣称,“目前美国没有遇到全球的竞争对手,美国的宏大战略目标应该是尽可能在未来长远地保持和扩展这种优势地位”。在21世纪美国的主要目标是“维持美国强权之下的世界和平”。为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必须通过建立新的“海外基地”,并在全世界展开军事行动来扩展“美国安全边界”。
因此,甚至在“9 11”之前,统治阶级和其制定外交政策的精英(包括新保守主义者圈子之外的人)就转向了扩张美国帝国的明确政策,充分利用所谓的由苏联解体造成的,以及在新的全球竞争者崛起之前这段有限的空隙。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经济尽管在长期增长趋势上放缓,但比欧洲和日本增长得更快,90年代后半期的泡沫时期更是如此。同时,南斯拉夫内战表明,没有美国,欧洲没有能力采取军事行动。
可见,在90年代末,关于美帝国和帝国主义的讨论更多地发生在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圈子中,而不是在左翼当中。接下来的2001年9月,推行大规模军事干涉以促进美国力量扩张的倾向成为统治阶级主流共识的组成部分。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声明于2002年9月提交给国会,进一步提出了对潜在敌人采取先发制人的攻击的原则,并宣布:“美国必须,并将保持能力,以挫败任何敌人强加其意志于美国、我们的盟国或我们的朋友的企图,我们的力量将足够强大以打破各种潜在敌人追求建设超过或相当于美国的军事力量的希望。”
在《与我们自己作战:为什么美国正在浪费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的机会》(2003)中,《新闻周刊》华盛顿办事处的高级编辑麦克尔·赫什提出了政治自由主义者的观点,即虽然美国作为霸权力量应当去干预相关的不再能发挥作用的政府和其重要的战略利益受到危害的地区,但这必须与国家建设和承诺更广泛的多边主义同步。然而,实际上,这可能仅是一种“单极性……很好地伪装成多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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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建国干涉”最初遭到布什政府的拒绝,但现在不再有疑问。这能从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报告(Iraq:TheDayAfter)中看出来,这份报告就在入侵之前不久发表,并提出了在伊拉克建国的问题。起草这份报告的成员之一是詹姆斯·多宾斯(JamesF.Dobbins),他是兰德公司国家安全和防务政策中心主任,在干涉索马里、海地、波斯尼亚和科索沃时期曾担任克林顿政府的特使,在入侵阿富汗时担任小布什政府的特使。多宾斯是“建国干涉”———克林顿和布什政府的武力外交政策———的支持者,他在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报告中明确宣称:“党派关于建国的争论结束了。两党政府都明确地准备利用美国的军事力量去变革无赖国家和修复***的社会”。
阴谋集团理论和帝国的现实
所有这一切都与麦格道夫几十年以前在《帝国主义时代》中提出的问题有关,他问道:“(越南)战争是美国外交政策更为全面和连贯的计划的一部分,还是执掌政权的特定人群的精神错乱?”现在主流社会本身存在着一种共识,即敌对力量和安全的需要促成了美国的扩张主义,美国资本主义的普遍利益要求尽可能广泛和长久地控制世界。
在过去两年中,更广大的左翼力量倾向于认为,作为新保守主义计划的新帝国主义的扩张是一种危险的幻想,这一计划的参与者是统治阶级的一小部分,并没有超出共和党的右翼。目前在美国寡头政治集团或外交政策主流决策者中并不存在严重的分歧,尽管这些分歧毫无疑问地将在未来因政策失败而产生。美国不存在阴谋集团,而存在着一种植根于统治阶级需求的共识和帝国主义的原动力。
但是,在美国和其他大国之间存在着分歧———资本主义之间的竞争仍然是帝国主义的车轮之毂。尽管美国正试图在世界上再次确立它的霸权地位,但相对于其他资本主义大国,它在经济上仍然要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那段时间脆弱得多。詹姆斯·多宾斯在报告中说:“在20世纪40年代末,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NP)占世界的50%时,它或多或少地自己单独完成(军事干涉和建国)这些任务。但在20世纪90年代冷战之后,美国能够领导更为广泛的联盟,并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分担建国的重担。在建立一个自由伊拉克的过程中,美国不能负担,也不需要自己承担这一责任。只要美国汲取90年代和40年代的教训,它就能够确保更多的国家参与其中。”
与此同时,在目前的全球霸权帝国主义时期,美国很明显地首先要将其帝国力量扩张到尽可能大的程度,并使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服从于它的利益。海湾地区和里海流域不仅有着大量的石油储量,而且在总储量中所占的比例迅速上升,这就为美国更多地控制这些资源提供了很大的动力。但是美国的帝国野心并不止于此,因为这些野心还受无限的经济野心的驱使。增加美国公司的海外利益是美国政府的主要责任之一,美国公司和美国政府这种双重的扩张主义对世界是危险的,对这种危险再怎么夸大都不为过。正如伊什特万·梅萨罗什(IstvanMeszaros)在2001年《社会主义还是野蛮主义》(SocialismorBarbarism)一书中所说,美国试图攫取全球的控制权,这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运作方式中所固有的,这一企图正威胁着人类,因为“一个霸权帝国主义国家永久地对全世界实行极端暴力的统治……世界秩序以一种荒谬而不可持续发展的方式运转”。
美国帝国主义的这种新时代将产生其自身的矛盾,其中包括其他大国为施加它们的影响而诉诸相同战争手段的尝试,以及各弱小国家采取的各种战略和非国家行为主体所开展的“非对称”形式的战争。考虑到当代武器前所未有的毁灭性,且这些武器被广为扩散,因此它对世界人口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是史无前例的。美国并不是造就了一种新的“美国治下的和平”,而可能是为新的全球大屠杀铺平了道路。
起于美国和全球的来自于底层的反抗浪潮。1999年11月西雅图事件后的近两年里,反全球化运动的发展壮大成为世界舞台的主流,2003年2月,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全球反战浪潮继而发生。以前世界上的民众从未这样迅速地起来反抗,并这样大规模地试图阻止一场帝国主义的战争。帝国主义的新时代也是反抗的新时代。越战综合症曾在几十年中困扰着帝国秩序战略的制定者,给美国造成了深刻的影响,而这次似乎还伴随着全球更大范围内的帝国综合症———没有人真正愿意看到这种情景。这也特别表明,美国统治阶级扩张美国帝国的战略从长远看不可能成功,而且他们将自己证明这一点———我们不希望世界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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