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的深层，历来有一种美国特殊论。美国大诗人惠特曼曾说：“美国的成长无需任何参照系”。美国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特纳（Fredrick Jackson Turner）在《边疆在美国史上的重要意义》（1898）一文中激烈驳斥了美国文化的“欧洲种子论”，以充满感情的文笔描述了美国人如何在向西部拓展“新边疆”、建立新社群、特别是在与印第安人和大自然殊死搏斗过程中演变为一个全新的、独立于欧洲文明的文化民族和政治民族的历史。特纳写道：
新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想很复杂，但在实际层面上，则是把传统右翼的注重实利和传统左翼的理想主义结合起来，并推上一个神学高度。在遭受9-11恐怖主义袭击之后，小布什政府表述了一种具有“道德清晰性”的国家政策：美国肩负在全世界传播****繁荣的福音、维护现有世界经济、政治、文化格局的不可推卸的责任；谁反对美国谁就是邪恶；谁不是美国的朋友就是美国的敌人（”
you are either with me or against me”）；美国有权利和义务摧毁邪恶国家，在敌视美国的地方搞“政权更迭”（regime change）和“国家重建”（nation-building）。显然，这种以捍卫美国国家安全为名的进攻性外交军事政策，极大地冲击、动摇、甚至瓦解了传统的国际法框架、国家主权概念、和正义战争的基本准则，在美国国内和国际上都召来了引发了广泛的忧虑和批评。
这种以自己的无限主权界定别人的“有限主权”的做法在现有国际法法理学意义上当然说不通，在其推行的实践中，给人的“道德教训”不过是“力就是理”（Might is Right），谁的拳头大谁说了算。当代语言学大师、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政治评论家乔姆斯基（Noam Chomsky）一直把美国叫做“最大的流氓国家”，就是这个道理。这自然不是美国想要在世界上给自己树立的形象。其实，对于美国对外政策的双重标准，就连美国国内主流媒体也心知肚明。许多报纸的社论和评论都指出，这次美国以“反恐”威名攻打伊拉克，但至今既不能证明萨达姆和本拉登之间的关联，也不能提供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但面对北朝鲜的公开叫板，却无计可施，一让再让。这种对比昭示给其他所谓“流氓国家”（rogue state）的道理再明白不过，这就是：赶紧发展核武器，没有原*子DAN就要挨打。美国事实上变成当今世界核扩散的一个推动因素，这当然也不是美国想要看到的结果。
美国在当今是世界上的所作所为，在不少人（包括许多正直的美国人）眼里是地道的霸道行径。美国国家精英对美国战略所作的描述和说明，也被许多人视为赤裸裸的权力话语。但事实上，如果能从美国如何以自己主观的自我形象出发去看世界，再从按自己意志塑造的世界中进一步得出有关自我认识的结论，人们就可以看到，在美国明目张胆的霸权论述下面，的确有一种“道德理想主义”基础。这一精神基础一般被称作“威尔逊理想主义”（威尔逊是一次世界大战期期间的美国总统，曾在巴黎和会上提出民族自决的理念）。这种理念和美国立国的清教徒理想主义精神和“美国天命论”（the manifest destiny）一脉相通，认为古往今来所有别的国家都仅仅基于自身的利益行事，而唯独美国的行为出自于一种高贵纯正的理念（自由、民主、追求幸福的权利，等等）。因而美国是历史的前卫（pioneer of history），代表着人类的未来。美国的未来既然代表着人类的未来，美国当然就应该追求对全世界的主导权和控制权，保证自己的价值观和军事优势永远不受挑战。既然美国要的是所有人都想要的，既然美国的成就自然会使全人类受益，总而言之，既然对美国有好处的对全世界也有好处，美国有的是所有别人都喜欢的（即便不喜欢也得吃不了兜着走），那么美国当然就有基于自己的判断对外动用武力的绝对自由。在乔姆斯基看来，这就是威尔逊理想主义的“现实世界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