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哈特和内格里关于北-南分野日趋消失的论断明显是错误的。他们关于当代资本和劳动流动的方向和程度的论断同样是错误的。他们说这些流动达到了何等的前所未有的程度，这完全是漫无边际的夸张。尤其是他们完全无视19世纪的移民堪与20世纪末的移民相媲美。实际上，19世纪移民的规模要大得多，特别是我们把亚洲内部和来自亚洲的移民考虑在内(Held et al 1999, chapter 6)。此外，说投机资本和金融资本流向“劳动价格最低廉而政府保证剥削的力度最高的地方”，也只是在很小的程度上才是正确的。这就是说，只有当其他条件相等时，首先而且主要是当人均国民收入相等时才是正确的。但是，大部分条件（尤其是人均国民收入）在世界的大多数地区和国家是根本不相等的。因此，和从富国实际流向穷国的那点资本相比较，资本流动的最大份额是在富裕国家之间进行的，而那里劳动的价格相对较高而政府保证剥削的力度相对较低。
第一，尽管我承认一种世界国家（我决不反对称之为“帝国”）正在形成之中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我所重构的体系性积累周期为正在发生的世界历史从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阶段向一个可能的但决不确定的世界国家阶段的过渡增加了一种时间跨度和不确定因素。正如《漫长的二十世纪》和《世界体系的混乱与治理》所表明的，世界资本主义最初是嵌在一个城市国家体系里，从城市国家阶段向民族国家阶段的过渡持续了几个世纪。在这个过渡阶段的至少2个世纪里，城市国家（主要是威尼斯）或从城市国家游离出来的商人（主要是热那亚）始终是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先锋，尽管这次过渡的领头羊是联合省，一个国家把衰落中的城市国家和正在兴起的民族国家的特点结合起来的国家。(Arrighi 1994, 11, 36-47, 82-158; Arrighi and Silver et al 1999, 37-58) 尽管我们也注意到世界体系转换的步伐加快了，但过去的经验似乎表明，目前正在进行的从民族国家向世界国家的过渡至少要持续一个世纪才能完成。它还表明至少某些民族国家或者是民族国家与世界国家的杂交形式可能会成为这次过渡的领头羊。
第二，正在发生的转换的不确定性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下述事实，以前发生金融扩张和霸权过渡的时期都伴随着日益加剧的不稳定和资本主义意想不到的自我毁灭。尽管过去的不稳定和自我毁灭的一个重要因素（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现在不大可能发生了，但今天正在衰落的霸权（美国）企图强加于全世界的那种统治仍然可能成为不稳定和自我毁灭的一个重要源泉，比它的前辈毫不逊色(Arrighi and Silver 2001, 976-9, 982-3)。我在《漫长的二十世纪》中借用熊彼特的话来结束这本书：“人类在地狱般的（天堂般的）资本主义后的世界帝国或资本主义后的世界市场社会里窒息（或享福）之前，很可能会在伴随着冷战世界秩序的瓦解而出现的不断升级的暴力恐怖（或荣光）中化为灰烬”(Arrighi 1994, 356)。
第三，把现在的和过去的过渡加以比较的确可以证明，无论是在占统治地位还是从属地位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反资本主义斗争，在加剧1970年代的危机方面发挥了新的重要历史作用。的确，目前的金融扩张（与以往的金融扩张不同）在一个非常实际的意义上主要是一种遏制非西方世界人民和西方工人阶级结合起来的需求的工具。同时，金融扩张以及全球政治经济的重组相当成功地瓦解了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大动荡时期作为这些需求之载体的社会力量。这个成功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是保持住了北-南收入差距的鸿沟，我在上文已经指出这种鸿沟在今天和20年或40年前一样大。很难想像这个巨大的顽固的鸿沟在决定无产阶级的认同和北-南关系上会不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它在形成世界国家的过程中同样会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在西雅图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突出地表明，围绕着正在形成的世界国家的斗争既是北方与南方的斗争，也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斗争。由于资本的所有者集中于北方，而庞大的且日益增长的世界无产阶级主要集中于南方，所以这两种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Silver and Arrighi 2001； Silver forthcoming)。
最后，尽管北方与南方之间的鸿沟在整体上相当稳定，但在过去的40年里制造业以及北美和西欧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有相当大一部分转移到了东亚。在1960年到1999年期间东亚在世界附加值中的份额（这是衡量本地区居民所掌握的世界市场份额的一个有效的尺度）从13%上升到25.9%, 而北美的份额从35.2%下降到 29.8% ，西欧的份额从40.5%下降到32.3%。更重要的是世界制造业附加值的变化，在同一时期东亚的份额从16.4%上升到35.2%, 北美从42.2%下降到29.9% 以及西欧从32.4%下降到23.4% (所有这些百分比都来自世界银行1984 and 2001)。说这些变化不会影响帝国的构成，那是决不可能的，尤其是当我们考虑到国家和市场在东亚的历史要比欧洲和北美长得多(Arrighi and Silver 1999, ch. 4)。哈特和内格里的眼睛里却只有欧美帝国的谱系，甚至不考虑它们与亚洲的谱系混合杂交的可能性。